《温文尔雅》：作品相关
经典诗文名句是在文化历史的长河中经由不同时代的涤荡而得以留存，是一个民族传统智慧的结晶。温家宝在不同场合挥洒自如地引用诗文名句，准确且令人信服地阐释了中国政府的政治策略和行政理念。
“尔雅”的《温文尔雅》
乍看此书标题之时，我哂然一笑，多浅显的标题啊，“温文尔雅”四字不就是说写书之人是一态度温和的文士，所写之书是以“温柔敦厚”诗教为主旨。这样浅显的标题还真是丢在书堆里都不容易找到。
但是当细读内容之后，我突然感到汗颜，对于自己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温文尔雅”四字在这里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其字面的意思，而是暗自运用了“隐微”的手法。温文表面上是指引用诗歌之人是一温和的文士，但是暗指引用的文本是温总理所言。“尔雅”二字就更是这一标题最具深意之处。
大家都知道，儒家有一部经典文献就叫作《尔雅》，它是中国第一部解释词义的书，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尔雅》这本词典为何会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呢？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辅助人们读懂经书吗？实则不然。《尔雅》一书的编撰顺序体现了作者对于“六经”思想的理解才是它在后世被列入儒家经典最重要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讲，《尔雅》是一本作者将其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溶解进文字编排的书籍。因此，《尔雅》可以说是较早的具有隐微思想的儒家著作。作者将本书的题目取为《温文尔雅》，实则是借用了《尔雅》一书所隐含的隐微性，指出了本书的内核——通过解析温总理所引用的诗文，来体会诗文背后所隐藏的微言大义。
“隐微”之所以是后代最看重的诗歌内涵，并不仅仅在于诗歌本身的特质，而在于始自春秋的实际功用——外交辞令的运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频繁，各诸侯国在与他国交往之时其实都试图最大程度地保障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是在春秋时期“温柔敦厚”思想的浸染下，各国的外交家们并不好意思将自己的意图直接表达出来，就在此时，他们发现了诗歌具有隐微的特质。春秋时期的诗歌多是以四言为主，四言句式并不能很好表达作者的意图，因此可供读者想象的空间就增加了。《诗经》就被认为具有这种隐微性，后人认为其中具有讽刺之意的作品甚多。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诗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排解烦闷，讽刺时政的载体，更是与他国外交的语言工具。诗歌在中国古代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味。
随着清末西方的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学校进入了学科划分的时代。当文学、史学、政治学、哲学这些在古代社会密不可分的思想成为了单独的学科之时，诗歌已经失去了其生存的政治土壤，它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文本。因此现代人对于诗歌的理解仅仅限于文本本身，而极少注意到诗歌所隐含的内容，即隐微性内容。而这恰恰是《温文尔雅》一书所突出的重点。此书的体例安排就体现了这一点：此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列出诗文，并在诗文后“详其出处，明其作者”；第二部分是正文，大致可分为三个片段。首先列出现代人引用的背景；其次分析引用的古人诗歌的背景以及诗歌内容；最后分析现代人引用的诗文。
将诗文本意的解读嵌入现代人对于诗文的引用背景及现代人对其引用诗文深意的分析之中的体例安排，就体现了本书作者的隐微意图——以古诗文关照现实。通过对于文本内容的解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作品内容分析部分，本书作者着力甚深，不仅仅指出诗歌本身的内容，还通过作品写作背景或者原著者的生活经历或明或暗地指出了诗歌写作的隐微之处。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文。本书作者引用了《论语》中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说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的“士”并不仅仅是后世所指的普通读书人，而是“理想人格的典型楷模与儒家社会理想的坚定执行者”。
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精神价值取向是什么？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主心骨，现代仍是如此。也许现代人会怀疑儒家思想是否是现代思想的主要潮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儒家思想已经浸入了每个中国人的骨髓，无法根除。人们所遵循的“孝道”来自于儒家思想，“亲疏伦理”观念也来自于儒家……总之，儒家思想是中国人思想深处的根源。本书作者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专门解释什么是“士”的同时也解释了“士”应该具备哪些品格。作者最可贵之处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运用古典诗文关照了现实世界。他解释古代“士”的含义之时并不仅仅是将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名词，而是作为一个现代“士人”，或者说政治家的化身。现在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具有浓烈儒家思想元素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也恰恰还是那些具有“弘毅”品格的“士”。“以古观今”而“古今皆见”正是本书的独特所在。温总理引用此言勉励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可谓是遵照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但是通过对“士”一词深层意义的解读又可明了它实际上具有了隐微性的外交辞令特点。这正是现代人引用古人诗文最美妙，或者说最独特之处。而这，恰恰是现代学科分科之后我们所忽略的诗文解读的方法。
因此，我们可以说《温文尔雅》是“以古观今”的杰出之作，也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隐微外交辞令”在现代的新型解读，甚至可以说它是“纠正现代人解读诗文方法”的示范之作。总之，《温文尔雅》是解释古典诗文的隐微性对于现代政治生活关照的作品，是以“尔雅”精神释现代政治的典范之作。
古典诗文与“诗意栖居”的理想
两百多年前，德国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人类如何能够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他的“诗意栖居”的理想曾经影响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也影响了诸如海子等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时至今日，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而精神给养愈来愈不依赖于诗歌的时代，亦即人们的生活愈发缺乏诗性的今天，这样的命题是否有意义呢？
众所周知，自2002年温家宝就任国家总理以来，在记者招待会等各种公开场合，经常引用诗文来为自己的讲话做注脚。截至目前，温总理在公开场合引用过的诗文约有100多则。《温文尔雅》一书就是这些诗文的结集。
经典诗文名句是在文化历史的长河中经由不同时代的涤荡而得以留存，是一个民族传统智慧的结晶。温家宝在不同场合挥洒自如地引用诗文名句，准确且令人信服地阐释了中国政府的政治策略和行政理念。
例如2003年3月18日，新一届国务院领导首次中外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时，温家宝总理不疾不徐地背诵出辛亥革命元老于佑任的《望大陆》一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温总理运用这首诗歌恰倒好处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心声，使这首原本不为多数人所知的诗歌传遍了大江南北。
2008年5月12日，一场震动整个亚洲的大地震突如其来，顷刻间，城镇变成废墟，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被吞噬。5月23日上午，已经几次奔赴灾区的温家宝总理，又来到设于四川长虹集团培训中心院子里的北川中学临时学校看望师生。在一间教室里，温总理拿起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大字：“多难兴邦。”他说：“我们要记住这4个字。相信经受过灾难的同学会更加努力。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北川中学。它将不仅是一种纪念，更是地震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精神的一种象征。”
“多难兴邦”出自《左传?昭公四年》。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经过一度内乱之后，楚灵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就有了称霸的野心。在众多的诸侯国中，楚国和晋国势力较强，楚灵王就派人出使晋国，要晋平公和他一起召集诸侯会盟，让楚国做盟主。一心想做盟主的晋平公，听了很不高兴。但他表面上不露声色，先安排楚国的使者去休息，然后找来大夫司马侯研究对策。
司马侯“多难以固其国”的主张虽然是为诸侯之间的争霸而服务的，但他的思想精髓却超越了那个时代和争讼纷纭的诸侯之战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后世的有识之士对其作了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将它表述为“多难兴邦”。如清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人李鸿章在其遗折中就说：“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提炼后的表述，文字更为简洁，寓意也更为鲜明。
2008年5月23日，在灾后临时搭建教室的黑板上，温家宝总理用白色粉笔又写下了这四个苍劲大字，他是在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世界人民表达灾后重建和发展兴邦的信心和决心！
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恰逢其时，能引发人们诵读古典诗文的热潮。
2007年5月4日，温总理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与青年学子们共度五四青年节。在人民大学图书馆回答同学们的提问时，温总理针对有同学问及自己在谈话中引用古诗文时说：“我在网上看到，沈阳师范大学有位教授曾经把我前四次记者招待会引用的古代诗文统计了一下，说‘总理引用诗文的百分之九十五是教科书没有的，这应该引起我们教学上的深思’。”
总理的这番话也不禁令我们深思，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反省教科书的编写。因为，教科书的编写是着眼于知识体系的科学合理，强调的是学生对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的掌握。温总理引用的很多诗文，出典甚为广泛，是需要课外广泛阅读方能了解的。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温总理在不同场合对这些古诗词的引用，其解读的视角和运用的方式，作为范例用来启发我们如何学习和运用古代诗词是很有意义的。
同时，从拓展传统文化解读空间和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温总理在讲话中对诗文的灵活运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为他所引用的诗歌赋予了时代的新意。
比如，2003年10月19日，世界旅游组织第15届全体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式讲话中，温总理引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句古语，呼吁国际友人来中国旅游，强调的是泱泱中华不仅有“万卷书”的文化底蕴，更有“万里路”的山川灵秀。这种解读方式，自然浑成又别具新意。在沿袭这两句古语本身强调个人文化储备和实践操作能力的积累的同时，一语双关，别出心裁地加以继承、发展。而作为国家领导人，运用传统诗文名句阐发政治理念，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认同。也必将激发广大民众对传统文化的阅读激情与探索兴趣。
《温文尔雅》一书由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所属北京分公司历时两年精心策划，多位古典文学博士编撰。其中辑录了百余条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所引用的古今诗文名句，并对每条诗文详其出处，明其作者，同时细致说明引用的语境，并结合原作和温总理引用时的背景予以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赏析。对于传统文化爱好者而言，可借此一窥传统文化之苑囿；而那些对温总理的政治胸襟、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内涵有兴趣者，通过本书，能领略到一个大国总理的文化底蕴和语言魅力，更能体会到东方古国传统文化的智性闪光。
子曰，不读诗，无以言。无论从个人知识体系的完善还是人格品性的养成，乃至大到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积累，《温文尔雅》都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她从基调、主题到笔触，都历经披荆拣棘般的磨砺，因此，值得您细细品读。相信这些诗文会和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一样，经得起岁月急流的冲洗颠簸。
以传统文化为生命底色，做温文尔雅的现代人
在历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在一次次重大外交场合，温家宝总理引经据典，妙语连珠，他“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非凡气度，运用中华民族传统智慧处理国际事务的非凡能力，温文尔雅的外交风度，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评价、学习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树立了榜样。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博大精深，温家宝总理在各种场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灵活运用，是一个大国总理政治智慧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从另一角度来看，温总理在不同场合对经典诗文的引用，其独特的解读视角和运用方式，更是为我们学习和运用古典诗文提供了一种借鉴的范本。
有感于温总理在各种场合对中国传统诗文的娴熟运用，笔者将温总理所引用过的古今诗文作了一番梳理，从中筛选出百余条，始成《温文尔雅》一书。本书由中国画报出版社牵头，多位文学博士协作，将中国经典诗文与现代政治智慧融会贯通，以飨读者。
文以载道，经典诗文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载体。对芸芸众生而言，这里有实现身修的人格塑造与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政治社会的途径——做儒家所强调的“弘毅之士”，追求“仁”的终极理想社会。在这里，儒家学者还会告诉你，要想生活在一个人心皆善，远离虚伪欺诈的美好环境中，就要先修身，做到“德不孤”，这样你就会在无形中吸引许多性情温良的人前来比邻而居。对高居庙堂者而言，这里有儒家历来所倡导的仁政的源头——大禹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高居庙堂者可以通过借鉴这种施政主张，落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施政理念。
上至高居庙堂者，下到芸芸众生，借《温文尔雅》一书，仍可从几千年前老子的“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的教诲中汲取到为人处世的道理，把工作乃至生活中繁杂、琐碎、细小的事当成大事，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做好，这样才能成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人生的“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这泪水是我对于祖国对于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于这片土地的挚爱；为什么“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因为这“恻隐之心”是对民众疾苦的同情，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为什么面对“非典”时，我们能够坚信“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因为我们有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坚定决心与信念；为什么要贯彻“民惟邦本”的为政理念？因为我们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亘古道理……
在经典诗文中，处世为人的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蕴含其中。常读常诵这些经典诗文，对每一个人的眼界、胸怀、志气、品格修养的提高都会大有裨益。
相较于现代文学，因古典诗文内容的不易理解，人们在没有完全吃透古典诗文立意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对其产生歧义，故需要手不释卷、大量诵读，在一遍遍的诵读过程中，逐步提高审美水平。这对于当下时人追求“快餐文化”、“俗文化”的片面审美现状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冲击，同时也是一种有益的提升。这里有一则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北京某高校一位教授现代文学的老师原本不太赞同自己的孩子背诵古典诗文，她认为古典诗文内容很难，担心产生歧义，主张孩子先多读一些现代文学作品，有一定基础之后再学习古诗文。一个晴朗的秋日，她带着八岁的女儿一同去爬香山，登上香山之顶，面对着碧蓝的晴空和漫山的红叶，她苦于该如何描绘，女儿脱口一句“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女儿如此贴切的审美表述让她呆住了。这两句诗原是赏月，而此处的活用则远远超出了赏月的意境，把造物主赐予人们的美景和小女儿对大自然、对美好生活的热爱紧密结合，勾画出了一种别具韵味的意境。在现实美景和古诗优美意境中的交融中，孩子的审美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综览当今社会，诚如一位普通中学语文老师所言：“时至今日，当丢掉传统的厚重以为可以轻装上阵的我们，不得不面对学生异常贫乏的精神世界、异常低浅的人文素养、异常脆弱的人格操守的时候，不能不痛彻心扉地意识到：真该留下点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保持住属于民族自己的个性。”这种感慨，不仅仅是一位教师在十多年教学实践中有感于学生精神资源匮乏所发出的感慨，它更是一位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对国人精神文化建设的关注。
亦如温总理在一次访谈中对广大学子、对“四万万同胞”提出“多读书”的希望时所言：“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值得特别关注。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即便不能穷尽心力，遍阅传统文化之浩瀚海洋，也能从《温文尔雅》中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之一斑。此愿，亦即笔者的期望。
2007年5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与青年学子们共度五四青年节。在人民大学图书馆回答同学们的提问时，温家宝针对有同学问及自己在谈话中引用古诗文时说：“我在网上看到，沈阳师范大学有位教授曾经把我前四次记者招待会引用的古代诗文统计了一下，说‘总理引用诗文的百分之九十五是教科书没有的，这应该引起我们教学上的深思’。”
沈阳师范大学这位教授的“深思”也同样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据我们粗略统计，温家宝自2003年任总理以来，在不同场合引用的古今中外诗文名句多达130余次，其中大多是大中小学教科书中所未曾涉及的。这的确“应该引起我们教学上的深思”，不过，我们的深思不意味着要反省教科书的编写。因为教科书的编写是着眼于知识体系的科学合理，强调的是学生对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的掌握，温总理引用的很多诗文，出典甚为偏僻，是需要课后广泛阅读时方能了解的。所以，不能因为总理引用过，教科书就必须容纳进去。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温总理在不同场合对这些古诗词的引用，其解读的视角和运用的方式，作为范例用来启发学生如何学习和运用古代诗词确是很有意义的。
英国的《泰晤士报》说：“温家宝是继毛泽东之后，唯一能在公开场合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精深造诣的中国领导人。”这个论断未必完全准确，因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也曾在公开场合多所运用中国古代诗文名句阐发自己的观点，但这一论断足以说明西方人对中国领导人熟练运用本民族的传统智慧应对处理各类事务能力的欣赏。经典诗文名句是在文化历史的长河中经由不同时代的波浪淘洗而披沙拣金的，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智慧的结晶，当你在阐发个人观点的时候，适当地运用一些传统诗文名句，不仅能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由于这些诗文名句所内具的真理性和共享性，将使你的论断更具说服力和公信力。温家宝总理在不同场合挥洒自如的引用传统诗文名句，便准确且令人信服地阐释了中国政府的政治策略和行政理念。之所以每每引起媒体的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大国领导人温文尔雅的政治风度的表达，更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的展现。
显然，单一从教学角度的“深思”未免狭窄，我们似乎还应该从拓展传统文化解读空间和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精华的角度来认识温家宝总理对传统诗文的运用。就解读视角而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多用来强调个人文化储备和实践操作能力的积累，温家宝总理于“世界旅游组织第15届全体大会”的致辞中引用这两句古语，则是呼吁国际友人来中国旅游，强调的是泱泱中华不仅有“万卷书”的文化底蕴，更有“万里路”的山川灵秀。这种对古语的解读，自然浑成又别具新意。就继承发展而言，作为国家领导人运用传统诗文名句阐发政治理念，这一行为本身便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认同，也必将激发广大民众对传统文化著述的阅读激情和探索兴趣。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温家宝总理所引用过的古今中外诗文做了一番梳理，从中筛选出一百条。于每条诗文，详其出处，明其作者，细致说明温总理引用的语境和环境，结合原作和温总理引用时的背景予以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赏析。故本书对于不愿仅限于教科书了解传统文化的学子而言，可藉此开阔眼界；对于传统文化的爱好者而言，可藉此一窥传统文化之园囿；至于那些或对温家宝总理的政治胸襟、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内涵表示兴趣者，藉此书将领略到一个大国总理的文化底蕴和语言魅力，一个东方古国传统文化的智性闪光。
书成待梓，出版社嘱为之序，于是写了上面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否正确，书中所选条目及阐释是否准确、清楚，恳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正。
《温文尔雅》：第一部分 诗
当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古老的思想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我们现在提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其实质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尊重人的价值、关心和保障人的权益，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007年2月26日，新华社刊发了温家宝总理的一篇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温总理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和意义，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温总理在文章中谈到：“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尊师重教”的教育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思想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随后，温总理指出：我们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互办文化年等，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
在上文中，温总理所提到的“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五子之歌》是一组组诗。据诗前叙事之辞介绍，该组诗的创作背景是：大禹传位给启，启传位给太康。夏后帝太康不理朝政，终日在外游猎玩耍，竟至百日不归，丧德失民，民怨四起。有穷国诸侯王后羿看到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就抵拒太康不让他归国。在这痛心的时刻，太康的五个弟弟搀扶着他们的母亲来到洛水边上，等待太康的归来。他们回想祖父大禹的告诫，写了一组诗歌，以示怨愤。这里所选是其中的第一首。意思是说：我皇祖大禹曾有明训，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以轻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我看处理天下的事情，就是一般愚笨的人也能胜过我。一个人多次失误所导致的民怨难道要等它完全显现出来吗，应当考虑在它还没有显明时就省察自己。我治理人民，谨慎得像用坏索子驾驭着六匹马一样，做君主的人，又怎么能不有所敬畏呢？
这首诗所表现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作为诗眼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两句，更是以凝练的语言，概括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宝贵的思想之一种——民本思想。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民本思想的萌芽在中国是很早的，从现存资料看，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就开始意识到，民心向背对封建王朝的兴亡具有决定作用。如春秋时齐国政治家管仲就说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的论述则更多，他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中深深地渗透着对“民”的关切和重视。到了他的后学孟子那里，这一思想则被概括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今文《尚书》为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所献之本，其中夹杂了两汉魏晋人的许多伪作，《五子之歌》便是其中之一。据此，我们可以肯定：《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的思想，其实是人们对春秋以来已成为一种共识的“重民”思潮的概括和总结。这一思想产生之后，立即成了历代仁人志士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王符《潜夫论》就说：“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无必从之。”程颐也说：“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遗书》二十五)朱熹则进一步发展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
当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古老的思想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我们现在提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其实质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尊重人的价值、关心和保障人的权益，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温总理的这篇署名文章发表在2007年3月“两会”召开前夕，在之后不久召开的“两会”上，民生问题备受关注，诸如棚户区、贫困生、征地补偿、抑制房价上涨等等问题，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高度重视，从中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思路。
2007年6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华世纪坛观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在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进行交谈时说：“《诗经》中有句话：‘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意思是说，我们做斧柄时，只要按照先人传下来的斧柄的样子去做，大体能像。做出来的虽然不是同一把斧柄，但是同根同源。即观斧造斧，斧砍斧削，互为其根，互为其本，这就叫一脉相传。”
在很多采访中，温总理曾多次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回答记者提问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知道，《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描写周代社会生活的大量诗句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打开了一扇窗户，《诗经》中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及其清新自然的创作风格则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屈原的《离骚》、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李白的《古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等，无不是对《诗经》艺术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再来看《诗经》中流传较为广泛的这首《伐柯》，旧说多以之为“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这种说法显然是对《诗经》命意的过度政治化阐释，故为后世学界所不取。细味全诗，不难发现，《伐柯》其实是一首男子在喜庆的婚礼上所唱的乐曲。
诗的前四句将伐柯之斧与娶妻之媒相比附，强调婚姻的成合无媒不成。伐，砍伐；柯，斧柄。意谓：怎样才能砍削一个斧柄？没有斧头砍不成。如何娶得妻子回，没有媒人办不到。可见，斧头和媒人是获得斧柄和成合家庭的必要条件。作者以设问的方式，借助砍削斧柄这一日常生活事象，将无媒不婚的道理说得浅显而明白。黄焯《毛诗郑笺平议》对此有精深体会：“伐柯宜斧，取妻须媒，与后世俚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意同。”故后世以“伐柯人”称媒人，并把为人做媒称为“作伐”、“伐柯”或“执柯”。
诗的后四句则将“伐柯”之“则”与“之子”之为相比附，表达了男子对新婚妻子的赞美。则，法则，标准；觏,遇见；笾豆,竹制的食器；践，陈列整齐。意思是：砍斧柄啊砍斧柄，斧柄的样子就在眼前；我娶的妻子怎么样啊？只看她应对婚礼很周全。在对后四句的理解上，学界颇感费解的是“笾豆有践”，多将之解释为婚宴上餐具摆列整齐有序。其实如果结合诗人借斧柄之则的设喻，不难看出，这位新郎颇为欣赏的是新婚妻子料理餐宴事宜的得体和周全。能把笾豆摆放得整齐有序，足见女子的细心和教养。所以后四句的潜台词就是，根据手头斧柄的样子就知道怎么砍削斧柄，看到新娘会不会料理家务就知道她将来是不是贤惠的妻子。
诗中“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一句，后人多引之来比喻两种事物的继承或发展的协调关系。温家宝总理引用《诗经》中的这句话，借斧头和斧柄的关系，生动地阐明了文化传统（带柄之斧头）与新的文化创造（新的斧柄）之间同根同源、互为其本的内在关系，既表达了对我国文化遗产源远流长的赞美，也体现了对民间艺人继承传统文化的勉励。
2005年3月4日，温家宝总理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议，会上温总理说：“我今天来有三个任务。一是看望，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示问候。二是感谢，感谢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改革和建设作出的贡献。三是请教，就是听取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
从“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再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历来文人对君子之交的渴望无不表现在其创作的诗歌等文学作品之中。温总理与古人有着相似的情怀，他曾多次引用我国古代诗文中有关友情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朋友的重视。上文中温总理就引用《诗经?小雅?伐木》里的这句诗表达了自己希望广交朋友的意愿。
回到《伐木》一诗中，我们通过诗人的描述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一只不知疲倦的鸟儿从深山峡谷飞向高大的丛林枝头，嘤嘤作响以求得友伴相知。鸟儿尚且如此，人岂能不知友情的重要。因为知道友情的重要，故而又有了这样的画面：好客的主人滤清纯之酒，烹肥美鲜味，打扫房屋，满备佳肴以招待他的叔伯舅亲，即使亲戚朋友们可能不一定前来，但主人还是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因为这样主人才不会有遗憾和愧疚。
通篇来看，如此求友若渴的热忱贯穿始终。清代黄中松在《诗疑辨证》中说：“细玩此诗，专言友声之不可求，求字乃一篇大主脑。”庶人皆求友若此，在上位的天子则更加需要贤良之友不离不弃，使得整个国家上下亲若友朋，和睦团结。如此有德之明君，则人民将争相依附，国家必兴盛繁达。正如《毛诗序》之所注：“《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至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伐木》一诗以鸟鸣求友起兴，因此这里值得考究的是，开篇以“伐木丁丁”起笔是为了与“鸟鸣嘤嘤”同起兴还是另有他意？有学者认为，“伐木”就是诗人在伐木之中闻鸟鸣而产生的最初联想。也有学者认为，起笔写“伐木丁丁”，意在借伐木“丁丁”与“许许”的声音来与鸟鸣“嘤嘤”相呼应，为诗经惯用之叠音叠字与比兴的写法，是虚写。如同此说，那么不该出现“伐木于阪”。可见，前者说法较为可信。
篇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被后人广泛传诵。文人墨客常多借此句来说明人应该重视感情，广结良朋，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切磋，以求进益。温家宝总理引用《诗经?小雅?伐木》里的这句诗，是希望通过表达自己广交朋友，虚心纳言的态度来鼓励大家大胆直言，参政议政。正如2008年3月4日，温总理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联组会议时所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成朋友了，我和政府部门的负责同志对和大家结成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你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向我本人反映意见和建议”。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2008年3月18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想集中回答一下关于解放思想这个问题。一般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我想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上讲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一直很重视两句话：一句话来自《诗经》，一句话来自《诗品》，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主要讲“革新”意识，当时周文王禀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正是因为这种废旧立新的“革新”精神，使得当时各部落在周文王的统治下势力强盛，从而为之后周武王伐纣灭商提供了物质准备和精神支持。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这种“革新”意识，在今天可解读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温总理的引用，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对改革和创新意识的重视，同时也在强调我们中华民族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但是不断的改革、创新与发展更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温总理引用的这句话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文王》是《大雅》的首篇，据《毛诗序》说：“《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郑玄笺注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说明这是一首谱写周文王业绩、歌颂他受天命而王天下的诗篇。全诗前半部分主要赞扬文王之德：文王之德上与天合；其德并不止于一身，能使子孙贤德，百世不替；由于文王德修兼备，群臣能虔敬谨慎，遇事而惧，由于文王深谋远虑，光明恭敬，商王朝的子孙“侯服于周”，殷商的臣子也臣服于周，并来京助祭。全诗后半部分勉励周王朝诸臣，要感念先祖的懿德，修养自身的德业；同时告诫子孙要以殷为鉴，不断宣扬美好的德行。
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周族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小邦，但承受天命以后就换了一副新气象。”另一种解释是“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字面上，这两种解释都行得通，但从后世引用的情况看，后一种含义较为普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蕴涵着丰富的哲理。首先，它强调了修德在“维新”中的重要性。郑玄笺此句曰：“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著见于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也。”也就是说，文王之所以能以“旧邦”而受天命“维新”，是由于文王的修德，文王之德泽溥被，周族的发展有了光明的前途，承受天命也就适得其时。这实际上为历代统治者“以德治国”的理念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其次，诗句强调了“变”的思想。“其命维新”，不管将“新”解释为“新气象”，还是“革新”，它们所突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变”字，变则新，新则久，这一点已触及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实质所在。正因为如此，这句话引起了先贤的高度重视。儒家经典“四书”中有两部就直接引用了这句话。《大学》还引经据典，进一步发挥，指出早在商汤时期，“盘铭”上就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提示出求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尚书?康诰》篇云“作新民”，强调要造就一代自新的人。之后，《易传》从天人合一的角度作了进一步概括，《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是一个层次分明的理论纲要：道是由一阴一阳的运动体现出来的，阴与阳相互交合易转，形成生生不已的变化过程，日新月异，气象万千。张岱年解释说：“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张岱年全集?卷五》）冯友兰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两句诗简化为“旧邦新命”这四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足以当之。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由三千年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引申、发展而来的新变思想，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思想源泉。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用这句诗非常精辟地揭示了解放思想对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创新，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温总理回答说：“你实际上在问我关于读书和思考的问题。让我引用中外名家的诗词著作，它可以形象地告诉你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经常读哪些书，在思考什么问题。‘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篇首引文节选自屈原的《离骚》。温总理在一些公开场合多次引用《离骚》名句，表明他对这部作品的由衷喜爱，同时也说明他对屈原爱国之情的深切领会。
节选的诗句表达了诗人这样的一种情愫：诗人欲采香木的根株，戴薛荔的花心，佩戴蕙草编制的长长的胡绳花索来效法前代的贤人。他宁愿被今人所嘲笑也要遵循彭咸遗留下的规范。每想到此景，诗人总是擦拭着眼泪深深地叹息，哀伤自己活得如此艰难，只因为热爱美德并以美德自约，诗人早晨被责骂，晚上又被罢官。虽凄凉至此，诗人仍高歌，只要是自己衷心喜爱的食物，纵然为它死上千百次也不后悔半点。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抒情诗，共373句，近2500字。篇名的涵义，古今各家说法不一：司马迁释为“离忧”(《史记?屈原列传》)；班固释为“遭忧”(《离骚赞序》)；王逸释为“别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宋项安世根据《国语?楚语上》“迩者骚离”一句的韦昭注“骚，愁也；离，叛也”，判定“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其后词人仿之，作《畔牢愁》，盖如此矣。”近人游国恩则据《大招》“伏戏《驾辩》，楚《劳商》只”及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认为“劳商”与“离骚”均系双声字，“离骚”即“劳商”之转音，二者“一事而异名”，由此推论《离骚》本为楚国古乐曲名(《离骚纂义》)。这些说法虽都言之成理，但以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最为贴近题旨，既有训诂依据，又有“独历年而离愍兮”(《思美人》)，“思公子兮独离忧”(《山鬼》)等诗句为旁证，较为可信。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由文人自觉创作、独立完成的抒情诗，《离骚》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为后世文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离骚》的主题是多重的，它既充分表达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和深沉执著的爱国情感，同时又展现了“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和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其中爱国和忠君两个主题尤为突出。司马迁说：屈原“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离骚》在艺术上的造诣也极高，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形式、语言表达诸方面都有突破性发展。作者不仅以自身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还在创作方法上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为基调，浪漫主义为特色，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为后世的抒情文学在创作方法上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它不仅继承并发扬了《诗经》赋、比、兴手法的艺术成果，采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而为一，通过“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其弥章”之类的描写，创造出一系列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而且还在吸收民间文学和先秦散文语言营养的基础上，打破《诗经》的四言格式，“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辩骚》)，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骚体。总之，其艺术成就之辉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不仅在艺术上影响着后世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创作，其高风峻节的超凡人格体现以及崇高的爱国情怀也无不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这种影响持久而深刻，温总理对《离骚》诗句的多次引用，便是最好的明证。
温家宝总理较近一次引用《离骚》是在2010年3月14日。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引用《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再次以诗明志，表明自己深情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并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终身。
2007年9月24日下午，在与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中，温家宝总理说：“在座的各位既普通又特殊，普通是因为你们生活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和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特殊是因为你们有知识、有专长，可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特殊作用。你们中许多人都已高龄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你们要继续关心国家大事。”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曹操的名句，曹操的一生正是这句诗的写照。在创作这首诗时，54岁的曹操刚刚在官渡击败袁绍父子，平定北方乌桓叛乱，正是踌躇满志、睥睨天下之时。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锐意进取精神。
开篇四句从人寿有限着眼，通过两层比喻，以证明世间万物都逃不过生死盛衰的规律。“神龟”典出《庄子?秋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腾蛇”典出《韩非子?难势》：“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以长寿而著称的神龟和能腾云驾雾的腾蛇，它们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样，也都难以摆脱生死大限。
这种对生命极限的无奈感慨，在刀光剑影的汉魏六朝乱世时代，是颇为普遍的。但与同时代人因生死大限难脱而转向“邀游快心志，保己终百年”(曹丕《芙蓉池诗》)的及时行乐不同，已处人生暮年的曹操，却希图继续创建伟业。第二节四句诗，以伏枥老骥自比，表达作者的“烈士”壮怀。尽管对“伏枥”一词学界解释各异，或谓伏卧于厩，或谓服食于槽，然皆可状垂垂老矣之马。在曹操笔下，垂垂老矣之马虽不免困于马厩之老惫，但却有着为常马所不具备的日行千里的远大志趣。这一老马，可说是作者的自喻，也是作者心仪并自许的烈士。“烈士”一词，《庄子?秋水》谓：“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韩非子?诡使》谓：“好名义不仕进者，世谓之烈士。”这类“烈士”都还只是道德意义上的，曹操则进一步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的“烈士”内涵，真正的“烈士”应是如伏枥老骥一样，即便走向了生命的衰老，但仍然“壮心不已”。
第三节“盈缩”四句，从慷慨激昂的志趣挥发转入理性的生命思索：人的寿夭修短，不应只简单的归结为天命，如若善于修养，也可以延年益寿。从前诗对壮志情怀的抒发我们可以推知，诗人的生命“养怡”之福里，显然也包含着对不老的理想抱负的“养怡”。
全诗从人寿有限到“可得永年”，表达了诗人对生命有限和无限的一种哲理性的思考。作为自然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作为精神的志趣和理想却是无限的，正是对这种无限的理想抱负的追求，才使得生命具有了永恒的意义。这或许才是曹操这首《龟虽寿》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
诗中尤为后人称赏不已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四句诗生动体现了曹操虽然人到老年，但仍然雄心勃勃，希冀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壮烈情怀。直至今天，人们为了表示自己的才能和雄心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希望再有所作为时，也经常会说到这句话。温家宝总理引用这句诗，就是希望年事已高的各位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们，即使身处暮年，也应雄心不老，继续为国家、为政府献计献策，书写生命的暮年辉煌。
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
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的采访。在采访中温总理说：“听说你是第一次到中国来，我对你和你的同事们表示热烈欢迎。中国有一句古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再过十几天，我就要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在这里，我首先通过贵报，对伟大的美国人民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中国人自古就有好客的传统：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就描绘了素不相识的“桃花源人”见到有客至，立即设酒杀鸡做食来招待误入桃源深处的游人；南宋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时也曾描写当地人“丰年留客足鸡豚。”因为好客，所以喜欢礼尚往来，即崇尚礼节上的相互拜访，有来有往。这种淳朴的民风保存至今，很多地方小镇的亲戚妯娌间依然在节日期间相互拜访。每一年来自五湖四海的友人络绎不绝地相继踏入中国这片富饶的土地，国人也争先走出国门，去看看外面不一样的世界。这种交流无疑对于我们弘扬中国文化、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都很有利。温总理引用这句诗，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的好客精神，一方面也体现了对大国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视。
温总理引用的是唐初书法家、文学家虞世南的一首乐府诗。虞世南是唐初越州余姚人。唐太宗常称其有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其诗风与书风相似，清丽中透着刚健。他的著作仅有一卷录存在《全唐诗》中。这一卷共32首，注明隋时所作有7首。作为一位深得南朝文学趣味并训练有素的宫廷诗人，虞世南隋时所作明显带有词藻堆砌、铺陈婉缛的特色。入唐以后，虞世南因道德文章并重而被誉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有一次，唐太宗写了首宫体诗，命大臣赓和。虞世南犯颜直谏：“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作为李世民特意树立的一块“德行”与“忠直”的模范，虞世南的诗风因受到唐初开国宏大气象与昂扬格调的感染，呈现出新的风貌，表现出了对宫体诗的突破与超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初唐文学的健康发展。虞世南的这首乐府诗《结客少年行》就以开阔的气势与刚劲沉郁的风格体现出了初唐诗风革新的先声。
虞世南的《结客少年行》写了一位“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的少年侠客，他到处交游,希望能为世所用并不惜“轻生殉知己”，将豪气逼人的少年侠客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在这首诗中，诗人首先称赏韩魏自古多有节操奇特的人，他们不计名利而风流倜傥，信守承诺而纵横天下。如果与朋友约好了，他们一定会一言九鼎，即使远在千里也会如期而至。“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用伍子胥、高渐离的故事，歌颂侠客们身佩深绿色的弓弦，金鞍骏马交游天下，寻求建功立业的机遇。博望侯，指张骞，汉武帝元朔六年，张骞随大将军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焰焰戈霜动，耿耿剑虹浮”，写侠客们戈矛如霜，剑气如虹，意象新奇壮丽。“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龙沙暗，木落雁门秋”，寥寥数笔便勾勒出西域特有的季节景观，扼要鲜明。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热情好客著称于世。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温家宝总理选择“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这句诗作为开场白，一方面表示了自己对唐尼一行不远千里到中国来采访的欢迎，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为了促进中美两国的交往，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将要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希望双方都能信守承诺，一言九鼎，珍视中美双方所达成的共识。
2009年3月13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记得去年9月24日，我在纽约讲过一句话，就是‘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那时，世界还是一片迷惘，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也看不清楚。现在，时间过去不到半年，我们已经提出了一揽子应对计划。实现这个计划，我依然认为，首要的还是要坚定信心。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希望这次记者会能够开成一个提振信心和传播信心的会。这应该是每位记者的良知和责任，也是人们的期望。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我期待着明年中国和世界都会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温总理在此反复强调信心，并巧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信念，鼓励人们在困难面前要勇于面对和挑战。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不要为今年如画的春景即将逝去而伤感，要知道明年的春天必将以更美的景色来报答你的期待。
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出自杜审言的佳作《春日京中有怀》。杜审言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史书上记载，唐高宗乾封三年、总章元年（668），杜审言游寓长安，参加省试下第。此诗当是杜审言当春下第后所作。诗的首联交代宦游的时间和地点。秦，指唐代京城长安。一个“独”字，将诗人游寓他乡的寂寥心情表现得既淋漓又含蓄。然而，长安古都的春和景明、鸟语花香，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诗人来说，却并“不当春”。这一联巧用重字，使作品节奏和谐，声情摇曳，生动地塑造出一个“相思不独欢，伫立空为叹”的自我形象。
颔联是对首联“不当春”三字的具体化。上林苑，是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前139）在秦代的一个旧苑址上扩建而成的宫苑，规模宏伟，宫室众多，今已无存。这里借指长安园林。细柳，古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西南，渭河北岸一带。汉文帝时周亚夫曾在此驻军，称为“细柳营”。在西京长安，上林苑里鲜花盛开，细柳营前柳枝嫩绿，然而，这一切因诗人省试下第被迫沦落他乡，自然无心看顾。清人吴乔说：“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这一联景中见情，一个“徒”字和一个“漫”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睹物伤怀的惆怅心绪。
颈联描绘的是诗人想象中洛阳友人赏春欢宴的情景。唐朝时长安是西都，洛阳是东都。杜审言曾任洛阳丞，后任膳部员外郎及著作佐郎时亦多在洛阳供职，其家又在洛阳西巩县，因此他对洛阳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西第，东汉外戚梁冀为大将军，起府第在洛阳城西，后人称之为西第。留宾，汉游侠陈遵，豪饮好客，宴会时常取客人车辖投入井中，以防客人中途离去，留宾即出自此典故。诗人想象友人此时在洛阳南桥游赏，又在西第宴饮。想象中的欢畅，正与自己“独游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表现出自己的寂寞孤寂和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在这里，作者不直接写自己对洛阳亲友的思念之情，而是想象旧时朋友踏春欢聚的盛况，运用了“诗从对面写来”的写作手法，使诗意跌宕起伏。诗写至此，似乎已完足诗题中“有怀”二字。但诗人犹觉未够，又引出尾联传颂千古的名句。
尾联构思新颖，造语清新。诗人太熟悉洛阳的一切了，他思念洛城的人，更留恋洛城的春光美景。与一般“有怀”诗相比，这首诗扩大了“有怀”的范围。作者一反前两联的孤独与伤感，将思念化为祝愿，将孤独化为自信，抒发了对洛阳风物无比眷恋和热爱之情，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乐观情怀。明胡应麟在《诗薮》中说七律结句之妙者，“则杜审言‘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杜审言这首《春日京中有怀》，结构齐整平密，起承转合极其自然，其艺术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结句，因其别出心裁，成为千古佳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将此诗尾联化为“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旨在鼓励世人不要被金融危机吓倒，增强对于经济复苏的信心，坚信明年的形势必定会大大好转，明年的春色必将以更加明媚的笑容来报答辛勤耕耘的人们。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2005年6月26日，温家宝总理出席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加强亚欧财金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讲话。温总理说：“中国有句古话：‘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国与亚洲各国山水相连，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亚洲文明；古老而美丽的‘丝绸之路’，谱写了中欧千年往来的美好篇章。中国与亚欧各国的互利合作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已成为亚欧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力量，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致力于同亚欧各国发展富有活力和长期稳定的全面合作关系，与亚欧各国相互支持，携手前进。”
与友邦相交的历史自古有之。最辉煌的当数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到了东汉时期甘英行驶至波斯湾沿岸，再到明初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岸。与友邦相交，不仅能把中国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还能对友邦的异域文化和经济生活作一了解。虽然古代的外交多是以政治目的为主，然而现在看来其历史价值也不容忽视。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是张九龄的诗作。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是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唐玄宗开元贤相，历任中书侍郎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后因病逝世。唐玄宗每让宰相荐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初，安禄山讨奚、契丹战败，被执送京师。张九龄主张按军法处以极刑，玄宗不从。张九龄死后，曾被其预断为“必反”的安禄山掀起了“安史之乱”，唐玄宗因追思张九龄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九龄。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并对岭南诗派的开创有启迪作用。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
唐中宗景龙初年(708)，张九龄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此诗当是张九龄任秘书省校书郎时之作。何格恩《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认为这首诗是唐开元十八年张九龄洪州任上所作，似误。因为诗中“别酒青门路”，已经点明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诗题《送韦城李少府》中的“韦城”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南。李少府，其人事迹不详，少府，县尉的别称。唐代因县令称明府，县尉为县令之佐，称为少府。
张九龄的诗歌，以古风体《感遇十二首》为代表，此外他的律诗亦别具风韵。由于廷臣身份的局限，张九龄的律诗多以应制酬唱为主，但他的不少律诗，力破齐梁咏写物象、流连光景的绮靡诗风，直接取法汉魏古诗的抒情言志传统，格调超迈苍古，这些律诗的创作对唐诗风貌的形成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这首五言律诗在张九龄的诗作中极具代表性。诗题“送韦城李少府”点明该诗乃送别之作。历代关于送别之作，多不胜数，要想将此种题材写得别具新意，并非易事。南朝江淹曾在《别赋》里写了各种各样的离别，自古言别，总是让人黯然魂销，古代的许多送别诗，也大都以表现悽怆感伤的情调为主。张九龄的这首送别诗，一洗悲酸之态，化沉郁为豪放，格调昂扬，催人振奋，尤其是诗中“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这一句，最为后人赞赏。在此之前，三国时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唐初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张九龄的这首《送韦城李少府》与上述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充塞着放达之情与豪迈之气，很可能受到前代诗作的启发。杜甫在《八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中称赞张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张曲江五言以兴寄为主，而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承露，故当于尘外置赏。”这些评论都阐幽发微式地道出了张九龄律诗创作的特色。张九龄的诗歌语言清新简练，结构严谨，使读者于体会离情的刹那，品味着高雅的人生哲理，从中可见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
温家宝总理引用张九龄的诗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方面说明亚洲人民与欧洲人民在漫长岁月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也传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亚欧各国乃至世界各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心愿。
“每逢佳节倍思亲”出自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历来脍炙人口。诗作第一句直接抒情，简洁而又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自己客居他乡的思家情怀。这一句用了一个“独”字，两个“异”字，非常概括地表达了飘泊他乡的游子的客寓心情。《古诗十九首》有诗句云：“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天涯游子之所以会产生思乡之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乡所遇的陌生感。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差别很大，所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说的就是这种现象，这种不同与差异使得孤独的游子常常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异客”，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不如归去”的思乡感叹。两个“异”字加上一个“独”字，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人们飘泊异地的独特处境与心理感受。在中国，每当佳节来临，亲朋好友欢聚在一起，叙亲情，笃友谊，这种团圆带给人们的欢乐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因此，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来说，每逢佳节不能与亲友团聚也就显得尤为悲伤。“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以白描式的表达手法非常直接地表达了人们每逢佳节的思亲情怀，语句简炼，情真意挚，历来不知拨动了多少读者的心弦，成为最能表现游子思乡的名言佳句。
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是一种常绿带香的植物，具备杀虫消毒、驱寒祛风的功能。重阳节，即农历九月九日，又称“老人节”。因为《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在民俗观念中，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包含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据说登高时佩带茱萸可以避灾。后两句意思是说，时值重阳佳节，家乡的兄弟亲人在这一天佩带茱萸登高远眺时，一定会因为自己没有参与而倍加思念。
这首诗语言简洁，明白晓畅，但却言浅意丰，气蕴浑厚天成，可谓家喻户晓，历来诗家评论较多。清人沈德潜以为诗的后两句“即《陟岵》诗意”(《唐诗别裁集》卷十九)。《诗经?魏风?陟岵》末章有云：“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的确，二者在表现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都是从对方设想抒写自己的思乡之情。
2004年是台湾的“选举年”，温家宝总理在当年的春节团拜会上引用了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表现了对台湾同胞的深切思念和对祖国统一的殷切希望。海峡两岸自古以来血浓于水，这种亲情不能也不可能被任何因素割离。大陆每时每刻不在盼望着台湾同胞的归来，相信台湾同胞每时每刻也在思念着大陆亲人，特别是在每一个佳节来临之际。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003年12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纽约美国银行家协会举行的午餐会上说：“中国有一句描写登泰山感受的古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对待中美贸易问题，要有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诸如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贵国社会各界甚为关注。所有这些问题，是在中美贸易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取得共识，也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不应该也不可能影响中美经贸发展大局。只要双方有诚意，这类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和扩大合作来加以妥善解决。”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讲述了高瞻远瞩的重要性。诗句出自杜甫《望岳》。这类题为《望岳》的诗篇，杜甫诗集中共有三首，分咏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本诗所咏为东岳泰山，是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作于诗人“忤下考功第，放荡齐赵间”(《壮游》)之时，即开元二十四年（736）后，是杜甫早期诗歌的代表作。
首联以设问起兴，突出描写泰山的总体特点。“岱宗”是泰山的别名，是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的地方。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郑昂语云：“王者升中告代必于此山，又是山为五岳之长，故曰岱宗。”在统治者眼中，泰山是封建政权“与天无极”、“天禄永得”的一个象征。作者称泰山为岱宗，其间可见他忠君思想之一斑。夫如何，就是到底如何之意；“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虚字，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极为别致。“齐”、“鲁”，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两个国名。古代齐、鲁两国以泰山为界，齐国在泰山北，鲁国在泰山南。青，山色；未了，不尽；青未了，指郁郁苍苍的山色无边无际，浩茫浑涵，难以尽言。首句以问句起笔，既为引出下文埋下伏笔，同时又表现出作者乍见泰山时那种欣喜、惊叹和仰慕之情。次句是经过一番揣摹之后对首句的回答，它既不是抽象地说泰山之高，也不像谢灵运在《泰山吟》中用“崔崒刺云天”之类夸张的语言加以形容，而是从自己的体验入手，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可谓别出心裁。颔联写近望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造化，指天地，大自然；钟，聚集；神秀，指泰山神奇秀丽的景色；这两句是对“青未了”之景的具体化。“钟”字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和情趣；“割”字乍看似乎突兀，但细品却别有妙趣：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判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
两个动词的运用使得原本没有生机的画面显得生机盎然。于中可见诗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作风早在青年时期就已养成。颈联写细望泰山所见。荡胸，心胸开阔；眦为眼角，决眦写出了凝视时间之久。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因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望着，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可知时已薄暮，诗人还在望，不言而喻，其中蕴藏着诗人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尾联化用典故，抒写由望岳而产生的登岳的意愿。《孟子?尽心上》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两句当由此而来。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合当。凌，登临；绝顶，最高峰。“小”，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意思为“以……为小，认为……小”，全句意为：我一定要登上泰山最高峰，在上面俯视的话，众山都会显得矮小。诗人由望山而联想到登山；由久慕其名，到远望近观，再到决意登山，两句虽无一个“望”字，但“望”意无处不在，诗人不仅在用眼望，更是用心在“望”。结句不但令全诗有含蓄不尽之韵味，更可看成是杜甫的自我期许，展示了一个青年诗人的雄心和气慨。清代金圣叹说：“如此作结，真是有力如虎。”而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千百年来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传诵，至今仍能引起我们强烈共鸣的原因。
全诗短短八句四十字，却描绘出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抒发了诗人向往登上绝顶的壮志，表现了一种敢于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极富哲理性。诗篇气魄宏伟，笔力雄健，造语挺拔，充分显示了青年杜甫卓越的创作才华。清人浦起龙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读杜心解》)仇兆鳌亦云：“少陵以前题咏泰山者，有谢灵运、李白之诗。谢诗八句，上半古秀，而下却平浅。李诗六章，中有佳句，而意多重复。此诗遒劲峭刻，可以俯视两家矣。”(《杜诗详注》)。
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杜甫的这两句诗，是要告诉美国经济界人士和欧盟领导人，在经济贸易和国家关系上应该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增信释疑，通过平等协商来扩大合作，解决问题，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2006年9月5日，在访问欧洲前夕，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各国媒体采访的开场白中说：“‘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欢迎你们，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不久，我将要去欧洲出席亚欧首脑会议和中欧领导人会晤，并访问芬兰、英国、德国。这是我担任总理以后第三次访问欧洲。”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所体现的是对客人的尊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得知远方的亲朋好友要登门拜访，提早就把庭院和屋檐精心打扫，甚至作一番装饰。不是作秀不是显露，而是出于对客人的尊重和重视，同时也体现了主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温总理在多次开场白中都曾引用这句诗来表达我们对于各国友邦人士来华的欢迎。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引自杜甫诗《客至》。这首脍炙人口的《客至》是杜甫在上元二年（761）春天所作，当时诗人五十岁，在成都草堂居住。诗下作者自注：“喜崔明府相过”。相过，探望、相访。明府，是唐时对县令的尊称。诗题中的“客”即指崔明府，其人具体情况不详。杜甫母亲姓崔，这位客人有可能是他的母姓亲戚。
这首诗首联写景，用“春水”、“群鸥”意象，渲染出一种充满情趣的生活氛围，流露出主人公因客至而欢欣的心情。舍，指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春水，指流经草堂的浣花溪。诗中“皆”字写出了春水涨溢的情景。鸥鸟性好猜疑，如人有心机，便不肯亲近。而“群鸥日日来”，既写出了诗人毫无机心，得与鸥鸟相伴的人格襟怀，还点出了诗人所居环境的清幽僻静。当然，惟有鸥鸟相伴的背后，也透露出当时诗人亲友云散，交游冷落的窘况。颈联写作视角由户外转到院中，引出“客至”。“缘客扫”，为了客人而打扫，古人常以扫径表示欢迎客人。此联用与客人谈话的口吻，表现了诗人因好友来访的喜悦。
颔联描写待客的情景。盘飧，盘中的菜肴;飧，本指熟食，这里泛指菜;兼味，菜肴两种以上叫兼味;旧醅，旧酿的陈年浊酒，古人好饮新酒，所以诗人因旧醅待客而感歉意。作者舍弃了其他情节，专取最能显示宾主情意的生活场景着意描画。主人盛情招待，频频劝饮，却因家贫酒菜欠丰而不免歉疚，但客人毫不计较这些，从中可见主客之间的真诚坦率。尾联笔锋一转，以邀邻助兴的精彩细节，结束全诗：客人肯不肯与邻家的老翁相对而饮呢？如果肯的话，我就隔着篱笆，招唤他过来一起陪坐痛饮。这令人想到陶渊明的“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无须事先约请，随时过从招饮，使人于真率的人际关系中领略到一种弃绝虚伪矫饰的纯朴之乐。
杜甫《宾至》、《有客》、《过客相寻》等诗中，也写到待客吃饭，但表情达意各不相同。在《宾至》中，作者对来客敬而远之，写到吃饭，只用“百年粗粝腐儒餐”一笔带过；在《有客》和《过客相寻》中说，“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挂壁移筐果，呼儿问煮鱼”，都只用一两句诗交代，表现出待客亲切、礼貌，但又不够隆重、热烈，而且没有提到饮酒。这首《客至》中的待客描写，却不惜以半首诗的篇幅，具体展现了酒菜款待的场面，还出人意料地突出了邀邻助兴的细节，写得精彩细腻，亲切自然。表述上质朴流畅，与内容非常协调，形成一种欢快淡雅的情调，与杜甫其他律诗字斟句酌的风格不同。
在访问欧洲前夕，温家宝总理接受记者采访时引用杜甫《客至》中的诗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一方面表达了自己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愉悦心情，希望使采访时的气氛变得更加轻松融洽;另一方面也借此表达了中国愿意与欧洲各国加强合作的诚意。这样做的目的正如温总理在这次采访中所说：“中国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时间。”
《温文尔雅》：第二部分 文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之源和力量之源。温家宝总理在许多场合多次引用这两句爻辞，就是在强调这种精神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006年4月6日，正在新西兰访问的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当地华侨华人代表时，语重心长地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团结包容、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高尚品质，不仅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创业，还能够在世界各地努力奋斗，创造丰硕的成果。”
篇首引文出自《易经》的“象传”。“象传”是战国时代学者对《易经》中部分卦名、爻辞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所进行的阐发和解释。乾卦为《易经》六十四卦之首，象征孕含万物的天道自然，它是永恒的，也是变化无穷、生生不息的。
“乾”与“天”、“元”同义，与“坤”相连，是古代文化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基本范畴之一。“象传”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根据“乾”的这一含义而作的引申。据孔颖达《正义》记载，“‘天行健’者，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乾’是众健之训。今大象不取余健为释，偏说‘天’者，万物壮健，皆有衰怠，唯天运动日过一度，盖运转混没，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天行”就是“天道”，“健”就是健壮、运动不息；“天行健”是说天道日夜运行，四季交替，雷动风散，雨润日照，永不止息。“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在这种天道启发下的人道的表现。也就是说，在“象传”的作者那里，赞美天道就是为了塑造和提倡一种理想的人格。天道运行，一往无前，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作为人来说，应该效法天道，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活力，树立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出了人类勇于进取、勇于开拓、勇于向自己的惰性宣战的无畏气慨，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都有着不同的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它体现为积极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礼记?大学》中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革》也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每当“积弊日久”时，总会发生或者改革、或者革命一类的运动，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康梁维新。这些都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革新精神的具体体现。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自强不息”体现为一种刚健、豪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汉唐将士的积极戍边、扬声边陲，民族危亡、外族入侵之时有志之士的喋血沙场、视死如归，“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英雄气慨，“海县清一，寰宇大定”的远大抱负……历朝历代，无数英雄豪杰和先贤圣哲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他们都在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乃至宝贵生命，书写着这一精神的美丽篇章。最后，就个人人格的独立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言，“自强不息”或表现为仁人志士在强暴面前的坚持正义，誓死不屈；或表现为在人生遭遇面前的奋发图强、绝不灰心。前者如有“史笔”之称，不向权势低头的董狐；后者如忍辱负重，成就千古大业的司马迁。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一精神的形象注脚。
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自强不息已经渗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因子。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四点，其一就是刚健有为。1914年，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作题为“君子”的演讲时，即以“自强不息”为中心，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韧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接着，他又提到了“坤”卦中的“厚德载物”，以为“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梁启超先生通过对这两卦的分析，要求莘莘学子既要像天体运行那样，有着刚健有为、奋发进取的精神；又要像大地包孕万物一样，有一种兼容并包、广收博采的精神。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之源和力量之源。温家宝总理在许多场合多次引用这两句爻辞，就是在强调这种精神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
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2010年3月14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温总理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问题之时，说：“你提到一个让我感到非常担心的问题。我曾经讲过，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处理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通胀预期这三者的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方才我说我们可以走出一条光明的路，这是很难实现的，但却必须实现。我们必须注意三点：第一，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就是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利率的合理水平，同时管理好通胀预期，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是货币政策的精髓。第二，高度重视农业，千方百计使今年农业有一个好收成。农业不仅是整个经济的命脉，而且就今年来讲，关系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关系是否能够管好通胀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的好坏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三，我们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起稳回升的好形势。”
温总理接着说：“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走向，因时而动，就是说‘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这需要十分谨慎和灵活。我相信明年的记者招待会我还是满面笑容地来对待你。”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出自《周易?艮卦?彖传》，温总理在引用这句话时，对《周易?艮卦?彖传》卦辞做了调整，但是总体意思并没有变化。这句话的大意是说：根据时势要静止就静止，要行动就行动，静止或行动不失去它的时机，前途才会一片光明。在这里，“时”的概念非常重要。《周易》特别强调对“时”要有所知。如《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即仰观日月星辰等天象的运行，可以察知季节的变化；《丰卦?彖传》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即日至中天必将西斜，月至圆满必将亏损，天地的变化都是根据一定的时机而消长生息。
《周易》强调对“时”要有所知，而“明时”的目的则在于让人们依时而动，做到“时行”。“时行”非常重要，因为“时”是事物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背景要素，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是在“时”之背景、“时”之条件下的运动变化。另外，依时而行固然重要，依时而止意义也非常重大。所以《艮卦?彖传》谓之“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但是止的意义并不简单，不能以为停止不动才是止，其实止还包含着行的意义在内。我们坚持不懈地干一件事情，就是止于行的行。后来我们发现情况变了，这件事情必须停止，不能再干了，这就是止于止的止。止于“行”或止于“止”，决定性的因素是“时”，所以说“动静不失其时”。那么,如何把握时呢？《周易》认为，要想很好地把握时，就要多在“知几”上下功夫。“几”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说,就是苗头。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明事物的发展趋势从细小之处，从眼前之景，便可推得。所以，《周易》特别强调“知几”的功夫，认为如果能够见微知著，守时待变，因时变革，就能够成就大事业。
《周易》中这种“时”的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之一，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华民族成为了一个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伟大民族。温总理强调要“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正是对《周易》中这种“时的哲学”的引申。温家宝总理表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经济政策要十分谨慎和灵活，我们要跟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2003年10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旅游组织第15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说：“古往今来，旅游一直是人们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强健体魄的美好追求。在古代，中国先哲们就提出了‘观国之光’的思想，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名山大川，承天地之灵气，接山水之精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富有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的新兴产业。”
“观国之光”的说法出自《周易》中的观卦爻辞，“观”是观察的意思，“光”，指的是民风中好的方面和礼仪制度中的先进部分。一个邦国或地区，只有做到政治清明、风俗淳厚、人民生活富足满意，才能吸引很多的人前来观光。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因为力行仁政，吸引了许多诸侯国的人前来观瞻。例如虞、芮两国的人希望周文王为他们解决纠纷而朝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眼前的一切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他们觉得自己的问题过于鄙劣，由是争论不解自决。“利用宾于王”是言观察者应学习被观察国家的人民为国效力的精神，以运用于国家大事和民情民意。“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是说运用观光他国的方法，最终达到借鉴的效果。可见，中国古代观国之光的概念带有很大的人文内涵，在历史上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讲观光，其意义指向与旅游一词相近，指的是观瞻一个国家或地区优美的自然风景和光辉灿烂的人文景观。观国之光，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旅游观念。
说起“旅游”这个词汇，它在中国古代早期是分开来讲的，即“旅”与“游”互不相涉。关于“旅”，《周易》中有旅卦，唐代学者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旅”字是这样说的：“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对于“游”字的解释，《礼记?学记》谓：“闲暇无事谓之游。”相较起来，可以说“游”字与现代所说的“旅游”观念更加接近。将“旅”与“游”合在一起讲，较早可追溯到南朝时期，例如梁代诗人沈约在《悲哉行》中写道：“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嘤起稚叶，蕙气动初苹。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这里所谓的“旅游”，是诗人因为客居他乡思念故国从而外出游赏以解忧愁，它还不具备我们今天所说旅游观念的全部内涵，但已经显示了中国古代的旅游观念从早期观国之光的注重人文风俗的考察到偏向游玩消遣的用意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士人喜欢寄情山水，借山水之游以远离政治险恶，从而乐以忘忧。唐宋以后，士人们开始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非常自觉地外出游历，欣赏各地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人文风俗与民风民情，借此陶冶自己的情操，增进自己的见识修养，以期广结良朋，胸怀天下从而治国平天下。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旅游观念怎样变更，其中都包含有观国之光的积极成分在内。
观国之光作为中国早期的旅游观念，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与民众的人文教育中曾经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今天，各地区都在发展旅游经济，如果注重发挥旅游中的观光效应，将本地的自然风貌与民风民俗相结合，无疑会提升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温家宝总理引用中国古代先哲观国之光的旅游思想，借以阐明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意义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现状，是非常妥帖的。在新的时期，深入发掘中国的旅游资源，倡导观国之光的旅游理念，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2005年12月6日上午，在法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温家宝总理应邀前往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了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总理指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变革中发展进步的。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延续发展，虽然在近代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起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于它的刚健自强，在于它的独立意志，在于它的开放包容，在于它的维新变革。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不断变革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自《周易?系辞下》。作为儒家经典之首的《易经》，最早叫《易》，到《周礼》才出现了“周易”之名。“周”，东汉郑玄《易论》认为是“周普”的意思，也就是无所不备，周而复始。但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又有人认为《周易》的得名与《易经》流行于周朝有关；还有人依据《史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认为《易经》乃周文王所著，故称为《周易》。“易”的解释也有多种，但通行的就是东汉郑玄的“三义”说。郑玄《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主要有三种：一是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二是时时在变易之中的；三是恒常不变的。如此众多的解释，一方面说明《周易》成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部著作内蕴的丰富性。
今通行本《周易》和马王堆帛书本均包含《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是中国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