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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新浪会员？1958年至1960年毛泽东数次批判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
1958年至1960年毛泽东批“五风”的部分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略）
1958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时，发现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存在许多混乱现象，特别是“共产风”、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区别，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和差别，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对生产起了破坏作用。为了解决公社化后所发生的生产、分配、福利、生活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公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左”的错误，11月2日—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多次讲话，并领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着重指出了人民公社运动当前存在的问题。
&&& 一、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
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钱，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多次讲话和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科学地论述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辨证关系，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实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时，反对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严肃指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只是结构上发展了高级社，而经济基础即所有制形式并未改变。在人民公社内，劳动、土地及其它生产资科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去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这决定了公社仍是集体所有制，这是农村的主要经济形态。将来达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不等于就是实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右倾，这是错误的。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两个过渡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一样，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两个过渡。
会议上，毛泽东客观分析了农民的积极性，对公社化运动的发展速度和质量提出了质疑。河北省徐水县是公社化运动中直接与共产主义挂钩的先进县，毛泽东严厉地批评道：听说徐水县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但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够由国家来调拨，实际上最多也是个大集体所有制，他们这样做，只能是坑了农民、毁了生产力。他指出：农民的觉悟虽然表现得很热情，但毕竟带有小生产者的性质，党需要“科学的而不是盲目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主观想象的引导”。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了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以上讲话内容，见毛泽东11月2日、4日、10日讲话稿）
二、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
针对陈伯达等人（实质上是？）要求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商品调拨。这种观点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的问题。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见毛泽东11月9日、10日讲话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毛泽东指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在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他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其对一切同志有益。”（毛日《关于读书的建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毛泽东的讲话一般都是即席发挥，提前没有手稿或仅有个提纲，所以从记录稿来看口语化很浓）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
　　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到那时）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到那时）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过渡），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过渡），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注：这是针对某些人提出10年搞四亿吨钢，要赶在苏联前过渡到共产主义而言的）。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十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一些人也有理由，说我们十年搞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小平，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人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何长工没有来，他的腿就是没有按比例。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苏、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但到南北朝又不太灵了，到唐朝韩愈这些人，又写了他，特别是宋朝的朱熹，朱夫子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们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不过是贤人。就是说，我们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封为圣人，搞个贤人和普通人，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封个贤人这不妨碍本质。人有三种，普通人、贤人和圣人，就搞个贤人好了。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质是圣人，不封。搞个贤人，并不妨碍本质，是否好一些？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一、产品极为丰富；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三、文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四、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五、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插话，三千万吨是元帅，其它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假若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它不像粮食，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叫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原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压倒优势才叫化。（&&&：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认为）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过渡的）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过渡标准）。
　　（五）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上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多信宗教、当牧师。（&&：爱仑堡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右派。）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
　　（六）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未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作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一点讲的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的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王鹤寿的钢吃不得、穿不得，赵尔陆的机器也是这样，化工穿用得多，张霖之，你的东西也不能吃，李葆华的水可以吃，电也不能吃。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辫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写规定有使用之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我问过尤金同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纷纷，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没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没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虚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是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时。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的，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给中央的信，给他印发）可能是…我们这条路线硬是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哪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十一月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毛主席把吴冷西和田家英找去谈话。　　
毛泽东说，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他维持原来的指标。&&&&&
毛泽东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说还，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泽东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font COLOR="#FF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泽东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毛泽东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毛泽东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泽东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泽东说，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记录稿）&&&&（该讲话在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时删去了第二三六七部分，保留部分也有改动）
（一）从写文章讲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请所有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看一看，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但是指标的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讲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搞得要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涛？（刘澜涛不在）。在座的没有电力一切事情搞不成。中委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冶金设备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设备还没有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明年三月四月五月？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齐？有什么根据？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又如洋炉子土铁的技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又如电力不足怎么办？现在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自造、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搞电力，水、火、风、气（沼气）都利用起来，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多少？
　　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查，共同商量。明年的事今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2]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宇，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
　　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明年）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9675;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大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会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若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这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如果说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了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问题是能办的到吗？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
　　第一本账，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不发饷的办法（解决）。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开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吕：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二万公里，&&&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几个月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你真是思想解放了。对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任务是第三本账，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没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一些人）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盲扫，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因为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有人说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但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间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飘”，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是否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好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针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认为）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觉得）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哪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了好。……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母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
　　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元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做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不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也得）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附收录《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稿（可与上文作比较）：
（被删去了第二、三、六、七部分，保留部分也有改动）
&(一)从写文章谈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要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写得好，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中央委员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以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或者固体状态。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要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再比如，洋炉子可以吃土铁，有什么根据，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还有电力不足怎样办?现在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己搞电站，水、火、风、沼气都利用起来，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办法?能解决多少?在座的如果没有电力，一切事情都搞不成。
&如何解决呢?是不是议论两三天后，再动手修改文件，补充根据，主要要求确实可靠，指标要改一下。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5]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为讲话记录稿刊印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会上作了讲话。二十三日的讲话共有七个部分，本篇节选其中第一、第四、第五部分。
[2]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也称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云南省委报告的批语：《一个教训》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的地方要犯像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他们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毛泽东讲话一般都是即席发挥，提前没有手稿或仅有个提纲，所以从记录稿来看口语化很重）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会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钢），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为好？因为（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说的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拿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注：—12．1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就邓同志在人民日报《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中以及刘同志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作出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