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遇到过一个,自称美国闪婚厚爱上校别咬我在喀布尔维和部队,说他妻子死了自己又是一个孤儿,退休后想来中国渡他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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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藏至我的藏点美国的故事续二/(25)- 不自由,毋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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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故事续二/(25)- 不自由,毋宁死
美国的故事(25)- 不自由,毋宁死&&
关于发生在1773年12月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消息,直到1774年1月才传到伦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承载这个消息的邮轮居然是波士顿的革命领袖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公司的。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和英国议会(Parliament)终于对北美忍无可忍,他们觉得,现在是母亲严加管教她的孩子的时候了。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一首政治打油诗里所说:“我们的老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774年4月,为了惩罚波士顿,英国议会通过了《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强制法案》是由5个不同的法案组成的,包括《波士顿港法案》(Boston Port Act),《马萨诸塞政府法案》(Massachusetts Government Act),《司法管理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驻军法案》(Quartering Act),和《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在北美人眼里,所有这些法案都毫无疑问侵犯了他们的“三权”:第一,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Life, Liberty, Property);第二,宪法赋予英国公民的权利(Constitutional Rights);第三,殖民地宪章赋予殖民者的“自治”权利(Charter Rights)。北美人把《强制法案》称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这些明显“违宪”(Unconstitutional)的法案当然是“不可容忍”的!
《波士顿港法案》下令关闭波士顿港,直到东印度公司获得损失茶叶的全部赔偿,并且直到英王满意为止。殖民地人认为,关闭港口是对所有波士顿人的惩罚,而不是只惩罚肇事者,波士顿人被剥夺了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这显然有失公允。关闭港口带来的经济损失就更不用说了。
《马萨诸塞政府法案》把马萨诸塞政府直接置于英王的控制之下,几乎殖民地所有的官员都将由英王任命,波士顿城镇会议和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这等于单方面修改了殖民者与英王之间的合同,殖民地宪章成了一张废纸。自从1620年“五月花”号抵达北美,人们就是凭《“五月花号”公约》(May Flower Compact)的精神管理这片土地。“自治”传统已经深入骨髓,三岁孩童都知道“社会契约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如今,统治者在未经被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篡改法律合同,那么,被统治者也就不必依照契约效忠英王了。
《司法管理法案》是最让殖民者们无法忍受的。法案规定,如果皇家官员在殖民地犯了事儿,而总督认为他们在殖民地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那么,总督有权将被告人移往其他殖民地或英国本土受审。比如,一个英国官员在马萨诸塞杀了人,他就可能被送往英国受审。而那些原告和证人呢,就要千里迢迢地到英国去出庭。虽然由此发生的费用会得到补偿,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生活又不富裕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放下自己的营生,大老远地跑去打官司呢?其结果必然是,犯罪者逍遥法外,公平和正义得不到伸张。总督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殖民地的司法独立荡然无存。
《司法管理法案》把殖民地的精英们推向了“革命”阵营,因为他们看到,“启蒙思想”所描绘的社会蓝图已经不可能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得以实现。那位几乎已退出政治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沉默了。他将挺身而出,为自由和正义而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把《司法管理法案》称为“谋杀法案”(Murder Act),他将用一个军人的满腔热血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其他的殖民地政治领袖们,也从对大英帝国的幻想中醒来,他们将领导这个弱小的民族,挑战“超级大国”的权威。
《驻军法案》适用于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不只限于马萨诸塞。它强迫殖民地为英国驻军安排住宿,殖民地人的感受可想而知。《魁北克法案》看上去与波士顿无关,但对十三个北美殖民地的伤害不亚于其他法案。凭心而论,对英国来说,《魁北克法案》应该是所有这些法案中最英明、最正确的一个,因为它有效地稳住了加拿大,使她没有和其他殖民地一起造反。这个法案的内容我们以后再讲。
《强制法案》惩罚的是波士顿,但目的是“杀鸡给猴看”。英国议会想用强硬手段制止各殖民地愈演愈烈的反抗浪潮,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带来的不是对议会权威的敬畏,而是对大英帝国的仇恨。波士顿出人意料地得到所有殖民地的同情。当水路关闭,人们纷纷从陆地上给波士顿送来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尽管道路难行,但钱、大米、各种肉类和其它必需品还是从各殖民地源源不断地涌进波士顿,甚至连《魁北克法案》的最大受益者“魁北克省”(Province of Quebec),也送来了大量的小麦。
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当然不会闲着。现在,是“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大显神通的时候了。在亚当斯的倡议下,各殖民地的“通讯委员会”和政治领袖们同意1774年9月在费城会面,协商下一步的行动。这次会议就是“第一次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
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选出4位代表前往费城,萨缪尔·亚当斯和堂弟约翰·亚当斯都在其中。就在去费城前的一个晚上,有人敲响了萨缪尔·亚当斯的家门,进来的是一个裁缝。他说,他是来给亚当斯量体裁衣的。原来,萨缪尔·亚当斯家境拮据,没钱买新衣服。他生性大大咧咧,不修边幅,倒也不在乎这个。可是,现在他要代表马萨诸塞去费城开会,这么邋遢,波士顿人脸上也没光。于是,他的朋友们凑钱(也有人说是约翰·汉考克出钱),给他订做了一套新衣。这位裁缝就是受朋友之托来的。
衣着光鲜的萨缪尔·亚当斯高高兴兴地骑上马,和约翰·亚当斯一起奔向费城。兄弟俩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儿,心情可完全不一样。萨缪尔跟过年似的,那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多年的经营有了结果,各殖民地终于走到一起,“革命”就要柳暗花明了!这是件多么让人振奋的事啊!约翰·亚当斯却是满腹的沮丧和不安,他是个天生就容易悲观的思想者。这个所谓的“大陆会议”本身就是非法集会,他们的行为显然已构成“叛逆”(Rebellion),如果让英国逮住,那就是板上钉钉的“叛国罪”(Treason)。波士顿前途未卜,费城的“各路神仙”也不知道是什么货色,没准儿就是帮乌合之众,玩不出啥花样来。“革命”的时机成熟了吗?“革命”的前途在哪里?约翰·亚当斯越想越纠结,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根本就没准备好。我们在天分、教育、财富等所有的方面都很缺失,我感到完全无能为力。”
第一次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在祷告&
约翰·亚当斯的忧虑一到费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见到的是一群在“天分、教育、财富等所有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精英,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政治修养让亚当斯深受鼓舞,他写道:“这个会议聚集了各殖民地最伟大的人。。。。。”
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56个代表来自北美十二个殖民地,佐治亚(Georgia)没有参加,她忠于英王,坚决与其他殖民地划清界线。代表们都是各殖民地的政治领袖,出身于各行各业,如律师,医生,教师,学者,商人,教士,大种植园主,小农场主,手工业者,等等。他们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少数几个是上流社会的大富翁。他们有的是温和派(Moderates),主张与英国搞好关系;有的是激进派(Radicals),要跟英国干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有的是中间派,寻求妥协的方案。尽管他们的背景和观点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拥有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都在努力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抗争。
让约翰·亚当斯印象最深的是弗吉尼亚代表团。自从1607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在新大陆站稳脚跟,弗吉尼亚就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生活最富裕的殖民地,弗吉尼亚人高贵、典雅的一举一动从来都是各殖民地争相效仿的榜样。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如果没有弗吉尼亚的参与,北美的这一通折腾就是一场儿戏。幸运的是,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开始,对英王最忠诚的弗吉尼亚就一直站在反英斗争的最前线,其中的缘由,就要着落在这几位代表身上了。
弗吉尼亚一共派了7位代表,他们个个身手不凡。培顿·伦道夫(Peyton Randolph)当选为第一次大陆会议主席。他是弗吉尼亚议会的发言人,最擅长主持会议,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伦道夫是温和派,大家看中的就是他那四平八稳的冷静。弗吉尼亚还有个大块头代表,叫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他足有1.93米高,180公斤重。他说:“我就是徒步走也要走到大陆会议。”可见劲头有多大。这位“巨人”的儿子和曾孙后来都成了美国总统。口才无双、相貌俊美的激进派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是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的领袖,他就是后来提议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的人。
培顿·伦道夫&
弗吉尼亚代表团还有一位谁也无法忽视的绅士,他就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至于华盛顿是怎样从军人变成政治家,又怎样从威廉斯堡走到费城,我们且留到下文分解,因为,此时此刻,他不是主角。他在会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玩儿深沉。他没提任何建议,也没说什么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坐在那儿静静地听别人争论,或点头,或微笑,或沉思。奇怪的是,他越是一声不支,大家越觉得他深不可测。人们总喜欢说“沉默是金”,华盛顿的沉默到底是金是银还是铁,以后自见分晓。
在第一次大陆会议上,真正发出奇光异彩的,是另一位弗吉尼亚人。如果说,萨缪尔·亚当斯是“美国革命”的第一支火把,那么,这个弗吉尼亚人就是第二支火把,没有他,“美国革命”就不可能写下如此热情洋溢的篇章。这个人的名字叫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帕特里克·亨利&
帕特里克·亨利生于1736年的弗吉尼亚汉诺威县(Hanover County),他的父亲约翰·亨利(John Henry)来自苏格兰,帕特里克是出生在新大陆的第二代移民。亨利家在弗吉尼亚属于中产阶级,不富也不穷,经营着不大不小的农场。但帕特里克·亨利从小就知道,将来他的一切全靠自己。在弗吉尼亚的田野和丛林中长大的帕特里克·亨利,从大自然的启示和生活的历练中,形成了对自由近乎疯狂的热爱和执着。他认为,自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对自由的侵犯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父亲约翰在苏格兰上过大学,他亲自教儿子英文和拉丁文,他们经常一起朗读《圣经》。在学习中,帕特里克喜欢上了优美的英语语言艺术,特别是那富有节奏感的发音和语调,让他沉醉不已。每逢礼拜日,母亲都带着小帕特里克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在回家的路上,母亲总是让帕特里克背诵牧师的布道词。她本意是想让基督教教义渗入幼小的灵魂,可是久而久之,帕特里克在背诵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讲风格,为他后来成为新大陆最出色的演说家打下了基础。父母的熏陶使帕特里克成为一个一生都热爱学习的人,虽然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他的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一点也不亚于高等学府的毕业生。
上了几年学后,帕特里克决定自己开个店,当上了小业主。可是,生意半死不活的,刚刚维持个生计。1754年,他与萨拉·谢尔顿(Sarah Shelton)结婚。萨拉也算是富家女,带过来300英亩土地(大约1800市亩)和6个黑奴。现在,帕特里克是个小种植园主了,可是稳定的日子过了没几年,他们的家就在一场火灾中被烧为平地。后来他又去做生意,结果亏得一塌糊涂。
1760年,屡经挫折的帕特里克决定做个律师。这下,他算是选对了职业,因为他的口才无人能敌。经过刻苦学习,帕特里克·亨利考取了律师执照。当上律师的他咸鱼翻身,走上成功之路。他在辩论和演讲时,引经据典,辞藻华丽,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周密严谨的逻辑,让所有的人心服口服。人们称他为“生于森林的德摩斯梯尼”(Forest-born Demosthenes),德摩斯梯尼是古希腊最著名的雄辩家。
锋芒毕露的帕特里克·亨利很快就进入政界。1765年,他当选为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议员。这时,《印花税法案》刚刚通过,殖民地的反英浪潮此起彼伏。帕特里克匆匆忙忙赶到威廉斯堡,发现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大半。这位刚刚宣誓就职才9天的新议员,立刻向议会递交了他起草的《印花税法案决议案》(Stamp Act Resolution)。这个《议案》是当时北美殖民地最有火药味儿的文件,那激烈的语言让弗吉尼亚人第一次嗅到“叛国”的气息。除了阐述英国宪法中“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文外,帕特里克更进一步指出,殖民地议会是唯一有权向殖民者征税的机构,这种权力不可转让。
可是,光有个议案没用,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议案得到通过。帕特里克知道他的议案过于激进,很难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于是,他故意等到几位最保守的议员不在时,在议会讨论“印花税”的问题。他那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的语言,使讨论进行得非常“火爆”。最后,帕特里克将一只手套仍在地上,这是一种传统的挑战性动作。他说:“凯撒有他的布鲁图,查理一世有他的克伦威尔,乔治三世……” (这时,他被一片“叛国贼!叛国贼!”的叫喊声打断。)“…可以从他们的例子中学到教训。如果这是叛国,那就尽情地叛国吧!”
帕特里克·亨利关于“印花税”的演讲&
当时,一帮威廉与玛丽学院的学生正聚在议会大厅的走廊上听议会的讨论,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震撼了所有人的心。有一个年轻的律师也站在人群中,他完全被帕特里克的语言征服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0年后,他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35年后,他将是美国总统。杰斐逊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弗吉尼亚议会大厅的走廊上听到的这次演讲。他说:“帕特里克·亨利演讲就像荷马(Homer)写作。。。当帕特里克讲话时,所有的人都在倾听。”在杰斐逊心中,帕特里克的语言与荷马的文字,都拥有史诗般的优美与气势。
帕特里克·亨利以他的热情和机敏奇迹般地使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案决议》。弗吉尼亚与马萨诸塞,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成了北美殖民地反抗“暴政”的旗帜。看到英王最“宠爱”的弗吉尼亚都起来反对“印花税”,其它殖民地闹得就更欢了。抗税风潮势不可挡,“印花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被废除了。弗吉尼亚的皇家总督气得发疯,他下令解散议会。可是,议员们根本不理这一套,他们转到威廉斯堡的一个酒馆里继续开会,帕特里克也继续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说。他还是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的骨干,与理查德·亨利·李,托马斯·杰斐逊一起,把“通讯委员会”搞得有声有色,他们的文章传遍北美。
1774年9月,帕特里克·亨利做为弗吉尼亚代表来到费城,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此时的代表们,彼此之间还是陌生人,他们大多数是通过“通讯委员会”读到过其他代表的文章,知道对方的名字,但从未见过其人。现在,虽然互相介绍认识了,可毕竟不熟,也不了解别人的真实想法,所以,大家都有点放不开。从“笔友”到“战友”,需要时间,更需要信任。
敏锐的帕特里克·亨利从代表们第一天的表现中就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虽然各个殖民地已经在抗英斗争中团结起来,但骨子里还是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本地的利益永远高于“联盟”的利益。大家都会不自觉地说:“我是弗吉尼亚人”,“我是纽约人”,等等。第二,温和派的主张占绝对优势,会议的基调就是争取与英国的妥协,北美显然没有做好跟大英帝国一刀两断的准备。比如,南卡罗来纳的代表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英王忠诚的臣民,我们不是革命者。。。”
第二天,会议开始后,主席宣布了必要的程序,就到了讨论的时间。会议厅陷入令人尴尬的沉寂,谁也不愿挑头提出第一个议案。这时,一位身穿灰色外套、其貌不扬的绅士,慢慢站起来,走到前面。他看上去像个乡村牧师,他开始说话时,就像在讲台上开始布道一样。他从1765年的“印花税”讲起,历数10年来英国议会强加给殖民地的各项税法以及这些税法给殖民地带来的灾害。他说,现在很多殖民地议会都已经被解散了,我们需要一个联合起来的、代表人民的议会,而“大陆会议”就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接着,他描述了自己对“代议制”民主的理解和对“自治”政府的设想。
这位绅士侃侃而谈,所有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的话深深地吸引。开始时,他的声音是柔和、动听的音乐,牵着人们的感觉,渐入佳境。慢慢地,他的语调越来越灵动多变,时而如金戈铁马,时而如海波荡漾,时而平缓,时而激昂,每一个字却又像清冽的泉水,直入人的心田。最后,他说:“英国的压迫已经改变了殖民地的边界;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和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了;我不是弗吉尼亚人,我是美洲人(I am not a Virginian but an American)!”
他话音刚落,大厅里立刻一片轰鸣声,大家交头接耳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个人是谁啊?”他们很快得到了答案:他就是帕特里克·亨利!帕特里克的话就像给代表们吃了一副兴奋剂,他们开始踊跃发言,会议立刻变得热气腾腾。激进派们也不再怕背上“叛国”的罪名,他们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大陆会议”在各方代表的争论与妥协中达成了下面几个协议:
一,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抵制英货,直到《强制法案》被废除为止。
二,成立监察委员会,监督各地抵制英货的情况。
三,如果一年之后《强制法案》还没被废止,各殖民地除继续抵制英货外,还将停止向英国出口一切货物。
四,建议各殖民地组建民兵(Militia),做好与英军作战的准备。
五,向英王递交一份措辞委婉的情愿书,请英王慎重考虑殖民地的诉求。
六,若形势不见好转,将于第二年(1775年)召开第二次大陆会议。
“第一次大陆会议”在帕特里克·亨利、约翰·亚当斯等激进派的努力下总算没白费。最重要的是,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代表们朝夕相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那种同气连枝的感情与日俱增。他们可能为一个问题吵得面红耳赤,但并不妨碍他们坐在同一个酒吧里喝酒谈心。有谁能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他们将共同创建一个新的国家?
“大陆会议”向英王递交的情愿书被乔治三世扔进了垃圾堆,国王早已厌倦了北美一而再、再而三的调皮捣蛋,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收拾收拾这帮不知好歹的土老冒。北美与大英帝国和解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当弗吉尼亚代表回到家乡,他们发现形势不妙,在威廉斯堡开会已经变得很危险。于是,弗吉尼亚议会迁往里士满(Richmond)。日,议会讨论组建民兵。有很多议员担心这样做会加深英王对殖民地的憎恶,使形势更加恶化。而且,英国实在太强大,跟她闹能有好下场吗?帕特里克·亨利站起来,开始了他那段最著名的演讲:
“。。。他们说我们太弱小了,无法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是下周,还是明年?难道要等到我们被彻底解除武装,家家户户都驻扎英国士兵的时候?难道我们犹豫迟疑、无所作为就能积聚起力量吗?难道我们高枕而卧,抱着虚幻的希望,待到敌人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就能找到有效的御敌之策了吗?先生们,只要我们能妥善地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不弱小。一旦三百万人民为了神圣的自由事业,在自己的国土上武装起来,那么任何敌人都不能战胜我们。此外,我们并非孤军作战,公正的上帝主宰着各国的命运,他将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先生们,战争的胜利并非只属于强者。它将属于那些机警、主动和勇敢的人们。何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即使我们没有骨气,想退出战斗,也为时已晚。退路已经切断,除非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铛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重复一遍,先生,让它来吧!企图使事态得到缓和是徒劳的。各位先生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和平根本不存在。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从北方刮来的风暴将把武器的锉锵回响传到我们耳中。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得到什么?难道生命如此宝贵,和平如此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去换取吗?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对我来说,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不自由,毋宁死
帕特里克的话让所有在场的人热血沸腾,他们高呼“武装起来!武装起来!”议会一致通过了组建民兵的决议。可能帕特里克自己也没想到,他准确地预言了“独立战争”(War of Independence)的爆发。仅仅一个月之后,“北方刮来的风暴”就把那一声枪响传到了弗吉尼亚。
是谁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波士顿草原上的鲜血将怎样书写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请看下一个故事:莱克星顿的枪声。
赞!这才是一个潜在的能够领导世界的大国国民应有的素质——独立、自由、务实、自信、不畏强权。美国立国的精神气韵在这些国父们就奠定了,融入了这个国家每个百姓及其子孙们的血液和性格之中,这些思想观念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振聋发聩,不失其超前性,甚至迥然超乎大多数民族之上,其为近代以来最先进、最自由、最独立、最有生机和活力的文明且被诸国马首是瞻也亦宜乎!反观我们中国,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嗯,美国“国父”们的素质还是很高的,有文化,有信仰,有胆量,有担当,确实是英雄本色。以前看《走向共和》时,觉得清末民初的中国革命者,如孙中山、黄兴等人,也很精彩,大有“国父”的气概。可惜,中国情况太复杂,他们终究没成气候。
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把中国的失败归因于中国的情况太复杂。其实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试问哪个国家的国情不复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想当年美国是一个殖民地,诸色人等素质参差不齐、信仰迥异、印第安人的问题、与英国的战争等等,我相信他们的问题也很复杂。认为中国的情况比其他国家更复杂是没有什么依据的。而且容易让人把责任轻轻推给“中国国情”这个客观因素,好像自己没有什么责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要从我做起。
一个革命能不能成功,或者革命后会成什么样子,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形态和认知水平。当一个社会长期缺少平等交流、换位思考、协商妥协的文化心理基础的时候,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力量压服别人而不是用道理说服别人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百姓习惯于浑浑噩噩、顺从强权、懒于思考、回避争论的时候,我想这个社会还没有真正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政治的土壤,革命永远只能换汤不换药,革命上台的人很快会被这个土壤所同化,即使有一二如孙中山者,也孤掌难鸣。
所以,革命不是推定社会进步的好办法,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西方原来比我们落后,他们就是通过启蒙运动把大部分国民的精神从中世纪推进到近现代。中国大部分国民在没有真正意识到自由、民主对保障甚至提高自己切身利益之前,你很难想象能够建立一个超前而稳固的上层建筑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对美国公民教育以及美国人如何教育他们的后代非常感兴趣的原因
虽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可是中国的经有一段特别难念,就是那”五千年“的文明。美国没有历史,自然没有历史包袱。“启蒙思想”长驱直入,毫无阻碍。再加上英国的文化传承,起点本来就高。中国却是五千年的孔孟之道,五千年的帝王将相,怎么可能造就一个能产生华盛顿的民族呢?一朝一夕很难改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像你说的,公民教育很重要。说起教育,那就是另一个很难缠的大话题了,不说也罢。
最近没去书店,还没看到那些书。有空去转转。
说的有道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人类有把自己的遭遇放大的倾向,我们很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特殊。
先不说历史到底是包袱还是财富,且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个移民都把他们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带到了美国,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包袱”。
从整体来看,美国继承了英国传统,在启蒙思想、政治制度等方面有优势,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国和其他国家比还是底子薄、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其他方面起点未必高。用历史的眼光看,在当时美国的经可能比当时的中国还要难念。美国人完全有理由说我们经济基础薄弱、民族问题突出,我们的经独一无二、特别难念。
站在历史看历史,被成为“包袱”的这些东西在正是造就中国作为当时世界最先进国家的原因。当日耳曼人还在西欧的森林中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开始计算如何消除一个回归年365又四分之一的这个四分之一误差的问题;当西方人的各个酋长还在互相残杀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提出了人文关怀的理念,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西方人的国家还是靠一两个强人用武力维系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在用帝王将相等一系列官僚体系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治政府。
可是后来中国人慢慢地失落了很多东西,在蒙元和满清的屠杀之后,中国人的精神水平全面倒退,而此时正是西方崛起和创造更新更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时候。现在主客颠倒,我们成了落后的国家。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熏陶和积淀,使得我们的国民素质仍然后很好的底子,虽说跟欧美比起来还有很多差距。我们在随地吐痰、排队等方面广受诟病,但在大节上面我们却不失大国国民的风范。汶川地震老百姓自动的秩序与互助,比起海地地震的打砸抢,我们的国民素质可不低。中国的百姓善良、宽容、大度、质朴也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功不可没。
现在的我们应该客观检视自己手上有什么牌,没有什么牌,取长补短。美国的自由、独立、民主等东西或许就是我们民族最欠缺的东西吧,这些东西估计也要通过不断的教育和互动来慢慢渗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吧
人类发展到这个阶段,帝王将相当然不合时宜,但不能忽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先进性。之后有了更好的替代制度,才显得它的落后。当然我们要学习和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要知道,帝王将相不是古人的错。古人创造了当时最先进的制度让我们的民族充满荣光,而我们这些子孙不肖,不能与时俱进,更新换代,快速学习,结果落后于人,这是我们的错。
美国的故事(26) - 莱克星顿的枪声&&
莱克星顿/康科德之战(Battle of Lexington and Concord)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War of Independence)的序幕,那枪声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尘埃中。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实力的较量,智慧的较量。殖民地人精准的情报来源,高效的预警系统,迅速的反应能力,为“独立战争”写下了精彩纷呈的第一章,也在大国强权面前展示了这个弱小民族的勇气和力量。
1774年9月到10月间召开的“第一次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建议各殖民地组建民兵(Militia),以便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保卫自己的利益。这个决定太合新英格兰人的口味了,大家立刻忙活起来。在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的推动下,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筹钱筹粮,购买武器。大富翁兼革命领袖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更是慷慨解囊,招募和训练民兵。这个从小就被花团锦簇围绕着的“富二代”,居然有当将军的瘾,梦想有一天亲自带兵上前线。他不但出钱,还出力,常和民兵一起训练,那劲头还真不是吹的。
其实,殖民地人武装起来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这要拜托大英帝国的法制和人权。英国是个不禁枪的国家,法律保护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北美自然而然也就“人人持枪”。对于生活在“蛮荒之地”的殖民者来说,枪是防身武器,也是生产工具。他们需要用枪打猎,防备野兽的袭击,对付印第安人的搔扰,镇压黑人的反抗。没有枪,他们的日子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所以,殖民地人对枪一点也不陌生,那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后来的美国人对这个“持枪传统”情有独钟,《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文保障公民的“持枪权”(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据2007年的一项统计,美国民间持枪2亿7千万支,平均每100人拥有90支枪;每年全世界生产的8百万支新枪中,4百50万支被美国公民购买。美国人对枪的喜爱听上去有点让人不寒而栗,但在这个“人人持枪”的国度,除“南北战争”外,没有发生过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事情,权力在互相掐得你死我活的政党之间和平传递了二百多年,社会远比那些禁枪的国家安定,足见其制度的强大、法律的健全、和公民素质的稳定。民间持枪,有利就有弊,这个话题,我们在讲《美国宪法》时再聊。
在新英格兰的民兵中,有一伙人被叫做“一分钟人”(Minuteman),意思是,甭管他们手头正在做着什么,一听召唤,他们在一分钟或几分种内就可以进入战斗状态,反应极为神速。殖民地人还重新启动了在“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中曾用过的“预警系统”。那就是,一有风吹草动,各村各镇都会立刻派快马飞奔到周围的村镇传递消息,得到消息的村镇再派快马传往更远的地方,就像接力赛一样。然后就是教堂钟声齐鸣,枪声大作,反正能弄多大动静就弄多大动静。他们还演习了几次,确保它的运作没有问题。在后面的故事中,你将会看到这个“预警网络”有多么高效。
1774年5月,就在“第一次大陆会议”前夕,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皇家总督托马斯·哈金森(Thomas Hutchinson)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他热爱的新大陆。此前,他在一些私人信件中表示,英国应该对殖民地的自由加以限制。这些信件被人偷出来,交到正在伦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手中,富兰克林又转交给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的领袖。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因为做为总督的哈金森口口声声说为殖民地人谋福利,这些信却表明了他的“真实”态度。殖民地议会本来就瞅着哈金森不顺眼,他们趁机上书英王,要求罢免哈金森。气急败坏的英国议会(Parliament)把富兰克林叫去臭骂了一顿,并斥责马萨诸塞议会无理取闹。然而,哈金森的政治生涯却无可挽回了。托马斯·哈金森是新英格兰早期人权运动领袖安·哈金森(Ann Hutchinson)的后人(参看“美国的故事(7)-自由之声”),由于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成功,他一直是马萨诸塞最受尊敬的公民。现在,他的“保王派”(Loyalist)立场却使他不得不带着全家迁往伦敦。在他的有生之年,哈金森再也没有踏上过新大陆。
赶走了哈金森,接下来的总督是谁呢?英王任命驻北美的英军总司令托马斯·盖吉将军(General Thomas Gage)为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哼,文官总督你们不要,就给你们换个武将,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盖吉,这位曾在“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与华盛顿并肩作战的将军,一方面崇尚武力,决心用“铁腕”统治马萨诸塞,坚决执行《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 另一方面却是个有原则的人,他拒绝取缔整天捣乱的“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因为这样做违背了他对“人权”和“自由”的信念。英国议会无可奈何地意识到,“这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让一个英国人去说服另一个英国人成为奴隶。”就在盖吉的犹豫和矛盾中,殖民地人已经“偷偷摸摸”地开始了他们的“战争”。
托马斯·盖吉&
盖吉很快就发现,英军的很多供给不翼而飞,草料莫名其妙地着了火,运武器的车一转脸儿就坏了,运兵士的船好好的就沉了,甚至枪支、弹药、大炮都会“玩失踪”。他心里当然明白这是谁在捣鬼,可是又抓不着人。他派了很多人出去打听殖民地人藏军火的所在,时不时地搞一次突然袭击,捣毁殖民者的仓库,等等。双方就这样你抓我一把,我捅你一拳,寂静无声地展开了“拉锯战”。在这些冲突中,两边的枪都没“走火”。殖民地人不想明目张胆地对抗,毕竟英军不是好惹的;盖吉也很克制,他不想让事态升级,引发“革命”。“保王派”和“革命派”(Patriots)的“间谍”们都异常活跃,很多时候,盖吉很清楚“自由之子”的下一个目标,而殖民地人也很了解盖吉的下一步行动,一切似乎是在透明中进行的。但总的来说,盖吉渐渐落了下风,他的情报显然不如殖民者的快,他发现,不管做什么,自己总是慢半拍。
盖吉将军一面加强英军对波士顿的控制,解散了殖民地议会,一面不断地向伦敦求援,要求增兵。波士顿是个有3万居民的城市,驻波士顿的英军只有3千人,显然不够用的。英军除了波士顿城之外,对周围的地区没有控制能力。殖民地议会被解散后,议员们成立了“马萨诸塞省议会”,会一点也没少开。“叛逆”活动遍地开花,愈演愈烈,终于到了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步。
1775年3月,英国国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威廉·莱格(William Legge)给盖吉发了一道密令,要他立刻扑灭“叛乱”,逮捕“叛乱”首领萨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在密令中,达特茅斯伯爵给了盖吉“便宜行事”的权力。奇怪的是,这道保密又保密的“密令”,还没出伦敦,就被北美在伦敦的“线人”知道了,他们迅速把消息传到波士顿。在盖吉本人还没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萨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和其他的革命领袖,就撤出了波士顿,马萨诸塞省议会也转移到西冷镇(Salem)。等4月14日盖吉终于拿到命令时,别说人了,连鸟都飞光了。但是,有一位特别不要命的人物没走,那个地下黑社会组织“自由之子”也没全撤,他们在波士顿还有很多“钉子”。这个不要命的人和这些“钉子”将在下面的行动中起关键作用。
在盖吉还没收到密令的时候,他就已经打算偷袭殖民地民兵在康科德的一个军火库,这个决定是根据他的一个间谍的报告做出的。为了防备波士顿人向外传递消息,盖吉派人守住城周围的路口,拦截信使。这个举动引起了殖民地人的怀疑,他们预感到英军将有所行动。但是,英军的行动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现在,轮到那位唯一没撤的革命领袖出场了,他就是约瑟夫·华伦医生(Dr. Joseph Warren)。
&约瑟夫·华伦&&
约瑟夫·华伦生于1741年,1759年毕业于哈佛学院后,他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华伦一面行医,一面深深地卷入波士顿的政治生活。他与波士顿的革命领袖以及“自由之子”成了朋友,也是“通讯委员会”的成员。1775年,他当选为马萨诸塞省议会主席,这是革命政府中的最高职位。可是,这位马萨诸塞的“最高领袖”,在大家撤离时却决定留下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留在波士顿的价值。
华伦留下来的目的是获取情报。他凭什么能得到准确的情报呢?因为他有个好朋友,这位朋友不是别人,正是盖吉将军的夫人,玛格丽特·盖吉(Margaret Gage)。玛格丽特生于新泽西(New Jersey),虽然嫁给了英国军官,但心里却很偏向自己的家乡新大陆,对“美国革命”一直抱着同情的态度,她与华伦医生的友谊也是尽人皆知。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历史学家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正是盖吉夫人把英军的动向透露给了华伦。盖吉对玛格丽特非常疼爱,“英雄难耐枕边风”,难免让夫人探出了究竟。
&玛格丽特·盖吉
&4月8日,华伦告诉“自由之子”在波士顿的一个“钉子”,英军将偷袭康科德的民兵火药库,让他立刻出城报信。这个“钉子”就是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提到过的银匠保罗·瑞维尔(Paul Revere),他也是那个刻《波士顿大屠杀》(Boston Massacre)铜板画的人。保罗·瑞维尔是波士顿最有名的银匠,他做的金银器不但造型优美,还有一个特别的花样,就是在上面刻画,这是一般的银匠做不到的。多年后,他的作品将是收藏家手中的无价之宝。保罗·瑞维尔心灵手巧,不只做金银器,还学过牙医助理,帮人镶牙补牙,华伦口中的一颗银牙就是瑞维尔给镶的。保罗·瑞维尔不是政治家,却与波士顿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好朋友;他不是革命领袖,却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他骑术高超,是最得力的通讯员,所以,华伦第一个找的就是他。
保罗·瑞维尔拿着自己做的银器&
瑞维尔二话不说,纵身上马,奔往康科德。他熟悉路径,轻松绕过英军的岗哨,很快就到了目的地。民兵得到消息,立刻把军火分散转移了。保罗·瑞维尔完成任务后回到波士顿,继续探听英军的消息。
日,在接到伦敦的密令4天之后,盖吉将军终于决定动手了。他把指令交到弗朗西斯·史密斯(Francis Smith)中校手中,命令他于当天夜里率700名步兵偷袭康科德,捣毁民兵的军火库,但不许“抢劫平民”。在命令中,盖吉确实使用了他的“便宜行事”之权,他没有写上“逮捕萨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因为他怕引起暴乱。此时的盖吉仍然想避免流血,息事宁人。对他来说,这次偷袭与以前没什么两样,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军事行动。但他万万没想到,这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件事,却成了“致命的任务”。盖吉得到的,正是他一直极力避免的结果:战争。他更没想到,那道一点也不出奇的命令,出人意料地催生了一个新国家,世界将因此而变得不同。
为了保证“偷袭”的效果,盖吉的命令是在“绝密”的情况下下达的。执行命令的军官都是在出发前才打开手令,得知此行的目的地。可是,就在执行命令的军官还不明就里的时候,华伦医生却已获得了命令的全部内容,甚至连英军走哪条路线他都一清二楚。这实在有点匪夷所思,除了盖吉夫人,谁有能耐搞到如此准确的情报呢?
4月18日晚上9点,在夜幕的掩护下,两个人悄悄地出了城。一个是威廉·道斯(William Dawes),一个是保罗·瑞维尔。他们接到华伦的指示,要去通风报信。华伦告诉他们,英军将向莱克星顿和康科德进发,除袭击火药库外,很可能还要抓捕正住在莱克星顿的萨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华伦他们一点也不担心火药库,因为那些弹药10天前就转移了,盖吉的情报显然已经过时,但他们担心萨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的安全。他们不能失去朋友,波士顿不能失去领袖,就是拼了命也得把信儿送到。
为了保险,两人分头行动。威廉·道斯走陆路,骑马从波士顿半岛与大陆连接的那条细“脖颈”上出去,先往南,然后转向西北,直奔莱克星顿;保罗·瑞维尔走水路,他要先去与波士顿隔水相望的查尔斯城(Charlestown)报警,然后再从那里骑马去莱克星顿。当时,波士顿港已封,水路是不许通过的。可是,保罗·瑞维尔居然划着小船,躲过了英国军舰的视线,顺利在查尔斯城登陆。他还让朋友守在波士顿“北方教堂”的尖塔上,监视英军动静。如果英军走陆路,就在塔顶挂一盏灯,如果走水路,就挂两盏灯,这样,查尔斯城的人们就可以看到了。朋友守到半夜,见英军从水路出城,于是挂上了两盏灯。从此,“陆路为一,水路为二”(One if by land, two if by sea.)成了一句“名言”。
&深夜飞奔路线图:蓝色是保罗·瑞维尔,绿色是威廉·道斯,紫色是去康科德的路
到达查尔斯城后,保罗·瑞维尔立刻跨上马背,一路狂奔,向着莱克星顿的方向飞驰而去。路上,他只要见到人家或村庄,就大喊:“正规军出动啦!(The Regulars are out!)正规军出动啦!”没过多久,沿途所有的村庄都知道了消息。查尔斯城和知道消息的村庄立刻派快马奔向周围其他的村子,大声预警。在黎明还没到的时候,在英国兵还没下船的时候,离波士顿40公里以外的村庄都已经知道了英军出动的消息,这套“预警系统”的效率可见一番。“一分钟人”和民兵们马上行动起来,拿起枪直奔康科德。保罗·瑞维尔深夜中的“纵马飞奔”成为“美国革命”的经典一幕。
&&保罗·瑞维尔纵马飞奔
午夜时分,瑞维尔赶到莱克星顿,来到萨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住的房子前,一名民兵正在外边站岗。上气不接下气的保罗·瑞维尔大喊:“开门!”那个民兵说“嘘!小声点!他们刚睡着,别出动静!”“动静?” 瑞维尔说:“你们很快就会听见动静了!正规军来啦!”“啊?”民兵一听,立马冲进屋去,叫醒了亚当斯和汉考克。亚当斯看看窗外那黑乎乎的天,说:“多么明媚的早晨啊!”睡眼惺忪的汉考克瞟了他一眼,心想,哥们儿,你是睡晕了还是吃错药了?亚当斯笑眯眯地加上句:“我是指对北美来说。”
瑞维尔、亚当斯、和汉考克坐下来商量对策,亚当斯和汉考克觉得,如果英军是来抓他们的,大可不必这么兴师动众,看样子不是冲咱们来的,不用怕。瑞维尔说,别废话了,赶紧逃命要紧!马上去费城,开你们的“大陆会议”去吧!一小时后,威廉·道斯也赶到莱克星顿,与保罗·瑞维尔一起,向康科德奔去。路上碰到另一位骑手,萨缪尔·普莱斯科医生(Dr. Samuel Prescott)。这哥们儿前半夜都花在一个女孩身上,求着人家跟他结婚。回家的路上听到消息,撒马就往康科德跑。三人三骑,冲入茫茫黑夜中。
且不说保罗·瑞维尔他们折腾的这一宿,再看这700个英军士兵。18日晚上9点被叫起来,整队出发。他们坐船来到哈佛所在地坎布里奇(Cambridge),然后步行前往康科德。日,黎明时分,他们来到距波士顿16英里(26公里)的莱克星顿。还没到莱克星顿的时候,他们就听见周围的村庄钟声、枪声齐鸣,显然他们的行动已经不是秘密。“偷袭”还没开始,就把“偷”字丢了。史密斯中校做了一个虽然晚了点却很英明的决定:派人回波士顿搬援兵。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救了他们的命,否则,这700个人恐怕大部分都不会再见到波士顿了。
英军渐渐走近莱克星顿。在远处那片绿色的草地上,他们看到了一排身影。那是七八十个手拿武器的民兵,他们在琼那斯·派克上尉(Captain Jonas Parker)的指挥下,已经列好了战斗队形。派克上尉参加过“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是这帮民兵的头。民兵们默默地看着由远而近的英国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他们走来。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支强大的军队,那架势看上去简直是个整齐划一的杀人机器。民兵们有人发抖了,有人眨眼了,有人出汗了,有人手软了,有人快站不住了,有人干脆转身就走。派克上尉喊道:“站稳了!不要先开枪!但如果他们想打一场战争,就让它从这里开始吧!”这句话的真实性一向受到怀疑,因为它太符合历史学家的想像了。但派克上尉要求大家沉住气倒是真的。
英军的皮特凯恩上尉(Captain Pitcairn)见此情景,一面告诉自己的士兵不要开枪,一面向民兵们高喊:“放下武器!立刻解散!” 但派克上尉只让民兵们闪在一旁,让出大路,既没解散,也没放下武器。双方就这样静静地对峙着,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在这个当口,他们可能都听到了历史的心跳。那心跳越来越快,越来越重,突然间,一声刺耳的枪响划破了黎明的天空。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开的枪,美国人和英国人争论了二百年,都说是对方先开枪,至今没搞清楚。但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那就是,“这声枪响全世界都听到了。”它撕裂了一段历史,把一个新民族推上世界舞台。从此,她的挣扎,她的奋斗,她的选择,她的辉煌,永远改变了人类探索的目光。
莱克星顿的枪声&
随着第一声枪响,英军士兵开始万枪齐发,皮特凯恩上尉再也管不住了。士兵们本来就一肚子火,这帮该死的“反贼”,平时老给我们使绊子,现在终于有机会教训教训他们了!既然已经开打,那就打个痛快吧!这边的殖民地民兵,一看不妙,扭头就跑,只有派克上尉和少数几个仍在那里射击。最后,包括派克上尉在内的8个殖民地人倒在血泊中,另外10个受伤。英军只有1人受伤,无人死亡。
“独立战争”的第一场“战斗”,“莱克星顿的枪声”,几分钟就结束了。到此为止,一切似乎已经没有悬念。英军停都没停,继续向康科德进发,那才是他们的目的地。可是,莱克星顿之战的消息比他们跑得快,英国兵还没到,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刚刚发生过的事。在康科德,英国人将面临一场完全不同的战斗。这一次,命运之神将偏向北美。
到了康科德之后,英军开始根据情报搜查军火库。当然,他们扑了个空,什么都没搜到。就在他们瞎忙活时,一队几百人的民兵正藏在山坡后看着他们。更远处,波士顿周围所有村子里的所有的男人,都拿着枪,正向康科德赶来。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没有确切统计,有人说两万,有人说几千,反正不会少于三四千人。民兵们吸取了莱克星顿的教训,不再与英军正面交锋。他们藏在树后、石后、屋后、墙后,瞄准了他们的猎物。一声令下,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一下子就把习惯了“阵地战”的英军打蒙了。英国人总是说,北美人野蛮得就像印第安人,这回他们总算知道印第安人是怎么打猎的了。
慌乱的英军急急忙忙撤出康科德,往莱克星顿逃。这一路上,他们被陆续赶来民兵追着屁股打,那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每走一步,他们都要撂下几具尸体。他们也组织过几次有效的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19日下午,英军终于退进莱克星顿村。各路民兵在莱克星顿村外欢呼雀跃,庆祝胜利。可他们毕竟不是职业军人,光顾着高兴了,根本不知道“追穷寇”的道理。此时,如果有位将军出来,指挥他们包围莱克星顿,关门打狗,这帮英军不全军覆没才怪。几千人打几百人还不跟玩儿似的?
实际上,退入莱克星顿的英军已经打谱投降了。他们将近20个小时没吃没喝,奔波劳累,根本撑不下去了。可是,民兵们没有进攻,英军得到喘息的机会。他们在村中打尖休息,吃吃喝喝,开始恢复元气。此时,从波士顿来的援军赶到,轮到英军士兵欢呼了。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往波士顿撤。民兵们虽然没有经验,打仗却不含糊。从莱克星顿到查尔斯城,又追着打了一路。民兵们是陆续赶到的,先来的先打,打完就回家,后来的接着打。最后,英军73人死,26人失踪,174人伤。民兵49人死,5人失踪,41人伤。
战斗虽然结束了,但从新英格兰各地赶来的民兵却还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波士顿周围,很快就聚了一万五千人。他们封锁了城外的要道,把波士顿围得像铁桶一般。但这些来自不同村庄的民兵,却有着同样的弱点,那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无正规训练。有的带来的东西吃完了就回家了,有的则一直坚持。他们完全随意而动,随性而发,不像打仗,倒像开派对。
波士顿周围的民兵,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需要一个战略部署,需要一个有效的后勤,也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需要的,是一位总司令。
正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会收编这支杂乱无章的队伍吗?代表们将为这支“农民军”挑选一位什么样的领袖?请看下一个故事:将军拔剑南天起。
美国的故事(27)-将军拔剑南天起&&
莱克星顿的枪声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的开始。这场“革命”本来似乎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英国议会(Parliament)并不真正想打一场大的战争。他们拟好了一个计划,同意北美的自主征税,司法独立,自治政府,自我防御。条件是,英国议会保留名义上的权威,并与各个殖民地分别建立政治和商贸关系,不承认任何形式的殖民地联盟。然而,历史弄人,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消息在莱克星顿/康科德之战(Battle of Lexington and Concord)爆发后的第二天才传到北美。血已经流了,人已经死了,北美已经不愿接受任何有条件的妥协。日,“第二次大陆会议”(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拒绝了这个提议,殖民地的联合已不可逆转。
莱克星顿的枪声改变了每一个人。战斗发生后的第二天,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骑马查看战场,那斑斑血迹让他坚信,革命已经没有回头路。他带着这种信念走向费城,成为第二次大陆会议上最激进的代表。战斗的消息传到“弗农山庄”(Mount Vernon),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曾经那么快乐、祥和的亚美利加,或将被血浸透,或将遭受奴役。这是多么无奈的选择!但是,一个正直的人还能再犹豫吗?”
然而,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发生的战斗并没有引起英军总司令托马斯·盖吉(Thomas Gage)将军的重视。他向伦敦汇报说,这是一次“小事件”。事后,他下达了“特赦令”,宣布任何人只要放下武器,回归正常的生活,就既往不咎。但是,有两个人不在特赦之列,那就是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和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盖吉以为,这样做会让波士顿城外的大多数民兵乐得回家,亚当斯和汉考克将成为“孤家寡人”。没想到,民兵们根本没理这一套,仍然把波士顿围得死死的。萨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反而因此声望大增,成了人们心中理所当然的领袖。
此时的亚当斯和汉考克正在赶往费城的路上,他们将代表马萨诸塞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他们是在战斗打响的同时离开莱克星顿的。本来,汉考克闹着要亲自指挥民兵跟英军干一场,大家好说歹说把他劝住,说他做政治家比做战士更有价值。这一路上,莱克星顿的消息不断传来,约翰·汉考克开始自责,觉得他对这起流血事件也应该负一定责任,心情变得沮丧起来。但是,当他们到达费城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马萨诸塞代表团显然是最受尊敬、最受瞩目的。刚刚从欧洲回到费城的宾夕法尼亚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对他们这些来自北方战场的勇士表达了特别的敬意。不久,约翰·汉考克当选为第二次大陆会议主席。
【点评:所谓英雄,必定离不开民众的支持,离开民众的支持,一事无成。】
&第二次大陆会议
几天后,弗吉尼亚代表团来到费城。弗吉尼亚的7位代表跟第一次大陆会议时完全相同,费城人对他们一年前的表现记忆犹新。这些来自最富裕、最优雅的殖民地的政治家们早已是人们心中的偶像。弗吉尼亚代表团来到离城6英里的地方时,500名战士骑着马列队欢迎,并把他们一路护送进城。城内军乐齐奏,人们聚在路旁,争相目睹弗吉尼亚人的风采。似乎只有雍容华贵的弗吉尼亚代表团才能与气焰嚣张的马萨诸塞代表团一较高低。
日,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的议会大厅(State Hall)正式召开,后来,这个大厅改名为“独立厅”(Independence Hall)。这次会议看上去像是第一次大陆会议的延续,同样的56个代表来自12个殖民地。佐治亚起初还是没有派人来,直到1775年7月,革命势力才在佐治亚掌控了大局,向大陆会议派出了代表。
第二次大陆会议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新英格兰的民兵包围了波士顿,誓与英军血战到底;另一方面,各殖民地还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大家表面上还是口口声声效忠英王。下一步是战还是和,成了个棘手的问题。此时,聚集在波士顿城外的民兵已达1万5千到1万7千人,他们完全是自发的,虽然乱乱哄哄,但士气高涨。民兵们给大陆会议发来信,强烈要求大陆会议把他们收编成一支“正规军”。可是,大陆会议的各位绅士们却犹豫不决,从5月10日到6月13日,一个多月的时间,竟然毫无动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各殖民地不愿承担战争义务。建立正规军,意味着大家都要出钱出力。可现在战事只在马萨诸塞境内,咱有必要引火烧身吗?
眼看着很多民兵因得不到支持而失望地回了家,约翰·亚当斯再也忍不住了。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不要以为战事不在你们家门口就不关你的事,那枪声随时都有可能在你那一亩三分地响起!现在不同仇敌忾,等英国兵找上你时就晚了!他建议,立刻把波士顿民兵变成一支“美利坚军队”(American Army),人心不可失。
约翰·亚当斯是大陆会议的核心人物之一,他那毫无遮拦的直率和律师特有的犀利常常使很多人觉得不舒服。但是,大家不得不承认,他是大陆会议中最有超前眼光的人。是他最先意识到革命的前途是独立;是他最清楚地看到,只有把“局部战争”变成“国家战争”,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历史将一再证明他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日,在约翰·亚当斯和其他激进派的推动下,大陆会议终于决定把波士顿周围以及纽约的民兵收编为“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同时下令在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和弗吉尼亚招募新兵以补充军力。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当这个大陆军的总司令?
在6月15日的会上,约翰·亚当斯站起来,提名大陆军总司令的人选。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要推荐的是约翰·汉考克。于公,汉考克是波士顿当之无愧的领袖,又是大陆会议主席,他当总司令似乎天经地义。于私,汉考克是亚当斯的老朋友兼老乡,他私下里已经明确向亚当斯表示对这个职务感兴趣。再说,波士顿的民兵有很多都是汉考克出钱组织起来的,连大陆会议的很大一部分经费也是汉考克捐助的。如今,财神爷想过将军瘾,你好意思拦着吗?
约翰·汉考克本人也坚信亚当斯要提名自己,他兴奋地听着亚当斯下面的话:“在我心中,有一个能担当此重任的最佳人选。。。”汉考克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他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亚当斯接着说,“这位先生来自弗吉尼亚。。。”汉考克的笑容立刻僵住了。弗吉尼亚?八杆子也打不着我啊!你有没有搞错?亚当斯不动声色地完成了他的讲话:“他就在我们中间。他的军事经验,他的财富、才华和人品,将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他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使殖民地联合起来。”然后,亚当斯指向弗吉尼亚代表们坐的位置,“他就是乔治·华盛顿先生!”
约翰·亚当斯话音刚落,萨缪尔·亚当斯就站起来附议,其他代表也纷纷表示赞同。大陆会议一致通过了对华盛顿的任命。约翰·汉考克简直不敢相信,亚当斯兄弟如此不仗义。然而,他虽然不高兴,但绝不公报私仇。做为大陆会议主席,他非常优雅地在给华盛顿的委任书上签了字,继续出钱资助革命,从来没在背后做手脚给华盛顿使绊子。约翰·汉考克也许不是合格的军人,但他是真正的君子。
汉考克签署的给华盛顿的任命书:他的签字在右下角&
其实,约翰·亚当斯不是不顾及朋友的感受,但他认为殖民地的联合比什么都重要。他提名华盛顿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同各方代表协商的结果。那些民兵本来就是马萨诸塞人,汉考克也是马萨诸塞人。如果汉考克当总司令,那真是自家人管自家人,别的殖民地就会说,你们自个儿全包了吧,没我们什么事儿了。所以,必须找一个南方人当总司令才有凝聚力。在南方殖民地中,有谁比华盛顿更合适呢?
于是,非常奇怪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南方人成了北方军队的总司令,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地主领着一帮风风火火的农民闹革命,怎么看怎么不靠谱。可是,在此后的8年里,这个极不和谐的组合居然变得水乳交融。桀骜不驯的大老粗们与这位绅士将军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战争开始时,华盛顿是他们的总司令;战争结束时,华盛顿成了他们的父亲和兄长。到底是什么元素引起了这个不太可能的化学反应呢?答案可能是:华盛顿的个人魅力。
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1754年,22岁的乔治·华盛顿毛手毛脚地挑起英法“七年战争”(Seven-Year’s War)(参看“美国的故事(16) - 帽子之争”)。他满怀热情地参加英军作战,后来又领导弗吉尼亚自卫军抵御法国与印第安人的联合进攻。虽然败多胜少,但他在战场上那超乎常人的勇敢和冷静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成了一位战争英雄。
可是,英雄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华盛顿特别爱打仗,当将军是他人生最大的理想。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上校,但就在他野心勃勃地准备在英军中大展宏图、步步高升时,英国人明确地告诉他,小伙子,别做梦了。想当高级军官,你得是真正的“英国人”。像你这种土生土长的“外省人”(殖民地人),再折腾也白搭。
华盛顿一气之下辞职回了家。哼,瞧不起我,早晚有一天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付出代价!接下来,他要完成人生的另一件大事:找个老婆。华盛顿家在弗吉尼亚属于中等偏上的人家,他们一共有2千英亩(大约1万2千市亩)土地,70多个黑奴,远远算不上大富大贵。而且,华盛顿家的男人有短命基因,从他的父亲到哥哥、弟弟,没有一个活过50岁,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岁就去世了。乔治·华盛顿是唯一一个打破“50岁”魔咒的人。华盛顿眼看着自己的父兄一个一个离去,弟妹们又小,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他一个人身上。这也许是他从小就很有主见、很有责任心的原因。
华盛顿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长兄劳伦斯成了他的人生导师。他从劳伦斯那里学来了两点:一,当军人的梦想;二,娶老婆的口味。乔治·华盛顿的择偶标准是:漂亮,性格好,有钱。他只对豪门千金感兴趣,这一点完全是受劳伦斯的影响。劳伦斯娶的是弗吉尼亚的首富兼贵族费尔费克斯(Fairfax)家的小姐,这桩婚姻让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要不是死得早,他的成就肯定比弟弟乔治大。就是因为劳伦斯的婚姻,华盛顿从小就出入豪门的宴会、舞会,结识弗吉尼亚的上流政要,起点比别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高多了。
第一个让华盛顿动心的女人是萨莉·费尔费克斯(Sally Fairfax),她漂亮、性感、优雅,满足了华盛顿对女人最美好的想象。可惜,萨莉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华盛顿的好朋友乔治·威廉·费尔费克斯。年轻的华盛顿在困惑和痛苦的单相思中熬过几年,终于渐渐地恢复理智,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恰在此时,一位端庄、温柔的女士走进他的视野,她就是玛莎·丹得里吉·喀斯提斯(Martha Dandridge Custis)。
玛莎·喀斯提斯&
玛莎生于日,比华盛顿大半岁,她是家中的长女。玛莎的父亲是个大种植园主。17岁那年,玛莎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大富翁丹尼尔·帕克·喀斯提斯(Daniel Parke Custis),他们的庄园恰恰就叫“白屋庄园”(White House Plantation),跟今天美国总统的官邸“白宫”是一个词。喀斯提斯是弗吉尼亚最富的人之一,他对自己这位年轻美貌的娇妻非常疼爱,处处让着她,护着她。玛莎在丈夫的手掌心里过了几年神仙般的日子,她为丹尼尔生了两儿两女,但只有一儿一女存活下来。婚后第七年,丹尼尔·喀斯提斯突然去世,把巨额家产留给了玛莎。
丹尼尔的去世对玛莎打击很大,她一夜之间从一个在丈夫怀中撒娇的小女人变成了独自经营大种植园和其他产业的一家之主。但她坚强地走了过来,变得越来越成熟。她的聪明才智和温柔可人的性格为她赢得了很多朋友。尽管玛莎很能干,但她仍然觉得,应该为年幼的儿女寻找一位父亲。1758年,在朋友的撮合下,玛莎认识了年轻的军官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以前就见过玛莎和她的丈夫,只是没有什么交往。这次见面,华盛顿对玛莎的印象很好,当然,玛莎的财富也是他所看重的。玛莎对华盛顿感觉也不错,他高大魁梧,相貌堂堂,举手投足间带着军人特有的凛凛虎威,往那儿一站,气场超强。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华盛顿就向玛莎求婚了。在认识了仅仅三个月之后,两人就决定走进婚姻的殿堂。就算在今天,也是属于“闪婚”一族。
日,玛莎和华盛顿在白屋庄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未来美国的第一个“第一家庭”(First Family)就这样组成了。这一年,玛莎和华盛顿都是27岁。显然,这不是一桩基于单纯的爱情的婚姻,两人在互相喜欢的基础上各取所需。玛莎需要一个男人为自己撑起一片天,华盛顿需要玛莎的财富和地位。在他说“我愿意”的那一瞬间,他就成了弗吉尼亚最富的人之一。
华盛顿与玛莎的婚礼&
听上去,华盛顿很有点“吃软饭”的意思。其实,在那个时代的北美殖民地,大多数婚姻都是这样的,男女双方都想通过婚姻改善自身的处境,没有人觉得难为情。美国好几位中产阶级出身的“国父”娶的都是富家女。真正爱得死去活来的,恐怕只有约翰·亚当斯和他的夫人阿碧格尔了。
婚后,玛莎搬到华盛顿的家弗农山庄居住,他们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华盛顿扩建了弗农山庄,经营玛莎带过来产业,把庄园的作物从单一的烟草变得多样化,特别是种植小麦,为庄园带来丰厚的利润。他对土地情有独钟,一有钱就买地。他和玛莎共拥有1万8千英亩土地(大约10.8万市亩,73平方公里)和300多个黑奴。
华盛顿的家:弗农山庄&
虽然两人的婚姻不完全是出于爱情,但华盛顿与玛莎婚后的生活却很幸福。历史学家们在描绘华盛顿的婚姻时,最常用的词就是“温馨、亲密、稳固”。刚开始时,连华盛顿自己也承认,他与玛莎的“床第之欢”少了点“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来越被对方吸引,深深地陷入彼此的生活中。华盛顿是个精神贵族,品德高尚。他很体贴玛莎,精心照顾她与前夫生的两个孩子,绝对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华盛顿对婚姻非常忠诚。他喜欢美女,身边也从来不缺美女,但他没跟任何一个传过绯闻。在他有权有势的时候,全美国的女人都以得到他的青睐为荣,可他的心从没离开过玛莎。
可能华盛顿最大的缺点就是他天生的一副坏脾气。华盛顿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据说这是从母亲玛丽那里继承来的。他的脾气发作起来就像山崩海啸,把周围的人吓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华盛顿对自己的阎王脾气非常清楚,他一生都在跟这个弱点做斗争,真的像富兰克林说的那样,“如果你很生气,就从1数到10;如果还生气,就数到100。”在长期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他练就了一套超强的控制怒气的本事,平时很少发作。华盛顿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个举止得体的谦谦君子,礼貌又温和,同时带着冷漠与威严,让人可望不可及。但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战场上有人不听指挥,他就会冲上去破口大骂,骂得人家连上吊的心都有。尽管如此,大家都知道华盛顿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骂归骂,骂完就没事了,绝对不会再给你小鞋穿。
华盛顿是个比较“宅”的男人,很喜欢侍弄自己的庄园,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梦想。在他心中,“沙场驰骋日”、“马革裹尸还”是人生无尚的光荣。既然一时半时没仗打,咱就先玩玩政治吧。从1758年开始,他当选为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House of Burgess)的议员,一干就是17年。这17年让他从一个一心只想着打仗的军人变成了出色的政治家。他熟悉政治游戏的规则,深谙与人交往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在这17年的政治熏陶中,他接受了欧洲的“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自由、平等、人权、共和、民主、法制,这些观念渗入到他的血液中。政治,不再只是提高社会地位的工具,而成了实现社会理想的途径。
从1765年起,华盛顿就是弗吉尼亚议会中反对《印花税法案》(Stamp Act)的中坚分子。在此后的10年中,他与其他激进派一起,把反英斗争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他天生沉默寡言,没有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那样的口才,也不像萨缪尔·亚当斯那样锋芒毕露,但他的稳重和坚毅同样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774年,他代表弗吉尼亚参加了第一次大陆会议,1775年又重返费城,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这一次,他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姿态,清楚地表达了与英军战斗到底的决心。
这次来费城,华盛顿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穿着漂亮的西装外套来的,而是穿着他那身上校军服来的,在与会代表中非常乍眼,跟他一向的低调作风截然不同。想像一下,在西装革履的绅士中,出现这么一位披挂整齐的军人。他的个子是最高的,块头是最大的,威风是最足的。他没说过一句“我想当大陆军总司令”,那身军装却时时刻刻提醒大家,我是唯一有军事经验的人,总司令一职舍我其谁?
果然,华盛顿的自我“营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代表们就是想忘也忘不了他的身影。亚当斯一提名华盛顿,大家立刻全体通过,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亚当斯之所以推荐华盛顿,还因为,在莱克星顿的枪声刚传到弗吉尼亚时,华盛顿就在议会中宣称:“我愿意自己出钱招募一千人,亲自率领他们开赴波士顿!”这件事让亚当斯很感动,他对华盛顿说:“谢谢您的慷慨!”华盛顿说:“这不是我的慷慨,是我的责任。”亚当斯在与华盛顿的接触中,看到了一个天生的领袖,一个胸怀“全局”的人。
华盛顿接受提名的讲话很短,只有几句,但完美地体现了他的性格和人品。他说了两个意思。第一,我能力有限,不能胜任各位的重托,但我一定全力以赴;第二,我是为自由的理想而战,不是为了钱,所以,我不要工资,你们只要给我报销一定的花费就行了。代表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啥?免费上战场玩儿命?他没发烧吧?然而,这就是华盛顿,谦虚,执着,高贵,为理想不惜舍弃舒适的生活,甚至舍弃宝贵的生命。他从革命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却有可能失去一切。随着华盛顿渐渐进入“角色”,他的性格变成“美国革命”的性格,他的追求就是“美国革命”的追求,他对“启蒙思想”的忠诚使“美国革命”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革命。
&华盛顿接受大陆军总司令的提名
可打仗毕竟是打仗,光靠理想和勇气还是不够。那么,华盛顿到底是不是总司令的最佳人选?应该说,不是,也是。华盛顿是一流的政治家,二流的军事家。他手下很多军官都比他会打仗,如果换别人当总司令,也许战争的进程会快些。但是,大陆军总司令不是光管打仗的。事实上,在8年的战争中,大陆军最大的挑战不在前线,而在后方。供给极度匮乏,军饷拖欠严重,士兵们经常光着脚饿着肚子上战场,因欠饷而发生的哗变数不胜数。总司令就是后勤部长,天天忙着问国会要钱,向各州催款。后来,法国加入战争,派海军来北美参战。跟傲慢的法国人打交道可不是件让人心情愉快的事。总司令摇身一变又成了外交部长。所有这些琐事,都不是靠拍桌子砸板凳就能处理好的,需要政治家的成熟和稳健,而华盛顿恰恰具备了这种素质。华盛顿的人格魅力也为“美国革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甚至在英国的主要报纸上,人们在对北美的“叛乱”攻击和谩骂的同时,对“叛乱”头子华盛顿却从来都是赞赏有加。“美国革命”还能找到比华盛顿更合适的形象代言人吗?
历史将告诉我们,华盛顿对新大陆和未来的美国意味着什么。但此时此刻,43岁的华盛顿可没想那么多。他正收拾行装,准备去马萨诸塞上任。走之前,他给玛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一向诚实的华盛顿向妻子撒了个谎。他说,“请相信我,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回避这份工作。可是大陆会议还是把重任交给了我。。。”他没有告诉玛莎,在费城,他天天穿着军装去上班。这难道是为了“极力避免”成为总司令吗?华盛顿觉得,自己谋求大陆军总司令一职很对不起玛莎,他担心他不在家玛莎会很孤独。于是,他又写信给玛莎的朋友和亲戚,请她们去弗农山庄陪玛莎过一段日子。在写完了这些信之后,他才启程前往波士顿。
华盛顿还在上任途中时,北方的民兵就已经开始了战斗。他们是怎样用他们对战争的理解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请看下一个故事:邦克山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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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故事(28)- 邦克山之战&&
日,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任命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为大陆军总司令(Commander in Chief)。华盛顿从费城出发,前往马萨诸塞就职。他还在途中时,波士顿的民兵就已经跟英军干上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新的总司令呢。民兵们暂时由马萨诸塞省议会(Massachusetts Provincial Congress)领导,省议会成立了“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Security),专门负责波士顿的战事。
民兵们包围波士顿后,马萨诸塞的皇家总督托马斯·盖吉将军(General Thomas Gage)向伦敦求援。英国议会(Parliament)又派来三个军团(大约三千人),使波士顿英军人数上升到六千人。随军前来的,还有三位将军,他们将辅佐盖吉,打破民兵对波士顿的围困。
这三位将军都是战绩卓著、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大英帝国在北美的命运就要着落在他们身上了。第一位是威廉·豪(William Howe)。他出身贵族,父亲是高层政要,母亲与英国王室关系密切。豪家三兄弟都是英国高级军官。威廉是陆军少将,哥哥理查德·豪(Richard Howe)是海军元帅。威廉·豪在“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表现出色,因熟悉北美的情况,这回被派来参战。豪作为军人的资历当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立场。他不是北美的敌人,而是“自由的朋友”。这位本该来“平叛”的将军却同情殖民地人的追求,赞赏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勇气。也不知道大英帝国是怎么教育她的将军们的,盖吉够心慈手软的了,威廉·豪干脆就不赞成打这一仗。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赞成也得打,而且还得领头打。
第二位将军是约翰·柏戈因(John Burgoyne)。他有个外号,叫“绅士约翰尼”(Gentleman Johnny),因为他不太像军人,倒更像个绅士兼艺术家。他热爱音乐,擅长绘画,是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他写的戏剧在伦敦各大剧院上演。柏戈因热情而浪漫,温柔又优雅,深得女人的欢心。士兵们也都很喜欢他,因为他的勇敢,更因为他的人情味儿。第三位将军是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跟其他两位比,克林顿的性格显得不那么多姿多彩,也不那么可爱。他喜怒不形于色,毫无幽默感,冷面又冷血,倒是个更合格的战争机器。
三位将军的到来让盖吉很兴奋,他立刻与他们一起研究怎么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波士顿虽说是个半岛,但跟个孤岛差不多,只有西南角一条细长的“脖颈”与大陆相连。民兵们把那条“脖子”一掐,波士顿与外界的陆路联系就完全被切断了。当然,形势也不像听上去的那么糟糕。民兵没有海军,所以英国军舰可以畅行无阻地往波士顿运兵运粮。从理论上说,由于源源不断的海上供给线,英军想在波士顿住多长时间就能住多长时间,民兵根本困不死他们。但总让人围在城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政令都出不了城,还谈什么“统治”呢?
与波士顿隔水相望的是查尔斯城半岛(Charlestown Peninsula),它与波士顿的直线距离很近,只有大约300多米。岛上有两座小山丘:邦克山(Bunker Hill)和布雷德山(Breed Hill),从这两座山上可以俯视波士顿全城,也可以俯视城外民兵的驻地。盖吉和将军们认为,如果占领这两个高地,特别是邦克山,就可以凭借有利地形攻击城外的民兵,然后乘胜追击,摧毁民兵在坎布里奇(Cambridge)的大本营。如此,波士顿之围可解。而且,邦克山无人把守,占领它应该不费吹灰之力。
查尔斯半岛地图:西北角是邦克山,东南角是布雷德山,南面隔水相望是波士顿&
可不知为什么,如此机密的计划,却让民兵知道了,好像他们也派代表参加了英军的军事会议一样。此时,波士顿民兵的最高指挥官是阿提马斯·沃德(Artemas Ward)将军。马萨诸塞安全委员会建议立刻派人占领邦克山,防备英军的进攻。沃德提了几个很靠谱的问题:一,民兵弹药很少,到时候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二,邦克山正在英国军舰炮火的射程之内,民兵死伤会比较惨重;三,查尔斯城半岛像波士顿一样,也是通过一条细“脖颈”与大陆相连。如果英军卡住那条脖子,半岛上的民兵可能全军覆没。靠民兵那几杆破枪,守住邦克山几乎不可能。如果再没有一条安全的退路,这场防御战就是白送命。
沃德说完了,民兵领袖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道该咋办,因为谁也没多少战争经验。这时,57岁的“老将”伊斯利·普特南(Isreal Putman)发话了。他年纪比较大,人们都叫他“老普”(Old Put)。老普说:“咱美洲人不怕脑袋,就怕腿。要是能把脑袋和腿这两样东西保护好,咱就能永远打下去。”听了他云山雾照的这几句话,大家都没吭声,可能心里在问同一个问题:哥,你说的是英语吗?俺怎么听不懂呢?沃德一拍大腿,得,既然老普这么高深,这场战斗就由他指挥吧!老普也当仁不让:没问题!你们就瞧好吧!
伊斯利·普特南&
沃德和老普都参加过“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有一定的军事经验,他们尽己所能,做了比较周密的安排。老普先带1200人开往邦克山,沃德派人守住查尔斯城半岛的脖颈,以防英军抄后路。6月16日夜,民兵们在老普和另一位将军威廉·普莱斯科(William Prescott)的率领下,悄悄地上了邦克山。等到了山上,普莱斯科往四周一望,突发奇想,说,邦克山地形虽然不错,但东南方的布雷德山更好,因为那儿离波士顿更近,对英军的威胁也更大。普莱斯科想去布雷德山,和老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他终于说服老普,由他带着1千多人去布雷德山,而老普则留在邦克山打接应,协调后援的队伍,与布雷德山互相呼应。
这场战斗还没开始,民兵就暴露了他们的弱点:缺乏统一的领导,指挥官随意改变战斗意图,没有全局观念。事实证明,布雷克山是个错误的选择。首先,邦克山比较险峻,易守难攻,布雷德山地势平坦,易攻难守,而且,敌人可以从两侧同时进攻。其次,布雷德山离水上的英国军舰更近,更容易受到炮火的攻击。第三,布雷德山深入半岛内部,大大加长了撤回大陆的距离,也就会加大撤退途中的伤亡。
普莱斯科趁着夜色上了布雷德山,开始指挥着挖战壕,修堡垒。民兵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效率很高,天亮前就修起了很像样的防御工事。6月17日,天刚蒙蒙亮,在海上巡视的英国军舰发现了布雷德山上的动静。海军也顾不上通知陆军,立刻向布雷德山开炮。猛烈的炮火炸毁了民兵的很多掩体墙,也削平了几个小山峰,但没造成很大的伤亡,大概是因为民兵们把自己的“脑袋和腿”保护得太好了。
海军的炮声把盖吉和他的将军们从睡梦中吵醒,他们惊奇地发现,布雷德山和邦克山上一夜之间布满了人,民兵显然已经走到他们前面去了。其实,对于久经战阵的将军们来说,眼前的突发事件并不陌生,越在这种时刻越能体现出他们的素质和能力。一个高级指挥官,这时候应该做的事是思考,而不是反应。可惜,这一次,除了亨利·克林顿,其余几位考试成绩都不合格。克林顿说,现在应立刻派兵攻打查尔斯城“脖颈”,掐断半岛与大陆的联系,这样,半岛上的民兵陷于孤立,不战自破。这确实是非常高明的一招,不但切中要害,而且可以把伤亡减少到最低。这也正是沃德等民兵将领最担心的事。可是,其他三位将军否决了克林顿的提议,他们认为应该攻击布雷德山,因为他们觉得山上的民兵根本不经打,英军可以轻而易举地获胜,而攻打“脖颈”风险太大。
战斗由威廉·豪指挥。也不知道是因为豪真的不想打这一仗,还是因为他的性格太保守,总之,他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慢。这个特点还将在他与华盛顿的交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那是后话。豪带2500人进攻布雷德山,可是,把这2500人集合起来居然用了6个小时,然后再让士兵登船,从波士顿运到查尔斯城半岛,直到下午1点才在半岛登陆。登了陆,豪才发现,眼前的情况比自己想象的复杂得多,布雷德山根本不是那么好攻的。豪下令:原地休息!然后坐在那等后续部队。
英军的拖拖拉拉给了民兵足够的时间加深战壕,也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增援布雷德山。老普两次搬援兵,加强了布雷德山的防御力量。但民兵有自己的问题,也是一个字:乱。沃德将军虽是总指挥,可他真正指挥得动的没几个。各村各镇来的民兵,更习惯听自家“带头大哥”的话。沃德的命令传到下面,有的根本没听懂,有的听懂了也没执行,有的命令一传十、十传百,传到最后,蚊子变成了大象,有的本该去半岛增援的,走到一半就停下了,或者干脆不知道去哪儿,有的就算走到地方也不知道该干啥。在这一片混乱中,竟然凑出将近一千人来到布雷德山增援,也算是奇迹。
来增援的人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人,他就是约瑟夫·华伦医生(Dr. Joseph Warren)。还记得那个在“莱克星顿的枪声”中起关键作用的大间谍头子约瑟夫·华伦吗?他可是马萨诸塞省议会的主席,安全委员会的头,革命阵营中职位最高的人。自从亚当斯兄弟和约翰·汉考克都去费城开大陆会议之后,华伦就是波士顿的领袖。那么,他怎么到了布雷德山呢?
约瑟夫·华伦医生&
4月19日清晨,也就是莱克星顿战斗打响的同一天,约瑟夫·华伦悄悄地溜出波士顿,奔往莱克星顿。他没赶上那第一声枪响,但在英军从康科德往波士顿撤退的那一路上,华伦带人追着英军的屁股打。他是冲在最前头的,在交战中差点丧命,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发飞过。后来,他母亲听到这件事,哭着劝他珍惜宝贵的生命,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你儿子要去的地方。现在不是美利坚的儿女畏缩不前的时候,我要为她的自由而战,直到死亡。”
做为马萨诸塞省议会主席,他把全部精力都用来组织民兵围困波士顿,协调供给,与盖吉谈判,争取尽早把波士顿从英军手中解放出来。民兵决定占领布雷德山之前不久,马萨诸塞省议会授予华伦少将军衔,并派他去指挥战斗。华伦来到邦克山,老普和普莱斯科都知道他的职务高,主动把指挥权交给他。但华伦说:“我不懂打仗,让我指挥那纯是瞎指挥。今天我是做为普通士兵来为你们服务的。” 老普和普莱斯科怎么劝也劝不住,华伦来到最前线布雷德山,拿起枪,与其他士兵一起,在战壕中做准备。大家看到这个受人尊敬的大人物与自己肩并肩站在一起,深受鼓舞。
再看英军那边,到下午2点,威廉·豪终于等到了所有的后续部队,开始行动了。豪把部队分成两拨,由他和罗伯特·比格特(Robert Pigot)将军分别率领,从左右两翼同时进攻布雷德山。豪下令开炮,以火力掩护步兵往上冲。可是,炮刚响了两声就变成哑巴,原因是,炮弹带错了!也许是豪的命令没传达清楚,也许是管炮弹的人脑子短路,本应带6磅的炮弹却带了12磅的,炮弹与炮筒不配套,没法打。训练有素的英军却犯这种低级错误,实在有点匪夷所思。豪一面派人回去取炮弹,一面继续组织进攻。没炮火掩护也得上!
英军进攻布雷德山&
民兵们知道自己弹药有限,每一颗子弹都要发挥最大的功效。老普和普莱斯科向战士们发出了那道号称“美国军事史上最著名的命令”:等你看到敌人的白眼球时再开枪!往低处打!(Don’t fire until you see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Then fire low.)这一招超有效,英军眼看着就要冲上来时,民兵万枪齐发,立刻撂倒一大片。英军基本上是“裸攻”,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往前走,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枪口下。民兵则有战壕和掩体的保护,沾了大光。几轮对射下来,英军损失惨重,威廉·豪只好下令撤退,第一次进攻失败了。
民兵见英军撤退,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地打退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那股子兴奋和骄傲就甭提了。普莱斯科提醒大家,战斗还没结束,英军会卷土重来。果然,15分钟后,威廉·豪再次指挥士兵冲上来。民兵当然也不客气,还是那一招,照准了打。又一批英军尸体倒在山坡上,豪再次撤退。但他看出来了,民兵的火力已经明显不足,弹药跟不上,没后劲儿。豪将军把他的两股人马合成了一股,命令士兵上刺刀,开始了第三轮冲锋。
这一次,民兵没能挡住敌人的进攻,因为他们的火药用完了。英军突破了民兵的防线,冲进防御工事,双方开始了肉搏战。一到肉搏战,民兵就吃亏了,因为英军的枪上有刺刀,民兵没有。普莱斯科让大家把枪倒过来,用枪托打,就像抡棍子一样。可是,棍子不是刺刀的对手,越来越多的民兵倒了下去。普莱斯科下令撤退。难得的是,他们边打边撤,秩序良好,撤退没有变成溃退。尽管如此,撤退中的军队永远都是最软弱可欺的,因为人的脑后没长眼睛。现在,轮到英军追着民兵的屁股打了。民兵从布雷德山撤往邦克山,又从邦克山撤往查尔斯城“脖颈”。正是这漫长的撤退路,给民兵带来了惨重的人员伤亡。也许,他们此时才意识到,选择布雷德山是个多么大的错误。
布雷德山上的肉搏战&
到下午5点,英军已占领布雷德山和邦克山,民兵也已经从“脖颈”撤回大陆。整个查尔斯城半岛是英军的了,如果他们乘胜追击,不给民兵喘息的机会,很有可能直捣坎布里奇,彻底打破包围圈。这正是亨利·克林顿的建议。可是,优柔寡断的威廉·豪再次否决了克林顿的正确意见。他下令收兵,从而失去了一次消灭民兵,甚至消灭美国革命的机会。如果豪的胆子大一点,那么华盛顿赶到马萨诸塞时,可能就是个光杆儿司令了。
日发生的这次战斗,被误称为“邦克山之战”(Battle of Bunker Hill)。实际上,叫“布雷德山之战”更符合事实。看上去,此战以英军的胜利、民兵的失败而结束,但人们的感觉恰恰相反。先看伤亡数据。英军参加战斗的2500人中,死伤1054人,伤亡率将近50%。民兵死伤450人,连英军的一半都不到。威廉·豪很清楚,虽然这组数字已经够糟糕了,但实际情况更可怕。你还要看己方损失的是什么人,而对手又是什么人。在英军的伤亡人数中,有100个是各级军官,这才是最惨痛的损失。“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优秀的军官是军队的灵魂,他们都是可以以一当百的人。而对手呢?昨天还都是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今天拿起枪就成了战士,还打死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业余选手”跟“职业选手”打,武器又不在一个档次上,“职业选手”竟然被打得这么惨。对英军来说,这哪里是胜利,简直是奇耻大辱。威廉·豪看着尸横遍野的布雷德山,心痛不已。他说:“这个胜利太昂贵了。。。”连“冷血动物”克林顿查看了战场后都不禁动容:“如果再有几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就完蛋了。”
打了败仗的民兵们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是失败者。他们眼看着英军流尽了血,这支强大的军队在他们眼中再也不是神话。信心,就是他们最大的收获。然而,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革命失去了一位最真诚的领袖:约瑟夫·华伦。华伦一直勇敢地战斗着,直到弹药用尽,他还坚持与英军搏斗,保护其他人撤退。一个英国军官认出了他,一枪击中他的头部,华伦当场死亡。英国士兵一哄而上,用刺刀猛戳他的尸体,直到无法辨认。然后,他们把他和其他尸体草草地埋到一起。10个月后,华伦的兄弟们和银匠保罗·瑞维尔(Paul Revere)来到布雷德山,扒开那座坟,企图辨认华伦的尸体。在一堆骸骨中,保罗·瑞维尔发现了那颗他亲手为华伦镶的假牙,他绝不会认错自己的手艺。就凭这颗假牙,他们确认了华伦的遗骸,最终把他安葬在家族的墓地。
&约瑟夫·华伦之死&
盖吉将军说,华伦的死顶得上500个战士。可见,在他的敌人眼中,华伦也是如此重要。他死时年仅34岁,身后留下4个年幼的孩子。由于妻子早亡,这些孩子成了孤儿。他们在华伦的兄弟、朋友的帮助和大陆会议的抚恤下长大成人。后世的美国人没有忘记他们的英雄。遍及美国14个州的30多个城镇和无数条街道都以华伦命名,美国海军有5艘军舰叫“华伦号”。他的弟弟约翰·华伦(John Warren)也是一位外科医生,在“邦克山之战”中给民兵当军医,后来创建了哈佛医学院。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布雷德山和邦克山的战略价值并不是双方想象的那么重要。英军在攻克两座山之后才发现,其实占领这两个高地对冲破包围圈没有多大帮助,他们又放弃了查尔斯城半岛。波士顿之围依然如故,终点又回到起点。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是在不该防守的山上打的一场不该发生的战斗。”但它仍然为双方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盖吉因此次战役未能达到目的而被削官罢职,威廉·豪继任北美英军总司令。民兵在布雷德山上的强悍表现似乎给威廉·豪留下了心理阴影,他在此后与华盛顿的较量中虽然屡屡得胜,却又屡屡因忌惮和犹豫而坐失良机,以至于赢得了每一场战斗的英国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刚走到纽约的华盛顿听到“邦克山”的消息后很兴奋,对自己“部下”的战斗力有了信心。当然,他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他很快就会发现一个真实的“大陆军”。
&&&& 与“邦克山之战”交相辉映的还有另一场战斗,它虽然没有邦克山的壮烈,却有着同样的精彩。这场战斗是谁发起的?它怎样改变了波士顿的僵局?请看下一个故事:绿山男孩。
美国的故事(29)-绿山男孩&&
在今天美国的纽约州以东,马萨诸塞以北,新罕布什尔以西,是一片被郁郁葱葱的山林覆盖的地方,那就是佛蒙特州(State of Vermont)。佛蒙特的意思是“绿山”(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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