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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派出所
　　南方的表哥到北京来会我。他黝黑的面孔像庄稼水牛的皮肤，浓重的乡音好像还扯着沾泥的根。在房间里，碰见了写《红高粱》的莫言。表哥说：
　　“你们北京就是记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好像在回答，“我还在部队里。”
　　表哥说：“我是说，你们北京记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礼貌地回答，“我还在部队里。”
　　表哥有点气馁，转而问房里另一位北京人：“这里可不可以买到文字翻译的电脑机器？”
　　北京人客气地回答：
　　“什么机？灭蚊子的机器？”
　　客人走了，表哥无奈却又不甚甘心地抱怨：“这里的人觉得我们讲话好笑，哼，可是他们到了我们省里，我们可觉得他们怪腔怪调呢！”
　　下午五点，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
　　“是龙小姐吗？”一个沉着的男声。
　　“是的，您哪一位？”
　　“我们准备好了。”
　　“什么准备好了？”我糊涂了，莫非自己忘记了哪个记者的约会？
　　“嗯——”对方沉吟起来，又说：“你不要了吗？我们就在旅馆门口——”
　　“您究竟——”我正要口出不逊，表哥把听筒接了过去，连连说：
　　“就来就来。”
　　表哥拎起他的塑胶行李袋，轻快地走向门口，手扶着门把，回头说：
　　“表妹，八比一呢！昨天在友谊商店门口找上我的，有好几个人，约好今天换钱。”
　　“等着等着！”我跳下床，把门关上，把他拉回来。
　　“你从乡下带了多少钱来？”
　　“九千块人民币！在乡下已经用六比一换成了美金，现在再用八比一换回去，你看，我的路费都赚回来了。”
　　“表哥，你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一百多块，怎么会有九千块呢？廿年也积不起来呀？”
　　“我当然没那么多钱，”表哥安慰着我，“这钱是乡里邻居朋友凑起来的．知道我要来北京，让我来转一下，大家都可以赚一点。我家隔壁的老张还要我用你的台胞证帮他买台彩电回去……”
　　他转身要走，又被我扯回来，我急急地说：
　　“表哥，你做什么我不管你，但绝对不要在这旅馆的范围里交易。”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家旅馆有个特殊的背景：它曾经是特务头子的私宅。
　　半小时过去了，表哥还没有回来。我立在长窗前探看，觉得不安：这个南方来的庄稼汉正在北京一个胡同里和一个声音沉着神秘的陌生人交易，身怀巨款。
　　一个小时之后，表哥兴冲冲地推门而入。“你看！”
　　他将一团报纸包抛在床上，“你看！八比一。”
　　他坐在床沿，将报纸一层一层剥开。揭开最后一张，露出几扎砖块一样厚、钞票一般大小的纸张。表哥生茧的手握着刚刚换来的钞票，突然颤抖起来：
　　“白纸——全是白纸——”
　　我凑近看看，除了上下两张是十元钞票之外，几捆全是粗糙的白纸。
　　表哥手忙脚乱地将白纸包成一团，跳起来就冲向门口，嘴里不清不楚地嚷着：
　　“报案！报案！”
　　“报案？”我一把拉他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违了法？”
　　“那我不管！丢了这么多钱，非报案不可。”
　　他走了。
　　暮色越来越深，天整个黑了。我坐在房里等着。不，还不到我该出面的时候吧？：在这里，我是个外籍人；北京政府要驱逐一个外籍人时。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私下交易”。我不要送给它一个藉口。更何况《野火集》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本，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更何况，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不，我还是暂时不要出面，再等等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语言不通、满手粗茧的乡下人在派出所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下交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走到我面前。我和他握手。
　　“你的笔锋很利。”他开口说。
　　“什么？”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地听到这样的客套虚话，真是不合时宜。
　　“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表哥正襟危坐着，两手放在膝上，像个规矩的小学童。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
　　“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一个麻子，一个胖子，一个戴墨镜，腰上有对讲机，还有一个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读者面对作者，提出问题：
　　“龙女士，您的书我很喜欢，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乱吗？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
　　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你这案子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北京像这样的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
　　“人民跟政府‘对立’，那政府怎么做事呢？”
　　“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号。那是个专门的、职业的欺诈集团。总而言之，你太贪心了。”
　　“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出去呢？”
　　“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点绕绕，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午夜十二点。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野火集》上签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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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人口在三四万之间的小城，名叫衡东，在东西南北街交汇的十字路口。我将单车停下来。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乱成一团的路口，四个方向都在铺路，每一条路都只有半边可行，尚未铺的半边矮下去，铺好的半边高上来，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悬崖一样陡然截断。土路上摆着农人的摊子，这儿一篓丝瓜，那儿一笼橘子。水泥路面上铺着一层泥泞干草，保护新铺路面的潮湿，三三两两的驴子摇晃着尾巴，闲闲地扯弄着干草，各种各色的车辆拥挤在铺好的和未铺好的路上钻来钻去，忽上忽下，时左时右，争夺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装的载客车——载满了人，几个年轻人还悬吊在车尾——驶到断崖路口，唉呀，这么小而秃的车轮，这么高耸的路面，我以为它肯定要翻车了，可是不，它像个螃蟹一样攀爬下来，喷出一团黑烟，继续勇往直前。
　　什么车都有，蜂拥而来的单车，脚踏的板车，两手扶着横冲直撞的拖拉机，拖拉机改装的小卡车，小卡车扩大的小客车，冲着人老按喇叭的吉普车，暗着玻璃不让人知道这里头坐着谁的桑塔纳小轿车……还有那运货的人，没有车而全凭脑子设计出形形色色最原始的运货方法。譬如说，两块两米宽、三米长的木板要怎么运？眼前穿过这两个人，一人肩上一根扁担，一前一后地行走，两块巨大的木板吊在扁担的四头，把两个人夹在中间，一起平行地往前移动。譬如说，几十根粗壮的竹子怎么运？两个轮子中间夹一块木板，竹子搁在木板上，一个人在前面拉着走，绳子套在他的肩头，竹子的重负使他低头，身躯向前倾往地面，以拉纤的姿势苦苦前行，他这一个人的“车队”前后就有十米多长。譬如说，三麻袋的米怎么运？每一袋都有沉沉几十斤重呢，那个看起来瘦弱的年轻人，一次背一袋，已经把三袋都驮到了路口。卸在马路中心，他歇了歇，喘口气，弯身驮起一袋，往西街走去，剩下的两个麻袋丢在街心等着。再譬如说，不能走路的老人怎么送？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汉子，背着老人，他的两只手臂往后环扣着老人，老人细瘦的脚像孩子一样在两边悠悠晃晃，这汉子正穿过东街，向我走近。
　　倚着单车慢慢儿看，这个十字街口真乱得可以，在高高低低的路面上，在翻翻滚滚的尘土中，人车争道；单车、板车、拖拉机、卡车、客车、货车、小轿车、吉普车，挤挤攘攘，穿梭在长短不一，宽窄不定，移动无常的竹竿、木板、麻袋、行人之间，既没有红绿灯的外在标识，也没有车马右行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秩序的路口。
　　把单车的脚撑好，让我靠着后座，再看久一点。
　　没有秩序吗？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撞上那驮麻袋的小伙子？你看他这不就又过来了，现在他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穿过街心——他甚至并不小心翼翼地左观右测，他就那样什么也不看地吊儿郎当地摇着摆着，横冲过来、好像马上就要压死他的拖拉机在离他手臂一公分的地方刹住，让他从容走过，司机“呸”吐了口痰，咬牙骂了句“畜生”。又赶往下一场遭遇。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被那两口坐在十字路中心的麻袋绊倒呢？背着老父的中年汉子走到麻袋跟前。眼睛眨都不眨地走过去了，载满毛猪的卡车离麻袋老远就计量好距离，往斜里驶去，小伙子穿过枪林弹雨而安然到达，弯身一使劲，麻袋已驮在肩上，他佝偻着背往前走，重压阻挡了他的视角，但是无妨，而他不让车马时，车马就让他，当他放慢了脚步，车马就轰然向前，有无数个惊险擦身而过，但也仅止于擦身而过。
　　在这单车上坐久了，看久了，我就发现，在表面的紊乱之下，这个路口，其实隐藏着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人与车，路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刚柔交替，进退互助的默契，不经心的小伙子和拖拉机的司机心里都明白，在一公分的千钧一发之间，他们会闪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不觉察这种默契的人就觉得这个路口紊乱无章；或者说，心里只认定一套规则，人就觉得这个路口毫无秩序。
　　可是，真有秩序吗？从衡山火车站一出来，就看见地上新染的血迹，破碎的机车翻倒在泥地里，尸体，人们说，刚刚运走，在东街上，我明明听见那交通警察大声嚷嚷：不得了！八天里压死了六个人！这。也是你所说的秩序？
　　我想是的，那是一种内在的秩序。
　　小城里的人告诉我——说的时候还带着一点不愿太露的骄傲——衡东某个岩洞里发现了谢灵运的题诗，是吗？谢灵运也来到这东西南北街？他可也曾驻足相看？迤逦千年，在一九九五年的秋天，衡山脚下的小城进展到一个十字路口；它将驴子放到一边吃草，引进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为了这些车辆，它必须铺下厚实的路面，那挑卖丝瓜的，背负米粮的，拖拉木材的，习惯赤足走田埂的人们，正揣摩着如何与各式各样的车辆在同一条路上行走，许多人未能避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令人哀恸；可是，一个社会往前走，只能用自己的脚，横走或直走，前进或后退，它有它自己的速度，它有它内在的秩序。
　　我跨上单车。向街心滑去；街上已经没有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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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个岛
　　冬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冬英的丈夫是常州的宪兵队长。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冬英仓促上路，并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湾新安江水，对冬英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亡，朝代会颠覆，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冬英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明快，坚强。
　　一年之后，她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已经到了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还护着她，还有臂弯里又一个初生的婴儿，冬英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这淳安城的小姐于是卖掉身上仅有的黄金，租了半爿屋子挡雨；买了些西瓜，剖成小片，让那军服尚未褪下的传令兵拿到港口去叫买。
　　冬英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新安江的水啊，她絮絮地说，是透明的，清澈见底；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掉，站进水里，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冬英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我这个台湾的孩子，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我都不十分清楚——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净的，长大以后，带着冬英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风光，冬英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没有我们新安江的清……”
　　冬英在台湾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早已沉入千岛湖底，家国可以兴亡，城，竟然也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大陆开放之后，人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乡，总归是乡吧，淳安城的冬英却冷冷的：“回去？回去看我什么呢？”她说。
　　“看不到城，”冬英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冬英离开淳安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冬英和丈夫，和女儿，又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岛？千岛？”冬英说，“以前都是山啦。”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冬英确实没想到近五十年“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冬英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他们听见了“迷信”，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湖很大，一千多个岛，”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冬英说。
　　“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我看看冬英，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她要说的每一个字。
　　“我在台湾遥祭了四十七年，”冬英顿了一下，偏着头，似乎在想这“四十七年”的意思，然后说，“今天人到了淳安，怎么能再遥祭呢？”
　　“千岛湖出事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冬英静静地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多情的亲戚不仅为我们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能看穿湖水，将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净，像原始的自然，但是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和小朋友们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牵着大人的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繁荣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会有绵延千年的人文彩墨。不，我不只是一个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温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扑突扑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主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冬英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肯定：“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个不错！”
　　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却是一片秃秃的黄土，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拉着冬英的手，走近水边：“那个时候，是小表姐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冬英看见的是两块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线上，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我听见呼呼的风声，还有冬英模糊的语音：“……我就知道……他说他冷嘛……”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失去了它本来的颜色，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抓不住，随风没入水色。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辗起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冬英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皮外，眼睛眯眯微笑起来．说，“是啊，新安江的水嘛！不是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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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车站那么大，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她偏偏一眼就看上我，行李还没从计程车里卸下来，她已经贴着我的身体，挽着我的手臂，像个极疼爱我的老人家，很久不见了，不放我走。
　　她长得也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髻，梳得光亮，一丝不乱，身上穿着传统中国妇女的黑蓝色布衣布裤布鞋，显得朴素端庄，可是她的嘴，对着我毫无准备的耳朵说：“给点儿吧！给点儿吧！”我不禁抬头仔细看看她——是得抬头，因为她比我足足高出一个头来——老太太长得高头大马，健康硬朗，缠着我的手臂孔武有力。
　　“您让我把行李卸下来。”我说。
　　她还好商量，手放了开去。
　　她目光炯炯地看我付完车费，手接着伸过来掐住我的手臂：“给点儿吧！给点儿吧：”
　　我有点慌，行李还不知齐不齐全，火车站的入口在哪里，人怎么这么多，流过来流过去像大浪汹涌，我两手提起行李，她挡在我脚前：“给点儿吧！给点儿吧！”我往左挪，她往左，我往右挪，她往右，我往前跨一步。她步子比我的还大，又矗立在我眼前：“给吧：给吧！”
　　我索性将行李搁下，说：“没有。让我过去吧！”她竟然绕着我打转，上下打量。然后立定在我面前，气定神闲地说：“看您样子，不是没钱的人，是大款哩！给吧！给吧！”
　　我听说过“大款”的意思，但是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件首饰，我向来不戴首饰，而且和她差不多，我穿着素色的布衣布裙，要不是得赶火车，我还真会停下来问她怎么分辨人，现在，夹在两件行李之间，在人潮的涌动中，我和她对望，不，我抬头仰望着她，她的眼光让我吓了一跳。
　　我怎么狼狈脱走的已经弄不清楚，很可能是她看见了更好的对象因而放了我一码。提着行李，不断地闪避人群，找应该会合的人，找正确的候车室，忙忙乱乱，好不容易坐下来了，我才有时间回想高老太太，不，她不姓高，只是块头高大。回想她的眼光，她说：“给吧”，那么直截了当，那么理直气壮，俯视着我的眼睛是坦荡荡，大无畏的，俨然逮着了一个欠她债的小人。
　　而且她还用肩头轻轻撞了我一下，带点轻蔑地说：“怎么样，给吧！”
　　火车掠过江南水光涟滟的风景，我却想着高老太大：她怎么可以这么无赖？无赖的男人、年轻人并不少见。但是抗着典雅发髻、朴素端庄的老太太也无赖？这怎么说得过去？想着想着，我发觉自己微微生气起来，对堕落的高老太太。然后就知道我其实没有特别生气的理由，台北的地下道里不是有个大家都认识的乞丐？他没手没脚，就坐在湿冷的地上，这个人当然不是自己爬到那儿去的，是有人每天把他拎到那儿搁下，晚上再收走，同时收走地上装铜钱的破碗。欧洲的吉普赛人在冰天雪地里坐在薄薄的破报纸上，把年幼的孩子放在膝头，向路人伸出乞讨的手，那脸颊冻得通红的孩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躺在那儿，总是睡着，你不能不怀疑那可恶的作父母的是否给他吃了什么药。在印度，还有人拐了别人的孩子，砍了他的手脚，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到街头乞食。
　　高老太大比这些人更无赖吗？当然不，她只是谋生的技巧不同罢了，别的乞丐用残缺的肉体或孱弱的儿童试图激起人们的同情心，高老太太则采取了纠缠和无赖的行为试图激起人们的厌恶感，人们或者因为动了恻隐之心而施舍，或者因为讨厌得受不了，想得到解脱而给钱；就乞者而言，只是工作方法不同而已，谁也不比谁高贵。真正的重点可能在于，看谁的方法挣的钱多！
　　我很快就原谅了高老太太——虽然她根本不需要我的或者任何人的原谅，可是我并不完全释然；不，她大刺刺地拦着我，眼里的坦荡无畏清楚地表示她什么都不怕，她的什么都不怕令我感到不安；对某些价值的敬畏，我想，毕竟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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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站着等
　　我们踏进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客满。角落里倒是有张桌子只坐着一个客人，白种人，我们走近，问他是否能让我们共坐；他点头，我们坐下。
　　侍者看见了，有点紧张地走过来问：“你们跟客人打过招呼吗？”
　　我愣了一下；他凭什么以为我们不懂这个基本礼貌呢？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人，他却以质问来冒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原先坐着的是长着东方脸孔的我们，而两个西方人前来与我们共坐，他是否也会紧张地质问他们：“你们打过招呼吗？”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国主义横行的上海，能住进典雅的和平饭店，能在太平盛世和一个上海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我摆出主人的架势为陪我的朋友点饮料：“有鲜榨的柳橙汁吗？”我举头问侍
　　侍者好像没听见，只顾望着我的客人，我的客人于是用上海话说：“有鲜榨的柳橙汁吗？”
　　“有的。”侍者回答。
　　“请您给我们两个大杯的。”我说。
　　侍者飘忽地瞄我一眼，把脸对着我的朋友，等着他说话。朋友说：“请给我们两个大杯的。”
　　“好。”侍者转身走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有点儿张口结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不跟我对话？”
　　朋友带点尴尬地点点头，是，他也看见了。
　　“因为我是个女人？还是因为我不说上海话？”
　　朋友想了一下。静静地说：“大概两者都有。”
　　　　　　　　　※　　　　　　　 ※　　　　　　　　 ※
　　“填！”
　　她把一叠表格甩在桌面。
　　“三个人都得填吗？”我问。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扎着马尾。我们进来的时候，她正低头写着涂着什么，现在，她仍旧低着头，写着涂着什么。这是一个县级的宾馆。
　　“三个人都得分开填吗？”我提高声音。
　　“对。”她低着头，写着涂着。
　　不，我太不能适应了；我实在没法适应谈话时对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我说，“您可以抬头看着我说话吗？”
　　她没动，我等着。时间‘分一秒过去，她显然等着我自己觉悟。她坐着，我站着，想赶快有个房间躺下来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发地填了表格，三份。正在提起行李，她却说话了，斩钉截铁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么款？”
　　她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涂写——她也许是个尚未被发掘的作家，谁知道。
　　“住房费？”我大吃一惊，“我们还没住呀！”
　　她终于用两眼直视我了，那样清澈美丽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样的不友善：“先交费，后住房。”
　　哎，我真生气，觉得被她侮辱了，什么话嘛，把住房的客人都当无赖来接待吗？看着她冷淡，什么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觉到自己的可笑，规定又不是这小姑娘定的，侮辱你的还不知道是谁呢！你跟谁去生气？
　　我站在柜台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弯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中的钱包。
　　　　　　　　　※　　　　　　　 ※　　　　　　　　 ※
　　我们到浙江松阳乡下去探亲。然后匆匆赶到衢州火车站，想买卧铺票搭夜车到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陆旅行艰难，而是因为松阳乡下前不搭村，后不搭店，加上时间勿促，我没法事先安排车票。于是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在四十度的气温里，下午两点，我带着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抱着行李，走进了衢州车站。
　　卖票的高高在上坐着，又是个年轻的女性。“请问有软卧吗？”隔着玻璃，我担心她听不见。
　　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触，看着自己的手吧，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那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家。
　　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班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要买不买？”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头看着地。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
　　她把几张票和找的零钱从润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去照顾那老的，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声谢谢。
　　　　　　　　　※　　　　　　　 ※　　　　　　　　 ※
　　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计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现在得先给老人找候车室休息，售票口对面就是软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吗？一拉开门，震裂耳膜的音乐当头盖下来，一男一女拿着安克风正在放声高歌，音响放大到极致；候车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让老人坐下，我去找车站服务员。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我凑近她，等她暂时停下来，然后说：“你们可能小声一点吗？那位等车的老太大有点不舒服。”
　　服务员口齿伶俐地高声说：“这儿是茶室，怕吵就别进来。”
　　我看着她，多么熟悉的一刻，她的脸和那宾馆的服务生，火车站的售票小姐，重叠在一起。怎么我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阅历，所有的人生哲学在此时此地都用不上呢？我究竟有什么词汇能和她同一个频率地沟通呢？我听见自己说：“外边不是挂着牌说这儿是软座休息室吗？”
　　“软座休息室现在是茶室，你要在这里坐，一个人五块钱。”她很干脆地说，拿出票子。
　　我们三个人推着行李，在炸裂似的音响中，像在丛林里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出去的门。
　　外面还是四十度。
　　　　　　　　　※　　　　　　　 ※　　　　　　　　 ※
　　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对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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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堡古城临河，河对岸山坡上有条羊肠小径，蜿蜒数里，覆着野花或莓果，看季节变化，小路无人不知，因为历代哲学家，歌德、亚斯培斯、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都曾经在路上徘徊，从“哲学家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城的石墙红瓦和渐行渐渺的河景。
　　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也是一条山中小径；在那条小径上，朱熹，张栻，王阳明，左宗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涟滟的湘江。
　　那条小路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着青苔或落叶。小路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九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穿过重重叶层，将老槐树的影子闪烁洒在地面，与书斋稳重密实的投影形成动与静的辉映，小径上光影错落，明灭之间时光恍惚，仿佛望得见前行者踽踽背影。也是九月，不到四十岁的朱熹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长沙，也是别的都不看，渡过湘江，直奔书院小径，与张栻会面。他要和张栻面对面地讨论“中庸”里关于中和的概念。两个人不仅私下切磋，而且公开讲学辩论。开讲时，“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两人渡湘江来回的地方就被老百姓唤为朱张渡。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着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可是这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朱熹日后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胡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受朱熹牵连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里想象得到，再过三十年，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逆党”变成太师，于是“伪学”又成为官学。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恣意横暴地玩弄文明于股掌之间？
　　也许因为天气炎热，也许因为书院里没有附设歌厅茶座，游人零落。我竟然可以安安静静地举头细看那屋瓦的颜色：不识魏晋的青草一簇一簇点缀在瓦的行列间，赫曦台上有个六岁大的女孩拿着毛笔，蘸清水在地面练字。回廊肃静，听得见风吹的声音。如果吊上一盏风铃，檐间一定叮零清脆。可是这屋瓦回廊，我知道，并不都是这么平静的；作为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有时辉煌，有时覆灭，辉煌的时候，皇帝题匾赠书；覆灭的方式就多了：改朝换代的兵火可以将它付之一炬，居安思危的君主可以转念之间“毁天下书院”，或者，阴柔一点的，干脆将书院并入官学，纳入体制，这千年书院，时而房舍巍峨，书声朗朗，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决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权。
　　文明竟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吗？沿着小径来到百泉轩，历代山长的住所。廊前有一个小小的庭院，院里一口小小的泉水。不对吧，如果霸权决定一切，这百泉轩怎么还能在千年之后让我看见？那泉里还冒着水呢！
　　细读书院史，就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是因为和政治霸权一直有一个不灭的抗争力量。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今日读来犹令人震动，一个社会已经体认到“学”与“问”是维系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吧，可是，与“慎思明辨”抵制的力量或许更大。顺治的“卧碑”：“为学当尊敬先生……勿妄行辨难……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辨与不辨之间，文明时进时退。
　　譬如书院在一一三一年毁于战火，湖南安抚使刘珙“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重建岳麓书院。刘珙是个什么人呢？身为礼官。“秦桧欲迫谥其父，召礼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不论是对秦桧不从或者是在废墟中兴学，刘珙对抗的都是政治霸权对文明的压迫，书院历史的构成，就是这两种势力不断的彼此抗衡与妥协的消长过程。
　　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到黄昏，听风从最深邃的起点悠悠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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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台湾发现我
　　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床，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床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蹦断了。床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床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强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可是……那样床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床边时，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强力胶、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床修好了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床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床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母亲用一床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三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下了好几天细雨，终于放了晴，二哥说：“走，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母亲接口，“咦，不是说大汉溪修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床，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河床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床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床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床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龟似的，歪歪斜斜地爬过来。
　　我决定自己开车。
　　在德国，赶路的时候，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开车。怕。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我想，嘿，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咱们一块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个桃园的夜晚。华灯初上，一片流动闪烁的繁华热闹。行驶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困扰我的，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车，而是，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沿街矗立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绕着打转，春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蓝宝石舞厅、全家福海鲜馆、大时代咖啡厅、梦露宝馆……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激性极强的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我的眼睛忙不过来；红绿灯在哪里？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是修路？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要不要让路？寻找灯的来处……天哪，是“真坏戒”槟榔摊！为了在绚烂的灯海中更绚烂，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
　　每段街都有个槟榔摊，每个槟榔摊上都闪着荒谬的警灯。我一感觉到警灯的闪烁就下意识地紧张戒备，然后又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其坏戒”槟榔。带着这种牙疼似的内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准备。切入超车、不断蛇行换线道、大卡车大巴士占用快车道、计程车尾追不舍……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得很稳、很快乐，在家的感觉真好，啊，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听听莫扎特吧，反正车速慢了下来，前面显然开始堵塞，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流利优美。
　　然后，我睁大着眼睛，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路肩，有人开上了路肩，路肩超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毫不犹疑地，在路肩上奔驰。
　　两眼发直，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啊——”；是惊骇，或竟也是赞叹。如果路肩都能走，朋友，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输给你，台湾的孩子。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社会多元的意思，”他说，“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子累一点的书。”
　　“别难过，”我安慰他，“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也一样没人买。”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标价两万元。
　　“哈，”他轻蔑地笑起来．“那个东西，有人买！”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艳、穿着入时的女人，叠起玻璃丝袜的腿，优雅地啜着咖啡。好几个穿白衬衫、深色西裤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其中一个，竟然是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插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我也没什么资金，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响起。
　　有人按铃。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这一回，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车尾突出。“侵占”了人行道大约十公分的空间，妨碍行人过路。
　　“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或着停到路边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再蠢的胖子也过得去。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脱序”触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则和习惯。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后，很勇敢地——把车移走。
　　我能说什么？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扫不胜扫。又遮了阳光。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断，“在这个国家里，砍树要先申请，尤其是老树大树，不能说砍就砍的。”
　　“可是，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
　　“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树，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懂吧？”
　　“啊，”伊兰在那头说，“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可是没人太认真——”
　　“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后裔呀……”
　　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很认真地说，对，来德国半年，使她深刻体认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十足罪犯的坏胚。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人民没有脱序、违法的权利，简直令人苦闷极了。
　　电话又响起来，这回，是婆婆：“考虑半天，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准备时间不够……”
　　可是，现在才星期三呀，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浇。玫瑰正要剪枝，干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清洁妇星期四要来……”
　　又来了。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很难把他们从家扯开。
　　“我们年纪大了，总是慢嘛。”她说。
　　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年纪也大了，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性，随时待命开拔。那是我的中国父母。
　　有一次，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处理一点小事。搁下电话，几个小时之后，门铃响，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行李——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裤、一支牙刷、一本书。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
　　又过了几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德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牙刷也能走。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而我的中国父母，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旧能适应万变、说走就走，像个一无所有、无牵无挂的“罗汉脚”？
　　台湾人的个性中有一种惊人的弹性。
　　用杂志和砖头修理木床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弹性。“将就点吧！”我们常说。“过得去就好！”我们常听说。把滚动晃动的抽屉摆上卡车哐当哗啦地搬家，是一种弹性。“没关系啦！”是我们的口头禅，“请裁请裁啦：”是最友好的用辞。抓起一支牙刷就可以浪迹天涯，是一种弹性。“四海为家嘛！”大家彼此安慰，拍拍各自的肩膀。
　　这种弹性像水，碰到山就往谷底流下去；也像草，砥到石砖就从缝里钻出来。街市灯海太令人眼光缭乱了吗？槟榔小贩就装置更刺激人耳目的警用灯。高速公路上堵车了吗？路肩就成为康庄大道。“此路不通”的牌子挂了出来？且慢，咱们给他开出一条路来。
　　大汉溪河床上那条蜿蜿蜒蜒、崎岖不平的泥路，那大泥坑上两道单薄的木条——究竟是台湾孩子的缺点还是他的成就？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谴责他的违法脱序，还是赞美他的勇于闯荡、不怕阻挠？
　　这是个森林里的小木屋，我们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看书。他在读一篇报导：从前东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诚资料现在在太阳下摊开，好像你突然翻开一个久置湿苔上的石块，阴湿处的恶形恶状的爬虫全现了出来。德国举国上下在追讨从前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线民……用日尔曼人一贯的楔而不舍的精准，面对自己不愉快的过去。
　　我在读“天下”出版的《发现台湾》已经是第二遍了。
　　不瞒你，我没读过台湾史。
　　台湾的孩子没读过台湾史？正是。我读过中国历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德国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吉普赛人的历史……可是，我不曾读过台湾史（其实不必对你觉得羞愧，因为我想你八成也没读过）；我们一直不太把台湾当一回事。
　　读《发现台湾》的感想，就好像，这台湾的孩子我已经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却第一次看见属于他的照片簿。簿子里有发黄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母亲的手迹，写着孩子胎记的颜色、第一次摔破头的地方、上学时走过的路、第一篇作文……对着照片本子我轻声“啊”了出来，“对，他就是这一副德性，原来如此—— ”
　　黯黄的照片再度提醒我：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三百年前在狂风巨浪中跟路上岸的是移民，四十年前从拥挤不堪的军舰上仓皇入港的，是移民，也是难民。对移民，这海岛是个供人开发掠夺的地方；对难民，这是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移民的开发心态，使原本樟木产量举世无双的台湾今天看不见几株樟树；难民的苟且心态，使人口早超出五百万的大台北到九十年代还没有一个畅流的捷运系统。
　　是因为，当初来的时候，草莽初辟，搭个竹篷就得睡一家大小，所以养成了用砖块和杂志修床的习惯吧。（华德指着修好的床说：“这床还可以用上一百年！”我说：“谁管一百年以后的事？”）是因为，唐陶宋瓷都在“老家”，所以不在乎哐当哗啦地搬家，摔破几个大同磁碗吧。难道不是因为，当年从湖南流离到浙江，从浙江颠沛到海南，从海南亡命到台湾，身上唯一的财产是奶奶临行密密相缝的一只布鞋。难道不是因为那流离颠沛的命运，所以我年迈的中国父母到今天还保留了适应飘泊的自卫本能？你可以赞美他们的弹性，但是知晓他们的弹性来自哪里，令我神伤。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那是旧社会的规则。在瘴疠丛生的新世界里，重要的是如何闯出路来。对大自然的险恶，用柴刀和臂力去闯；对政治势力的险恶，用机智和狡狯去绕。荷兰人、郑成功、清政府、日本天皇、国民党，各有各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所谓“法”。对于拓荒者，守不守“法”只是末节，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法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
　　这并不稀奇。澳洲人也有这个个性，早期的美国人更是。你也记得吗？西部片里的英雄，可多半不是那呆头呆脑的警长，而往往是那一枪在手、恩怨自决、单骑闯天下的好汉。从法治的眼光看，咱们的廖添丁可是个该受管训的甲级流氓。
　　法，对于台湾移民的孩子，就像大汉溪边伫立的“此桥不通”的木牌，绕过它！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达到目的，没有人在乎河床地通车严重的破坏环境，没有人在乎路肩超车会肇成最致命的车祸，没有人在乎槟榔摊上乱真的警用灯威胁了真正警灯的作用……
　　那个不能容忍我十公分“侵占”的德国警察会觉得台湾人这种对法和秩序的蔑视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来欧的朋友也摇头：你不知道，台湾的脱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太乱了，太乱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忘了《野火集》是谁写的。可是，不管你喜不喜欢，台湾人这种山不转路转的伸缩性，这种蔑视成规的草莽性格，这种只认目标不讲原则的“闯”劲，难道不也正是它今天经济成就的种子吗？将小汽车开进泥泞的河床、开过泥坑，是脱序也是不畏艰辛；随随便便地搬家，是邋遢也是灵活；用杂志和砖块修床，是短见也是聪明；用一分钱，作八分投资、讲十分话，是轻率也是勇于冒险。台湾的外贸奇迹，不就是无数个提着○○七小提箱的台湾孩子用他那灵活、聪明、不畏艰辛、勇于冒险的移民个性“闯”出来的吗？
　　不要轻视台湾的钱。钱并不肮脏，它催化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也给人带来自信，有了自信就有自尊。在夏日明媚的欧洲街头，你常看见台湾出来的青年，背上背着帆布袋，手里拿着地图，表情轻松，昂首阔步。
　　那种轻松，使你想起吴浊流在一九四七年所憧憬的台湾“乌托邦”：“……做任何事都不会受人监视；走什么地方都不会受警察责备。写任何文章都不会被禁止出售；攻击谁都不会遭暗算；耸耸肩走路也没有人会说坏话……这样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
　　历史上最“身习宽裕而自由”的台湾，恐怕就是你我眼前的台湾了。尤其是当你想到，这昂首阔步的一群，都不必是什么高干子弟、权贵之后，只是最寻常的百姓，你知道移民的离乡背井、颠沛流离，都有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可是，为什么来到欧洲的台湾朋友怎么那么不快乐呢？
　　住在德国的我，哎，想死了台湾的纸醉金迷，热闹繁华。来德国小住的台湾朋友，却又羡慕我的宁静。
　　这里实在宁静。
　　一个无事的下午，你可以坐在客厅里听风走过屋瓦、穿过松树的声音。到草原上走走，若是夏季，白色的玛格丽特开得如痴如醉；若是秋季，苹果就“ 噗”的一声掉在你眼前小路上，捡起来就可以啃。小镇的路铺着青青石板，沿街的老屋门檐上还刻着年代：一五一七，明朝的；一三○八，啊，元朝的；一○八七，哇，宋朝建的……窗台上摆着一列鲜红欲滴的海棠。
　　转角有栋老屋正在整修。二楼凌空架着，一楼打空了。一个白发老师傅正在敲敲捶捶的。这房子有四百多年啦，他说，不能拆，就是能拆，主人也不舍得呀！可是里头设备想现代化，他擦擦眉毛上的汗，所以得把外壳架空了，只里头翻新。怕损坏老结构，所以所有机器都用不上了，全得靠手……
　　那岂不贵极了？
　　是啊！老师傅点头，要贵上好几倍呢！可是国家有补助，历史嘛，不能丢哇！
　　老师傅拾起锤子，叮叮敲起来。声音轻脆地回响在安静的石板街上。
　　朋友坐在客厅地毯中央。午末的阳光投射进来，他闭眼仰脸对着太阳，就这样久久坐着，一直到阳光完全没入松影。他轻声喟叹。
　　我感觉到台湾人对宁静的近乎痛苦的渴求。
　　不，我指的不仅只是空间环境的宁静；在宁静的空间环境背后有一种源自内在生活秩序的心灵的宁静。有的民族，因为知道什么在先，什么在后，心里有一种笃定。
　　在海德堡大学开的当代台湾文学课里，学生问：写童年的作者特别多．似乎台湾作家特别怀旧？
　　失去的，当然分外眷恋。台湾的作家是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的过去。怀想大陆的，发现四十年睽隔的家乡面目全非，不如不见。着眼台湾的——你我之中有多少人还有一条童年的街让他回头？哪里是余光中的厦门街？哪里是白先勇和周梦蝶的明星咖啡？隐地的西门町变成了什么样子？袁琼琼的眷区还在吗？淡水最后的列车开到了哪里？
　　你若是个德国作家，那么很可能你出生的那栋老房子还在，粗大的玫瑰依旧攀墙而上。那条街还铺着石板，转角处的农舍老传出干草和牛粪的气息，你每次兴起回老街，都会看见和你同上小学的大傻个儿正在院子里耙草。你曾经放纸船的水沟还在那里，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正勾着身玩纸船。
　　那条街，包括它的颜色和气味，一直在那里，所以你不必渴求。你知道，在人生的大浪中翻滚沉浮、疲倦彷徨的时候，有那么一条街让你回头看看：它像一面晶亮的镜子照着你最原始的来处。如果你来时颓丧堕落，它使你振作；如果你来时飞扬跋扈，它使你谦和沉潜。
　　是对这条街的了解，使你能把过去和此刻衔接起来。因为有着对历史的记忆，所以你能诠释现在，面对未来。知道从何处来，然后知道往何处去——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所传承，就是生活的秩序。体认了这个秩序，所以笃定，所以宁静。
　　灵活、聪明、不畏艰辛，勇于冒险的台湾孩子，蔑视法规、不讲原则、苟且短视的台湾孩子，在闯荡四百年之后，走到了一个最困难的关口：他想追求笃定和宁静，一个和他原始个性背道而驰的理想。解萍，追求根的深扎。
　　很困难，因为这一切，他不能够绕着走。
　　保姆到书房来说，楼下的马桶护圈坏了，老掉下来。
　　让我想想，或许书桌上这半卷透明胶带可以把它给黏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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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讲的话
1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
　　往往在一场演讲之后，群众中会有人到后台来找我，不是和我理论演讲的内容，而是特别来说，“你的国语讲得真漂亮”，或者，“听你的华语真是享受”，或者“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我知道我的国语、华语、普通话说得“漂亮”，从小如此。
　　小学时候，我是那个永远被老师派出去参加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的小女生。比赛题目，不外乎四维八德等。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坐在披满彩带的小卡车里的播音员，对着麦克风念：“武昌起义……普天同庆……全体军民同胞一心一德……”，卡车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前头，哦，还有，卡车两旁扎着巨大的总统照片。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每天早晨在升旗典礼之后跑上升旗台，拿出小册子，对着六千名师生“恭读总统训词”三分钟的学生，全校光头的小男生和近视的小女生都认得我。
　　我是那个致毕业答辞的人。
　　我是那个念总统文告的人。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国语说得很漂亮的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为了说这美丽的国语，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是一个没有方言的人。
　　我不会说母亲的方言，浙江淳安话。我不会说父亲的方言，湖南衡山话。不会说，因为家乡话代表“土”，那个年头，谁愿做“土”的事呢！
　　有三年的时间，我住在苗栗，周围很有些客家人，许多孩子也懂客语，可是要我去学客家话？匪夷所思，这个念头都没有。只有人来跟我学国语，哪有去跟别人学客语的道理？
　　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台湾本省人，说闽南语。我全听得懂，也能泛泛地聊天说笑，可是，那毕竟不是我的语言。生气的时候，我不会脱口而出“夭寿！”骂小孩捣蛋的时候不会说“猴因仔！”布袋戏里的笑话一知半解，歌仔戏里的哭调更无从捉摸。
　　在淡江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闽南语。在对方身分不明之前，我兀自心里狐疑：是菜市场的肉贩吗？是机车行的小徒弟吗？是餐馆里送菜的伙计吗？
　　结果，是一个德国籍的传道牧师。
　　原来，在四十多年压抑地方文化的政策之下，闽南语已经变成了一个只属于贩夫走卒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一个属于所谓下层社会的语言。
　　我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本省人的环境中成长，闽南语却并不曾变成我的语言。小学时候，一班六十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不必因为“在学校说方言”而受罚。
　　我说的语言才是最高级的。
　　所以除了这一口漂亮的国语、华语、普通话之外，我什么方言都不会。
　　然而，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当然也不是“妈妈讲的话”，不是母语；我的母亲，当她说，“夹壁辣个小猫死个老缸五”的时候，用我的国语翻译就是，“隔壁那个小毛是个老江湖。”我的漂亮国语当然更不是爸爸讲的话。你总听过湖南老乡说话吧？在这里，我连模拟都模拟不来。有一次，父亲接了一通我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从第一声“喂”开始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费尽力气向对方解释我已离开，他不必再来。朋友还是来了，因为在那长达半小时的对谈中，他只听懂了开始那一声“喂——”
　　我的国语，自然也不是北京话。我没有北京经验，辞汇里当然就没有北京话的土味儿，也没有北京话的麻辣利落。它只是貌似北京话，但是北京话连着北京的土地，读几篇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就知道那个调调，搭一趟拥挤的北京公车，也能嗅到北京话的泥土气息。
　　我的听起来像北京话的国语，在台湾的土地上成长，岂不该充满着台湾的土气和芬芳吗？却又不是。连着台湾泥土的，是闽南语，还有客家话，还有先住民的各种族语。
　　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于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不会骂人。最愤怒的时候也不过脱口说声“混蛋”。当开计程车的大陆老乡或街头卖槟榔的台湾小贩开骂的时候，那侮辱人的语言，从祖宗八代到人体器官到液体固体的各类排泄物．像江河直泻，淋漓尽致，我恭敬聆听之余，实在羡慕。
　　我的眼睛看见生活里的许多面貌，可是我的国语里没有辞汇。随兴走进乡下一座小庙吧；庙里的东西我能说出名字的大概不多。清水寺里有道士作法，他念的什么我听不懂，他作的什么我说不清楚。神舆在庙前随着锣鼓声摇荡，抬舆人踩的什么舞步？我不知道。
　　就是振振有辞讲道理的时候，我所援用的成语、谚语、双关语……也都来自书本，是一种累积的知识而不是源于生活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
　　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于灵魂和诗的领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于泥土，根上有须，须上有土。
　　我的美丽的国语，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杆，接上了线路繁复的电流，但是它不属于土地，更没有根。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2　妈妈讲的话
　　台湾政治解放了，闽南语终于可以得回它应有的尊严。学者编制台语字典，作家试探以台语写作，学童开口唱台语民谣……我正在为乡土文化的复活而高兴的时候，却看见一张张忧心忡忡的脸。
　　外省长辈低沉地说：这种地方文化的复苏，很不幸的，夹带着一种报复情绪。有些人的终极目标，不仅只于母语文化的复苏，而在于取代原有的国语文化，换句话说，在推动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独尊、强烈排他的暗潮。他为台湾的文化前景担忧。
　　外省第二代很郁闷地说：台湾，简直待不下去了。他们就硬是欺负你不懂闽南语，好像要把四十年的账全算在你头上。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国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欢迎你在台湾留下去，好像流氓占了地盘似的。
　　不会说闽南语的作家，也很气忿：他们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缘；只要你是外省的，不管第几代啦，就必定是帮国民党的应声虫，有出卖台湾的嫌疑；如果是本省的，那就是台湾的掌门人，法定继承者。在今天的台湾，好做作为一个本省人就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贵族血统。可怕！可怕！
　　我笑。
　　朋友怒形于色：你笑，你还笑得出来！你笑得出来，因为你不住在台湾，是不是？是不是？
　　对不起，我想我不必为自己不住在台湾而道歉；不能在台湾生活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笑，是因为，这种为了讲“妈妈教的话”而引起的争吵实在太不稀奇了。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语人，可是瑞士德语是一种“深喉咙”的方言，说所谓标准德语的德国人听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们说国语的人听不懂闽南语一样。瑞士是个小国，对地大物博人多的紧邻德国，一方面唇齿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惧，唯恐自己的文化受到大国强势的影响。瑞士人保护自己的方言，像园丁保护玻璃房里的奇花异草。方言是他们的“国语”，用在法庭上辩论，在国会中议事，在商场上谈生意，在卧房里说爱，在大街上吵架……
　　来到瑞士的德国人在背后说：这种方言能叫德语吗？难听死了，简直是种喉咙的病！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标准德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喜欢你德国人，怎么样？！
　　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火气可更大了。四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魁北克人一直在困守围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为“妈妈讲的话”战斗。你知道吗？在魁北克，一栋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连英美国家的商业机构，譬如纽约银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译出来的名称。可怜了住在魁北克境内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在九百万法语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这些饱受委屈的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条路：走！每一年有两万英语人离开魁北克这个家乡。
　　魁北克人因为对英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抗争层次，使境内的英语少数民族备受压力。讲闽南语的台湾人因为对北京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扩大为意识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数民族”忐忑不安。可是，任何冷眼旁观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让大量英语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伤害了自己，难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错误吗？不喜欢瑞士的德国人可以回到德国，受排挤的魁北克英语人也可以卷了细软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邻省换个工作罢了。可是，你要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去哪里呢？
　　比较聪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们把自己的“土话”提升到“国语”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声说“妈妈讲的话”，讲得理直气壮，口沫横飞．满足了每个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国人的场合，更可以发挥同仇敌忾的同胞爱，抵御强势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毕竟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出五百万吧；讲标准德语的，在世界上却将近一亿人。一个文化要成长茁壮，光凭自尊感和同胞爱显然不够。讲“妈妈的话”的瑞士人，眼睛读的、手写的，却是那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强势中原文化的语言：标准德语。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就说作家吧！一个瑞士作家若以他“妈妈的话”写一本书，只有五百万人看得懂，若以标准德文书写，可能的读者却超过二十倍。很现实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两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马特，不是以标准德语写作，他们是否会享有如此高的文坛地位，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从广大的标准德语圈中划出来，他们对德语文化的吸收和反馈毫无间隔，从大德语文化圈所汲取的养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却壮硕丰满。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谁在乎那广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话的读者？
　　有这种强烈乡土情怀的作家其实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无视于所谓广大世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语言写给他村子里的老媪看。谁能批评这份乡土情怀呢？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华语文学的洪流中竟然独特地发展出一支闽南语文学来，响着不同的音调，那岂不是件令人惊喜万分的事情。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除非，这个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个文化的压缩为代价。
　　我听说，台湾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说是百分之二十吗？）；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当高。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出版业者，逐渐地将经营中心移往大陆。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企业家考虑转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湾岂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后尘？可是魁北克并没有台湾那样的生存危机呀！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压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对待从前的压迫者。但等这被压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有单纯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熟，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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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边上有几株野生苹果树，秋天的苹果熟透了滚落地上，在草丛里露出一点红艳，也没人去捡。旷野里只有风吹着悠悠长草，衬着一片辽远的天空。
　　好些天没去，昨天再去的时候，蓦然发觉草原上这儿一落、那儿一落的花白乳牛，闲闲地晃着尾巴吃草。草原的四周由一条细线围了起来，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但是充了会让你麻手的电，使乳牛不致于越界。
　　我们立在细线的外头，访客说：“真美！好一片田园风光！”我却沉默着，怅然若有所失。
　　这一片无用的空地是我们放风筝的地方；仰头眺望风筝的时候，你觉得脚下这片青青草地和那天一样大得无边无际无碍，人就小得和那风筝一样，可以纵身入大化。春天的蒲公英，看过吧？菊花般的豪华，当它变成素净的粉白绒球，让风吹散之后，慵懒的夏天就来到这里。雪白的玛格丽特——你说是雏菊——卷起整个草原，密密麻麻的玛格丽特疯狂地开着摇着传染着，采花的小孩没进花丛像被海浪掩覆。冬天，走过雪铺的草原，即使看不见土拔鼠翻起的土堆，你一定也会注意到没有皱纹的雪地上那花瓣似的足迹，若有若无的，野兔的足迹。
　　这本是一片无用的旷野，旷野上人类的幼族练习翻滚，四足的鼠类挖掘地穴，长耳野兔狡狯地追逐。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地仰望星斗。
　　现在，我发现，这旷野原来属于某一个人，它竟是一块农地。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线将无用化为有用，这“有用”斩钉截铁地夺走了一份本来属于我的空间。
　　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作为一个廿世纪末、工业发展似乎定到尽头的人类，我发现自己对“空”——物质环境的空间和心灵世界的空间——有着救命似的需求，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需求空气。
　　灯火华丽，夜晚的台北。我们的车子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
　　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大台北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两个好朋友安静地走一走、谈一谈——说不定黑漆漆的路边还有草丛，草丛上还有明灭闪烁的萤火虫？
　　我们终于开到了阳明山，竹子湖一条村路上。台北的繁华灯火在远方，风吹着暗影中的竹叶，发出原始的声音。我们都松了口气。
　　“周末的时候，”可是他说，“这儿人山人海。来不得。”
　　这不就是了吗？你说。台北生活品质差，原因只有一个：人口太多。你德国给我来一个一样的人口密度试试看！
　　谁都不敢否认人口密度的巨大压力吧！当我走在桃园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上，我的心情是沉郁的，这是一个把土地“用”到极点，“满”到极点的城市。骑楼里塞满了东西：机车脚踏车、衣服摊水果摊鞋摊清粥小菜摊……果敢的人更干脆，几块木板截断通道，骑楼面积就变成真正有用的自家厨房，行人就窜流到街上。
　　可是街上也寸步难移，机车脚踏车汽车早巳先一步溢到街上，不小心空出来的几寸地又早被槟榔摊和数不清的什么摊占据，人，只好夹在钢铁和车轮之间辗转呻吟，寻找踏脚的地方。
　　我安抚自己紧张得要爆炸的情绪，说：“这都只是人口密度的必然结果！”说给自己听。
　　但是自己并不相信。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天下》杂志曾经报导过一个潜海人的经验。当他从深海回到岸上时，海边居民兴奋地围着他，所有的人都抢问一个问题：
　　“抓到什么？掠得啥米？”
　　他什么都不抓；他只是去看海。
　　不浪费，什么东西都得“有用”的观念，几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个性里。桃园大街上的店主站在门槛上看着空空的骑楼，摇摇头：这块地空着多可惜，用掉吧！于是以货品堆满，实践他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基本信仰。
　　公园，是个相当令人困扰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看不出什么用处的空间。于是有人在里头挖出一个人工湖来；有人在角落里打出一个水泥亭子来，在柱子上漆些劝人为善的句子；有人在小小坡上摆上一个伟人铜像，有人嘛，辟出一个什么球场。再不然，干脆来个“石雕公园”，把一个又一个的石雕摆在公园里头，那么这块空地也就算用上了，好歹没浪费掉！
　　惜才如惜金，这不是一种美德吗？
　　多么困难的问题。道德美或不美全是社会的制约。两千年的农业社会，相对于物质膨胀的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在“匮乏”的世界里，人追求获取：河鱼要打捞，果树要摘取，农地要耕作，工地要建设，森林要开发，桥要搭、路要铺、渠要通、沟要挖、山要凿、大海要淘取……从历史甬道中冒出来的现代人，你和我，享受着人类累积的获取，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车马，海上有行船，声光形色之辉煌灿烂无所不能唾手而得，却蓦然发现在塞满物质的环境里已经找不到一点退身的空间。
　　把骑楼占满、把公园“用掉”的人，只是在历史习惯制约下还没有醒悟到：在一个“满”得令人窒息的时代里，“空”才是美德；当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信仰已经不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寸余地的时候，“无用”才是获取。
　　店主会相信我吗？
　　我有一个竹编的篮子，菜篮。
　　两万人口的乡换了乡长，绿党和社民党当了家。改朝换代嘛，自然要影响小老百姓的生活。百年大计从垃圾政策开始。
　　不管从前怎么做，七月一日开始你给我这么来：一般垃圾，你可以决定家中需要多大的垃圾桶，要每周来收还是隔周收；纸张类当然另有纸桶，大小自定，每月收一次；塑胶类当然有塑胶桶，每月收一次；花园的枝枝叶叶，绿色垃圾，要向乡公所购买麻袋麻绳，春夏秋各收数次，非用自然麻袋者不收；玻璃品…… 铁罐类……化学材料……电池类……谁家垃圾多，谁家多付钱。
　　我赶快找大件垃圾的处理方式；地下室里还搁着坏掉的电视机一台、坏掉的洗衣机一台、破沙发两只、破雨伞四把、没盖的吸尘器一只、断了腿的衣柜一只、向一边倾斜的冰箱一台、有裂痕的幼儿塑胶坐椅马桶一只……
　　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挂着一张垃圾年历，哪一天收哪一类垃圾，错过了就该你吃不了兜着走。第一个让我头痛的，是纸张。
　　从前，在街角有个专收纸屑的大箱，街坊邻居的纸张都往那大箱里送。我的纸类垃圾可能比别人多个五倍，可是，反正在一个大箱里打混战，谁也不知道谁的垃圾多，我们都付一样的钱。现在，大箱给拿走了，各人有各人的纸捅——我怎么办？
　　先订个一百廿公升容量的桶子试试看吧！读过的报纸、邮箱里乱七八糟的广告、随手揉掉的稿纸、包鲜花的薄纸、礼物拆开后的纸、过了期的不重要的杂志……大桶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了，看看日历，天哪，距离收的日期还有两个星期！于是废纸在车库的墙角一天一天堆叠起来。
　　两个月之后，我要求换两百四十公升的大桶，就每个月多付几块钱吧！读过的报纸、邮箱里乱七八槽的广告、随手揉掉的稿纸、包鲜花的薄纸、礼物拆开后的纸纸纸纸……大桶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去了，距离收的日期，天哪，还有一个星期！于是废纸在车库的墙角一天一天堆叠起来。
　　我开始终日惶惶，坐立不安。再大一号的纸捅，就是公司行号工厂用的大桶了，我的车库摆不下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买了一束盛放的百合花，当花店主人抽出一张大纸要包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可克制地大声叫着：“不要不要不要纸……”
　　真正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塑胶类垃圾。从前，厨房水槽下只有一个垃圾桶，现在多了一个，只装塑胶，然后漫不经心的家庭主妇讶异地发现，装塑胶垃圾的那只桶子永远是满的。她睁大眼睛追寻它的来路：乳酪装在塑胶杯里，香蕉套在塑胶袋里，蜂蜜盛在塑胶瓶里，洗碗精、洗发精、牙膏、牙刷、锅碗瓢盆裁缝机、油米茶盐酱醋小儿尿布，没有一样不包裹在某种形式的塑料中。将塑料从一般垃圾中抽离之后，一般垃圾缩成一点点，塑胶垃圾却无止境地扩张、膨胀，像科学怪人培植的一种无限蔓延的黏液，逐渐在地面上爬行。
　　你能体会我心中的恐惧吗？在超级市场中推车行过货品林立的走道，我眼睛所注视的，不只是每天要泡的咖啡粉，还有包在咖啡粉外头必须处理掉的硬纸盒；站在架子上的不只是甜腻好吃的巧克力牛奶，还有那装牛奶的圆滚滚很占面积的塑胶瓶子。立在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市场中央，我眼中千千百百件好吃好用好看的食品用品装饰品同时是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你绝对没见过气色那么败坏的家庭主妇，孤独而失落地站在洗衣粉和马桶刷子之间。
　　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而且快乐地活下去。在一个阳光很亮的早晨，我在自家邮箱上黏上一张小纸条：“请勿投入广告！”在这个一板一眼、不大会转弯的国家里，听说这样一张纸条就够了。
　　然后我上市场，手里挽着一个大肚竹篮。先在药房停一下，买一瓶咳嗽糖浆。“要袋子装吗？”药剂师问。“当然不要。”然后踏进眼镜行，买两罐药水。小罐装的，表示待丢掉的塑胶罐太多，那么就买大罐的。“要袋子装吗？”老板问。“不要。”市场里，挤满了东挑西拣的女人。牛奶，有玻璃瓶装，有塑胶罐装，有纸盒装，我把玻璃装的放进篮中；玻璃瓶可退，不必造成我的负担。慢慢儿走．包装华丽庞大的不要，包装层次繁复的不买。红萝卜、大白菜、青葱、红椒、黄瓜、芹菜，全可以光溜溜、赤裸裸地躺进竹篮……离开超市前，没忘记把所有的包装纸盒和塑胶外壳当场剥下，丢进商店为客人准备的几口大桶中。
　　往回家的路上走。左手握着一把芹菜，右手挽着一个沉沉的大竹篮，三岁的飞飞一旁跟着，一只手紧紧抓着母亲的裙角……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路面——妈妈、孩子、竹编的菜篮和芹菜，这，这岂不回到了三十五年前台湾的乡下生活吗？
　　一扇窗。艳红的天竺葵从窗台瀑泻下来，不可收拾地一大片缤纷色彩。
　　楚戈端着相机，对准着这扇窗，左一张，右一张，边照边若有所思地说：
　　“住里边的人其实自己看不到，它是美给过路的人看的。”
　　席幕蓉在另一个夏天来到。看见另一扇窗，眼睛一亮，操起相机就照。什么话都没说。
　　我总是几分得意地带朋友来这个乡走走看，这实在是个美丽的小乡。可是，我其实并不那么得意的，因为——虽然住在这里——这毕竟不是我的故乡、家乡。古街、老宅、窗、花，都是他们的。
　　我的家乡呢？
　　那扇美丽的窗子的主人，你说，是个艺术家，品味超出寻常。
　　可是我知道不是。主人是个木匠。这古街老巷里住的大多是工匠师傅之流，所谓普通人。
　　那咱们家乡人在贫困艰苦中长大，还没有闲情去专注于环境住宅之美。你不服气地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再宏观一点，两百年是怎么过来的？连窗子都得来不易，如何奢谈窗台外的天竺葵？
　　可是，你不能不让我沉默地发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一个为了炊火可以把长城的石头挖掉的民族，一个为了方便可以把连城的凤凰木连根拔起的民族，变成一个在某些时候愿意为“美”作些妥协和牺牲的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
　　条件，照你的说法，我们其实已经有了。台湾的贫困艰苦早成过去，钱，在灯红酒绿的街上流动着，却并不走向天竺葵。你想必也去过万华夜市那家台南担担面。金碧辉煌的装演大刺刺地告诉你——用四种文字——你手中法国的金筷子多少美金一双、眼前英国来的瓷器、德国来的酒杯、哪里哪里来的桌子待子桌巾桌灯要多少多少钱，多得教你目瞪口呆。担担面提醒你我们共同的卑微的过去，金杯银匙（全部来自那些出天竺葵的地方）鼓舞你为我们的现状骄傲、为我们的未来雀跃，然后打个满足的饱嗝。
　　你真相信一旦摆脱了贫困艰苦，对美的漠视就自然会改变吗？恐怕没那么决。这一年来，异乡这儿的街坊邻居明显地感觉到治安恶化的威胁，三天两头地听说左边有边谁家谁家遭窃了。我们离家度假时，总预期着回来时家中可能巳被搬空；隔壁老太太，更是惯常地在厨房台子上压张一百块钱，“这样，”她说，“小偷有点收获，就可能不会因怒而破坏家具。”不安全感到这个程度，够强烈了吧？
　　为什么不装铁窗呢？你说。
　　对呀！我也正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奇怪，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装铁窗呢？为了同样的不安全感，台北人不都已经决定住在铁窗里头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铁窗是那样一个外观丑陋、内在意义丑陋的东西，这里的人连那个念头都不会有。或许是来自他们的影响吧，我自己，宁可出外回来发现家中面目全非，不愿意在房子上加上铁窗。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罢了。美，在你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在海德堡一家小店里发现一种从没见过的香油，茉莉花油。沾上一点点，漫天漫地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我愣愣地立在那里，眼泪就涌了上来。莫名其妙的，不过是一点花香罢了？
　　可是茉莉花，和家是联在一起的。小的时候，街头巷尾，哪家没有几株茉莉，在墙角，在夜晚，静悄悄地呼着香气？少女恋爱的时候，难免爱走最黑的巷子，因为巷子里甚至没有月光，只有和巷子一样绵长的蠢动的茉莉花香，带着致命的魅力，把人牵引到梦里去。
　　从此我再也不去别家买香水，再也不买别的香水。
　　不一定非天竺葵不可；我们原来有茉莉花，只是由于钻营忙碌，把花给甩了。
　　谈什么住宅文化——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茉莉花的意义？
　　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的仰望星斗。我们，从黝黑的城市中冒出，也需要一个能够仰望星斗的地方，一点点脚的空间，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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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阿土的那一天
　　去年夏天，安安在幼稚园的草地上松手放走一个粉红色的气球，气球上系着一张小纸片，写着两行歪歪斜斜的字：
　　“我叫安安，今年五岁半，住在德国克伦堡麦河街六号，收到气球请来信。”
　　十二月底，一个下雪的早上，胡须上沾着雪花的邮差送来一封信，给安安的信，来自波兰。
　　邻居把波兰文译成德文：
　　“安安先生您好。今天我收到了您飘来的气球。我今年三十六岁，名叫可兰波斯基。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岁。波兰通货膨胀得厉害，这里什么都贵，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我也失业了，今年冬天不知怎么过。我们住在华沙一百公里外一个小村子里。收到信后请给我们一个回音。”
　　安安听完翻译，失望地说，“不是小孩！”兴致索然地走了。
　　邻居说，“怎么样？要给这什么斯基寄个包裹去吗？这信分明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摇摇头，觉得疲倦，“不了。于事无补。”
　　　　　　　　　※　　　　　　　 ※　　　　　　　　 ※
　　中午，雪变成了雨，挟着冷风，扑打在玻璃窗上，一片肃杀之气。
　　有人按铃。
　　门口站着个年轻人，德国人。衣裳穿得单薄，早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淋到眼睛里去。他打着哆嗦，嘴唇发紫地说：
　　“请——请问您——你要不不要订订一份杂志？”
　　我的天，是个推销员，该杀的。
　　“我不要，对不起．”我让他站在屋檐下面，雨水在他脚边淋成一个小潭，“我家的杂志有二十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