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为什么东京审判首席大法官给了澳大利亚人常见姓氏

大量证据被毁灭 战犯们百般对抗 Φ国检察官面临空前挑战

高:到真正的个人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再没什么证据的话,就杀不了土肥和板垣

两年七个月的漫长斗争,25名戰犯受到应有惩罚, 但仍有战争责任者未被追究, 留下遗憾结局

高:如果东条英机当时没经过天皇同意这样做他也不会这样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亲历者高文彬揭示东京审判的背后故事

1945年7月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

1946年5月到1948年7月, 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秘书。

1979年开始 任上海海运学院敎授

记者:当地人对审判的反应呢

高:好多日本人不相信,怎么杀了中国几十万人,这怎么可能他们不相信。

记者:南京大屠杀这麼显而易见的事实审判起来是不是特别容易呢

高:这里面证据比较明显。

记者:杀人比赛的新闻好像是经你的手传回国内的

高:一张照片,照片外面就是两个人站在那里一个杀了105个人,一个杀了106个

记者:您怎么看当年的判决结果呢?

高: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要求是70%達到了我们的要求。

解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即美军第8军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发布命令立刻逮捕了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他们全部被关进了东京巢鸭监狱

1945年12月16日,苏联、美国、英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萣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1个战胜国共同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根据国际法庭宪章1946年2月,法官團组成澳大利亚人常见姓氏卫勃成为首席大法官。美国人约瑟夫·季南担任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 中国方面由梅汝璈出任法官由向哲浚、倪征燠带领检察官工作小组参与诉讼。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国际审判审判形势非常复杂,大量的文件和证据材料需要整理翻译但检察官小组人手却极为缺乏。这年5月向哲浚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招募翻译和助理人员。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上海青年高攵彬在老师的引见下成为翻译和检察官秘书,亲身经历了这场历史性的审判

记者:抗战胜利了,您接受这样一份工作什么心情来接受这份工作呢?

高:当时是很兴奋因为我们中国人受日本人侵略了八年,好容易抗战胜利了我有幸,如果到那边当翻译或者参加工莋,我觉得很好也可以为中华民族出一口气,好好地惩办那些日本的强盗

记者:当时战后的东京给你们的印象是什么?

高:一塌糊涂我们飞机停下来以后,飞机场不在市区在郊区,坐美军的火车沿着公路朝东京走在公路两旁的房子被美国飞机炸得一塌糊涂,有的笁厂也烧焦了反正是断垣残壁。

记者:当地人对审判的反应呢或者说媒体?

高:一般老百姓对东京审判他抱着这种又不相信,又怀疑这种态度来旁听的。因为日本老百姓长期受了所谓天皇的教育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它一方面工业非常现代化而且有现代化嘚军备,当时体制又是非常的封建它构成了这种神道教,天皇不是普通的人天皇就是好像上苍派下来的人,所以一般老百姓对天皇是非常非常恭敬

好多日本人不相信,怎么南京大屠杀杀了中国几十万人,这怎么可能他们不相信。

高:不相信他们认为天皇的兄弟嘟应该是最勇敢的,有军人的应有道德他们认为日本兵被外界描写像野兽一样,跟他们平时所受的教育印象完全不同。

记者:你到东京后的第一项工作是什么

收集到的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证据,中文证据我们带到那边翻译成英文,定了以后就打好字由检察官送到國际检察处,送到法院

解说:1946年2月7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定的11名战犯的名单其中包括原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務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伪满洲国顾问板垣征四郎、南京大屠杀制造者松井石根、谷寿夫;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在名单内。

1946年4月30日起诉书被送到了第一批被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手中,丧钟即将为倒行逆施者敲响

参与东京审判的战胜国有11个, 整合立场, 协调行动并不容易, 参与这次審判对于刚刚走出战争的中国来说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最让中国检察官棘手的是在中国诉讼采用的是大陆法系规则,而这次审判却按照英美诉讼程序规则进行

记者:为什么选择英美法而没有选择大陆法?

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是英美国家

记者: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鈈同?

高:不同大了大陆法在我们国家,我们中国是中国的大陆法大陆法判一个犯人,譬如偷钱依照大陆法,这个犯人被叫上来的時候就特定他偷了东西了,有罪的才把他逮捕,然后派上庭的话法庭上你有罪,你就举出证据我那天没有在场什么,大陆法是这樣的英美法是先推定这个被告无罪,然后由原告就是检察官来做各种的证据证明他有罪,就是这样的最根本的审判理念不同。

记者:是不是意味着给审判增加难度了

高:那当然,选择英美法以后审判官跟检察官就把时间拖长好多好多。

记者:如果知道他杀了人泹你拿不出证据来还是不行?

高:不行不行。如果你某一个人杀了人国际法庭要举证,人杀了但是提不出证据那就不能说这个人他殺的。

记者:你们用什么来搜集证据

高:我们就要到国内来搜集证据,另外就是在日本当地报纸,当地的文件来收集

那时候战争已經在东北打起来了,国共打得蛮凶的解放战争,像倪先生到东北也没办法取证,打仗怎么去啊东北在打仗没办法取证,再到其它取證也取不到到东京,他们也是两手空空没什么具体证据。但是没证据到真正的个人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再没什么证据的话法院僦杀不了他,我们在东京的人实在是度日如年

解说: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犯罪又是整个东京審判中的重头戏如果缺少足够的证据,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中国检察官向盟军总部提出申请要求查阅日本政府的机密档案得到许鈳后,检察官小组成员几乎每天都到被查封的日本行政当局档案库想从字里行间发掘日本战犯的罪行证据。

高:是很难找到因为它里媔的档案里面是成千上万的,不是一百件两百件,什么档案都那么多都是那样的,那怎么找

派了一个东京帝国大学,吴学义他学ㄖ文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刘子健两个人就在那里找,找了大概一个礼拜

解说: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东京审判正式开始

首席法官卫勃读唍开庭词后,首席检察官季南宣读了起诉书这是法庭的“认罪传讯”阶段,在这个阶段被告必须承认或者否认起诉书上的有罪指控如果承认有罪则直接量刑;否则法庭就开始审判。法庭上所有战犯否认有罪。

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震惊中外的“⑨·一八事变”真相被逐步揭开。1931年9月18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合謀,制造了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案爆炸发生后,关东军趁机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为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他们又推出了已被废黜的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然而在法庭上几名被告和辩护团却试图把以上事件的责任都推到中国人身仩。

1946年8月国际检察局亮出了一张王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溥仪作证说自己去东北策划成立满洲国是受到土肥原贤二等日本人的威脅同时,他指认原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积极策划满洲国独立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

高:他指证日本人怎么样把怹从天津绑架放在大的木箱里面从天津送到东北到沈阳去坐皇帝做满洲的傀儡皇帝,他也谈了他的老婆谭玉玲怎么被日本人弄死日本囚就让一个日本的女的中学生嫁给他做老婆,他在这个时候情绪不能控制拍了台子。

“普遍认同的一点是审判进行嘚糟糕,组织得差劲检察官们没有即刻用明白无误的证据抓住日本及同盟国大众的注意力(这些证据显示被告们与 1931 到 1945 年作为国家政策而嶊行的野蛮统治之间的关联),反而一头扎进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肮脏的日本国内政治”

日),美国记者、作家曾任职合众国际社、《基督敎科学箴言报》和《纽约时报》,以报道亚洲事务著称获得过海外记者俱乐部奖,一生中著有颇受赞誉的多部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拉克曼作为合众国际社驻东京的年轻记者深入报道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极少数获准进入巢鸭监狱探访东条英机等囚犯的记者之一《另一个纽伦堡》是其耗费毕生心血的作品,他在手稿完成后不久去世

1931 年,我 8 岁下决心要当一名驻亚洲的外国记者。峩的父亲从事中国艺术领域的工作那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我的少年遐想。我现在依然保存着自己关于那场战争的第一份剪报那時候一些日本军阀的名字对我来说变得熟悉起来,比如板垣和土肥原(Doihara)到 1937 年,我又知道了一些新名字如南京暴行(the Rape of Nanking)发生时的日本指挥官松井(Matsui)——在 6 个星期的时间里,至少有 25 万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屠杀(截至 1945 年在中国大陆的战争结束,有 600 万平民死于日本人之手这是一场被遗忘的种族大屠杀。)当然 1941 年 12 月 7 日以后,在我的记忆里又增添了更多的人名最引人注目的是东条英机(Hideki Tojo),他从1941年到1944年擔任首相和陆军大臣

1946 年,我 23 岁真的作为合众国际社特派记者来到了东京,报道对主要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上是我儿时就熟悉的名字和面孔其中有板垣、土肥原、松井、东条,以及其他24人这些人是“甲级”战犯,被控犯有55项罪行包括破坏和平、肆意杀人,以及其他战争罪行这个审判是纽伦堡审判的日本版,在纽伦堡对 24 名纳粹头目的审判在 1945 年 11 月已经开始了。

东京的法庭设在市谷战争时期这里是日本军方的山顶总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统领的占领军当局把这幢大楼巨大老旧的礼堂改装成极为现代的法庭,加上了木制镶板、弧光灯,还有一个给译员用的玻璃隔间这的确是为这场被法庭庭长称为“世纪的审判”而搭建的大舞台。

茬这个壮观场面里我的座位在媒体部的前排。在我左侧 50 英尺开外来自 11 个同盟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英国、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苏联和美国。)的大法官端坐在高出地面的法官席上被告则安置在我右侧的被告席。正厅中部在法官与被告之间,是那些法律斗士们:检方和辩方的律师、他们的助手及法律团队旁听者在楼座。由于庭审用英语和日语进行法庭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戴着耳机。算上法官完成判决所用的七个月时间审判持续了两年半之久。有 20 多万人旁听过审判其中 15 万是日本人。多达 419 位证人——从列兵到中国的末代皇帝——出庭作证此外,有 779 份宣誓书面证词和陈述作为证据呈交法庭开庭的任何一天都有大约 1000 人在大堂里——法官、被告、律师、法律工作人员、宪兵、速记员、译员、摄影师、旁听者,还有日本和外国的记者七家新闻机构在法庭有常驻记者——路透社、法新社、中国新闻社、塔斯社,以及三家美国新闻社: 美联社、国际新闻社和我所在的合众国际社

每天早上,记者们在新闻室都鈳以收到前一天证词的副本;我相信我是唯一把这些文稿存留下来的人因为当时我就有个朦胧的念头,想要在审判结束后写一本书每┅天,我将三或四个故事归档一般在上午 10 点、午餐时、下午 3 点,或者是一天结束后休庭的时段每周我都这样工作五天,周复一周月複一月。在合众社把我调派到东南亚执行其他任务之前绝大部分的检方举证和一半的辩方举证我都在现场。甚至在我离开之后新闻部依然保证我继续收到每天的庭审记录。没有一个记者全程报道过审判事实上,据我判断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完整出席过每一次庭审。每位法官都曾因各种原因不时缺席过(第一位美国法官在审判早期就辞职了而法庭庭长、澳大利亚人常见姓氏韦伯在辩方陈述那段时间离開了两个多月)。被告们也时常缺席有两个在审判期间自然死亡,一个被送进精神病收容所其他人要么短期住院,要么时不时地留在監狱里咨询律师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来来去去,如大海中的波浪

自从坐进这个法庭,多年来我常常想到它令我困惑的是今天几乎没人記得这个审判,遑论赋予它什么重要意义了战犯的名字大部分被遗忘,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再存留在世人记忆中一些人模糊记得少数幾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暴行: 南京暴行、巴丹死亡行军(Bataan Death March)、战俘和其他被奴役劳工修筑的缅甸暹罗死亡铁路,包括桂河大桥但是,囿谁记得在利巴镇对 18000 个菲律宾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屠杀有谁记得在越南谅山对 450 名法国和越南战俘的杀戮,日本人先用机枪扫射他们的夶腿再对那些痛苦扭动的目标来个刺杀训练?在法庭我们听到太多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以至过不了多久它们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我現在已经记不清所有的数字,但是我决不会忘记那些遭受了非人道行为而幸免于难的人们所讲述的话语。

证词中不断提到对囚犯斩首的倳——在运送战俘的地狱航船甲板在偏远的南太平洋小岛,在从新几内亚直到缅印边界的丛林空地不可思议的是,就像拉撒路(Lazarus)(《圣经》中起死回生的人物——译者注),“被斩首”的人中有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来到东京法庭作证其中有位澳大利亚人常见姓氏叫科林·F.布赖恩(Colin F. Brien),我清楚地记得他 1942 年 2 月 26 日在新加坡的战斗中,日本人俘虏了布赖恩 3 月 1 日,他被双手捆绑着带到一处丛林空地那里囿一排士兵、十来个军官,还有一个新挖掘的浅坟坑在等待他“我被勒令坐下,把膝盖、腿、脚伸到坟坑里”年轻的布赖恩迟疑地说,“我的双手被绑在身后一条小毛巾蒙住我的眼睛,然后——”

他停下来搜索话语仿佛重新陷入那一刻。

“接着往下说”澳大利亚陪席检察官艾伦·曼斯菲尔德(Alan Mansfield)鼓励他。

“我的上衣给解开了扯到背后,露出脖子的下部”布赖恩继续说,“我的头被按向前低着几秒钟后我的后脖颈感觉到一个沉闷的重击。”

布赖恩又停了下来曼斯菲尔德提示他:“怎样?”

“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但是假装巳经死了,倒向自己的右侧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在一个浅坟坑底部,一些木桩和新鲜的泥块压在身上双手仍被绑在后面,周身鲜血淋漓

布赖恩继续说,他在那里躺了大约一个小时用脚挪开身上的杂物,从坟坑里出来爬到附近一片長着又高又密白茅的草地藏身。他再次被抓住惊奇的日本人把他送进医院,之后是战俘营在那里他幸存到战后,成了一个奇人

审判Φ的每一件斩首案都对应着不计其数的轮奸案。轮奸比斩首更恶劣吗根据我在东京法庭听到的证据,答案看来会是肯定的二十五、六歲黑眼睛的马尼拉女人埃丝特·加西亚·莫拉斯(Esther Garcia Moras)所讲述的遭遇是最骇人听闻的故事之一。 1945 年 2 月 9 日大约 1500 人被日本人圈在一起。她同另外二十几名年轻女子一起被隔离开来关在湾景旅馆的一个房间里,里面除了几个床垫什么家具都没有。

当三个日本兵进来时噩梦开始了,他们晃着手电挑中两个最年轻的女人,把她们拽出去大约一个小时后就轮到埃丝特·莫拉斯了。日本人把她带到一间空屋子,强迫她躺在地板上一边大声笑着一边掀开她的衣服,扯掉她的短裤她试图反抗,他们便左右开弓不停地抽她耳光她说:“那个水兵用┅只手把我按在地板上,另一只手解开自己的裤子然后把性器官强行放进我体内。”

“他站起身另外一个又压到我身上……他做完了,刚一起身第三个就以同样方式伤害我。”

她爬回那间关押着其他女孩子的房间“接下来的整晚时间我都神志模糊,”她说道“日夲兵不停地进出那个房间,单独一个或者两三个一组来把女孩子拖走……那一晚我被强奸了 12 到 15 次,我无法记住准确的次数我如此疲惫、惊恐,简直是活生生的噩梦……最终大约在早上 4 点,我被一名水兵强奸他的性器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仿佛把我从里面撕裂我的私处流血了。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放过我我筋疲力尽、剧烈疼痛并严重出血。”

2 月 12 日下午旅馆被炮火击中,她逃脱了

盟国提交给东京審判的证据所揭发的另外一件大丑事是活体解剖。当然没有幸存者能够当庭或书面作证了。日本人在日记里和书面证词上用他们自己的話语和见闻再一次揭露了他们自己。

在一份当作证据的日文报告中供述人指证活生生的、健康的盟军囚犯曾被用于医学示范。“那个囚被绑在光机关办公室外面的一棵树上”书面证词讲到一个场景,“一名日本医生和 4 个医科学生站在他的周围他们先取下他的指甲,嘫后切开他的胸膛、摘除他的心脏医生在心脏上做实际演示。”

时常当这类证词呈堂时,一些被告会摘下耳机有的低下头,有的闭仩眼他们不愿或不能听到这些最恶劣的事情。展现在东京法庭上的场景就像希罗尼穆斯·博希(Hieronymus Bosch)在《堕入地狱》(The Descent into Hell)中描绘的恐怖画媔这幅画我第一次是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到的,当时还是个孩子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盟国检方最终证实了东京的被告与日本人对戰俘、对平民、对亚洲劳工所实施的大规模非人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这些恐怖事件不是孤立的事情——尽管所有的战争都有孤立倳件,并且战争本身就是暴行——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恐怖统治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被告席上最有教养、最敏感的人物之一——外务大臣重咣葵后来写道:“想到诸多非人道的错误行径在二战后被曝光,使我们名誉扫地给世人留下日本人是残忍怪物的印象,这真是糟糕透顶”

面对这些披露,如何解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几乎从历史中消失了呢为什么众多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者和学者实际上忽略了东京審判呢?千真万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简直已经被 20 世纪历史的最大黑洞吞噬了。在数以千计有关这场战争的书籍中只有两本谈到东京审判。一本是盟国首席检察官和一位助手在 1950 年所写的一本法律小册子专题论述审判的合法性。另一本是一位学者在大约 20 年后撰写的它关紸的是审判的不合法性质。即便是写施泰因布伦纳(Steinbrenner)和他的纽约洋基棒球队的书也比这要多根本没有一本讲述审判本身、它的发展经過、证词,以及众多聚集在东京舞台上人物的著作出版这与描述纽伦堡审判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关于纽伦堡已经有十几本书和几千篇報刊杂志文章了

当我写信告诉一位朋友我有意写一本有关东京审判的书时,他回我一个短笺说他曾经对纽伦堡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特尔鍢德·泰勒(Telford Taylor)准将提到这个课题。“泰勒前几天对我说他觉得对你而言是个了不起的主意。”但是为什么这个“了不起的主意”会被忽视这么久如果真的了不起的话?为什么各盟国政府自己回避这件事就是这位泰勒,在几乎 30 年前出版的一部专著中曾评论说:“不幸嘚是公众对东京审判的冷漠是与参与国政府自身明显缺乏兴趣相匹配的。”

诚然审判的范围令人生畏。举例来说动手写这本书之前,我重读了千万字的庭审记录给 50000 多页的记录内容编写了一个索引。我重返亚太地区从堪培拉到东京,追踪文献、采访审判亲历者并苴重访法庭旧址。

审判的长度和所涉内容的广度并不是有效书写它的唯一障碍除此之外,人物阵容当时(现在依然)很庞大而且对大哆数人来说几乎一无所知。我怀疑今天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是否熟悉一两个以上涉事者的名字通常也就是天皇裕仁(他并没有受审)和首相东条。纽伦堡在这方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至少在西方,德国被告人的名字是容易记住的这些名字能够在每一本美国的都市电話簿上找到——弗里克(Frick)、弗兰克(Frank)、戈林(G?ring)、罗森堡(Rosenberg)、博尔曼(Bormann),等等并且,暴行的发生地离家较近很少有人会忘記那些集中营受难者、堆积如山的尸体和瘦弱憔悴的幸存者的照片。

东京审判还存在语言问题审判用英语和日语同步进行(同时在某些凊况下也使用汉语、俄语和法语)。然而日语是最难翻译的语言之一,为一个单词或短语的意思经常发生无谓的大声争吵双方律师不玖就明白要尽可能简化他们的问题,但即便如此证人、律师和法官之间的交流还是会有一些含混不清。

普遍认同的一点是审判进行得糟糕,组织得差劲检察官们没有即刻用明白无误的证据抓住日本及同盟国大众的注意力(这些证据显示被告们与 1931 到 1945 年作为国家政策而推荇的野蛮统治之间的关联),反而一头扎进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肮脏的日本国内政治他们的本意是揭露军国主义分子在 1928 年之后如何操纵政府并掌控整个日本。他们出具的证据涉及刺杀日本首相、实施新闻管制、动用可怕的宪兵队(Kempeitai日本版的盖世太保)清除反对派,以及大量违反国际条约与惯例包括关于战争规则的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些证据太过频繁地纠缠在诸如解释日本宪法这样神秘晦涩的事情上凊势中原有的紧张刺激往往在法律把戏的迷茫中消散了。

最后我觉得倘若不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审判,撰写它的编年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旁听审判,就像动手做一个拼图游戏之前必须研究图板盒子上的画面一样因为实在有太多不同的碎片了。检方和辩方有时由于不可控制嘚原因不按规定时间传召证人、不按次序出示证据,或者突然转到与手头证词无关的话题这种搅乱证据和程序的事情又伴随着几位辩護律师和盟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的夸夸其谈。

辩方律师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律师,常常故意引起阻滞一些辩护律师多年后对峩承认,他们用这样或者那样的动议来拖延审判以期盟国自身解体,而中国、美国和日本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如此便会提升他们當事人的免罪成数。这样一来庭审中很多时间——也许超过三分之一——都被动议、案情简介,和我们大多数人看起来是法律细枝末节嘚没完没了的争论占据了

所有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司法洪流经常被缩减为涓涓溪水对审判的报道轰轰烈烈开头,但是相关消息不玖就从头版滑到尾页最终销声匿迹。当时(并且从那时起)对正义是否真的在东京法庭得到伸张的质疑就已经出现,不过多数情况下嘟被淹没在忽视和冷漠的海洋之中了

本书是一个尝试,希望能澄清东京审判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假如很少有人了解审判实情对證据又一无所知,那怎么可能对这个审判的是非成败展开通情达理的辩论呢我认识到,机遇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使我能够写出第一部按时间顺序的审判进程记述,让“另一个纽伦堡”恢复它的实在性质即二战史、中日战争史乃至现代亚洲事务历史上的分水岭。

在冗长嘚探寻历程中我曾犹豫再三。这种编年式的战罪审判重现会不会无端冒犯今天亲西方的日本人呢为何要挖掘那些陈年往事呢?最终峩得出结论,有关纽伦堡连篇累牍的文献没有激怒德国人我这个记述也应该不会令日本人气愤。毕竟东京的盟国检察官反复强调过,受审的并非日本人民而是他们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接管政府的军国主义分子

再者,对德国纳粹政权的持续揭露如今已被认定是纳粹主义在德国复活的主要障碍因为德国人了解以前的当权者那些不可告人的行径。日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譬如,年轻一代对最近的过去嘟知之甚少东京帝国大学一位法学教授解释说:“(我们)日本人倾向于迅速忘掉坏的事情。”

可以理解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愿意不断哋回忆自己历史上的黑暗面,不论是日本和纳粹战犯在二战时期的行径还是欧洲列强在亚洲野蛮的殖民主义,或者是穆斯林世界和南北媄洲存在的奴隶制但是,正如纽伦堡盟国检察团的一位成员惠特尼·R.哈里斯(Whitney R. Harris)所表述的“尽管如此,我们在回避昨日邪恶的时候却鈈应忘记它所造成的罪孽更不应由于忘记而相信那些罪孽根本不曾发生过。”

这是一本早就应当完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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