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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链接是否正确？用户、话题或问题是否存在？如何确定产出价值中剩余价值和补偿价值的比重
09-05-05 &匿名提问
商品价值包括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部分.随着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转化为生产成本,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被资本耗费给掩盖了.剩余价值由可变资本的产物变成了生产成本的增加额,并进一步成为资本家全部预付资本的增加额,此时剩余价值就有了利润的形式.剩余价值相对于可变资本而言,利润相对与全部预付资本而言. 2.因为商业资本家承担着产业资本家的部分职能,因此产业资本家不能占有全部的剩余价值,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商业资本家,这样剩余价值就转化成了商业利润 3.利息就是借贷资本家由于让渡资本使用权而取得的报酬,是由职能资本家支付的,利息在实质上是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职能资本家由于借了借贷资本家的资本,所以不可能占有全部产业利润,要将一部分利润与借贷资本家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就转换成了银行利息,银行由此获得了利润 4.银行利润是借贷资本家获得贷款的利息与支付储户存款利息的差额,实质上是由于资本使用权的报酬的差异而产生的剩余价值. 5.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二者本质是一致的,都是由农业工人创造的,支付给农业资本家的作为使用土地报酬的剩余价值 总之,产业利润是产业资本家从产业工人处获得的剩余价值,商业利润是商业资本家从产业资本家处获得的剩余价值,借贷资本利息是借贷资本家从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处获得的剩余价值,银行利润是借贷资本家从资本使用权处即储户处取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地租是农业资本家从农业工人处获得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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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关系如何？）（1）利润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与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有密切联系。如果以P’代表利润率，以C代表预付总资本，则利润率公式可以表示为：P’=m/C。不难看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只是同一个剩余价值的不同计算方法。（2）由于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总资本的比率，因此，二者在量上必然会有差别。c+v总是大于v，所以，P’总是小于m’。（3）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不仅有量上的差别，二者所表示的经济关系也是不同的：剩余价值率表示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利润率表示的是预付总资本的增殖程度。在利润率这个范畴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榨取、剥削看不见了，被模糊了，而表现为资本自身增殖的关系，剩余价值的来源被神秘化了。。（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使利润表现为预付总资本的产物，而可变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作用看不见了。但这种转化还只是性质上的转化，整个部门的利润置同剩余价值量仍然是相等的，也就是说，还不存在量上的。（2）在平均利润率形成，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后，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不仅在性质上，而且在数量上也有了差别。各个部门的利润量都是与本部门的总资本量成正比，而不与本部门的剩余价值量成比例的，只要是等量资本，就可以获得等量利润。这样，利润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表现为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了。利润的本质和来源被完全掩盖起来，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看不见了，利润只表现为资本自身的产物。总之，平均利润率模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 （价值是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随着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许多生产部门所得到的利润与本部门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数量上出现了差别，有些部门获得的利润高于剩余价值，有些部门的利润低于剩余价值。这样，这些部门的商品价格便与其价值不一致了。现在，商品以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所构成的价格****。这种由商品的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所构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因此，随着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便转化生产价格，二者是同一个过程，都是由部门竞争中的资本转移实现的。 （什么是利润？剩余价值是怎样转化为利润的？）（1）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表现为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它的出现掩盖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成为剩余价值的神秘化的虚假形式。（2）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资本家全部耗费资本的增加额，而且还表现为资本家全部预付资本的增加额。因为，全部预付资本，不管是劳动资料（固定资本）；还是原材料和劳动力（流动资本），都要投入生产过程中使用。那些未曾耗费的资本，即固定资本中未曾磨损的价值部分，虽然不构成商品的生产成本，但由于它们作为物质要素同样参加了商品的生产过程，因此，它们也就都被看作全部参加了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当剩余价值不是表现为可变资本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时，它就取得了利润形态，即转化成了利润。 （什么是利润率？影响利润率的因素有哪些？）（1）利润率就是利润与全部预付资本之间的比率，它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用公式可以表示为：P’=m/C+V。（2）利润率的高低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第一，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由成正比例关系，因此，一切影响剩余价值率的因素，如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压低工人工资等，都是影响利润率的因素。第二，利润率的高低，还要受到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在可变资本量和剩余价值率一定时，利润率与资本有机构成接相反方向变化，即资本有机构成高，则利润率降低，因为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在剩余价值单一定时，剩余价值量减少；反之，则相反。第三，资本的周转速度快慢也影响利润率的高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利润率与资本周转次数成正比，与资本周转时间成反比。这是因为，资本周转速度越快，一年内发挥作用的可变资本就越多，年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因而年利润率也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第四，不变资本的节约也会影响利润率。在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一定时，不变资本越小，即分母越小，则比值越大，即利润率越高；反之，则越低。最后，原材料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利润率。在其他走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与原材料价格成反比。参考资料：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　　马克思说，资本家获取的利润，就是工人被剥削的剩余价值。科技革命后出现了无人工厂，有些人则把这类资本家盈利的根源归功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个别劳动时间的时间差值，资本家所剥削的不再限于自己雇佣的工人，还包括跟自己没半点关系的其它企业的工人，即使出现无人工厂，资本家也会剥削人，而且剥削的还是其他资本家雇佣的工人。　　我觉得马克思的理论有个盲点，他忽略了消费在生产里起的循环作用。　　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决定价格，商品卖出的价格，代表的是与价格相符的劳动时间，但不一定与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致。比如生产一部手机要3个小时，市场价是300元，我却卖600元，如果卖得出去，等同于我无偿占有另一个人3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形成工人的购买力，工人作为人，也要消费。　　工人阶级生产某类商品的价值总量为：商品数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工人数量　　商品卖出价格所代表的价值总量为： 商品数量*劳动时间*工人数量　　把商品数量和工人数量当成不变的值，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时间，随着商品卖出价格的攀升而增加，直到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收入超出了成本，由此获得利润。但是工人阶级生产的某类商品价值总量是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凝结成价值，价值与价格的差值，即超出的劳动时间，是从哪里来的？　　不凡设想一下，假如有两家企业，生产同种商品。一家的个别劳动时间是3小时，另一家是6小时，而社会必要劳动是6小时，那么第一家可以省下一半的工资费用，同时商品能卖出相当于6小时劳动时间的价格。这种情况下，好像谁也不亏，只是第一家能赚取更多的利润。是不是这样呢？工人也是消费者，第一家企业省下一半的工资费用，等同削弱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两家企业的商品价格一致，具备相同的商品竞争力，这样平摊下来，他们能卖出同样多的商品，但因为成本不同，第一家无碍，而另一家可能会破产。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价值与价格的差值（超出的劳动时间），源于同行资本家比别人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而这些超出的劳动时间，并不是剥削的剩余价值，而是导致雇佣他们的资本家破产的多余价值。“剥削”是个别劳动时间短的企业，占有个别劳动时间长的企业的劳动时间。资本家的资本积累，来自同行资本家的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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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人工厂是未来的事。　　二：市场怎么将破产者的财富给成功的人？而且社会财富总量在不断增加？增加的源头在那？
　　假如有两家企业，一家生产衣服，另一家生产鞋子。生产衣服和生产鞋子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6小时，则：　　衣服的价值总量：衣服数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工人数量　　鞋子的价值总量：鞋子数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工人数量　　生产衣服的企业，把工资发给工人，所有工人的工资总和，等于衣服的价值总量。　　生产鞋子所有工人的工资总和，也等于鞋子的价值总量。　　假如商品数量和工人数量都相同，当两家企业的工人把工资花光时，所生产的衣服和鞋子也全卖完了，他们的工资又会回到资本家的手里，变成企业的收入，资本家再拿这些钱去雇佣他们，继续生产，工人又有了工资。这种情况两家企业都没有获得利润。　　如果生产衣服的企业把价格涨到12小时，且衣服全部卖出去了，那么生产鞋子的企业的所有资本就全到了生产衣服的企业手里，鞋子企业破产，衣服企业获得了一倍的利润。　　企业获得利润，可以用这些资金去购买那些濒临破产企业的股权、所有权，这样企业的规模会不断扩大，而不懂经营的也失去了经营权。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就是这样，让社会资源通过合法竞争流入能人之手，所以资本家不是谁都能当的，富二代的责任更是巨大。
　　产能过剩的本质是什么？印纸币提升人民的购买力是错的吗？企业的商品卖不出去就会破产吗？　　资本家的利润，即被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如果忽略消费环节，这个理论好像也行得通。只要资本家卖出去的商品价值总量，等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就能维持再生产，那些卖不出去的产品，对资本家的经营丝毫不成影响，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生产次数，这些过剩的产能，其实是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就如我每天喂奶牛一点草，它就为我生产一堆牛奶一样，喂得越多，我得到的牛奶越多。　　产品一直在增加，而社会流通的货币却没有变化，这样会阻碍产品的交换，所以国家会根据产品的数量和流通次数印刷等量的纸币。但是这些纸币发给谁呢？如果发给工人，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发给资本家，社会资源能进一步配置，资本家能扩大再生产。　　而某些企业会破产，是因为卖出去的商品价值总量，低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入不敷出，生产无法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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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张五常 写于一九八一年（注：本文应当是一九八五年的修改版本，但未经核实。不过有别 于 2002 年花千树所出《中国的前途》增订本。于该增订本中，张 五常有这样的说明：“这次 2002 年再版，不拘小节，我‘把资本 主义’的括号删去了。译文由我自己再修改。”）一九八五结集序 只不过是四年前所的论著，今天读来，恍若隔世！读者们阅读关于现代中国的文章， 要注意日期，就是书写与发表的日期也应分清楚。因时而变可能误导；因地方不同 而异也是一个困难。虽然我不断地查询各地的发展情况，但不能够多花时间亲自到 各地观察，是引以为憾的。 重读四年前所写的文章，看今日的中国，我对自己昔日的推断在大致上是满意的。 但假若我能预先看到今日的中国，然后回到四年前再写这论文，会有什么不同呢？ 答案是：理论不用改变，事实发展的推断在大致上也不用改变；但因为我忽略了两 个要点，有些地方是要补充的。这两个要点，在当时我应该是可以看到的，但却被 忽略了。这说明用经济理论作推测可以做得很准确，问题就是有关的局限条件及假 设想得够不够周全。 我第一个重要的忽略，是在当时我没有问：假若中国要走近乎私产的制度，农业与 工商业哪一样比较容易改革？前者远为容易是很明显的（见《城市改革的困难》）。 要是我在四年前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就不会低估了中国改革的速度，不会忽略 了环绕城市的农民生活的特别改进，也不会漠视了未来的大搬迁的压力。 当时我问：在工商业的改革中哪一种最困难？答案是：政府容易掌握垄断权利的行 业。我于是推断了邮局、电话、石油、交通等行业不会迅速地私产化。这观点现在仍然适用。在当时我也问：土地与劳力，哪一样较为容易私产化？答案是：劳力。 这观点也是对的――劳力的转让权在中国已开始浮现了。但我没有问农业与工商业 的不同程度的改革困难。一个显浅而又顺理成章的问题被忽略了，推测就有失误。 我希望学生们能从这一个例子中体会到“浅问题”对思考推理的重要（见《卖柑者 言》内的思考的方法）。 第二个重要的忽略，就是在四年前我没有问：在共产与健全的私产制度之间，有哪 一种界定权利的制度可以持久地存在？答案是：以分类管制而界定贪污权利的印度 之路。我一向知道在共产与私产之间是有着多种不同的管制及“福利”制度；我明 白混乱不能久持，也清楚地指出了中国在可见的将来只会走向“近乎”私产的路。 在当时，我以为多种管制是在过渡时期中无可避免的必经之路――这观点是对的， 但我却忽略了因管制而引起的贪污可以被用来界定权利，因此可以治乱。我现在不 敢肯定中国是向这方面走，但我认为可能性是不小的。 在《贪污的后患》一文内，我指出政府管制会为便利贪污而起，而贪污亦会阻碍管 制的解除。这个观点，在一九七零年我跟史德拉（G?Stigle r ）辩论管制的成因 时就曾提及。但在四年前我却没有想到贪污的权利可以被界定。这一个要点是我在 写《贪污的后患》时突然间想到的。想到了这一点，再想想中国近来的发展情况， 我就掷笔兴叹！ 本译文的重印，让我有机会大幅度地修改了文字。但这修改是以原译为本。我希望 将来能将关于制度转变理论的那一部分重写。到那时， 中国的经验会给我新的启示。 一九八三译序一九八零年末，英国经济事务学社邀请我用大约五百字对本文题目发表意见，据说 是因为英国政府当局对这问题颇感兴趣。我当时推却了邀请。但其后许多朋友都不 约而同地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而英国的邀请人亦坚持我推却的理由不足，我就只 好勉为其难地答应试写。 在动笔之初，我对中国的去向毫无认识。先入为主的意见没有科学价值，而推断又 必须要有理论根据。因此，我在八一年初的思索探讨，只集中于经济体制转变的原理。这个原理果真不易，难怪十几年来这么多经济学者在这方面碰壁。我朝夕思索 三个多月，反复推断，但是片段的分析总是连不上。幸而在五月的一个晚上，我无 意中将交易费用一分为二，一个较为完整贯通的理论总算显现出来了。要写论文，就先要有话可说，这是已故的夏理?庄逊（H?ar ry G?Johnso n ）十多年 前，要我记着的。既然有话可说，我就决定借题发挥，将不同经济制度的不同运作 向中国同胞们解释。所以原定五百字的短文，竟写出二万多字。心想经济事务学社 收到了长达七十多页的初稿，必定大吃一惊；没想到两星期后，收到刚退休正在渡 假的老编来电，说他们打算立刻发表，不用修改。这个反映反而难为了我。我曾在稿件的附信上言明，由于文章坦白，恐会开罪中国 人，所以可能决定不发表。但编辑在电报后的补信，却已定明出版日期。我好不容 易将这日期延长数月，修改了两次才付印。除了编辑的不断鼓励外，我决定发表的原因有二。一、高斯在看完初稿后，多次和 我研讨，大致上全部同意我文内引用高斯定律所演变出来的理论。高斯对经济制度 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常深表关怀。他既然对这篇论文 有偏爱，我又怎能令他失望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一向喜欢将初稿寄给朋友们批 评。但没想到这次投石问路，几间大学竟将此稿列入课程读物，而一家石油公司甚 至复印一批，分发给职员。既已成为公众读物，我又怎能不发表呢？论文的定名非我所愿。我一向反对用“资本主义”或任何带有“主义”在内的名词，原 因是我对各种“主义”的现有定义，一向不满。经济制度是产权结构的问题，与空泛 不着边际的各种“主义”无关。何况“资本主义”一词在中国是入了黑名单，我们又何 必再提及？就连资本一词也应免了。所以在论文出版前数星期，我尝试改题目。编 辑的回电却坚持他选的原名富吸引力。经过几次来回电报，我赢得的就只是在“资本 主义”一词上加引号。这引号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表示在引号内的字眼另有别意。这篇论文得经济学友侯运辉翻译，又蒙好友岑逸飞 杨怀康修改，谨此致谢。一九八二原序因为我曾经和中国同胞一起挂饥抵饿，我感到有责任藉这篇文章向他们解释经济制 度的运作。又因为血浓于水，我下笔时就不能无动于衷；这丝感情的流露，应该理 解为我对同胞们的至诚关注。有关中国的报道，常有歪曲。在这一篇论文里，我尽可能依据朋友和我自己个人的 观察。不少熟悉中国的朋友都曾经帮助我考核文中的例证。我特别感激巴塞尔 （Yoram Barzel ） 、高斯（R?H?Coase ） 、轩恩（Paul Heyne ） 、严保拉（Marion Impola ） 、马年华、舒尔滋（Theodore W?Shultz ） 、施尔敦（Arthur seldon）和杨怀 康各人所提供的意见。当然可能存在的错误，是应由我个人负责的。第一章 绪论常言道：钟摆摆动得越高，在回摆时，它的摆动也会较高和较快。在毛泽东及“四 人帮”掌权时代的中国，政治的钟摆摆动到难以想象的高度。自一九五八年开始有 大跃进运动，继而是一九六六年席卷全国、动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二十年里， 一切可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彻底产除掉。同 时，人民大众却被迫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本身的 学说。这些极其违反理性和极端残暴的群众运动，对广大人民，造成了莫大的创伤。令人 震惊的的故事，罄竹难书。两位世界级的乒乓球运动员，因为被指控犯了发挥资本 主义技巧的罪，被迫自杀 1。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或采用传统的名称来称呼新近公有 化的东西，也能招来牢狱之灾。医生和教授，被逐至农村拔野草；学校的物理课， 包括了锄坑和养猪的粗活。由于毛泽东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校教育，他低贬学校教育， 不足为奇；但如此一来，一个在考试中交白卷的学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竟然马上被捧为全国的英雄 2 。在那段期间，极少数非政治性的书籍出版；可是毛泽东的小红书，据说销量竟然比 圣经在历史上的总销量还要多。能够背诵几条重要的毛语录，或者在每次的社交谈 话里一开始便各自背诵一连串的政治口号，不单是明智的策略，而且更是保障性命 的一种方式。翻阅那段期间增订的中文字典，可以知道当时的意识形态气候 3。“资本”一词， 以一整段文字界定为含有邪恶的意思。 同样遭受贬斥的字有“私”、 “钱”、 “利” 和“阶级”等；当然“地主”一词遭受更严厉的攻击，不在话下。另一方面， “共”“反”、“公社”、“社会主义”等词语，则受到过甚其词的赞誉。报章上的新闻，往往是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诺言：几百方码的人民公社土地竟 然可以种出几吨的粮食 4 ；但当饥荒成为不可掩饰的事实时，就归咎于连续几年的 坏天气。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无论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不但孔夫子备受攻奸， 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 在山东曲阜孔子墓附近的碑林， 不少刻在碑石上的书法珍品， 遭受破坏，无法修复。我在一九五二年只须花二角钱便可买到的一份碑贴，现时增 值了一万倍。古代的黄鹤楼，因为一首感人的诗 5 而成不朽，但在一九六六年却被 彻底地破坏了。庙宇里的涂金木雕刻，经过悠久的岁月，也逃不过被砍下来的恶运。 成千上万的木刻运到香港，原价不过每块美金二元。但当文华酒店将这些木刻大量 地装在大厅的墙上，引起了富有游客的注意，它的价值便大幅跃升。一九七九年我曾到广州一行，看到一间古庙完整无缺，令我惊喜不已。负责的同志 解释说，住在庙宇周围的人，曾经不惜一死，力保庙宇。后来他们跟红卫兵达成协 议，铲去外墙上的龙，以毛语录代替。我也曾到广州附近的一个小镇，探访我幼年时念书的学校校长告诉我。曾经教过我 的几位老师已经自杀了。他告诉我文革时期，派系间武斗椅子上的铁条都被拆下来 作为打斗的武器 6 。 其余一切的铁器， 皆在大跃进期间， 被“贡献”作为炼铁之用。知识贫乏妨碍现代化这一切都不免使人惊愕。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 的民族，竟然要遭受这样的蹂躏。另一个事实，同样悲惨；一个以刻苦耐劳闻名的 民族，一个聪明、热情和具有进取心的民族，竟然在短短二三十年间，沦落到奄奄 一息的境地。今天在中国见到一般人的态度，是由制度所促成的。在这种制度下， 报酬不计工作的贡献，法律鼓励工人睡午觉，二十年来只印政治书籍，说了无心之 失的话或表达新意见都可能招来横祸。我在广州几天，在住的酒店里，见到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扫树 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 一个 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 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半小时之后，已经没有人工作；二十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 聚在餐厅的一角，任意闲聊。我以前认识的中国人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科技的进步，比较在过往几千年的加起来还要多。 但令人震惊的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竟然无缘分享这份进步，仿佛他们是被放 逐到火星去似的。竹幕显然比铁幕更难渗透。三十年来，中国不单与外间隔绝，而 且任何能够穿越障碍， 得以漏进的消息，中国政府都会循例将事实歪曲或重新铺陈。 一切从中国寄出给亲友的信件，都必须套上赞扬毛主席的词句。为了使访客留下一 个好印象，当局特别召集一些穿得好也养得壮的孩子，在游客面前唱游嬉戏。中国的情况，反映了知识贫乏对经济的影响。一个在香港的朋友，代表一间极有名 气的公司往中国商谈生意。他说与他交易的对手，无知透顶，使一切洽商都白费力 气。更有甚者，职衔五花八门，他要凭干部的到场先后来辩别他们的官阶高低。在一九七九年那次旅程中，有两件事特别说明了闭关自守的后果。我带了一具价格 廉宜、能够显示时间日期的小型日本计算机。无论大专学生或教员，都对这具“小 机器”的功能大感诧异。他们不相信在外面的世界，甚至儿童玩具也象这个计算机 般先进。（这竟然发生在曾出现过数学天才的国家里！）另外，一位土木工程师声 称他知道有关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念书的手续，但他供给的资料却完全与事实不符。 随后我发觉，即使在广州的高级官员，对签证与护照的分别也不清楚。结论是很明显的：中国的现代化不管走哪一条路，都会遇上一个极大的障碍。以其 他国家标准来衡量，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个四十五岁以下，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 的人。结果就出现了一群散漫的劳动人口和无知的官员；也就是说，中国在科技和 知识资源上，彻底破产了 7 。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障碍，会较一般人所说的外资外汇 问题，远为严重。较自由的趋向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和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的钟摆开始有力地回摆。现在 旅客较容易前往中国参观游览。法律不再有限制；缺乏住宿的地方才是在障碍。移 民出口也远比以前放宽了。（可是，外间对中国公民却没有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 就我所知，有一段时期，任何一个中国学生，只要他持有有关的证件，便可以自由 往外地读书。美国更特别将限制放宽――在中国的美领事馆申请学生签证，比在香 港和台湾更为容易 8 。尽管他们普遍都有经济问题，但在一九七九至八零年间，约 有五千个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与我们探讨的问题更具关键的，是中国重开门户，迎接外国思想。数年前，公开阅 读阿当?史密斯或凯恩斯的著作，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现在已有《原富》和凯恩 斯的《通论》的中译本。一位经济教师，因为翻译了森穆逊的《经济学》而获升教 授名衔。佛利民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已译成中文；他（与太太）的《自由选择》 一书，正在翻译中。藉毛主席言论作护法事实上，在每本中译本的序言里，都有一段文字指出，这些都是应受批判的著作。 导言通常引用毛的话，指出应该看看资本主义的丑恶思想才能更好体会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但除了这些为旧势力驯服的痕迹外（这也是自卫手法），那些翻译都能忠 于原著。抽样检查，也未发现有故意歪曲原文的地方。最近出版的一本中文著作， 书名是《佛利民货币理论的批判》作者对佛利民的激烈抨击，自是意料中事；可是 他所了解有限的佛利民的观点，却能忠实地陈述出来。在一般的谈话中，我们还不能听到对共产党的抨击或赞扬资本主义的话。但是与较 为相熟的同志私下谈话时，他们就不大有顾忌了。他们从不掩饰对舶来品和外间消 息的渴望。他们除了期望拥有彩电、录音机、计算机和相机外，还锲而不舍地追问 在国外发生的事和生活情况。私营商贩与走回头路小规模的私营商业开始出现，不过这些大都是街上经营的商贩 9 。工厂获得较多的 自主权，也积极引入外国资本，虽然条件颇为苛刻 10 。简单点说，中国是否向“资 本主义”迈进？传闻四起，每天都有――例如的士司机现在已期待收取小费了。在 这样的形势下，共产党的盖子还能撑多久？11 自一九八零年的上半年始，一切都快 速演变。 含义是很清楚的： 假若再不制止这个钟摆的话， 中国最后必走“资本主义” 的路。这个制止来得很快。一九八一年六月左右，压制“走资”的活动已变得颇为 明显 12 。政治领袖开始在公开的场合再歌颂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伟大，指出它们是中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一些过去惯用的语录，又再次受到宣扬。资本主义的中国 ：能否体现？在这个钟摆稍微停顿的刹那， 正是提出这个重要问题的恰当时机： 向哪一个方向走？ 有一个人曾经因为准确地预测一九三零年的经济大衰退而成了名；可是，极少数人 记得或指出，这个人在以往曾经不断地（和错误地）作过同样的预测。所以，就算 用掷豪来预测中国的前途，似乎也是值得冒险一试的。但我没有预卜未来的本事，所以我要试以经济分析为基础，推论中国最后必会走上近乎私有企业制度的道路。 这个转变不会很快。经济理论只能指出一个大概的方向，除此以外，它不可能确切 指出转变会在何时出现。在这里我想说明，预测（Forecast）与推测（Prediction）之间是有着微妙的区别。 预测是依赖过往事件发生的趋势，或者是用水晶球预卜前程；推测是基于理论的。 后者指出，以某一个理论作基础，假若某些特定的条件符合了，某些现象就必定会 随着发生。至于理论是否成立，是要靠实践来测试该理论的含义。理论本身可能是 错的，而特定的条件可能与推测的事件毫无关系。或者理论本身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的，可是它推测会出现的事件却不发生，因为特定了的条件不存在。要推测经济体系的发展，是需要一个制度转变理论。在这一方面较近期的研究和著 作甚丰，可是杂乱无章。假若我们能等到有一个较佳的理论面世之后才推论中国的 前途，效果当会更好。但中国的钟摆高悬未下，而假若没有理论作基础，我们就不 可能作任何推测，所以我唯有提出自己的理论。我得声明，这不是有关制度转变的 唯一理论。以下我将会逐步演绎我的理论体系。依我之见，这是足以解释制度转变的。我随着 会阐明，根据这一个理论，中国将逐步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制度的转变是 要用历史学家的时间尺度才能体察出来，而经济学家却不善于用时间囊（Time Capsule ）来作推测的。对于转变的时间，我不能确定，但我不妨于此时此地将自 己的观点写下来，立此存照；这种做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由来已久。第二章分析 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所必须遇到的障碍。第三章建立分析制订转变的理论体系。 第四章讨论中国转变的方向；依据我的理论，中国是会向私产制度那边走。终结的 观点见第五章。注释容国团与傅其芳死后多年，于一九七九年获得“平反”。容国团于一九五七年离开 香港到中国。一九五九年，他得到世界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其后他训练出闻名世界的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又差不多独力将乒乓球运动的技巧，全面革新。他虽然早 年家贫，体能不佳，但他对所学的各种东西，无一不精。例如，只聆听交响乐一两 遍，他便能将全曲背诵，每一个音符都正确无误。自他那一次令人瞩目的表现后，张铁生进入辽宁省朝阳农业学院修读兽医学，在校 里替“四人帮”干宣传工作。据流传的消息说，若“四人帮”掌权，张铁生会出任 教育部长。 新华字典，一九七二年印行。官方报道，每亩（0.164 英亩）可产一万一千磅食米.一些地方将数字列得更高,包 括在石头上产米的报道.自“四人帮”垮台后， 中国政府公开承认在大跃进时公布的 生产数字，皆属夸大之词。崔灏（704 - 754 A?D?）所写，首四句如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传说， 才气极高、 孤傲不群的李白 （701 -762A?D?） 曾拒绝为黄鹤楼题诗， 因为他自觉不能胜过崔灏。黄鹤楼绝非是一座精巧的建筑物， 但却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沉重回忆，在一群新近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一般人将这些作品 称为伤痕文学），有深刻的描写。中国并不缺少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 ），因为中国人口庞大，劳力本身便是人 力资源。但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现在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低，却是毫无疑问的。据最近的消息说，在中国领取美国的学生签证，自一九八一年起已经较为困难。自一九八零年起，小贩获发执照在街道上经营，是一九五七年以来的第一次。事实 上，政府对于这些“个体经济”，颇为赞赏；官方承认他们的服务，胜于国营商店， 而且也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评中， 对街道商贩加以表扬。它指出，中国的宪法并没有对这些法律的“规限”作严谨的界定。10、我接触过一些有兴趣到中国投资的商人，他们一致同意很难与中国达成交易， 因为中国只知“取”不知“舍”，而只有中国贸易老手才能找到做生意的门路。还有其他显著的例子。国营的“中国民航公司”于一九八零年因服务恶劣遭受官方 批评后，报章上曾经有人建议，成立第二间航空公司，与中国民航竞争，提高效率。 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广东和福建省设立经济特区，鼓励外资在特区 设立工厂，准许外商聘用和解雇中国工人及汇出利润。不过，投资的外商在实际上 却碰到不少复杂问题。为了提高生产力，一九七九年，六千六百个国营工厂获得较大的自主权，除上缴一 定限额外，其余利润都可以保留。原计划是在八一年之前，对其他国营企业采取同 一措施，可是在当年一月，这个计划却被取消。此外，一九八零年夏天。在广东的 公社亦被禁止组织从香港来的“荔枝团”――他们可以买大量的荔枝回港。因为从 游客中所得到的价格远高于国营企业的收购价，公社得到较丰厚的利润。农民显然 无法克服垄断荔枝出口的外贸部官僚这一个利益团体。这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主题。 这会议的一个结果，是重申以共产党的原则作为经济特区的指导方针，因此令人对 特区的经济自由，惹起广泛的疑虑。 同样重要的是，八一年三月，一个名为白桦的剧作家，由于一个《苦恋》的剧本， 遭受抨击。故事是描述一个华侨，于文革期间回到祖国，由于有海外关系，遭受清 算，最后在绝望中死去。《解放军报》回应作者提出的问题，发动批判。他的问题 是“假若你的国家不再爱你，你为什么还要爱国呢？” 第二章 中国改革的困阻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资本主义，它们的定义含糊不清。甚至在 以严谨见称的经济学的范畴里，替这些名词所下的任何定义，也大有问题。在中国， 形形色色的主义，都由含义模糊的标语和口号来表达。我年青的时候，在中国上学，老师常对我说，由于我年纪太轻，不可能了解这些学 说。三十五年后，中国的官员告诉我，由于我是外人，所以我不可能了解这些学说。 模棱两可的语句，常常被认为是精妙深奥――尤其是对那些无知者来说――这正好 给政客机会，大加利用。中国的共产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马克 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极为模棱两可，这给予维护这些思想的人，三个可乘之机。概念含混忽略实践验证第一个机会，归纳起来是应验了高斯教授的格言：“不能够清楚表达的意念，是永 远不可能被清楚地证明是错误的。14”用意义不明确的语言，比用清晰的更容易达 到“洗脑”的目的。无知或教育不高的民众更容易接受模糊的概念。这个情况在毛 之前已显然存在。当时，一般人也普遍接受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经济“原理”。 但这些“原理”不外是取自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5 的书，而其中的错误经 济逻辑，几十年来中国竟然没有人提出疑问 16 。 一九七九年在中国，我与两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会面。我乘机指出，无论一种学说 的声名有多大，若盲目地接受它的结论，并不是研究科学应有的态度。我强调，第 一流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永不会犯错误的；一切理论，必需经过实践的检验，可是 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学说曾经通过实践检验这一关，所以这些理论是没有事实支持 的。他们对我的批驳，没有反应。 第二个给人利用的机会，是一般人所知的经济制度的定义，极为模糊。由于一个制 度（资本主义）与另一个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要 利用的人就很容易将一切弊端归诸于前者，或将一切美好的东西寄希望于后者。很 多人仍时常将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间蒋介石当权时代的中国，形容为资本主义的典 型例子。那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界定一个经济制度是不能以在该制度下所发生的 事件为依据的，正如我们不能根据曾经发生过假宗教之名而进行的大屠杀，来界定 宗教。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根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各种可怕事件，来界定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民党官僚暴行歪曲资本主义在蒋氏当政时代所不断传出的各种恐怖劣行，是有事实根据的。腐败的官员，为着 榨取人民拥有的黄金和白银，便不断印刷钞票，以至要以千万元的钞票才能买到一 瓶汽水。没有人愿意接受面值少于百万元的钞票，因为要携带庞大数量面值少的钞 票作交易，并不合算。17 在乡间，很多个年头，农民要以木薯为主要粮食。为了较 易下咽，人们就把它长期浸在水中。在城市里，警察时常伙同扒手一起活动。倘若 他的拍当失手被发现，他便出面“拘捕”。警察也常显示佩械，藉此吃霸王饭、看 霸王戏。在上海，拉黄包车的车夫，据说就业后因谋生不易平均寿命只得四年。在 广州，一个专门卖脏物的商场，最初只在午夜后才营业，可是在不久之后，却在白 天大做生意。在富有的广州岭南大学，一个政府官员 的儿子要求教授在考试前泄露 试卷。当教授拒绝后，这个学生用枪将他杀死――其后逍遥法外。继而掌权的共产政权，不断向学生灌输诸如此类的例子，作为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生活的写照。这当然是一个谬误，因为由此而引伸的资本主义的定义，便会变成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假若一个人有适当的关系，就可以任何敛财”。根据这个定 义，“资本主义”当然有可能产生各种弊端。可是，这个阐释忽略了一个极重要的 因素――法律与秩序。换言之，权利的界定与执行付诸阙如。产权结构是界定一切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 这包括各种约束和局限条件。社会里的 每一个人，都会为适应各种约束条件而互相竞争，相互影响。倘若制度有所改变， 竞争的规则便会随着改变。所以，与其用“主义”或“资本”这类字眼来形容中国 将来的路向，我们倒不如谈产权制度的改变。中国可能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国 家自居，甚或使用“私有产权”这一类字眼。我的推测不外是，中国将来所采用的 产权结构必然与私有产权制度极其类似。宪法的合约精神第三，模糊的观念与界定会带来不明确的法例，令官员有机可乘。表面上他们循规 蹈矩，实则拥官自肥，或为一些利益团体服务。就以美国的宪法来说，它最重要的 条例，便是维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但因为定义下得不够严谨，政府仍然可以在宪法 里找到漏洞，颁布各种违反私有财产的法例。假若能够以今天经济学家对私有产权 的清楚认识，将宪法改写，那么物价管制、某些环保条例，甚至政府藉增加货币供 应而引致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抽税的通胀，都属于违反宪法的行为。一九七九年中国修订的宪法，比起美国的宪法，内容更加含混不清，这是很明显的。 以下是从“总纲”一项下摘录的一些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 社会主义劳动集体所有制。（第五条）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十 条）国家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第十一第） 在“总纲”一项下的十九条款，定义极为含糊。在“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 一章里，只堂而皇之地宣称，公民拥有工作、休息和从国家获得各种利益的权利。以上所引的各条，作为宣传之用，可能性功效极大；这些也许是极重要的哲学或意 识形态宣言。可是，宪法的愿意，是作为国家与人民之间缔定的合约，提供人与人 之间相互交往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要达到这个目的，宪法――正如其他任何合约 ―― 一定要对有关人士施以约束。至于它是否认同私有产权制度，非问题所在；不 过它却必须要替整个社会的产权结构，作出明确的界定。打个比喻，假设在聘请一个雇员的时候，雇主采用上面所引例子的类似措辞，与他 订立契约，雇员能否知道他的职责所在呢？模棱两可的合约，使雇主可以随他的心意，改变公司的规则，或依他的喜好，随意奖赏或处罚雇员。故此，中国的宪法， 不仅没有替社会和经济活动订立一套明确的产权制度，反而更使权利混淆不清。倘若如一般的假定，经济进步有赖于宪法，那么将中国的宪法彻底改写，可促进中 国的现代化计划 18 。国家领导人或者用较缓和的方法。在把宪法作为代表共产党 政策崇高至上的原则的同时，他们也许能选择在次一级的立法机构里，制定法则， 将权利界定得较为清楚一点。所以在原则 上，宪法可以因为受到经济压力而改变， 或遭漠视，或被重新作阐释。话虽如此，用次一级的立法界定和执行法权，总是还 会受上一级的含混不清的宪法所影响。因此，妨碍中国往“资本主义”路上迈进的重大阻力之一，是累积下来的大量意义 含糊和教条化的概念。中国共产主义在这方面所得的支持，有长期鼓吹的空洞宣传 口号，有不断被重复的各种骇人听闻的“资本主义”故事，也有那夸夸其谈，华而 不实的中国宪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另外两个障碍，在短期内也不易克服。其一是来自人数众 多的官僚和军人阶级。他们的地位及既得利益，在自由企业制度下，可能会受到威 胁。其二是我称之为“一九五七年幻象”19 。既得利益分子的抗拒一些有见识的中国观察家曾经表示过，一九八一年所走的回头路――再一次强调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极有可能是受到军方的压力。一向以 来，中国的军人阶级，对政局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事实上，全民皆兵，从孩 提时代开始便当小红卫兵 20， 是毛泽东的期望。 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二十年， 除军人以外，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遭受程度深浅不一的侮辱。近来的迹象显示，在 共产主义下得享特权的军人阶级，是希望维持原状的。中国的官僚阶层，尤其是那些地方干部，更加热衷于巩固原有的政体。要估计这些 干部的数目十分困难。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属于政府官员，因为理论上一切大小企业都属国家所有。除了那些位居要津、负责制定政策路线的行 政人员外，还有一大批政府官员负责管治各单位和各行各业的各种活动。21 难怪外 国访客都感到在中国，无论往哪里走，都一定碰上政府官员。正如以下第四章中我 描述的情况，这些官员不单比普通工人获较高的金钱收入，他们还有比薪金高几倍 的利益。在美国，一个普通修水喉匠的工资往往多过一个市长的收入，但在中国接 待我的朋友却难以相信我所说的。研究管制理论的的经济学者（他们研究为什么某些法例会出现），很少不同意政策 的制订人是会尽可能维护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法例。在一个私有产权的社会里，官员 藉政策取私利的动机，却因为为政府工作无利可图而削弱。例如美国里根政府的内 阁成员，普遍都牺牲优薪的工作来参政。高级政府官员需向公众透露他们的财产， 而他们的报税也容易引起调查。虽然曾在政府高层里任职的名气，会提高他们日后 回到私营机构工作的身价，不过对大部分的阁员来说在政府任职时，收入损失极大， 所以必然要有物质报酬以外的原因，他们才愿意参加政府工作。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要生活得舒适，就必然要做干部才有可能。但因为推行政策 的人收入最丰，我们就很难想象步向“资本主义”之路的动力，会来处这一群干部。“好景”的幻象：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现在让我们转谈较早时我称为“一九五七年幻象”。那是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 年这一段为期短暂、充满希望的时期。那时是共产党从国民党 22 手上接掌政权，而 后才在中国实施的所谓资本主义建国计划，将经济弄得一团糟。在那八年里，经济 有进展。在二次大战和国民党管制时期，直至一九四八年止，我在中国上学。当我 在一九五七年再回去探访时，我发觉一般人的生活是过得比较好了一点：粮食供应 有了改善，规律与秩序也重新恢复。在今天，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平还不如 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重访中国时，我与招待我的友人，一起怀念一九五七年的 景况：咖啡店每日开门营业八小时，路边的食物摊档在晚上继续营业，公园洁净， 任何人可随便进出“友谊商店”23 ，轮购的人龙较短，价钱也较低廉。 故此，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资本主义就等于国民党的祸乱时代；他们将一九四九至五七年的“好年头”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由于响往以往的生活，他们问：“假若 在八年间便得到那样的成绩，如果不是有大跃进的重大错误，谁能够预料中国的生 活水平会有多高？”回忆起“资本主义”失败得多么可怕，“共产主义”成功得多 么迅速，他们相信现在唯一需要的是以一九五七年为起点，重新上路。虽然一般的中国人仍然不愿意公开批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我相信他们引用一 九五七年的例子来支持它，是出于一片诚意的。这个支持共产的论点，是他们唯一 的一个源自生活的体验，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引伸出来的陈词滥调。错误的假设与比较我之所以称一九五七年的成就 为“幻象”，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成就微不足道，也 不是由于它的消失来得太突然。我只是以为这不是比较两个制度的恰当基础。在国 民党统治下的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是一个纷乱的时期，是一个战乱后无法无天的 时期，是一个贪污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是一个资本大量撤离中国的时期。所以 当共产党席卷全国后，要改善它所承袭的烂摊子，绝对没有问题。（假若蒋介石仍 在中国掌权，他的工作成效如何，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虽然台湾的经济发展是 大有看头的。）我的论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的统治，比较上有点成就，是由 于国民党统治时的“假资本主义”（Pseudo - Capitalism ）彻底失败。将这两片 段排列比较，代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反常而不是正常的衡量。再者，在八个 好年头里的高峰，即一九五七年，中国仍然比香港和日本贫穷，较诸美国和加拿大， 就相去更远。在一九五七年的七个月里，我刚好有机会在以上五个国家旅行，也可 以见到在外国一个普通家庭的物质享受――电话、电视、冰箱、汽车和房屋――与 中国的差异甚大。根据现有的估计，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平均消费，其实比一九三三 年时还要少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三左右 24 。批注 [s1]: 这个表较似乎并 不可行，因为双方的发展起 点不一样但令人困惑的问题仍在：假若中国能够维持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增长率， 没有受到大跃进的阻挠， 它今天的经济成就能否与台湾、 香港， 或甚至日本比较呢？有些中国官员认为应该相距不大，甚或超过他们。故此，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仍在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下，尽量避免重蹈覆辙，进行实验。历史会证明， 他们这样做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注释14 高斯于批评庇古有关公损的文章时曾说：“含混的说法，由于不清不楚，故此错 的地方也不会清楚地暴露出来。”R?H?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a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p.39.15 原文编者按:1839 -97,亨利?佐治是美国以经济为主题的宣传家、辩论家，他的 主要著作是《进步与贫穷》（1879），主要是探讨收入分配的问题。他的方案是单 一征收土地税，以消除一切非劳动得来的成果。16 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认为， 孙中山套用亨利?佐治的“单一税”学说 （即 只对土地征税），但其宣传气味则一，认为一切土地皆应归公众所有。孙中山是一个学医的人，并未受过工程学的训练，但却替中国设计一套铁路网。他 在三民主义里的分析， 同样也显出他对经济学的认识不足。孙中山无疑是用心良苦， 但是，我认为我们不时听到，台湾的经济成就应归功于三民主义的说法，却是毫无 根据的。17 假若我的记忆正确的话，当一九四八年发行新货币的时候，在发行的当天早上， 兑港元的汇率是一个新元兑六港元，到当天傍晚时分，汇率却倒转过来――一港元 兑六元。 关于那一个时期中国通胀的深入讨论， 请参阅The Inflationary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 - 50 John Wiley ,New York ,1958 ;&Shun-hsin Chow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9 - 1948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18 最近（一九八二年四月）修改的中国宪法，亦然是以浮词、口号为本，对于权利 的界定，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澄清。19 于下文“好景的幻象：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一节再有解释和讨论。20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品， 大部分是由七至二十几岁的青少年组成。他们穿上 制服，除破坏中国文化传统外，较年长的红卫兵常参与武斗，造成无可估计的伤亡。21 据最近的估计，负责行政的干部约为一千八百万人，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其 他干部的人数和职级，则无资料可查。22 原文编者按：国民党由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创立和领导。他在一九二五年去世。 蒋介石那时是军方领袖，这使他于一九二七年获得党的领导权。23 在“友谊商店”商店所售卖的是中国最优良的商品。 那里大部分的商品在中国其 它商店里是买不到的，中国公民，包括香港市民在内，不能进入店内。它只开放经 港澳居民以外的的外国人。同样的货品，在香港购买的价钱较为廉谊；，但是香港 居民却不能带它们入境。由于极少外国访客会在“友谊商店”购买中国制造的脚踏 车或缝纫机带出口，我们推断限制顾客种类的目的，是促使海外华侨用高价购买东 西赠给他们在中国的亲戚朋友，藉此吸引外汇。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些商店的另一个作用，是人微言轻中国经济成就的橱窗：根据中 国刊物的报道，一些在毛泽东时代展出的商品，只是供参观而非出售之用。24 刘大中与叶孔嘉：“对中国大陆国民收入的初步估计，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九”， 美国经济评论，一九六一年五月，第 489 页 - 498 页；J . L . Buck ,&Reliability of Communist China 's Data on Food Grain Production ,& Current Scene, March 1965 ,p . 1 - 11 ; Colin Clark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munist China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pril 1976 ,p .239 - 64 .第三章 制度转变的经济理论效益与经济制度我认为要分析经济制度，必先要理解一八九七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巴列图（Vilfredo Pareto ）首先提出的“巴列图条件”。在支配或使用稀有资源上，巴列图指出一个 平衡点：在某一个资源使用的情况下，社会若改变资源的使用，起码会损害一个人。 换言之，任何资源使用的改变，都不能够使整体受益。反过来说，当巴列图条件未 达到时，改变资源的使用支配会最低限度使一个人得益，而不会损害他人。那就是 说，在原则上，巴列图条件不达到，社会就总可以改变资源的使用支配而使整体得 益。满足了巴列图条件，社会的资源运用就会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这个有名的条件， 跟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假设――“在约束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配合起来，便会产生大有用场的操作功能。“在约束条件下争 取最大利益”这个假设（下文简称局限下取利），断言每一个人在局限条件下会不 断替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巴列图条件和这个人类行为的假设配合后便成为一个均 衡的条件：在约束条件许可的情形下，在群体的交往中，人是不会蓄意损害社会整 体利益的；倘若他们能够以相对低微的代价得到利益， 他们必定会向这个目标进发。 由此推之，当人们面对的约束条件改变后，人的行为亦会相应改变，直到情况不能 有进一步的改善为止。故此一旦有关的约束（局限）条件被确定后，我们便可以推 测人的行为。25经济效益与浪费的界说严格地说“最高经济效率”必然可达，因为这是“局限下取利”这一假设的直接推 论。“低效率”或“经济浪费”这类名词，常被人滥用，而且至少有三个不同层面 的误解。第一个有点乌托邦的意味。凭着纯粹的幻想，某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世界应该（而 且能够）运行得更有效率 26 。这是力求社会改革呼声的来源；可是作为一个解释 行为的概念，却毫无用处。第二当约束条件改变时，由于适应新条件的转变来得较慢，“浪费”的情况就会出 现。但稍迟出现的适应，绝非浪费，因为假若“适应”是不需要费用的话，适应过 程是可以马上完成的 27。“浪费”的第三个误解最为重要。一套理论所罗列的约束条件并不一定足以推断出 一个“有效率”的结论，但这些条件可能足以支持一些有关人类行为的推断。因此 一个擅于阐释人类行为的研究工作者，可能会将某一些约束条件搁置一旁，因为他 觉得这些条件与他的目的无关。在这个情形下，因为某些局限条件被撇开了，“浪 费”在表面上就会产生。例如自助式晚餐，可以被误解为浪费的。顾客只需付固定的收费，便可以将食物视 着免费一样，随意进食。顾客多吃一口食物，店主所要负担的边际费用是大于他所 获得的边际利益。故此，多吃的一口食物，表面上看是浪费的。可是，假若考虑到 要计算、量度和照顾每一个顾客进食份量所花费的费用时，这便不算浪费了。虽然 这些费用对于理解消费者的进食习惯毫无用处，但我们若要知道餐厅为什么要提供 自助餐，而不设进食数量限制的晚餐，这些费用是不可或缺的。同样道理，租用酒店房间的顾客，可以视水电如免费一样，随意使用。他的行为是 否被视为“浪费”，是取决于我们有否将每一个房间装上水电表，以及另外收取水 电费所需付出的费用计算在内。 假若我们的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房间内不装上表计， 这笔费用非常重要。倘若我们只是要问在没有表计的情况下，住客开灯的时间，是 否较长一点，表计的装置费用就无关重要了。忽视促成政府管制的局限其实看来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浪费，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出促成管制的约束局限。 价格管制、配额限制和若干税项，通常被认为会带来浪费效果，这是没错的，因为 要解释管制所引起的效果，我们无需研究该管制为何以其特定的形式出现。若要探 索何以管制出现，我们就必须审查所有引起立例管制的局限。对这点走了眼，就好 比前述例子中忽略量度费用的重要。由于一般经济学家对政治把戏不甚了了，所以 他们往往忽视了低效率政府也是被局限下约束促成的。制度的形成――界定产权结构的法律与规条――是要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交往的 局限条件和规则订下来。阐释制度转变的主要困难，就是我们不可忽略选择制度所 面对的局限条件。假若要以经济分析来解释一个制度的成因，我们必定要将之视为 在有关的局限条件下， 制度是人类行为所作出的选择。 不论一个政权是如何的独裁、 暴虐，这个制度的出现必定仍然是选择的结果；在逻辑上，我们亦因而不能将之视 为浪费 28 。政治经济体系 / 制度效能均衡因为我受到自己选定的推理程序所限，我的见解与当前盛行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以 为从巴列图条件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彼此相 若；不然的话，这些制度也就不会出现了。但不同制度所需的费用，在量和质方面 都各有不同。另一方面，从一个制度转变到另一个制度，也是要费用的。举个例子来说明。假若有一个适合养蚝的私人海滩与公有海滩相连。拥有私人海滩 的人多数不会养蚝，因为拦阻外人闯入将蚝捡走的费用会过于昂贵；故此，他们可 能同意把退潮时露出的地方开放，共同使用。假若情况改变了，他们发觉可以将那 私滩用栅栏围起来，将不速之客杜绝，或者将他们的居所移近海滩，方便监视，这 些私滩的拥有者就可能互相谈判，协议各自将自己的海滩改为私用。假若达成协议 的费用不过高，他们便会开始养蚝。养或不养蚝，同样符合巴列图条件；其中差别， 在于监察费用。两个情况下都不是“浪费”。虽然在私人控制下，蚝的产量会较多。故此，只有当这两种制度在运作时所付出的费用和从一种制度转到另一种制度所涉及的费用能够清楚指定，我们才能够推测制度的转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将 相关和不相关的局限条件分辨出来。产权与交易费用只有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生产资源方属私有财产――有拒绝他人使用的权利，因此只有“业主”才有权决定如何运用；有运用资源以赚取私有收入的权利；有转让或售卖资源给任何人的权利。转让权代表了有权利缔定合约，容许产业持有人将资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跟其他资 源组合运用。他可以将资源的使用权转予他人（或者放弃决定运用资源的权利）， 获取报酬；可以与其他人合资生产；也可以聘用代理人来管理或监察合伙人的行为 29 。在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下，每一个人必然是资产的拥有者（如果他没 有其他资产的话，最低限度他拥有自己的劳力资产）。每个人可以随自己心意，与 其他人签订合约，决定如何将资产运用。这使构成私有企业制度的各种各样的经济 活动，缤纷多彩。这些包括从街头小贩到各种形式的租赁活动，以至各种不同组织 形式的公司，一直到规模庞大的企业。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 有两重意义――（1）产权制度的结构与本质；（2）从一种已存在的产权结构衍生 出来的合约和组织上的安排。假若产权改变，未必表示产权结构有任何改变。件工 制与时工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合约安排，但却可以并存于同一个产权结构之下。我们在这里所注重的，就是以产权结构改变的角度来阐释制度的转变。较诸阐释不 同的合约形式，或不同组织的结构安排，更为深奥，因为产权结构再不是一个已知 的条件。我们将指出交易费用是决定制度形式的关键，所以我们先要界定这些费用是什么。无论哪一种经济制度，它的运作费用都不轻。在私有企业制度下，有划分和保护产 权的费用，有商议和督察合约的费用，有找寻适合的合约伙伴的费用，有防止欺骗， 有调协生产活动等等的费用。制度改变也涉及颇多的费用：第一，搜集有关其他制 度的资料；其次，谈判或者强行转变也是需要费用的。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里，这 些费用是不存在的。只有在群居的社会里，这些费用才会产生。因为若要将这些费 用清楚的分类，往往极端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故此我们将这些费用都拨归在交 易费用下。广义点说，在没有市场交易或者甚至产权不能转让的情况下，交易费用 也会同样存在。这个名词若非已被广泛使用，实在应该被称为“制度费用” （Institutional Costs ）。交易费用的应用范畴无论什么经济体制，其营运所需的费用都相当可观。在私有企业制度下，它包括以 下各种职业的收入：律师、经纪、经理、法官、会计师、警察、文员、秘书、公务 员和其他等等。卖一磅苹果，种植的人只可得五分钱，但卖给消费者却是却是二角 五分钱。共产主义宣传家会称其间的差别额为“剥削”；现代的经济学家称这个除 运输费用后的差额为交易费用。 苹果价格的例子 ， 当然只是把交易费用的概念极端简化了。 其实， 要估计和量度它， 却十分困难。再者，在不同的制度下，它出现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集 体所有产权制度下（Communal Property Rights），资源并不能自由转让，也没有 人可以私享使用权，合约费用和防止他人侵犯权益的费用，将会较低，甚至不存在。 可是，生产者要探索消费者的喜好，或者督导从属的费用，却远比在私有企业下高。 虽然衡量交易费用的大小，困难重重，以下我们会利用推论和举出一些观察例证， 证明中国现有制度下的交易费用极其庞大。不过纵使交易费用极其可观，要在中国 检举那些如中间人一类的“坏人”，却会比在私有企业制度下来得困难。这是因为 在自由市场里，我们直接购买商品和劳务，故此必然尽可能讨价还价。很自然地， 我们会抱怨它的品质、数量和价格；即使在交易里得益不少，我们也会抱怨中间人 赚取的费用太高。在中国由于缺乏明确的产权界定，若要归咎于某一个同志，相当困难；因此，我们就难以作出较切实的投诉和批判。令人大惑不解的，就是象交易费用这样重要的约束条件，竟然往往被批判资本主义 和支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人所忽略。甚至在经济学的文献里，交易费用要到近 代才被注意，虽然它可能是现代经济学里最热门的题目。它较早时受到漠视，可能 是由于一些经济行为，无须藉着交易费用，来作解释。可是，对于解释经济制度， 它却极为重要。在制度不存在的情况下（如鲁宾逊经济），交易费用不会出现；反 之，若没有了交易费用，经济制度便无从确定（以下会有讨论）。简言之，任何以 “局限下取利”为基本假设的经济制度理论，必然要对交易费用详加重视。应用于经济制度的“高斯定律”在一九六零年发表的一篇划时代的文章 里 30 ， 高斯教授 （Professor R?H?Coase 在 芝加哥及其它美国大学任教的英国人）指出，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不管产 权谁属，只要清楚界定产权是私有，结果必然是导致最高效益的资源运用情况 31 。 他的分析，创立了著名的“高斯定律”。这个理论的要点，是指出从产权的观点来 观察资源的运用，倘若将产权划分或界定为私有是不需费用的，那么在交易费用不 存在的条件下，交易取利可保证资源必定会作最有效的运用 32 。以利用土地耕作为例，高斯证明，若土地的产权没有清楚地被划分为私有，又或私 有产权并不存在，那块地的使用权会因被侵犯而引起纠纷。倘若土地是私有产业， 市场交易必自然发展开来，将问题解决。高斯指出，若交易费用是零的话，在私有 产权制度下，无论土地的产权如何分配，土地必然会被利用作生产最大的经济利益。 高斯的分析，对一切生产资料皆适用，包括那些捉模不到的，例如污染的权利相对 有索取赔偿的权利。在研究土地的使用权时 33 ，我曾经替高斯的理论作了补充， 在私有产权和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无论选择哪一种形式的合约，资源的使用 都不会受影响。在农业上，无论土地是由地主自耕，抑或雇工代耕，又或由农户以 定额判（这是个错别字？或应改为“承”字？）租，甚至分租，都会出现同样的适 当运用。我进一步指出，交易费用会影响合约的选择。被选择的合约安排是要减少 交易费用，使稀有的生产资源能得到最大的价值。沿着这条思路分析制度转变，我们发觉就算是取消私有产权这假设，高斯定律仍然 有效！那就是说，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结构的不同或经济制度的不同， 是不会对资源的使用造成影响。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有产权固然会带来高 斯所描述的情况：资源的使用会达到最高的价值。但在另一个极端――没有业主的 公有产权――“局限下取利”的行为也会令资源的使用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因为 在原则上，生产和消费是不需要透过市场才能进行的：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 情形下，完全没有市场和一个运作灵活的市场的效果，是完全没有分别的。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确是等于零的话，这就等于说消费者的意愿不需任何费 用便能显现出来；拍卖人和监察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 人及其他生产资料，不费分毫，便会完全遵照消费者的意旨生产。至于工人（消费 者）的总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依照工人的边际生产力、资源的租值分配， 及其他有效率的准则，加以决定。依照这样的推论，就算没有市场价格亦可以得出 高斯所提出的结局。在私产与公产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产权结构（制度）。但不论在什么经济制度下， 只要这些制度的运作费用是完全免费的，资源的运用都会达到最高的价值。在这情 况下，制度的选择将会是一件随机、偶然和不可确定的事。交易费用决定制度交易费用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因素。社会将尽可能选择一个交易费用最低的制度。这 是由于较早前曾经讨论过的“局限下取利”这个假设的缘故。我们若要解释制度的 选择，就必须证明在考虑一切有关的局限条件后，这个选择的交易费用是最少的。 同理，假若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方向是如何改变的话， 我们便可以推测制度的转变。我建议将广义的交易费用分成两类―― （1） 一个制度在运作时所要付出的费用； （2） 采用某个制度或者制度在蜕变时所要付出的费用。后者包括改变制度所需要付出的 协商费用；如果协商不成，还要包括用武力或其他手段所要付出的代价。我将阐明，后者最显著的费用，就是资讯费用和说服那些因制度转变而导致收入减少的人所需 的费用。将交易费用如此分类，有三个重要的含义。第一，假若采用或改变某一个制度是不 需要付出代价的， 人们必定会选择一个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 来支配资源的运用 34。 第二，假若采用或者改变一个制度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话，在众多的选择中，被采 用的制度的运作费用并不一定是最低的。在这情形下，倘若不把改变制度所需的费 用考虑在内，在表面上来看，社会是有浪费的。第三，假若有一个运作费用较低的 制度，而改变制度的代价是少于这个制度所能节省的费用，那么制度就必然会改变。公司架构与共产国家之比较高斯在半世纪前所写的另一篇经典文章里 35 ，强调市场的运作是要付出显著的代 价的。正如上文所述，界定私有产权和达成合约都有交易费用，但这是构成自由市 场不可缺少的条件。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可引导资源的运用。高斯指出，由于决定 市场价格耗费不少，另一种制度――公司――便会产生，使交易费用减少。确切地 说，受公司雇用的每一个工人，都是照公司的吩咐办事，而不是不断地以市场价格 作为参考指标，来决定他本身的发展。这里要考虑的重点，并不是公司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而是在私有产权制度下组成公 司，事实上是走向一种共产主义形式重要的一步。一个以前自任老板、自己经营的 鞋匠，现在受雇于工厂里。由于他跟随厂商的生产计划，获得了工资，但他所缝制 的鞋子的售价却不是由他决定的。故此，在私有企业经济下的工人，将一篮子事务 的决定权，委诸公司的管理阶层，那包括他的工作时间和假日、他操作的机械、他 的同事、他生产的鞋类和缝制鞋子所涉及的资金、推销及定价等。他以一特定数量 的劳力，换取工资；以他的判断，当然认为赚取工资比较自己生产然后在街头贩卖， 较为上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轻率地否定支持共产的理论。一些经验老到而明智的共产制 度观察家，正在用类似高斯和他的追随者用来解释形成公司的道理来替共产主义辩护。他们的推论大概如下：由于市场有缺点，假若每一种资源的拥有者放弃他私自 生产的权利，藉以换取工资，将决策权利委托一个中央管理阶层，代为策谋，便可 以带来一个损耗较少的经济制度。共产理论就推断，由于一切资源皆属全民所有， 便应将一切生产和分配收入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巨大的中央管理处――“超级公 司”――国家共产主义“公司”全权负责；各个不同的行业、工厂阶层和其他机构， 可被视为“公司的不同部门、副部门等。一般人可能对管治这么庞大、囊括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及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公司 的可行性有所存疑。但是规模大小对效率的影响，并不是问题的重心。问题的重心 是，一个经济制度的运作费用的大小，是受到选择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所左右。 我们将会证明，在共产制度下，由于可供选择的制度不多，其运作费用必定是较私 有企业制度为高。选择与竞争决定交易费用当一个资源的拥有者决定加入一间公司，受人指挥和管理，他是自动放弃了私自运 用资源这选择。这与用武力或强逼手段来废除私有产权，然后设立中央管理系统来 指挥资源的运用，根本上是两回事。在这两种制度下，制度的运作费用――交易费 用――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减低，也可以 用各种惩罚和奖励计划，加强竞争，提高 生产 36 。但这其中却有一个极重要的分别：唯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1）利用 多种的经营方式的选择来节省交易费用； （2）利用转让或出售权促进竞争来节省交 易费用。这两点需要详加说明。选择的范围在私有产权制度下，容许他人共同使用产业的例子屡见不鲜。业主不行使私用权的 原因，往往不是由于政府强制所致，而是业主自由选择的结果。容许公众在土地上 放牧，可能因为业主认为围上栅杆费用太昂贵。在私人拥有的购物商场里，停车场 免费是因为若要雇员收取停车费，支出可能不菲。围绕着私人拥有的湖泊聚居的人， 可能会撤下鱼种，共同垂钓。在一座大厦内的游泳池，可能毫无限制地让住客和他们的宾客随意使用 37 。更广泛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分层出售的大厦里，业主们可能联合组成一个组织，以 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方式，决定住户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某一个地区的住户，可能 联成一起，一致行动，加入邻近的城市，或者自行聘请消防员和警察。在以上举出 的每一个例子里，最重要的地方，是每一个产业的拥有人，并没有将私有产权放弃。在这些例子里，一些属于私人所有的资源的共用方式，与使用权是私有而不许别人 共用的情况比较，当然是不同的。以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上述几个例子，都属 于“浪费”。可是，在过去二十年，经济分析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已了解到以 上任何一个选择，其实都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运用资源必定有大小不同的各种交 易费用。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以非私用或公用的方式运用资源，是私产拥有者的 自由选择，而并非是政府强逼的结果。在私产制度下的各种政府的设立，也可以同 样地视为是被业主选择而成的。假若要做生产决策时，可供选择的技术和方法的范围越广泛，生产的成本便越低， 这是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定理 38。同样，可供选择的生产制度形式，若范围越广泛， 其采取的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也越少。私有产权制度并不排除选择与中国一般无异 的组织形式。美国法律并不阻止农夫将他们的生产资源，聚集一起，组成与中国在 大跃进期间建立的人民公社一模一样的组织――每一个农夫，将他的土地和其他资 源交出来公用，在公共膳堂吃大锅饭。倘若公社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美国农夫也 会选择公社制。但另一方面，将私有产权连根拔起，结果会消灭大部分在私有企业 制度下可供选择的制度组织形式。购买与售卖的权利在私营企业制度之下，私产的拥有者可以选择售卖抑或不售卖资源，扩大了选择的 范围。转让权也可增加市场竞争及鼓励个人运用他所拥有的讯息；两者都可减少交 易费用。我曾提及那个鞋匠的例子，值得再讨论一次。当他决定进入工厂（公司）工作，当 然是期待收入有所改善。他这个行动的经济解释，是他这样做会节省交易费用。鞋 匠有其他可以选择的途径：他可以继续私自缝制鞋子；他可以与其他私产的拥有者 订立合约，而不设立中央的管理；又或者他可以选择其他的职业。愿意聘用这个鞋 匠的公司，不单要保证他的收入要比他自己私营时高，而且还需要与其他公司竞争 雇用他的服务。工人有权不出卖劳力给公司，或者如果他与公司订有合约，可以在 合约期满后，不再续约。故此，如果在边际情况下，公司的交易费用不能够低于鞋 匠私营的费用或象其他鞋厂一样低，这间公司便不可能长期生存。同样地，公司也 享有聘用或不聘用工人的权利。工人的互相竞争，减低了执行合约的费用，因为不 称职的雇员可以被解雇。出售与不出售的选择权，激发了竞争，从而减省费用，这个原理亦适合用于其他资 源。鞋匠决定加入公司与否的选择与公司决定开除他与否的选择，相等于地主与佃 农的选择，或者批发商与零售商的选择。这个竞争的规律，适用于或大或小的商业 经营。在私有企业里，大企业的小股东，对于公司的管理和决策，只有极少或无足 轻重的发言权；但是如果他们不满公司的管理时，倒有权将股权出售。故此，董事 们一定要互相竞争，以减低交易费用的手法来争取资金。交易费用不但影响行为， 也同时被行为影响。我们时常观察到在共产或社会主义制度里，决策人犯了错误，不一定会遭受相应的 惩罚；但在私有企业里，错误却一定会带来惩罚――带来经济损失。这现象，可以 用有选择权利没有选择权来解释。例如在中国，派往工厂的工人，没有离职和改往 他处工作的权利。故此，在工厂里，并没有一种内在机能，逼使工厂通过节省交易 费用，竞相挽留它的工人。生产不受欢迎的产品，使工人的前景趋于暗淡，可是由 于工人没有辞职的权利，故此依旧生产不值钱的东西。总括来说，当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较少和没有转让权来鼓励节省交易 费用时，制度的运作费用必然较高。较高的交易费用，会使下列费用更为昂贵――决定资源的比较优胜条件；协调资源的使用；从不同的人搜集使用资源的讯息；替产品定价。故此，当私有产权不存在时，资源（包括工人）就会较有可能不根据成本利益来支 配；资源的协调较有可能与节约开支背道而驰；讯息较有可能以更高昂的代价才能 获得；也较有可能出现货物堆集，或购物人龙，使那些原来可以替社会增加生产的 资源（存货时间和排队时间）白白被损耗掉。改变制度的费用改变现行的经济制度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运作费用较高的制度能 够推行下去。我曾经指出，有两种费用妨碍制度转变。第一，是搜集有关其他制度 的讯息所需付出的费用。第二是要说服――或者逼使――那些在制度改变后，实质 收入会减少的人所需的费用。在中国，这两种费用很高；不过，我在第四章里将会 指出，这些费用正在下降。搜集讯息的费用往往很高昂。它的高低对于制度的改变非常重要。因为一定要一群 核心人物获得充足的资料，并且对另一种制度的组织形式深具信心，他们才可以开 始对制度改变作认真的探讨。事实上，那些只涉及几个人但却令大家得益的合约形 式，也不容易马上被采用。例如，美国在未曾采用“单位化合约”（Unitization Contract ）将地下的原油界定产权谁属之前，多年以来，相邻的地主，都狼狈万分 地竞相赶快地从他们的土地上抽取石油。在华盛顿州，最近才通过“托管契约” （Deed of Trust ），取代在房地产买卖中，沿用多年的“借贷合约”，虽然后者 的执行费用比较昂贵。若要改变合约的形式也要遇到那么大的困难，要在一个庞大国家里改变产权结构，更是难上加难。上文曾经强调，几十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受到模棱两可的观念所左 右；只有知识才能消除“一九五七年幻象”。一整代的中国人，因为丧失了受广博 教育的机会而变得无知。长期生活在威哧之下，他们变得沉默和迷惘。这一切使获 取讯息的费用，更为昂贵。中国人对于自由市场在日常生活里如何运作，只有极浮 浅的认识；对于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概念更模糊。再加上现时的官僚特 权阶级，倾向于操纵讯息以符合他们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了。既得利益者的抗拒及代价任何产权结构的改变，必然影响收入分配。原先享有特权的阶级，会起而反对，结 果导致了第二种费用。中国干部现时享有的较优收入，来自两方面。其一可以追溯 到毛泽东对“走资派”的惩罚――包括那些仅被怀疑为倾向于资本主义路线的人 39 。其二是在现时的产权制度里，仍然掌权的干部享有在比较上有利的竞争优势。 只要产权的结构仍然维持原状，第二种的优势利益便能够继续下去，这对于制度的 转变是有着强大的阻力的。在任何的竞争方式里，游戏规则，在决定胜负或先后次序时，极为重要；若规则改 变，胜负和先后次序亦会改变。故此，儿童与职业运动员，都可能会争取修改或者 保存现有的游戏规则。在大学里，有些学生会赞成用选择题的考试方式，一些则喜 欢写文章，这是视乎他们判断哪一个方式对他们较为有利。在市场里，成功源自提 高生产力和节省成本。反之，在国家支援的制度里，却应用其他准则――例如，在 州立大学里，教师的薪酬与办公室面积是根据年资和发表论文的数目而定的。无论 在任何制度安排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必然存在，而产权结构划定了游戏规则，而 规则又决定了甄别胜利者的条件。在中国共产主义制度或任何地方的制度里， 人与人之间的所得或收入都不是平均的。 人一生下来，竞争的能力便各自不同，虽然他们的相对利益，会随着游戏规则的改 变而发生变化。那些位居要津，有能力影响游戏规则的人，会尽办法维持或改变规 则，藉此增加他们获胜的机会。一九四九年的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引起一连串大规 模收入分配的改变。使用武力，可能是解决国民党崩溃后留下来问题的费用最少的办法。在那混乱的时代，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是罕有其匹的。由毛泽东推行的权力结 构和规则，自然是和他与他的支持者所拥有的相对优势相一致的。适者生存。故目 前中国有一大群适应共产制度和它竞争准则的同志。这些同志必然反对任何改变现 有的产权结构的动议。如果制度改变使每个人都增加利益，那么问题便不会太大；只需要克服讯息费用便 行了。不过，倘若改变会使一部分人得益，但另一部分人却受损，纵使制度改变会 为社会带来净利益，反对的力量必然存在。使用武力镇压是一个解决方法；或者， 假若反对的人数不多，或全无势力，置之不理也可以。现在中国的制度，运作费用极之惊人 40 。经济学者或者会建议，将反对施行私有 企业的干部提前退休，给予他们补偿，让他们过舒适的生活，使所得的净利益对社 会大有好处。施行这建议的困难，是因为商议和招待改变的费用极大。在这样庞大 的收益转移里单是决定每一个人的相对所得，已经是极艰难的工作。况且，一次过 支付这样庞大的款项，在筹集资金上，也非常困难，而且期票必然不被接受。尽管 如此，我们却不能抹杀有可能设计出一套税收和其他转移方法，以便利制度改革的 推行。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以上任何一个可靠的办法，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显示出一个 可能的转变途径，因为一些竞争规则已开始发生变化， 使现在中国干部的收入优势， 难以持久。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不再极力反对转变。论点撮要在经济分析的领域里， 经济制度的组成和转变只能 在选择理论的基础上作解释。现 存的制度及有关改变这制度的推测，必定要与“局限下取利”及巴列图条件没有冲 突。看似是“没有效率”但却仍然存在的制度，以选择的角度看，是不能得到满意 的解释的。表面上的经济浪费持续不断，是因为忽视了运作或改变制度安排时所要 付出的代而已。在一人世界里，没有经济制度可言。因此我认为定义广义上的交易费用，是决定制 度安排的主要局限条件。这个观点，为广义的高斯定律所支持。更确切点说，假若 一切的交易费用等于零，无论产权的本质或制度作何安排，资源的使用必然替社会 带来最大的收益。故此，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制度的选择无从决定。交易费用出现，制度就随着衍生以减少交易费用。这些费用可分为制度运作和改变 制度这两种。一个运作费用比较低的制度，若它能节省的费用是大于改变制度所需 的费用，就必被采用。假若我们不理会制度改变的费用，那么在运作时交易费用比 较高的制度，便会被指为有浪费，而我们也因此无法解释它的存在。在指出公司的出现是要减低市场的运作（交易）费用后，我指出公司的设立，实在 是趋向共产主义重要的一步。事实上，高斯的公司的原理与那些维护共产国家所作 的最佳辩词，有相似之处。可是相似之处仅到此为止。当撤消了私有产权制度之后， 经营共产公司的交易费用，必然较高，这是由于可供选择的经营方式比较少，加上 缺少了转让和购买或出售产权的权利，便不能透过竞争来节省交易费用。制度改变的主要障碍，是因为搜集有关其他制度的讯息资料，及说服或强迫既得利 益者接受新制度，都要付出费用。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中国干部，必然尽可能歪曲资 料和保存现有的游戏规则（产权制度），以迁就他们的竞争优势。共产主义――运 作时交易费用特别高昂的制度――所以被采用而且仍然能够存在，正是由于改变制 度要付出费用的缘故。下文指出，虽然无可置疑这后者的费用也是异常高昂，但在 中国，它们却非常明显地正不断下降。注释25、至于更详细的探讨，见张五常：《公损的神话》（The Myth of Social Cost ， Hobart Paper 82），伦敦经济事务学社，一九七八，尤其是第 23、24 及第 51 至 54 页。26、对这个谬误的精彩讨论见 Harold Demsetz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Another Viewpoin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April 1969 ,p . 1 - 22 .27、延迟调整的出现，有如下例。当讯息费用使某行业的工人无法了解他们产品的 需求已经下降，因而错估了他们的时值，他们宁愿失业而不愿意将薪金降低。 （Armen .A .Alchian ,&Information Costs ,Pricing and Resource Unemployment &, Western Enonomic Journal ,April 1969 ,p. 100 - 128 ）。28、无可否认，在个别的情形下，一些人可能会为环境（比如武力）所制，令他们 对事情演变的结果丧失发言权。29 据此定义，劳工或人力资本，在中国并不能视为私有财产，因为工人没有选择职 业，也没有商议工资、缔定合同的自由。30、同注 14 。31、这个论点的一个假设是：收入分配的改变，并不足以导致资源运用的进一步更 动。比如，倘若一个厂东必须对污染环境负责，赔偿邻居，他的财富便会因而减少， 而邻人的财富便会得以增加。因为每一个人消费口味各异，收入分配的改变很可能 会令商品、服务的生产和推销发生改变。在高斯的分析中，收入分配对资源运用所 起的第二个回合的影响，是假设不存在的，因为他的中心论题是研究产权与稀有资 源的价值关系。32、交换理论是基于两个假设之上――（1）是每个人在局限条件下追求最大效益； （2）若商品的价格下降，需求量便增加。这个理论因此指出，个人参与市场交换是 因为有利可图。私人的交换或订立合约，决定于私有产权。每一宗交易都有合约的 存在，而合约的范围，包括简单的默契以至极端复杂的条款（张五常：《合约的结 构与非私有资源的理论》，法律与经济期刊，一九七零年四月，第 45 至 70 页）。33、张五常：《佃农理论》，芝加哥大学出版，一九六九年。34、一个社会不一定只有一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安排可能会同时并存，因为情况的 不同，会带来不同的运作费用。35、 R?H?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November 1937 ， p . 386 - 405 .36、一九五七年的中国，公共汽车司机，若安全驾车每一万公里，便会获颁纸星一 颗，放在公共汽车的当眼处。但因为纸星并不能兑换成商品或劳务，每一颗星的边 际价值因而迅速下跌。较诸私有企业式的经济，在共产制度下，非金钱奖励来得更 为普遍。随便的观察所得，这办法在中国似乎已不再流行了。就算非金钱奖励能够间接地带来金钱的收入，如社会名望可以提高薪酬或带来免费 的晚餐，但因为荣誉奖励的效用来得较为转折，所牵涉到的交易费用，亦必定较高。 倘若奖励能够令别些人以较低的讯息费用认识到获奖者的才能――人力资源的价 值，又或者获奖者感到荣耀的本身是一种效益，那么较高的交易费用亦是可以接受 的事。姑勿论如何，在私有产权制度下，荣誉奖励的多寡显然是调节有度，有一个 “恰好”的水平。在别的制度下，由于金钱奖励受到压制的关系，荣誉奖励便会较 多。今日的中国工人所表现的散漫态度，正好证明光是非金钱奖励不足以发挥激励 工作的效果。37、Harold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 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4。38、Armen A?Alchian ，“Costs and Outputs ”，in M?Abramovitz（e d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o ， California ，1959。 39、在文革期间，“走资派”的定义被荒谬地全面扩大，欣赏莫扎特和贝多芬音乐 的人亦不能幸免。40、这一点，下文再详加申述，见《公营与私营“企业”》、《后门交易》、《从 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的交易费用》几节。 第四章 改革中国制度的费用正在不断下降差不多所有共产政权都会有系统地禁制及歪曲来自外间的新闻和消息，这绝非是偶 然的事。共产领袖们显然惧怕一旦他们的国民对私有企业的实况有所认识后，他们 要维系本身的制度便会来得更为困难。闭关政策与坚持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是再矛盾不过的现象；将这个明显的矛盾付诸考验，对一个共产领袖而言，确 实是一个莫大的挑战。现在终于有一个领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他就是邓小平。虽然他仍然坚持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是优越的经济制度，也坚持“毛泽东思想”是 正确的路线，邓小平却毅然决定打开大门，引进西方思想。至今，他所采纳的讯息 开放政策，虽然未如大多数西方国家般完全开放，但就一个共产国家而言，那已经 是绝不寻常的事了。现在中国的电视台在播映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节目时，已不再 循例加上诋毁、非难之辞。以报道客观见著的英国广播公司，每日都对中国作数小 时广播，而平均每个星期他们收到约三千封中国听众的来信。据说中国政府甚至要 求该公司增加广播时间。外国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讲学，现在更蔚成风气；佛利民最 近被邀请到中国作巡回讲学，由此亦可见中国政治气候的改变，风雷急剧。正如上 文所述，赞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公开发售，就算 在最近打击资本主义活动的时候，中国亦没有试图关闭思想之门。开阔眼界一个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最近投书到一份香港的报章，坦言承认他对共产主 义的优越性已有所怀疑。很多人都察觉到，从中国大陆到美国去的留学生，很少会 持久相信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的。而那些在共产主义教条中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剥削 对象”的工人，如水喉匠、木匠、清洁工人、砌砖匠及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