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看中国崛起：乐观，还是悲观_人民时政_人民论坛网
西方学界看中国崛起：乐观，还是悲观
核心提示：
西方现实主义者关注国家间权力平衡，相信零和规则和战争不可避免，不认为中国会和平崛起。自由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对中国崛起有着更乐观看法。但是不能简单把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分析贴上“亲华”或“反华”标签，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自己理论服务，为自己国家利益服务。
【摘要】西方现实主义者关注国家间权力平衡，相信零和规则和战争不可避免，不认为中国会和平崛起。自由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对中国崛起有着更乐观看法。但是不能简单把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分析贴上&亲华&或&反华&标签，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自己理论服务，为自己国家利益服务。
【关键词】中国& 美国& 西方学者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美国人有句笑话：在后院挖个坑，一直挖下去就能到中国。这句话，虽然地理上大谬，却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遥远感。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日本为首，区域&四小龙&&四小虎&跟进，亚洲工业化进程加速、经济勃发。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更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太平洋世纪已是现实，亚洲和中国的影响就在眼前，对中国这个东方新巨人的研究攸关西方的未来。
本文试从历史和理论这两个坐标轴出发，以美国为主，小议西方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地位和视角的演变。从中国和亚洲的兴衰起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看东方的变与不变。
历史轴上的中国研究：中日的核心之争
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传统上归于&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领域。二战后直至上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西方的东亚研究一直更侧重于日本。探其缘由，既有冷战下东西方同盟架构的价值影响，亦有日本经济腾飞的硬道理。而中国与西方价值观相左、经济隔绝、人员往来稀少。无论从利益联系还是从研究难度上，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日本显然都比中国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随着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打开国门，西方的中国研究（Sinology）开始回暖。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显著增速，而日本则开始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西方东亚研究中的中日侧重开始发生变化。1999年笔者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项目，当年一名英国学者杰拉尔德&赛格尔（Gerald Segal）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重要吗？》（Does China Matter?）的文章。赛格尔在文中表示，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被严重夸大，其实际重要性不过为一个二流区域性国家，与土耳其、墨西哥、巴西类似。
该文的发表，一时在西方学者中引起了&中国到底有多重要&的讨论。很遗憾，赛格尔本人在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辞世。这篇引起东亚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论争的文章，不仅成了他本人的绝笔，亦为&中国重不重要&这个话题划上了句号。十七年后的今天，很难想象西方任何一家权威性的时事杂志还会开展一场类似的激辩。今天，学者们的关注不再围绕中国是否重要&&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已经被广泛接受为既成事实和研究的前提。今日中国研究的重点，不是what（什么），而是how（怎样），即中国在如何发挥其影响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东亚研究中的份量，学者们正在从how倒退到what，即讨论相对衰落的日本还留有多少影响力。
换句话说，学者们一直在用what和how这两极，衡量国家的重要性。中日在这两极的位置转变引人深思。从质疑中国的重要性到质疑日本的重要性&&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中日两国在世界中的力量转变。 再以去年美国高等院校对东亚研究专家的招聘数据看，大多数都标明倾向于中国研究，明确表示招聘日本研究专家的机构几近消失。人们常说大学是象牙塔，但事实上，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于现实。
[责任编辑：谭峰]世界真的误解了中国崛起？
来源：商业见地网
　　崛起的中国在聚焦全世界目光的同时也引发的国际社会的争议。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哪些误解？
　　近年来，中国国力发展迅速，经济实力稳中有升，国际形象开始重塑，中国外交也一改被动作风，新战略更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崛起的中国在聚焦全世界目光的同时也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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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社会的争议。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哪些误解？
　　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国际政治现实。这是一个让欧美难以理解且不愿接受的现实，因为中国的崛起有着诸多“居然”：
　　中国居然能把资本主义活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为一体；2025年前后，并非最发达经济体的中国居然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居然能在西方认为“非正统”的道路上另辟蹊径，避开西方霸权；
　　中国居然能把多元民主、分权制衡、自由选举等欧美奉为圭臬的原则淡化，推行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中国居然能包容矛盾、调和阴阳，既保持中央集权又激发地方活力，在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严重、分配不公、腐败嚣张、生态恶化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和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指出，中国已坐上世界经济头把交椅，依据是世界银行等机构发布的统计报告，按照购买力评价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应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他认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形成。
　　欧美习惯站在民主、人权的制高点俯视中国，其结果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欧美看来，多元民主不仅是至上的政治伦理，也是发展进步的前提条件。
　　然而，欧盟、印度、拉美和非洲的负面经验不仅使这一理念大大丧失了说服力，还从反面证明这一理念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
　　中国的崛起为欧美认识民主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即不能简单地认为对民主的态度非黑即白，而应综合考虑历史、人类学、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
　　欧美有必要承认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运作中发挥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够正确处理在民主、发展等观念上同中国的分歧。谨慎务实、互相尊重和坦诚对话才是目前居主导地位的欧美和崛起的中国相互接纳、开展合作的前提。
　　中国的崛起打破了欧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权和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冲淡了欧美成熟社会模式的示范效果。面对中国崛起，欧洲至少应该认识到：由于人口减少，加上近一轮金融危机雪上加霜，欧洲可能会迎来相对的经济和战略衰落。
　　尽管欧美社会生活水平很高，但正在经历严峻的危机，财富分配的均衡程度远不如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前，经济精英们远离公益事业，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很难改变现状。
　　金融危机也损坏了欧美治理模式的信誉，华盛顿共识的魅力大为逊色。货币多中心主义、贸易双边主义和美国的治外法权与建立可预测、公平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愿景格格不入。
　　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正侵蚀着欧美民主的基础，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各国政府被动应付，政治家们在全球化和超金融化浪潮下无所作为。跨国公司和全球金融市场扰乱了各国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环境政策和劳动力政策。金融危机产生的巨额债务和严重失业、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卷土重来的贫困正冲击着短期主义的政治制度。
　　简言之，欧美社会模式面临着存在危机，这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规划等一系列重大新举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战略走向愈加敏感。
　　这种敏感部分来源于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对很多国家来说，现行国际秩序的运作方式是已知的，具有可预期的稳定性，而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今年1月，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打算加入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上个月英国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促使其他欧洲和西方盟友争先恐后地提交加入申请。
　　4月15日，美国的多数盟友都已申请加入该行， 经原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瑞典、以色列、南非、阿塞拜疆、冰岛、葡萄牙、波兰正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全部确定为57个，这让美国颇感孤立和举步维艰，就连美国高官也将此事形容为北京方面一个令人惊叹的外交胜利。
　　中国这个全球购买力最大的经济体，正从过去那种由信贷助推、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转向更可持续的未来。突显出地缘政治实力重心正在以经济方式向东方转移。
　　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中方愿意与各国一道，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 中国在发起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后，中国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承诺保持不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会同日本和美国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并行推动亚洲发展”。
　　自亚投行倡议获多国热捧之后，美国学界近期关于中国的讨论显著升温，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美国拒绝加入的做法，并进一步热议美国应如何消化中国带来的“长期挑战”。
　　此间学者认为，两国开战“并非不可避免”，中国崛起本身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去应对的“长期局面”。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阿利森援引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的言论发表看法，“现在不是冷战时代，当年前苏联与美国争夺全球霸主地位，但今天的中国纯粹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
　　他认为，从长远看中国和美国开战“并非不可避免”，但解决两国关系面临的挑战同样需要多年努力。虽然目前还没找到解决方案，但阿里森断定，拥有5000年文明史和13亿人口的中国的崛起本身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去应对的“长期局面”。
　　他告诉美国议员，对中美两国相对实力构成更大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的发展，而是美国在“撕裂自己”。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在中国敏捷地解决自身面临艰巨任务的同时，美国却陷入一种“功能失调”的新常态。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16日发表的声明中称：“应由美国来制定全球贸易和经济政策，而非中国。”对于TPP实际上就是对华包围网一事毫不掩饰，以向反对意见根深蒂固的美国国会寻求支持。
　　对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奥巴马政府来说，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巨大自由贸易区的TPP将成为试金石。TPP不是单纯的贸易协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就其重要性表示“堪比一艘新的航空母舰”。
　　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一直是美国社会关注的问题，但随着近期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倡议受到多国热捧，加之美国所重视的TPP(跨伙伴关系协定)迟迟未能“瓜熟蒂落”，这一话题显著升温。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当天向议员呼吁，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能力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一个全面的亚太战略，“不仅通过TPP很重要，通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也很重要”，这都有利于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所以议员们要行动起来。
　　有分析人士认为，正是由于美国迟迟不批准IMF改革方案，才在某种程度上“倒逼”了亚投行的产生。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近日撰文称，奥巴马政府一直鼓吹贸易的优势，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匮乏是比关税更为严重的阻碍，亚投行能给地区其他国家带来好处，美国抵制亚投行与本国在亚太的经济政策重点相悖，这似乎是美国对其全球影响力的“不安全感”压倒其口头表态的又一表现。
　　斯蒂格利茨提醒，美国反对亚投行并非史无前例，1990年代末美国成功打压日本提出的“新宫泽构想”，这是一个旨在帮助东亚国家度过危机的800亿美元计划，当时美国未提供替代性资金方案，但就是不愿霸权旁落。
　　“在一个日渐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依然愿意停留在"G1"(一国独大)状态。”斯蒂格利茨说。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周方银看来，中国崛起给世界秩序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实际上并不多。例如，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并不会在现有的世界秩序集合中增添新的类型。“中国崛起不会对世界秩序产生太大冲击，它不过是一个较为温和的大国上升为一流大国的过程。”
　　事实上，只要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中国选择了正面地、积极地参与国际制度构建。门洪华表示，邓小平在1985年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将时代的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中国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李彬表示，从安全领域观察中国是否开始争夺世界霸权的指标有两条，一是看中国是否开始追求与美国相同数量的核武器，二是看中国是否向别国提供核保护伞。“中国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做，说明中国并没有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想法。”
　　现有国际秩序有提供公共产品的一面，但在深层次上也有霸权主义的一面。中国主张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必要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要把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推倒重来，而是希望为其提供一种补充和修正的可能性―用开放包容性去消解现有国际秩序的强制性，以渐进民主和平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沈大伟曾指出，当仔细衡量中国的能力时，它们并不非常强大。很多指标仅是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质量上并非如此。沈大伟甚至说，“中国可能是一只21世纪的纸老虎。”
　　可以从中国的军事能力、文化存在、国际外交、经济实力和国内因素，这五个方面逐一审视中国的全球地位。
　　中国的军事能力是其作为一个不完全大国的一方面。但在沈大伟看来，中国只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区域性大国，而绝非一个全球性大国。
　　中国尚不具备向亚洲邻国以外的地区投放军力的能力，即便在亚洲地区，其军力投放能力仍非常有限。目前，根本无法确定中国能否在周边500海里内（如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争端中）投放军力，以及能否在冲突中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而获胜。自1979年以来中国没有打过仗，现在中国的军队还未经受过战争的考验。
　　另外尽管中国海军发展迅速，但很多专家认为，中国还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有能力保障近运线的安全，目前仍然要依赖美国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等咽喉要道的安全。
　　与中国更近的南海也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地区军事专家理查德?比青格说，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加强控制的几个岛礁也不足以建设一个重要的离岸军事基地。
　　比青格说，100多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维护和培养其战略网络，而中国海军才进行了大约15年。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赶上美国。
　　从硬实力转向软实力，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文化大国崛起效果如何？答案是，并不好。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认为，中国生产的大量的廉价日用品在全世界流通。中国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也给其他的国家造成了一定的恐慌。从用的层面、从经济的层面，中国的确改变了世界。但中国模式目前很难推销和改变世界。
　　“你是否具有这样的国际影响力，你是否能够在软实力上征服世界，不是自己说了算，是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这才是软实力的标准。”刘瑜表示，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中国有这样的软实力，中国改变世界的能力和程度还不足。
　　从形式上看，中国外交的确已走向全球。尽管与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且北京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在外交活动领域，中国仅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表现出一个世界主要大国的特征。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20国集团及其他全球重要机构的成员，以及所有重大国际峰会的参与者。
　　另一方面，中国官员在这些场合和大量全球挑战问题上仍表现得非常消极和被动。中国并不是领导者。它未能重塑国际外交，推动其他国家的政策，促成国际共识、组建联盟并解决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情况又如何？这是大家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和领导者的一个方面―但中国的影响力比预想的要弱。就像其他方面一样，它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质量上很弱。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其出口的通常是低端消费品；其产品的国际认知度极低；它仅有一小部分跨国公司在海外成功运营。
　　衡量中国国内实力的其他标准还显示其在全球排名并不高且不够正面。2014年，美国自由之家就各国新闻自由的程度进行排名，中国在197个国家中排名183位。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一直对中国在政治稳定与控制腐败、政府效率、管理质量、法治程度和问责制方面的评级偏低。
　　“这是当今中国的概貌。再过10年或20年，中国的全球地位或许在各方面都会大幅提高，可能会在与美国类似的全球基础上进行运转，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国。”沈大伟称。
　　事实上，中国发展的道路有明显的中国风格，也深深植根于东方文化的土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今中国外交的理念也秉承千年之前的先贤之训。
　　评论人士毅鸥认为，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些国家一方面心有不甘，宣称中国必须勇于承担大国责任，而当中国真正与小伙伴们做大蛋糕、分享蛋糕，承担更大的国际担当之时，又忙不迭地耍小聪明，搞小动作，羡慕嫉妒恨的情绪溢于言表，这分明是既想捧杀，又要棒杀的节奏。
　　中国的道路，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它深深植根于东方文化这片土壤，从世界观、价值观到体制制度，从经济发展方式到社会治理模式，都带有深厚的中国烙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如今中国经济、外交、社会等多方面的成就都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是成功的。
　　近些年来，中国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势在必行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崛起是一种“威胁”，中国不是可怕的“牛魔王”，虽然是“大块头”，却绝不会欺压弱小、不安于乡邻，反而会给国际社会注入新鲜的活力和强劲的动力。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以及亚投行的建立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到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是在把“一带一路”旨在与邻国实现共同增长的经济体系这一构想逐步变成现实，与周边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一如王毅外长所说，“一带一路”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
　　由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也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属于全体成员国，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增至46个，在全球化4.0时代，亚投行的兼容并包不仅惠及周边小伙伴，甚至吸引了包括英、法、德、以色列等国在内的欧洲大国和传统盟国.
　　“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中国今后会单方面稀释自己的股份”，这显然是对中国一向坚持倡导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最好的认可，更是中国以自身的稳健进步，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为全球治理，贡献着自己的正能量的最佳说明。
　　那么，世界为什么害怕中国崛起？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人家会拿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范例作为先例；第二会拿苏联作为观察中国的参照数；第三，中国的崛起是差不多14亿人的崛起。
　　所以，中国现在在全球的格局中是很尴尬的。老大每天盯着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着你。而中国的烦恼主要是因为二把手太难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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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F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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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实主义者关注国家间权力平衡，相信零和规则和战争不可避免，不认为中国会和平崛起。自由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对中国崛起有着更乐观看法。但是不能简单把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分析贴上“亲华”或“反华”标签，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自己理论服务，为自己国家利益服务。
原标题：西方学界看中国崛起：乐观，还是悲观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
美国人有句笑话：在后院挖个坑，一直挖下去就能到中国。这句话，虽然地理上大谬，却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遥远感。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日本为首，区域&四小龙&&四小虎&跟进，亚洲工业化进程加速、经济勃发。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更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太平洋世纪已是现实，亚洲和中国的影响就在眼前，对中国这个东方新巨人的研究攸关西方的未来。
本文试从历史和理论这两个坐标轴出发，以美国为主，小议西方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地位和视角的演变。从中国和亚洲的兴衰起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看东方的变与不变。
历史轴上的中国研究：中日的核心之争
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传统上归于&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领域。二战后直至上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西方的东亚研究一直更侧重于日本。探其缘由，既有冷战下东西方同盟架构的价值影响，亦有日本经济腾飞的硬道理。而中国与西方价值观相左、经济隔绝、人员往来稀少。无论从利益联系还是从研究难度上，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日本显然都比中国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随着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打开国门，西方的中国研究（Sinology）开始回暖。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显著增速，而日本则开始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西方东亚研究中的中日侧重开始发生变化。1999年笔者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项目，当年一名英国学者杰拉尔德&赛格尔（Gerald Segal）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重要吗？》（Does China Matter?）的文章。赛格尔在文中表示，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被严重夸大，其实际重要性不过为一个二流区域性国家，与土耳其、墨西哥、巴西类似。
该文的发表，一时在西方学者中引起了&中国到底有多重要&的讨论。很遗憾，赛格尔本人在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辞世。这篇引起东亚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论争的文章，不仅成了他本人的绝笔，亦为&中国重不重要&这个话题划上了句号。十七年后的今天，很难想象西方任何一家权威性的时事杂志还会开展一场类似的激辩。今天，学者们的关注不再围绕中国是否重要&&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已经被广泛接受为既成事实和研究的前提。今日中国研究的重点，不是what（什么），而是how（怎样），即中国在如何发挥其影响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东亚研究中的份量，学者们正在从how倒退到what，即讨论相对衰落的日本还留有多少影响力。
换句话说，学者们一直在用what和how这两极，衡量国家的重要性。中日在这两极的位置转变引人深思。从质疑中国的重要性到质疑日本的重要性&&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中日两国在世界中的力量转变。 再以去年美国高等院校对东亚研究专家的招聘数据看，大多数都标明倾向于中国研究，明确表示招聘日本研究专家的机构几近消失。人们常说大学是象牙塔，但事实上，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于现实。
西方媒体的观点不能代表西方学界对中国的态度
谈罢中国在西方东亚研究中显著提升的重要性，再以政治学为例，谈谈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误区，即国内对于西方学界和媒体评论界的混淆。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在报道西方炒作&中国崩溃论&这个话题时，章家敦（Gordon Chang）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国内的媒体报道中，其2001年出版的书籍《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更是被某些国内媒体看作西方对华敌对学者的代表作。
章家敦的观点暂且不论，但把其称为学者则是国内某些媒体和观察家们对西方中国研究的误读。章和与其类似的人物并不是学者，更不能代表学界。不错，他们确实是一些评论节目的常客。在英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形容这些对在媒体抛头露面乐此不疲的人物：pundit。这个词本是中性，带有专家、评论员的意思，但近年来越来越带有&喋喋不休&的负面色彩，并派生了一个更形象和说法：talking head（会说话的脑袋）。而频频邀请他们的媒体，说到底并不是因为其深度，而是这些&会说话的脑袋们&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耸人听闻的观点，比冷静的分析，更能推动收视率。
有意思的是，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接受华语媒体采访时特别指出，别把他和章家敦划等号。做学术需要的是冷静与耐心。西方的学者，当然会为媒体提供分析，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以理论和数据为基石，著书立说并为政府提供缜密的政策报告。从这个角度讲，很难想象一个痴迷于镁光灯的学者，会成为学术大家。笔者在此提出西方学界和媒体评论界的区别，也是为了给国内追踪国际视点的相关人士提个醒：如果真想了解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成果，需要打开的不是CNN或福克斯电视台，而是学术杂志和大学出版社的书籍。
[责任编辑：王卓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