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回家，顺便把一台旧的IBM笔记本电脑给了父亲。看得出，父亲很高兴，等我走后没几天就到镇上电信局申请了宽带。就这样，我家成了村里第三个宽带用户。父亲在家没什么事儿，整天就是到镇上和一帮老哥们打麻将：他不敢在村上打，那些年轻人尽算计他，害他输了不少钱。爸爸身体不好，前些年得了肺结核，后来又查出糖尿病。我跟他说，以后少打些麻将，现在有了电脑，没事儿就写点东西吧，也好让我们这些后辈了解一些您当年的生活。父亲于是就写了。写了一段时间后，他跟我说，不想写了。往事一回忆起来，就像放电影，脑子停不下来，晚上觉都睡不好。我说那好吧，想写您就写，不写就算。谁知道，他后来又写了，到现在居然写了差不多8万字。而且，他还在继续写。　　　　父亲的文字没有文采，很质朴。谁能指望一位初中毕业，一辈子在村小当老师的老人能有什么文采呢？但是，和文采相比，难道不是真实更能打动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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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篇　　苦难的童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每个人都有童年回忆，有的是辛酸的，也有的是甜蜜的。说甜蜜，我的孙辈那才叫甜哪，蜜啊！身上穿的是名牌，几十，几百的出，家长眉头皱都不皱。吃的就更不用说了，还要外带各种营养品。听说城里人还专门请专家制定食谱呢!玩的，有的地上跑的，有的天上飞的，还有的开发智力的—-应有尽有……有人把当今小孩比作皇帝、公主，而皇帝、公主又怎能比得了呢！　　　　50后的我们呢？就说我吧，五三年出生在苏北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也就是生长在“百废待兴”，却“屋漏偏逢连阴雨”的年代。我小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穿的是什么？是父母、哥姐穿过的各种碎布缝制的衣裤。“两人穿一条裤子”是说两人暗地串通一气而言行一致，但在我们的那个年代，确确实实存在：夫妻双方有一个外出就必须有一个在家蹲着。可想而知，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说到吃，讲个故事给各位听听就知道了。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吧，母亲给了我一个外皮是山芋面，里面是野菜的窝窝头。我到邻居表婶家串门，这个表婶常年多病，家中生活也许比我家好点吧。她当时正在家中烙玉米煎饼，我眼睛紧紧地盯着那黄灿灿的玉米饼，那个馋啊！“想吃？用窝窝头换”，表婶望着我的窝窝头说。我又怎能禁受得住那黄灿灿的玉米饼的诱惑呢？于是换了，煎饼吃在嘴里那个香啊……回家后，母亲追问那窝窝头哪去了，我说了实情，就被母亲狠狠的打了一顿。列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窝窝头是我一天的口粮啊！在那个年代，吃什么都有，你们听说过“浮肿”吗？那是我们的父辈因为吃野菜而造成脸肿得像年画上“判官”一样。因此，大队给他们开了“小灶”，所谓小灶也不过是带粮食的饭。　　　　再说玩吧，家庭条件好的，还能买个“花棒”。这是一种用木头制成、里面放些石子，摇起来咚咚响的玩具。还有“货郎”挑卖的用泥制成的吹机，吹起来“叽叽”响。其他的，那只有我们小伙伴自己找乐子了，跳绳，摔跤，下泥棋……玩到兴致时，嘴里还哼着不知谁编的词，“苏联老大哥，给双破毛窝（芦花缨编成的鞋）；破不破，扬州货，光看不值钱，还能穿二年。”还有说：“沭阳大改变，秃子头上安电线，巴掌一拍就来电”……　　　　我们这代人，就这么熬着，熬了一年又一年，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熬过了“动乱年代”，终于熬到了今天的“天堂”生活，作为我，满足啦！
　　心酸的小名　　人自从呱呱坠地，就被父母画上了一个一个符号，那就是小名。因时代不同，名字也带有时代的特征。　　　　回忆起我们那一代人的小名，心里总是酸溜溜的。那个年代，人的出生率不低，可成活率就不高了。我的一个族中堂哥名叫陈维汉，一辈子男孩女孩生了十个，可是到头来“鸡抱鸭蛋”——空欢喜一场，好几个大的十几岁因痢疾等疾病夭折，小的也不过几天就能走路了，十个一个没剩。　　　　那时，医学不发达，人们又不懂得科学接生。据我所知，我们出生的那一代人，庄上根本没有什么接生婆，接生只靠自家婆婆、婶婶和嫂嫂们。有的人家小孩降生后，还专门找生锈的刀片来断脐带呢，导致小孩得了“七朝风”（破伤风，七天发病）。　　　　有一户人家，一连生了三个都得了“七朝风”，到了第四个全家慌了堂，急忙找来巫婆。巫婆说，这个还不是你的儿女，要想下胎留住，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讨债鬼”拖到三岔路口用刀剁了，方能保住下一胎成活。　　　　不知这个小孩是否是得了七朝风，还是正常的孩子。总之，主家信了巫婆的话，把一个还活着小孩抱到了三岔路口，真的用铡刀剁了。　　　　到了第五胎小孩落地时，看那小孩身上有一条白楞楞的一条线，正好和他用刀剁死那个小孩的刀处相融合，疑是讨债鬼报仇来了，慌得全家又是烧纸，又是磕头的。说也奇了，从此后，又接连生了四个全成活了。不过，后面两个是由政府培训出来的接生婆接生的。　　　　那个时代，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祈福上苍，上香、烧纸祈祷老祖宗和过往各路神仙，保佑他们的孩子们平安，或者给小孩起个卑贱的名字好养活。给小孩起小名大概有这几种：　　　　一、以各种牲畜就作孩子的小名，什么阿猪、阿狗、阿猫……于是，就有了大猪头、二猪头、三猪头，大狗、二狗、三狗、四狗等小名了。总之，有了几个小孩就按这个顺序排下去。　　　　二、有的人家因失去第一胎或第二胎孩子的，就以相应的“好”字来取小名，于是就有什么锁住、拴住、留住、卡住、绕住等名字。　　　　三、还有的人家以硬器来命名的，以示小孩的命硬，能抗过短命这一关，什么锅、碗、鏊子、石头等。　　　　四、以尿来取名，这个字原有两种读音（niao或sui ）。一家四兄弟的小名才有趣呢，大的叫大sui,老二叫二niao、老三叫三sui、第四个叫四niao。　　　　五、还有的人家因男孩比较珍贵，把男孩叫做丫头的。我的门旁一个张姓邻居，有好几个女孩，到了最后一个是男孩，娇的不得了。为了好养活，就给起了好几个小名，依次为张丫、假丫、小假。本人因父亲晚年得子，父亲给我取的小名就叫广丫（广是辈份）。　　　　六、以呆、愣、憨来取小名，越下贱的越有人起作小名。　　孩子长到七、八岁，娇贵人家的孩子四处张罗拜干大（即干爸）、干妈。那姓刘的人家就首当其选了，因为“刘”有留住之意。家庭比较寒薄的人家，拜不起干大、干妈的，就拜那碓臼、石磨、石碾为干亲了。　　　　现在这个时代就不同了，网上算命取名，那个分值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要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在人生的路途中一帆风顺，才符合要求。　　　　现在孩子都取叠名，什么文文、静静，甜甜、蜜蜜……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文文静静的、甜甜蜜蜜、无忧无虑生活在和平环境里。愿我们那一代人的小名，永远成为历史，不在我们的下一代人身上出现。
　　一夜之间办起“大食堂”　　一九五八年，全国刮起了“共产风”. 从那时候起，我们这个偏远的小村子就再也没有平静过。话说，当时人民公社下辖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辖生产小队，我们这个村的生产大队叫“长荣大队”，也不知是哪位领导给起的名字，我揣摩着“长荣”有可能是“长久繁荣”的意思吧。　　　　“长荣”大队部就设在我们村，有十三个小队，十个自然村，近三千人，如果以我们村为直径，画一个不规则的半圆的话，其余的自然村就在这个半圆的弧线上，最远的有三里之遥，近的有一里。　　　　大队支部书记名叫庄长山，是一个“铁杆”的共产党干部，曾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后曾留在山东某地做一个不小的官，因其妻子死缠硬拉，硬是逼他辞了官，回乡务了农。　　　　话说在五八年下半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大队部一个四间泥坯草房的窗户里透出了隐隐的煤油灯光，屋里坐满了开会的大小队干部。大队书记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办大食堂，必须保证明天早上社员要吃上饭。那时候，办任何事情是不打折扣的，没有过夜的事，真可谓“雷厉风行”。具体事项：以两个生产队为一个单位，远处的自然村搬到大队部所在地居住，把住户的粮食和有关炊具全部集中到大食堂。　　　　说干就干，一夜之间，真的就把以上事情做完了，大食堂真的办起来了。据当年当过生产队长我叫他表哥的人回忆：那一夜，大小队干部都没有睡觉，生产队的社员自然也就没有睡觉时间。我们这个食堂由两个生产小队合并而成，人口近三百余人。一夜之间，收缴粮食的收缴粮食，支灶的支灶，支磨的支磨，浸泡粮食的浸泡粮食，烙饼的烙饼……至第二天的早晨八九点的时候，大功随即告成。那个早晨，吃的是玉米煎饼，外加一些小菜，管饱。每个社员都有秩序的排队打饭，从第一个领到饭的到最后一个要差三个小时有余……　　　　闲话少说，话说没过几天，人民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目的就是庆祝各大队办食堂，或叫“总结会”。据当年当过大队干部的回忆;每个大队的男女老少都去了，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和不能走路的孩子。说叫“万人”大会，真正参加的人数可能有两三万之众吧，真是人山人海。开完了大会，公社食堂准备了便宴，吃的是白米饭，喝的是白酒，还有猪肉其他菜等，管足。　　　　那天几万人在一起开饭，那个热闹场景，简直无法找到适当的形容词来形容，就说是能喝酒的，也不下万人，划拳行令的，猜数的，怪招百出……如果按十人计出一个醉汉，至少有两、三千个醉鬼。个个都喝得东倒西歪，喝得天昏地暗，满嘴说着酒话，洋相百出……　　　　就这样大食堂一夜之间办起来了。
　　开始吃野菜　　吃大食堂那会儿，我已经七、八岁了，应该是上学的年纪，那时一日两餐都无处着落（我们这个地方一天只吃两顿），上学的事也就不在父母考虑范围了。说实话，那时我都七、八岁了还不会数数。从一到九还顺利，遇到整十整百就是转不过弯来，二十九就不知道奔三十。我的小姑和姐姐笑我笨、蠢才、丢人……当时讥笑我的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那时急得我抓耳挠腮，就是数不对，直到我十一岁进了学堂才解决了数数的问题。　　　　话说，到了六零年吧，那时人们的生活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况，不过我们还是“无忧无虑”，饿了只知道向父母要吃要喝，那时又有几个能了解父母心中的辛酸。那个时候食堂的粮食也快要用尽了，生产队就号召社员们到野地里去挖野菜来弥补粮食的不足，我也随着父母满地跑，遇到好的野菜，父母亲就硬逼我咽下去。所谓好的野菜也就是不带针状、少一点苦味，吃在嘴里容易下咽的哪一种。　　　　再说，有一回父亲从食堂打饭回来，气得连话也说不完整，气的骂爹骂娘……我们都吓得躲的远远的。原因是，生产队规定，参加劳动的方可领饭，不参加劳动的自然也就没饭领，大食堂初那种放开肚皮管饱的情景再也没有了。那时，我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无劳动能力，自然也就领不到饭，我父亲那还能不着急，就搀着我奶奶到大队去评理。大队干部说，别人就是喝稀的，她老人家也要吃干的，语言也相当严厉。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叔叔是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奶奶是烈属，哪还有不给吃的道理。只要有奶奶吃的，自然我的生活就要好一点，这些也都是题外话。　　　　那时候，我母亲也会经常到食堂去帮忙，我饿了就想到去妈妈那儿求助。那时候煮饭烧的是各种杂草，烧的灰就堆在近处，如果要想走近路就必须从灰堆边缘跨过去。那个青灰堆长约十米，高约二米，宽约三米，边缘有一尺深。看着明明是一堆死灰，又岂知死灰下还有暗火。我一个小孩又怎能知道其中的厉害，就从一尺深的青灰堆跑过去,没想到烧得我直跳。我急忙把鞋脱掉，再看我芦花编织的鞋也烧的面目全非。这还是小事，我的脚到膝盖很多部位顿时起了大泡小泡的…… 疼得我“鬼哭狼嚎”，疼得我母亲也直淌眼泪。没想到一堆“死灰”把我烧到床上，足足有一个星期才能下地活动。　　　　儿时的记忆，每每想起来总感觉到鼻子有点酸酸的。
　　“亩产万斤粮”是这样算出来的　　在吃大食堂那会儿，生产力比较低下，没有合成的化肥料，只有人畜粪便以及草木灰之类的家作肥料。那时候我们的生产队有六七百亩田地，那一点点家作肥，好比在一大锅菜里加上一匙作料——看不见。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杂交之类的优良品种，水利也不发达，涝旱各半，是个靠天吃饭的年代，“种一干瓢，收一葫头”是常有的事。当时的干部整天喊今年的产量要达到多少多少，明年又要达到多少多少……那个年头，产量要翻番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当时老百姓有一句顺口溜，形容得恰到好处，“产量成倍翻，没过百斤关”，说的是小麦当年的下种量十几斤，收获时亩产只有三十余斤，这还是好的年景呢……　　　　“大跃进”那个年代，各级政府都需要用数字来证明各自的政绩，所以就一级压一级，一直压到了基层，即生产大队，而生产大队也有一招。话说人民公社召开社员大会，需要大队干部们拿出实际东西来证明所报的产量不虚，为此每个大队都动起了脑筋。　　　　话说我的一个族中堂叔名叫陈松洲，家中有一个不到一分地的蔬菜地，不知是人种的、还是上一年遗留下的种子，竟长出了茎有拇指粗，高约三米有余，围度有一米多的两株黑豆，可能是吸收了充足的水和肥料吧，就是现在也找不到那种扯藤拉秧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这两颗黑豆倒也风光了一把，被大队选中了“状元”。　　　　这两棵黑豆被牢牢地绑在长约五六米的竹杆上，上面插满了鲜花，生产大队组织了欢送队伍，前面鼓乐开道，后面也是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人民公社的会场。而公社干部们真的像接待状元一样，唾沫横飞地把这两棵黑豆赞赏了一番。而精于算盘的干部们用算盘珠一拨拉，根据一棵黑豆的产量和所占面积，自然一亩地的产量也就算出来的。有的大队送的是山芋，一株分量嫌少，就把另一株的果实嫁接在一起……总之，各个大队都有自己的一套，这也许正迎合当时干部们的心理，每一个干部们都乐得其所，个个自然也就眉开眼笑。　　　　“亩产万斤粮”就这样被算出来了。
　　除四害之打麻雀、捉老鼠、赶蚂蚱　　在吃大食堂那会儿，中央有一个除“四害”的号召，那时候真是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话说大队干部在会上布置了任务：实行对四害中的“两害”：麻雀和老鼠外加蚂蚱实行“围剿”。首先拿麻雀开刀，全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有锣的打锣，有鼓的敲鼓，有棍棒的拿棍棒，几样没有的地面上的坷垃头就是武器。田边的、树底的，只要有麻雀能落脚的地方，就有人把守，哪还有麻雀落脚的地方。麻雀打了不少，其余的鸟类倒也成了“惊弓之鸟”，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再说捉老鼠，大队设了一个奖，交老鼠尾巴，根据尾巴的多少，给一定的奖励。那时候社员们个个奋勇争先，有的用老鼠夹子，还有的用一种木制的中空的长方体漏筒，老鼠进去就出不来，真可谓“瓮中捉鳖”。男女老少齐上阵，都在遍地掏老鼠洞，真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社员们的积极性可高呢。　　　　再说赶蚂蚱，若干人围住一块地，地的中间放上草垛，用长长的竹竿把蚂蚱赶往草垛上，然后用火焚之。听说也就是在五五、五六年吧，我们村曾从西南方向往东北方向闹过一次蝗灾，那蝗虫遍地都是，足足有一尺多深，铺天盖地往东北方向蹦。蝗虫所过之处，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变成光秃秃的空地，一棵参天大树也变成了干枝。　　　　打麻雀、捉老鼠、赶蚂蚱，虽然没有改变那时候人们挨饿的境况，倒也确确实实深得民心，虽然没有使它们绝迹，但从此它们再也成不了气候了。
　　从忆苦开始？呵呵，请继续吧，顺祝楼主的父亲健康！
　　叫我父亲来看，他肯定喜欢。
　　大饥荒的开始　　吃大食堂初那个“繁荣景象”，宛如“昙花一现”。话说时间一瞬就到了五九年，吃饭问题就成了当时的大事。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大食堂的诞生，也就是自然灾害的开始。“亩产万斤”粮也没有什么人提了，干部们都在思考这个土地咋整的就不能多长出粮食来?怎样才能摆脱少粮的困境,就摆在干部们的面前了…… 　　　　于是就有人想到：是不是地劲都在泥底下，如果把它翻上来庄稼得到了充足的肥水，庄稼不就长大了？还有的想到，如果把泥土烧一遍不就成了肥料，他们怎么想的就怎么干，于是就有了深挖、烧窑一说。　　　　“深挖”，工具是铁叉，叉头铁制，两齿，长约一尺，有脚蹬处。柄，木制，长三尺左右。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手一把，就这样深挖就开始了。人们日起日落，由冬到春……硬是把土地翻了个遍。吃食堂那会儿，地无边界，吃饭不分你我。在一个公社里，遇到食堂开饭的，打声招呼坐下就吃，所以人力可以随便调动。从这个大队挖到另一个大队，全公社挖了个遍。　　　　那时候人们挨着饥饿，整天抱着五六斤的铁叉，自然就有怠工现象，什么“鱼鳞叉，梅花叉，一叉盖一叉……”， 说的是，叉齿在地上只划上像鱼鳞、梅花那种形象，叉齿根本没有挖下去，或者挖一叉土把前面的空地掩盖起来，这样又能节省体力，又能蒙混过关……　　　　“烧小窑”，窑分为两种：一种是把泥坯垒起中空形状，里面放上当地的“土产”砂礓，加上干柴烈火。目的是想把它烧成灰，没想到“灰头土脸”进去的砂礓，出来的还是“灰头土脸”——一点儿也没变，也有可能火力不够吧，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把砂礓变成灰。那时他们想把砂礓灰用于建筑还是什么它用，现在想来也不得要领。另一种,就是把泥坯垒起来，放上些干柴烈火，专烧这些泥坯。那时遍地都在烧小窑，有的几块泥坯一支，放上一把火，等于完成了任务，说是这样 烧过的泥土就能变成肥料。　　　　这样折腾了一秋一冬，到了来秋，也没见长出好的庄稼，挨饿的程度却越来越来严重了……
　　村里饿死人　　到了六一年，大食堂已经办了三个年头，那一年也是最惨的一年。人们生活极端困难，举个例子吧，有一回大队来了位“光头县长”，姓啥名谁也没有人知道，但头上没毛的特征人们倒还记得，所以都管他叫“光头县长”。　　　　据当年当过大队干部的回忆：光头县长来了，大队干部都犯了愁，这样的大干部怎么招待哦？要啥没啥，实在也拿不出好的东西来招待，最后形成统一意见， 吃“青浆”饭（就是玉米面和野菜混合做成的饭），还外加胡萝卜熬制成的糖来招待县长。也许有人看到这里绝 对不会相信，怎么可能呢，就是真的是这样，难道那位干部能吃这饭吗？疑问却也多多。可这确确实实是事实，食堂确实也拿不出来比这好的东西来招待。列位，那位县长不但吃了，吃在嘴里还连连夸好吃呢，现在想来，那位县长是了解当地的情况的，不然，他也不会连连说好吃。也许是真的好吃吧，也许是另有一种滋味 吧……总之，那碗“青浆”饭却也被那位县长吃了个精光，这也是事实。　　　　县长走了不知有多少时日，也许几个月吧，我们大队有很多人因吃野菜中毒，脸都肿起来了。倪姓有位老太，因心疼儿孙，把自己的那口饭省给他们，自己却饿死了。这位伟大的母亲，那种护犊之情，确实令人感动。　　　　从此后，大食堂烟囱冒的烟，再也没人注意了，号筒喊领饭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大食堂”轰轰烈烈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匆匆几年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借田　　说些题外话，本打算不再写了。原因一，往事有点不堪回首，回忆起来心中总有那么一点酸酸的，二自知自己所写的太过纪实，我的一个大学生侄女看了我写的东西，评论是：质朴，太质朴！言下之意太枯燥，不够圆润，所以我就不想讴那个脑子了。儿子、女儿来电，力劝我该把自己经历过的那段历史记录下来，也好让他们了解了解。细想起来也对，让我的后辈们了解祖辈们当年的生活境况吧，也许对他们的创业、成长起到一些作用吧，质朴就质朴吧，所以又拿起了笔。　　　　说过题外话，还是接着上篇的顺序来写吧，话说六一年村里饿死了人，大食堂也解散了，人们还在和饥饿斗争着……　　　　我曾看过一篇报道，当年的毛主席一家人都在缩食，就连他爱吃的红烧肉都退出了桌面， “一国之君”都是这样，可想而知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了。　　　　到了六二年吧，生产大队秉承上级意旨，准许村民们向生产队借田，按当年的现有人口每人可分到三分地，我们村的大队干部自作主张多分了二分，共五分地。　　　　大集体那会儿，我们这个地方牲畜都是散养的，种田人自然知道肥料的重要性，可那是集体啊，干部不组织谁又会想到那地面上的粪便的好处呢。　　　　自从有了这五分地，情况就不同了，村前屋后、沟渠路边各种动物的粪便，都被自动收集起来了，每家都在认真经营着自己的五分地。到了收获季节，五分地打的粮食比集体四、五亩地打的粮食还要多呢。听当年参加分田的干部回忆，多亏了借田，乡亲们才被从饿死的边缘上拉了回来。　　　　到了次年，大队干部闹不和，有人举报村里多分了地。后果是除了主张多分地的干部被公社严厉批评外，社员们五分田从此变成了三分地，这三分地就是我们现在村民所说的“小园田”，又叫“瓜菜田”，或叫“鸡嘴田”，简单一句话，就是村边零散地块。　　　　土地到户后，也就是说直到现在，这三分地还被名正言顺地牢牢掌握在村民的手里，可想而知，村干部和村民们是多么器重这三分田了。　　　　这借来的三分地，帮助我们大家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也正因有这这三分地的给养，我们走向了新生活。多亏了那三分地！
　　感动。。。跟我父母是一个时代的。他们是真的不容易啊！
　　大食堂倒闭　　
大食堂倒闭，各家又重新支起了炉灶，凭挣工分吃饭的那个年代又开始了（约63年~80年）。说出来，我们这个地方做活的工分，还是向大寨人学的呢，叫做什么“大寨记工法”。　　　　
当时，工分的票面面额分别为：半分、一分、二分、五分和十分。工分的票面大小和饭堂的饭票差不离，有时队里的工分票额数量不足，上面会发食堂的饭票来充工分票使用呢。那时，一般强壮男劳力一个工作日十分工，妇女八分，老、弱者六、七分不等。　　　　
话说，那个时候，生产队的干部组成为：指导员（必须是党员），或干事（没有要求是党员），他们是大队委派的“钦差”，代表大队施行号令或决断大小事情，其次是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民兵排长、记工员。　　　　
有的队还有“队委”这个职，这个职务不在编制之内，是生产队长需要这么个人，但又不能委以重任，只能以生产队队委这个虚职给他。这个人不是个刺头，就是有来头的。有了他，领导班子也就安稳多了，以恶治恶嘛。　　　　
一般一个队六、七个干部，各种农活下来的话，每个干部都得齐上阵，分领各条线路的活。当领导者的，大多“指手画脚”，自然农活也比别人少干不少。　　
那时，一个人一旦做了干部，除了自己可以得高工分外，还有很多不透明的好处。干部家庭的生活，自然比一般人家要好过些，亲友也都沾光，家庭成员也就事事占先，底气也比别人的足了。　　
　　 凭工分吃饭的那个年代，社员们生病或者因私事外出，必须请假，得到队长批准方可离开。否则，就罚以一日工分。试想，一天工分捞不着，还要罚一天的工分，凭工分吃饭的那个年头，谁敢冒这个险。　　 　　 再拿记工员来说事吧，记工员本是生产队的一个最小的官，可他应用起来，比任何一个官大。比如说，他领一条线干活，就说锄地吧，如果对某某人不顺眼，手中的 “白旗”朝你的地头一插，说明你的地没有锄干净，嘴里还像小和尚念经——咕咕哝哝，来显示他的权威，那你就得重来一遍。不然的话，扣你工分没商量。田中杂草锄干净与否，本没有什么标准，有些社员就跟他鬼喊，自然也就招来上级领导——队长的批评指责，不服的还要交由大队来处理。一般社员后台不硬的，谁又会来捅这个马蜂窝呢。　　 　　 社员们手中的工分票，一般是一个月一结算，每人得多少工分是要公布上墙的。有的记忆好的，谁出工多少再和相应的工分进行比对，有没有猫腻一掰手指头就清楚了。干部家属或者和干部密切的人，一般也只能猫腻一、二分。同是一个队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社员们有苦说不出，也只能忍气吞声了。但如果多了四、五分的，有人站出来牛，也只能被乖乖地扒去。　　 　　 话说，当年的工分的面值一般一分工也只值四、五分钱，一天下来也只挣来四、五毛钱，妇女、老弱者自然也就更低了。不过到了年终结算，劳力强的人家，也有上百元的结余呢，自然也就可以美美地过个好年了。　　 　　 细细算来，凭工分吃饭也有十五、六年头，直到一九八零年，土地真正到户，它才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村里来了“四清”工作组　　六四年的某一天，县里来了“四清”工作组，听说是来查干部吃私贪污的，这一下子大、小队干部个个惊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吓得像知了筛翅——浑身哆嗦。　　　　那时候建国才十几年，又遇三年“自然灾害”，村里的干部文化水平不怎么高，大队干部七、八个人中，大队会计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青年书记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初中生。像大队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妇联主任、贫协主任一干人等都是文盲，生产队干部就更不用讲了。小队会计大多数只念到四、五年级，记工员文化程度也就更低了。一帮子大老粗干部，加之各家生活都很窘迫，谁还没有一点私心。一个人在这“圈子”里想独身自爱，也是件不容的事，清白难啊!　　　　举个例子吧，那时候生产队的干部隔三差五经常开“黑会”（晚上的会），说是研究第二天的工作，实质是聚在一起搓一顿。七三、七四年吧，本人有幸先后做了几天大队贫协主任和生产队的民兵排长，深知其中的奥秘。话说又有一次，第四生产队刚刚开完了“黑会”，正准备吃“依山靠水”（解释一下，“依山靠水”，就是在锅里炖上些南瓜之类的混合杂菜，再贴一圈面粉或玉米糊糊，我们这儿管它叫“依山靠水”），就在这个当儿，以我族中堂叔陈松秀为首的数个社员闯了进来，嘴中还“不干不净”，硬是把“依山靠水”和干部们一起扭送到大队部，拿赃拿证告状评理去了。诸位想想，干部们谁还没有一餐之“私” 呢？自然也就个个心中不安了。　　　　听当年当过干部回忆，县里下来的“四清”工作组一行三人。第一次会议是吹风会，具体内容是分三个阶段，一自动退赔，二群众检举揭发，三逐个过堂。他们哪经过这个阵仗，个个都说实心话，吃了三顿饭，绝对不可能说成吃两顿。吃点饭退了也就算了，这一下子也就苦了那些有文化的干部们——会计。会计是掌握着一个队的经济要脉，自然也就是审查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小学三、四年级的程度，如果没有高人指导，帐面上难免会出现漏洞。　　　　话说，邻村有个生产队会计名叫王树元的，帐面上出现了五、六十元钱不碰头，就装“霉子”（方言“疯子”之意）。几十元赔不起，又怕整啊，也只能这样装疯卖傻了，过了若干年后才恢复了正常。另一个名叫郑长胜的，那就更惨了，同样因为区区几十元钱，真正的吓成了“霉子”，此人直到二零零四年左右才死去。　　　　“四清”以后，到了“文革”时期，干部们对“经济问题”更是格外小心了，如果有“小辫子”被人抓住那可就不得了了……
　　人民公社之被丢掉的“号筒”　　自从有了人民公社，就有了生产大队。我们生产大队下辖八个生产小队，每个生产小队配备一个用铁皮做成的喇叭状用于喊话的“号筒”，这个小小的”号筒”可不简单喔，它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谁要得到它谁就是生产小队的头头，谁就可以发布“命令”。故事我就从这里讲起……　　　　那个时候一天的劳作分为早工、晌工、晚工。赶早工时，天不亮干部就得吹“催身” 号，“喂，起床啰，准备干活啰”……当第一声喊起时，远处几个生产队的干部就都相应地喊起来，大概意思也就是准备干活。天亮了，第二遍喊的是布置农活的事，听起来给人一种享受的感觉，细细嚼来倒也有几分味道，“喂,上工啰，那个男的,男的啊去南湖挑粪啰，那个女的，就是那个女的上北湖锄地啰，那个老的， 我说那个老的统统都去上粪啰，快走啊”……这样你一声我一句的“此起彼落”荡漾在小小村庄上空……而当土地到了户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　　　　那曾经的的“号筒”，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永远也挥之不去，但我们也希望不要再听到那种“号子”声了……　　（注：晌，苏北方言，即晌午中午的意思。南湖、北湖之湖，即苏北方言之“田地”。）
　　楼主还是接着贴吧，跟帖不多也是因为年轻人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但是你可注意到访问者还是不少的，另，你也可以同时贴到关天茶舍试试过大影响。　　
　　写的是一部历史！
　　写的是一部历史！
　　回复：作者：yiping1914　　　　　谢谢。贴这里就可以了，懒得再往关天贴，那边乱糟糟
　　我成了“红小兵”　　　　刚刚送走了三年自然灾害，又迎来了十年浩劫，50后的我们真走背运！　　　　还是说我吧，64年我11岁到了邻村的一个初小（一~四年级）就读。四年还没读完，我们这里就轰轰烈烈地闹起了“文革”，各种红卫兵战斗组织，一夜之间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我那时不过14、5岁，自然就叫“红小兵”。　　　　红小兵可起作用哦，话说村上有外号叫“陈大脚”的妇女和丈夫闹不和，由于老夫对付不了老妻，有人出点子找到了我们红小兵。　　　　我们就排起了长长的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到了陈大脚家，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把她揪出来“游庄”。领队的嘴里还喊着打倒陈大脚！把她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　　　　就这样折腾了一年又转到了另一村的完小（一~五年级）就读，这个新校共有十一二名老师，却分两派，一曰“换新天”，二曰“从头越”。　　　　我们这些红小兵们成了抢手货，今天入了“换新天”，明天进了“从头越”，斗啊，整天斗得天昏地暗……老师们哪有心情教我们，混了两年来到了镇上的一所初级中学就读。　　　　那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靠两条腿骑大路，八里的路程硬是走了两年半，到头来只得到一张毕业照，学校连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有发给我们，“50后”的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毕了业。　　　　你们说我们走背不走背！
　　红卫兵大串联时的我们　　　　文革初期，可能是66年吧，全国的红卫兵都开始大串联了。还记得，我们村有两个初中生也参加了大串联，一个是和我同组的，他家和我家只有一墙之隔，比我大四岁。他串联回来，附近的大人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们都来到了他家，津津乐道地听他讲那些外边的新鲜事。他说，他串联是去的是上海，还坐过轮船。我们就追问，上海是什么样子，那个轮船又是什么样子，他嘟嘟哝哝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实话，到了现在，那个轮船我也是从电视中曾看过，现在我也近六十岁的人了，还未曾看过真的轮船是什么样子呢。　　　　他讲着，那些大人不时插嘴问些什么。就在“问、讲”的过程中，他突然一本正经的站起说，现在我有重大的消息要公布，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活到165岁，林副主席要活到135岁，还有蒋介石已经丧了狗命。那个时候，因我的年龄还小的缘故，还不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丧“狗命”是什么意思，就追问起来。旁边有人冷语道，这个还不知道，我也只好不再追问下去了。　　　　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遇到另一个大串连时的人，他和我同在一个学校任教，闲聊时聊到了大串联的事，我就把当年某某所讲的“特大消息”做了印证。他说，那个时候什么消息都有，真真假假谁能分得清。不过某某讲的确有这个消息，那时谁都盼毛主席长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样农民就不受二遍苦、二茬罪了。不用说，后来这些消息，随着林彪命丧温都尔汗，毛主席辞世这些重大事件的出现也就不攻自破了。　　　　据他回忆，他们串联时一行六七个人，坐车、吃饭都不要钱，他们一行转了一圈都回家了。其中有个同学“天马行空”，几乎把有名的大城市都逛遍了，父母为其准备二十元钱的路费，回家时不少反而多了，其中缘故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闲言少叙，话说大串联那会儿，我上的是四年级。那个时候，我上的这个小学是个初小，只有四个班，一~~四年级，四个老师。因受大环境影响，老师基本上也不给我们上什么课了。　　　　记得在66年的冬天，天气比较寒冷，地面上那个雪下了厚厚的一层，水沟的冰也能撑人了，走在上面那个冰被踩得吱吱响。可能受大串联的影响吧，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同学也想出去串联，理想之处就是县城。想去看看有星星那么多的电灯，还有那些高楼大厦，就硬磨着老师带我们出去串联。　　　　在一个傍晚，我们一行约十人，年龄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十一二岁。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棉被，前面有个同学打着红旗，倒有点像解放军行军的阵势，由王树仁、袁宗亭二位老师带队，就这么徒步向二十多公里外的县城走去。走在那村边的路上，看着那些大人们都投来惊讶的目光，我的心里美极了。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现在算来，可能有三个多小时吧，天也暗了下来，才走到我们村东约十五里的一个集镇——庙头镇。这时再也不能前行了，老师就带着我们走进了庙头中学。一走近那大门，那路旁有一人才能抱得过来的法桐树，那一排排整齐的教室，还有那宽阔的操场。再走进宿舍，那个电灯亮极了。那个双人床，要想爬上去，还需要托着屁股才能上去。新鲜，新鲜极了！　　　　不知我的老师怎么和校方联系的，总之我们住下了。当晚，我们吃的是过年才能吃得到的大白馒头，还喝着那冬瓜和带一些肉丝的汤，激动的我们半夜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也亮光光。　　　　没想到的是，吃罢早饭，老师不是带着我们继续向县城方向进发，而是打道回府。有的同学都哭了，大家带着不平，在无可奈何情况之下，只有跟着老师耷拉着脑袋回到了家里。　　　　没有去成的原因，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们之中有两个年龄比较小的有尿床的惯病。因睡得迟，可能冬瓜汤喝得多了点吧，他们把自己的被子湿了大半边，老师也有可能基于这个原因才打道回府的吧。　　　　大串联时我的梦想，就是想去县城，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要实现了，却又因故没有去成，现在回忆起多少还觉得有点遗憾呢。
　　“文革”村中轶事　　闹“文革”的时候，一千多人的村里有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叫“红心向党”,另一个叫“为真理”。那时建国才十几年，村里识字的人并不多，自然也就闹出不少笑话。且听我说一两件给各位听听，就当作茶余饭后开开心情的笑料吧。　　　　有一天晚上有人大喊：今晚要大辩论啰，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聚集地。所谓的 “大辩论”，也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口头抢白，没有什么主题，什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没有几个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话说两个“战斗队”分在两旁，其中一方发难：你整天喊革命，你革谁的命？这时，我的一个族中堂哥，他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自以为如果把毛主席说在一起准没错，于是脱口而出：“革毛主席的命”。这还了得，立刻遭到了“炮轰猛打”，一会你上纲一会他上线，这样你来我往，你一枪我一炮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　　　　还有更“离谱”的呢，我的一个远房堂叔在旧社会不知当过什么兵，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红卫兵整他。列位，你们猜他说了什么?“你们谁敢？我是有过功的，想当初我在江西剿共时”云云……你们说笑话不笑话！　　　　那时，红卫兵当权，村干部就得靠边站，一夜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话说其中有个“走资派”是我一个族中堂姐的丈夫，而堂姐却是红卫兵的头头。为了划清界限，在一次游庄批斗中，批斗是要喊口号的，打倒某某某……当喊到自己的丈夫时还要多喊几句，什么“万炮齐轰”，“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　　　　疯狂年代，疯狂的人们，致使有些人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现在想想来，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
　　造反派夺印　　 少年时期，在村部的门前，我曾看过这样一场电影，名字叫“夺印”，大概故事情节还依稀记得。说的是，某大队的领导权被坏人篡夺了，觉悟不高的大队长还处处维护坏人的故事。　　虽然已经过去四十五、六年了，因电影中的人物和我同姓，还有好几个和我是同辈呢，独记得那个大队长名字叫陈广清。为了弄清楚他们是哪县、哪乡，电影队到了哪村，我就跟到哪村。一场电影下来，我的耳朵伸得长长的，那个眼睛都惊花了，真可谓全神贯注，就是没有看出什么端倪来。现在想来有多幼稚可笑，作者虚构的东西又怎能对号入座呢。　　　　过了好几年，准确的说，应该在六七年末、六八年春。那时正是文革高潮期，村里相继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红心向党”和“为真理”，他们整天在互相算计和攻击对方，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　　　　只要有一方对大队那些“走资派”有所行动，那另一方也不甘示弱。走资派成了“香馍馍”，就是把走资派劈成两个也不够两个造反派互相拉扯着斗。因为，谁也不愿做保皇派嘛，这一下子，可真苦了那些走资派。　　　　过了不久，两个组织不知得到什么高人指点，同时在盘算着那大小队的公章，竟然玩起了夺印游戏。　　不知在什么电视连续剧上曾看到过，有个侠客，腰挎用黄布做成的包裹，那里面藏着皇帝的玉玺。据说，谁能得到玉玺，谁就能得到天下，围绕着玉玺，一场夺、保功夫大片就这样开始了。　　　　造反派们玩的夺印虽然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但也着实够精彩的。那时的大小队公章，统统由大小队会计保管。于是乎，大小队会计家这一下就不得安宁了，那个印把子，大小队会计也不敢把公章随便给一个造反派，自然把公章藏在隐蔽处。所谓一人藏东西，十个人难找。这一派来翻箱倒柜，那一派就来掘地三尺；这一派来威胁恐吓，那一派就来引诱套取。　　　　经过几轮的折腾，那些会计们哪能抵挡得住造反派的阵势，乖乖的把公章交给了造反派，就连那生产小队粮食保管员的粮印也被造反派拿了去。顺便说一下，那个粮印是一个长方体木盒子，里面盛满了石灰，用于在集体的粮囤上落上印，防止粮食被盗取。　　　　因是两个造反派，他们得到的公章也有所不同，有的得到了大队公章，就说我们胜利了，我们掌握了印把子。另一派虽然有些沮丧，但很多生产队的公章也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这样，两派也都各有所得。不过，双方都在盘算着怎样才能把对方的印弄到手。　　　　他们的行动还没付诸实施，毛主席就号召要一边抓革命，一边促生产。毛主席的话谁敢不听，自然农民就干起了老本行：种地。一旦农民干起了农活，一天到晚累得要死，那个革命主要的就变成次要的了，再来鼓动闹革命那你就干脆拉倒呗。　　　　不知过了多久，造反的头头被“三结合”结进了新的领导班子里面去了，公章还是掌握在合法的班子人的手里，这场夺印闹剧这样草草收场了。
　　大队里来了插队知青　　六八年那一年，雪下的特别大，天也特别冷。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大队来了南京的“下放知青”。村里管他们叫“小冒子”，这是我们当地人对外地南方人的一种称呼，现在想来管他们叫蛮子再恰当不过了。　　　　他们一行五人，大队本准备一分为二，分给两个生产队的。可他们坚持要在一起，大队也拿他们没办法，只好依了他们。就这样，他们到了我们生产队，安了家立了户。以后，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不久成了好朋友，这是后话。　　　　当时，队里把他们一行五人安排在离我家有二十米远、生产队社员经常开会的三间泥坯草房里。室内经过有心人一打扮，墙上几张旧报纸一糊，倒也很亮堂。 生产队还专门请好手为他们支起了土灶。锅、碗、瓢、盆等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具，队里样样都为他们想到了，可以说件件齐全，倒也还像个过日子的人家。　　　　第二天我们早早吃过早饭，和我们一般大的都拥挤在他们住处外边，专等看“冒子”。可他们九点多钟还在被窝里，害得我们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才懒懒洋洋的起了床……我们这才饱览了他们每个人的尊容。　　　　他们住处的外边，有一个方圆十几亩、水面呈不规则圆形的池塘，冬天上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可能他们是南方来的吧，没有见过这么厚的冰层，个个都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沟面上去滑冰。他们一开始还小心翼翼的来回走动，玩大胆了就学着我们尽兴地玩，其中有个叫王步红的知青，一不小心，跌了个四仰八叉，招来我们一阵大笑。　　　　时间长了，他们经常在一起咬嘴（闹意见），经过几轮激烈地争吵，最后他们闹“分居”了。其中一个叫姚圣刚和大小丁（有两个姓丁的，我们为了区分开来，个子大一点的，我们就叫大小丁，小一点的就叫小丁），他们二人就搬到牛屋里住了。　　　　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还比较艰苦，生产队为他们准备的粮食，不知不觉被他们用尽了。到了来年秋，有一回，大小丁到了菜园上，来回踱步。那时，我的父亲是个看园子的，见一个知青无缘无故地围着菜园来回丈量，知他定有需求，就是难以启齿。我的父亲就和他一番慢聊，得之他也缸中无粮，饿了一顿，就摘了个南瓜和一些其他的蔬菜给他，帮助他度过了难熬的一天。　　　　就是这个大小丁，他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实人，能吃苦耐劳，城里人那种娇气在他身上早已荡然无存。到了秋天，县里下来了扒河工任务，这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参加。要知道，这个“河工”，就连我们当地人都犯怵。没有好的体力和耐力，你是万万坚持不到底的，何况又是个从未做过农活的城里人呢？可他坚持下来了。到了次年，这两个人相继离开了我们生产队，听说，他们的祖辈都在农村，各自回祖籍安家落户了。　　　　到了这个份上，生产队就剩下另一“组合”了，一个姓严的，另两个，一个叫王步红，另一个叫丁荷荣，我们都管他叫小丁。到了七一、七二年，不知何故姓严的知青也离开了我们生产队。只剩下小王、小丁了。小王憨墩、老实，矮小精悍，练过几天把式，庄上人没有一个能把他扳倒。而小丁骨瘦如柴，高高的个子，文文静静的，倒也还有几分酸劲。　　　　那个时候，每一年都有知青返城指标。王步红因参加一次扒河，表现良好，到了一九七三年，被村里推荐返城去了，后来听说他在南京钢铁厂工作。不久，小丁也回南京去谋生了。　　　　过了一年，小丁又突然回来了。听说他是私自进城的，没有户口，不能长期在城里待下去，只好乖乖地回来，也好争取个返城的名额，早一点进城。从此后，我们形影不离，朝夕相处，逐渐成了好朋友。　　　　一九七五年，他谋得我们生产队会计的职务，满打满算下一年能谋得一个返城的指标。可是他时运不济，幸运之星始终没有光顾到他，一年又一年就是没有他的份。直到八零年左右，知青大返城的时候，他才离开了我们这个地方。　　　　算起来，下放知青，前后有十余年。他们来了没有什么欢迎会，走了，又有几个人知道呢，就这样结束了那段历史。
　　　　惊动县里的“吃种子”事件　　六二年以后，社员们有了自己的小“园田”，自然也就格外呵护自己的三分地了。好的家杂肥料，一股脑全部“滚”到自己的地里去了，这一下子就“饿”了集体的田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村里的三千多亩地，一年的总产量也不过区区四、五万斤，亩产能打多少斤粮也就屈指可算了。　　　　话说到了七零年左右吧！新收的小麦已经进仓，从上一年的麦口到今年麦口天整整一年下来，家家缸中粮食也所剩无几，一个队二百多号人，四百多双眼睛，干巴巴地专等着生产队分粮呢。可生产队还没有拿出预算方案来，社员们又不能饿着肚子。没得办法，队里只好预先支付一些粮食给社员们，以度眼前饥饿难熬的一关。　　　　我们大队的第八生产队，根据社员们的一再请求，经过研究，并征得大队干部们的默许，按人口平均预支了一斤粮。你们猜猜，到了重新分配时，每人平均吃了多少粮吗？生产队的会计用算盘一拨拉，除去留足籽种，上缴国家的皇粮，还有生产队的各项开支外，社员们预支的一斤粮整整过支了八大两。也就是说，只能分二两粮，多吃的八两粮也只能是籽种了。　　　　一斤粮过支八大两，当年轰动了全公社，也惊动了县里。从此，老八队出了名，“吃种”这个名号也冠在了他们的头上。至今，村民们在茶余饭后，每每聊起往事，还常常唠叨这事呢!　　　　这样，社员们就越发重视自己的三分地了。那时，只要增添小人口的，就给三分地，为了那三分田，人们都拼命地生育（62年~75年），村里一家七、八个孩子多的是，最多的还有十几个的呢。　　　　又有谁会想到以后的后果呢，过了若干年后，儿女们个个长成人了，要吃、要穿、要房、要媳妇……那还不愁坏了含辛茹苦奋斗一辈子的父母了，这是后话。　　　　再说些题外话，七十年代初，正是我们的花季，谈婚论嫁悄然地在我辈中进行。那个时候，女方的择偶标准最简单了，只要男方模样还说得过去，有房住，有饭吃，或有点地位的人家就是上上人选，五十元的彩礼就能把新娘娶到家。饿怕了的人们，也只能这样，什么爱情，花影柳下、海誓山盟那种浪漫情调通通放在一边，唯一选择的是吃饱饭。　　　　就这样，说饿着吧，就差那三、五天的口粮，互相调剂一下，新粮也就到了你的缸里。就这么巴巴结结，巴巴结结地熬了十几年，土地到户后，人们的生活才逐渐有了好转。
　　偷瓜　　大集体的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二、三十亩的瓜园。那个时候种瓜不像现在有温室大棚，新年期间农民早早的把瓜种就揣在贴身的地方捂，过了若干天，种子发芽了，再放在每个小泥碗里去。等芽子有好几瓣子的时候，在嫁接在葫芦根上，这样经过若干天的精心呵护，再把瓜苗移栽到大田里去。在大田地的塑料大棚里约生长二十余天，经过一段时间的放风，西瓜也能完全适应了露天生长，这才除去塑料拱棚，复又回归了自然。约生长月余，也就是在五一劳动节期间，那香甜甜的西瓜就上市了。　　　　大集体的时候，是个靠天吃饭的年代。虽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我们这个地方，大都在农历四月底才择时播种，西瓜上市应该在农历六月底七月初。　　　　这个时刻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还独记得，有一天的下午，刚刚吃过晚饭，我的三个少年玩伴，那个时候我们的年龄都在十二三岁，他们一起来到我家逗我去割草，我们每个人背着粪箕高高兴兴的下地去了。　　　　名义上说去割草，事实上我们的心早已被生产队香甜甜的大瓜园吸引去了。那个时候，大人们到了大瓜园，看瓜老人念其乡里乡亲，还能摘个小瓜来甜甜他们的嘴，可我们这些毛头小孩，那看瓜老人就不放在眼里了。你就是在瓜园里呆上一整天，也不可能摘个喇叭瓜给你的。　　　　于是，毛孩们就想到了“偷”。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大瓜园边，瞅瞅那看瓜老人正睡在四檐着地两头通风的梳头舍里，那个梳头舍的中脊房梁，还长长多出了一大截，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也正是我们“动手”的大好时机。　　　　于是，我们悄悄地进了瓜园，每个人慌忙摘了三五个不等的小瓜。正准备离开时，就听到那看瓜老人一声大喝：小狗×的，看你们往哪里跑？我们几个这下子全傻了眼，一下子又全反应过来了，那就是跑。其他三人倒出了粪箕中的小瓜，背着粪箕很轻便的逃离了现场。可我，竟连粪箕也丢在那瓜地里，只拿镰刀拼命地往外跑，那三个偷瓜贼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我独自一个人慌不择路地逃到一片高粱地里，躲在那密不透风的高粱中间，到了天黑后才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的回到了家，专守着父亲的棍棒和一阵大骂。　　　　事后听说，他们三人，为我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粪箕一幕。　　　　我的粪箕被看瓜老人挂在那高高的梳头舍多出一截的中脊梁上。那时的瓜园地约有三百米长，那个看瓜棚就在瓜园的中间。三个玩伴经过合理分工，其中两个在瓜地的一头摘瓜，引诱那看瓜老人去追，另一个悄悄的从另一侧去抢挂在中脊梁上的粪箕。那个粪箕大人们伸手可得，像我们十二、三岁的小孩，可就够不着了。听说，看瓜老人发现了有人偷瓜，就出去追。当追到半路时，又发现了有人来抢粪箕，掉回头又来护着那粪箕。可怜，我那个玩伴刚刚粪箕要得手，怎经得住那大人的急三步，就这样失去了抢回粪箕的机会了。接着，玩伴们又故伎重演，可那看瓜老人再也不上这个当了。　　　　事后，我的玩伴们抱怨我是一个十足的呆鹅：把瓜倒掉，背着空粪箕不就逃得快吗？可我也真后悔，但世上又没有卖后悔药的。　　　　那些大人们也在评论我们偷瓜呢，说我不是做贼的料，出主意抢粪箕的人倒是个好料子。果不其言，他长大后，偷了人家的牛，尿屎都被打进了裤子里，但就是不交代别的同伙。　　　　话说回头，我当晚回到家，看那全家人的脸都是阴沉沉的。再看父亲的脸铁青铁青的，我吓得脸都发黄了，一顿打骂肯定挨不过去了。我慢慢地移到奶奶的身边，寻找保护伞呗，可当时父亲一声都没吭……　　　　在饭桌上父亲开腔了，为人一辈子就是不能偷……把平时教育我们的话说出口，什么从小偷人家蒜薹，到大了就能偷人家的骡马。父亲说，有个罪犯要被砍头时，忒想见母亲一面。当母亲来见儿时，罪犯想最后吃母亲一口奶，母亲满足了儿子要求。这个罪犯却咔嚓一口把母亲的一个奶头咬了下来，说母亲从小纵容他，没有认真管教他，导致他今天被砍头云云……　　　　我的母亲向父亲挤了挤了眼，我的奶奶抱怨我的父亲：吃饭时哪有那么多话，吃饭归吃饭。父亲只有把教育我们的话生生地咽回去了。过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不是父亲不想打我，因为，我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了。奶奶和妈妈怕我被父亲打骂后，受不了刺激，会做出一些傻事来。　　　　可我，恨不得地上有个裂缝钻进去，丢得我有好多天不敢出门，就是出门了也远远的躲着那熟人，深怕人说我是小偷。可这个“偷”子只压得我成家立业后，在我的心里一直还有一片阴影。现在和我一般大的人聊天，哪晓得，他们儿时都有一段偷瓜的历史。
　　看青　　大集体的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看青的。春天一播种，就有了看青人。那个时候，农户各家都有牲畜，饲料的来源主要是靠田里的各种野菜。社员们白天干活累得要死，没有时间采摘野菜，大都是天亮之前到田里去“偷”一些植物的叶子。　　　　队里对看青的人选拔也是有条件的：一、责任心要强；二、铁面无私。那时候，我刚刚初中毕业，是一个生面孔，还不懂得人情世故，是一个最佳的候选人，就被队里指定为看青人。上岗前，还受到队长的一番开导，并请有经验的老“看青人”给我传授一些窍门。　　　　话说，生产队里有一块七、八亩的大麻地（大麻，高二米左右，茎约手指粗，从上到下长满了扁长的叶子。长成后，皮可搓绳），大麻叶是猪特爱吃的美食。这样好的饲料源地，自然就被附近的社员们盯上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片大麻叶不知不觉地逐渐稀少，可我还浑然不知，这又怎能瞒住那些见多识广的干部们眼睛呢。　　　　本人被队长狠狠地“尅”了一顿，问我青是怎么看的，如果看不好，干脆换人。受到如此威胁，自然我也心中不甘，因为这个工作不但轻松、而且得高工分，所以我不会轻易丢掉这个美差。心里暗暗下了决心，我要和那些“贼”较量较量。　　　　有一回，我半夜就到了离村一里之地的大麻地，蹲在那地的中央地段，专等那些“贼”来，好“瓮中捉鳖”。我不知不觉、迷迷糊糊打起盹来。不知什么时候，两个偷大麻叶子的“贼”，一边撸着麻叶，一边拉着家常话……一直到了我的跟前才把我惊醒。　　　　就在这个当儿，我猛地站了起来，“哪里跑！”就这么一声喊，可怜那两个贼（我的一个堂哥和张姓表哥），吓得瘫在地上，有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就是这件事后，再经过他们的渲染，从此这块大麻地很少有贼光顾了。　　　　看青的人，不但要守护好庄稼，对那些损害庄稼的人和牲畜，也绝不能姑息，所以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　　　　有一回，有几个妇女经过一块棉花地，其中一人顺手摘了几个棉花桃子，被我逮着了。虽然队里没有对她施行任何惩戒，但从此后，这个妇女就对我结了仇。至今，对我还是爱理不理的。　　　　那个时候，大队也会组织“看青小分队”。一队一个，全村八个生产队，每队出一个就有八个人。到了第二年，我就到了大队看青了，“小分队”一天到晚在村周围和田头来回游荡，遇到散放牲畜的，逮着一个罚款没商量。那些牲畜的主人，骂我们是“国民党”，不讲人情。　　　　说件至今我还不寒而栗的一件事吧。那个时候，我们“小分队”的人都是差不多大的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好玩的天性还在，转累了，专找树叶稠密的树底下去乘凉。　　　　有一回，我们都带了自制的各种用钢条做成的三股“鱼叉”。这个鱼叉，可不是用来叉鱼的，是用来叉青蛙的，准备美美的餐它一顿青蛙肉。　　　　例行了公事后，我们来到了一棵树下乘凉，鱼叉就放在各自的身边。起身时却忘记身边还有鱼叉，我一不小心，右手小指摁在鱼叉上，从手指肚一直戳到第二骨节处，疼的我直跳。可带着倒须的鱼叉还在手指肚子里，别人看着干着急，也帮不上什么忙。自己心一横，眼睛一闭，猛的把鱼叉从手指肚里连血带肉的一下子拔了出来，疼得我一下子晕了过去。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从此，我见到那些带有针状的东西，都格外小心深怕被戳着了。跟我一起的“战友”闲聊时还常常提及当年的事，现在想来，我还心有余悸呢。　　　　看青，这项工作，在大集体那会儿，对那些不守游戏规则的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这项工作，直到土地到户后才终止。
　　我当上了教师　　1974年~1976年间，我们这个地方闹起了“地震”。我还清楚的记得，在农历四月份某一个夜晚，大队的广播响了。广播里反复播报：要地震了，社员们不要在屋子里睡了……接着干部们就挨家督促，在我们近两千人的村子里，一下子炸了锅。不用督促，哗哗啦啦，几乎在听到广播的同时，社员们一下子涌出了屋。邻近的社员们三三两两不约而同的聚拢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专等地震的到来。可左等右盼就是不见地震光临，夜深了，有的歪着睡着了，有的还在慢声细语地拉着家常，有的胆大的进了屋拿出了席子和御寒的衣物……总之，这一夜没有人敢冒风险在屋里住了。　　　　在这二、三年间（74~76年间），社员们盖起了各种能防震的“舍子”，我们管叫它“抗震舍”，人们临时告别了泥坯房搬进了抗震舍，专等那该死的地震。　　　　在这二、三年里，准确的说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村里来了县委“批林批孔”工作组，接着大队相应成立了“批林批孔”小分队。那时，我也有幸成为小分队中的一员，小分队服从工作组的调遣。那个时候，大队经常开社员大会，我们小分队就从各种报刊杂志上东拼西凑的、拼成了一颗又一颗“批林批孔”的“炮弹”，然后在社员大会上对“林、孔”进行轮番“狂轰滥炸”。会后，把发言稿写成大字报，把一个大队部糊的严严实实。那时，我可出“风头”了，几乎所有的大字报都是我一人独揽。虽然劳累了点，可以骄傲地说，经过那个阶段锻炼，我的毛笔字进步很快，就是在“大雅之堂”也能说得过去。没过多久，我得到了工作组和大队干部们的赏识。正巧那时大队学校缺一名老师，於是我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日，被安排到学校教书了，从此进入了漫长的教书生涯。　　　　在这二、三年里，“批林批孔”工作组变成了驻队工作组，短期的变成了长期的，单一使命的变成了全面工作的，革命、生产一把抓。工作组人员来回轮换，直到土地到户后，工作组才在无声中离开了村子。　　　　虽然在这二、三年里，真正的地震没有光顾，可国家的政坛却发生了“地震”，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四人帮”一夜之间倒了台。这一下子，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每一个人的心。　　
　　颤悠的独木桥　　我们村有个独孔水泥小桥，桥上刻着“新建桥”，建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字样”。在七五年之前，就在这块原址上，它可是一个独木桥。那个独木桥是由两块木板搭建而成的，板宽约一尺许，中间有个木架支撑，桥身长约六、七米，桥的中间凸起部分离水面约三米。　　　　这个独木桥是是南北来往的主要交通要道，每到逢集时，那南来北往之人滔滔不绝。用万人过“独木桥”有点夸大其词了，在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一天的流量总在上千人吧。　　　　那个独木桥晴天好走，可到了雨天那就不容易了。那宽约一尺多的桥面上，被人来回走多了，那上面沾满了稀泥，滑的要命，稍不小心就栽倒沟里去了。　　　　有一回逢集，巧的是我那天有事必须赶集，更巧的是那天正好下着小雨，“逼走华容道” 嘛，唯一通道就是那独木桥，别的却也无路可循。我硬着头皮来到桥前时，看那又湿又滑的桥面时，心里就直发毛，可看那来往客人没有一个掉到水里去的，也就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走在那桥面上。中间还没有过半，脚底一滑，慌得我急忙弯下身子，双手稳住了桥面，好在没有掉到沟里去。再想站起来可没有那个胆子了，只有用双手扶着那桥帮，一步一爬，一步一爬走过了独木桥。　　　　有一次，桥下掉进一个新河乡（邻近乡）的妇女。那时正值初春，天气又比较冷，那个妇女冻得浑身哆嗦，急的眼泪直淌。幸好桥边住着我管她叫表婶的一户人家，把她带回了家，费了很多柴火，才把她湿透了的衣裤烘干。这种尴尬局面一年到头不知要发生多少次。　　　　独木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心酸的回忆，可对我们的后辈们来说，他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了，也许把它当作“荡秋千”那么好玩吧！
　　记村里的一次“忆苦思甜”会　　“吃水不忘挖井人”，“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饮水思源”啊等，说的是一个人受到某人或社会恩惠时，每每思之，就有那种无限的感恩之情，更有一种报恩之心。当遇到适当时机，就会加倍补偿施恩你的人和社会的故事。　　　　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次“忆苦思甜”会，大概当时会议的场景是这样的：“忆苦思甜”的人选是旧社会在地主家扛过长工的人，他们在会上所讲内容，基本上都雷同，大都是在地主家受到什么压迫和剥削的一些事情，把心中的苦水尽情地往外倾诉。　　　　然后说的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今天的生活怎样怎样，控诉地主罪行时个个咬牙切齿，声泪俱下。接着，那打倒某地主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可谓同仇敌忾。当说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时，就有人领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一个一个口号声，顿时使整个会场的人都活跃起来。　　　　话说，忆苦思甜的人中有一个蔡姓老者，他曾在姓庄的地主家扛过几十年的长工，可谓“苦大仇深”，可他的发言却和大会的主题走了样。他说：我在某某地主家，受了很多苦，也遭了很多罪，平时一天两顿饭，到农忙时是三顿，晚上那一顿还有四个小碟一壶酒……说这句话不打紧，顿时引起了会场一阵哄堂大笑……这哪是诉苦，分明是为地主歌功颂德，当主持人反应过来时，立即招来一顿喝斥：你这是诉什么苦？滚！他嘴里还哝哝地分辩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嘛……情不自愿的离开了会场，立刻又招来一阵大笑。　　　　大会结束，大队用“老天锅”煮了一锅满是野菜和玉米粉做成的“青浆”饭，每人一碗，以示不忘过去的苦，就这样结束了“忆苦思甜”会。　　　　茶余饭后，当人们聚拢在一起时，聊起那次“忆苦思甜”会，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不过，它也成了人们闲聊时的笑料。
　　我们村里的“四类分子”　　儿时，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小学课本上有篇课文叫“半夜鸡叫”，讲的是恶霸地主“周扒皮”为了长工能为他们多干些活，半夜学鸡叫的故事。还有《收租院》中刘文彩怎样大斗进、小斗出的事情。就这两个故事已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打上了烙印，那地主就是坏人。　　　　“文革”时，我们村里三天两头召开批判大会，一、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就是“四类分子”。批斗之外还要“游庄”。　　　　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打倒地主某某的声音，从我的家后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我们都慌忙起身，跟着看景。那地主脖子上挂着纸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地主某某，打倒富农某某……当地主们游到村里的“土井”旁，那领喊口号的人一声大喊：跪下！那些大小地主们乖乖的跪成了一溜儿。那领喊口号的人又大喊一声：爬！那些地主们只得乖乖的把两只手摁在满是泥水和冰渣的地上，顺着那土井旁转起圈来……庄上有好几个土井，自然也就个个都要光顾了。　　　　在游庄队伍中，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族中我管她喊小奶的，她家是富农，她的丈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当过村里共产党的财粮委员（会计）。一次日本鬼子进村，牺牲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解放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获得“烈士”这个称号(八零后得到纠正)。可怜一个老人怎能经受得住连爬带冻的苦，就大声反抗：我“当家的”是有功的，我不是四类分子！就这一声，招来了一顿拳打脚踢，“你男人是你男人，你家有功，怎么不是烈属？你就是四类分子”！就是这样，他们不得不完成这次游庄 “任务“。　　　　那个年代，地主家的子女都成了“臭狗屎”，他们家的女儿想找一个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做女婿，那是多么不容易。成份好的人家也不敢娶地主家的女儿为妻， 入伍啊、入党啊、提干啊……　　　　只要你家有一点不清的社会关系，都会影响你的前途，还会影响到别的亲戚，就会招来一片反对声。那个时候，人们的婚姻状况大都在成份相等中进行。　　　　说出来我们庄上的四类分子，准确的说应该是二类，那就是地主和富农分子，没有听说谁被戴上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帽子。那时候的人们都是说某某是四类分子，谁又会把他们分得那么清呢，统统冠为“四类分子”。　　　　近几年才知道，我们庄上的地主没有一个像周扒皮、刘文彩式的人物，也没有听说过怎样为富不仁、欺凌乡邻十恶不赦的坏蛋。他们只不过是拥有很多土地的农民，充其量说，他们就是一个“土肉头”。有时我会经常跟曾过过地主生活的人聊天：在那旧社会，有钱人最怕贼了。那时的贼都是“明火执仗”来抢，家中那是不能有什么浮财的，有了点钱就置地，把地看成是搬不走的“乌金”，贼是不可能把地抢走的。他说他家有四百亩地，现在的七、八亩地也比他家收得多。吃的要比穷人家好一点，住的都差不多，都是泥坯草房，只是宽大些，没有一砖一瓦。国民党兵来了专找好过人家要东西，整天还提心吊胆，又怕贼来抢，又怕兵来要，苦啊……　　　　不知是什么时候给他们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我只知道他们在八零年左右被摘取了帽子的，被叫做“村民”，享受和我们一样的待遇。可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却始终挥之不去：那地主就是坏人！可能是几十年教育的影响吧！
　　土地到户　　八零年的春天，准确的时间应该在公历年份四月底五月初。记得那个时候小麦已经秀出了长长的穗子，正是大忙前的短暂空闲时光。还记得某个星期天的茶余饭后吧，人们三三两两聚拢在林荫树下，边乘着凉，边享受那舒适的和风，边天南海北地侃起了大山……聊着聊着，我们都管他喊“大队长”的大队干部庄加楼也来凑热闹，他给人们带来了一个信息：要分地了。那个时候各种报纸都出现了“联产承包”字眼，倒也不感到惊讶，可“分地”和“联产承包”能挂上钩吗？诸多疑问，问他，他也说不出头尾来。　　　　不知过了几天，大队来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名字叫张军的，现在应该叫乡长，他是我们本土的干部。他召开了村大、小队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把土地按现有劳动能力的人来分，老人、孩子暂不分地，具体怎样完公粮，怎样来办公共事业。明确规定：按劳力出工、出粮、出资。这就是我村的初始“联产承包”。　　　　可这在当时也受到不小的阻力。那时，村里还有县委驻村工作组，他们可能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吧，或对精神没有吃透吧，或者说怕犯错误吧，怕承担责任吧。总之，在分地上打了个“拦头霸”，硬要公社重新考虑。可张主任似乎底气很足，硬是按他方案把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　　　　真正的“土地到户”应该在晚秋。具体是这样的：每个队成立“分地”小组，组成人员是由全体社员选出来的，具有一定威信、大家都信得过的人担任。　　　　首先按土地的肥沃分一、二、三类田，丈量每类田的亩数，然后统计出每个队的现有人口，抽签分配土地，抽好抽坏全凭手上的运气。　　　　那一年，我家分了近十亩地，耕牛半头，半张耙，一个笆斗，一把草叉。就这样，那统一号令、统一行动、大呼隆的大集体生活解散了。　　　　大集体虽然从形式上解散了，可人们一时都难以转过弯来，深怕一觉醒来又复旧原词。所以还难以下大的资本到地里去，深怕投进去的资本打了水漂。所以头两年的小麦产量并不高，加之那时没有较多的优良品种，亩产也只不过能收三、四百斤。但比起大集体时整天喊过“百斤关”来，不知好过了多少倍，人们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也初步解决了温饱。　　
　　家里买了平板车　　说起我家的小平板车可有些历史了，算起来有近三十个年头了。记得土地到户后，可能在八二年的春天，农历四月初八的庙会上，我们把一年的积蓄二百多元钱全拿去赶会了，在会上花了近二百元钱买了平板车。平板车身长约三米，宽不足一米。从此，这个平板车和我们一家人风风雨雨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　　　　土地到户后，大约有十年的光景，我们这个地方的运输工具，基本上由平板车主宰，家家都有一辆平板车。九零后，农民手头比较宽裕了，也不过三、四年吧，手扶拖拉机代替了平板车，平板车被彻底的淘汰了。　　　　我们家也不是买不起手扶拖拉机，但因年龄问题，眼力和体力不济，动力机械这种东西，如果你稍有不慎，轻则残，重就有可能命丧黄泉了。下了很多次决心，终因家人反对和自己的犹豫不足，就是没有付诸行动。至今，我家的运输工具还是这辆平板车。　　　　因平板车被淘汰，每个家庭都剩下动力机械了。那零零总总，沟渠路边，大型机械还不能到的旮旯里，我的小平车可派上用场了。有时我的小平板车倒成了香馍馍，左邻右舍没有一家没用过我的小平板车的，就连那好几里之外的人家都来借呢。　　　　小平板车是我们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对我们家的生活改善，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功劳簿上将永远记上她浓浓的一笔。
　　村里有了水泥路　　　　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这个世上本没有路，只因人走多了才变成了路。路对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闭着眼也能想象出来。可我们村子里的路（70年以前），如果你没有亲自见识过，你很难想象出来的，很特别。　　　　解放前，我们村是一个“土围子”的村落。围子四周挖了二米多深的壕沟，那是为了躲避战乱和土匪的骚扰所形成的。　　　　那围子里，家连着家，家挨着家。这里三家，那里两家，完全没有什么章法，全盖糊涂了。那个门朝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有。　　　　那房和房之间的路，人只能扁着身子才能过去，宽处也不过三、四米，整个村子就像一座迷宫。那些小商小贩挑着担子进了村子，都转迷惑了，稍不留神就钻进了又窄又长的死胡同，甚至走进别人家的家院子里去了。再想走出村子，没有村里人指引还真难走出来呢。　　　　到了六十年代末，人口极度膨胀，村里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了，村里就把邻近村边的一块大田地划给需要盖房的村民。村里人口逐渐减少，村里人经过互相调整宅基地，逐渐把房子改为坐北朝南了，相应打通了很多通道，于是每家门前就有了比较通畅的路了。　　　　有句话说，“十年大路变成河”。我们村有条通往集镇约七八里的路，一路弯弯曲曲，不到一里路就有一个弯，真是九曲十八弯。也许被人走多了的缘故，泥土被人的双脚一点一点的带走了吧，那个路要凹下去约五六寸深。到了下雨时那个路面变成了小溪，要想赶个集，只能打着赤脚深一脚低一脚摸索着走路。　　　　我们这个地方的土质又干又“琅锵”（硬）、又湿又粘，逢到雨后，如果你想串门或外出，那你就必须穿水鞋或打赤脚。如果你穿着布鞋走在那雨后的泥地上，一脚下去整脚面都陷进去了。你再想拔上来，那你的布鞋就得留在泥里了。　　　　不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吗，七十年代扒了很多条路，可那都是土路。到了雨天，那车辆根本不能到村头地边的。村中干部逐渐意识到这种情况，到了九零左右，村里干部利用当地的土资源，动员村民们拾砂礓，并请来了乡里的压路机，筑起了好几条比较宽大的砂石路。从此，出门就打赤脚的尴尬局面没了。　　　　到了04年，省里有一个援助苏北扶贫工程，叫做“村村通”工程。每一个村子都铺上了水泥路，村与村之间都相互串起来了，各种车辆畅通无阻，那各种农产品也源源不断输送出去了。老百姓得到了诸多实惠，我们也从此告别了泥泞路，走在那既宽阔又舒适的水泥路上。从此，那个水鞋店关了门，村民们自然喜在心里，乐在眉梢了。
　　村里有了水泥路　　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这个世上本没有路，只因人走多了才变成了路。路对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闭着眼也能想象出来。可我们村子里的路（70年以前），如果你没有亲自见识过，你很难想象出来的，很特别。　　　　解放前，我们村是一个“土围子”的村落。围子四周挖了二米多深的壕沟，那是为了躲避战乱和土匪的骚扰所形成的。　　　　那围子里，家连着家，家挨着家。这里三家，那里两家，完全没有什么章法，全盖糊涂了。那个门朝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有。　　　　那房和房之间的路，人只能扁着身子才能过去，宽处也不过三、四米，整个村子就像一座迷宫。那些小商小贩挑着担子进了村子，都转迷惑了，稍不留神就钻进了又窄又长的死胡同，甚至走进别人家的家院子里去了。再想走出村子，没有村里人指引还真难走出来呢。　　　　到了六十年代末，人口极度膨胀，村里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了，村里就把邻近村边的一块大田地划给需要盖房的村民。村里人口逐渐减少，村里人经过互相调整宅基地，逐渐把房子改为坐北朝南了，相应打通了很多通道，于是每家门前就有了比较通畅的路了。　　　　有句话说，“十年大路变成河”。我们村有条通往集镇约七八里的路，一路弯弯曲曲，不到一里路就有一个弯，真是九曲十八弯。也许被人走多了的缘故，泥土被人的双脚一点一点的带走了吧，那个路要凹下去约五六寸深。到了下雨时那个路面变成了小溪，要想赶个集，只能打着赤脚深一脚低一脚摸索着走路。　　　　我们这个地方的土质又干又“琅锵”（硬）、又湿又粘，逢到雨后，如果你想串门或外出，那你就必须穿水鞋或打赤脚。如果你穿着布鞋走在那雨后的泥地上，一脚下去整脚面都陷进去了。你再想拔上来，那你的布鞋就得留在泥里了。　　　　不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吗，七十年代扒了很多条路，可那都是土路。到了雨天，那车辆根本不能到村头地边的。村中干部逐渐意识到这种情况，到了九零左右，村里干部利用当地的土资源，动员村民们拾砂礓，并请来了乡里的压路机，筑起了好几条比较宽大的砂石路。从此，出门就打赤脚的尴尬局面没了。　　　　到了04年，省里有一个援助苏北扶贫工程，叫做“村村通”工程。每一个村子都铺上了水泥路，村与村之间都相互串起来了，各种车辆畅通无阻，那各种农产品也源源不断输送出去了。老百姓得到了诸多实惠，我们也从此告别了泥泞路，走在那既宽阔又舒适的水泥路上。从此，那个水鞋店关了门，村民们自然喜在心里，乐在眉梢了。　　
　　消逝的大雁声　　我们这个地方可是个好地方，一马平川，是项王故里、虞姬的故乡。东面百里之遥，有浩瀚无边的大海，那海边上有个旅游胜地、神话传说中美猴王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西邻长寿星彭祖出生地徐州，南有淮河水在滋润这块宝地，后背紧紧倚在那山东地界上层层叠叠的山峦。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分明，那各种花卉，争芳斗艳，四季绽放。还有那各种小鸟，叽叽喳喳，喳喳叽叽……和谐的交响曲在这片土地上空奏响，真是鸟语花香，人杰地灵的好去处。　　　　春天，那南来的小燕在绕梁尽情地歌唱。不知从哪一辈起，我们这个地方就口传下小燕子是个吉祥鸟，在谁家落户，将给某家带来好运。当地女孩很多名字末尾有个“燕”子，足以说明人们对小燕子的钟情和对百般呵护了。　　　　当你干活累了，懒洋洋地躺在那绿色的草坪上，眼望着天空，就有数只“叽溜”鸟，叽溜……叽溜……在你的上方不停地叫着，时而盘旋、时而停顿、时而钻进天眼、忽而又俯冲下来……给一天劳作的人们，多多少少解除了许多精神的疲惫。　　　　有时，你还能看到那老雕在那无际的天空放肆的追逐那可怜的小鸟，“弱肉强食”瞬间在那湛蓝的天空无情的表演着。当你看到老雕俯冲下来，肯定是不知哪只野兔遭了殃。　　　　凌晨，人们还在似醒未醒、朦朦胧胧在温柔乡时，那柴塘里的水鸟，我们这个地方管它叫“柴呱呱”的，就早早地呱呱的不休，好像在提醒人们：天要亮了， 快起床吧，一天的事情还等着你去做呢。真的到了天亮，它的呱呱声没了，不知它是呱呱累了，还是去筹办一天的生活了。接着，代替它的是白头翁、黄鹂、斑鸠、 还有那满身乌黑的，我们此地昵称它为“黑丫”鸟和那些不知名的小鸟的叫声，喳喳叽叽，叽叽喳喳在你的耳边回荡着，你再想懒睡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风雨过后，那成片的乌鸦，把太阳遮的严严实实，它们迎着那浮云，迎着那雨后的凉风，一扇一扇的在天空翱翔。　　　　“八月初一（农历）雁门开，大雁头上顶霜来”。正是小燕东南飞，大雁北方来的冷、暖交换季节。我们村东有一块方圆十余华里的一个荡，因在扎布村的南面，故名扎布荡，五十年代建了一个蓄水库，后废之。每年都种上万亩的小麦，在那荡里，有河流、水塘，还有那一个个隆起的土丘，正是大雁栖息的好地方。荡里有十几户人家，因大雁缘故，故得名“雁宅”。听老人说，这个小小的村子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每一年都会来近千只大雁。儿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到那大雁居住地，拣那些大雁屎来家当柴取火呢。　　　　看那大雁，在天空伸长了脖子，两条腿伸得直直的，咕——嘎——咕——嘎——无拘无束的歌唱，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又顺成个一字，还有那一两只孤雁在远处低低的哀鸣，给人们一种凄凉的感觉。有时还能看到地面上有几只“茲老”（仙鹤）在边歌边舞呢，不时那成群的当地野鸭也会来骚扰尊贵的客人。　　　　自从“土地到户”后，人们的活动空间大了，种植不再单一化了，那各种化肥、农药，还有那机器的轰隆声，直接制约各种鸟类的生存空间。那呱呱鸟的唠叨声，黄鹂的鸣叫声，还有那大雁咕咕嘎嘎的叫声，逐渐的消逝而去，再也见不到它们的踪迹了。也只能从课本中的描述，来告诉我们的下一辈，大雁是什么样子了。唉……　　
　　吃磨　　茶余饭后，几个聊客聚拢在一起，没有目的地聊起了家常，天南海北、国内国外…… 就这么海聊起来，聊着聊着，其中一个聊客聊起了他家早已弃之不用的石磨，这个可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吃饭工具，可以说，我们的祖辈和我们这一代人，每 一口饭都是从石磨中磨出来的。细细思来，原每家门口都有的一尊石磨，不知不觉地就这么没了，心头不禁涌起些许怅惘……　　说起石磨，记得我从七、八岁起就和石磨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每到凌晨一、二点钟，各家各户都相继起来办吃的，有一次，可能父亲忙碌了一天的农活， 母亲不忍心叫他吧，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喊我的姐姐，母亲竟然把我弄醒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和母亲一人抱着一根推磨棍，推起了有近三百斤的石磨来了。　　有了第一次，那以后的次数就多了。有时，推着那石磨，推着推着，睡意就上来了，一头栽倒在磨道上，虽然母亲心疼我，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要母亲一个人用石磨磨下一家人的饭，那是不可能的，推磨太累了，所以我还得爬起来，还得继续推。　　以后，我们家没有经过任何协商，形成了自然分工，那就是我父亲、姐姐和我，轮流和母亲一起推磨，就这样一推就是四十多年，土地到户后，准确地说，应 该在九0后，每个家庭才渐渐不使用石磨了，现在吃的煎饼，都是机械饼，吃惯了用石磨磨成的糊糊饼，总感觉到机械饼没用石磨磨出来的煎饼，那么香甜，那么可 口，那么回味无穷。　　你可能听说过很多人会晕车、晕船的，可你就没听说过晕磨的，那成年大人围绕那直径一米多的跑道，使不出劲，卖不出力，就这么紧一步，慢一步，高一脚，低一脚，转得你晕头转向，转得你心直泛酸水，转得你，直想把你那五脏六腑都通通掏出来，你不晕磨才怪呢。　　如果你在七八十年代，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家家门的东侧，都支着一尊石磨，为什么都支在东侧呢？这倒有个讲究，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把石磨和水缸，和天上的白虎、青龙二星君对上了号，据说，青龙常会转世下界来祸害人间，那白虎星就跟着来除暴安良。　　东为上，占着上风，石磨摆在东侧，西为下，水缸就摆在西侧，我们这地方有个说法，叫左青龙、右白虎，不怕白虎高万丈，就怕青龙过个头（超前），所以 说，这两样东西的摆放，要处处显示出白虎压制青龙来，绝不能让青龙占了上风，不然的话，那个青龙凑个空子，就会来到人间掀起一场浩劫来，到了春节，人们都 会在石磨上贴上“白虎大吉”。　　闲言少叙，话说我的那个聊客讲了一个小故事，他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儿子问他，他家的门前哪来的两个大石砣（磨），他的回答倒也很幽默，他说是用来 吃的，儿子以为老子回答的是真话，又问，那石砣怎么能吃？他接着回答，他家的一家人包括你小时候每顿饭，都靠这个东西来磨，儿子这才似懂非懂，嘴里咕哝咕 哝地离开了。　　细细品味这位老兄的话，可不是真的？我家的磨原本是一个大石磨，每一年都要请 “锻磨”师傅把那个磨齿磨得快快的，刚刚锻出的新磨的粉末，和粮食烙成的煎饼和稀饭搅拌在一起，吃在嘴里碜牙，使你合不拢嘴，要想咀嚼，还不把你的牙磕 掉？只能生吞活咽下去了。这种情况大约要经过月余，慢慢的才没有碜牙那种感觉，就这样，每年耗去一、二毫米，也就是说每年吃去一、二毫米，厚厚的一个石 磨，经过几十年的咀嚼，变成了薄薄的一个石片。　　作为农村人，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祖祖辈辈都使用过的石磨，我们的后代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了，我在庄上转了一圈，可不是，还真看不到石磨了，也难怪孩子们，把石磨说成了石砣了。　　可我们的祖辈在磨上那些辛酸史，现在的年轻人又有几个人知道呢？
　　农具　　自从人类发明农业，也相应发明制造与之配套的各种农具，农具文化也就随之产生了……人类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淘汰……现有的农具主宰了当今，旧的农具被尘 封起来……什么“三十亩地一具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现代的孩子又有几个知道“一具牛”的意思呢？“借你一升还你一斗”，现代孩子只知道“斗”和“升”是量词，又有几个知道“升”是器皿呢……闲言少叙，且听我慢慢道来，以飨诸君。　　　　一、收割具：大刀、小刀、镰子（又名“麦删”，“麦掠”）、镰刀。　　　　大刀和镰子重约五六斤，有长长的柄子，柄像英文字母“h”。夹在胳肢窝，边走边收割。小刀和镰刀是大刀和镰刀的四分之一，用于弯腰和坐着收割。　　　　二、运输具：大车、独轮车、平车、架筐、扁担、粪箕、弓网和草篮。　　　　大车长约四米，宽约一米左右，重约四五百斤，用于拉各种谷物，由牲畜拉动，经过改装，有时用于作迎娶新娘的车辆。独轮车，木制，而车轮有的是木头，有的是橡胶，用于推拉各种谷物。　　　　平车，是小了三分之一的大车，由牲畜和人拉动。　　　　架筐，底座圆柱体，由藤条编制而成，三根木头作架，故名“架筐”，和扁担合作，用于挑运各种谷物。　　　　扁担，长约二三米，和筐和绳类配套，用于挑运。　　　　粪箕，藤条编制而成，用于单肩挎各种谷物。　　　　弓网，弓形，木头和绳拉扯而成，用于谷类秸秆搬用。　　　　草篮，圆柱体，高约一米，直径七公分，藤条编织而成，用于搬用牛草料等。　　　　三、耕种具：犁、耙、铁叉、铁锹、铁锨、爪钩、桨子、钉耙、砍耙、锄。　　犁头铁制，也有的是木制的，大约有一米的柄子作扶手，用于耕和播种。　　　　耙，长方形，中空，长约二三米，宽约六公分，有齿，用于平整土地。　　　　铁叉，两齿，有一米 的木柄，用于深翻土壤。　　　　铁锹，锹头铁制，长方形中空形状，柄长大约一米二，用于挖翻土。　　　　铁锨，锨头长方形，铁制，柄子木制，长约一米二左右，有理墒，去除垃圾等作用。　　　　爪钩，钩头铁制，两齿，长约一尺一二，柄长一米三，用于刨地、等。　　　　桨子，有两种，独腿桨和双腿桨，中间有漏斗，上部有长方形扶手，用于播种各种谷物。　　　　锄，锄头铁制，半月形，有约两米长的铁柄或木柄，用于清除田间杂草和松土。　　　　钉耙，头部长方形，长约二尺，宽约一尺，约十齿，柄长约一米五，用于平 整土地。　　　　砍耙，头部长方形，长约二尺，铁制，柄长约一米五，用于起垄。　　　　四、加工具：碾、磨、碓臼。　　　　碾，石头打制而成，直径一米五左右，牲口拉动，用于去掉谷物的皮。　　　　磨，还是石头打磨而成，圆柱体，直径长七八公分，高一公分左右，上下两层，用于各种谷类 的细加工。　　　　碓臼，石头磨制而成的圆柱体，也有的是木制的，高七公分左右，深四公分左右，与之配套是榔头，用于去掉谷物的外壳。　　　　五、囤具：褶子、缸、盆、笆斗、升、麻袋、口袋。　　　　褶子，芦柴编制而成，宽约五寸，长约二三十米不等，用于囤积粮食。　　　　缸，陶制品，也有的是土制品，用于囤积粮食。　　　　盆，陶制，木制或铁制，用于囤积粮食或其他作用。　　　　笆斗，圆柱体，藤条编制而成，高约一尺五，直径约一尺，用于囤积或搬运粮食。　　　　升，高粱杆顶端的光滑茎编制而成，正方体，高约五寸，用于囤积或搬运粮食。　　　　麻袋和口袋，麻纤维和布缝制而成，用于搬运或囤积粮食。　　　　六、其他工具：扫帚、苕耙、碌磙、木叉、大耙、探木、木锨、山芋杆、水桶、玉米和山芋刨子。　　　　扫帚，竹制，打扫粮食或清扫庭院。　　　　苕耙，木制，头部有齿，长方形，柄长约一米二左右，用于搂草。　　　　木叉，木制，头有三齿，柄长约一米五左右，用于搬用地面散草。　　　　大耙，头竹制，长方形，长约一米左右，宽约七公分，有钩齿十数根，也用于搂草。　　　　探木，木制，头长方形，长约七公分，宽约一点五公分，柄约一米二，用于推集翻晒粮食。　　　　木锨，头长方形，长约一尺五，宽约六寸，柄长约六尺，除推集翻晒粮食以外，还用于扬场。　　　　山芋杆，木棍，鸡蛋粗，一头尖，用于梳理山芋藤。　　　　水桶，圆柱体，木制，也有的铁制，用于灌溉和家庭用水等。　　　　刨子，长方体，长约一尺五，用于脱玉米粒。山芋刨，长方体，木制，中间有刀片，用于刨山芋片。　　　　随着岁月流逝以及大型机械的广泛应用，有的一些古老的农具也渐渐消失在岁月里，年长的或许还存些记忆，而年轻一代可能是从书本里看见它们的真颜了。这是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时代的进步，对此我们也甚感欣慰。
　　麦口天——农民难熬的一个“关口”　　　　到了小麦成熟前二十天左右（二000年以前），我们这个地方的农民就开始早早筹备一些必需物资。那时，又恰逢集镇每年一度的四月八日（农历）庙会，邻近 “四乡八镇”的人齐聚集来了。那一天，赶集的人可能有好几万，把一个小小的集镇挤得水泄不通，用“人山人海”这个词来形容倒也恰如其分。那集镇上唱古书的、玩把戏的、耍猴子的……还有那各种吆喝声，把个小小集镇一下子哄抬上了天……　　　　会上各种货物齐全，任尔选购。农户们大都置备和夏收有关的草帽、镰刀、耙子、扫帚、木叉等，有的人家如同过年一样，诸多“干货”都买了，如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