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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世伦：《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19。
[]&&洪逊欣：《法理学》，1986年台湾版，页104。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中译版，页103。
[]&&同上注，页77。
[]&&参见葛洪义：“实证法学和价值法学的协调与我国法学研究”，《法学》1987年第5期。
[]&&此处受苏力的启发。苏力把“社科法学”作了细致的区分，他说，强调人文传统的社科法学比较关注大写的真（Truth），强调社会科学的社科法学比较关注小写的真（truths）。苏力：《也许正在发生》，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18。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见前注[10]，页113。
[]&&陈爱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与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奠基人”，载许章润《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6。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0。
[]&&英国法学家梅因曾著文评价奥斯汀的规范法学，他虽然以批评为主，但也看到规范法学的优点：第一，对于语言分析的贡献，梅因说，“赋予法学理论严格而一贯的术语”；第二，使思考明确；第三，梅因认为奥斯汀的规范法学的方法是根据严密的科学手续来建设法学体系。H．Maine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l-tions（London 1975），转引自林文雄：《法实证主义》（第五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
[]&&拉伦茨，见前注[14]，页112。
[]&&拉伦茨，见前注[14]，页124。
[]&&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见前注[10]，页131。
[]&&（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7。
[]&&福蒂斯丘在其《英国法礼赞》中借虚拟的大法官之口劝告国王不要充当职业法官，不要取代法官和律师的专业化工作，他说因为“我很清楚，您的理解力飞快如电，您的才华超群绝伦，但是，要在法律方面成为专家，一个法官需要花二十年的时光来研究，才能勉强胜任。”（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页33。
[]&&原文应为anificial reason，季卫东把它译为“技术理性”似乎更贴切些。季卫东：“法律职业的定位”，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00。
[]&&考文，见前注[27]，页35。
[]&&拉伦茨，见前注[14]，页80。
[]&&拉伦茨，见前注[14]，页81。
[]&&（德）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页233。
[]&&依我国教科书的通说，法学属于社会科学。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学是人文科学。比如当我们讨论法律的价值问题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人文科学的话题。西方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法学属人文科学，比如科殷，参见其《法哲学》，同上注，页233。
[]&&科殷，见前注[32]。
[]&&有的学者从法律职业所居的中产阶级的安逸地位来说明它们的保守性。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说法国的法律职业吸引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雄心勃勃的不愿意冒商业生涯的竞争风险的人。（德）K·茨威格特等：《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231。
[]&&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曾有过类似的观点。西塞罗的《论法律》第3章第122节：“官员只是说话的法律。”科克爵士在卡尔文案件中说：“法官是说话的法律。”18世纪有句法律格言说“国王只不过是执行中的法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在美国，大法官马歇尔重述了这番话，他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不能随意行事。（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46注释之[4]。
[]&&人们不能指望法官成为革命家，或激进的改革者。这与法官在任命之前的长期的律师经历有关，到了他们成为中年或老年的时候担任法官，这种工作经验把他们塑造成了一个墨守成规的行业。（英）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29以下。
[]&&参见苏力：“反思法学的特点”，《读书》1998年第1期。
[]&&苏力把这部分的学术成果与学者称为“社科学派”。从他们的学术特点看，多是在法律外部来分析法律的，我看不如称为“法外学派”、“科际学派”或“交叉学派”。当然也如他所说，苏力自己也归于此类，其特点大致是：不满足于对法条和概念的解释，试图探讨支撑法条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探讨制定法在中国社会中实际运作的状况以及构成这些状况的诸多社会条件；他们几乎全部都是改革开放之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学者；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试图通过更为具体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法律；最大的特点是，不把法律话语作为自给自足的体系，而是把法律话语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苏力，见前注[21]，页12—15。
[]&&我们倡导“返回法的形而下”，旨在把它作为浙江大学法学研究的一种特色和方向。参见孙笑侠：《返回法的形而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非主流”一词无任何贬义。其实在学术或文学艺术流派中，有时被定义为“非主流”的东西恰恰是代表着发展趋势的，甚至是更引人注目具有生命力的。被定义为“主流”的东西恰恰不是最有意义和最有影响力的。
[]&&转引自David A．Garvin，Making The Case，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the world 0f practice．Harvard Mag-azine，September 29，2003．p．58。
[]&&同上注。
[]&&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台大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页64。
[]&&同上注，页65。
[]&&公元1121年间撰写《是与否》探讨神父在宗教重要问题上的见解。他将这些见解分为赞成与反对党两派，而让信仰者以自己的良知去判断其是非。
[]&&同上注，页65。
[]&&逻辑法学体系的五大部分包括：学说汇纂上集（第一章至第二十四章第二节）、学说汇纂中集（第二十四章第三节至三十八章第十七节）、学说汇纂下集（第三十九章第一节至第五十章第十七节）、敕谕集成（第一章至第九章）、综合集（敕谕集成第十章至第十二章、法学提要、新敕谕等）。参见同上注，页66。
[]&&同上注，页68。
[]&&同上注，页83。
[]&&19世纪末期在德国出现一个以梅克尔（Adoff Josef Merkel ）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分析主义法学派别，它强调对于现行法律进行逻辑操作的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官忠诚于法律，强调合法性而不讲合理性（正当性）问题。
[]&&参见孙笑侠：“‘权利本位说’的基点、方法与理念——评‘法本位’论战三方观点与方法”，《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
[]&&分析法学主张，法律有一种客观地可以认识的性质，这种性质独立于任何具有价值的预想之外。（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114。
[]&&我的观点并不说明我的研究是属于主流的法学，我过去研究之主要成果恰恰不是主流的。
[]&&据郑永流教授口头介绍，法律教育在德国不称“法律教育”而是叫“法律训练”（Juristische Ausbil-dung），德国法律教育中基本不使用“教育”（Erziehung）概念。某种意义上说，法学教育应当改称为“法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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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 心理行为与文化章节测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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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16 &
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随着大规模殖民地的开发迅猛推进，一方面形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化大生产；另一方面使资本与劳动更加尖锐对立。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如潮水般涌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将空想社会主义具体化，制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分配原则，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贫富对立、无序竞争、经济危机等弊病进行了更深刻的批判。　　19世纪30年代，圣西门的门徒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圣西门晚年曾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称为“新基督教”，认为一旦将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慈善三大原则应用于社会改革运动，人类便走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堂时代”。这一将宗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为以后的伦理社会主义打下基础。　　与此同时，法国的勃朗提出工场社会主义。他从阶级调和的观点出发，设计了一套通过国家权力来组织劳动、建立“社会工场”、消灭不公平竞争的社会改革方案。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提出农民社会主义。他们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与农奴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在村社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这一思想直接促成了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法国蒲鲁东系统地提出了无政府社会主义，主张废除强权法律，重视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思考，强调自由意志论，梦想建立一个自愿合作组成的、没有任何权威统治的新社会。　　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与蓬勃的工人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准备了坚实的思想源泉与阶级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借鉴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们借鉴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借鉴欧文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学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融合，他们在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无产阶级既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道路；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科学社会主义虽然将社会主义引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它未能完全解决在它产生前社会主义运动就存在的难题，也不可能为它产生后所出现的所有新难题提供答案。社会主义阵营由此逐渐分成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大流派。　　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同时，社会民主主义也逐渐从空想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等流派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流派。　　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同盟成员为给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创造条件，曾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因此，社会党的出现，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创立的。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主要是两点：工人阶级组成政党取得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但用什么手段取得政权，社会党内部产生分歧。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从原则上排除工人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巴黎公社的失败，又说明了带领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夺取政权的策略是不合时宜的。　　19世纪后半期，欧洲扩大政府经济职能的呼声很高，国家社会主义诞生。他们主张建立除劳动力私有外，其他都归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认为这一社会的建立需时甚久，目前只能由国家宏观调控、固定工资、限制利润、增加福利，调和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居然是“铁血宰相”俾斯麦。这是因为德国没能参加第一轮瓜分世界的机会，没有大片海外殖民地供其转移阶级矛盾，国内工人运动因此高涨。一些德国教授因害怕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就为俾斯麦资本主义国有化贴上了“社会主义”标签。多年后，竟促成了德国纳粹思想。　　与此相对应，有条件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矛盾的英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则是阶级调和与议会民主。1884年，费边社会主义在英国诞生。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叫费边社。他们认为，社会改革必须走和平长入的宪政道路，使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起来。费边社会主义成为后来英国工党的核心思想，也促进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整体兴起。到了19世纪90年代，伯恩施坦创建了议会社会主义，将费边社会主义等流派包括进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必非得进行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只要以民主为手段，以普选权为杠杆，以议会为战场，以立法为保证，将资本主义制度和平演变成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有可能的。议会社会主义被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全盘继承。同期，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认为惟有伦理道德才能调和阶级矛盾，这也被民主社会主义吸收为主要哲学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带动欧洲相继爆发了革命，但都遭到了失败。西欧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更加认为俄国革命意义十分有限，议会斗争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1917年4月，列宁提出凡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抛弃社会民主主义，改称共产党；1920年共产国际规定凡加入的政党也必须改称共产党，同时修改“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从此，在共产国际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便成为一个贬称，是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义语。但社会民主党依旧坚持原来的名称和主张。分裂不可避免。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从此对立成两个马克思主义阵营。　　20世纪开始，“人道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新福利经济学等理论被社民党人广泛吸收。二战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相继上台执政，使民主社会主义开始了政治实践。1951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大会通过了《法兰克福声明》，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理论体系全面形成，主要特征是多元主义、伦理本位和民主至上。　　多元主义体现在理论方面，是认为只要为一个公正、自由、和平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各种思想都能融入，不存在专一性的理论信仰；体现在政治方面，是认同议会制和多党制；体现在经济方面，是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伦理本位指的是伦理道德应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道德的进步才是社会的进步。民主至上指的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形式即是民主主义。　　如今，面对迅猛而来的全球化，社会民主党人已提不出新的理论，其远景设想越来越不能吸引选民，执政政策往往与纲领脱节。理论上的迷惘一旦与实践中的实用主义结合，就会造成信仰危机。发达国家随着产业结构和劳动组织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作为社会党基本选民的传统工人阶级日益减少；中产阶级日益个人主义化；沉重的高福利一步步拖垮财政；社会党改良政策的物质基础被一点点抽掉；各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普遍削弱；为了就业，工会与资本家的谈判能力大不如前；新兴的绿色运动又夺走了相当选票；在新自由主义的猛烈攻击下，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陷入内外困境。　　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哲学理论仍被西方社会奉为圭臬。其议会斗争方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民主化，还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到2005年年底，17个西欧主要国家中还有七个是社会民主党人执政。　　世界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各种形态的本土化的社会主义，都认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理论或分析方法，都力图创建一套高效平等与民主和谐的社会制度，都致力于建设一个代表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政权结构，都力争成为一个长期合法执政的政党。他们进行了不同的理论实践，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多。但社会主义向来不是一种封闭自守的运动，完全可以不断借鉴各种理论成果来完善自身。谁对谁错不能急于作出判断。任何论点的形成都有着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我们最需要的是如何充分融合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点，不失时机地进行历史性转型。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如政治经济制度设计、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所有制实现形式、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等等。另一方面，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作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例如对生态危机的回应。传统社会主义虽然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是他们的发展模式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其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与西方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他们不可能从价值观与实践上回应生态危机。谁能对资本主义作出实质性的超越，谁就会为全球社会主义取得基本共识创造新的平台。生态社会主义应运而生。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生态运动成为集环保、和平、女权为一体的全球性政治运动。生态运动所提倡的基层性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生产是为社会需要而不仅是为了市场利润、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等主张，给一些左冀学者以重要启发，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出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变成左翼政治流派中的主力。苏东解体后许多共产党员都加入了绿色组织。西方一些主要政党也纷纷通过绿化或与绿党联合以增加执政砝码。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本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这核心中的核心。 　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生态殖民主义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悄悄的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保健、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生态危机成为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控制危机的能力估计不足。今天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这正是资本主义转移危机的最佳途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是靠经济技术上的优势；二是靠不断制造公众消费的新需求来达到自我维持。制造并操纵消费，实际上就是在“转移目标”，把经济危机转移到生态危机上去。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它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如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   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将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就是可持续法则对所有人都有制约的经济活动，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实现生态经济的根本保证。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正在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一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但如今西方工人阶级不仅在规模上比其他阶级缩小得快，而且因日益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而变得十分保守。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首先应是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会。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如果再把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建设可持续新型社会的政治合力。   生态文明既然是世界新潮流，按理应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在那里首先爆发生态危机。但一是因为西方强大的技术资金使本国生态危机得以缓解；二是因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惯性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三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生态成本。西方失去了发展生态文明的机会。西方失去机会，就为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 　中华文明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绝不能再成为生态文明的迟到者。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　　中国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正如《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把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是主客体的相融。这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　　中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槃经》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外，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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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西方语言学与扬州学派语言研究简论
【摘要】：
18-19世纪,世界范围内语言学研究最活跃,成就最显著的非西欧莫属,此时西方语言学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不约而同的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发展到扬州学派也可谓鼎盛。但是,为什么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在18-19世纪语言史研究转折的关键时期却与西方传统分道扬镳?为什么中国当时没有发展科学揭示汉语演变规律的历史语言学,而是把古音古义的研究推向巅峰,走完了传统小学尚古崇经的最后历程?其中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中西方语言本身的特点等,值得深入探讨。
论文除绪论外,分为四章。第一章比较西方语言学与扬州学派语言研究的背景,分别说明社会状况、思想背景及由此催生的教育与学术建制。
第二章对西方学者与扬州学派学者的语言研究进行比较。首先概述了中西方语言研究的情况,接着从语音学/音韵学、语义学、文字学、词源学、语用学、语法学角度对中西方语言研究进行了横向比较,并进一步搜集整理了中西方代表学者的研究情况。
第三章对西方语言学与扬州学派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比较。在语言理论方面,中西方显示出对语言和文字的起源、语言的演变、语音规律的探讨等的共同兴趣。但同时也指出了二者语言理论的相异之处,比如西方侧重于语言本体论、普遍语言观及语言和思维的内在统一性的研究,而扬州学派则对标准语与地方语的关系、语言的语法特性及有声语言的先在性和第一性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西方趋于形成系统完善的历史比较法,而中国仍采用考据影响下的因声求义、以例求义及句式类比分析法。
第四章通过引述胡适、王力、周法高及吕叔湘的观点,总结了扬州学派语言研究重经验轻理论、重文字轻语法、重本族语轻异族语的特点。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扬州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0【分类号】：H0-03【目录】：
中文摘要6-7
英文摘要7-9
1 绪论9-14
1.1 18-19 世纪西方语言学及扬州学派的概念及其界定9-10
1.2 选题理由及研究目标10-11
1.3 扬州学派研究概况11-14
1.3.1 扬州学派通论11-12
1.3.2 扬州学者专论12-14
2 西方语言学与扬州学派语言学研究的背景比较14-22
2.1 社会状况比较14-17
2.1.1 欧洲各民族的独立统一与海外扩张对西方语言学的影响14
2.1.2 科学的发展对西方语言学的影响14-15
2.1.3 清朝的文化政策对扬州学派语言学的影响15-17
2.2 思想背景研究17-18
2.2.1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影响下的西方语言学17
2.2.2 清朝学术思潮下的扬州学派语言学17-18
2.3 教育和学术建制比较18-22
2.3.1 西方学科建设与建制18-20
2.3.2 清朝教育与学术建制20-22
3 西方学者与扬州学派学者的语言研究比较22-58
3.1 研究概况22-28
3.1.1 西方语言学研究概况22-26
3.1.2 扬州学派语言研究概况26-28
3.2 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横向比较28-44
3.2.1 语音学/音韵学28-31
3.2.2 语义学31-34
3.2.3 文字学34-38
3.2.4 词源学38-40
3.2.5 语用学40-41
3.2.6 语法学41-44
3.3 学者个案比较44-58
3.3.1 弗兰茨·葆朴()与王念孙()44-53
3.3.2 威廉·冯·洪堡特()与阮元()53-58
4 西方语言学与扬州学派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比较58-74
4.1 语言理论上共同的兴趣58-61
4.1.1 语言和文字的起源58-59
4.1.2 语言的演变59-61
4.1.3 语音规律的探讨61
4.2 其他语言理论61-66
4.2.1 西方其他语言理论61-64
4.2.1.1 语言本体论61-62
4.2.1.2 普遍语言观62-63
4.2.1.3 语言和思维的内在同一性63-64
4.2.2 扬州学派其他语言理论64-66
4.2.2.1 关于标准语与地方语的关系64-65
4.2.2.2 关于语言的语法特性65-66
4.2.2.3 关于有声语言的先在性和第一性66
4.3 语言研究方法的比较66-74
4.3.1 西方历史比较法的兴盛67
4.3.2 “考据法” 影响下的扬州学派研究方法67-74
4.3.2.1 因声求义法68-70
4.3.2.2 以例求义法70-71
4.3.2.3 句式类比分析法71-74
5 扬州学派语言研究的特点74-85
5.1 关于“中西方语言学研究特点”的著名论述74-80
5.1.1 胡适评清代学术74-76
5.1.2 王力评清代语言学的特点76-78
5.1.3 周法高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点78-79
5.1.4 吕叔湘论中西语言研究传统的差异79-80
5.2 扬州学派语言研究的特点80-85
5.2.1 重经验轻理论80-81
5.2.2 重文字轻语法81-82
5.2.3 重本族语轻异族语82-85
6 结语85-86
参考文献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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