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VBScript 运行时错误 错误 '800a0005'
无效的过程调用或参数: 'left'
/common/function.asp，行 1791我的图书馆
/* 1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烟毒的种类（1）（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大麻植物标本　　近代以来，泛滥于中国的烟毒，包括鸦片烟、毒品两大类，其中尤以鸦片烟流布最广，吸食者最多，为害最烈，为害时间也最长。　　鸦片，是从罂粟的蒴果上割取的汁液加工制成，又名阿片、阿芙蓉、洋药、土药、烟土、大烟等。鸦片中含有罂粟碱、野罂粟碱、原鸦片碱、吗啡、可待因等多种生碱类物质，对人类、动物的中枢神经有较强的麻醉作用，是一种天然毒品。人们吸食鸦片以后，会暂时忘却痛苦，产生快感，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　　连续服用鸦片，会产生身体的依赖性，需要不停地服用鸦片才能维持身体上的生理需要；还会产生药物的耐受性，当一个人长期服用鸦片后，再服用同样的剂量就不会有多大快感，必须不断加大剂量，才会产生相似的效果。同时，长期服用鸦片，还会产生心理的依赖性，形成了习惯，难以戒除。　　鸦片何以成为毒品的呢？推本究源，鸦片是以“贡品”进入中国的。鸦片原产于西亚，起初被视作一种良药，用途十分广泛，疗效十分显著。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唐朝时，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即遣使贡献以鸦片为主要药物成份的“底也伽”。可以说，作为药物，鸦片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只是在清朝时鸦片被过多过滥地使用，才演变成一种为害人类、为害社会的毒品。清朝道光年间，鸦片输入的数量空前增加，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严重的局面，朝野为之震惊。清廷采纳了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建议，于1839年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严禁外商走私鸦片。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清廷战败，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默许了鸦片的大量输入，从而鸦片更加泛滥。鸦片战争以后泛滥于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以下几种：　　公班土，又名“派脱那土”，俗称为大土。产于印度，输入中国时，制成了大圆球式样，颜色呈黄黑色，质地较软，裹以烟叶，是鸦片中的上品，质量高，售价高。　　加尔各答土，俗称小土，亦产于印度，颜色为黄黑色，质地较硬。质量较次，价钱也稍便宜。以上两种烟土，多为英国人走私入口。　　金花土，产于土耳其，质量比印度土差，多为美国人走私输入，但由于质次不受吸食者欢迎，故输入的数量并不多。　　红土，即波斯烟土，俗称“新山”、“红肉”等，是日本人从伊朗输入的，通常用红纸包裹。但红土质量低劣，毒性大，对人体的危害也大，吸食稍多会出现便血等病症。因此，红土售价低廉，贫穷的烟民乐于吸食。
/* 2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烟毒的种类（2）（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大量的洋烟土充斥中国，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加重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于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廷公开允许种植鸦片。不久，全国各地，从长城至云贵、从东海之滨到陕甘，到处都种植罂粟，鸦片迅速国产化了，并逐渐排挤、替代了进口鸦片。国产鸦片主要有以下几种较为著名：　　云土，产自云南省，是国产鸦片中的著名品种。云土又分迤南土、迤西土、迤东土，其中迤南土质量最好，色香味俱佳，有“王中之王”的美誉，嗜食鸦片的人称之“半里闻香味，三口顶一钱”。云土一般制成长方砖型，外包装上贴有以虎门销烟著称的林则徐的头像，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川土，产自四川省，质量稍次于云土，也是烟土中的上品。四川全省各地都产鸦片，其产品又细分为丰都土、南坝土、涪州土、夹江土、屏山土、巴州土、桂花土、龙泥、凤土、磁块等，产量在全国居首位。　　贵土，又称黔土、毛块、贵州黑等，产自贵州省，质量也较好。毛块形状如马蹄，每块重约10～20两。　　西土，产自陕西、甘肃等省份。又分为甘肃省出产的甘土，俗称甘砖、兰砖，制成长方砖形，质地坚硬；陕西出产的西土又称西砖，其中渭南所产渭南土尤为著名，是西土中的佼佼者。　　交土，又称代土，产自山西。　　宁土，产自宁夏。　　北口土，产自热河，又称为红土，一般制成砖形，重约100两。北口土烟味浓烈，也是著名的烟土。　　西口土，产自绥远。　　西货，又称西口土，产自察哈尔。　　边土，又称东土，产自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其中名品为“冻土”，烟劲最足，连烟灰也可以吸食多次。青海所产烟土，也称为边土。　　亳州浆，产自安徽。　　东土，又称洛宁土、枣泥土，产自河南。　　湘土，产自湖南。　　施南土，产自湖北。　　建浆，产自福建。　　鲁土，产自山东。　　苏土，产自江苏。　　粤土，产自广东。　　赣土，产自江西。
/* 3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烟毒的种类（3）（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在国产烟土中，以云贵川、东北、陕甘等地产量较大，其他省份所产烟土数量较少。但是，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既有洋土，又有众多品牌的国产土，使嗜大烟的瘾君子们能各取所需，有钱的人吸食上品，没钱的人吸食劣品，从而沉溺于鸦片烟中，忘却自己的职责和人生意义。　　同时，如此众多的鸦片也为加工其他毒品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自晚清至民国的百余年中，除了鸦片泛滥于全国各地之外，还有以下毒品助纣为虐，残害中国人。　　吗啡，是浅黄色、棕色、白色或无色的结晶粉末，是从生鸦片中提取、制成的药力更大的鸦片结晶体。它的主要成份就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占鸦片的10%左右。19世纪初，医学家研制、发明了吗啡，广泛用于镇痛，效果十分明显。但令人吃惊的是吗啡对人体的循环、呼吸、消化系统都有副作用，还具有比鸦片更强的成瘾性，很快就作为毒品流布人间了。吗啡一般用于皮下注射，使用后立即会感到瞬间的冲动，畅快无比。清末民初，吗啡这一毒品就输入了中国。　　海洛因，又叫“白面”、“料子”等，是用化学方法对吗啡再加工提炼制成的，多为白色或无色粉末，也有浅灰褐色、深褐色的。海洛因起初被当成对付吗啡瘾的灵丹妙药，且具有极强的止痛性。但海洛因的副作用更大，其成瘾性更强，相当于吗啡的2倍。20世纪20年代以后，毒品海洛因盛行，也开始传入中国。海洛因的吸食方法较多，可放在香烟中，也可用鼻子嗅吸，还可用火柴烘热放在锡箔上，用吸管吸其烟雾（俗称“吞白粉”），对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鸦片、吗啡。　　红珠子、白珠子，也是海洛因的制成品，因颜色的不同而命名，多由英国和日本制造输入，是放在烟枪筒上抽吸的毒品。　　红丸，是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的毒品，最先由日本人生产，输入中国。后来，中国有的奸商也用鸦片、吗啡加葡萄糖等制成红丸、白丸出售。　　以上都是鸦片类毒品。此外，当时古柯类毒品如高根等，大麻类毒品，也在中国社会中流布害人，但数量较少，影响并不太大。
/* 4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罂粟：从名花、名药到毒品（1）（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罂粟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叶片碧绿，花朵五彩缤纷，茎株婷婷玉立，蒴果高高在上，但从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可加工成鸦片、吗啡、海洛因。因此，罂粟成为世界上毒品的重要根源，而罂粟这一美丽的植物可称为恶之花了。　　罂粟的原产地是西亚地区，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并有种植。对此，邓之诚先生考证道：　　《冷斋夜话》引陶弘景《仙方注》曰：断肠草不可知。其花美好，名芙蓉花。　　故太白诗曰：“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断肠草即指罂粟花、知其流入中国已久，盖远在六朝之际矣。予曾镌太白诗四句为小印。　　但罂粟种植并不广泛，至唐朝时还作为贡品从国外贡至。有关罂粟的材料，也是在唐朝时多了起来。因此，有论者谓罂粟至唐朝时传入中国。据史书记载，唐朝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是古代西方的灵丹妙药，它的主要成份是鸦片等，可以治痢疾、解除中毒等。　　与此同时，罂粟的种子也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了。　　不过，当时鸦片罂粟的种植，纯粹是为了观赏和药用，而不是把它当成毒品吸食。　　唐朝时，人们对罂粟已有相当的了解。陈藏器在其《本草拾遗》中记述了罂粟花的特点，他引述前人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　　不仅如此，对如何种好罂粟花，唐人也有认识，唐文宗时人郭橐驼在《种树书》中指出：“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时人在诗词中多有吟咏。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　　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　　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米囊花”，即罂粟花。游子在经过爬涉艰险路程之后，来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原，极目远望，平川万里，赏心悦目，游子的愁容消失在一片五彩缤纷的罂粟花里。罂粟花使游子有归家之感，使游子消失了愁容，感到了归家的快乐。　　直到明朝末年，罂粟花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明朝万历年间，大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大加赞赏，他写道：“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崇祯年间，旅游家徐霞客在贵州省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了一片红得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
/* 5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罂粟：从名花、名药到毒品（2）（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鸦片的药用价值，宋朝以来历代医书多有记载，被看成治痢疾等症的良药。　　宋徽宗时中医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指出：“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王磟在《百一选方》中清楚地记录了罂粟治痢疾的处方。他把罂粟当作治疗赤白泄痢的特效药，为此专门将罂粟子、壳炒熟研末，加蜜制成药丸，患者服食30粒后即病愈。此外，宋代中医们还发现罂粟的其他功效，如治呕逆、腹痛、咳嗽等疾病，并有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等功效。因此，罂粟子、壳也被当成了滋补品。苏轼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即反映了这种情况。他的兄弟苏辙的《种药苗》诗，更详尽地说明了罂粟的滋补作用：“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元朝时，中医对罂粟的巨大副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建议慎用。如名医朱震亨即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然而，世人并未记住朱氏的劝告，元朝时，已有人开始服食鸦片了。　　元朝人所服食的鸦片，并非中国本土所制成的，而是从征服印度等地的战争中掠夺而来。作为战利品的鸦片，在当时还颇受欢迎。到了明朝时，中国人才逐渐懂得了鸦片的生产、制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录了当时采收生鸦片的方法，他写道：“阿芙蓉（即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　　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但是，这种方法，并未普及，李时珍也是道听途说，并未看到或亲自采集制造过鸦片。当时中国境内的鸦片，还大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据《明会典》记载，东南亚之暹罗（泰国）、爪哇、榜葛赖（马六甲）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并不时作为“贡品”药材贡献给明朝皇帝，如泰国即一次入贡300斤鸦片。直至成化时，鸦片进口还相当有限，因此市面上鸦片价格昂贵，竟然与黄金相等。其后，鸦片进口逐渐增加，明朝正式对鸦片征收药材税。　　万历十七年（1589），鸦片首次被列入征税货物清单之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规定，鸦片每十斤征收税银一钱七分三厘。这表明，鸦片输入增多了，食用鸦片的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富绅地主已经为数不少了。　　清朝初年，仍沿用明朝的方法，将鸦片视为药材，征收入口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规定：每进口百斤鸦片，征银三两。清初进口的鸦片数量每年约二百余箱（每箱约100斤），这个进口数量表明，鸦片吸食者不是很多。但是，四十余年后，即雍正七年（1729）以后，鸦片进口大量增加，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一千箱，嘉庆五年（1800）达四千箱，道光初年达八千余箱，至鸦片战争（1840）前夕，每年进口的鸦片多达四万余箱，约四百万斤了。这时，鸦片已是一种吸食者甚众的毒品了。至此，罂粟已由来自域外的美丽的花朵，演化成害人的毒品。　　鸦片进口数量的激剧增长，有着众多的原因，就鸦片本身而言，吸食方法的改进有着极大的关系。如上所述，鸦片最初是作为灵丹妙药进入中国的，有权力享用的人很少。作为药物，是将罂粟的子、壳炒熟，研成粉末，加上蜂蜜，制成蜜丸服用，或者用罂粟子、壳煮水服用。作为滋补品，宋朝时又将罂粟制成“鱼饼”和“佛粥”食用。鱼饼是将罂粟子洗净磨乳，去渣后煮沸收聚，制成小块，服食时以红曲水酒蒸后取出，制成鱼鳞状的小薄块，这种罂粟饼即为鱼饼。佛粥，也是用罂粟子和竹酒煮成。这时，人们只是服用罂粟的子、壳，还没有掌握刺取罂粟毒汁制成鸦片的技术。　　元朝时，印度已经盛产鸦片，蒙古人远征印度时，掠取了大量战利品，鸦片就是其中的一种。一般认为，元朝时，中国人还没有自制鸦片，明朝时才开始自制鸦片。其提取汁液、制作鸦片的技术，名医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此时，人们提取了罂粟汁液，阴干成生鸦片，吞服。由于其毒性很大，吞服过量的生鸦片，便会中毒身亡，危险性很大。因此，服食鸦片并不普遍。　　如同罂粟由海外传入的一样，吸食熟鸦片的方法也是由海外传入的。据记载，在17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热带地区的苏门答腊人首先发明了服食熟鸦片的方法。他们将提取的鸦片浆汁煮熟，再滤掉残渣，与烟草混和成丸，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或者仅用熟鸦片制成丸子吸食。这种吸食方法很方便，又能品尝到鸦片烟的芬芳香味，很快就流传开了。到了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厦门、台湾等海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也开始使用吸食法享用鸦片毒了。到了乾隆年间，中国已流行竹管吸食鸦片，即烟枪吸食鸦片了。　　吸食法的流行，将鸦片由药用彻底推到了毒品的行列。首先，由于吸食法方便、易于仿行，使吸食者大大增加，全国每年消费的鸦片数量逐年增加。其次，用吸食法食用鸦片，使鸦片中的毒素更易深入人体，刺激大脑，产生自我麻醉、忘却烦恼、昏昏欲仙的感觉，加重了吸食者的成瘾性，从而更加离不开鸦片了。　　吸食法，使沉迷于其中的瘾君子充分领略了鸦片的“功用”，在烟毒的熏陶下，自觉不自觉地称颂鸦片的“妙处”。清朝时的瘾君子们即对鸦片交口称誉，他们认为：“（鸦片）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其实，这种感觉就是鸦片的麻醉作用，耽于这种吸食之中，很快就形成了难以戒除的成瘾性，自身受到的毒害越发严重了。
/* 6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烟毒对人体的危害（1）（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烟毒，尤其是鸦片烟的危害，自晚清以来由于吸食者众，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这就是毒瘾，即鸦片瘾、吗啡瘾和海洛因瘾。对于中毒甚深，搞得面目黑瘦、精神萎靡、形体瘦弱的鸦片嗜食者，国人斥之为“鸦片鬼”。从鸦片战争直至解放前夕，各大都市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鸦片鬼。因此，烟毒的危害，普通人虽然不能从学理上搞清楚，但耳闻目睹，几乎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毒品一般分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两种。麻醉品如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吸食后对人体的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服用后就会产生生理和心理的依赖性，即成瘾。精神药物则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服食后容易产生兴奋和抑制作用，连续使用一段时间后，也能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依赖性，即成瘾。人为什么会对毒品上瘾呢？这个问题已有了科学的解释。即在人类的大脑中，能分泌出一种化学成份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它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幻觉。可以说，人类之有快感其根源在于二羟基苯基丙氨酸的分泌。在人脑中，还有一种成份与吗啡非常相似，这就是内呔啡。它有较强的镇静作用，且有助于大脑中分泌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因此，只要大脑中分泌出这两种化学成份，人们就会感觉到安静、快乐和幻觉，从而十分愉悦。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鸦片等物服食后异常快乐，便乐于服食，长期反复服食，这就成了吸毒。因为，当人们服食毒品之后，毒品直接进入了人体，刺激大脑，复制出二羟基苯基丙氨酸和内呔啡，使吸食者产生莫大的快乐和满足。但是，毒品进入人体以后，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增加了血液的供给量，增加了人体的兴奋度和力量，并产生快乐；当毒品药力消失以后，人体内便严重缺乏这类物质，产生极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又需吸毒。如此反复下去，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大脑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吸食毒品之人，沉溺于一时的快乐，养成毒瘾，困于毒瘾，无暇他顾，以至于死于毒瘾，自鸦片战争以来，死于毒瘾的鸦片鬼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鸦片作为毒品，相对于吗啡、海洛因等毒品而言，其毒性是较低的。但是，对人类和某些动物而言，其成瘾性仍是相当强的。一个人，刚开始吃鸦片烟时，每每觉得刺喉难挨，但吸上十余口后，即会感到“快乐”，更思吸食，久之自然成瘾。因此，当时劝人不要吸食大烟的措施，都指出不要尝第一口。而一旦吃了第一口，往往就会上瘾。光绪时人张昌甲指出：　　凡人初吃烟时，其志个个持定，必曰：“他人心无主宰，以致陷溺其中（指成瘾），我有慧力焉，断不至此！”及至（瘾）将成之际，又易一言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有戒力以制之！”迨其后明知不可复返矣，则又曰：“我终有定力以守之，不至沉迷罔觉也！”直至困苦难堪，追悔莫及，方瞿然曰：“一误至此哉！”然人寿几何，此生已矣！　　其实，人们吸食第一口鸦片烟，滋味并不好受。光绪时人张昌甲是个吸食大烟的人，他在其《烟话》中描述了他初试鸦片的感觉，写道：“余于烟之初上口时如不胜，然迨十余口后，乃觉其味醇醇，每欲请益。尝读《桂留山房诗》中有云：”初犹艰涩刺喉，醇而后肆乃贪馋。'足以移此。“但是，十余口后的快乐感觉，使他还想吸食。如此，坚持三五天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鸦片烟瘾。张兴智在《从种烟到禁烟的亲见亲闻》指出：”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连续吸食三五天大烟，便可成瘾，并难于革除。“
/* 7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烟毒对人体的危害（2）（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鸦片烟不仅能使吸食者本人上瘾，而且对于长期处在鸦片鬼烟雾之中被动吸食二手烟的人和动物来说，也极易上瘾。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的回忆文章中，以切身的经历讲述了戒烟之难和被动吸烟上瘾的情形。他写道：　　我的父母均吸大烟。父亲患多种疾病，医生再三劝其戒烟，并说如再吸用必会短寿。他到40多岁时才戒烟，但仅活到50周岁就病故了，母亲于1937年在医院戒烟时受了不少苦，初戒时不思饮食，呻吟床榻，日夜不能入睡，甚至腿足倚墙形同倒立，呼喊难过大汗淋漓……　　吸用大烟者容易上瘾，常闻烟的人也可以上瘾。我的妻子为侍候老母，经常为老人烧大烟，后来发现如不代母烧大烟，就觉得周身无力，困倦没有精神，有时还连打哈欠。后来母亲发现我妻子染上了闻烟瘾，便不再叫她代烧大烟了，过几日即恢复正常了。　　不但人能闻烟上瘾，动物如久在大烟室中也可上瘾。我家的男佣人有的上了大烟瘾，晚饭后均到马号吸用大烟。我家的马车小冯养有一只黄鸟，晚间即把鸟笼悬挂在住房内防止猫扑。该屋中无人吸大烟时，笼中小鸟把头藏在翅下呈睡眠状，但当吸烟喷出烟雾之际，小鸟把头伸出，鼓动双翅，抖擞羽毛，在笼中飞动跳跃，双爪立于笼架上开始鸣叫。纸顶棚内的老鼠也活跃起来，在顶棚内来往狂奔呼呼作响。　　李希贤在《旧社会河套地区鸦片烟害》一文中，也指出了老鼠、百灵鸟被动染上鸦片烟瘾的情形。他指出：“鸦片烟毒之为害，不仅祸殃及人类，就连周围的小动物染上烟瘾也会死亡。有一户人家，房顶有鼠洞，老鼠嗅闻鸦片烟气，日久上瘾。当房主人外出一个时期回来，发现老鼠死了，掉下地来。另有一户人家，饲养一只百灵鸟，每当晚上主人吸烟，鸦片烟气满屋时，百灵鸟才在笼中欢蹦乱跳地鸣唱。后来主人没有烟吸了，百灵鸟也死了。”烟毒，准确地说是吸食大烟之人喷出的烟毒废气，竟使穴居的老鼠、笼中的宠鸟上瘾，以至于瘾发命丧，可以清楚地看出烟毒的成瘾性是多么强烈，其为害范围是多么广大！　　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吸食鸦片烟，那么腹中的胎儿也会中毒染上毒瘾。袁简之在《鸦片在鄂西的泛滥》一文中指出：“常吸鸦片人家的烟雾在空间飘散，猫儿老鼠呼吸这种烟雾时间久了也会上瘾。老鼠发瘾趴着不动，猫儿发瘾叫喊不止。　　有鸦片瘾的妇女，怀孕期间，胎儿在腹中受毒也有瘾，出生后每天要哺喷鸦片烟雾，不然则啼哭不止。“杨国治在《西康省雅属的烟祸》一文中，也记载了婴儿、猴子上瘾的事例。他说：”我家隔壁张子绍的儿子才生下地，她母亲就向他吹送鸦片烟的烟子，说是在胎中就有了瘾，每天吹送烟子，婴儿不哭；不吹，他就哭。幼小的生命就这样害了。原二十四军有个团长傅德铨，喂养了一个猴子，随时跟在身边玩弄，傅德铨吸鸦片时，猴子就在烟塌上玩，嗅嗅烟子，傅也常常向猴子吹吐烟子搞着玩，无形成瘾，如果到时没有给猴子吹烟子，他就要急躁得叫闹。有一次傅故意把猴子释放出去，不出一天，猴子烟瘾发了，逼得它主动放弃自由的天地回到傅德铨的烟塌上来。“　　以上数例充分显示了鸦片烟具有多么强烈的成瘾性。而且鸦片烟对于上瘾的人来说危害甚大，不啻为杀身害命的利斧。“鸦片烟，一入其境，而一得其味，苍生之大患具于此，万万不可救药者。”“人当发瘾之时，欲吃不得，欲忍不能，其苦莫可名状。”而且，长时间的服食鸦片烟，会使“其肉必瘦，其血必枯，其舌常脱液”，对身体危害极大。在解放前，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鸦片烟瘾君子的狼狈相：“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趿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其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灾，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　　而“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
/* 8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烟毒对人体的危害（3）（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吸食鸦片烟的危害有目共睹，一些瘾君子“迷途知返”，尝试戒掉恶习。但是戒掉大烟是一条难于攀登的蜀道，“难于上青天”的重任。晚清时，有人指出：一个人一旦染上烟瘾，“则一息尚存，断无中道弃捐之日”，不死不止，“凡人烟瘾既上，无休歇时，一睡是小休歇，一死是大休歇。”自鸦片泛滥以来，多少中毒的烟客饱尝戒烟的痛苦和难堪！从下面几例，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罗从修在《自贡“烟王”》中，记述了自贡“烟王”刘圣瞻的成瘾、戒瘾、复吸的经过。1926年，刘圣瞻经过的路旁有一家“吮香烟室”，门帘上写有“闻香下马”的广告词，“他看见字还没有闻到香就迷着了，马上闯将进去。初试云雾，果然异香扑鼻，其臭如兰，尽情吞吐之后，精神百倍，抖抖擞擞而归。”从此，他就成了烟馆的常客，成了一个十足的鸦片鬼，不久，又在自己的家内私设烟具，卧榻逍遥。但是被母亲发现后，“烟灯烟枪，全部捣乱，烟膏交出，命书童监视，不许出门，闭户读书”。这样一来，刘圣瞻可尝到了戒烟的滋味。“足不出户还不在乎，那腰酸背痛，哈欠连天，涕泪交流，头昏目眩，口干舌躁，吃又吃不得，睡又睡不得，终日昏昏，天旋地转的境况”，让他活受罪。在他母亲的严厉监管之下，他苦苦熬过了一个月，总算脱离了苦海。但是，“戒后不多久，老瘾复发”，刘圣瞻再次坠入鸦片烟中，在茫茫孽海中醉生梦死。　　总之，鸦片烟对吸食者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摧残，民间歌谣有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很好地形容了大烟的危害。其实，鸦片烟还对吸食者的家庭、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在云南德宏有这样的说法，充分显示大烟对家庭、社会的危害：“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由于家破人亡，进而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危害社会。关于吸食烟毒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下面有关章节详述，兹不重复。
/* 9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烟毒对人体的危害（4）（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鸦片烟的危害已经令人怵目惊心了，而比鸦片毒性更强的吗啡、海洛因对吸食者的危害更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了。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一文中指出：“'白面’（即海洛因）之毒害甚于大烟，凡染上白面瘾，家业败得快，人也死得快。吸食'白面’方法简便，……一小包'白面’仅需一角钱，可吸好几次，与大烟相比要便宜一些，因此一些吸大烟的人便改吸'白面’（按，吸食海洛因药力更强，故常吸食鸦片的人为增加刺激，往往改吸食毒品）。'白面’吸后口中干渴，想饮用清凉之物，但喝下汽水后立即犯瘾，仍须再吸。如此反复自然花费增加，故倾家荡产和早亡丧命者大有人在。”　　不久，又发明了体内注射毒品的方法，“即把'白面’用蒸溜水溶解成液体，用注射器注入体内，这种方法较吸要过瘾，但对人体的毒害亦同时加大了。凡注入'白面水’的地方只能扎一次，再在原处扎针头就扎不进去了。所以用不了多久遍体全是针眼，甚至连头皮和手脚指甲缝都扎了，无处可扎后，便会因毒瘾发作而致死。30年代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王文源……他的妹妹是个女票友，年20多岁，容貌非常美丽。她染上烟瘾后，先吸后扎，后因毒瘾加深，卧倒在（北京）地安门外白米斜街水窑胡同的'白面房’中，不能自行回家。在她垂死前，流氓无赖给她一小包'白面’，即可同她睡一次。待其奄奄一息，高丽浪人便将她撵出门外，最后死于什刹海畔。”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时，推行毒化中国的政策。在抚顺千金寨矿区，开有多家吗啡馆，出售吗啡和海洛因，造成了一大批吸毒者。“长期吸毒瘾者，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形同行尸走肉。他们一日不吃不喝尚可，但不扎不抽则万万不能。中毒越深，犯瘾越频，乃至无可救药。这些人到后来，虽然熬过酷暑盛夏，却熬不过数九隆冬。冬天腹中无食，身上无衣，毒瘾又在大作，多是活活折磨致死。有的躺卧在屋檐房角下悄然死去，有的怀抱饭馆门前的大铁炉（借余温取暖），而至冻僵死掉。每到寒冬，冻死之路倒，横躺竖卧，呲牙咧嘴。”。他们多是扎吗啡、抽海洛因搞得一贫如洗，形消骨玄，而走上了死亡之路。
/* 10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走私的泛滥（1）（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步蚕食了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等富庶的印度土邦。这里很适合罂粟的种植与生产，英国殖民统治者强迫当地农民大力种植鸦片，再由东印度公司收购、加工，制成特殊货物运往中国。这就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三角贸易，即英国本土生产的毛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销往印度，从印度购进印度生产的鸦片；然后将鸦片销往中国，并从中国购买茶叶、生丝、土布等农产品。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形成了一个贸易的三角关系，英国商人通过这一三角贸易，牟取了巨额利润。这一三角贸易的关键，即联系环节，就是臭名昭著、遗害无穷的鸦片。　　当时，在印度的鸦片业由两部分，即孟加拉鸦片（又叫公班土）和马尔瓦鸦片（又叫白皮土）组成。英属东印度公司首先控制了孟加拉鸦片。乾隆三十八年（1773），东印度公司取得了英国国会的授权，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东印度公司即宣布对孟加拉、比哈尔、奥理萨三个地区所生产的鸦片专卖。当地鸦片种植者只能按规定的价格将鸦片卖给东印度公司。之后，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专卖制度，1799年（嘉庆四年）东印度公司禁止任何人私种罂粟，种植罂粟的烟农必须与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在公司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数量种植，再按规定的价格出售给东印度公司。同时，签订了合同的烟农，可以得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贷款；如果烟农违约，不种植罂粟，则要处以三倍于贷款的罚金。东印度公司的专卖制度，把孟加拉地区的鸦片生产、贩卖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从而形成了垄断经营，便于牟取暴利。为了维护鸦片的高额售价，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产量限制在4500箱以内。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鸦片首次突破了2000箱，乾隆五十五年（1790）从印度输入的鸦片多达4054箱。　　在孟加拉鸦片之外，马尔瓦鸦片迅速崛起，并对孟加拉鸦片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作为非东印度公司的产业，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大量销往中国，从而对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孟加拉鸦片形成了巨大威胁。在这一竞争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改变了限制数量牟取暴力的垄断政策，允许私人购买者在每箱马尔瓦鸦片交纳177卢比的通行税之后，任意收购、贩卖。而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孟加拉鸦片，也停止了总量的控制，大力发展鸦片业。因此，每年输往中国的鸦片也迅速增加了。　　嘉庆元年（1796），清廷正式禁止鸦片入口，东印度公司根本不想放弃这一邪恶的买卖，但停止使用本公司的船只装运鸦片，表面上表示东印度公司断绝了鸦片交易。在行动上，东印度公司将鸦片高价卖给散商，即来自英国或英属印度的私商，又称港脚商人，再由他们运往中国。　　鸦片由印度输入，在中国广州附近形成了一个个走私的中心：　　第一，黄埔和广州。广州及黄埔是当时惟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西方商人在通商的过程中夹带了部分鸦片，就地销售，久而久之，广州和黄埔就成了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走私中心，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嘉庆元年（1796），清廷严厉禁止鸦片入口。英国等西方商人才不敢继续在广州和黄埔贩卖违禁的鸦片，鸦片走私中心于是转移到澳门。　　第二，澳门。澳门靠近广州，早在明后期即为葡萄牙殖民地贿租，久之成为西方对华贸易的基地。嘉庆元年，清廷正式严禁鸦片入口，鸦片贸易被逐出了广州内河，澳门便代替了广州和黄埔，成为鸦片走私的大本营，即鸦片走私中心。这里成了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奸商大力贩销鸦片的大本营。一艘艘鸦片船只开往澳门，卸下鸦片，装入仓库，然后由中国奸商销售出去。嘉庆十四年以后，清廷放松了对鸦片的严禁，鸦片走私的中心，又回到了黄埔和广州。道光元年（1821），两广总督阮元严禁鸦片贸易，鸦片走私中心再次移出广州内河，在广州附近的伶仃岛形成走私中心。　　第三，伶仃岛。道光元年（1821）至十年（1830），伶仃岛成为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时期，马尔瓦鸦片大量输入。如上所述，马尔瓦鸦片是非东印度公司经营的鸦片运输、贩卖，在嘉庆二十年（1815）以前，马尔瓦鸦片输入的数量较少，且销路不畅。但相对于孟加拉鸦片而言，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就是凭着较为低廉的价格，马尔瓦鸦片逐渐扩大了销路，打入了广州市场，并对孟加拉鸦片构成很大的竞争压力。东印度公司于是对马尔瓦鸦片抽税，然后听任其运输、销售。因此，中国市场上鸦片数量迅速增加。在道光元年以前的以澳门为中心的鸦片走私，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平均每年进口数还不足4500箱。东印度公司改变其限制数量、垄断高价的政策以后，听任了马尔瓦鸦片的倾销，鸦片销售数量成倍增加，由平均每年不足4500箱，增加到18700余箱，增加了三倍多。　　第四，东南沿海各地。随着鸦片数量的急速扩大，鸦片走私也由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域蔓延开来，辐射至周边广大地区。道光十三年（1833），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专营权，各种鸦片蜂涌而至，英国奸商、印度奸商疯狂倾销鸦片，使鸦片数量迅速增加。
/* 11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走私的泛滥（2）（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鸦片走私经历了东印度公司垄断和散商两个阶层。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该公司将鸦片在印度公开拍卖，来自英国和印度的私商承买后，使用港脚船，运销中国和东南亚。从事这项贸易的商人，由此被称为港脚商人。港脚商人活跃于印度与中国之间，使用载有五百余箱鸦片，并配有大炮等精良武器的船只，把数额巨大的鸦片运销中国。因此，鸦片贸易额很快就独占鳌头，超过了中英贸易额的一半以上。　　1834年后，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私人商业团体纷纷从事鸦片贸易，使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空前增加，鸦片贸易空前繁荣。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丧失，“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对外贸易权就完全转到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抵制，在1837年就已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顺利地输入了中国。”　　英国私人企业经营鸦片贸易后，广泛采用装载量大、航行速度快的专用船只——鸦片飞剪船，源源不断地将鸦片运往中国广东的黄埔或伶仃洋。在黄埔，中国商人、买办，直接与英商购买，付款提货；在伶仃洋，用飞剪船运来的鸦片，存放于停在那里的趸船上，中国商人、买办，则从趸船上付款提货，转卖到全国各地。同时，英国商人不断扩大交易点，东南沿海的泉州等地，也变成了鸦片交易地。这样，鸦片输入、走私到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数量越来越大。　　在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里，鸦片输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八十。销售总量的增加，势必要扩大销售地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走私由伶仃岛这一中心，辐射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而扩大至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道光十年（1830），英国人已不顾清廷一口通商的禁令，在东南沿海的宁波、福建等地开辟新的走私基地。不仅如此，英国鸦片船“西尔佛”号甚至从东南沿海一直北上，抵达了辽东半岛，在中国的北边开辟鸦片走私基地。　　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猖獗，黄埔、广州、澳门这些老牌鸦片走私中心，鸦片走私更加严重。整个珠江三角洲，无论是渡船、小艇、还是外国人的商馆、广州内河的乌蓬船，到处都有鸦片，到处都有走私活动：鸦片走私活动已经无孔不入了。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鸦片销售总量的扩大，鸦片的严重危害日益突显出来了。
/* 12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大清朝廷的反应（1）（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是一个摆在朝臣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朝臣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清道光年间，朝臣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具体说来，就是弛禁论和严禁论两派。　　弛禁论，18世纪以来，鸦片已遍布全国各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关注。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了禁烟，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定兴贩鸦片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李圭：《鸦片事略》卷上）但是，清廷的法令，既未阻遏鸦片的走私入口，也不能断绝鸦片交易与买卖。因此，法廷又多次申明鸦片禁令。据不完全统计，自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的六十余年里，清廷及督抚衙门地方大吏先后发过四五十道禁烟令（谕旨和文告）。　　但是，鸦片非但没有断绝，反而从局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入口数量从二百箱猛增至二万余箱。鸦片能禁绝么？应采用什么措施防止或减少英国人输入鸦片？　　朝野上下很多人对清廷的禁烟主张进行反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摺》，以及《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的附片，正式提出了弛禁鸦片吸食、允许内地民人栽种的弛禁主张。　　许乃济认为，虽然朝廷严禁鸦片，法令至严，三令五申，但仍不能阻止鸦片入口，不能禁止百姓吸食。不仅如此，鸦片入口猛增，吸食者几遍天下。严禁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徒滋扰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此之谓也，严禁不行，断绝互市也不可能阻止鸦片走私入境，因此，鸦片输入防不胜防，只能另想办法解决了。鸦片之害，一是伤害身体，杀生伐性，但吸食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且中国人口众多，减少一些游惰无志之辈亦不足惜，因此这一点可以不考虑；一是导致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许乃济的防范之计，就是允许鸦片入口，收取入口税。他指出：“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照鸦片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以来，清廷收了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又可以以货易货，防止白银外流。　　在附片中，许乃济又提出了允许百姓栽种罂粟、发展土烟，以土烟抵制洋烟的主张。许乃济认为，禁止中国百姓种烟，利薮尽归英国商人，得不偿失。如果准许百姓种烟，则可以收到禁洋烟之效。“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图，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许乃济对其主张持之甚坚，提醒朝廷早作大计，尽快弛禁。“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449～452页）。　　值得注意的是，许乃济的弛禁也不是全面弛禁，“且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对官员、士人、兵丁是禁止吸食鸦片烟的。许乃济的观点有一错误的前提，即吸烟之人皆是莠民，可有可无之人；他们吸烟，对国家无所谓。至于防止白银外流，以土抵洋的主张还是有合理性的，但其危害性也更大。
/* 13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大清朝廷的反应（2）【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许乃济的奏章、附片所提看法，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在朝野上下有不少人持有与此相似的看法。　　其实，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两广总督卢坤就战战兢兢地表述了弛禁的主张。他在奏章中历数严禁鸦片、堵截鸦片进口的种种难处之后，断言：鸦片走私，“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66页）。卢坤是个有着官场经济的官僚，在奏章中以别人之口说出自己弛禁的主张，即认为这些主张合理，又认为其难于实行。这无非是为了尝试一下皇帝的态度，以免致罪。但是，他这种圆滑的手法，使其主张无力，没有引起道光皇帝的重视，只是“令旧禁加严而矣”。　　许乃济旗帜鲜明地反对严禁、主张允许内地种植鸦片的主张，引起了道光皇帝的高度重视。道光帝在接到许乃济的奏章不久，即谕令广州的官员，包括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和粤海关监督文祥讨论许乃济的奏折，并制订一套“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的周密办法。广州的大员们讨论后，一致同意许乃济的意见，并向道光皇帝呈送了《应准许乃济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认为：许乃济的弛禁主张因时制宜，“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为了具体实施弛禁的主张，他们又提出了九条实施细则：①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②水师巡船及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借词滋扰；③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④鸦片应与其他洋货一样交易；⑤额税宜遵旧章，不必加增；⑥鸦片价格不必预定，随行就市；⑦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⑧内地栽种罂粟，应稍宽其禁，俾使土烟对洋烟有所抵制；⑨官员、士子、兵丁不准吸烟，其余宽其禁令等。　　身处广州鸦片泛滥的三大衙门官员，都支持弛禁论的主张，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广州的官员密迩东南沿海鸦片走私之地，深知鸦片难以查禁堵绝，还是鸦片正常交易、收税，有利于地方财政收支？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官员，就是普通的士人，亦多有持弛禁主张的。道光十三年（1833），广东按察使许乃济即听到弛禁的主张，他的同乡何太清向他进言：要消除鸦片大量进口，白银大量外流的痼疾，必须“先罢禁例，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竞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梁廷楠：《夷氛闻记》，第8页）这一主张，深得许乃济的嘉许，并逐渐在社会上层流传着。　　广州学海堂书院的教官吴兰修曾写过《弭害论》的策论文，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曾与许乃济探讨过鸦片问题，两人观点相一致。后来，许乃济所上奏章，基本上即以《弭害论》为蓝本，整理而成。　　与广州的官员、士人的积极支持相反，朝廷中的一大批官员却坚决反对。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西道监察御史袁玉麟等分别向道光帝陈奏，驳斥弛禁派观点，仍然主张严禁鸦片。　　朱樽在《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中指出：有法即有弊，贪官污吏借禁烟而索贿，并不能作为反对禁烟的理由。许乃济建议以货易货，而中国并无足够的茶叶、生丝等土特产易换如此之多的鸦片，最终还是要用白银；许乃济主张禁止白银出口，那么为什么不能堵截鸦片入口？反过来看，如果能堵住鸦片入口，那么白银自然不能外流。朱樽认为，白银问题还不是根本，最为重要的是鸦片伤生伐性，损害了百姓的健康。民为邦本，民众染上了鸦片瘾，为害较白银外流严重得多了。因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因此必须进一步申严鸦片禁例。　　许球在其《请禁鸦片疏》中，提出了更为有说服力的禁烟主张。他首先将弛禁论驳斥得体无完肤。他在奏疏中指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接着具体讲述了自己的禁烟主张，他说：“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和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如前私贩，潜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可施其伎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453页）　　许球的奏疏义正辞严，有理有据，驳斥得弛禁派哑口无言，无法与之抗衡。许球提出的禁烟措施也深得人心，后来林则徐所采取的禁烟办法，多本于许球的主张。　　朱樽、许球二人的奏折，深深打动了道光皇帝。他下令将二人奏折抄转邓廷桢等人，要求他们深入调查，找出禁烟不力的原因，拟订具体可行的计划，“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0页）邓廷桢等人会议后，上奏说：禁烟一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建言者倡论于局外，故抵掌较易敷陈；当事者肩任于局中，则措手宜有分寸。”但邓廷桢也表示，如果能按旧有禁例，杜绝白银外流，“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21页）看来，广东官员还是反对严禁，而倾向于弛禁。　　江西道御史袁玉麟在其《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中，再次对弛禁论进行了系统而有利的驳斥。奏折的大旨是：但禁止官员、士子、兵丁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不仅无法做到，而且破坏了政令的统一，其遗患更大。按旧例征收鸦片入口税，每年不过十至二十万两税银，于国课无补，反而见小利而伤大体，得不偿失。至于纹银外流，是因为禁烟不力，如果禁烟有力，那么鸦片吸食、纹银外流均可堵绝。而鸦片交易以货易货是难以实行的、中国所产的茶叶、大黄等物，与外商的呢羽钟表大体相当，购买鸦片，仍不得不用白银；一旦弛禁，吸食者会越来越多，鸦片之进口也会越来越多，白银之外流因之而增多。可见，以货易货，无异于开门揖盗。允许内地栽种罂粟，必将导致无知小民弃农趋利，膏腴之区尽化为鸦片之壤。粮田的减少，人口的增加，丰年犹恐粮食不足，灾年更会缺乏粮食，导致饥馑的发生。禁止兵丁、士子、官员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是窒碍难行的，因为兵丁、士子和官员来自民间。如果天下兵丁尽皆因吸食鸦片而疲弱不堪，那么情形更令人不堪设想。这样，一一分析，袁玉麟将弛禁的主张批驳得体无完肤，将其谬误、自相矛盾一一揭示出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公开主张弛禁了。/* 14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清廷的严厉禁烟与鸦片战争（1）（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弛禁与严禁的论争，以严禁论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清廷官员，即使是原来支持弛禁的邓廷桢，还是执行了朝廷禁烟令，驱逐在广州的外国烟贩，拟定《拿办窑口走私章程》，认真查办禁烟事宜。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道光皇帝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驱逐鸦片趸船，“严饬洋商，传谕该国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趸船尽行回国，无许托故逗留。并确查窑口巢穴所在，悉数按治，毋稍姑息”（《筹办洋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19页）。七月，又令缉办鸦片私贩。邓廷桢要求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等撤走趸船，但遭到拒绝。邓廷桢于是通过铲除“快蟹”等走私小船，断绝趸船接济补给等方法，来达到驱逐趸船的目的，又严厉查缉了一批国内鸦片贩子。双管齐下，禁烟取得了一些成效，使烟土价格开始下跌。　　然而，鸦片泛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廷桢等人的禁烟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鸦片走私活动仍十分猖獗，白银大量外流并未改变。针对这种局面，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9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呈《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建议采用重治吸食洋烟的方法来禁止鸦片。黄爵滋认为，以往禁查鸦片一是严查海口，在海岸巡逻；二是禁止通商；三是查拿兴贩，严治烟馆。但这些方法都未能达到禁烟的目的，成效较小。因此，他提出了重治吸食的办法。因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由外夷之烟自不来矣。”黄爵滋重治吸食的方法是：“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至，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　　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65页）黄爵滋提出了用”死刑“严惩鸦片吸食者的主张。　　道光皇帝阅后，抄转全国各地方大员，并谕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58页）于是，针对黄爵滋的意见，全国各地方大员展开了章奏大讨论。　　综合起来看，各大员都认为银贵钱贱是由于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　　但对于用“死刑”重罪吸食者，绝大多数官员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吸食鸦片不过如酒色过度一样，是自戕躯命，与杀人、强盗等十恶同罪，量刑过重；而且吸食者几遍天下，势必造成诛不胜诛的局面；二是认为禁绝鸦片，逐应从正本清源入手，贩售鸦片是活水源头，吸食为其流，只有重治贩售，遇源绝流，才能堵绝吸食。他们有的主张应严惩贩烟，开烟馆之人；有的主张严禁鸦片入口，禁绝烟船入港，驱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先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有的主张重惩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张严惩官吏中的吸烟者。这些人的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在鸦片流毒全国之时，只有从入口到吸食的整个过程全力严加禁堵，才能收到禁绝之奇效，缺一则不可。　　同意黄爵滋重罪吸食的仅仅是少数督抚，林则徐完全同意黄爵滋的意见，并结合自己在湖广辖境的禁烟成果，指出严刑峻法是可以禁绝鸦片的。他指出：“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357页）林则徐在条奏之时，还附上了《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的附片，进一步指出了鸦片的危害，发生了震聋发聩的吼声：“迨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泛泛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中）》）　　此时的大讨论，进一步促进了禁烟措施的合理化与实施，因而也推动了禁烟工作的进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成果显著的禁烟活动。直隶、山东、江苏、湖广、福建、浙江、江西、两广等地，查获了多起烟土案。仅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即有二千余名鸦片贩子、掮客、吸食者被捕，每一天都有一些罪大恶极之人被判处死刑。到年底，鸦片商已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四处逃匿，鸦片的兴贩几乎中断了。
/* 15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清廷的严厉禁烟与鸦片战争（2）（图）【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内地禁烟初获成功，道光皇帝又把禁烟重点转向了堵绝鸦片进口上。道光十八年（1838），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通力合作。次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进行了雷厉风行的禁烟活动。他在邓廷桢、怡良的支持下，下车伊始，即缉拿了17个据报在案的烟贩，调查了45名涉嫌从事鸦片交易活动的官府人员。之后，又下令所有吸食、贩卖鸦片之人，必须在两个月内交出鸦片和烟具，投案自新。到六月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林则徐共捕获鸦片贩子1700余名，收缴烟膏烟土近65万两，烟枪7万余杆，成果较为显著。对于官员中涉嫌贩卖鸦片之人，林则徐也大力进行调查、惩处，先后惩办了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及蒋大彪、徐广等下级军官。对于贩卖鸦片的外国人，林则徐也下了最后通牒，义正辞严地指出：“查尔等以此物（指鸦片）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而震怒，必尽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人民贩卖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以持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　　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远人，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今与尔明申约法，不忍不教而诛。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趸船，存贮鸦片甚多，意欲私行售卖，独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光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销售？此时鸦片禁止不行，人人知为鸩毒，何苦贮在夷趸，久锭大洋，不独徒费工资，恐风火更不可测也。合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共交若干箱，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一面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字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第144页）然而，林则徐的谕令遭到外国鸦片贩子的抵制，林则徐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下令封仓，停止中外贸易；派兵包围商馆，撤退商馆内的中国买办、工役，停止食物供应。至此，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责令英国商人将鸦片全部交出，损失由英国政府和他本人负责赔偿。　　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工作至此已大见成效，至四月（1839年6月）共收缴了鸦片二万余箱。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其时销毁鸦片，是在海岸处挖了若干池子，将鸦片、石灰放在一起，当海水涨潮时，鸦片、石灰、水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灰烬，并被海水冲走，干净利落，一点残渣剩膏也未留下。　　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毒行动，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的行动。然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　　承平日久，清朝的八旗官兵、绿营兵已腐败不堪，没有什么战斗力。因此，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马戛尔尼的预言至此被证实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屈辱地同意了英军的一切要求。
/* 16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中英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内容有七点：①准许英国商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贸易，准许英国在上述五口派驻领事；②割让香港给英国；③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行商欠款300万元，英国远征军费用1200万元，合计2100百万元；④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自由贸易；⑤赦免在战争期间充当汉奸的中国人；⑥重新订立进出口关税；⑦中英官员平等往来。　　从上述内容来看，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的条款中只字未提鸦片一事，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英国当局也知道从事鸦片贸易的邪恶性，英国民众强烈呼吁放弃鸦片贸易，因此，他们不敢公开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鸦片贸易合法化，一直是英国奸商的梦想。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鸦片贸易的邪恶的权力。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其实原则是鸦片贸易的继续。因此，在签订条约时，英国不敢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写进条款中，而是“劝说”清廷自动放弃禁烟。在谈判中，英方的中文秘书小马礼逊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鸦片纳税进口的要求，并诱劝说：清廷每箱鸦片征收关税50元，每年进口约6万箱，清廷便可得到300万元关税收入。英国首相巴麦尊也致函英方代表璞鼎查，再次强调：“为了保证两国间长久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放在某种正常、合法的基础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希望您利用一切有利机会，使用一切有力论点，使中国全权代表深刻认识到您的意见，用征税代替禁运，对中国有莫大的好处。”因此，璞鼎查极力申说，引诱耆英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耆英老于世故，委婉予以拒绝：“鸦片弛禁之事，目前不便遽然奏请，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勿庸绳之以法。”耆英的话表明：中国无意于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英国商船贸易鸦片也不查不禁，任其发展。这是战败者无可奈何的态度。　　但是，清廷却未放弃禁烟的努力。既然不能杜绝外国输入鸦片，道光皇帝就企图严禁国内兴贩和吸食，来达到禁烟的目的。道光皇帝在谕令中要求各地严禁，他在谕令中指出：“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指耆英）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道光皇帝还是要求各地查禁兴贩和吸食，直隶等地区也惩治了一批烟贩，朝廷的禁烟令似乎还在生效。　　但是，清廷战败了，五口通商，便于海外鸦片跨区域地输入中国。因此，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获得了迅速发展。仅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两口岸输入中国的鸦片，即大大高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水平。　　虽然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空前增加，而清廷却熟视无睹，不敢认真查禁，不加干涉，但英国仍不满足，仍然要求邪恶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次失败，英法联军甚至攻陷京师，火烧了圆明园。战败之辱，何以复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八年（1858）中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计有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以及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章程：海关税则》等。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被进一步瓜分，中国也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所没有得到的鸦片贸易合法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实现了。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向来洋药（即鸦片）……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章约汇编》第一册，第129页）具体税率则规定为：“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在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其民间买卖，于（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李：《鸦片战争事略》卷下）至此，清廷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　　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洋药（鸦片）进口迅速攀上了新的高峰；同时，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便迅速代替偏处东南一隅的广州而成为新的鸦片最大进口口岸。1847年，上海进口鸦片约为16500箱，约占全国进口总量的一半，70年代以后，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已占全国进口量的70%以上。（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139页）/* 17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清廷禁烟政策的破产【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咸丰八年的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海关税则》，明确规定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但清廷仍保持征税等权。具体说来，鸦片合法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允许鸦片纳税进口（每百斤鸦片征收关税30两），但外商不得将鸦片运至五口以外的内地；第二，鸦片在内地的关税厘金，由中国自主办理。根据这些规定，清廷无法阻止洋鸦片入口，又不想让洋鸦片如决堤的河水，四处泛滥，掠走更多的白银。于是，清廷在内地关税厘金上作文章，企图通过高税政策，稍微限制一下洋鸦片的销售。　　关税厘金，其实是一种过境税。咸丰三年（1853），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为了搜集军费，创办了厘金制，强征货物过境税，并在扬州之仙女庙、宜陵、张网沟等地试行，收税率为货物总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次年，厘金税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了国内货物中转税。当时，全国共有厘金局六百余所，分局、分卡则多如牛毛，难以计数。厘金局、分局、分卡，构成了一张税收网，对往来各地的货物重复征税，因而成了清朝税收中的大宗，逐渐超过了正税的收入。　　鸦片变成了洋药后，即有地方大员开始征收鸦片的厘金税。咸丰六年（1856），两江总督何桂清首先开征鸦片税。规定每箱鸦片征税24两，其中20两归军需，4两为办公经费。次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也开征烟税。咸丰十一年（1861），上海江海关设关抽厘，除对洋商每百斤鸦片征收30两外，还对华商征收厘税50两。对此，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等一再反对。对英人的用心，清朝恭亲王奕等人看得较清楚，他们奏报皇帝说：“臣等揣量其情，一则洋药税征收过重，恐内地土药畅行，洋药贸易不畅；一则中国奸商勾结该领事，冀于新章开办之时，借端轻减。”奕等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洋药征税过重，势必增加洋药的价格，影响鸦片对内地的行销。这是清廷限制洋药倾销、防止白银外流的最后一张牌，虽然洋人反对，清廷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内地征税，由清廷自主决定，是《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明文规定的，所以清廷对密迪乐、威妥玛的要求进行了驳斥和否定，指出：“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税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　　即使这一点关税主权，英国人也不会放过，经过中英双方多次会商，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中英双方又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对鸦片内地厘税进行了规定：鸦片运入中国后，先封存于海关，由华商承买。每箱交纳正税30两、厘金80两后方可起运内地。此后，凭海关单和运货凭单运销内地，无须再完税纳捐。如果鸦片运入内地，拆包分销，要交纳税捐，其税额“均不得较土烟所纳税捐等项格外加增，亦不得别立税课。”如果按价格征收烟捐，那么应该取洋烟、土烟价格的平均数计征，不得有所偏抑。至此，清廷对洋鸦片入口的限制，全部被剥夺了。清廷还会有什么方法防止白银外流呢？　　对鸦片征收厘金的作法，包含了一个前提，即鸦片可以合法地销售、吸食。这自然与清廷的禁烟令相矛盾。因此，在咸丰二年（1852），御史吴延溥等人即奏请弛鸦片之禁。对此，咸丰皇帝未予明确的答复。但其后不久，一些封疆大吏已开始征收鸦片厘金，允许鸦片的流通。咸丰八年（1858），两江总督何桂清鉴于朝廷默许征鸦片税的事实，大胆地提出了弛鸦片禁令的主张。何桂清在奏章中指出：“鸦片烟我虽有禁，彼（指外商）则仍然贩运，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则内地匪徒不至于聚众护送，酿成巨患，其利系在我，于夷酋夷商均无出入。”何桂清基于鸦片已无法禁止的事实，劝清廷征税，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从鸦片贩子的手中分取部分利润。对此，咸丰皇帝基本同意了。　　至此，对以前禁烟的法令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了。咸丰九年（1859），清廷颁布了《洋药经售条例》，规定了新的鸦片政策：进口鸦片由经营洋货的商人经销，其他铺店及住户均不准寄存；洋药货铺不得开设烟馆；凡官员、兵丁、太监人等，均不得开馆，兴贩和吸食，违者依旧例治罪；其余人等概准买食，但不准开馆、兴贩，违者照赌博例问罪。这个条例还对以往的禁烟条例作了彻底清除，即以往的禁例一并删除，统统作废。　　这个条例，仍禁止官员、兵丁和太监参与鸦片的兴贩和吸食；违者仍依旧律从重治罪。禁止开设烟馆，禁止普通民人（非洋货商）兴贩，但对违者仅治以赌博罪，杖徒而已。即使这个规定，后来也一再放宽。同治元年（1862），清廷又颁布了《改定禁烟馆条例》，规定私开烟馆，照开场聚赌例，杖一百徒三年；在烟馆聚吸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同治二年，再一次放宽开设烟馆的条例，一般店铺，经过申请，均可开设烟馆，而一般人及零星小贩除外。　　至此，外国鸦片可以入口了，可以在国内长途贩运了，可以开馆吸食了：清代的鸦片禁令已经全部废除了，清王朝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从此以后，鸦片这个被久困在并不严密的笼子中的怪兽，打破了并不牢靠的紧箍咒，张开了血盆大口、锋牙利爪，吞食着一切。尤其是烟馆禁令的放宽，使城市中烟馆星罗棋布，形成了一幅奇丑的风景线。烟馆遍地，为吸食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方便的场所；即使穷困的社会下层人士，购买不起一整套吸食工具，也可以跑到小烟馆，花上几文、几十文铜钱，就可以满足毒瘾。因此，烟禁一开，吸食者立即大量增多，鸦片销量大增，白银外流更巨，其社会危害也空前增加。这时，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又想起了许乃济的“以土抵洋”政策，企图放开国产鸦片之禁，大力发展土烟，逐步排挤、驱逐洋烟了。/* 18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国产鸦片的崛起（1）【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洋药畅行全国，掠取了大量白银。这时的清朝廷禁烟政策已破产，已无法奢谈禁烟，便想方设法防止白银外流，提倡弛禁鸦片种植，以土抵洋的观点便又在朝野上下，趁时而兴了。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报》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指出：“鸦片烟土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其一，“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空谈，因为弛禁后的百余年，中国鸦片之祸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矣。　　然而，弛禁鸦片却是当时的主要呼声。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如果外洋烟土不来，再严禁鸦片，也容易办到了。李鸿章官高权重，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了政局，弛禁终于被清廷允许了。　　罂粟虽然原产于阿拉伯，但传入中国时间很久，中国内地亦有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至此，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　　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据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纤接畛，农家习以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土烟生产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到7万箱，已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 19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国产鸦片的崛起（2）【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当时，国产烟土以云贵川等地区较为著名，云南紧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自然、气候环境又相似，因此烟土口味、质量也较好。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焘指出：“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其实，在咸丰、同治年间以后，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云南省鸦片种植有较长的历史，据传早在明末清初即由缅甸传入，并逐渐流传开来。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云贵总督阮元、云南巡抚伊里布即联名上奏，指出了云南省种植鸦片的大致情况，奏章上指出：“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接壤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人民，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　　至光绪年间，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很大发展，罂粟花到处盛开，姹紫嫣红，形成了一片“美丽”而邪恶的鸦片风光。光绪年间有人游历昆明，记录了昆明——云南省会城市郊区的鸦片罂粟种植情况：“出（昆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全省的耕地，1875年约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植鸦片，鸦片产量迅速扩大：1879年约为3.5万担，1896年约为8万担，1906年约为7.8万担。　　贵州省毗邻云南，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道光十一年（1831）贵州巡抚嵩溥奏：“黔山多田少，向无栽种熬烟之事。惟与滇、粤等省毗连，人民贸易往来，间有嗜食此烟者，奸商挟带，潜匿私卖，事所必有。”道光末年，广东商人将“广土”输入贵州，获利甚丰，当地人因而效尤，试种成功。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连续二十余年的战乱，广土来源断绝，贵州本地生产的黔土迅速发展，逐渐代替了广土。不仅如此，贵州所产的烟土以其较高品质反而输入广东，获取高额利润。这一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刺激了鸦片的生产，以至于全省各地广泛种植。　　当时人陈惟彦任职开州，他游历贵州各地，“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当地农民把鸦片种植、生产当成重要农业生产活动，辛勤地劳作。“洋烟一物，为害实多，民不知非，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1879年约为1万至1.5万担，1896年约为4万担，1906年约为4.8万担。　　四川省的鸦片生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已经较普遍。四川简阳县，道光末年乡人竞相种植罂粟。广安州在咸丰末年开始种植，而至光绪年间已经遍地开花，鸦片成为该州农产品中的大宗。四川东部的苍溪县，咸丰、同治时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至光绪年间川东已“无处不种罂粟”。到了清朝末期，整个四川，包括川东、川西南和川西北，都广泛种植罂粟，据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日《广益丛报》的记载，当时“川省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四川省的鸦片产量，1881年约为7500担，1879年约为17.7万担，1887年约为15万担，1896年约为12万担，1901年约为15万担，1906年约为23.8万担。　　四川省生产的鸦片数量增长很快，已经超过了云南省，成为全国鸦片产量最大的省份。/* 20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国产鸦片的崛起（3）【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陕甘晋等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土壤肥沃，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极不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鸦片的品质、产量都较高，也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　　甘肃省种植罂粟约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据同治年间陕甘总督杨昌与陶模为筹备军饷，先后奏请朝廷加征罂粟地税的上疏来看，罂粟籽入甘后被种植，约在咸丰同治年间，即公元1851年至1862年。据1937年《民国日报》载，清咸丰时期，罂粟花满布于陕甘各县，产量日多，质品亦佳。《甘宁青史略正编》第27卷也说：”咸丰以后，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吸者日多，种者亦日众，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取液煮膏既谙其法，遂自吸食，而沿及妻孥，久之厮丐亦然，其倾家致死者不可屈指数。“1872年，有一德国人至甘肃，发现甘肃省鸦片大量输入东、西邻省，而未见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这表明甘肃省已是一个产烟毒的大省。该年甘肃全省鸦片产量约为5000担，1896年产量约为1万担，1906年产量约为3.4万担。　　陕西省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60年代以后有了大发展。光绪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自回匪（指陕甘回民暴动）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当时，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经成了陕西的著名鸦片产地。90年代以后，陕西的罂粟种植面积逐年扩大，遍及陕西全省。1906年，陕西约有53万余亩土地种植鸦片，约生产鸦片5万担。　　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山西百姓即多以种植罂粟为业，开始时在山坡、地角栽种；获利后扩大至沃壤腴田，遍地种植。其时，全省罂粟栽种面积已达60余万亩；光绪时栽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多达96万亩。（参见王金香：《近代山西烟祸》，《山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山西“通省百十有余属，几无处不种”，以至于干扰、排斥了粮食生产。光绪八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将山西罂粟栽种情况上报，指出：“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山西省土壤稍贫瘠，鸦片亩产量较低，1906年全省鸦片产量约为3万担。　　西南、西北各省是我国鸦片的主要产地，它们的鸦片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八成以上。但其他各省也都大量地种植、加工制造鸦片，如1906年，直隶的鸦片产量约为1.2万石，河南的鸦片产量约为1.5万石，山东的鸦片产量约为1.8万担等，数量也很大。/* 21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国产鸦片的崛起（4）【今日美文】&&☆&&&&☆&&&&☆&&&&☆&&&&☆&&&&☆&&&&☆&&&&☆&&&&☆&&&&☆&&&&☆&&&&☆&&&&☆&&&&☆&&&&☆&&&&☆&&&&☆&&&&☆&&&&☆&&&&☆&&&&☆&&&&☆&&&&☆&&&&☆&&&&☆&&&&☆&&&&☆&&&&☆&&&&☆&&&&☆&&&&☆&&&&☆&&&&☆&&&&☆&&&&☆&&&&☆&&&&☆&&&&☆&&&&☆&&&&☆&&&&☆&&&&☆&&&&☆&&&&☆&&&&☆&&&&☆&&&&☆&&&&☆&&&&&&【特别推荐】&&☆&☆&&　　自清政府开放烟禁，允许各地种植罂粟以后，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抵制了洋烟的进口，并对洋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之进口数量逐年下降。　　进口鸦片在数量降低的同时，其销售价格在国产烟土的竞争下，也大幅度降低。不论是质量较好的白皮土、公班土，还是质量稍次的其他烟土，销售价格都在下降。《海关十年报告》（）中指出：“当鸦片进口数量只减少15%或16%时，价值的下降却两倍于这个比例。”数量和销售价格的下降，使进口鸦片的市场越来越小，终于被国产鸦片逐渐替代了。1906年中国国产鸦片约为58.4万担，而进口鸦片仅为5.4万担，这表明中国鸦片的自给率也达91%以上，已经实现了自给。　　然而，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也不能、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对清廷是“有利”的。然而，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鸦片，使其产量迅速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 22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1）（图）【今日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