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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解释“左”与“右”.doc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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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解释“左”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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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右派与“左”、右倾
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课本中，多次出现左派、右派与“左”、右倾的问题，“左”与右的称谓起源于何时？二者有什么区别的？
“左”与右的政治含义源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国民代表会议刚成立，在讨论王室是否拥有否决权时，出现的分歧。鼓吹给予王室以否决权及相应地位的议员，都坐在会议主持人的右边，反对者则坐在左边。政治分歧和位置安排之间的吻合，就使左派标志着符合历史进步，反映人民的主权和利益；而右派则不符合历史进步，妨碍人民的主权和利益的实现，甚至阻碍历史的发展。
基于这种政治上划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壮大起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就为自己采用“左派”这个称谓，左派纲领被视为实现无产阶级社会这一目标的象征；而右派纲领被看作是对这一历史必然趋势的阻碍和反动。
此外，左派和右派这些标记还成了鉴别革命运动内部思想意识偏向的衡量标准。在革命运动过程中，由于对革命过程的发展曲解、误解，而阻碍革命发展的，就是右倾；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热情的驱使而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或教条盲目，狂热地超越发展阶段，使革命目标不能实现的，就是“左倾”。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革命运动中“左”和右的偏差下了最为精辟的定义：“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了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实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例如，在我党历史上曾出现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革命运动中的“左”和右都是错误的。从其根源上讲，“左”和右都是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都导致了相似的后果，损害了革命。在当前进一步净化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正如邓小平所讲：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
另外，解释一下：为什么左派的“左”字不加引号，而“左”倾的“左”字加引号？右派、右倾为什么不加引号？——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派内部的“左”倾，表面上是非常革命和激进的，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客观实际的冒险主义，所以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左，故而加引号。
（日完稿）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右”与“左”方面的经历：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1927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1927年7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从右倾投降主义改为机会主义——陈独秀一案新说法
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闹了半天，陈独秀犯的错误是没有识别和抵制住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性质是执行者的错误，错误的根子在莫斯科。
当家做不了主的总书记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暴露了陈独秀这个总书记难当得很。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但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结果出了事，反而叫他来代苏共中央受过，太不公平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要到会上来，把莫斯科来的决议指示都实事求是摊出来，会还收得了场吗？于是只能缺席审判，把陈独秀搞下去了事。
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
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从长沙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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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穷匕见的七千人大会(上)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从一九六○年十一月开始，到一九六一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毛主席终于用“坚决退赔”遏制了“无偿调拨农民的劳动果实”；用“缩小社、队规模”解决了“高级合作社与高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用“取消供给制，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原则”解决了“初级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用“以生产队（初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收入，除上交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解决了“初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之间的平均主义”。从此，以“一平二调共产风”为核心的“五股歪风”，被毛主席从合作社制度层面上丢进了垃圾堆。　　
当毛主席进行艰苦纠偏的时候，LD教条主义集团却在发动他们的文字走狗邓拓、吴晗、廖沫沙大肆造谣栽赃。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伪造历史暗喻现实。“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这种民不聊生的危险局面，是由于农民的农田被人民公社霸占的结果。只要拆散人民公社，把农田退给农民，农民就有好日子过了。“退田”之后，“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贫农们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海瑞罢官》宣扬的主题与毛主席赞扬的海瑞“面对上级压力，敢讲真话”是风牛马不相及。其宣扬的主题：表面是退田，要害是影射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的原因，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栽脏。只要让老百姓相信了彭德怀是因为退田而被罢官，那“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群众大面积饿死”的政治责任就一定会栽脏到毛主席头上。　　
《海瑞罢官》实际是LD教条主义集团造谣栽脏的先锋，接下来就是大量的政治谣言和LD教条主义集团文字走狗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疯狂表现。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两则外国寓言》一文，鼓吹“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际上是赤裸裸的要毛主席为他们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大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歪风，制造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后果承担政治责任，最终就是赶毛主席下台。因为在邓拓、吴晗、廖沫沙眼里，他们是决不会承认，L将毛主席规划的将二、三十户的小社合并为“一乡几社”的大社”， “极左”为“几乡一社”的大社，直至“一县一社”的大社；将毛主席规划的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的集体所有制，“极左”为全部全民所有制成分的“全民所有制”；将毛主席规划的用12年的时间把粮食产量提高为“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极左”为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然后用一年的时间来实现毛主席规划的需要12年的时间来实现的粮食产量计划；将毛主席规划的5年增长480万吨钢铁“极左”为5年增长2480万吨钢铁。是一种蓄意扰乱国家计划制造“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后果来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行为。　　
如今“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后果已经造成，文字走狗邓拓、吴晗、廖沫沙造谣栽赃也已经有了一年，大量的底层老百姓被他们的谣言所欺骗。那接下来的自然就是利用中央召开会议的机会移赃嫁祸、逼宫夺权。机会很快就来了。　　
<FONT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2f年1月11日　－　2月7日　，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因为LD教条主义集团大搞五股歪风，导致全国大面积饿死人。从而造成地方对LD为首的一线中央的严重不信任，中央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实际问题就是1962年的粮食征购任务落实不下来。粮食征购工作由邓负责，经邓提议，决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毛主席之所以同意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想利用这次大会向全党交代，过去几年中央犯了错误。他说：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要承担责任。毛主席要LD一线中央承担责任，而LD教条主义集团则利用这次机会，将这次大会变成了一次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大会。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人民公社被整死了，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被彻底否定。毛主席背负了二十余年大搞空想社会主义、大搞穷过渡、大搞高指标、大搞乱翻番、大搞瞎指挥、大搞浮夸风、大搞共产风、发动大跃进饿死上千万老百姓等等骂名。某些人得意忘形了，他们认为不可逆转了，真实的历史，终于被他们有意无意的透漏出来了。也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根据这些资料分析出他们移赃嫁祸的过程。1997年4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邱石编著的&&共和国轶事第一卷---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200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张素华著作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里面透漏出来了相当多的历史事实，能够推翻他们强加给毛主席身上的诬蔑之词，也再现了他们移赃嫁祸的过程。　　
一般来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有一项筹备工作，就是为大会起草一个报告，这项工作由L、D负责。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而正是这个总结经验、统一思想的报告，把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暴露了出来。　　
<FONT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2f年1月8日　上午，七千人大会报告稿的第一、二部分发给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同时，送毛主席审阅。报告的第三部分则于9日晨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一夜未眠，在10日上午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他作了批示，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　1月11日　，大会如期举行了。但与会者并没有讨论有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也没有听取周恩来的报告，而是以省为片，以地区为单位，阅读和讨论报告。原来毛主席改变主意，决定：整个报告稿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于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意见，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　1月11日　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大会也没有举行开幕式。七千多人的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以后，在11日利用一天的时间阅读文件，12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　　
为什么毛主席要改变大会的通常做法呢？因为毛主席不满意L、D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为什么不满意呢？下面我们就会谈到。　　
<FONT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2f日　，大会开始讨论报告。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稿的反应十分强烈，议论纷纷，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鉴于大会的纷纷议论，　1月13日　上午，毛主席建议：延长会议的时间，以小组讨论为主，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决定14日（星期日）休息。15日、16日继续开小组会，讨论报告初稿。　　
<FONT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2f日　，杨尚昆从各小组的简报中，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杨尚昆说：从“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王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了解了这个情况，杨尚昆不敢怠慢，于次日（16日）上午立刻将自己的看法向D作了汇报，D也觉得问题重大，指示杨尚昆即刻向L汇报。下午，L在听取杨尚昆的汇报后，说：“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训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还会犯错误。”当天晚上，毛主席来到钓鱼台，在12楼召集L、D、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大会如何进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个新的决定：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当晚，就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　　
从这一段看来，为什么毛主席不满意L、D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而要改变大会的通常做法？就非常清楚了。我们知道自一九五八年五月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来，面对LD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扰乱农业合作社管理制度而掀起的五股歪风，毛主席一直在召开纠偏会议。虽然毛主席没有认清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但中央有错误（实际上就是指一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LD有错误），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毛主席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就想利用这次大会，将“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要承担责任。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而刘、邓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显然没有达到毛主席的要求，不仅没有检讨中央的错误（实际上就是检讨刘、邓自己的错误），反而把板子打到地方上去了，要反对地方的分散主义。其实还不只这些，下面我们就会谈到。所以才会有毛主席改变大会的通常做法，开幕式都没有举行。报告稿不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然后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最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所以才会有L在听取杨尚昆汇报后继续给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说：“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训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还会犯错误。”所以才会有地方官员一看到报告稿，反应十分强烈，议论纷纷。很显然，依靠刘、邓是不可能科学的总结1958年5月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来的经验教训，他们也不可能检讨自己的错误。所以才会有新的决定：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来起草七千人大会的报告。　　
“地方官员一看到报告稿，反应十分强烈，议论纷纷。”我们再来看一看地方官员十分强烈的反应了什么？议论了什么？　　
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对于“大跃进”期间表现出来的错误，大家的分歧不大。但为什么会犯错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这些深层次问题时，大家的认识就严重对立。　　
那为什么会犯错误？　　
中央的认识（即刘邓报告稿中的认识）：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或者有些政策规定得不完全恰当的原故。报告还讲到庐山会议中断反“左”也是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那大家议论的结果呢？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意见：　　
一是认为过去几年之所以犯错误，确实存在着缺乏经验的问题，但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　　
这里先举两个例子，似可对上述观点有所说明。1958年9月，L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L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六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400斤、500斤、800斤。国家要用12年的时间，亩产量最高也只是800斤。L一句：“一万斤，还能再多吗？难道他就真的不知道？常识问题而已。大家再看看现在那些杂种，是如何把亩产万斤的笑话栽赃到毛主席身上去的。　　
不过，下一个例子就很难完全归结为缺乏经验了。1958年，广西在放钢铁日产量卫星的时候，省委书记亲自去现场考察，发现高炉用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碉堡；没有炼铁的煤，人们把树砍了做燃料，认为只要把矿石烧黑，就是铁了。书记问身边的技术人员是不是铁，技术人员明明知道这不是铁，却不敢说，结果书记信以为真。这与没有经验、不懂技术常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们不敢讲真话，这就不能归结为没有经验，而是缺乏民主的气氛，结果闹出很多悲剧。　　
有些代表提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都归结到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有苏联的经验，还有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如果说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在党的工作、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方面，就不能说没有经验。如果说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前没有经验，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毛主席已经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并且调整了指标之后，就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因此，没有经验，固然是产生某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一切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
一位代表诘问：这几年实际工作中出的毛病，能不能说成主要是没有经验？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也都没有经验，都办得很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丢掉了？　　
-----矛头直接指向了一线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LD。“亩产万斤”笑话，谁都知道是假话，那中宣部、人民日报，为什么至毛主席的批评不顾，天天在报纸上登牛皮消息？难道刘、邓就真的不知道“亩产万斤”是假的吗？难道说假话也是没有经验吗？　　
二是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或者说是因为党内斗争过火。　　
有代表指出，这几年经验教训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斗争上。几年来认为右是主要的危险，认为“左”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大家“谈右色变”光是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脱离实际。部分代表认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之后。前段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后段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而主要是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
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有，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看风驶舵，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彭德怀抓住L大搞五股歪风的过错，要L公开检讨，却被打成“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余孽”的严重后果，从此干部群众都不敢讲实话，看风驶舵，不按党的政策办事。&　　
有的代表尖锐提出，59&年庐山会议前后，在全国范围内，究竟“左”倾是主要的，右倾是主要的？需要弄清楚。庐山会议反右及其由此引起的全国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对地方工作，特别是人的思想发生重要影响，许多干部挨整、受处分，长期得不到平反、甄别。
三是认为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造成的。　　
他们说：这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很显然，这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四是认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　　
广东有人说：农村中的错误是否仅限于“三高”“一刮”？这些固然是原因，但所有制改变过急，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违反了客观规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商业、手工业中，所有制也变动得过快。还有人说：农业方面的“三高”不是实质问题，而是所有制、分配制度、生活集体化的问题。中南局有人提出：农业问题，根子是所有制；工业问题，根子是颠倒了农、轻、重的关系。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政策、体制、任务、干部太不稳定。这几年党的政策是坐船照镜子，摇摇晃晃。从思想认识上讲，是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强调不断革命的时候，忽略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五是认为在经济建设上综合平衡不够，是根本问题之一，实际工作中，违背主席农、轻、重关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关这一点，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谈得较多。　　
六是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　　
他们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主席和中央这边来。建议八项要求中，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有人说：大家读了《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如同在革命问题上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顾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问题，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大会讨论的现有材料看，持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还相当多。　　
说起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这与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关，也与陈伯达编辑的材料及中央的导向有关；与各级领导主动承担责任的心态有关，也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有关。-----这段话很有意思，充分说明了作者张素华的心态。在LD教条主义集团给毛主席栽赃陷害了二十余年之后，作者张素华所接触的实际材料与LD教条主义集团的栽赃陷害相互矛盾，张素华只好把这个矛盾归结为个人崇拜。　　
七是对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人针对自然灾害和主观错误的关系发表了一些看法，即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　　
安徽、西藏、山西等省有不少人认为：人祸是主要的。他们说，1959年5月以前没有天灾，市场已经开始紧张，家畜、家禽已经减少了。1961年是连续遭灾的第三年，由于贯彻了《农业六十条》，农村形势开始好转了。还有的认为，“整个说来，人为的灾害是主要的”，“自然灾害固然很大，但人为灾害却很严重”。在山西省的小组会上，有人提出：“这几年山西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人灾造成的”。“农村工作中，人灾是第一位的”。（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　　
这样的议论，把刘邓报告稿中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会犯错误的结论，掀了个底朝天。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经验，而是主观主义造成的，就差指责LD主观蓄意掀起五股歪风，制造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了。毛主席的规划是用12年的时间把粮食亩产翻一倍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L一句“一万斤，还能再多吗？”邓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用10年的时间把粮食亩产翻20倍达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如此荒唐的行为，你是相信他们是缺乏经验呢？还是相信他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主观蓄意行为呢？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这项工作，仍由L主持。会议从17日开始，每天下午讨论，一直到24日，整整讨论了8个半天。讨论是围绕着5个方面来进行的。　　
讨论之一：“报告稿”要不要推翻？　　
陈云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鼓得起劲，抓反对分散主义也是抓在了点子上。&李先念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谈了他那个财政系统对报告讨论的情况，说大家对报告的精神、方针一致赞成。周恩来比较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表示同意报告的方针，强调第二、三部分写得好。同时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如何修改，谈了自己的想法。柯庆施明确表示：这个报告越看越没劲。　　
对报告要不要推翻的问题，绝大多数人说，文件写得合乎情况，我们赞成，不是推翻。就这样，第一个问题定了下来，报告稿不用推翻重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便可以了。　　
讨论之二：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认为，抓集中统一是对的，是抓住了要害。　　
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李先念显得更为激动，他说：集中统一非常同意，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　　
L、D更是把反对分散主义提到一定的高度来强调。L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阎锡山搞过村公有。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L还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在L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会出修正主义。“问题可谓严重之极！”---这段话很有意思，在L眼里，一个省一个县如果自己办了企业，省县不愿意中央无偿调拨企业的产品，那就是修正主义，问题可谓严重之极！我记得毛主席好像有个讲话，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如果中央总是无偿调拨地方所办企业的劳动产品，那到底是在鼓励地方的积极性呢？还是在打击地方的积极性呢？　　
地方工作的有些同志比较激动，提出了反对意见。报告稿给人的感觉好像过去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由地方的分散主义造成的，而不是中央的重大失误造成的。　　
柯庆施就说，现在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是1957年以后，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和盲目性存在矛盾。他接着说：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　　
陶铸则婉转地表示，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的话虽然婉转，但仔细分析，他是要让大家想一想产生分散主义的根源，弦外之音是，中央反对分散主义并没有反在根子上。　　
王任重说：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映比较强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王任重说，我个人赞成全党加强集中统一，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是十分必要的。对报告总的讲满意，但相互关系，经验教训是什么，好像和集中统一不大衔接。分散主义是不是工作不好的原因？是一个错误，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王任重绕了一个圈，其实还是在强调，分散主义不是主要矛盾，直接表明自己不同意中央意见。　　
讨论之三：指标是低了，还是高了？　　
报告稿在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布置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提出了10年（）的远景计划。报告说：对于我国从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一、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二、争取到1972年，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计划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斤，1972年达到4500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00万担，1972年达到4500万担；1967年钢达到2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3000万吨左右；1967年煤达到3亿8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4亿5000万吨左右。　　
对这样一个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讨论会的第一天，柯庆施就说：4年（年）分两段写，还是统一写？1961年，错误改了（L插话：错误大部分已经改了），这里看不出哪些已经改了，哪些改得彻底，不清楚。问个问题：“四十条”要不要？（此是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要不要继续落实？）多少年解决吃穿用？15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不然，越看越没有劲。对产粮指标，柯庆施说，农业说少了，以后究竟怎么干？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可以。这个问题，包括我在内也搞不清楚。　　
L毫不客气地说，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　　
---“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应该是毛主席批评刘、邓大力推行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话。因为《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对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现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吓人的超高指标出问题了，成笑话了。L不当事后诸葛亮的板子却打在了毛主席大力推行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而纲要的规划却是12年的时间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整个否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重新制定10年（）远景计划了。他们是在利用毛主席批评他们的话“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来移赃嫁祸否定毛主席支持的农业发展纲要。　　
社员的积极性的确是由“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但当初阻碍毛主席用“缩小社、队规模”解决高级合作社与高级合作社之间平均主义、用“取消供给制，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原则”解决初级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用“以生产队（初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收入，除上交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解决初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之间平均主义的却正是LD教条主义集团。三南会议开会讨论时，毛主席的主张还能获得多数通过。一但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开，毛主席的主张就被否定。1961年冬天，彭真还跑到了周家庄，准备用周家庄这个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没有搞初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之间平均主义的特例来反对毛主席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吗？前面的《人民公社可以这样办？》一文，不是还把彭真吹嘘了一通吗？　　
讨论之四：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　　
在讨论错误的责任这个问题时，起草委员会上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由彭真掀起的。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这些错误，但即使是这一些错误，当时也无人敢具体指出），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彭真的这个讲话，成了日后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为了给彭真表功，终于把他们当初做的丑事泄露出来了。　　
彭真讲完之后，D婉转地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D的意思很清楚，即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当然，D也谨慎地谈到，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对的。相比之下，还是彭真更勇敢、大胆一些。　　
L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错误的责任，他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L的这番讲话也是意味深长的，无疑，他同意彭真的讲话。（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　　
---在LD教条主义集团的文字走狗邓拓、吴晗、廖沫沙造谣栽赃一年，欺骗了大量的底层老百姓之后。LD教条主义集团的头头们终于开始赤膊上阵了。这段记录真实的再现了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的丑恶嘴脸。彭真栽赃，D则利用毛主席的话“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来证实彭真的栽赃，L则用“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来支持彭真的栽赃。千万不要以为L所说的应该负责的中央是指一线负责的刘邓，刘所说的应该负责的中央实际是指毛主席。目的当然就是要毛主席为LD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大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恶果来承担责任。如果毛主席不承担这个栽赃的责任，那LD教条主义集团则会利用他们在党内高层的多数，强加到毛主席头上。彭真不就赤裸裸的叫嚣，“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吗？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他们不就是栽赃了毛主席三十余年吗？不就是否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否定农业合作化、否定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三十余年吗？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弄清真相。一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能够广泛传播。他们对信息的控制还没有跟上来，这里有一个空档期。过了这个空档期，我们就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信息。今年，他们就已经补上了空档，我原来经常浏览的一些网站，现在就已经被“和谐“掉了，一些关于改革开放前的资料就再也看不到了。二是他们得意忘形了，认为不可逆转了，所以自己给自己表功，就把他们当初的丑事泄露出来了。　　
对于“三五年过渡”，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日到27日，毛主席主持武昌会议，对新四十条《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批评就会明白。　　
“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L却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主席说：“按照L、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89页）　　
对于“食堂”，个人认为这根本就不是造成初级合作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关键因素。关键因素应该是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的粮食供给制。取消了粮食供给制度，即使还搞公共食堂，都不是平均主义。实行粮食供给制度，不搞公共食堂，照样是平均主义。公共食堂最早叫“农忙大食堂”。为什么提倡？很好理解。农忙时节，特别是南方双抢的时候，十几天的时间既要把粮食收割上来，又要整田，还要把新秧苗栽好，农民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一直到太阳落山才回来，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每家每户都回家做饭，很耽误工夫。如果办一个“农忙大食堂”，专门派几个人去煮饭，然后给煮饭的人算工时，其实很合算，也值得推广。这样一个“农忙大食堂”，如果送毛主席批准的话，那毛主席肯定会批准。但如果有人搞了一个平均主义的粮食供给制，要批准过“农忙大食堂”的毛主席来承担提倡粮食供给制的人应承担的责任，则是栽赃。而对于平均主义的粮食供给制，毛主席在1958年11月就提出了批评。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讨论之五：“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　　
21&日，起草委员会继续会议。L首先发言。他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按指《纲要》规定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所要达到的指标）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薄一波接着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D认为，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摘自&&共和国轶事第一卷---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邱石编著　　
陈云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1月25日，L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时，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允许怀疑。在后来公开发表的L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很明显，L对 “三面红旗”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柯庆施充分肯定“三面红旗”。（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　　
在“彭真栽赃，D证实彭真栽赃，L支持彭真栽赃”之后，再接下来的自然就是动摇乃至否定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否定总路线、大跃进（既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用L的话来说就是“‘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FONT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2f年及以前，L主要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农业合作化，结果在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绩面前，节节败退。刘总结了历次“反冒进”失败的教训，发现“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绩不搞垮、不搞没，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反冒进’就不会成功。1957年L开始以极左的面貌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农业合作化，破坏农业合作化。现在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恶果已经造成，大面积、大范围组织农业合作社，全面落实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终于到了可以谈论取不取消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刘、邓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就是一个移赃嫁祸的报告稿。他们把他们自己“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大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歪风，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恶果”的责任向下推卸给地方官员，大反分散主义。向上则是推卸给退居二线的毛主席，“彭真栽赃，D证实彭真栽赃，L支持彭真栽赃”等都是明证，最终目的就是逼使毛主席放弃最后的权力；否定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否定1953年6月毛主席提出的用10到15年时间，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否定大面积、大范围组织农业合作社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大跃进）；否定人民公社。&&　　
大家现在是否已经明白，为什么毛主席看了报告稿一夜未眠了吗？为什么毛主席要把报告稿直接发给大会讨论了吗？为什么毛主席要鼓励大家评论，提意见了吧？　　
图穷匕见的七千人大会(中)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说到，在LD教条主义集团的文字走狗邓拓、吴晗、廖沫沙造谣栽赃一年，欺骗了大量的底层老百姓之后。LD教条主义集团的头头们终于开始赤膊上阵了。刘、邓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就是一个移赃嫁祸的报告稿。他们把他们自己“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大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歪风，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恶果。”的责任向下推卸给地方官员，大反地方分散主义。向上则推卸给退居二线的毛主席，并赤裸裸的叫嚣，“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然后，他们利用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恶果否定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否定1953年6月毛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1958年5月开始落实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大跃进）、否定人民公社。　　
为什么他们敢于如此颠倒黑白，有恃无恐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党中央的绝大部分权力，他们在党内高层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多数席位。而这一切，又是毛主席鼓励放纵L组织班底、培养亲信的结果。因为毛主席为了避免苏联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没能接上班而被赫鲁晓夫纂夺最高领导权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不惜自己退居二线，而让刘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便培养刘的威望来确保刘能够按正常组织程序接班。毛主席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他苦心培养的L就是一个赫鲁晓夫，他们两人的思想理念完全一致，就是马克思主义错误教条“生产力水平决定论”。　　
虽然，毛主席看出了刘、邓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就是一个移赃嫁祸的报告稿，但他在党内高层孤掌难鸣。毛主席只好把报告稿直接发给大会讨论，并且鼓励大家评论，提意见，号召大家把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从效果来看，大会讨论的确达到了毛主席的目的。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就告诉了我们。大会讨论综合意见第六条：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他们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主席和中央这边来。建议八项要求中，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有人说：大家读了《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如同在革命问题上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顾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问题，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大会讨论的现有材料看，持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还相当多。----这充分说明，刘、邓移赃嫁祸的报告稿并没有瞒过七千人大会参会人员中多数人的眼睛。他们认为工作做不好，出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而中央级别的官员大多数却被LD拉拢而支持这个移赃嫁祸的报告稿。　　
新成立的“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这个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说，“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的意见就代表了党内高层的主流意见，如果只是在党内高层进行表决的话，他们就可以利用多数通过的原则通过决议。面对大会的议论纷纷，多数参会人员的强烈反对，“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却多数支持了这个移赃嫁祸的报告稿。虽然也作了一些修改，但没有改变报告稿移赃嫁祸的本质。　　
综合起来看，讨论后的报告稿较前做了如下的修改：　　
一、报告保持了原来的框架结构，三个问题没有变，也就是说原来的报告没有推翻再重新起草。对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来的报告，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与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讲，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修改后的稿子，则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　　
二、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因为一些地方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所以去掉了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如去掉了“分散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闹分散主义的人，……使自己成了目光短浅，市侩习气的政治庸人”等。但是，仍然认为反对分散主义是当时的主要矛盾　　
-----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期望再次落空。“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要承担责任。”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还是通过分散主义打在了他人身上。　　
三、关于指标问题。在起草委员会除了个别同志，大家都吸取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带来的严重教训，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安排生产计划，在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提高质量方面下工夫。对原来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又进行了反复斟酌。如：原来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72年，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修改后的报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去掉了这一提法。实际上是放弃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原来的报告还提到要继续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起草委员会认为“四十条”提出的亩产400、500、800斤的指标太高了，一时很难实现，因此将这一条也拿下了。　　
----移赃嫁祸，否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本质没有改变。　　
四、关于产生三年困难的原因，及所犯错误的性质，在起草委员会内部没有引起全面的讨论，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大。报告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意思：一方面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错误（高指标、高估产、共产风、高速度、权力下放过多等等）所引起的，还有缺少经验等原因；所犯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LD推卸本身责任的的自然灾害说、缺乏经验说得到了坚持。口里说“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后面实际上却把毛主席的经济发展路线否定个精光。总路线否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否定了，人民公社也否定了。　　
大会经过13天、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经过8天的讨论，1月24日，书面报告的第二稿终于完成了。1月25日下午，L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报告第二稿进行讨论表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毛主席没有出席。改好的报告稿毛主席也没有看完。　　
---哪里是没有看完？根本就是毛主席极度的不满意这个移赃嫁祸的报告稿。　　
加会议的人员，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邓颖超、张鼎丞等先后发言。L总结发言时，针对他们移赃嫁祸的报告稿作了解释和说明。　　
“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L提出在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　　
“15年赶上英国”，是毛主席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11月18日，在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宣布：我国今年有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15年后就可以超过英国了。在后面的正式文件中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其中主要说的是钢。　　
------首先说明，“15年赶超英国”是属于工业计划，工业计划不管是完得成还是完不成，都不会造成农业粮食产量的大幅度降低，不会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饿死人的恶果，当然更加不能用他来否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工业产品产量15年赶不上英国，那就更长一点时间赶上去，这个时间并没有限定死。20年赶上了那就20年、25年赶上了那就25年。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一线实际负责中央工作的LD在实施具体计划的时候，歪曲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先将“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降为10年，再降为7年，最后竟然降为2至3年。实际过程：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毛主席提出：5年内钢产量由520万吨钢，增长为1000万吨；58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由624.8万吨，提高到700万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将5年内钢产量提高到3000万吨（毛主席规划5年增长480万吨，现在则被他们提高为2480万吨，足足翻了5倍）；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将1958年钢产量，定为800～850万吨；会后各大协作区的上报数字，1959年钢产量可达3000万吨，预计1962年，钢产量可达万吨以上（毛主席规划5年增长480万吨，到现在则被他们提高为7480万吨-8480万吨，足足翻了15倍）。最后，成笑话了，完不成了。然后，又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提出质疑。“经过算帐”，结论是10到15年内，我们很难赶上英国，更谈不上超过英国的问题。最后把责任推到了毛主席提倡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更加可气的是，有人考证，七十年代初，中国的钢产量真的超过了英国。这年恰恰是在毛主席“15年赶上英国”的规划之内。　　
这是标准的移赃嫁祸行为，先歪曲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再否定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最后就是打毛主席的板子，否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际上就是要毛主席为LD搞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歪风，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恶果承担责任。对于LD给毛主席的栽赃，我们只要重温一下1958年11月，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就会明白。　　
<FONT color=#2f日，毛主席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11月23日，毛主席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毛主席还说：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毛主席不辛言中，现在算账了，板子全部打在了毛主席身上。　　
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L提出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　　
L说：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四、五、八①，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从制定到正式公布实施，先后用了4年多的时间，充分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1955年11月，毛泽东先后同14个省的省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量了一个“十七条”。1956年1月，毛泽东又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意见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一个《纲要》（草案）初稿，然后向全国多达1375人的各界人士征求意见。1月23日，拿到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月25日，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然后下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后，于1957年9月又将这个《纲要》拿到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讨论，会议对这个纲要（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产生了《纲要》（修正草案），然后再次提交农民和全国人民征求意见。1958年初，在《纲要》（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于1958年5月拿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予以基本通过，再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行情况作必要的修改。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最终讨论通过了《纲要》（修正草案），开始以正式文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向全国公布。从制定到实施，无疑是反复征求了意见，并通过4年的试行才正式通过实施。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大跃进就是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否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大跃进。　　
L否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理由竟然是“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此理由纯属放屁。一是这个400斤、500斤、800斤说的是地区的土地每亩平均年产量，有达到的、有超过的、也有没有达到的，只要平均起来达到就行，本来就没有要求所有土地都要达到。二是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L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二届第15号）公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明规定了“&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土地都要达到400斤、500斤、800斤。　　
看看L否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理由，再看看LD教条主义集团搞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粮食总产量规划“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再看看“1958年9月，L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对公社党委书记说的话：“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吗？”&再看看，1958年5月下旬，全面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行动开始展开之后，宣传部做的好事。宣传部长为陆定一。距离五月下旬，一个月时间亩产量就由800斤吹到了4000斤。二个月时间亩产量就吹到了一万斤。三个月时间亩产量就吹到了三万斤。四个月时间亩产量就吹到了六万斤。相信一切尽在不言中。　　
前面还在说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这里却把毛主席经济发展路线的关键之举《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否定了。否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那落实纲要建立的农业合作社自然也就否定了。失去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总路线自然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三、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问题，L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一大二公”的提法也是毛泽东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公有制是富裕的根源，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既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全国很快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1958年下半年全国的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下子合并为2万多个人民公社。虽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毛泽东认为有问题是正常的，只要改了就好了。他针对国内外对公社的批评，曾“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然而，凭着美好理想构建出来的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虽然大家想千方百计的坚持下去，但在中国农村很快就遭遇到严重挫折。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是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带来的后果，不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兴旺发达的景象没有露出任何端倪，相反，各项农作物严重减产，引发了巨大的粮食危机。（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　　
---由于“一大二公”问题的栽赃过程复杂一点，所以多摘录了一些，方便大家看得清楚。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大”的问题。　　
“大”与“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乡在一个村面前，可以称之为大，但在一个县面前则只能称之为小，在一个省面前那连“小”都没有办法称了。那毛主席所说的“大”是相对于什么东西来比较，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来说的呢？　　
早在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毛主席对中共江苏省新海连市委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１日报送的《新海连市朝阳乡朝阳大社的发展与巩固》的材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该文介绍了朝阳乡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小社发展到大社的经验。最后办成了一个拥有５７８户的大社。这在当时普遍只有二、三十户的农业合作社中，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毛主席对其大加赞扬，不仅将原题改为《大社的优越性》这样一个醒目的标题，还写下如下按语：“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二条：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余地区，则要求在1956年，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以作榜样，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所说“大社的优越性”实际上相对于二、三十户的初级社来说的。二、三十户的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至于合并到多大才能称之为大社呢？100户以上的合作社就可以称之为大社了。这是大社的最低起点。大社的最高点在哪呢？没说。只是在行政规划上有个大概估计。可以一个乡组成一个大社（最大规模，数量少）；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地以几个乡组成一个大社；但更多的地方是一个乡组成好几个大社（正常规模，数量多）。　　
这种认识，我们还可以从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成都会议通过，同年四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中得出。“在小社合并为大社以后，每一个乡领导几个农业合作社是适宜的。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地合并成大乡。”　　
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成都会议通过，同年四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一）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二）小社合并为大社，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2、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3、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　　&& 4、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 　　
（三）为了便于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为了在乡的范围内发展各种小型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在小社合并为大社以后，每一个乡领导几个农业合作社是适宜的。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地合并成大乡。　　
（四）农业合作社的合并必须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需要合并而不合并是不适当的，不需要合并而合并，或者合并得过早过大，也是不适当的。因此，各地农业社是否合并，合并的规模多大，以及进行并社工作的时间和步骤，应当完全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自行考虑和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从《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大社规模的规划实际上是比1955年9月《大社的优越性》批阅时还缩小了。以前，一个乡可以组成一个大社，现在则不说了。说的是每一个乡领导几个农业合作社是适宜的。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地合并成大乡。合并之后的大乡还是要领导几个大社。大家要记住的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面没有发展人民公社的规划，只有发展高级社的规划。毛主席说的“大社优越性“、“并大社”，这里所说的大社都是指高级农业合作社。而后来毛主席之所以支持人民公社的叫法，是因为合作社要工业、农业、商业全面发展，如果还叫农业合作社就不合适。而LD教条主义集团在无法阻挡《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落实，无法阻挡二、三十户的小社（初级合作社）合并为100户以上大社（高级农业合作社）之后，迅速的改变策略，大搞行左实右，开始用极端的方法来反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落实。这时候离成都会议才22天，离四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的小社并大社才四天而已。　　
４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福建省闽侯县“联乡并社发展生产”的消息。报道说，为了解决一乡一社小单位的人力物力与农业大跃进不相适应的新矛盾，该县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将城门、下洋、龙江等乡合为一个大乡，把２３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１个社。“在大规模的农村技术改造运动中，对各项大的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全面合作，提倡社与社之间互相协作、互相支援。并且由驻各乡的县、区干部等组成联合工作组，指挥各社的技术改革运动和当前生产活动。”《人民日报》还用《编辑的话》的形式，将《意见》中的主要观点公开发表。随即，各地迅速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浪潮。　　
邓拓控制的《人民日报》在推动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就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小社并大社，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就是把二、三十户人少地少资金少的初级社最大并成“一乡一社”人多地多资金多的大社，一般的话合并成“一乡几社” 人多地多资金多的大社。《人民日报》利用基层的工作热情搞出来的“联乡并社发展生产”来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将其篡改为“一乡一社“的小社合并为“几乡一社”的大社，而“一乡一社”其实就已经是毛主席所说的大社了，而且是数量少规模最大的大社，数量最多的大社应该是“一乡几社”的大社。在《人民日报》的错误舆论导向下，LD的蓄意推动下，社越并越大。等到半年之后的1958年10月，毛主席觉得情况不对头派吴冷西、田家英去做调查时才发现，合作社已经由“一乡几社”发展到了“一县一社”。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干预，到后来发展到“一地区一社”也是有可能。粮食产量邓拓控制的《人民日报》不就由800斤吹嘘放大10倍到了1万斤，再吹嘘放大100倍到了环江县的13万斤吗？大社的规模由“一乡一社”（最高规模）吹嘘放大10倍到“一县一社”，再吹嘘放大100倍到“一地区一社”。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再说“公”的问题。　　
前面《教条主义集团的阳谋》一文中已经分析了合作社管理制度的变化。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统一分配。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是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搞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度。这种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只适用于几十户人家的合作，100户以上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就由于种种原因而组建不起来。毛主席的理由是几十户人家的初级农业合作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个人认为，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这种几十户人家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仍然摆脱不了看天吃饭的局面。要想合作社摆脱看天吃饭的局面，只有修建农田水利设施。只有依靠农田水利设施，才能旱涝保收，农田稳产高产，才能促使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而要想修建农田水利设施，依靠人少地少资金少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初级社是修建不起来的。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集体所有制的人多地多资金多的大社才能修建起来。　　
正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使合作社由土地股份合作制转向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将随着农业机械的运用，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增长。全民所有制也将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什么时候，可以有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呢？个人认为，只要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占全部社员的比例下降到10%--20%，就可以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了。这里用全民所有制的概念并不是很准确，应该用土地社员共同平等占有制更加准确些。集体所有制与土地社员共同平等占有制的区别就在于，集体所有制下的社员必须参加集体劳动才能获得收入分配，不参加集体劳动就不能获得收入分配，当然受照顾的老弱病残是特殊情况。土地社员共同平等占有制下的社员不需要参加集体劳动也能获得收入分配。参加集体劳动社员所获得的报酬是他的额外收入。如果一个合作社有80%的社员不需要参加集体劳动依靠收入分配能够衣食无忧的话，那就很容易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占全部社员的比例由100%下降到10%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准备过渡的过程。毛主席将这个过程称之为“集体所有制包含的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也就是公有制成分）逐渐发展壮大，到完全取代集体所有制实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　　
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高级社当然比土地股份合作制下的初级社更要社会主义。毛主席的判断并没有问题。　　
&相对于二、三十户人家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毛主席所说的“一大二公”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于刘“形左实右”的极端做法。你宣扬“大社的优越性”，他就把你规划的“一乡几社”的大社实践到“一县一社”的大社上去了。你宣扬“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高级社要比土地股份合作制下的初级社更要社会主义”，他就把你规划的“更要社会主义”实践到“更要共产主义”上去了。实践中出问题。他不检讨他的“一县一社”，不检讨他的“更要共产主义”，他一棒子就打在了毛主席宣扬的“一乡几社”、“更要社会主义”上面。　　
LD教条主义集团之所以抓住“毛主席相对于二、三十户人家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所说的一大二公”不放，实际上就是要毛主席为LD教条主义集团“把社会主义社会下的集体所有制混同于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全民所有制，把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混同于商品极大丰富下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大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制度，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承担责任。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这一段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然而，凭着美好理想构建出来的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虽然大家想千方百计的坚持下去，但在中国农村很快就遭遇到严重挫折。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是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带来的后果，不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兴旺发达的景象没有露出任何端倪，相反，各项农作物严重减产，引发了巨大的粮食危机。危机的爆发，警示了毛泽东，他一面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　　
----这段话特别无耻，因为“一切财产公有化，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实行供给制”并不是毛主席设想的人民公社的内容,而是用来反对毛主席设想人民公社的内容。张素华在这里张冠李戴，无非就是继续栽脏人民公社，好让毛主席为LD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大搞五股歪风制造的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恶果承担责任。而且这个批评发生在1958年11月，也就是危机爆发前。见之于毛主席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而在那时，还没有巨大的粮食危机。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应该出现在1959年10月以后。1959年10月以前，老百姓吃的是58年生产的粮吃。将毛主席对“共产风”、“平调风”的批评转移到爆发粮食危机，大面积饿死人之后，自然就是为了隐瞒大面积饿死人正是LD教条主义集团抵制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大搞五股歪风的结果。而且，还要象猪八戒一样倒打一杷，将责任推卸到毛主席身上。　　
对于“在合作化过程中，搞的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的栽脏，毛主席１９５９年３月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就可以推翻。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3月5日再次发言：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见之于《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对于“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的栽脏，毛主席在1958年11月就提出了批评。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证据来推翻LD的栽脏。这就是经过毛主席的再次纠偏之后，人民公社有长达二十年的实践。在这二十年中，人民公社这个合作社相对于二、三十户人家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来说，照样是“一大二公”。此时，却没有一切财产公有化，没有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没有供给制，没有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没有粮食危机，至于饿死人的现象更是闻所未闻。　　
图穷匕见的七千人大会(下)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说到，1月25日下午，L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总结发言时，通过“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提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提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不提了，将LD教条主义集团抵制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蓄意扰乱合作社管理制度，大搞“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歪风全部推到毛主席头上，从而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责任全部栽赃到毛主席头上，进而否定了1953年6月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总路线、否定了1958年5月开始全面落实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大跃进）、否定了人民公社。　　
　1月27日　，是七千人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大会先下发了修改过后的移赃嫁祸的报告稿。下午2时，由L代表中央作报告。无非是老调重弹了经济方面相当困难，农业减产了，而且减产的数量相当大。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人祸”是怎么发生的呢？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有了LD教条主义集团文字走狗邓拓、吴晗、廖沫沙一年多的造谣栽赃。有了报告稿修改过程中“彭真栽赃，D证实栽赃，L支持栽赃”的活动，有了移赃嫁祸的书面报告，有了　1月25日　下午L栽赃的讲话，这位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领导同志当然就指向了毛主席。直到今天，不是还有人说毛主席不事实求是，骄傲自满，饿死三千万老百姓吗？最后当然就是引导大家提出疑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要不要取消呢？　　
下午5时L讲话结束。毛主席未加任何评论，讲了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　　
L也是千算万算，利用掌握经济工作的大权，歪曲了毛主席经济战略，蓄意扰乱了国家正常经济发展计划，大搞五股歪风，终于造成了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恶果，然后利用自己多年来培养的政治势力将责任栽赃到毛主席头上，找到了否定毛主席经济发展路线（即总路线、《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人民公社）的借口。就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这个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就是林彪。林彪是谁啊？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之一、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十大元帅当中，其名次仅次于朱德、彭德怀，排在第三位。他还兼任国防部长，负责军队工作。不但在党内地位高，在军内也享有极高的威望。大会上，在座的不少官员都曾是他的属下。LD移赃嫁祸的报告受到了林彪迎头痛击。　　
<FONT style="FONT-SIZE: 16px" color=#2f日　上午，是七千人大会开幕十九天以来的第二次全体大会，由林彪讲话。本来，林彪并不负责经济工作，他只需要讲他负责的军事工作就可以了。但在听完L移赃嫁祸的讲话之后，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给L以迎头痛击。　　
首先他对会上议论较多的热点“三面红旗”问题，十分坚决地、充分地予以肯定。　　
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并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论述。　　
他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接着，林彪对L移赃嫁祸的毛主席责任问题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们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了“左”的干扰。。。。。。。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的论点“我们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了“左”的干扰”，肯定有大量的实例作为论据来加以论证。然而，即使过了四十八年，LD教条主义集团仍然不敢把林彪的讲话全文公开，关键的地方都给省略了，隐瞒了。不省略，不隐瞒，他们就无法给毛主席栽赃。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林彪讲话一针见血。毛主席规划5年增长480万吨钢铁，他们则提高为2480万吨钢铁，翻了5倍。毛主席规划“粮食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他们则浮夸为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比初级社更要社会主义，他们则实践到“共产主义”上去了，大搞一平二调。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的讲话，完全推翻了LD教条主义集团的移赃嫁祸“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恶果，是全党实践毛主席盲目跃进的超高速发展战略和空想的社会目标的结果”，指出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大面积饿死的严重恶果，是有人蓄意从“左”的方面理解贯彻毛主席的主张和思想的结果”，就差直接点刘、邓的大名了。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的作者张素华，不能从事实方面批判林彪的讲话，只好给林彪戴帽子、打棍子进行人身攻击。说林彪已蜕变为不讲原则而攻于心计之人。他现在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尽快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使国家繁荣富强，而是想办法要抓住和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钻研的是“登龙术”。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