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风格装修设计不止蓝与白 环地中海别有风情_风格案例【一号家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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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风格装修设计不止蓝与白 环地中海别有风情
“谈及地中海风格装修设计，首先想到的是蓝色与条纹以及圆拱的设计。不过，你可曾想过，其实，这只是地中海装饰风格的一个类别，环地中海产生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 &感谢您关注小编为您精心挑选和分享的关于地中海风格装修设计不止蓝与白 环地中海别有风情的相关内容，学装修频道让您了解更专业的装潢装修技巧和家居风水知识，主要包含：装修攻略、家居风水和室内设计案例。
　　谈及风格，首先想到的是蓝色与条纹以及圆拱的设计。不过，你可曾想过，其实，这只是地中海风格的一个类别，环地中海产生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也产生出不同的装饰风格。　　　　地中海风格是类海洋风格的典型代表，因富有浓郁的地中海人文风情和地域特征而得名。地中海风格装修是最富有人文精神和艺术气质的装修风格之一。而环地中海的不同地域，也产生出各具特点的装饰风格。　　希腊地中海风　　　　希腊的历史虽经由古希腊、罗马帝国（拜占庭）以及奥斯曼帝国等不同时期的变革，遗留下了多种民族文化的痕迹，但追求古朴自然似乎成为了希腊这块土地不变的基石，材料的选择、纹饰的描绘以及构成方式的模式，都呈现出对自然属性的敬仰，从而造就了希腊地中海风格的诞生。大面积的蓝与白，就是希腊地中海风格最典型的风格特点。　　法国地中海风　　　　法国地中海风格的基础是明亮、大胆、色彩丰富、简单、民族性、有明显特色：包括海与天明亮的色彩、仿佛被水冲刷过后的白墙、薰衣草、玫瑰、茉莉的香气、路旁奔放的成片花田色彩、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土黄色与红褐色交织而成的强烈民族性色彩——保持简单的意念，捕捉光线、取材大自然，大胆而自由的运用色彩、样式，让法国地中海风格独具一格。　　西班牙地中海风　　　　“西班牙地中海风格”是多种文化的融合：外观一般是屋顶多为红色筒瓦；墙体厚重，多为白色、米色，异型墙面；屋檐朝两侧平缓外伸，户内有庭院；廊和窗多呈拱型，窗洞略小。屋内会有小的水池、木制、窗台花盆架。色彩大多为白色、蓝色、实木色、红色、黄色。它的创作蓝本是海洋风情生活体验空间，给人天地辽阔的空灵感觉。　　南意大利地中海风　　　　“南意大利地中海风格”的建筑特色是拱门与半拱门、马蹄状的门窗。建筑中的圆形拱门及回廊通常采用数个连接或以垂直交接的方式，在走动观赏中，出现延伸般的透视感。黄、蓝紫和绿是南意大利地中海风格的主色调：南意大利的向日葵、南法的薰衣草花田，金黄与蓝紫的花卉与绿叶相映，形成一种别有情调的色彩组合，十分具有自然的美感。　　北非地中海风　　　　北非地中海装修风格一般选择直逼自然的柔和色彩，在组合设计上注意空间搭配，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且不显局促、不失大气；集装饰与应用于一体，在柜门等组合搭配上避免琐碎，显得大方、自然，让人时时感受到地中海风格散发出的古老尊贵的气息和文化品位。　　地中海风格的特点相当明显，而不同地域的地中海风格又在共同特点下融入了本地的民族与文化特色，展示着同一片海域上的不同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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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蜀地区已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东南亚越南的出土器物的相似性，表明了古蜀文化向外交流过程中,对东南亚地区文化的影响；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器、象牙、海贝等，可以进一步印证古蜀通过南丝路与南亚古印度的。　　　
正文：四千年以前，古蜀就存在着几条通向今越南、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到印度(身毒)的通道，即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蜀身毒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称之为“”。古蜀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船棺葬出土遗物、三星堆出土物件与越南东山文化、冯元文化物件很相似；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等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南亚的印度地区。古蜀先民主要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交通和交流的。 　　
　　一、先秦古蜀与东南亚。东南亚,指亚洲东南地区,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组成,包括现今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与东南亚就发生了若干文化联系。在相互间的各种交往中，中国常常处于主导的地位，而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有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某些重要因素，其发源地或表现得相当集中的地区，就是古代巴蜀,云南则是传播的重要通道。这里仅以东南亚的越南所发现的一系列考古材料为例，来说明先秦古蜀与东南亚由来已久的交融关系。　　
　　(一)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越南已发现并且确定了的有冯元文化、桐豆文化、扪丘文化和东山文化等好几种考古学文化。不过对以上各考古学文化的具体年代和范围，国内外的学者还有不同的观点，而且分歧比较大。不过各个考古学文化前后顺序和大体的年代范围已基本确定。这些基本确定的文化序列为冯元文化→桐豆文化→扪丘文化→东山文化，大概总的年代范围为铜石并用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而其中出土资料最多，相对而言为我者所熟知的两个重要考古学文化为冯元文化(Phung
NguyenCulture)和东山文化(Dong Son Culture)。 　　
　　(二)越南考古出土器物与先秦古蜀器物　　1、冯元文化与古蜀文化。越南冯元文化的玉瑗、玉璋、玉壁和玉壁芯、陶高柄豆、陶釜等,冯元文化和桐豆文化的的玉戈，与三星堆的玉瑗、玉璋、玉壁、玉戈、玉壁芯、高柄陶豆形器，什邡战国墓的陶釜等对比极为相似。主要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瑗=冯元文化遗址出土玉瑗；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璋一冯元文化遗址出土玉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璧一冯元文化遗址出土玉璧；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璧芯=冯元文化遗址出土玉璧芯；三星堆祭祀出土玉戈一冯元文化遗址出土玉戈；三星堆祭祀出土玉戈=越南桐豆文化遗址出土玉戈；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陶豆=冯元文化遗址出土陶豆；什邡战国墓葬出土陶釜=冯元文化遗址出土陶釜。越南冯元文化玉器、陶器及桐豆文化部分玉戈，与古蜀先秦时期的代表文化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玉器的形制、功能相似,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雷同。
　　2、东山文化与古蜀文化。东山文化和桐豆文化的铜瑗，东山文化的土陶器盖、陶圈足豆、铜三角援直内戈、长胡三穿戈、铜无肩钺、铜长骰矛等，与三星堆的铜瑗、陶器盖,荥经南罗坝战国墓的陶圈足豆，什邡战国墓的铜三角援直内戈、长胡三穿戈、铜无肩钺、铜长骰矛等对比形制极为相似。主要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陶器盖=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盖；荥经南罗坝战国墓葬出土陶圈足豆=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圈足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瑗=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铜瑗；什邡战国墓出土铜戈=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铜戈；什邡战墓出土铜钺≈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铜钺；什邡战国墓出土铜矛≈东山文化遗址出土铜矛。另还有部分青铜容器，形制、制作技法、雕刻图案有相当的相似性。总之，东山文化的出土铜器、陶器与先秦古蜀时期的器物相似，只是细处稍有不同而已。
　　由以上两地考古资料的对比可看出，越南红河流域与古蜀青铜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相似性，甚至可以说是相同性，表明两地存在的文化交流。越南地区的这些出土器物与先秦古蜀具有关联、继承性，而越南地区的考古材料的年代序列比先秦古蜀要晚，表露了先秦古蜀文化在越南地区的留下了明显的影响。　
　　(三)蜀人南迁。中越史籍记载，蜀王族曾有南迁的事例。战国后期至西汉初，在现在越南北部有一个小国，王号为安阳王，两地史籍均称其为“蜀王子”。最早的记载见《水经注·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交州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越王遂服诸雒将。越王命二使者典交趾、九真二郡民。”交趾，现在的越南河南东北。而交趾设为郡县的时间约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交州昔未有郡县之时”，就是指元鼎六年以前。而“南越王尉佗”则是秦龙川令赵佗，当时秦亡，正当楚汉相争的时候，赵佗便趁机割据岭南，自称“南粤武王”，一直到汉武帝元鼎年间才被汉朝灭亡。平道县，《唐书·地理志》:“平道县,汉封溪县地”，在现在越南的河内的东北。《交州外域记》据徐中舒先生考证为三国时期吴国人的作品。安阳王亡国时距三国时期不远，这一记载应该比较可信。
《史记.南越慰佗列传.索隐》引《广州记》以及《旧唐书.地理志》引《南越志》都有相关记载。此外，中国文献中又有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兵攻灭蜀国后，蜀国王室的一支向南经彭山、西昌、云南逃亡至越南北部的隐约记载或暗示。孙华老师对此有精辟的考证和研究。
　　从文献记载，再到越南冯元文化、东山文化的考古文化中发现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尤其是年代较早的冯元文化，证明先秦时期，古蜀与古代越南地区、东南亚地区已有相当深的文化交流活动，至迟在商周之际，古蜀文化就已远播至越南、东南亚地区。　　
　　二、先秦古蜀与南亚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复合型文明。在它的非土著文化因素中，南亚文明因素颇为引人注目。这里就以三星堆遗址所发现的古印度文化因素为线索，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探讨先秦古蜀与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事例。古蜀与古印度的交流是通过南丝路，即司马迁称的“蜀身毒道”，进行交流联系的。这种交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支那产丝。印度是通过南丝路知道了中国。公元前4成书的梵文经典《摩呵波罗多》及公元前2世纪的《摩奴法典》中有“丝”和“支那”的记载；《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录》(—973)有“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即说明支那产丝，支那与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支那”是南亚、西亚和西方国家最早对中国的称呼。这个词最初见于梵文，写作Cina。后几经转译为各种文字，英文写作China。对“支那”最初指代的中国地区有多种不同的认识。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考证，认为“支那”(cina)乃是“秦”的对音，即指秦王朝。但秦朝建立为公元前221年，根据前文所知“支那”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就已出现；还有认为“支那”一词系古代印度人对云南地区的“滇”的称谓，后来才转演为对中国的称谓，因为古印度最早就是透过蜀身毒道知道了中国生产的丝绸。且不说滇文明的鼎盛时期与梵文记载时代有所出入，而且滇文化区丝绸并不发达。先秦时期古代巴蜀丝绸已处较高的水平，很早已传播到了南亚、西亚乃至俄罗斯地区。还有人认为“支那”是对楚的指称。
　　段渝在《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指出，将支那指为秦国或楚国的观点是错误的。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印度古书中“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据陈茜的考证，两部梵文经典中“支那产丝”，当中的“丝”即丝织品来自蜀地。公元前四世纪孔雀王朝的大臣考提利亚(Kaufiliya)的著作《治国安邦术》(或译《政事论》、《实利论》、《利论》)书中说:“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梵语意思译为:“桥奢耶和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梵语ci-napatta一词由“丝”Cina和后缀词“成捆的”Patta共同组成，Cina一词最初专指来自中国的丝绸，后来转而指称盛产丝绸的中国。据张星娘、季羡林等的考证，丝绸就是最早从蜀身毒道传入印度最重要的中国生活用品。
　　古蜀丝绸对南亚的传播影响，估计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丝的地区，也利用丝绸贸易加强了对外交流。而南方丝绸之路比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得多，当时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战祸不断，而南方特别是西南古蜀地安定、经济发达，加上早已有之的丝绸贸易，因而古蜀最早与缅甸、印度等国发生贸易往来，从而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直到汉武帝打败匈奴，北方丝绸之路才开始真正形成，所以南丝路至少比北方丝绸之路早形成两个世纪。另外印度梵文经典早在公元四世纪就有支那产丝的记载。所以支那的本意是指产丝的地方，即完全有可能最早是指产蜀丝的古蜀地区。支那指代秦，有可能是因为后来到了秦灭蜀至秦朝建立，其声名远播，因而又变为了对秦的代称。支那对中国某一地区代称，可以肯定的是因为中国的丝绸的外传影响而引起的。
2、祭祀的象牙。1986年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就出土了数十根象牙，其中一号坑出土象牙13根、二号坑出土67根。二号坑还发现有象牙珠120颗和象牙器残片4件等大量象牙制品，以及大量的以象为主题的青铜制品。2001年以来，在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100余支象牙，同出有不少象臼齿，还出土大量由整支象牙切割成的短节象牙柱，以及象牙段、象牙片、象牙珠等。在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内的一件玉璋上，还刻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三星堆、金沙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象骨。对此学术界基本认为商周时期在古蜀文明神权政治中心的大型祭祀礼仪中，象牙祭祀盛极一时。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史籍记载古代成都平原曾产象。另外，除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以外，在成都平原地区，还没有大象的遗骸、遗骨的考古发现，更别说是象牙。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象牙、海贝来看,显然来自异邦”，“它们来源一方面固然有可能来自与中原殷王朝的交往，同时，也不能排除通过蜀身毒道从印度泊来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两种物品的大宗产地，还是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沿岸”。经过初步鉴定，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与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一样，都属于亚洲象。亚洲象仅雄象有门齿(象牙)，每头雄象两根门齿(象牙)，一千多根象牙应取自五百多头雄象。从象牙的长度来看很多是成年大象，那是数量非常惊人的庞大象群。这里就有个问题，即重达数吨的一千多根象牙，如果全都来自遥远的异域，获取和运输似乎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段渝认为，商代三星堆遗址的象群遗骸、遗骨，既不来自巴蜀本土，也不来自与巴蜀有关的中国各古文化区。显然，它们是从其他地区引进而来的。通观文献记载，象群应当来自于南亚。首先，古蜀周边的几个可能产象地区，至今无大量象牙、象骨遗骸的出土。其次，华北产象,殷墟有象骨、象牙制品的出土，可是其数量太少，与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巨量相比而言完全不成比例，怎可能不顾自己需要而完全供给古蜀。第三，古滇文化区域，目前为止还没有与成都平原出土的象牙、象骨数量成比例的考古发现，而且产象的文献记载只限于云南的“哀牢”，该地区大量象牙集中祭祀的现象无考古发现，也无相应的记载。第四，假设古蜀的象牙是来源于“哀牢”地区，为什么该地区没有象牙集中祭祀的传统和发现呢?更别说文献资料对古蜀与“哀牢”的交流毫无记载。第五，古蜀周边以及中华地区基本没有整根象牙的出土，而成都平原出土有整根象牙。至于成都平原产象的说法也难成立。因为第一，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在文献资料中找到成都平原产象的记载。第二，根据古地学资料可知,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虽森林资源丰富，但是沼泽遍布，完全不适合大象的生存。第三，成都平原还没有整象的遗骨出土过，三星堆、金沙出土如此巨量的象牙，与之相对应就该有巨量的大象遗骨出土。
　　众所周知，南亚的印度地区从古至今一直是重要产象区。《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西行报告，古代印度的迦摩缕波国有象记载；《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中“迦摩缕波国，周万里……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这里指的就是古印度象的数量之庞大，并且大量用于方面的记载；《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乘象以战。”同样是指身毒即印度将象用于军事方面，说明象群之多，利用程度之深。另外在印度摩享佐.达罗废墟,有象牙出土及象牙加工的遗迹。表明了古印度对象、象牙的利用、加工和用于祭祀珍品的传统由来已久，对象的开发利用远远早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古蜀遗址发现巨量的象牙、象骨，而古蜀不产象，周边无象，与产象的华北和古哀牢也未发现有象交往的迹象，即便有交往，也只可能是零星现象，成不了巨量的规模。因此，这些象牙很可能是通过蜀身毒道从象的盛产地南亚的印度而来。
　　3、海贝。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海贝，一号坑62枚、二号坑4600多枚，有虎斑纹贝、货贝、环纹贝等。其中环纹贝又叫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是出土最多的一种，它只及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大，环纹内有的淡褐色、浅灰色、环纹外有的呈灰褐色或灰白色。这种环纹贝数量较多，大部分背部被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成扁平状的贝壳。
　　安阳殷墟妇好墓也出土有大量的海贝有6880多枚，比较多的是货贝。若以5贝为朋来计算，这批贝币多达1300朋，在当时肯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另在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车马坑、灰坑都出土数量不等的海贝。钱币史研究者认为，商代中原所用齿贝，产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域。中原和古蜀都不产贝，这些海贝显然都是由太平洋、印度洋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辗转而来的舶来品，说明当时的商贸活动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在云南江川、晋宁等地的春秋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大量的海贝，总重约为600公斤，约有25万枚左右，其品种主要以环纹贝为主，另有货贝、虎斑贝。钱币史研究者认为，它们产于印度洋一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包括我国台湾、海南、南沙群岛等海域)。其中环纹贝主要由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输入。云南海贝，《马可.波罗行纪》认为其不产在本地，应完全从印度而来；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1979.1)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都认为，云南贝币是受印度的影响。
　　三星堆古蜀国虽处于内陆盆地，但在商代与中原有东北相通，与云南则有南丝路相连，所以三星堆出土海贝肯定是通过这两条商道引入的。但是三星堆及云南所产的数量最多的环纹贝，均属印度洋的特产。据生物学家考证，环纹贝仅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可见，至少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印度与蜀之间已可辗转相通，有间接的贸易交换。另外云南海贝来自印度，云南用贝为货币的习俗也是由印度传来。从西南古商道的开通范围和时间，可知云南用贝作货币方法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从印度学习而来。因为通过贝币云南与印度、缅甸形成以贝币为基础的流通体系，这一体系甚至辐射到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以贝币使用为链环的贸易圈。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这一贸易圈发展更为成熟和活跃。古蜀作为一个发达的，加上与滇的关系一直是密切而复杂，理所当然会借助川滇古商道经由云南，通过这一贝币贸易圈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和中东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经济文化交流。
　　古印度一直有使用贝币的传统，《旧唐书.天竺传》记载“以齿贝为货”；《宋会要稿》第197册:“天竺国俗无籍，以齿贝为货。”天竺就是指的印度，指出了古代印度将海贝作为流通货币。哈威的《缅甸史》引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波斯国旅行家至下缅甸的记载说到“居民市易,常用海贝巴以为货币”。该书还说“其贝子计算之数,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用四四五进位之法，亦得之天竺，可见其时对于印度贸易之盛矣”。《新唐书.南诏传》说:“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16枚为1觅。”《马可.波罗行纪》第118章哈刺章州(即云南)说:“彼等所用海贝巴，非本土所出，而来自印度。”可以知道印度、东南亚诸国均曾以海贝为货贝，那么作为与东南亚和南亚毗邻地区，南丝路国内主要途径地区的云南其使用贝币理应视作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再结合考古研究资料，不难推断出云南海贝来自印度。
而三星堆出土量最多的环纹贝，恰与云南出土最多的环纹贝相一致。可以认为,三星堆环纹贝，应该与云南的环纹贝一样，正是通过蜀身毒道经由云南从印度输入的。再结合前述的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象牙，二者可以相互印证，两样物品的最早使用地区和最大产地均在南亚的印度地区。当然不能否认它们来源一方面固然有可能来自与中原殷王朝的交往，同时，也不能排除通过蜀身毒道从印度泊来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两种物品的大宗产地，还是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沿岸。而云南出土的大量相似的海贝，就是最好的一个印证。
　　4、传播。在的传播方面，古老的蜀身毒道是佛教传人我国的另一途径。战国时期经云南传入的印度文化的例子很多，《历代三宝纪》记载秦始皇二十九癸未(公元前218年):“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据考证，这段资料讲了释利防(印度人名shbandhu之译音)等印度僧人沿秦时开通的五尺道，从云南经蜀地入秦陕之地的事。加上前述古蜀通过南丝路经云南与东南亚、南亚频繁的贸易交往。可以大胆的推测，秦灭蜀前印度传教之人自然也要以借助南丝路古商道到达巴蜀之地，只是还缺少进一步的资料加以证明。
　　另外还可在古蜀邻近的楚文化中可清晰地看到这种存在的可能性。生长于战国时期的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在他的著作《天问》里说“厥利唯何，而顾菟在腹?”自汉代以来，传统的说法是把“顾菟”说成是兔子，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的说法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久矣了，可是此种说法并不是国产的，它是源于印度的。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梨俱吠陀》起，印度人就相信，月亮里面有兔子。除屈原的《天问》以外，《战国策.楚策》里记载的寓言《狐假虎威》也是从印度传来的。既然印度佛教能够在很早的时候传人与古蜀关系特殊的云南地区，还有与古蜀邻近而且文化影响密切的楚文化，也较早的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因此不能排除佛教或印度文化传人古蜀这一可能性。
　　5、金属制品的形制。云南曲靖八塔台春秋古墓群中墓主人足部的用于舞蹈时伴舞用的脚铃，就是典型的南亚乐器；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中出土的盾牌形有翼虎错金镶嵌银带扣，有翼兽的雕刻风格流行于北印度和波斯，所以这件出土物显然是沿蜀身毒道来自印度；古蜀的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的左右手腕各戴有三圈手镯，双脚上足踝处各戴一圈方格形脚镯。一同出土的一块石边璋图案上，也有2至3人足戴脚镯。而手足戴镯的习俗在古蜀乃至中华本土从未发现过类似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此种习俗在非洲青铜文化尤其是南亚由来已久的文化中是普遍存在的习俗。以上考古发现的金属器物出土年代比中原发现的同类形制器物要早得多，所以不会是从中原传入。而再将眼光放出去就会发现在南亚印度可以发现具有同样文化因素的金属器物，而且南亚印度的这类器物文化形制的年代要早得多实属发源之地，所以这类金属器物形制应是通过古商道间接或直接的传人云南和古蜀地。前述的支那名、象牙、海贝等外来因素，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古蜀文明与南亚印度文明有着交流关系。
　　三、结语。古代巴蜀有着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和城市文明，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与东南亚、南亚文明的交流中，至少从商代起，就已成为中国西南的国际文化交流枢纽。三星堆古蜀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上显示出海纳百川的气度，展示出渴求开放和的意识。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三星堆古蜀民族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把古蜀文化传播过去；而对其他文化，不论是流域的中原商文化，还是南亚、西亚近东文化，能予以积极主动的吸收、采纳，充分显示出三星堆古蜀民族强烈的文化开放意识。
早期巴蜀有通往西方的道路,在古代文献如《史记》、《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有所提及,但千百年来,这些史料并未得到认真对待。1960年代和70年代,四川学者任乃强、邓少琴等率先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1980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往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也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云南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等都推出论著,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交通线进行了研究。学术界为了将它与北方丝绸之路加以区别,根据地理位置,将其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后来渐渐习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本文以学术视角,介绍学术界关于先秦南方丝绸之路线路、性质以及巴蜀地区与滇文化区和东南亚、南亚、近东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状况、研究成果及争论问题。
一、南丝路的线路。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巴蜀有通往国外的交通线,出自《史记》。《史记.大宛列传》载,公元前122年出使西域回朝后向汉武帝报告:“臣在大夏时,见邛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其他古籍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先秦时期巴蜀地区有通往西南边陲的交通,如《大戴礼记.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产青阳及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类似记载还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若水》等古籍。若水即雅砻江,显示出昌意从流域迁徙雅砻江流域,应是有交通道路的。还有《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今人注云:“秦献公时,北方的一支‘羌人’又复南下,……绕过蜀郡,再西南下为‘徙’(四川天全县),‘笮都’(四川汉源县一带),又南下为‘邛都’(四川西昌东南)。”《史记.秦本纪》也说战国时代,秦惠文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丹、犁臣蜀。……武王元年……伐义渠、丹、犁。”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丹、犁“二戎号也,臣伏于蜀。……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夷,战国时属滇国,唐初置犁州、丹州也。”《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司马错灭蜀后,以张若为蜀国守,秦昭襄王三十年,“张若因取笮及其地焉”。西汉的司马相如更明确指出“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民族迁徙、征服战争,从一个侧面表明早在秦汉以前,就存在着一条沿着岷江、安宁河、雅砻江等河流谷地通道而行的川滇自然通道。
《后汉书.西南夷传》则明确记载了大秦(罗马)人经身毒道进入中国:“永宁元年(122年),掸国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掸国故地在今滇、缅边境,处于当时的永昌郡外。大秦(罗马)的艺人能经掸国到达西汉朝廷。《三国志.魏志》也载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郡”。《魏略》说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这些文献记载说明由滇入缅而至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是有交通线的。
但总的来看,古代文献中关于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记载的确是语焉不详,更不系统。这主要是因为先秦巴蜀地区的文明演进相对独立,再加上地处偏远,因此,在学者写成的历史著作中对其少有研究,也是必然的。
自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南丝路的线路走向问题,普遍认为先秦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成都。先秦时期的成都就是跨地区贸易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自由都市;在早期蜀国城市体系中,商代的成都是次级城市,主要发挥工商业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成都作为首位城市,是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成都出发,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经雅安、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渡江至云南大姚,西折抵大理。东路南下乐山、犍为、宜宾,沿五尺道经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行至昆明,经楚雄达大理。两道在大理会合后,又继续向西经保山,出瑞丽而抵缅甸八莫,或经保山、腾冲,出德宏至八莫,跨出中国境,进入南亚地区。
从蜀至中南半岛的国际交通线,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的国内段与上述同,出缅甸八莫可抵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中路,从蜀南下牦牛道至西昌,出云南礼社江、元江,利用红河下航至越南。《蛮书》卷6:“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航行沿江三十五南蛮。”通海之南步头所在,众说纷纭,但诸说都认为步头是出云南至越南的水路分程地点,以下即沿红河下航,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和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一条水道。从通海北至晋宁,再北至昆明,即入滇蜀道,可直抵成都。东路,据《水经·叶榆水注》和严耕望考证,应是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入越南河江、宣光,抵河内。蒙文通先生认为,秦灭蜀后,蜀王子泮即从此路南迁至越南。
从蜀出云南至西亚的交通线,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抵中亚,此即滇缅道,再由中亚入西亚。这条线路最长,途经最多,可谓古代亚洲的交通大动脉。
以上研究成果证明,南丝路是一条跨多种文化区的交通线,它至少连通了巴蜀文化、滇文化、古印度文化、古西亚文化等重要古代文化。
二、南丝路的性质。研究南丝路的性质,可以更加准确地知道经由此线路进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必然性。研究表明,南丝路至少具有三种功用:对外贸易、民族迁徙、文化交流。
1、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南丝路的主要性质和作用,这一点没有人提出异议。舒、童恩正等学者都先后论述了先秦时期成都工商业之繁荣,童恩正、段渝还指出了古蜀与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文化交往。
(1)对外贸易货物：古蜀对外贸易中最著名的货物是丝绸。段渝认为,古史传说西陵氏之女嫘祖发明蚕桑丝绸并非虚言,铭文和《左传》等记载均可证实。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和早期起源地之一,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具有相当规模。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童恩正认为这些丝绸(至少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从成都经“西南丝道”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
蜀布是《史记》中多次提到的贸易货物,任乃强先生认为蜀布是古代蜀地行销印缅等地数量最大的商品。他在《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中考证认为蜀布应是蜀地当时特产的苎麻布。
邛杖也是史书中屡有记载的货物。《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史记·西南夷列传》裴駰《集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文献记载表明邛杖就是临邛至邛都沿古牦牛道一线山上生长的“节高实中”的竹做的杖,但也有学者认为张骞所注意的“邛杖”并非蜀物。
此外，文献还记载了蜀枸酱及其他货物,考古也发现了来自南亚、近东的琉璃、宝石和海贝。
(2)南丝路货币研究：学术界对南丝路上贸易中使用的货币研究得比较充分,不仅在1990年代早期出版的一些南丝路研究的论文集中有相关论文发表,而且还出版了以南丝路货币研究为专题的论文集。多数研究者认为,南丝路上对外贸易采用的货币是一种产于印度洋的海贝。纵贯南丝路,在古蜀腹地三星堆以及南中地区、云南地区都出土了海贝。这种海贝,绝不产于我国内陆的江河湖泊,云南称贝为“海贝八、海贝巴”,可见产洋。方国瑜认为这种海贝就是货币,彭信威认为云南用贝币的历史悠久,是受印度的影响。古代文献也对印度洋地区使用贝币有所记载。《旧唐书.天竺国传》说“以齿贝为货”。《宋会要稿》第197册:“天竺国俗无簿籍,以齿贝为货。”天竺即印度,表明古代印度将货币作为货币。《缅甸史》引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波斯国旅行家至下缅甸的记载说到“居民市易,常用海贝巴以为货币”。该书还说“其贝子计算之数,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用四四五进位之法,亦得之天竺,可见其时对于印度贸易之盛矣”。《新唐书.南诏传》说:“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16枚为1觅。”《马可.波罗行纪》第118章哈刺章州(即云南)说:“彼等所用海贝巴,非本土所出,而来自印度。”可以推断,云贝来自印度,云南用贝为货币的习俗也是由印度传来。这种贝币的传播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随着南丝路上贸易的开展,可能由缅甸、印度的商人运入永昌境内,又由成都商人或大理商人运入大理,再北传至古蜀及其他地区,或者直接由成都商人用自己的货物换取贝币。
(3)对外贸易的性质和方式：一般认为,自秦汉以后,南丝路是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贸易线。而对先秦时期经由南丝路进行的对外贸易的性质就有不同的认识了。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民间自由贸易,在秦汉以前,西南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国家、酋邦及部落,民间自由贸易应是主体,即使是汉代关闭蜀故徼,民间自由贸易也没有终止,即如《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
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政治单位和族体之间的贸易,其性质不宜用“官方”或“民间”来论说,认为南丝路是沿途国家、酋邦及部落有组织进行对外贸易的线路。这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现为证,象牙、海贝及外来文化因素等,更多地集结在像三星堆这样大型都城和区域统治中心内。
古蜀经由南丝路进行的对外贸易,主要有直接贩运和转口贸易两种形式。在转口贸易中,古蜀产品要抵达南亚等地,需由古蜀—滇—外国商人经过多次转口交易来完成。
2、民族迁徙线。古代文献对生活在西北的民族向南迁徙有不少记载,如《大戴礼记.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产青阳及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类似记载还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若水条》等古籍。《后汉书·西羌传》、《史记·秦本纪》、《华阳国志·蜀志》等也记载了秦灭巴蜀前后,一部分羌人及其他民族南下,表明先秦时期存在一条由北而南的通道。
&&& 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即民族走廊。他指出民族走廊是一定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一条民族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在中国的民族走廊中有一条是藏彝走廊。李绍明先生明确指出,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是一条民族走廊,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则是一条古代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即是藏彝走廊中的一条通道。远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这条古道上就已布满人类的足迹了,迄今有着藏缅语族的各族以及聚居其间的一些民族、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苗瑶语族。藏彝走廊区域自古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和壮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以及他们汇合交融之所。众多民族在这里留下的历化,内容之丰富,并不亚于中原地区。
3、文化交流线。商业贸易、民族迁徙,必然使得各种文化交流、交汇、交融。南丝路作为一条跨地区、跨国家、跨大洲的国际贸易线,多种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在此交流、交汇乃至交融,理所当然。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明确地显示出南丝路具有的文化交流特性,并反映出古蜀与南丝路沿途的南中、滇文化区以及东南亚、南亚、近东的文化交流关系。
三、先秦巴蜀文化与域外、境外文化交流研究。经由南丝路,巴蜀地区与滇文化区、东南亚、南亚以至近东地区都发生了文化交流,使得巴蜀文明不是一个封闭的古代文明,而具有开放的特性,呈现出多原文化因素交融的形态。
1、古蜀与南中、滇池地区的文化交流。《史记》、《汉书》、《后汉书》中《西南夷列传》等文献记载的南中地区方位基本一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凉山州和云南等地。蜀文化很早就传播到南中地区,《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蜀之先…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虫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唐代姚州治在今云南的,巂州治在今四川西昌。均属古代南中地区,表明蚕丛后世中的某些支系曾长期活动在南中地区,民族迁徙、杂居促进了文化交流。
段渝在《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中说:古蜀与南中毗邻而居,自古以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蜀是一个泱泱大国,它强大的国力和强硬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跨有大片不同生态地区的基础之上的。经由南丝路,古蜀对南中进行了持续和强劲的文化和政治扩张。蜀国在青衣江、大渡河流域设有数个据点,起着相当于后来“兵站”的作用,其战略目的在于控制南中资源、维护南丝路商道的通达和安全。在金沙江、安宁河流域发现的多种蜀式兵器,表明了对蜀文化南中的军事控临关系。这种军事控临关系,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化开始,“有故蜀兰”,建有驻兵营寨,到西周时代蜀王杜宇“以南中为园苑”,把南中诸族作为附庸,确有文献和考古材料可资证实。
古代文献记载,古蜀与滇自古就存在一定的交往关系。段渝认为,蜀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青铜器方面。古蜀青铜文化诞生年代比滇文化更加古远,连续发展的时代也比滇文化长久,古蜀青铜文化较早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中,包含有古蜀早、中期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据科学测试,三星堆青铜器中所含铅,就是取之于云南的。蜀国青铜器合金成分与滇文化青铜器比较接近,显然与其矿产地和矿料来源有关。蜀、滇两地都曾使用贝币,为大宗的金锡交易提供了相同的等价物,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滇文化的青铜兵器也含有蜀文化色彩,滇文化的无格式剑与巴蜀文化,显然存在文化交流和传播关系,而滇文化无的发展演变中也受到了蜀式戈的重要影响。滇文化青铜器大量模仿蜀式兵器,显然是长期积习所致,意味着滇池地区曾被长期置于蜀的军事控临之下。滇文化青铜贮贝器上的人物雕像,在造型和风格上模仿三星堆青铜雕像,滇文化的用杖制度模仿蜀制,也都意味着滇池地区曾经长期为蜀王所控临。《水经.叶榆水注》记载秦灭巴蜀后,蜀王子王率部南迁,更是这种关系的明确反映。
蜀文化在滇池地区的扩张,并不是也没有把它纳入自己的直接版图之中,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论,南中是蜀的附庸。蜀仅是南中各族之长,而非南中各族之君,就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蜀王开明氏“雄长僚僰”一样,有控制力量但却不是实施直接统治。
滇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从青铜文化上看,战国末叶以前几乎完全谈不上,仅在成都发现1件滇式尖叶锄,余皆不及,可见是微乎其微的。
2、巴蜀文明与东南亚文明的交流。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与东南亚就发生了若干文化联系。在相互间的各种交往中,中国常常处于主导的地位,而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受到中国影响的某些重要因素,其发源地或表现得相当集中的地区,就是古代巴蜀、云南则是传播的重要通道。巴蜀文化的若干因素向南传播并影响到东南亚相关文化的发生、发展,绝非偶然,它导源于地理的、民族的、历史的各种因素。
蜀王子安阳王南迁越南,对东南亚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以及其他一些史籍中,记载了安阳王南迁的史料。越籍《大越史记》、《安南志略》、《越史略》等书记载,印证蜀王子安阳王名泮,巴蜀人,显然是蜀王开明氏的后代。
蜀王子安阳王从蜀入越的路线,是沿南方丝绸之路的旄牛道,南下至今四川凉山州西昌后,再出云南的仆水(今礼社江)、劳水(今元江),抵红河地区,即古交趾之地。安阳王在北越地区的治所,据越南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在今河内正北,桥江之南的永福省东英县古螺村。据蒙文通先生研究,安阳王率兵三万人讨雒王,其实是一支民族的大迁徙,南迁的蜀人对于后世越南民族的形成,关系至为重大。越南旧史尊称蜀泮为“蜀朝”,蜀泮在越南民间长期享有崇高威望,不是偶然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安阳王入越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最典型的事例,表明了蜀文化对越南东山文化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考古资料表明,巴蜀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作物中的粟米种植,葬俗中的岩葬、船棺葬、石棺葬,遗迹,某些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等。
3、巴蜀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三星堆文化是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复合型文明。在它的非土著文化因素中,南亚文明因素颇为引人注目。教授《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h·jacobi)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kautilya)所著书,说到“支那(cina)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呵婆罗多》(mahab
harata)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manou)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陈茜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蜀地。而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考证,“支那”(cina)一名,乃是“秦”的对音,“印度人开始知道有中国,好像是这条道路上得来的消息”。段渝在《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指出,将支那指为秦国或楚国的观点是错误的。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传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说明了古蜀丝绸对西方的巨大影响。
前述南丝路上使用的通用货币为海贝,反映了南亚文明对巴蜀文化的影响。此外,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不少青铜器,上面刻有海洋生物的雕像,全部用平雕方法制成。虽然这些青铜制品多已锈蚀,但仍可清楚地分辨出数枚铜贝和其他海洋生物形象。假如古蜀人没有亲临印度洋地区并在那里获得深刻的海洋生物印象和丰富的知识,就绝不可能制作出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雕像来。三星堆城市文明、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
4、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的交流。近东,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大致包括西亚、中亚和埃及,也部分地包括爱琴海诸岛。古代近东文明,主要指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欧洲古代文明,是指继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希腊、罗马文明,也称欧洲古典文明。由于以欧洲大陆为基础的西方文有若干因素渊源于近东文明,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也把近东文明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研究。
考古学证据表明,巴蜀文化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纪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就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
(1)三星堆文化中的近东文化渊源：三星堆出土文物特色鲜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出土之日到现在,提出了相当多的观点。学者们纷纷从器物制作、形制、文化内涵等方面,探讨其文化来源。
段渝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在巴蜀本土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不仅如此,即令在殷商时代的全中国范围内,同样也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所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这三个证据,就是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用青铜制作雕像的传统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权杖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也有使用权杖的传统。同样,黄金面罩也是最早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也出现过。从青铜雕像、权杖、金面罩以及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上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的集结(文化丛)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这一点早为国际文化史学界所公认。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的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缺乏动感和变化,尤其是双眉入鬓,眼睛大睁,在整个面部处于突出地位,这同西亚雕像艺术的风格十分接近。眼睛的艺术处理,多在脸孔平面上铸成较浅的浮雕,以突出的双眉和下眼眶来显示其深目,这也是西亚雕像常见的艺术手法。对物雕像的现实主义和对神祗雕像的夸张表现,也同西亚近东早、中期的艺术特点有相近之处。而对于神树的崇拜,则反映了这种文化形式从近东向南连续分布的情景。
在功能体系上,不论西亚、埃及还是爱琴海文明中的青铜雕像群,大多出于神庙和王陵,普遍属于礼器,起着祭祀和的作用。三星堆雕像群也出于祭祀坑内,无一不是礼器,无一不具宗教礼仪功能。它们与近东雕像的意义完全相同,如出一辙,而与华北所出雕像主要充作装饰的情况相去甚远。至于用金杖代表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特权,就更与华北用“九鼎”来代表这些权力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而与近东文明却完全一致。
(2)西亚宝石流入巴蜀：在巴蜀丝绸等物品传入近东地区的时候,近东地区的物品也流传到巴蜀地区。在巴蜀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一些遗址中发现了来自近东地区的宝石。
东周时代蜀国卿中流行佩戴一种称为“瑟瑟”的宝石串饰、琉璃珠串饰、蚀花琉璃珠等,据考证来自中亚和西亚。杜甫有诗《石笋行》说:“君不见益州城(今成都)西门,陌上……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冢。”《唐书》和《蛮书》都记载南蛮和南诏妇女以瑟瑟为发饰,《太平寰宇记》卷87记载四川威州(今汶川县)妇女把成串的瑟瑟挂于发上为饰。成都西门曾出土瑟瑟,四川茂县、理塘县,重庆及云南等地都出土过瑟瑟类宝石饰物。
张增祺很早就注意到了西亚文化对中国西南地区古文化的影响。他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一文中说,古代巴蜀从西亚地区还输入了琉璃珠和蚀花肉红石髓珠。从1978在重庆发现的两颗蚀花琉璃珠的形态和纹饰看,极似于西亚的早期同类品。在茂县的早期石棺葬中出土不含钡的玻璃,而不含钡的玻璃产于西亚。在理塘县,也曾发现琉璃珠。而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也出土西亚的早期肉红蚀花石髓珠和琉璃珠。巴蜀和滇文化区西亚石髓珠和琉璃珠的发现,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
(3)巴蜀丝绸传入近东地区：宪认为西方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蜀国生产的丝。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力丝”(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并认为seres是指古代蜀国。《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古罗马)“又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以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有可能就是以蜀丝加工为胡绫再出口斯的。王治来、童恩正、武敏等学者也支持古蜀丝绸是南、北丝绸之路的重要物品的观点。先秦巴蜀丝绸文化的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并使南方丝绸之路向欧洲延伸。（邹一清）
段渝：对外交通
摘要：中外古文献里多有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记载。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东方的“赛里斯、长寿者”等貌似怪诞现象的记述，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而有着几分中国古史传说的真实素地，在上古时代的中国西南有迹可寻，应是古希腊罗马作家根据他们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所作的记述，表明当时已有从中国西南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线。先秦两汉中国古文献的有关记载，可以证实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的实际情况。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考古中不少印度和近东文化因素的发现与研究，则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存在。&
正文：在古代中国的早期对外交通系统里，西南地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区域，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汉书》、《后汉书》《西南夷传》以及《魏略.西戎传》等文献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述。近世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西南早期的对外交通问题颇有兴趣，不少名家曾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论述中印之间有六条交通线，其中第六条是滇缅路。夏光南于1940年出版《中印缅道交通史》，对早期中印缅交通多有考证。方国瑜在1941年发表的《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中认为，“中印文化之最初交通，当由滇蜀道”①。张星娘、冯承钧、丁山、岑仲勉、季羡林、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杨宪益、陈炎等先生均对中印缅古代交通进行过研究。国外学者对古代中印缅交通问题向来十分关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可谓这一领域的名作②。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Laufer)，法国汉学家亨利.玉尔(Henry
Yule)、沙畹(Chavannes)③，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先后对此有过专门研究。英国学者哈维的《缅甸史》、缅甸学者波巴信的《缅甸史》，亦对中印缅早期交通进行过阐述，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对此也有涉及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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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133页。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0年。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昆明版)1941年第12期。
②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③国外学者的有关论文，多收入冯承钧编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④参见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从考》，何健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G．E．哈维《缅甸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波巴信《缅甸史》，陈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D．
G．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但“诸家所引证的资料未必尽确，且有任意比附之嫌”①，许多结论未获学术界认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提出古代从成都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的交通线，亦即“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和课题，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但学者多从《史记》等文献出发进行探讨，缺乏对中国西南古文化和古蜀文明的系统分析，尤其缺乏对中外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所以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代及其作用等问题上存在歧见，不少学者仍然坚持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于汉武帝时期的看法，而主张开通于先秦时期的学者或认为始于战国，或认为始于商周。由于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以古蜀为重心，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对中外古文献与西南考古尤其是古蜀文明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认识，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古希腊罗马文献所载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
(一)关于赛里斯(Seres)的再研究。根据古代希腊罗马文献的记载，在东方极远的地方，有一地域叫Seres。大多数西方文献以
Seres为中国的代称。中文一般根据其读音译为赛里斯，也有一些论著直接译为中国。但是，Seres的内涵究竟是指什么?或它究竟是指中国的哪一地域?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向来存在争议，诸家说法不一。
不少学者认同亨利.玉尔所提出的对Seres的解释。玉尔认为：Seres、Serica，出于希腊罗马称中国缯绢的Sericon、Sericum，又由阿尔泰语讹传。中国的丝绢，早为西方欧洲社会所喜爱，自古经索格德拉(Sogodiana)、安息(Parthia)商人输往西方，为希腊罗马士女所珍爱，以至因缯绢而称呼其产地。Sin、Sinai系统的字，胚胎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秦帝国名称，后百余年随汉武帝远征匈奴而传至边远之地。他认为，Seres名称的起源，仅能上溯到公元前221年，但缯绢贸易的存在则可上溯到远古②；另有一些学者认为Sin为蚕之译音③。虽然，蚕字上古音为侵部从纽，读若Cin，与Cina读音相近。但是，Sin系统的字既然源出阿尔泰语，起源较晚，那么它与起源较早的梵语Cina系统就不具有同等的关系，应当是来源于梵语，其间关系恰好与中国丝绸从古蜀经印度西传的途径相一致。玉尔以为Seres名称为陆路西传，Cina名称为海路西传，其实并没有坚实可信的证据。伯希和坚持认为Seres、Sin均出Cina④，劳费尔亦赞同这一看法⑤。应当说在这一点上，伯希和与劳费尔的看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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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7页。
②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1：Preliminary
Essay on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Nations
Previou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Route(New Edition by
H．Cordier)，
London，1915．参见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1989年，根据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1月版影印，第7页。
③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37、38页。
④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编，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6-48页。
⑤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04页。
至于赛里斯究竟是指整个中国，还是指古代中国的某个地域，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意见。一些学者认为赛里斯是指中国西北地区，而杨宪益先生则认为赛里斯是蜀的译音，主要证据有两个：一是根据脱烈美《地志》所记载道里的方向和距离；二是认为“蜀国的蜀本为织丝的蚕的原字，此亦与Seres产丝的西方记载相符”①。
蜀，上古音为屋部禅纽，南方话无卷舌音，读为Su，是古蜀人的自称，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人们则根据古蜀人善养蚕的特征，把Su的读音音译写作蜀。蜀，在甲骨文里为桑虫的象形字，如《说文》所释。此义正符合自称为Su的族群之经济特征，所以中原地区的人们即以蜀字来写定Su这个族群的名称。在殷墟甲骨文中的蜀字，从目、从虫类躯体，而不从虫，以目和虫体两个字会以蜀字。但在周原甲骨文里，蜀字则从目、从虫类躯体、从虫，以目、虫体和虫三个字会以蜀字。有学者以为殷周对蜀字的两种写法，是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蜀族。其实，两种蜀字完全是一样的，它们都表示同一个自称为Su的族群，这就是四川盆地的蜀。殷墟甲骨文中从目、从虫类躯体的蜀字，应当是省形字，即是省去了所从的虫，而周原甲骨文的蜀字则是完全写法。可见，蜀字的下半部从虫或不从虫，其含义完全是一样的，毫无二致。不论是殷墟甲骨文还是周原甲骨文里的蜀字，都不与蚕字相同。蜀，即是《尔雅》释文所谓的“桑中蚕”，《诗经》毛传所谓的“桑虫”，即桑蚕，它是“蚕之类多”中的一种②，只有这种桑蚕才能演化为家蚕，而其他种类的蚕均不能演化为家蚕③。可见，以蚕字来代替蜀字是不妥的。其实，虽然从内涵来看，Seres与Su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从字音上分析，Seres与Su，二字的字根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阿尔泰语的Seres来源于梵语的Cina，而梵语的Cina来源于丝绸的原产地地名成都④，读若Sindu，而不是读若Su。
赛里斯(Seres)和后来产生的秦尼(Thinai)名称，都是公元前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赛里斯一名初见于公元前4世纪欧洲克尼德(Cnide)的克泰夏斯(Ctesias)关于远东有人居住地区珍异物的记载，秦尼一名初见于公元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某商人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公元530年希腊教士科斯麻斯的《基督教世界风土记》，则称为Tzinitza及Tzinista，实与拉丁文出自一源⑤。而据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George
Cades)的看法，西语里的秦尼扎(Tzinitza)或秦尼斯坦(Tzinista)，“显然就是梵文Cinathana(震旦)的一种希腊文译法”⑥。可见，不论是赛里斯还是秦尼，或是秦尼扎、秦尼斯坦，它们的语源都是支那(Cina)，而支那就是成都的梵语译法⑦。
公元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某商人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是分析希腊时代关于东方地理知识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⑧。《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谈到，经过印度东海岸以后，向东行驶，到达位于恒河口以东的“金洲”后，再经过一些地区，到达赛里斯，一直到达一座名叫秦尼(Thinai)的内陆大城市的地方，该地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向印度出口生丝、丝线和丝绸。第一条道路经过大夏到达婆卢羯车(Barygaza，即今之布罗奇)大商业中心，另一条道路沿恒河到达南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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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宪益《释支那》，《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27-129页。
②郑樵《通志略.昆虫草木略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803页。
③参见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52-355页。
④参见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162页。
⑤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影印本，第66页。
⑥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导论”，第17-19页。
⑦参见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26-162页。
⑧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第16-18页，正文第17-19页。长期以来，《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被认为是公元2世纪前半叶希腊史家阿瑞安(Arrien)的作品，实则是公元1世纪末的作品。参见戈岱司为《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所写的“导论”第16页。
&赛里斯国与印度之间居住着称为贝萨特人(Besatai)的野蛮人，他们每年都要流窜到赛里斯国首都与印度之间，随身携带大量的芦苇，芦苇可用来制作香叶(肉桂)，这种东西也向印度出口。据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von
Riehthofen)研究，贝萨特人的位置是介于阿萨姆和四川之间，《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编者戈岱司完全同意李希霍芬的看法①。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印之间的交通线是从四川经云南和缅甸到达东印度、北印度、西北印度和中亚的。
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1卷记载了10世纪时阿拉伯人麦哈黑尔东游写的《游记》，其中说到中国的都城名为新达比尔(Sindabil)。玉尔分析说：“中国都城日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如康达比尔(Kandabil)、山达伯尔(Sandabur)等。中国无如斯之城名也，其最近之音为成都府，《马可波罗游记》作新的府(Sindifu)，乃四川省之首府，五代时，为蜀国之都城。”②这条材料十分重要。10世纪时的中国，最初7年是唐末，多半时间属于五代十国时期，960年以后是北宋，这些政权的首府和唐、宋都城名称的读音，除蜀之成都外，没有一座的发音接近Sindabil和Sindifu，可见当时阿拉伯人是用Sindabil这个名称来指称中国都城的。从语音上分析，不论Sindabil还是Sindifu的词根，都与古希腊语
Sina、Seres的词根完全一样，均为sin，而Seres、Sin均源出古印度梵语Cina，其他音节都是词尾，可见Sindabil、Sindifu的语源是从Sina、Seres演变而来的，而Sina、Seres又是从Cina演变而来的。这种演变关系的原因在于，由于最初经印度传播到阿拉伯人手中的丝绸是成都生产的丝绸，而成都是蜀之都城，所以都城生产的丝绸这一概念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到10世纪时还不但保留着成都(Sindabil)这一称呼，而且更用这个名称来指称阿拉伯人所认为的中国都城。玉尔说，阿拉伯人《麦哈黑尔游记》“谓中国都城日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恰好揭示出了丝绸产地成都(Sindabil)与丝绸中转地印度和丝绸到达地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和路线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如像此类因缺乏直接接触和交流而误解异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史例不少，正如有的中国古文献把Sind(印度河)当作五天竺(五印度)，而以条支指称阿拉伯，却不知那些地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变化已引起多次版图变化和名称变化的情况一样。
印度学者谭中指出，欧洲人称中亚为Serindia，这个词的Ser是Seres或Serica的缩写，意思是“丝国”，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Serindia的意思是“中印”。这与人们把东南亚半岛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如出一辙。Serindia和Indochina这两个概念，是指中印文明相互交流、相互激荡的大舞台。欧洲人到了Serindia和Indochina(中亚和东南亚半岛)，就有中亚文明相互交叉影响的感觉，所以这样取名。而印度人自己的“印度”名称，来源于Sindhu这个名称，Sind是河流的名称，即是印度河，Sindhu一地现在位于巴基斯坦③，是著名的印度河文明的发祥地。根据这个认识来看，Seres这个名称，显然是与Sindhu(Sindhu，在波斯人那里讹变为Hindu，传人希腊后，希腊人又讹变为Indus，此即India名称的由来)这个名称一道，从印度西传到中亚地区的，欧洲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知道Cina这个名称，而且把梵语的Cina一词，按照欧洲人的语言，音转成了西语的Seres。由此看来，Seres名称和Sindhu名称同传中亚，应该是从今印度经由巴基斯坦西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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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第30页。
②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81页。参见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5页。
③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3、84、88页。&
张骞所说蜀人商贾在身毒进行贸易活动，身毒即是Sindhu的汉语音译，指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地区。①可以知道，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地中海，这条路线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所途经的对外交通线。这与中国古文献《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蜀人商贾在“滇越”(今东印度阿萨姆)进行贸易活动、《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蜀人商贾在身毒(西北印度)进行贸易活动的路线是恰相一致的。
&&& (二)关于赛里斯之长寿者的传说。在戈岱司所编辑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著录了公元前4世纪欧洲克尼德(Cnide)的克泰夏斯(Ctesias)关于远东有人居住地区珍异物的记载：“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达十三肘尺(Coudee，法国古代长度单位，指从肘部到中指长，约等于半米——译者注)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②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的引述与此稍异：“希罗多德(Herodotos)之后，记述东方之希腊人，有克泰夏斯(Ktesias)，据云为欧洲人士最先记述中国者。克氏之作，约在纪元前四百年(周安王时)，谓赛里斯(Seres)人及北印度人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Cubits，每骨尺，由肘至中指之末端)，寿命达二百岁。”③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约公元前58年—公元21年之间)《地理书》XV，I，34记载：“然而，有人声称赛里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岁的穆西加尼人还要长寿。”《地理书》XV，I，37还记载说：“人称赛里斯人可长寿，甚至超过二百岁。”④克泰夏斯和斯特拉波的说法虽然不免荒诞，不过仔细考察分析，却有着几分中国古史传说的真实素地。
在中国先秦秦汉史中，长期流传着关于长寿的传说，流传最广泛的要数有关彭祖长寿的传说。相传彭祖为殷守藏史、周柱下史，寿八百余岁⑤，较早的记载盖为孔子所说“窃比于我老彭”⑥，老彭即彭祖。屈原也说：“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⑦汉晋间人对此亦颇多习知⑧。先秦秦汉的史籍上有两个有关彭祖的记录，历史上曾把两个不同的彭祖混为一谈，以为是同一人，其实不然。考之史籍，不难知道这两个彭祖及其所在，其中一个是为孔子所提到的彭祖，以长寿闻名；而另一个彭祖，则不仅长寿，而且还以长于仙术闻名于世。关于彭祖仙术之迹，《庄子·刻意》记载：“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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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使用的印度这个概念，除特别指出外，多数情况下是指“地理印度”而不是“印度国家”。“地理印度”大致上相当于印度文明的地理范畴，包括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在内。中国古文献对印度的指称，有着多种译名，如：身毒、天竺、贤豆、欣都思、捐毒，等等，而不同时期的译名所指称的地域范围有所差异，例如迦腻色迦创建的贵霜王朝在中国古文献里并不称身毒，而是初称大月氏，后称厨宾。参见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第80-81页。
②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页。
③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2页。
④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6页。
⑤《世本》雷学淇辑本，见《世本八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712页；并见刘向《列仙传》卷上。
⑥《论语.述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81页。
⑦《楚辞.天问》，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6页。
⑧如刘向《列仙传》，应劭《风俗通》(逸文)，常璩《华阳国志》，干宝《搜神记》，葛洪《神仙传》、《抱朴子》等，均极而言之。
⑨王先谦《庄子集解》卷4《刻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2页。
&从《庄子》所述来看，彭．祖长寿之术应属当时所谓的“方仙道”①，与蜀人王乔的仙术，均以行气吐纳为特点，属于同一仙道派别。据《国语.郑语》、《史记.楚世家》，彭祖为祝融陆终氏之子，又称“大彭”，“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②。《汉书.地理志》以为：“彭城，古彭祖国”，地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但蜀中也有彭祖遗迹，《华阳国志.蜀志》于犍为郡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县)下记载：“郡治，有王乔、彭祖祠”，又载：“王桥(乔)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彭蒙之蒙，与望音近相通，《续汉书.郡国志五》犍为郡武阳县下载有“彭望山”，刘昭注引《南中志》云：“县南二十里彭望山”，又引李膺《益州记》曰：“县……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元和郡县图志》卷32亦载：“彭亡城亦曰平无城，彭祖家于此而死，故曰彭亡。”③蜀地这个彭祖渊源有自，应与《尚书.牧誓》所载西土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的彭人有关，不必勉强去同陆终氏之后的大彭相比附。从三国时张鲁之子叫彭祖的情况看④，西蜀有为子取名彭祖之习。再从仙人彭祖行迹看，他以“吹啕呼吸，吐故纳新”为特征，恰与其同乡仙人王乔相同⑤，所以《庄子》所说的仙人彭祖，实为西蜀犍为郡武阳县的彭祖，而非东方彭城的彭祖。此彭祖与王乔并为一派，蒙文通先生考证其为南方之仙道，与燕、齐有殊，而吴、越的行气一派也是源于西蜀王乔、彭祖的⑥。至于《华阳国志.序志》所说“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则混淆了东方的彭祖和西方的彭祖，而两个彭祖又是各有渊源的，正如三个王乔各不相同一样⑦。
克泰夏斯与斯特拉波把长寿者和赛里斯联系在一起加以讲述，这显然是对于人物和人物所在地的描述。正如我们以上的分析，赛里斯是指蜀之成都，而赛里斯之长寿者则是指蜀人彭祖。可见，希腊罗马古文献关于赛里斯与长寿者的记载，虽然其中含有一些荒诞不经的成分，但其内核却并非捉风捕影之说。剔除那些荒诞成分，我们便可看到赛里斯和长寿者的故事与先秦秦汉的蜀地所具有的内在关系。由此可知，希腊罗马古文献关于赛里斯与长寿者的记载，来源于中国西南古蜀地区传说的流传，它们曲折地反映了古代蜀人传说的西传，应是古希腊作家根据他们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所作的记述，表明当时已有从中国西南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存在。
克泰夏斯的生活时代是公元前4世纪，此时关于支那(Cina)的名称已经远播于印度⑧。古蜀人经云南、缅甸进入印度，一条主要的通道是从今东印度阿萨姆经北印度进入西北印度(身毒)，这正与克泰夏斯把Seres和北印度联系在一起的记述相吻合，也与古蜀丝绸西传印度的年代、地域和路线相吻合。应该说，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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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仙道之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但“依于鬼神之事”的方仙道，自不始于汉初，先秦即有之。屈原《远游》即称王乔之术为“道”，则方仙道至少在战国时即已有所流传。
②《史记》卷1《五帝本纪》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页。
③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2《剑南道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7页。
④参见《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5页。
⑤《淮南子·齐俗训》说：“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淮南子·泰族训》也讲到王乔之道术，与《齐俗训》所述大体相同。王乔，蜀人，《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王乔，蜀武阳人也，为柏人令，得道而仙。”(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61页)。
⑥参见蒙文通《晚周仙道分三派考》，《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338页。
⑦参见段渝《巴蜀文化与汉晋学术和宗教》，《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3期。
⑧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76页。
二、中国古文献所载西南地区的早期对外交通。贾谊《新书》卷9《修政语上》记载：“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北中国幽都及狗国与人身鸟面及僬侥。”①其中几个地名和古国、古族名，颇与古蜀和西南地区的内外交通线有关。
独山，即蜀山，独字上古音屋部定纽，与渎字音同相通，《史记·封禅书》即作“渎山”，指岷山，即是蜀山②。狗国，先秦岷江上游有白狗羌，称为“阿巴白构”，为牦牛羌之筰都，即《史记·大宛列传》正义所说：“筰，白狗羌也。”筰都在战国至汉初渐次南迁至今四川汉源大渡河南北，汉武帝末叶以后逐渐南迁至雅砻江流域今四川凉山州西南部之盐源等地区③。“人身鸟面”，似与古蜀三星堆青铜雕像的人面鸟身有一定关系④；而狗国与人面鸟身相联系，则可能暗示着三星堆古蜀人与白狗羌在族群上的某种联系。
僬侥，或作焦侥，始见于《国语·鲁语》，其后《史记》、《后汉书》、《山海经》、《列子》、《括地志》诸书中有所记载，说其人身高不过三尺。《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小人名曰僬侥之国。”《海外南经》所记略同。《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即焦侥国”。方国瑜先生引证李长传《南洋史纲》说：“小黑人，后印度(中印半岛)之原住民，人种学家名曰小黑人，属尼格罗系(Negritos)。身躯短小，肤色黝黑，在有史以前，居住半岛，自他族徙入，遂见式微。”方先生认为，永昌徼外僬侥夷，当即古之小黑人，惟不详其地理⑤。夏光南和波巴信认为焦侥可能就是缅甸的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⑥。其实，就印度历史看，所谓小黑人，即是尼格罗种系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他们是印度河文明时代的主要居民，在印度河文明衰亡后，当北方操雅利安语的印一欧人从欧亚草原进入印度北方时，达罗毗荼人迁移到恒河流域、印度南部和印度东北等地，今天在南印度西海岸的卡拉拉邦、东印度的曼尼普尔邦和库奇山区的安加米那人身上，还可以见到达罗毗茶人的体质特征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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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9《修政语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60页。
②《史记》卷28《封禅书》：“渎山，蜀之汶山。”《索隐》云：“《地理志》蜀郡湔氐道，愍山在西。郭璞注云：‘山在汶阳郡广阳县，一名渎山也’。”愍、岷古今字(第1372页)。
③参见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0、271页。
④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中有1件鸟脚人身像，腰部以上断裂，损毁不存。这件雕像腰至大腿、小腿为人身，脚为鸟爪，踩在一只作飞翔状的青铜鸟的头上。根据这件雕像的形态和意境，联系到三星堆出土的1件青铜神坛的上层所铸有高踞四周的青铜鸟头，再联系到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鸟头像和陶制鸟头勺柄等情况分析，这件鸟脚人身青铜雕像的头部很可能是鸟头。
⑤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216页。
⑥参见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第23页。波巴信《缅甸史》，第10页。
⑦参见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4页。参见R．塔帕尔(Romila
Thapar)《印度古代文明》，林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按：实际上，达罗毗荼人包括尼格罗人和地中海人两部分，一般认为，辉煌的印度河文明即是由达罗毗荼人创造的。
印度河文明衰亡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此后，达罗毗荼人从印度河流域逐步向东印度和南印度迁徙。这个时期，正是古蜀三星堆文明兴起并走向繁荣的时期，也是古蜀文明与印度文明接触交流的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来源于印度洋的大量齿贝，古蜀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①，以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巨量象牙，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不是偶然的。李学勤先生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见到该校收藏的一片武丁卜甲，经不列颠博物院研究，龟的产地是在缅甸以南；YH127坑武丁卜甲碎片黏附的一些织物痕迹，经台湾学者检验是木棉②。木棉即《华阳国志·南中志》、《蛮书》、《新唐书·骠国传》等所说的“帛迭”，也就是所谓橦华布，主要产于缅甸。这些文化因素的直接来源，颇与印度洋沿岸地区、东印度阿萨姆和上缅甸有关，它们之间的接触、交流和交通，应是通过这些地区进行的。这表明，中、印、缅之间的交通、交流和互动，不但在商代确已存在，而且缅、印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还通过古蜀地区输往中原商王朝③。
古代东印度阿萨姆有一著名的迦摩缕波国，中国史籍记为盘越国，或滇越，滇越的东南即是上缅甸。公元前3世纪以前，上缅甸不曾存在任何国家，而印度早在阿育王时代(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孔雀王朝的势力已扩张到东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④。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盘越国，一日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盘越，《后汉书》误作“盘起”⑤。据沙畹研究，盘越地在东印度阿萨姆与上缅甸之间⑥。据汶江先生研究，盘越即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的迦摩缕波⑦。《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数千里，有乘象国，名日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直到汉魏，蜀人商贾仍在东印度进行经商活动。《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记载：“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⑧这里所说迦摩缕波国“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就是《魏略·西戎传》所说的“其人小与中国人等”，其实就是分布在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与雅利安人语言有异的达罗毗荼人，亦即所谓僬侥。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哀牢传》的记载来看，西南夷的空间范围包括了后来缅甸的许多地区，直接毗邻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的⑨。《后汉书·陈禅传》记载说：“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掸国在今缅甸，时称西南夷。《后汉书·明帝纪》更是明确记载说：“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直接把僬侥之地纳于西南夷地域范围。《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还记载：“此国(按，指迦摩缕波)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壤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之西南之境。”这些记载说明，出蜀之西南境即西南夷，其境地是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相连接的，这一线就是古蜀人出云南到东印度进行商业活动的线路。由此不难知道，古蜀三星堆文化和中国西南文化中出现的印度河文明的因素，其来源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由蜀商通过当时已从印度河流域东迁至阿萨姆的原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达罗毗荼人那里了解，并往来传递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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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段渝《试论商周时期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来源》，《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
②参见李学勤《&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序》，《三星堆研究》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页；《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学术集林》卷1，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③商王朝与古蜀国之间，既有战争的对抗，又有和平的交往，双方还存在微妙的贸易关系。参见段渝《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 &&④B．M．Barua，A50ka
and His Inscriptions，Calcutta：New Age
Publishers，Ltd，1955，PP64-69转引自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⑤《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第860页。《后汉书》卷88《西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
⑥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7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1-57页。
⑦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⑧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94页
⑨《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428页)。《后汉书·哀牢传》记载：“(哀牢夷)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第2849页)。方国瑜先生认为：据此可见，哀牢地广人众，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22、24页)。方先生之说，符合古文献记载。
考古资料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而后来在中、印、缅广泛分布的细石器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印就有文化传播和互动关系。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梅加拉亚、那加兰、曼尼普尔、孟加拉国、比哈尔、奥里萨、乔达·那格浦尔等地，多处发现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八字形石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是中国云南考古中常见的形制①。在东印度阿萨姆发现一种圭形石凿，刃部磨在两窄边，这在四川西南部凉山州西昌市等地区是常见之物②。饶宗颐先生也认为印度地区所发现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沿陆路从中国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和沿海路进入盘福加(孟加拉国)的，印度河文明哈拉巴文化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据此可确认丝织品传至域外，而竹王的神话，则与西南夷的信仰同出一源③。阿萨姆石器原料所用的翡翠，产在离中国云南边境仅150公里的缅甸猛拱地区，这个地区当属东汉永平十二年设置的永昌郡内外。阿萨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建筑是干栏式④，这同样是中国西南云南和四川常见的建筑形式，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就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⑤。根据陈炎先生在《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中所引证的中外学术观点，印度以东缅甸的现住民，不是当地的原住土著民族。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史前时期从中国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迁入，其中的孟高棉语族是最先从云贵高原移居到缅甸的⑥，这显然同有肩石器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向缅印地区的次第分布所显示的族群移动有关。
《新书·修政语上》还提到“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西王母的所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之在中国的西方。近年有学者认为，“王母”是古印度语Uma通过古突厥语演变而来的，是印度神话中喜马拉雅山神之妻Urea的化身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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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阚勇《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省博物馆，1981年，第45-67页。杨甫旺《云南和东南亚新石器文化的比较研究》，《云南文物》第37期，1994年。
②礼州遗址联合考古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③参见饶宗颐《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3、355、356页。
④印度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见H．L．Movius，“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vol．19，1944．Shshi
Asthana，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From Earliest Times to 300
B．C．，Delhi：B．R．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6，P．154。参见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⑤四川省文管会、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⑥参见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关于缅甸的古代民族的来源问题，参见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藏彝走廊》，《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35-48页；贺圣达《缅甸藏缅语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兼论其与中国藏缅语诸民族的关系》，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3，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关于孟高棉语的问题，可参见何平《中南半岛北部孟高棉语诸民族的形成》，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3，第18-33页。
⑦库尔班·外力《西王母新考》，《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葛剑雄先生认为，先秦至张骞通西域以前昆仑山、西王母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