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的高考快到了，这不禁使我想起自己曾亲身经历的一九七七年的高考。　　七七年的高考已过去三十八年，虽然“硝烟”早就散尽，但每每想起还是感慨万千。（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当年的准考证。）　　为尽可能公平合理的选拔培养国家急需的各类栋梁之才，旧中国从封建社会的隋朝起就琢磨出一整套科举考试办法。新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除去文革十年动乱中断过高考外，高考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不靠血缘，不靠推荐，只靠考试成绩和真才实学，一千多年来，一代代寒门学子通过科举，通过高考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这其中或许最波澜壮阔、最惊心动魄、最令人难忘而又最具戏剧性的当属文革即将结束，改革就要来临的一九七七年那次高考。　　历史不会无缘无故地选择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看成是一部史诗般气势恢弘的歌剧的话，那么一九七七年的恢复高考无疑拉开了这部歌剧的序幕。　　冷战、文革、知青、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中断高考？为什么又在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那次高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什么？它又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高考是否有窍门？当年高考的窍门是否还适用于今天？……　　要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还是先把时间拉回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前夜——那些风雷激荡的岁月，看看当时世界和中国以及我们那一代人是什么样的吧。我将结合自身的亲历和感受在当年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记述我们那代人的命运是如何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冷战的国际环境使中国、美国、前苏联渐呈大三角两两互掐的态势。由于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中苏两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短暂的“蜜月期”后迅速跌入“交恶期”。一九六九年，前苏联趁中国国内动乱在中苏边境虎视眈眈陈兵百万。中苏在西北（铁列克缇）、东北（珍宝岛）边界连续爆发武装冲突，双方伤亡一千多人。莫斯科有十多万人冲砸中国使馆，北京有上百万人抗议游行。双方大规模战争甚至有可能的核战争一触即发。毛泽东向全体中国人民发出：“要准备打仗” 的号召。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北京部队大院里度过的。那时整个大院好像连夜被挖成了战壕密布、防空洞纵横交错的大阵地。响彻夜空的《国际歌》歌声震荡在灯火通明的大院内，令人人热血沸腾，仿佛苏联大兵的铁骑明天一早儿就要踏进北京城似的。为了备战防空，为了能在战时起降战斗机，北京地铁一号线就是在那个时候开挖的，当时采用的是明挖法，从复兴门到苹果园的长安街整个大翻盖儿变成一条宽三十几米、深二十几米、长几千米的大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到六十年代末的越南战争、中苏对抗，美国和前苏联不止一次地想对中国按下核打击的按钮，幸亏毛泽东高瞻远瞩预先做出了两项英明决策才逼得美苏没敢对中国动粗。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当年，总参作战部在呈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里说：“我国大部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都集中在一线（沿海城市），一旦遭受核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应尽快将我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重心向二线（中部地区）及三线（西南地区）转移。”总参作战部的这份报告像晴天霹雳让毛泽东坐卧不安、整宿难眠。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迅速搞三线建设，迅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一九六九年，旷日持久的越战迫使美国朝野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中苏对抗不能从战场上取得胜利。解决困局的关键不在河内，也不在莫斯科，而是北京。当时，美国在越南共投入约五十三万兵力。中国投入轮战的部队有整建制的炮兵、工程兵、铁道兵及各种后勤保障部队共计近三十三万。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越南的鼎力支持几乎耗尽了中国整个国力。　　一方面，中国想摆脱因中苏、中美对决使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另一方面，美国在与前苏联的较量中也深感力不从心，也想避免因身陷越战而不能自拔的后果。越战使中国精疲力竭，使美国焦头烂额，更使中美这对儿势不两立的“倒霉蛋儿”都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找到了某种共同语言，至此，暗藏玄机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　　一九六九年，尼克松成为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上任伊始，尼克松在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精心策划下决定“深入虎穴”突访北京，联合中国对抗前苏联。为预防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基辛格于落子之前以犹太人特有的精准算计在未来中美关系的两翼（中日关系、台海关系）分别投下一枚“深水定时炸弹”。其中一枚的投放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七一年就在基辛格佯装访问巴基斯坦并对外宣称由于自己吃的不对付蹿稀急需住院治疗后秘密潜入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的前一个月，美日擅自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将钓鱼岛等岛屿一并移交日本。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他此次访华的真实意图是既要说服中国联美抗苏并安排台湾地位又要用最短时间、以最小代价、釜底抽薪解决越南问题。尼克松深知在最糟糕情况出现时要从越南撤出大批美军没有十几亿美金、没有足够时间是不行的，而能否与中国达成某种默契至关重要。这种默契有两层含义：一、能否保持越南南北分治并使之长期化。二、如果不能，如果不得不撤出美军是否能得到中国“放水”的默许。　　为烘托气氛，尼克松一下飞机就嚷嚷要与毛泽东侃哲学并事先透风：他很喜欢毛泽东的诗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失娇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从这些气势磅礴时而豪情万丈时而凄美哀婉的诗句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人。诗人时常信马由缰。在一致对苏上中美聊的顺风顺水。似乎是相见恨晚，兴致盎然的毛泽东在谈笑甚欢的尼克松面前云山雾罩的大侃宇宙和哲学，全然没有察觉美国对越的企图。尼克松则不可思议的在毛泽东面前拘谨的像个毕恭毕敬、虚心求教的小学生，惊喜之余竟然也忘了自己此行的最后一个目标。或许是年老体衰的身体干扰了毛泽东的判断，或许是各异的信仰、价值观无法让双方的意图、悟性交融在一起，亦或许历史局限和遗憾本身就是人生的必然，总之，毛泽东和尼克松阴差阳错都没有耍好越南这把牌，失掉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导致越南南北统一。咸鱼翻身，后患无穷。好在尼克松还是小有收获，只花了几天时间，只花了从华盛顿到北京的差旅费就把安全撤出美军之事搞定。　　正当注定要为虚无缥缈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献身的格瓦拉在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率领仅有几十人的小分队出没于南美丛林盲目作战命丧荒谷的时候，正当囚禁在南非罗本岛监狱的曼德拉透过铁窗，顶着大西洋强劲海风苦读《毛泽东选集》思索武装斗争的意义的时候，席卷全中国影响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已到了第三个年头。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在全国掀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澜。刹那间，革命口号震天响，宣传标语满天飞。率先喊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做旧世界的破坏者、做新世界的建设者”的红卫兵“买一送一”造反捎带“破四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遗产、瑰宝毁于一旦。党政机关受冲击，老干部被赶下台戴高帽儿四处游街。工厂停产闹革命，大中小学校停课，红卫兵大串连，文争武斗此起彼伏如瘟疫般向全国蔓延。贫瘠闭塞的环境、匮乏的物质生活与狂热的革命热情就像干柴遇到烈火。中国的国民经济、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坏，整个国家滑向崩溃的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史也许就是一部一次次在崩溃边缘苦苦挣扎的历史。文革最大的悲哀或许是践踏宪法，或许是全民缺乏法律意识。文革期间，天安门广场曾召开过百万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大会。会后尽管刘少奇已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但他还是悲愤地向红卫兵发问：“谁罢免了我这个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啊！我个人也是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刘少奇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曾服软儿，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希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以使国家少受些损失并恳切希望携妻儿去延安或回湖南老家种地。当时毛泽东沉默许久没正面回答刘少奇，只是劝他“要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并建议他认真读一下狄德罗的《机器人》这本书。难为刘少奇的在天之灵恐怕至今都没整明白狄德罗是何许人也，为什么毛泽东要在囚禁他之前还让他读《机器人》？风萧萧，黄水寒，“无业人员”一去不复返。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病逝。刘少奇遗体在火化单上写的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人员。　　在那个红旗飞舞，口号震天的年代里，最令各级半瘫痪政府头疼的是由于废除了高考，大学停办，工矿企事业单位不招工，致使连续几届大批初中、高中毕业的城镇青年没有就业出路。这可急坏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蕴藏在青葱人身体里的荷尔蒙无疑是悬在脑瓜顶上的原子弹。毛泽东曾在三个月内亲临天安门广场满怀激情地八次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红卫兵的狂热他是懂得的。我记忆中当时许多部队大院都变成了接待从全国各地大串连到北京的红卫兵大本营，操场上扎满了帐篷，办公楼里住满了红卫兵，红卫兵白吃白住像蝗潮一般涌走一拨儿又来一拨儿。　　面对年轻人就业这一天大难题，在文革中艰辛支撑的周恩来冥思苦索最后还是决定继续采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一举多得的老办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当时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的理由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百业待兴，国家没有能力完全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中国当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简单，在劳动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劳动就业出路太窄，再加上没有计划生育，人口比例失调，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偏高以及调整经济精简职工等因素，国家就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与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现状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就业路子。文革的爆发歪打正着加速了这一构想的进程。让淤积在全国城镇的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奔赴边疆农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来能马上缓解国家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二来建设贫困落后的农村急需大量年轻人，三来反帝（美）反修（苏）保卫边疆需要足够的准军事力量，四来对青年人自身也是一种历练。对毛泽东周恩来而言，让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也是那个时代无奈的唯一选择。记得是在六九年秋风扫落叶的季节，住在同一大院的不管是四三派还是四四派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陆续匆匆捆扎背包奔赴黑龙江、内蒙、新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一九七一年，林彪暗杀毛泽东的阴谋失败仓惶出逃葬身外蒙温都尔汗后，对毛泽东打击极大。此时的毛泽东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不得不考虑是否重新启用被打倒多年下放到江西劳动改造的邓小平来协助病中的周恩来收拾烂摊子。一九七二年邓小平在政治上继续被“冷冻”。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决定再次启用治国有一套得“刺头”邓小平。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的第二次雄起。邓小平认为，林彪“四人帮”搞的“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那套极左做法不可能培养出中国现代化所需的人才。从一九七三年到七五年，经邓小平全面整顿，中国逐步走出困境，在政治、经济、外交及军事等领域出现许多新气象。企事业单位也开始逐步招工。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被禁锢多年的思想又象返青的麦苗一样蓬勃活跃起来。文革期间，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几部战斗片儿（地道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等），几支呐喊的革命歌曲独占戏曲舞台、影坛歌坛的局面有所打破。这一时期涌现出一些好电影（如《难忘的战斗》、《闪闪的红星》）好歌曲（如欢快跃动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流淌着圆舞曲风格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特别是一些外国电影（如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西德、朝鲜电影）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出现在中国的银幕上。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等更是倾倒了无数时患文艺饥渴症的中国观众。我当时在北京人大附中上学。一次音乐课上，女老师站在讲台上满怀深情、热泪盈眶地演唱朝鲜电影《南江村妇女》中的主题歌《故乡的骄傲》的场景令人难忘。那动人的旋律不由自主地就把人带到炮火连天的岁月里故乡曾经有过的灿烂阳光、金色麦浪、一阵阵歌声在微风中轻轻荡漾的美好画面中。　　一九七四年底，我从北京人大附中高中毕业。我们那届毕业生当时一分为三。一部分去当海军航空兵，一部分留城就业，大部分上山下乡去海淀区山后温泉公社插队落户。　　一九七五年二月，我背着铺盖卷乘着老知青赶来的马车迎着初春的寒风来带太舟坞村。太舟坞是因慈禧沿河乘舟北上去避暑山庄的第一个歇脚点而得名。它也是著名的京西稻原产地。当年在“三烛香”山脚下的太舟坞好美呵。　　一条大河从村头流过，桔红色的晚霞，黛绿色的田野，藏蓝色的远山，清澈的溪水，一望无边的稻海簇拥着宁静的袅袅炊烟的小村庄，空气里弥漫着阵阵沁人心脾的稻花香。（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我曾去太舟坞告别遗憾的是那已变成一大片拆迁废墟，那个美丽的太舟坞永远消失了。）　　跟许多上山下乡知青一样，我在农村干过很多活儿，也吃过不少苦。春天来了，翻地、插秧；夏天到了，抢收麦子、点老玉米；秋天来了，又收稻子、种麦子；冬天到来，积肥、搞农田基本建设。养猪喂牛赶大车，一顿儿能吃上七八个玉米面大眼儿窝头。抡大锤修渠，和泥巴盖房，当小学教员时顺便将裴多菲的诗《我愿意是激流》夹带在手抄的声乐知识教程中塞给爱唱歌的女知青……　　在插队的日子里，有辛劳有快乐，有迷惘有沉默，当然还有不尽的思考。说来挺哏的，当时我常强迫自己想一些很大的问题，比如世界将会怎样？中国将向何处去？为什么基督教排斥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记得那年三夏，天还没亮就下地割麦子了。一垅麦子四五里地长，低头抬头到地头，一天要割三四垅。那时干活儿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能抢到最前面，手被镰刀砍了好几个口子，血一个劲儿往外冒，疼的半条身子直打颤，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把背心撕成条紧紧绑在手上继续向前冲。（我真的很纳闷儿，为啥中国足球就上不去呢？！球场就是战场，你不灭他，他就灭你，如果不把这种拼死绝杀的信念贯穿于和足球有关的所有环节&基础、战略、管理、科研、训练等&，如果与足球有关的那些人净琢磨着如何先捞钱，足球走向世界就如同瞎家雀看黄片儿——没戏。跑偏了，踩一脚。）　　农村三夏最怕下雨。白天顶着烈日撅着屁股割麦子，晚上还要在场院儿赶紧挑灯夜战把割下的麦子迅速脱粒。站在尘土飞扬的脱粒机旁一边用叉子翻麦子一边打瞌睡，那叫一个困！当中间休息轰鸣的脱粒机戛然而止时，周围静极了，只能听到蛙鸣虫叫。躺在高高的麦垛上竟然睡意全无。凝望深空中一轮明月，虽然眼睛渐渐湿润模糊了，但我还是极力想让自己看的远些再远些。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瞬间没了，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呵。　　文革进行到中后期，社会生活中忽然冒出个轰动全国的新词儿——“走后门”，该词儿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还要从“工农兵学员”说起。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革有一个重要“使命”即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的主义内容之一是废除高考，改革旧的招生制度。按照造反派、林彪“四人帮”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教育体制完全是为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培养了接班人，所以必须要废除。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中国各大学由于文革停止招生。从一九七零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新的招生制度。这一制度主要有两条：一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知青中招生，同时停止从高中直接升入大学，二是废除高考制度，用“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取而代之。客观讲，文革前以高考为中心的招生制度确实存在某些弊端，但为消除这些弊端而建立起来的招生制度又引发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所谓“群众推荐”没有拿捏标准常流于形式走过场。所谓“领导审批”更是随心所欲，其实质就是取消或避开相对公平合理的公开考试，靠权力关系走捷径。一九七零年全国高校招收第一批农兵学员时“走后门”现象已很突出，一九七一年后“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有些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弄虚作假等手段将自己亲属或老上级的子女送进大学。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的干部不按原则办事，讲私情、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一些手中握有更大实权的人除了堂而皇之、千方百计把自己及亲属、好友、上下级的子女送入大学外还能让他们上好大学好专业。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教育革命会因“走后门”而“流产”。为铲除小麻烦再制造出更大麻烦是文革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记得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很冷。那天上午我去公社开会，无意间得知有个老知青在两年前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走后门”上了大学，心里挺不是滋味。下午赶回队里修梯田收工后，我没回村，而是从“三烛香”北坡径直向顶峰攀去。当我站在快到顶峰的悬崖峭壁上向北俯瞰山脚下蜿蜒曲折的大运河时，山风猛烈撕扯我的头发，此时此刻，我只想让自己爬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好能看清更远处苍茫大地。　　那天晚上，在生产队饲养院儿给牲口煮料豆时正赶上“枣花白”生驹子。忙乎大半夜后气喘吁吁坐在热气腾腾的灶锅旁搂着刚出生的柔软的小马驹子，小马驹使劲嘬着我的手指不撒嘴。注视着劈劈啪啪熊熊燃烧的火焰，我思绪难平。屋外大雪纷飞一片漆黑。　　文革中经常能听到《国际歌》那雄壮悲愤的旋律。我喜欢听方明老师朗诵的由列宁所写的《欧仁?鲍狄埃》这篇文章。欧仁?鲍狄埃是《国际歌》的词曲作者。我更喜欢《国际歌》中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创造世界要靠我们自己。”回想插队以来艰辛的生活，展望前途渺茫的未来，我觉得作出决断的时刻到了。首先，我必须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不记得是哪位老先生曾说过：“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也许我这辈子永远没机会上正规大学了，但无论将来怎样还是要先上好眼前这所社会大学。甚至还要鼓起勇气上好“悲剧”这所大学。其次，不去抱怨社会。真正能够改变社会、影响社会的伟人精英终归是少数，绝大部分平民百姓是要在养家糊口、奔波挣命中度过一生。不论是在黑暗无尽还是在烽火连天的社会，不论是在贫困交加还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总有些人过的有模有样儿，别人能成我怎么就不行呢？大自然给予人类无穷的启迪，在峡谷激流中放木排，顺流而下的完好无损，逆顶横杠的支离破碎。再有，我应该给自己今后人生划出一条清晰的底线。对每一位能幸运降生到这个世界的人来说，不管信仰、价值观、种族、肤色、语言、出身、地域等等有多么不同，其人生目标基本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平安、健康、幸福、富有（精神和物质的）。我的底线在哪呢？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儿女，本本分分的平安、健康、快乐的活着足矣。　　就在那个风雪之夜，就在那个透着火光的小屋内，冻结在我内心的疙瘩慢慢的，一点点的化开了，虽然还有些无奈、惆怅，但希望的曙光正不知不觉地渐渐地随着一轮朝阳出现在白茫茫的地平线上。冰雪即将消融，麦苗就要返青。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能对自己一生做出最坏打算，能给自己一生划出清晰的底线，那他就会以一种平和坦然、坚韧从容的心态去面对未知的困境，去迎接未知的挑战。文革时有许多现象虽不起眼儿但耐人寻味。我认识两位叔叔，两位在文革中同时被批斗，同时“坐飞机”同时被戴高帽儿。甲叔把戴给他的高帽儿揪下来怒不可遏地撕碎，后果可想而知；乙叔叔把给他戴歪的高帽儿又重新端端正正的戴好，看他认认真真戴帽儿的样子，连批斗他的红卫兵都绷不住劲儿乐了。多少年后我问乙叔您当时是怎么想的，他淡然一笑：“那时的红卫兵还是些孩子，能跟他们置气吗？”文革中越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而忘了自己压根儿就是一个寻常百姓的人越容易想不开走极端。　　正当无数青年为祖国命运，为自己前程忧心忡忡的时候，中国迎来了非同寻常的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注定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诡异蹊跷、多灾多难、大悲大喜的一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病逝，十几万群众泪洒十里长街；二月二十五日，“四人帮”根据毛新远记录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三月八日，一颗巨大陨星坠入大气层在吉林市上空爆炸，数千块陨石落地，毛泽东惊闻后感叹：“天上掉下个大石头是要死人哩。”四月五日清明节，北京发生四?五运动。当天在风暴眼——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悼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二百多人被捕。四月七日，毛泽东将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将责任归咎于邓小平。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七月六日，朱德病逝。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发生震惊世界的7.8级大地震，二十四万人罹难，几十万人受伤，上百万人急待救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国勒紧裤腰带慷慨援助过朝鲜、柬埔寨、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和非洲等许多国家，临到大灾大难砸到自己头上了，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由于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束缚，中国竟然拒绝了一切外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一代巨星陨落。九月十八日，山西省昔阳县举行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大会开始时本应播放沉痛无比的哀乐，但县广播员神魂颠倒误将《东方红》当成哀乐播出。可怜广播员立马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十月六日，中南海设伏兵，智擒“四人帮”。陷中国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即将终结。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涌上街头扭起了大秧歌儿。　　（未完，详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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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毛粪就成群结队来攻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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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三十年前，一次不同寻常的考试，开始改变这个庞大国家无数人的命运。几代人为着理想和未来挥汗如雨，咬牙以搏。老三届大学生、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收费、教育产业化，伴随着这些名词的高考作为一项一年一度必然发生的教育盛事，一直伴随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族。
古人云: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面对恢复高考三十年，尤其在各种有关高考的争议不断，乃至出现废除高考呼声的当下，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解读它这三十年一路走来的风雨里程、成败得失？
1977年11月，我以在校生的身份匆忙上阵，参加了恢复高考的第一次高考。我始终固执地认为，一个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人，他的人生是不很完美的。在没有更好的选拔人才机制的情况下，高考不失为一种公正的方法，尽管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它毕竟为每一个莘莘学子日后施展才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一大批优秀人才通过高考脱颖而出。
“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倡导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给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创造了机会。他们包括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北京大学78级)、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复旦大学78级)、商务部长薄熙来、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北京大学77级)……
不完全77/78届高考名人谱：政界：
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
商务部长薄熙来
高考三十年之历史的节点
&&在经过十年文革的折磨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那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于是，1977年便成了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由于纸张不足，邓小平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教育产业化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包括中央党校教授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向中央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是刺激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省吃俭用，但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诱人的数据很快就吸引了当时高层的注意。
1999年推出的大学扩招政策，使中国的大学们承载起了协助政府推进经济增长的光荣任务，在近现代大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如今，大学在有限的基础设施和师资条件下不停地增加学生人数，不惜因为数量而牺牲质量；是高校进行了一场不顾一切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是学费的疯狂上涨；是千百万大学应届毕业生上学难、就业难。
高考三十年之面孔
我们历来不主张“教育产业化”。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但实践表明这样做社会效果并不好，而且会出问题。对乱收费、高收费，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意见很大，应坚决纠正，决不能任其蔓延。
&王旭明强烈申明，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大学生养猪论、上学买衣论等是媒体过度概括断章取义。
高考有功 不可轻言废除
三十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今社会中流砥柱，无数如今蜚声中外的大师名家都曾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考场的莘莘学子。
没有调查数据对这批恢复高考后的幸运的人进行统计，只有在各高校的校友会中，记录着他们的成就。但他们正在影响着中国
中国教育目前存在问题多多，但起码现在首当其冲的靶子不应该是高考制度。废除高考的思维模式，是既忽略了历史的因素，又忽略了现实的实际。
高考有过 弊端累累
教育垄断和行政化窒息了教育家的成长，妨碍了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形成低效、无能的“大学国企化”现象。
不均衡的配额制度导致严重的地区差距，研究型大学招生的本地化，倾向不合理的特殊政策加剧了教育不公，高考舞弊和教育腐败。
根据经济学基本常识，与高速经济发展向同步的，大学生应该供不应求才对，为什么反而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
从科举到高考：高考何处去
科举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具有公平精神的制度。在当代中国，高考制度是社会上最为公平的制度之一。这一点，刘海峰认为是高考从科举制度那里继承来的最大优点。也可借鉴科举防“高考移民”并提升区域公平
&为了平稳推进考试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加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具体可从5方面考虑。
高考制度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和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物，也是科举考试的翻版
各国高校招生制度各不相同。归纳起来，目前国外高校招生制度大致分两种：证书制和高考制。
策划执行：张克侠 金蕾 王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