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劲梅《疯狂的榛子》（中）
“小虫何”
　　南诗霞出来没多久，喇叭妈妈舒暧也从蒋达里劳改农场回来了。舒暧不知是从粪便里还是水田里染上了“血吸虫”，被关在火葬场，吃药治疗了三个月，把虫子打掉了，人就平反了。
　　蒋达里不仅都姓蒋还是血吸虫疫区。那里农民得了血吸虫病，肚子大得像怀了孕，据农民说肚子里面都是水。虫子吸了人的血，拉出来的都是水。水也不拉到正确地方，拉在人的肝里胆里，所以得到火葬场“卧薪尝胆”、“肝胆相照”、“以火克水”才有希望好。就是中医说的：以毒攻毒，死病用“死”对着干。治不好的，就直接在火葬场烧了，免得血吸虫传染。
　　舒暧卧薪尝胆成功，大肚子看着就小了，细腰长腿全在火葬场恢复，苗苗条条出来了。她平时本来就不多说一句话，从不用语言抱怨。自己做下的事，自己承担。自己害上的病，自己认了。蒋达里的农民都去火葬场接受治疗，她也没什么可说的。她是社会最低层，国家给治病，只有说“感谢”没有说“不好”的道理。她记得一句话：“……你能做的就是把死看淡了，假设你自己已经死过了，这样就会容易一些。”
　　舒暧的平静之下，是一片雪国。她心里的感受没有一个人能懂。白天，医疗队的医生给二十来个住在火葬场的病人吃药，说：“你们吃下的打虫药是最厉害的药，得把你们的骨头都打酥了，才能把虫子打死。”舒暧很有礼貌，安安静静听乡村赤脚医生解释：合作医疗好，住院看病不用钱；人死了，火葬，也不用花钱。血吸虫进了火葬场横竖是死，不是被药打死，就是被火烧死。血吸虫还会下卵，也不知它们是什么时候交配的。卵还专下在人的肝里，打死了也拉不出体外来。二十三年后，把肝蛀空了，人还是死。所以，打虫子一定要快，要狠。在它卵还没下来之前，就把它们消灭光，打一场歼灭战。你们进了火葬场，不是死路一条，是九死回春。
　　火葬场把有形体的人变成形而上的烟气。“害怕”是一个很奇怪的词，不能用来形容舒暧在火葬场的感觉。
　　对危险情况的害怕，她从小就没有过。其他小孩还在坐人力车的年代，她已经自己开着摩托车在桂林到二塘基地的路上跑了。空袭警报在头上响着，她也敢横穿过二塘机场的草地，冲到她想找的男人那里，再双双跳进防空壕。死，给她的不是害怕的感觉，是“不真实”的感觉。她那时以为，不管什么妖怪来了，总有人保护她。
　　但是舒暧知道，还有比“死”和“爱”更强大的东西——女儿！为了女儿，她听着医生的话，让这火葬场在她的心里也退到“真实”的界线之外。本来，一切都很荒唐，包括她得的“血吸虫”病也很荒唐。从王一南死到进火葬场，舒暧的神经就没放松过。在劳改农场，有一种厌恶感天天跟着她。不是对病、脏或死的厌恶，甚至都不是对没有自由的厌恶，是对活着却不知所措地被钉死在暴民中的厌恶。
　　蒋达里劳改农场除了几十个因政治原因进来的知识分子，还有三百多个犯人是“贼”“淫妇”“强奸犯”“贪污分子”，还有一个“吃人肉犯”。因为政治犯突然增多，看守人员中加进了一个军代表和一些红卫兵，他们主要看守政治犯。红卫兵比一般的看守人员还凶狠。他们那么年轻，让舒暧觉得，他们一定是从小在学校或家里受过虐待，到这里来发泄了。他们用老师罚写汉字的法子罚政治犯写认罪书，要写到他们定的页数才行。政治犯白天干活，晚上写认罪书。
　　政治犯是文人，刑事犯很多连字都不识。有时，晚上大组政治学习，读报纸，劳改农场看守长就指派政治犯在王一南跳窗的大会堂读报给刑事犯听。读报的晚上可不写认罪书。有一次，舒暧读报纸的时候，那个“吃人肉犯”就坐在她旁边。一个又脏又丑的老农民，嘴里有三三两两的大黄牙，想象不出来那样的牙也能像狼一样吃掉一个小孩。舒暧想躲他远一点，往后挪了一点，老头子也往后移。听别的犯人说，“吃人肉犯”是在“文革”中自己坦白的：他1942年吃过一个七岁女孩。那是河南大饥荒，跟他一起吃人肉的也不是他一个，其他三个男人都死了。他坦白，因为那个七岁女孩日夜在他肚子里闹，他怕也像那三个男人一样，给闹死了。七十岁的时候，肚子里的害怕日日增加，噩梦里自己的孙女被人分吃了。“文革”一来，人人坦白，他也坦白了。
　　舒暖知道那次大饥荒和它的后果。她父亲舒谘行作为西南自由中国最有实力的银行家之一，参加了一些战时决策性决定和后来的赈灾。饥荒后果之严重，到日军“一号作战”开始时，守洛阳的国军一击就溃，河南饥民不但不帮助他们，还抢他们的枪。北路“一号作战”日军，长驱直入。中路“一号作战”日军又从洞庭湖打下长沙，又打衡阳。因为她热爱的男人正在天上飞来飞去，从天上救衡阳，那场衡阳之战与她息息相关。衡阳基地危在旦夕的时候，她姐夫丛司令冒着战火，进衡阳城讨论战局。姐夫从桂林上飞机的时候，她闹着要跟去，没成。姐夫只同意给她带一封情书。她急急忙忙写了一首定情诗：《疯狂的榛子》。这诗，成了两个人的经典，写在了情人开过的两架飞机上，—架B-25，另一架B-24J:
　　浪榛子，疯狂的榛子。
　　天倾斜的时候，你的肩膀顶着，
　　地动摇的时候，你的双脚踩着。
　　那天，读完报纸，犯人们检讨自己的罪行。“吃人肉犯”说：“我不想吃人，但饿得要死的时候，人就和畜生没两样了。一顿饱饭一吃，人就恨自己是个畜生。”“吃人肉犯”信轮回，越老越怕。
　　这句话让舒暖想了很久。连“吃人肉犯”都知道：人和畜生之间，是有一条界线的。可惜人自己常常就是这条界线的破坏力量。不肯跨过界线的人，在界线面前自杀，拿死来维护人的尊严；跨过界线的人，就成了“吃人肉犯”，到劳改农场来了。能在这条界线上跨过来跳过去的，全是腐败分子。她从小就见过很多。
　　等她得了血吸虫病，从劳改农场搬进火葬场后，她看到这是拿她当“人民”的前兆，她和蒋达里的农民关在一起治病了！再也不用看见那些刑事犯，这是地位升级。事实上，在等待打死虫子的三个月里，同住在火葬场和她一起治病的农民们，对她还是很好的，拿她当先生待。
　　蒋达里的人，心好，听话。大人小孩大部分时间就是百无聊赖地在板床上躺着，睡觉或聊天。睡在舒暧旁边板床上的是蒋善良（蒋公敌）的老婆，舒暖和她聊天最多。三个月，蒋善良老婆天天跟舒暖谈她儿子，她儿子肯定是要进钢铁厂当工人的，已经报过名了。蒋善良家的说：她就想趁她现在还有劲，能给儿子把孙子带大了。人活一世，什么为大？传宗。
　　再过些时候，话谈多了，就讲到男女私房。她男人比她大得多，吃了这个药，吃了那个药，才硬起来。硬起来也长不了，好不容易才生下这个儿子。儿子一生，男人反倒行了，左一个右一个又生了三个女儿。
　　舒暖有听人话的资格了。这种家长里短，在这样一个地点和时间说来说去，对才从劳改农场出来的人来讲，简直就是如闻仙乐。舒暧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平民的私生活。乍一听，觉得和文化人理解的好日子不一样，但仔细一想：生命的本质不就是繁衍吗？能把这个责任活出来，就一切正常，生命完成任务。就是好日子了。若完成这个任务时，还要整天想着自己是个“人”，还要比动物高一级，那就多出来一点麻烦。正常吃喝，正常生，中国人有这一些就幸福，再多就不太平了。她的不幸，就是曾经有的太多。
　　舒暧就也跟着夸蒋善良家的儿子，说她儿子长得好看，还晓得孝顺。就数他来火葬场看他妈的次数最多。蒋善良家的就托舒暖做媒，有合适的给她儿子找个好媳妇。舒暖偶尔也把她喜欢的女孩子拿来讲讲。不过她知道的女孩子年龄都还小。蒋善良家的就说：男的大多少岁都没关系。她家当家的比她大十二岁。
　　到了晚上，二十个男女病人分睡在两个只隔一堵薄墙的房间里，这个唉声叹气，那个打呼噜，让火葬场和死亡有了一条界线。舒暖床头的窗户没窗栓，从来关不紧，有一夜，一个萤火虫落在窗角的蜘蛛网上，停在那里，一闪一闪像蓝蓝的鬼火。这时就真跳进来一个“鬼”。“鬼”从她头上跳过去，舒暖惊醒了，听见“鬼”在说话。“鬼”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儿子要生小孩了，半夜里自己跑到县医院里生了一个男孩，大家很高兴。只有一个问题叫人想不通：儿子不是男人吗，小毛孩怎么长在他肚子里呢？想来想去，来了一个医生解释说：男人抱一个篮球在腰上，小毛孩就可以长在里面。生的时候，像小鸡出壳，也不痛。把篮球剪破，革命就成功了。这时候，蒋善良老婆说话了：“死鬼，你想孙子想疯啦。”“鬼”说：“蒋达里劳改农场新建了一个篮球场嘛。”从窗户跳进来的“鬼”原来是蒋善良。
　　那一夜，舒暧闭着眼睛却一夜没睡。她想着蒋善良家的儿子，然后有一种冷冷的伤心悄悄地冒出来。有冰凌从所有滴水的地方结起来，像她不能原谅她自己的心思。她做过一个错误的决定，丢失了她最不该丢失的东西，一个那么快乐的小雪人。如果小雪人没有在这个热闹的世界上化掉，也该有蒋家儿子的年龄了。而她也可以像蒋善良家老婆一样托人做媒。这种生活就是活着，简单。与她过去理解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这是她现在羡慕不已的生活。
　　世界对她的所有惩罚，包括钻到她肚子里来的血吸虫，比起她年轻时犯的那个过失来，都不算什么。她自己对自己的惩罚才是最不堪忍受的，而且没人知道，没人可说。但是，她现在有女儿。只有女儿是真实的。只有女儿能让她忘记丢失的那一个。她希望她的所有儿女们，将来能平静地生儿育女，不要走她走过的路。为了这一点点真实，她平静地等着，她绝不会再犯自杀寻死那种大小姐耍脾气式的错误。她要用双倍的力量保护女儿，让后代过上正常的日子。无论等多久，她都要等着玫瑰色的光，把雪国的大门给推开一条缝。
　　舒暧的“特务嫌疑”案子终于平反了。北京有人给劳改农场的看守长打了电话，肯定了那一船四十九个人当时都是“弃暗投明”的勇士。舒暧回来的时候穿了一身灰衣服，戴了一条白围巾。改造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佳人淑女。快到青门里大门口，看见喇叭和浪榛子兴高采烈向她扑过来。舒暧赶快放下行李，把两个长大了的小孩子揽在怀里。本该是大家一起哭一场，可那个时代的人不怎么会哭。表达情感也分成阶级了，哭，是小资产阶级。一想到小资产阶级，舒暧赶快把白围巾摘下来，塞进背回来的行李里。行李就是一个小包裹，里面有一本《资本论》和几块蒋达里农民自制的麦芽糖。
“十步之外”
　　不要以为一平反就回到正常人，对十年动乱，南诗霞有个经典比喻：荷马的《奥德赛》里的战士奥德赛打了十年仗，给战火整得脱胎换骨，成另一个人了。到战争结束了，什么人也不相信，走哪儿都觉得不安全，回家的路上又走了十年。什么战争都有后果。奥德赛再回到平常人，得花十年的时间。
　　大学重新开学了。喇叭爸爸在一次两家聚餐时，小心翼翼地谈到“低温楼”要不要接着建。没有实验室，物理学家能干什么？人家国外已经在研究粒子对撞机了，我们还没有研究“绝对零度下物质变化”的实验室。建还是不建？
　　喇叭爸爸本来是在想：我们这代人落后了，建个低温楼只是让这个学科不断掉，有个承传，哪还能为自己在这个领域出成果呀。可说出口的话却是：“建还是要建的，但是一定要按政策文件办。”脸上的表情像个军政委。这个发现让所有人吃惊，包括他自已。话怎么一出口就变调了，成表忠心了呢？
　　十年“文革”一过，明显的，一国汉语分成了二套，官话和私话。想的和说出来的相差甚远。明明知道说套话就是骗自己，可当自己骗自己成了一种活法，“让步”和“装样子”这样的事件也就容易过去了。人总得活着，训练了十年，科学家学会了另一套语言。
　　舒暧不喜欢丈夫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也说套话。在这样的套话渐渐多起来后，舒暧忍不住了。这不是自己不拿自己当正常人吗？忠诚和友谊都不需要装模作样。蒋达里的农村妇女就按着常识办，也不说套话，也不装样子，不也活出子子孙孙来。一个物理学家怎么对常识都绕着走？哪一个政策文件能拿来指导建设低温楼？据喇叭说：某天晚上，两人吵架了。舒暖说：“就算十步之外要说套话，难道十步之内也要？你犯得上时时那么政治？你一政治，我就紧张。”
　　颐希光就发了火，那火一半是对自己发的。他心里有很多害怕的念头：害怕被边缘化，害怕历史问题牵连，害怕自己影响孩子，害怕他砸老师坟的事被后人知道……他不喜欢这些念头，他想对这些念头说滚蛋。这些念头弄得他不快乐。可这些念头像写进了他的骨头里，一张口说话，这些恐惧感就在骨头里拉他的语言，一拉，说出来的，就是绝不会犯事的话，像戏词。
　　他安慰自己说：写检讨、说套话就过关，不做就过不了关。只要看穿了游戏规则，一点也不难。你只要顺着总是说“是”就行了。有点时间干正事，争那些人划出来的“是非”、“路线”干什么？再争，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伽利略被迫签了字，承认地球是宇宙中心，也没有用。他颐希光说这些套话哪里是为了什么政治？是为了逃避政治，少惹麻烦。你以为谁想这样呀？不过是套衣穿惯了，回家忘记脱了。大家不都穿着“套衣”？
　　于是，他对舒暧吼了一句：“你有想法，你说的话不也十步之外就化成了风，没人听得见？”
　　舒暧说：“你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
　　但一吵起架，喇叭爸爸的小心眼就又犯了。他能狠，却只能对不会伤害他的人狠。他又提到了喇叭家那个多出来的男人，范上尉。每次提到这个男人的时候，舒暧就会停住，不争了。因为这个男人，她欠喇叭爸爸的。当年，若没颐希光站在她前面，她都活不出现在的舒暧。所以，颐希光在越想越气的情况下，就说喇叭妈妈从没有像对那个范上尉一样对待他过。
　　舒暧说：“这不是事实。”
　　颐希光就说：“你在蒋达里受难的时候，我在你身边等着，他到哪里去啦？他比你大十来岁，给你写那种东西，他不是个诱惑少女犯是什么？他把你骗到手，再利用你去完成他的事业，这种男人你存在心里。对我，你横看竖看不顺眼；他是个军人，你倒喜欢；我像个军政委，你倒嘲笑。这不是欺侮人吗？”
　　舒暧不说话了，心里很伤心。她恨颐希光不懂，说这样气她的话，不是让她忘记那个男人，而是让她又一次想起她丢失的小雪人。这种惩罚比罚她挑大粪更残酷。
　　下次聚会的时候，南诗霞说她在劳改农场，有一个女厨子偷拿了一个馒头给她，说：“南队长，你吃，我不会报告。”南诗霞天天饿，接过来三口两口就吃掉了。吃完一想：她怎么叫我“南队长”？回头再问。原来，这个女厨子认出南诗霞是刚解放时，清洗“桂花巷青楼工作队队长”。那时，只一个星期，桂花巷的妓女就全被消灭了，很是有成就感。如今，这个桂花巷的挂牌妓女改造后留场，和另一个留场右派犯人结婚。她说：“南队长，你到这种地方，是你自己走来的。我到这种地方，是给你革命革来的。缘分。你想一夜令男人都不嫖了，有家的回家守着老婆，没家的在人家窗外看人家守着老婆，不可能。一个星期能打扫干净的地方，不会长在桂花巷一千年。人就不是干净的东西。你急不得。”
　　舒暧突然说了长长一段她在蒋达里无书可读、天天读《资本论》读出来的认识：马克思说社会有两种机构体制，一种是人设定的（宗法等级），另一种是顺着人的自然性设定的（资本欲望）。前者在剥削和欺压子民方面，就包含一切资本功能的毒菌，比资本主义更坏。她说：她从火葬场活着出来，就看清楚了有一种土壤专门产生互相仇恨的群体。那种土壤从我们经典古籍的字里行间展开，伸展到民间乡里家庭风俗，成了文化，处处是等级，等级文化又反过来支持人设定的宗法等级制，很难破除。就是经济上都拉平均了，但人格上，根本没有平等。人被分成红五类、黑七类，那不过是一个新当权派财产重新再分配的时期。
　　南诗霞没有听出舒暧说这些话是心里有气。她立即说同意舒暧的看法，她说：“对对，很对。过去当皇帝的本事就是摆平这些互相仇恨的群体。好皇帝手里拿着好权术，坏皇帝手里只拿着权，却没有术。所有子民都为奴。”
　　没想到，舒暧就紧接着说了一段带刺的话：“可怜的是：所有的奴才中还要再分出三六九等。中国男人就是成了资本家，要的也是当主子心态。成了科学家也没好到哪里去。”
　　颐希光放下碗就走。就算舒暧影射的那个“资本家”男人是她爸，那个“科学家”男人就是他。黄觉渊一把把他扯住，有意无意转成讨论问题的口气：“人都只能拿‘公正’做目标。不然社会就乱，因为方向错了。”
　　那天聚会虽然不愉快，不过，颐希光在朋友面前，还是给舒暧留足了面子，一句话没说，一直奉陪到大家吃完饭。可他吃完饭没回家，一个人跑到学校刚选中的盖低温楼的地基上坐着。人都想干一点自己的事，不想听人指指点点说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低温楼的钱总算批下来了。这来来回回跑着找人盖章，就已经把个物理学家弄成了长跑运动员了，不说套话、甜话，这些事能办成？
　　想到这，他回家去了。才走到青门里大门口，碰见浪榛子扛着一桶水泥去王一南家修厕所。青门里不出阳春白雪，出工人阶级了。浪榛子被政府分配到建筑队当了工人。她问颐希光：“我妈叫我送到劳改农场去的那条白围巾，喇叭妈妈怎么不戴？她戴着好看呀。”颐希光一听到“白围巾”，有点警惕，问：“白围巾？你妈为什么要你送那个东西呀？你还送了什么呀？”浪榛子说：“就是一条白围巾和一点北京果脯。从北京寄来的。您叫喇叭妈妈戴呀，我喜欢看白围巾配阳春白雪。”
　　“北京”、“白围巾”几个字，在喇叭爸爸颐希光心里轰一下爆炸了。舒暧回来的时候，他看见过有一条“白围巾”，他当时没往那典故上想。等颐希光往家走的时候，他心里全是爆炸声：这老家伙想干什么？送白围巾！
　　颐希光狠狠推开家门，喇叭在学拉小提琴，吱呀吱呀都是“白围巾呀白围巾”。舒暧正坐在书桌前想事儿，抽着一支烟。白围巾挂在椅子上。
　　颐希光突然怒火万丈，开口就伤人：“你以为你还是舒家二小姐？”舒暧有点吃惊：“怎么，你也要来专我的政？一回家就是一副政治脸。”
　　颐希光指着那条白围巾说：“是他把你保出来的，对不对？你还把这玩意戴着回家。他害你害得还不够？你不过是他的一个政治牺牲品。把你在旧社会的光辉背景去掉，你就是一个弃妇。”
　　啪，一本书砸过来。颐希光头一歪，帽子打掉了。这下子火上浇油，颐希光跳起来：“我没说你是给政治玩过的婊子，就是客气的了，你还骂我是政治脸。”啪，啪，更多的书扔过来。颐希光冲过去，打了她一个耳光，“你疯了！”
　　舒暖再也没想到她会挨丈夫打，愣了几秒钟。然后，压了三十年的二小姐脾气大爆发，温柔的声音变成了不管不顾的叫喊：“颐希光，你打我。你敢打我耳光！”
　　颐希光已经后悔了：“你先打我的。”
　　舒暧继续不管不顾地高叫：“我打你？你说我打你，我打你哪块肉？”
　　战争大爆发。喇叭站在房间门口大哭起来。喇叭一哭，住在对面的浪榛子一家就跑过来了。南诗霞一进门，看见喇叭家一片战场，就赶快把舒暖拉着推着，到自己家去，喇叭哭哭啼啼跟在后面。一到浪榛子家，南诗霞也不知怎么办，把舒暧按在小板凳上坐下，叫浪榛子爸爸黄觉渊赶陕泡茶，好像茶能解决家庭矛盾。
　　舒暧坐下了，喇叭就不哭了，浪榛子站在她旁边，拉着她的手。舒暧却抱着喇叭和浪榛子大哭：“十步之外，我不能当我自己；十步之内，我也不能当我自己。我欠了这个世界什么呀！”
　　那时候，喇叭已经跟她妈一样高了，妈妈坐在小板凳上，只到她前胸。她不知道她家的定时炸弹怎么在十多年艰难时期没爆炸，而家刚安稳下来，却爆炸了。浪榛子已经从只言片语中猜到是“白围巾”惹的祸，是自己多话触了喇叭家的敏感神经，非常后悔，也非常害怕。
　　舒暧说：“离婚。”
浪榛子的“战地爱情”
　　有一天，浪榛子家来了一个年轻农民，带了一个大西瓜，坐在浪榛子家也不说什么话。南诗霞就叫浪榛子背一段文章给人家听。浪榛子就背了一段高尔基的《海燕》。
　　过了一星期，这个农民又来了，这次带着他父母，还有两只母鸡。三个人都穿着新褂子和新鞋子，黑红的脸是典型的阳光和泥土揉捏的大众化作品。南诗霞又叫浪榛子背一首诗给人家听。浪榛子就背了一首马雅可夫斯基的诗：
　　吃吃菠萝，
　　嚼嚼松鸡！
　　你的末日到了，
　　资产阶级！
　　这个农民是蒋达里的蒋无功，无产阶级，钢铁厂工人。蒋无功的父亲蒋善良，老老实实一个老农民。虽然在“文革”中把名字改成“公敌”，也就用了几个月，风头一过，村里人就又叫回去了。蒋无功的妈妈从来姓名不详，随人叫，南诗霞称她“善良氏”。在南诗霞插秧累得趴田埂上起不来的时候，“善良氏”就悄悄来帮她插。“善良氏”不仅帮着南诗霞插秧，也帮过舒暧挑大粪。只要舒暧进了苹果林子，不知什么时候“善良氏”就能从一棵苹果树后面冒出来，给舒暧换个肩。“善良氏”做了从来也不说，劳改农场的劳改犯也没有钱或什么礼物好给她。“善良氏”就是觉得不做心里过不去，怎么叫这些识字读书的城里女人干乡下人的活？乡下妇女把“劳心者”看作上等人，而且，还是这么文雅的女文化人。后来，在火葬场和舒暖日日谈心，听舒暧夸她儿子之后，她理解成舒暧有意给她儿子做媒，便顺着舒暧提起的女孩名单行动了。
　　舒暧第一个看好浪榛子，大西瓜就跟着滚进南家来了。现在，两只鸡也送来了。只不过“善良氏”从来没明说，规矩是不用说的。
　　南诗霞说：“蒋善良一家都是好人。”就叫浪榛子到街上小餐馆下了一锅馄饨，把舒暧一家叫来一起吃。舒暧当午在火葬场和蒋善良老婆挨着睡了三个月，想必高兴在城里再见面。自从舒暖和喇叭爸爸吵了那次架以后，两家的聚会也就搞不起来了。蒋善良一家进城，难得一个好理由，把两家人再聚到一起。
　　结果，一大桌人坐在一起，除了让座时说了一些话，半个小时下来，馄饨倒是吃得很香，就是没什么话说。反反复复也就这几句：
　　“幸亏你们一家人帮助。”
　　“嗯啦。”
　　“以后要常进城玩。”
　　“嗯啦。”
　　“蒋无功越长越英俊。”
　　“嗯啦。”
　　“这两只鸡是下蛋鸡吧，一定要带回去。”
　　“不能的。”
　　蒋家一家走了，两只鸡留下了。南诗霞说：“不要杀。养。”然后就查字典，要给它们起两个好名字。又不是一公一母，也找不到什么浪漫的名字给鸡。最后，浪榛子建议，南诗霞拍板定稿：一只叫赛凤，一只叫赛凰。没有多久，赛凤和赛凰就成了青门里的“新星”。人人都不再叫它们“鸡”，叫它们名‘字了。
　　赛凤和赛凰受到所有其他鸡的爱戴。青门里的小孩子拿它们当宠物，动不动就叫：“赛凤赛凰来呀。”来了就有吃的，别的鸡就跟着沾光。南诗霞说：“看到了吧，难怪孑L子要‘正名’。名不正，言不顺，虽有黍，吾得而食乎？利益是和名分一起来的。”
　　又过一些时候，一天，浪榛子下班回家，看见赛凤赛凰正在青门里大门口等人。有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跳起来从树上提了两个皮虫，剥了喂它们吃。浪榛子一叫赛凤赛凰，两只鸡就像小狗一样摇头摆尾迎过来了。
　　那个剥皮虫的男人往浪榛子面前一站，浪榛子吃一惊，他是莫兴歌，蒋达里劳改农场看守长的儿子。莫兴歌个子长高了一点，脸开始成方形。眼睛不横不弯的时候，是圆的。嘴巴也变厚变方，像个男人嘴了。
　　莫兴歌非常同情地通知浪榛子：“浪榛子呀，人家没看上你哎。儿子和妈看上了，老爸没看上。”
　　浪榛子眼睛还盯着鸡，头侧过来，脸上有和鸡一样快乐又警惕的神情。
　　莫兴歌就解释说：“你们建筑队，在蒋达里叫‘瓦匠’。你是个瓦匠！瓦匠不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他家儿子被招进钢铁厂了。人家是国营的，一个月工资要比你们大集体多五块钱。谁叫你告诉人家你们‘瓦匠二队’刚在草场门翻修完一个老公共厕所？人家老爸再也不能要个修厕所的‘女瓦匠’。告诉你吧，蒋善良还亲自去你那个草场门厕所拉了泡尿，说风水不好，过两天还要坏，你不得翻身了。蒋无功喜欢上你啦，又不敢逆了他爸，不好意思当面来回，叫我传达。我看你就死了这条心，‘定情鸡’杀杀吃算了。”
　　浪榛子领着赛凤赛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想：蒋善良居然还去了她那个草场门厕所，审查我了？不知有没有看到瓦匠队贴在厕所后墙那边的决心书和大字报。
　　莫兴歌紧迫两步，跟她并排了，说：“我知道你们女的都想嫁个当兵的。当兵的嫁不成，嫁个国营单位的。劳改农场是国营单位，我在保卫科工作，是农场最年轻的科长，不算犯人我还管十五个人呢，和当排长也差不多。我能看到《参考消息》，我还能看到内部电影。我不介意你是‘女瓦匠’，我们俩谈对象怎么样？”
　　浪榛子回家跟她妈讲：“您那蒋无功没看上我。我修公共厕所。”她妈一愣，想了一想说：“你再好好改造思想，不用担心，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上厕所的。”
　　南诗霞经过坐牢和劳改，依然坚定地相信，人类最终的结局应该是大团圆。浪榛子却对她妈的事业嘿嘿一笑：厕所还得因个“主义”而贵，还有什么不分贵贱？这个世界很奇怪，不把人分等不能活。经济收入划成平均，政治上还要分谁能看《参考消息》和内部电影。知识分子艰难困苦地把自己改造成农民，为了能得到“平等”对待；农民却把“国营”和“大集体”之间的“五块钱”看成是不能忽视的等级。
　　这些话浪榛子并没有说。就那两声笑，就被她妈听出了嘲讽。南诗霞对嘲讽的敏感超过被人打一顿，怒不可遏地骂女儿：“你严肃～点，不要嫌你妈这辈人给你们的世界不好。这个世界比旧社会干净。旧社会的腐败有多坏，你不懂。我革命，能把腐败革掉了，我就不后悔。我们南家人，从来先国家后自己。”
　　浪榛子说：“我凭什么相信您这些革命能人就能永不腐败？”
　　那天，南诗霞猛拍了桌子，骂了浪榛子：“小混蛋！你不相信你妈，你相信谁？”
　　浪榛子说：“您怎么跟整您的那些红卫兵一个腔调骂人？我自己有脑袋，我不相信别人咬剩下的真理。你白给我的我也不要。”说完就跑，南诗霞跟在后面追。浪榛子回头说：“您别追，我今天到喇叭家去住。”南诗霞才猛地停住，又气又酸地看着女儿跑到她的避难所去。
　　第二天，舒暧一脸担心地来找南诗霞，说：“听喇叭说建筑二队出事了。蒋善良还去草场门的厕所看了一次。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看看浪榛子出了青门里是怎么活的呀？”
　　这样，南诗霞和舒暧就结伴专门去了草场门，找到了那个新厕所。那个厕所的后墙斜对着瓦匠队队部大门，一个木头搭的墙报栏立在离厕所后墙后不远，街上的人不到后面来，看不见，但从建筑二队队部进进出出的工人都能看见。
　　南诗霞和舒暧把贴在墙报栏的东西看了，立刻看到一张大字报，明摆着是浪榛子的笔迹。两个人赶快把它读了：
　　郭主任，工地食堂的事情你问不问？食堂的脚爪给私分。食堂的伙食要改善，为什么把脚爪给分了？这是什么玩意头？我们一天苦到晚，我们对伙食房等于是不满。工人意见很大。你要再不管，我们就要采取手段。那你就不要怪我们啰！
　　——革命群众反映
　　（李师傅说：“我们就要采取手段”这句不好，像威胁。“采取手段”？什么“手段”？动枪？踏平伙食房？那我们明天吃什么？王师傅说：“一个字不能改。”）
　　王志道口述，南嘉鱼记录，李师傅张贴
　　南诗霞和舒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女儿写的东西？和“主义”是两个世界呀。她俩再往下看，另一张也是浪榛子的笔迹：
　　建筑二队赵队长决心书：孟会计当家的死了，找窦书记批几块板子做棺材，窦书记就睡人家。前天还给我们做报告，昨天就给五个警察铐走了。二队一百个工人阶级立刻成了九十九个，他要负全部责任。二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大家表决心，我也表决心：上班拼命干，争取多贡献，苦战一二年，二队大变样。茅坑上西天，厕所被埋葬。回家坐电梯，吃饭直接吃营养。
　　赵队长口述，南嘉鱼记录，李师傅张贴
　　南诗霞和舒暧眼睛瞪圆了。瓦匠队的高楼梦原来是这样的？
　　再看第三张，还是浪榛子的笔迹：
　　二子，这是给你的最后警告。你要再从脚手架上往下撒尿，我就对你不客气。你昨天尿在我头上，我还以为是自来水，一摸，怎么还是热的？你给我抓住，还狠，拿刀吓我？你不要以为建筑队的书记搞腐败给抓起来了，就没人能管你了。我们还有党中央。
　　（二子不准贴这张大字报。二子说：“第一，我哪有刀呀？第二，我哪有尿呀？”李师傅说：“要贴，还要把二子这两句话也加上去。让群众监督：看你二子能憋多久。你只要尿了，你就有刀。”）
　　李师傅口述，南嘉鱼记录，李师傅张贴
　　第二天，舒暧在青门里大门口碰见浪榛子，她把浪榛子拉到身边，用通情达理的语调说：“建筑二队不是干干净净的地方。不过，开辟生活也是一种活法。浪榛子很勇敢。”
　　这下浪榛子高兴了，喇叭妈妈就是比她自己妈妈通情达理。她说：“我妈就看我不顺眼。”然后，又很有把握地解释道，“我们建筑二队，就像您以前在《资本论》书边上写的：只有私法，没有共同法。无‘法’就总是没有公平社会。”
　　舒暧很吃惊浪榛子引用了她的笔记。她在“资本”的王国里长大，知道钱和权的真面目，浪榛子都没见过什么叫“钱”。下一代能如此实际地认识世界，让舒暖想到自己像她这么大年龄，正骑着摩托车搞战地热恋呢，从没有想到祖宗之法还会如此不合理。
“浪榛子I”
　　女儿的问题就是长辈的生活。自从舒暖和颐希光打架，喊了“离婚”以后，舒暧就紧急要给喇叭找男朋友。蒋无功不要浪榛子之事，让舒暖在对待喇叭的婚姻问题上坚决插手，而且她决定要早早插手。十八九岁，是犯爱情错误的年龄，她不能让喇叭重犯她犯过的错误。在付出大半生的代价后，她知道什么样的男人不能要。她只想喇叭找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过一份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的生活比什么都好。
　　宁照也就在蒋无功出现前后来到青门里，跟喇叭开始的。
　　当舒暖在工艺美术商店认识了宁照这个小画师后，就喜欢上了宁照的认真和安静。最打动舒暧的是：宁照有保护欲。宁照画了一幅《青海》油画给区里的画展，区长看中了。馆长当然巴巴地把画送区长办公室去了。可宁照没看出来这是抬举他，一个星期后，拖了一个平板车，把挂区长办公室的油画给拖回来了。他对区长说：“这是参赛画。我没说卖，也舍不得卖。”所有的人都说宁照怎么就敢为了一张画把区长得罪了，只有舒暧看出，宁照能拼死保护自己的所爱。
　　舒暧没给喇叭多少解释，就把喇叭的未来安排好了。她只说：“钱不要太多，能吃饱饭就行。钱太多一定闹得你全家不得安宁。政治更是要离得远远的，最危险的就是做个小官，一人倒霉全家倒霉。跟宁照过平民日子，就是福气。”
　　喇叭在对自己的性别认识还没有对自己的阶级出身认得清楚的阶段，就在她妈的指定下和宁照开始了长而平淡的恋爱，然后，就是长而平淡的婚姻，或者说，过上了一种长而平淡的日子。在长而平淡的日子里，喇叭练出两个本事：吵架和闹事。但在长长的时间中，一次次吵架和闹事都被宁照的耐心和顽固平息下去。
　　谁能说“长而平淡”不是对生命的一种保护呢？为什么要把生命放到大风大浪去折腾？为那些与生命本质无关的东西去竞争？有人喜欢折腾，就自己去折腾。舒暧折腾过了，她不想女儿受折腾。她早识破了地位、钱、招牌、吹捧都不是人的生命。用那些生命之外的东西来标价一个人，是自欺欺人。
　　在舒暧喊出“离婚”之后，除了颐希光不好过以外，南诗霞心里也有了无限的不安。南诗霞总觉得对不起舒暧。舒暧年轻时，并不信仰什么“主义”。1948年，舒暖第一次听到南诗霞谈“主义”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你那共产主义制度，和我姐夫的军营很相像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就是我姐夫说的‘人人奋力作战，个个管饱吃饭’吗？我姐夫总是带出好兵，保卫西南，保卫遂川和康州两个前沿加油基地，不就靠这些‘人人奋战’的兵吗？这样的军队就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可是，我和范笳河都不想过军营里的集体生活。等内战停了，我们就在范水山里买块地，自由自在。范笳河说：他要为我种一坡榛子树。我们男耕女织。”
　　这话当时让南诗霞一愣。她想说清“主义”和丛司令手下士兵“人人奋力作战，个个管饱吃饭”的区别，却不知怎么能说清。南诗霞梦想“救中国”，她家一家从她爷爷起就想“救中国”，只不过各代人救的中国所属不同。她爷爷要救皇帝的中国；她爸要救国民党的中国；她要救共产党的中国。从战争走向胜利，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同样，从战胜走向和平，也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反正她不背叛。她为了信仰，背叛了家庭；要是再背叛了信仰，她就一无所有。
　　可是，舒暧是为爱情活的人。她没有必要成为《资本论》专家，她可以成跳水冠军、诗人、音乐家，或者可爱的太太。年轻时，为了爱情，她不顾一切。南诗霞是舒暧登上那条“宏远”号渡船的最后一把推动力。是她寄了一张《解放日报》报纸给舒暧。那张报纸上有一架B-24J，还有那个喇叭家多出来的男人，范笳河，英雄归来的照片。英雄终于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偷驾了一架美制新式轰炸机，从台湾，单人回到祖国怀抱。“独胆英雄”是他的新名字。
　　在“另一个城池”的舒暧收到报纸，立刻不顾一切上了弃暗投明回归大陆的“宏远”号，心甘情愿成了被策反的四十九名国民党高官子女之一。不同的是，她没要人家“策”，也不想“反”什么人。她只想回到“爱情”的山谷里去。在她身边转悠的几个富家子弟，没有一个具有她爱的男人身上的那种阳刚之气。那种阳刚之气不但体现为一种本能的保护欲，而且，体现为愿意为军队随时牺牲自己，让她喜欢。
　　跟着一种毋庸置疑的爱情，舒暧回到了新中国，走上了一条她完全没有想到的道路。舒暧走的时候，没跟家里任何人打招呼。她二十一岁，正是金银花的身材，玫瑰花的脸，自信心十足，以为所有的门都会为她的爱情打开。可舒暧一甩手扔掉的，不是东西，是儿子。一个不到两岁的儿子。她是为了情人的许诺而去，以为去去就回。她没有和家里人打招呼，并没有想到，一走，就再没有机会回来相见。若爱情的代价是失去一切，舒暧付出了这个代价。
　　花盛开，是自愿；为男人开，则是冒险。女人跟着爱情走的时候，男人跟着轨道走。花在轨道沿线开着，是他的；花开到轨道上来了，却是事故。舒暧突然从人人宠爱的小太阳，变成了没人敢娶的女人。再漂亮也没有用。她哭，一声不响地自杀，以为世界会为了她的消失悲伤，结果，连闹自杀都不能跟人说。
　　颐希光是在舒暧什么都闹过之后，由南诗霞介绍给舒暧的。颐希光是南洋归侨，当时还不懂平衡政治得失，也没有仔细想，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人却没人敢追？他站在凋零的玫瑰花旁边，不能理解自己的桃花运怎么就这么从天而降，让他除了担当护花救美的好男人外，别无选择。舒暧嫁了颐希光。但是，颐希光终是取代不了舒暧失掉的。南诗霞同情舒暧，也同情颐希光，还有，为了舒二小姐那个无法断绝的情愫，她也尽力了。然而，喇叭都长成大姑娘了，“离婚”之战终于在舒暖和颐希光之间爆发。
　　决定阻止这场“离婚”之战的第三个人，是喇叭。她以前只知道要父母都爱她，现在她要父母互相爱。她找浪榛子帮她。浪榛子建议：先找喇叭爸爸谈，叫他赔礼道歉。喇叭说：“我谈了。我说：打老婆的爸爸，背离了爸爸的基本责任：保护女人儿童。我爸也道过歉了。没用。我妈不理我爸了。”浪榛子又建议：找他们以前恋爱时互相写的信，还有照片，让他们回忆美好岁月。
　　喇叭认为这是好主意。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喇叭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找旧信和照片。张奶奶凑过来说：“有六个本子，你妈烧了五本，我救下一本。你是要找那些本子？”喇叭没介意“本子”的事，她记得那厨房里的烟。一场“文革”，多少文字和照片都烧掉了。她说：“我不找本子。我找我爸我妈的照片。”
　　那次，喇叭只找到了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有张照片上有一架方头方脑的大飞机，两边翅膀上各有一个单引擎螺旋桨。机头一侧有飞起来的几个大字：“浪榛子I，HustlenHazel"。
　　中文和英文字都写得大大的。在太阳下白得闪光。旁边画了一个炸弹一样的棕色大榛子，带着火苗从天疯狂而降，一个仙子脚踏风火轮一样骑着榛子。在飞机的肚子下侧是几句诗：
　　浪榛子，疯狂的榛子。
　　天倾斜的时候，你的肩膀顶着，
　　地动摇的时候，你的双脚踩着。
　　有趣的是，飞机机翼下面还站了一只可爱的小熊，粗粗的脖子下有一圈呈V字形的白毛，像是躲在飞机翅膀下求保护的小孩。浪榛子把照片翻过来看。背后写着几行小字：
　　刚炸过黄河大桥回来，毫发无损。感谢我的“B-25浪榛子I”与吉祥小熊。
　　小熊的名字叫“维克，Vic”，“Victory-胜利”的缩写。CACW后勤队长许诺买一棵圣诞树给CACW过圣诞节，结果，没找到圣诞树，从山民那里买了这只小雪山熊代替圣诞树。我们认定它是我们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的标准吉祥物，因为它脖子上有圈V形的白毛。Vic拉住我的皮带，抢了我的啤酒，藏到“浪榛子I”下面去了。
　　——摄于日
　　这照片上的小字让浪榛子非常吃惊，这是她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名字的典故。“浪榛子”是一架轰炸机！喇叭也非常吃惊。她的文人母亲舒暧居然给浪榛子起了个“轰炸机”当小名，与《诗经》、宋词无关。
　　她们俩拿了照片去找南诗霞。南诗霞看到照片，第一句话就是：“你妈还留下了这张没烧！这是‘B-25浪榛子I’。一架勇敢的飞机，一架难得的好运气飞机。还有一架是她的妹妹，‘B-24J浪榛子Ⅱ’，也有大起大落的故事。1951年，范笳河从台湾开回大陆的那架。”第二句话是感叹，“一个出生入死的航空战士，得到了如此热烈的心，谁会想到那样的爱情会是一个分手的结局。几十年后，你妈还得再来一局‘闹离婚’。”
　　然后南诗霞就不再多说了。
　　原来还有一个系列！第一架B-25叫“浪榛子I”，第二架B-24J叫“浪榛子Ⅱ”。这就是说，如果跟了飞机排行，浪榛子就应该是“浪榛子Ⅲ”。“浪榛子”系列之三！
　　“浪榛子系列”、“轰炸机”、“小熊维克”，这些诱人的故事，闹得浪榛子和喇叭不得安宁。翻箱倒柜的行为从喇叭家转到浪榛子家。浪榛子知道她妈写故事，从她妈对这张照片的反应，浪榛子认定她妈熟悉“浪榛子I”，也知道“小熊维克”。
　　两个人在浪榛子家“翻箱倒柜”之后，没有收获，决定去缠浪榛子的爸爸。黄觉渊宠小孩子是有名的，浪榛子要星星给星星，要月亮给月亮。从小就什么事也不瞒着浪榛子。黄觉渊钻进小阁楼，在一堆南诗霞“文革”中交上去又退回来的作品中，找到了一份小报。上面有一篇小文章，是南诗霞抗战刚结束后写的回忆录，题目叫：“记住‘浪榛子I"’。
　　“浪榛子I”执行“长龙使命”，天快黑的时候，从北方的前沿基地老河口出发。按原计划，它是要带着第14航空军分发给它的“蝴蝶弹”，去炸郑州黄河大桥。这是它第五次去炸黄河大桥。
　　黄河大桥细而长，不好炸，日军在两边桥头堡防护火力严密。就是炸到了，一个星期内，日本兵就逼着中国苦力把它修好了。但不把黄河大桥炸了，北方的日本兵随时都能开到南边战场上来。
　　有“蝴蝶弹”，炸掉黄河大桥，就有更大的可能。“蝴蝶弹”扔下去不立即爆炸，等有火车，运输车开过来，一有震动，连车带桥一起炸。机长范上尉在前次炸黄河大桥时，扔过一次“蝴蝶弹”。但是，这次在起飞前的任务分析会上，中国地面情报人员报告：日军逼着中国苦力去捡“蝴蝶弹”，拿中国百姓做人肉盾牌。结果，“蝴蝶弹”不能达到炸火车和桥梁的作用。
　　第14航空军决定这次任务不再用“蝴蝶弹”，改成低空投弹。低空飞进敌人火力网，趁敌人还来不及调整射距，快速投弹，快速撤出。
　　黄河上有雾，黄河大桥像一条细线，在雾里时隐时现。从天上看，它像是游蛇，会动。前面的几架轰炸机已经投下炸弹，快速拉高，转回家去。黄河的黄水溅得有铁桥那么高。“浪榛子I”和僚机“婊子姐”一前一后，俯冲下去。这时，敌人的机枪和高射炮，已经调整了高度，“浪榛子I”低空投弹的安全优势已经没有了，只能靠速度。
　　机长范上尉猛踩油门，高叫“投弹”，然后迅速拉起，一串炸弹落在南桥头堡附近。敌人的火力哑了。但是，“浪榛子I”的油箱挨了地面敌人的机枪子弹，漏油了。范上尉调转机头，让“浪榛子I”从北边向西南飞，回程时要求在康州加油。
　　“浪榛子I”在天上找到了康州前面的康河，也收到了无线电信号，却看不到藏在山谷里的机场跑道。无线电信号倒是越来越强，范上尉飞着飞着，突然发现方向不对头，赶快下令机组电讯员打开内部紧急联络台，直接呼叫地面。
　　地面人员告诉他们：这是敌后，百里外就是日军空军基地。为了防止日机来偷袭，天一黑，康州基地所有的灯光全关了。他们正在飞向日军空军基地。赶快转回。
　　范上尉和他的机组兄弟们万分庆幸：他们差一点降到日军基地上去了。到敌后基地加油，险情丛生。他们收到的原来是日本机场的信号！他们立刻调转方向，想转回康州，迎面却飞来一架零式巡逻机，正返回日军机场，盯上来就咬。范上尉的尾机枪手就对着敌机的红鼻子开火了。与此同时，范上尉决定不飞向康州，向康州附近的假机场飞。
　　我父亲修理厂的技工们除了在各基地修飞机，还用竹子和稻草扎了很多假飞机，全部漆成和真P-40一样的颜色，鼻子尖尖，都画上大大的鲨鱼牙。这些竹飞机放在好几个基地附近。晚上，灯微亮着。范上尉的尾机枪手嗷嗷叫着拼命转着机枪，终于在假基地上空打中了敌机。范上尉一机组的人看着敌机以拼死的方式，松掉了“浪榛子I”，转着圈子向地面的竹飞机狠狠撞过去。估计这个自杀武士对天皇喊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当”。
　　就在这时，康州地面人员热情的声音响起：“你们往南再开整整二分半钟。我们把跑道上的蓝灯为你们打开三分钟，让你们回家。你们一定要在三分钟内着陆。”
　　三分钟之内，飞机平稳落地。范上尉说：“看见基地的小蓝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对我受伤的B-25说：浪榛子，疯狂的榛子，好样的！你从敌人机场折转回家，还顺手打下一只红肉丸子。看见了吧，那些跑道边的小蓝灯，在这三分钟里，全是写给你的爱情诗。迎着它们飞，就飞到世界上最美的灯光里。”话说得像个诗人，不像开轰炸机的。
　　“浪榛子I”机组在康州加了油，就把飞机开回昆明基地修理。
　　小熊维克当时在康州。维克是CACW养在队里的吉祥动物，一只小雪山熊，站起来有半人高，人人喜欢。维克会拉着航空兵的皮带要啤酒喝。因为基地一个一个丢失，航空兵要随时转移，他们就把维克灌醉，用铁链子拴在轰炸机的尾部枪手座上带走。但是，维克的酒量越来越大，喝很多啤酒不但不睡觉，反而发酒疯。
　　上一次撤退走得急，维克在飞机上不听话。航空兵们加油的时候，就把它暂时留在了康州，让它发过酒疯后，跟其他来加油的飞机走。范上尉决定把维克带回汉中基地去，让它快快归队。
　　范上尉的父亲是第14航空军中的中方医生，范上尉兜里有他爸给他备用的牙痛药。他给维克吃了两丸，维克就快快活活睡了。范上尉连链子也没给它上，就带着维克把“浪榛子I”开到我们昆明基地修理厂来了。
　　也不知那牙痛药是什么神药，我们的工人修飞机，敲呀打呀，维克也不醒。“浪榛子I”机组的航空兵们都说让它睡，反正修好了明天一早就走。他们下飞机的时候，忘记了维克没上链子。
　　第二天，大家上飞机的时候，发现维克醒了，很文明地坐在尾部枪手座位旁，一泡熊屎远远地拉在范机长的驾驶室里。这些航空兵也不骂维克，还开心地笑，好像维克干了一件好事。他们说：维克让他们每次出任务回来，感到家里有小兄弟在等着他们。小兄弟犯了错误，也可爱。
　　这篇旧文章一读，喇叭立刻被她妈的爱情故事感动不已，说：“原来如此。难怪我妈把她戴的那块青玉叫作‘小炸弹’。凡她喜欢的，都和过去的情感联系着。她们那代人有那样永不遗忘的爱情，我们怎么就没有了呢？”
　　知道了这些故事之后，浪榛子和喇叭找宁照画了三张漫画肖像，贴在喇叭家迎门的墙上。她们把一句诗拆成两半，前一半“天倾斜的时候，你的肩膀顶着”贴在喇叭爸爸的肖像下，后一半“地动摇的时候，你的双脚踩着”贴在喇叭妈妈的肖像下。喇叭傻乎乎的肖像贴在中间。下面贴的几个字，是两人想了半天才想出来：“好花月圆，蒙以养正。”
　　三张肖像上墙那天，颐希光一进门，吃了一惊。舒暧一进门，也吃了一惊。
　　这天晚上，两人当着喇叭的面就说话了。颐希光说：“低温楼造好了。”舒暧说：“白围巾是和死神讨好运气的意思。CACW的飞行员很迷信白围巾。”然后就是颐希光一再赔不是。
　　喇叭父母的离婚危机告停。
和平爱情初探
　　蒋无功之后，莫兴歌开始认真。莫兴歌说：“我从小猪头肉吃多了，看见你这么漂亮的，就来性。要是阶级敌人用美人计，我就死定了。”他硬把浪榛子拉成了他的“对象”。
　　“对象”是个替代词。莫兴歌觉得：“男朋友”或“女朋友”都有一点“性”的色彩在里面。跟“男厕所”和“女厕所”一样，有T流味儿。他们劳改农场关了一大批在“性”的问题上没划清“上流”和“下流”界线的犯人，叫“流氓犯”。莫兴歌说：“我谈了一个对象。”他说：“我对象考上复旦大学了。”他还说：“我对象的小姐妹名字叫喇叭，考上了南京大学。她们青门里的人，这次神气了。”那时候，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了。女人们从在解放前要当官太太，到解放初要嫁老干部，到“文革”时首选嫁当兵的，不成嫁个国营工人，到了八十年代又想着要嫁大学生了。莫兴歌找了个女大学生，很得意。
　　浪榛子说：“不要叫我‘对象’，难听死了，跟‘对眼’差不多。”莫兴歌还是说：“我要送我对象去上海。”浪榛子说：“你要实在喜欢这个‘对’字，你就叫我‘对策’算了。”莫兴歌说：“不行。我妈叫策绿竹，犯冲。”浪榛子说：“那你就叫我‘对虾’好了。我妈叫‘南死虾’，她不怕犯冲。”莫兴歌说：“你们这些文人家庭的人，就是矫情。我就总说‘对对’好了吧。”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之间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纠纷和吵架。莫兴歌虽然在管人的地方长大，却比浪榛子还没有安全感。夏天学校放暑假，两人再见面，很高兴。一起进一起出，像“对象”那回事了。莫兴歌讲到控制局势的问题，浪榛子说：“你有什么局势要控制呀？不就是我骑一辆自行车，你骑一辆自行车出去给我爸买个紫砂壶泡茶喝吗？”
　　莫兴歌说：“买茶壶也要小心。”
　　然后，他左一个右一个把茶壶盖子、茶壶底翻过来看是谁造的。十五个看完，都是宜兴丁山茶壶厂制造。浪榛子抓了一个就要付钱。莫兴歌说：“慢，再看看。我是为你好。”浪榛子说：“不就买把壶吗，要那么警惕？”莫兴歌一本正经地说：“有坏人。我们劳改农场关了一犯人，就是在宜兴丁山做紫泥茶壶的。他做的壶，卖过一把给蒋介石，没老实交代，‘文革’给查出来了，判了刑。你家本来社会关系复杂，不能买他做的壶。蒋介石茶壶的‘堂孙壶’，你能要？”
　　这个理由让浪榛子目瞪口呆。她说：“蒋介石还喝过长江水哩。那一江水都成蒋介石的‘堂孙水’啦？都得废了？”
　　莫兴歌眼里阶级斗争的一根弦就横起来了，怒火万丈的样子，代表全体人民说话了：“全中国人民都不会要他的壶，就你要。我在政机关工作，比你懂。”莫兴歌很喜欢代表一群人说话，虽然也没哪个人选莫兴歌当代表，他却总显出全中国人民都站在他背后的样子，好像这样他才安全。一开口就拿一大群对付浪榛子一个。他叫道：“这是替你爸买茶壶，你不想给你爸爸找麻烦吧？”
　　浪榛子忍着没吵架。莫兴歌说：这是为她家好。
　　莫兴歌也喜欢认认真真给浪榛子说他小时候在劳改农场见到过的各色人事，连他做的噩梦也说。他动不动就会做噩梦，很拿浪榛子当知心人。浪榛子也因此第一次知道了王一南自杀前在劳改农场的一些遭遇，
　　据莫兴歌说：劳改农场的男公共厕所是一长条沟，沟上隔了一排蹲坑，在最里面一个蹲坑上，架了一个可以坐的马桶洞，给生病的犯人用。王一南是诗人，不习惯用蹲坑，后面那个可坐着拉屎的马桶，就是他常用的。
　　犯人厕所自然是脏和臭。这天王一南上厕所时带了张报纸进去，垫在马桶一圈边上。王一南非常小心，那天带进去的报纸是他们政治学习，读报纸跳过去的一张。一段讲西红柿炒鸡蛋的营养很高，吃多少，消化多少。另一段讲合理密植水稻，种子挨得近，互相可做伴。还有一段讲河南发生洪水灾，人定胜天，洪水堵住了。
　　王一南正在厕所里“解决正常问题”，突然，军代表带着几个红卫兵来搞突然查房。莫兴歌说：军代表和红卫兵进驻劳改农场那段时间，他爸这个老看守长，管不了政治犯，只能管刑事犯。所以，他爸只能跟在后面看看，不说话。军代表和红卫兵要搞彻底搜查，他们认为政治犯互相串联，搞特务活动。
　　他们命令一屋子十几个犯人都脱光了，挨着墙站，他们翻查每个人的床铺和用具，但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这时，王一南从厕所里出来。因为他来迟了，天生就惹出怀疑。红卫兵立刻命令他脱光衣服。王一南很不情愿，这就惹出了更多的怀疑。等王一南把衣裤都脱光了，红卫兵高叫起来：
　　“台湾来的大特务！”
　　“当场抓获！”
　　原来，王一南坐在报纸上用马桶，报纸上的油墨字迹印他屁股上了。军代表和红卫兵一致认为：这是最先进的传递情报的方法。他们对王一南又吼又叫，叫他把屁股撅起来，让他们破译印在他屁股上的密文。诗人王一南，先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后觉得人大概警惕疯了。
　　那些字还是反着的，三个红卫兵弯着腰，对着王一南的屁股一个字一个字破译。先读出了“西红”，反动呀！东方红，成了“西方红”。后又把“合理密植”读作“合理密码”。有密码！果真有密码！突然搜查要查的就是这个。再下面读出的是“……堵住”。这时王一南“堵不住了”，放了两个屁，说：“别读了，把昨天的报纸‘生活版’找来对吧。”
　　一对，“密码”没了，罪行成了王一南耍弄军代表和红卫兵。王一南不服，说：“我根本不知道我屁股上有字，是你们发现的。我耍弄你们什么呀？”那天晚上，王一南挨了一顿好打。一个星期后，他跳窗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浪榛子不能不想：污辱造成的心理伤害能致死。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啦？为什么总是拿自己的同胞当自己的敌人？能把同类的人格污辱已尽而不动同情心的人，是不是在那个时刻，心理上返祖成了动物？
　　谈论这些事，浪榛子和莫兴歌很有一些共同语言。莫兴歌常常表现出：让他讲出来，他就舒服一点。这些故事让他脑袋太沉重，而浪榛子就想搞清楚为什么。这样，他们就有了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撞在一起的共同语言。故事很多，但是，讲到后来又总是会吵架。莫兴歌矛盾重重。他一会儿同情犯人，一会儿骂他们全是老鼠，不值得活。他想讲他小时候看到过的死人，却又无比忌讳谈死。
　　那天，明明是莫兴歌含糊其词地讲到王一南的死，先表现出很想讨论这个问题的样子。等浪榛子说：王一南死在蒋达里劳改农场，死得连只鸡都不如。人们对王一南太不公正。莫兴歌却又转过语调说：“反正我们也救不了他。人死了就别提啦。”浪榛子就问：“你是不是在劳改农场看见很多暴力行为，怎么这么麻木？”莫兴歌说：“中国人最好的品质就是能忍耐。活下来的，都是能忍的。你看现在不都过得好好的？死得再硬也是失败啦。”
　　浪榛子忍不住了：“我就不会忍。”
　　莫兴歌就教育她，他们劳改农场厨房以前有个做饭的大师傅，是个老右派。当年，他还是个小孩，给昆明飞行学校的美国教员献过花。就这话儿，当了二十年右派。人家一声不抱怨。人家说：一个大家里过日子，总有人要受委屈，若不是来到蒋达里，还娶不到现在这个好老婆。他老婆漂亮，以前是个妓女，留场了，也在厨房做饭。人家一家生了三个儿子，过去穷，一年就过年包一次饺子，老右派从来不买现成的碎肉，自己去集上挑一块五花肉，花一个上午亲自剁成细细的葱肉馅，放多多的盐，一家五口吃得热乎乎的。我每年都去混一碗吃吃。那个生活的滋味呀！
　　“现在平反了，成中学副校长，过上好日子了。你看人家这是什么生活态度。电影小说里说的生活和爱情不就是这样的？你家受了那点苦，算什么？你对祖国的态度就比人家差远了。”
　　浪榛子发现，虽然莫兴歌一开口就是对犯人要严管，对祖国要热爱，但他对不公正却真是很能宽容。浪榛子说：“二十年，是人家的小半辈子呀。中国人自己制造了一些灾难，然后自己看着自己的伤痕，看出一些伟大的忍耐来。同胞和同胞互相整得苦苦的，再在自己造的苦难中，发现伟大爱情、赤胆忠臣、舍己英雄，让人们为他们的命运感动流泪。这不是作吗？”
　　在浪榛子看来，人应该先想想：我们“忍耐”得公正还是不公正。八年抗日，人们忍耐，那里面有正义支持。十年动乱，人们忍了，可正义在哪里呀？因为人们的忍耐，打人的人连道歉都不用说。眼睛一闭，头一歪，不看。只要自己不看，今天和过去之间就建了一堵墙。那些人造的灾难就好像不存在了。这倒是解决问题了？
　　除了王一南的事，莫兴歌还跟浪榛子讲他自己的苦恼：他老做噩梦。噩梦还重复。梦一醒就再睡不着了。他说：填湖造田的时候，一个犯人跑了，躲在蒋达里后山的小山洞里，结果，炸山的时候给炸死了。这死人常到他的噩梦里来。莫兴歌认为他是唯一知道山上有个洞的人，他很后悔没告诉他爸先查一下洞再叫点炮。
　　浪榛子听他说为这事儿后悔，感觉莫兴歌也是一个正常人，不幸从小看到了很多别人的灾难。他有同情心，心是好的。她想说：“这不能怪你，得怪那种斗争。人互相恐吓，不做噩梦才怪呢。”
　　莫兴歌却又扯到别处去了。他说：“我们不谈过去。我跟你谈‘对对’也有几年了，以后，当我老婆，跟我睡，我就不做噩梦了。”他这一说，讲得浪榛子心软软的。刚想对莫兴歌说甜话，莫兴歌又转成一张政治脸：“你嫁到我家，成我老婆，你还是要能忍的。你得孝敬我父母吧。父母冤枉你了，你不忍，还能怎么样？不能背叛父母嘛。”
　　本想说甜话的浪榛子，听到这句，一开口，说成了：“我不是你老婆。”一转身跑回家去了。
　　过了一些时间，莫兴歌又来了，好像从来没有和浪榛子吵过架。那些都不算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几天就忘记了。按照莫兴歌的理论，忘记就等于不存在，他们再重新开始。他爸退休后，莫兴歌觉得新领导对他有成见，想整他，让他很不开心。进城来和浪榛子聊聊天，是莫兴歌的精神调节。他说：“看看你的快乐脸，才能回去面对那些整天拉着长脸的犯人。现在犯人素质越来越差。当年的政治犯真是好，干活卖力，自愿改造。现在。政治犯都走了，刑事犯又懒又不讲理。领导想的也和以前人不一样。蒋达里劳改农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处的时间长了，浪榛子觉得：也不能说莫兴歌不好，莫兴歌就是不喜欢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而是用他自以为“讨好上面”的脑袋想问题。他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和不知疲倦的革命敏感性，动不动在劳改农场开一个“誓师大会”。
　　慢慢地，莫兴歌发现，劳改农场释放的一些劳改犯，下海做生意，越做越牛气，比他还有钱。这让他很生气。原来，“资本”受欢迎了。莫兴歌用“讨好上面”的脑袋想问题，比“上面”晚了几步，跟不上形势了。领导批评他：你手里有这么多免费劳动力，你们农场的福利还指望国家给呀？就那个会做茶壶的，让他带几个徒弟，烧几把茶壶出来，也比整天烧砖来钱呀。
　　莫兴歌一旦听明白了上级的指示，干起来热火朝天。可他那个时候，就是没听明白。阶级斗争一根弦横在他眼睛里，跟蒋介石家茶壶同宗的茶壶，人民是要反对的。他迟迟没有看出“黑猫”、“白猫”现在都是英雄猫了。
　　对于这个莫兴歌，南诗霞不看好，觉得他木头木脑，且不懂礼貌。南诗霞已经平反多年，浪榛子也堂堂正正考上了大学。莫兴歌只在省党校上了一年警员培训班。谁也不再比他低一等了。可莫兴歌回避见南诗霞，实在回避不了，撞见了，既不叫“阿姨”，也不叫“南老师”，叫“嘿”。
　　南诗霞很生气。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给他一叫就走，他对南诗霞就差没叫劳改农场的号码了。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她女儿再野也不能跟她的前看守长儿子扯一起去。想想那以前的看守长，对他们这些政治犯还算好的，但是，天天骂他们“知屎分子”是不能忘记的。而且，跟她同系的王一南，就死在那个劳改农场。王一南的死，谁负责？
　　浪榛子却不知中了什么邪，对她妈说：“您不要担心。大家都是‘人民’，木头木脑的人民忠厚，比那利欲熏心的人民还是好的吧。”南诗霞说：“他没文化。”浪榛子说：“没关系。我有文化就行了。”南诗霞说：“你找那个给我送草药的善全春也比找个劳改看守长的儿子好！”浪榛子说：“您就别设计您女儿的生活吧，那多累。您的毛病就是喜欢设计别人该怎么活。要解救这个，改造那个。您难不成比时间还厉害？亿万年进化出的‘人性’，您怎么就以为是您这一群人能拿在手上改造成器材呢？到如今您救了谁呀？您就歇着，就为春天新冒出来的一片绿叶感动感动就行了。您也就一个人。”南诗霞说：“我就是一个人？我是你妈！你是我女儿，你交男朋友，我能管。”
　　浪榛子说：“通婚消灭阶级，本身就是一条艰难道路。三千年不就成了一个王昭君、一个文成公主吗？您担心什么？我还没有成就呢。”南诗霞气得恨不能把女儿打一顿。她断然地下了最后通牒：“你要再跟这个莫兴歌来往，就滚出家门。我也不会再给你一分钱。我不能和看守我的人做亲家。”
　　浪榛子对她妈的高压政策立马反弹：“您怎么跟关您押您的那些人一样会强制？那些红卫兵的暴力，是不是您这代革命家教的呀？”
　　浪榛子就真滚出家门，住在学校，放假也不回家去了。“这不是恋爱的问题，是自由问题。”浪榛子对喇叭说，“我们这代人之间，应该没有仇恨。武斗、整人、斗人在我们这代结束。”
　　浪榛子的理论是：和平的生活，哪里可能是“消灭一切害人虫”换来的？和平的生活是各自划清互不侵犯的边界得来的。得让大家活，世界才太平。我就是不喜欢小栓子，不喜欢阿Q，不喜欢赵太爷，不喜欢假洋鬼子，不喜欢革命党，也可以试着和他们讨论讨论：在哪里划条楚河汉界，他过他的，我过我的，也比人们互相整来整去好。世界上什么样的生命都可以存在，有花，有树，有蟑螂。只要蟑螂别下令所有的花都要呈蟑螂状，就行。
　　喇叭同意，还给她二十块钱，说：“我就佩服你独立自主。”
　　南诗霞十年最大的遗憾是：女儿怎么长成这种不登大雅之堂还自以为是的样子。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能说会道，不伦不类。坐都没个坐相，像个“女土匪”。舒暧就为浪榛子辩护：“浪榛子干什么都高高兴兴，不抱怨。没有大家闺秀的举止，这不是她的错，走到哪儿，就能活到哪儿，还不就是最好的啦。”
　　两个妈妈这样抱怨着，心里却又感到对不起女儿。到这时，她们才看清楚：女儿和她们是不同的两代人。人家自己长大，长成了青门里的野生动物，根本就不看好上一辈人信奉的伟大事业，也学不来过去文化人的文质彬彬。妈妈们的选择，被女儿们称为“历史弯路”。
　　不过，南诗霞没有担心太久。浪榛子和莫兴歌的历史也出现弯路。
　　浪榛子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决定当诗人还不够，把中国的文字折腾来折腾去，发现了文化像种子一样藏在汉字里，开出来的花都长在过去经验的土壤，开到“繁殖”就不长了。她要从“繁殖”再往上长一点，长到“繁殖法”、“生长法”。浪榛子又学法律了。她把这叫作“建设和平”。而莫兴歌则向生意人发展了。
　　莫兴歌已经再也不能忍受从前的劳改犯挣的钱比他还多。他渐渐听懂了领导的意思，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蒋达里这种小型劳改农场，政治犯没有了之后，就不重要了。前面的路就是转型，“国营”成了“赔本”的另一种说法。有本事的人，要带着工作人员自谋福利了。水坝、稻田、填湖区、烧砖窑、苹果园，可以给看守人员承包经营。劳改农场劳动力分给各个承包项目。莫兴歌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走这条道路。他跟浪榛子商量要不要跟着新路线走。
　　浪榛子说：“我要是你，我就承包苹果园。春天开白花，秋天结果子。多好。”
　　莫兴歌很不放心地说：“你敢做呀？阶级斗争一来，我成地主公，我老婆成地主婆。我们劳改农场以前关的就是这些人，现在还没全放完哩。”不过那天商量的结果是，他横下了心，“我承包苹果园，当一回地主。”
　　一往生意人发展，莫兴歌就开始想怎么钻空子违法。国有企业一块一块转到私人手里，集体的也分到私人。清清白白的蒋达里，一村子革命名字，突然就冒出了一个新词，叫“资本”。“资本”像没有眼睛的大象，大步踏在蒋达里的田埂上。然后进了农家茅屋。把瓶瓶罐罐都打碎了，一个劲地拆房子搬瓦，越长越大。
　　莫兴歌第一次贪污了三千块钱，心里非常害怕，夜里还失眠了，不敢告诉老爸，怕运动一来，老爸大义灭亲揭发他。他就想告诉浪榛子，想想又不敢。不是不信任浪榛子，也不是怕浪榛子会揭发，是怕浪榛子知道了，不但要叫他吐出去，还要骂他奸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他打到“小人”一类去。这个坏标签和他以前得的“先进工作者”不同。莫兴歌知道他的“对对”从来就想不食人间烟火。
　　事实上，莫兴歌从来没想贪污。关在劳改农场的贪污犯，他见多了。他一直都是站在那些“贪污犯”的对立面，高高在上地训他们。这回，他手一软，接了人家的好处费。他害怕不久突然来个严打运动，把他给打进去，也成劳改犯，这种心理压力，他承受着，快要受不了了。刚拿到钱的喜悦，还没两天，就变成了失眠的痛苦。莫兴歌就想：难道当个贪污犯还要受训练？
　　为了这三千块钱，他说起话来更加极端爱国，显出永远给国家添砖加瓦的样子。这让他感觉好一点。可是，不久，他发现经商的道路上没人用“贪污”这个词，人们用“疏通关系”。三千块钱可以不叫贪污，叫“招待费”或“劳务补贴”就行了。他不能只管种苹果，还得卖苹果。手里没一点“招待费”怎么跟人家谈生意？谈成了生意，收一些“劳务补贴”，不过是起个润滑的作用，他这样对自己解释，感觉又好了一点，可还是害怕。
　　有一天，他再也忍不住了，对浪榛子说：“我太佩服贪官污吏了。心黑还能快乐，这也是一种本事。”浪榛子不知道他是有心事，还半真半假地告诉他：她懂法律，专门对付贪官。莫兴歌一惊，以为浪榛子知道了。幸亏浪榛子下一句话说的是大理论和三千块钱不相干。她说：资本原始积累又开始了。从明朝就原始积累，到现在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在中国，因为“关系”成了资源，资本常常会歪着长。猪一养肥就杀，富不过三代，就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原始积累，不是按“公正”和“机会均等”的合法道路挣得来的。挣第一桶金像打仗，暴力得很，不管他人死活。等猪富得肥嘟嘟的，像个太上皇，杀的时候，养猪的、恨猪的、没猪的，大家都开心。
　　莫兴歌听得心里一抖又一抖。他搞“原始积累”了？他没有吧？他是有觉悟的呀。
　　直到有一天，一个在南方做紫砂花盆出口发了财的前劳改犯回来光宗耀祖，他告诉莫兴歌一个道理：经商就跟打仗一样，另有一套伦理道德。儒家的那套不行，农场里的那套也不行，要玩《孙子兵法》。想赢，就得脸皮厚，心肠黑。现在全民都经商了，那就看战场上比实力了。
　　莫兴歌这才懂了：他从普通人跳到自由市场上去了。中国有千军万马的商人在“战场”上你骗我、我骗你。就为了打胜仗——赢钱。什么贪污不贪污？只要他能赢钱，他就胜了。上下都在做的事，就成群众运动了。发财运动，不积极，也是要落伍的。
　　莫兴歌承包苹果园，指挥残留下来的一些刑事犯和自愿留场的前犯人种苹果。一旦思想转过弯，他就热情万丈地挣钱了。这才发现自己有一块地的好处。原来当“地主公”的好感觉和当“官”的好感觉，从利益上讲同源同质。
　　但是，资本不是好玩的。那么多钱和精力投进去了，它还不怎么听话。莫兴歌天天头痛。“资本”不是吃素的。莫兴歌问自己：我对象都有了，怎么就从小落了一个不开心的命呢？让他不开心的事太多，譬如说：刑事犯人不好好干活，没有一个像过去的政治犯那样自觉改造。他们不把他的苹果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私下里还说他是“剥削”、“黑心”。
　　“剥削阶级”在莫兴歌的红色教育中，形象很难看。虽然像他这样的红色资本家有新形象，莫兴歌更希望苹果园子里的劳工把他当成“杨子荣”。他就喝上了酒，“一连干他三大碗”，自己醉成泥一摊。醉的时候，又来劲又愧疚。
　　有一天晚上，和下面几个队长喝酒，似醉非醉的时候就倒下了，突然脑子里出现了一只小狼，饿久了，嗷嗷待哺。小狼什么都想要，想要什么不知道，反正想要，想要多，想要更多，要多多的，再多。别人有的，小狼都想要，别人没有的，小狼也想要。莫兴歌想不“剥削”都不行了。
　　第二天，酒醒了，莫兴歌拿自己跟那个做紫砂花盆的成功犯人商人做了对比，一比，看出自己过去还是太老实。领导点到了他的财源，他也没认识。劳改农场已经再不是国家养的了，得靠自力更生才能过富日子。他给自己开了个单子，那单子上都是他所缺乏的：1、黑心肠；2、厚脸皮；3、人脉；4、钱；5、广告术（骗术也行）。
　　这些，他以前都认为是坏品质。小狼活了以后，就成了经营艺术，他要紧急补课。他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小狼在心里闹。他只知道，他要不补这些课，就跟不上形势。自由市场上都是自由人，自由折腾、自由骗。商场如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他要靠犯人和苹果发财，就只能如此。两年后，莫兴歌扛了一筐苹果来送给浪榛子，说他承包的劳改农场果园丰收了。但是，苹果太多，来不及运出去，卖不掉。犯人和工作人员全分到了几筐苹果。大家尽着性子吃。承包的好处见到了。
　　浪榛子就和他脸对脸，大吃苹果。都没谈一句过去的事，也没谈蒋达里的人。浪榛子只说了：苹果有点酸，这么多，要做成苹果酱才好吃。她以为莫兴歌会说：好，将来再发展出一个厂子做苹果酱。偏偏没有，莫兴歌依然警惕性高高，一切都要唱成“红海洋”才行。和前年的三千块黑钱比，他这一年里，拿的“劳务费”翻倍了。所以，他得从“苹果”出发，打一场忠于祖国的“保卫战”。
　　浪榛子和莫兴歌又吵了一架。莫兴歌时时要显出他爱国，爱祖国的苹果，他是爱国承包商，他有一颗红亮的心。他生气地问浪榛子：“你为什么吃个苹果都要想到外国？苹果酱是外国东西，中国人从古到今只吃豆瓣酱。苹果酱是从外国人的‘绞肉机’里绞出来的。外国的战争机器一次一次侵略中国，他们就是‘绞肉机’。你为什么觉得他们的苹果酱好吃？”像往常的一贯做法，他的“集体主义”核心就是指责别人。他又给浪榛子扣了个帽子叫“崇洋媚外，苹果都是西方的甜”。
　　浪榛子得出结论：莫兴歌不可理喻。又没人选他当“祖国”代表，他总是以“祖国”自居来压人。她问他：“你为什么总要拉个大后台？你自己怎么没有自信心？你不敢堂堂正正地说：‘我是一个人’，我做事，我承担。非要说成：我是一群人中的一个，你敢拿我怎么样？你不自己立着，开口就拿祖国给你撑腰，祖国成你得到功利的工具了。”
　　浪榛子不得不说出了一个莫兴歌最不喜欢听的真理：“你以为你是谁谁谁的代表，到你死的时候，得你自己死。那时你就知道你就是个莫兴歌，并不是一群人，是一个人。你活得再跟别人一样，什么责任都交在群体肩上，还得是你自己死。你愿意一辈子就到死那一次才死出个你自己？”
　　莫兴歌连说：“不吉利。呸呸。”
　　浪榛子有个念头一闪而过：莫兴歌是不是有心理病呀。他从小在劳改农场看到过的暴力和灾难大概跟战俘营差不多吧，可那时没有人会想到去看心理医生。“麻木”就是一种药。浪榛子对他说：“你有‘看守所紧张综合征’。这类病人总是以‘群’为单位来判断问题。”
　　莫兴歌说：“你就是个叛徒、卖国贼。”
　　浪榛子不知道当一群人都在卖掉“民心纯朴”的时候，莫兴歌会不会也就跟着卖了。
　　下次莫兴歌再来找浪榛子时，没坐长途车，开了一辆摩托车，带着浪榛子很神气地在校园里兜了一圈。他没有告诉浪榛子这辆摩托车是什么钱买的，只说：“怎么样，满街人骑自行车带个‘对对’，我骑摩托车带你。我们活出自己来了吧？”
　　“活出自己”就是过得比邻居高人一等。在一个等级加物质的社会，也就这种解释了。
　　浪榛子和莫兴歌最后一次吵架，导致了他们彻底分手。那天，他俩本来坐在一家黑瓦棕木的店铺里吃小笼包，并没有一点吵架的迹象。
　　莫兴歌说：“蒋无功的新媳妇终于生了。我在他家喝了满月酒。”
　　浪榛子说：“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那你回去的时候，我买点鸡蛋，就当是赛凤赛凰下的蛋，带回去。就说这是‘凤凰蛋’。”
　　莫兴歌就不怎么高兴了，好像浪榛子要送“定情蛋”。阶级斗争一根弦又横在眼睛里了。浪榛子说：“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像个统治阶级。”
　　莫兴歌就开始说蒋家的坏话。说蒋善良对他不存好心。喝满月酒的时候，给他盛了一大碗鸡汤，里面一块鸡也没有，全是黄花菜。那黄花菜没啥味道，谈不上好吃，吃了也不反感而已。
　　浪榛子打断他，说：“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感激？人家农民请那么多人吃饭，不容易。”莫兴歌就提高声音了，说：“我知道他家穷，一只鸡烧了三锅汤，另外两只几年前就送你家来了。所以，把黄花菜给我吃。我他妈才吃完，蒋善良老婆说：这菜好，有营养，产妇都用它催乳。她什么意思呀？她早说，我碰也不敢碰黄花菜。我吃完了才说，给我惹出什么麻烦来说不清楚。”
　　浪榛子哈哈大笑：“你怕黄花菜把你奶催下来？”
　　于是，吵架开始。莫兴歌在劳改农场看守犯人的文化中长大，虽然想当开明人，说起话来还是不会交流，最拿手的就是“上纲上线”，给人扣个帽子。他说：“你笑我呀，我就说你是吃里爬外吧。卖国贼是什么？就是吃里爬外。”
　　浪榛子说：“你怎么这么喜欢‘斗争’呀。别人一说话，你就认为是反对你。就准你骂人，不准人笑你。还是你自己说的笑话呢。”
　　莫兴歌就说：“你不要老觉得谁亏欠你，政府不欠你的。你妈她们在劳改农场，待遇比小偷、毛贼好多了。小偷、毛贼干的都是危险活。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偷，在山上炸石头，跑慢一步就给砸死了。总共才偷人家六十块钱。你只当就一个大知识分子王一南的命是命，这些毛贼的命不是呀？”浪榛子说：“这扯得上吗？谁的生命都不该这么死。这才要反思呀。”莫兴歌就说：“祖国犯错误，你只能原谅。老说老说干什么？祖国是伟大的。”浪榛子说：“哪里是什么‘祖国’呀，不就是一些人犯的错误吗？凭什么把自己犯的错误赖祖国头上去呀。”
　　莫兴歌说：“噢，这下问题清楚了，你家青门里有人被镇压，有人被劳改，所以你就说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事情就坏在你这种人手上。”浪榛子也叫起来：“不讲理。凭什么看人、管人、斗人的人就是中国？凭什么你就是中国？青门里的人哪一个人爱国爱得比你差啦？”莫兴歌说：“我就知道你不爱祖国。你自己说我父母不是你的祖国。”浪榛子说：“我当然爱祖国。你父母凭什么是我祖国呀？”莫兴歌说：“你骗人。你爱的是那两只凤凰鸡。”
　　浪榛子还能说什么？她说：“去你妈的。”
　　浪榛子发现：只要跟莫兴歌在一起，她就会感到莫兴歌像个水獭，不停地在筑着一个大坝。不讲道理，不要逻辑，就想把人造的灾难经历挡在坝那边，不让看，不让提问。她刚开始还觉得：这就是莫兴歌的个性吧。但是，吵多了，她发现不是个性问题。莫兴歌对一些事情的反应成了第二本能，像在战场上随时拔刀一样。
　　可是，过去那些坏日子一直存在那些经过这些灾难的人的生命里。在莫兴歌已经认识到，他以前太亏待自己了，若大家都有的东西他没有，他就会觉得不安全时，浪榛子则认识到：勇气并不一定要通过粗蛮表现出来。过和平生活需要另一种勇气——宽宏大量；另一种智慧——政治协商。我们还没有学会过和平生活的时候，才会骂来骂去、斗来斗去。
　　浪榛子总结出她和莫兴歌吵架的一般公式——“苹果公式之一”：
　　浪榛子（下称浪）第一次跟莫兴歌（下称莫）说，你的苹果太酸，不好吃。莫也知道苹果太酸，但莫立马说：“你错。苹果不酸。我们的苹果是伟大的。”浪说：“我说苹果太酸，不过是要找出苹果太酸的原因，好让下一代吃好苹果。你再尝尝，是不是太酸？”但莫说：“你说苹果太酸，你就是不爱苹果。你不爱苹果，你就是苹果家族的叛徒。”
　　浪该说什么呀？浪说：“你看看，我长了一头一脸的苹果基因，能叛成什么呀？”莫说：“你那苹果基因是骗子。你那个苹果头一露出来，里面想的就是叫苹果变成军阀。苹果一成军阀，多少苹果人民就要‘果头落地’呀。”浪说：“我不是骗子。我吃过别的树上的苹果，比我们的甜。我们的树出问题了，没嫁接好。得快修树。”莫说：“人家外国树上的一个苹果就毒害过夏娃。夏娃再生出来的苹果，都是绞肉机。多少肉都绞成了苹果酱。世界就坏在你这种舔夏家苹果屁眼的人手上。”
　　浪怎么办呀？浪说：“去你妈的。”
　　浪榛子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很难成为像父母那样的学者。并且发现：文人能说粗话，是文人的新乐趣。说完粗话，得出公式以后，浪榛子以万分崇敬王昭君的心情，宣布：“通婚”不是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能干得了的事。她和莫兴歌都努力了。看守所长的儿子和女犯人的女儿最多能和平共存。只能希望以后的“小苹果们”在历史终了之后，酸的甜的，自己一笑泯冤仇，再结连理吧。
　　在莫兴歌一赌气引进法国外资办了一个果酱厂时，浪榛子出国读法律去了。莫兴歌说：赶上你美国，叫美国对中国称“孙子”。
　　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比，美国就是个“小小孙子”。
　　七年后，浪榛子开始在美国北湾的一所大学法学院教书了。
　　北湾是一个美国西部的小镇子。镇子是个大学镇。平时一万人，一放假，学生走了，就剩两千。镇子中心有个公园，每年七月，镇子上的居民们，会扛出两门老铜炮，青绿色的炮筒戴着黄蝴蝶结，对着一片忠厚的高梁地，庆祝和平。高梁地里有很多野鸡，吃饱喝足了，再生出许多小野鸡。当野鸡们从密密的高梁秆子之间，窥视这两门老铜炮的动机时，浪榛子就坐在公园的木椅子上看铜炮的大嘴。老得没牙了，却有一肚子历史故事：人是从暴力中走到今天的。在老铜炮背后，是人付给暴力的代价：一座老兵纪念碑。
　　每死一个从北湾出去的士兵，镇上的人就在纪念碑下埋一块红砖，写上这个士兵的名字和他参加过的战争。从一次大战到今天，纪念碑下埋的红砖已经有一千九百零三块了。就是说：北湾人，在天堂差不多也可以再建一个北湾镇了。北湾人的共识是：因为天堂那个北湾，地上这个北湾才有今天和平安详的日子。北湾人走在北湾小镇的红砖路上，他们自己的土地在他们脚下。这块土地让他们感觉安全。纪念碑上写了一句北湾后人立碑时的心里话：“只有没有恐惧感的日子才是人的日子。”
　　和平时代，过没有恐惧感的日子，其实很简单，不要自己吓自己，不要吓自己的孩子。让人恐惧的，常常就是人自己。北湾有三个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守法就行了。
　　北湾镇附近有一个空军基地。二次大战的时候，最后轰炸东京的B-29四引擎长程轰炸机在这里训练过。现在，那些在镇子上长年走动、过节放假也不离开的两千人，除了教授、农民和他们小孩子，就是空军基地送来读书的ROTC（民间预备军官生）。不管放假还是学期，每个星期二，军官生都要穿制服。平时是学生，一穿起制服，就像“外星来人”。也不知为什么，人心理就起了变化，浪榛子和穿了制服的学生打招呼时，就像“地球人”问候“外星人”。
　　北湾的红高粱有五种颜色，从绿，到浅黄，到橘红，到大红，到黑。浪榛子最喜欢红高梁变成大红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高梁秆子上都嘟着大红嘴。红脸朝天，全是男人。万人男生大合唱，个个热血沸腾。一首铺天盖地的歌，浑厚拙朴，直唱到头顶上的白太阳，直唱到黛色的地平线，直唱到荒蛮旷古的茅草地，直唱到——夕阳变成火红的爱情。在这个时刻，天里天外的十色光谱全都被扔进高梁地，染得丝丝成精一身通红。没到家，天就醉倒在高梁地里，让人和野兽在一个最原始的点上，结成了远房亲戚。
　　浪榛子喜欢两种男人，一种男人叫“红高梁”；另一种男人叫“少校”。浪榛子喜欢少校沙顿。
　　少校沙顿在讲空军史时，讲到陈纳德如何从一支小小的志愿者飞虎队，不到一百架P-40驱逐机，发展成第14航空军一群名震空军史的飞虎，到抗战胜利时达到一千架大、中型轰炸机和驱逐机。他们彻底清除了中国天空上的日本军事力量，成为中缅印和太平洋抗日战场上重要部分。讲到这些第14航空军的北方基地，他想在做讲稿时，把汉字也注上，写伊妹儿请教浪榛子“老河口”怎么写。
　　有个学生叫寇狄，听了少校沙顿讲这段课，从家里带来一张传单。传单上标的日期是日，是日本空军扔到第14航空军的昆明基地挑战美国空军的。寇狄说，那时候，这样的传单恐怕连擦屁股都没人要，但他爷爷有一张。
　　寇狄爷爷是第20航空军的投弹员。1944年3月“马特宏峰使命”的任务开始后，一百架最新式的超级重型长程轰炸机悄悄飞到中国成都基地。B-29能飞长程，成都基地是它们的前沿基地。这些飞机原计划是为轰炸“满洲国”和日本本土做准备的。寇狄爷爷从一个驱逐机航空兵同乡那里得了好多张这样的传单。第14航空军的同乡叫他将来炸日本本土时，把这些传单混在美军给日本民众的“轰炸通知”中给日本人扔回去，给日本人一个心理打击，让他们看谁笑到最后。
　　寇狄的爷爷扔了十几张，留了一张没扔。日本空军的传单是用英文写的：致美国空军的指挥官和士兵：
　　我们首先要对你们来到中国境内的巨大痛苦表示尊重。我们日本空军的驱逐机武士骄傲地告诉你们：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空军。作为结论，让我们像体育家那样表达我们的欲望：让我们以公平和高贵的方式决一雌雄。我们将用最好的方式向你们证明日本空军的精神和能力。
　　我们衷心希望来一个决战。
日本空军驱逐机队司令
　　少校沙顿把这份传单也扫描附在伊妹儿里给了浪榛子。浪榛子把这位老兵的收藏传单告诉喇叭。她记得母亲认罪书里讲到“浪榛子I”在火烧汉口后，受了重伤。在昆明基地的修理厂修好后，回到了老河口前沿基地。
　　喇叭说：“老河口？我知道老河口。你等一等，我查查范笳河的《战事信札》……老河口基地1945年3月也丢掉了。范笳河记下：有八万日本兵悄悄过了黄河大桥，打下了老河口基地……我下次带来给你们看。”
　　那时候，浪榛子并不知道这位少校沙顿长得什么样。也没有想到那位叫寇狄的学生后来成了她认识少校沙顿的介绍人。不过，浪榛子和少校沙顿后来的交往，偏偏起源于反对他的集体主义。她和军事系打的第一次公事公办的交道是为了学生寇狄。
　　寇狄选了她的课。寇狄就是个西部牛仔，高而健康，脸颊和鼻尖上有太阳的红色。蓝眼睛整天高高兴兴带着野花野草的大笑声，戴上牛仔帽，骑上马，就能上西部电影。寇狄爱说话，也很聪明，开学第一天，就很有礼貌地告诉浪榛子：他是个农民的儿子，他爸养了七千头牛。
　　有一天上课，寇狄坐在第一排，剃着个光头。浪榛子上课前关心地问他：“你跌跤把脸摔伤啦？”人家回答：“我脸上是国旗！”那天是美国独立节。寇狄把国旗画脸上了。浪榛子因此知道了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再过几天，到星期二了，寇狄穿着空军制服来上课了。原来，他成了ROTC的军官生。
　　可这个爱国主义者寇狄上了几节课就不来了。到期中考试，寇狄来了，考了个不及格，跑来跟浪榛子求情。说他爸爸病了，他回家当家立户、赶收玉米、喂牛挤奶去了，所以他缺了很多课。浪榛子小时候，去过蒋达里，下过乡支农，知道春种秋收，不误时节，心里就很同情。她对寇狄说：缺了课可以补上。但是如果他爸爸病下了，不能劳动了，以后他的学费怎么办？这所大学学费很高呀。寇狄说：他从来没想过要爸爸替他付学费。他参加ROTC，学费他不担心了，因为他是军队的现役军人，在这里读书，军队替他交学费。浪榛子一听，放心了，说：“你可不能再缺课了。”
　　可是寇狄依然缺课，而且一直缺到期末考试。考试过后，他来到浪榛子的办公室，穿着军人的迷彩服。他说：他没来参加期末考试，但请浪榛子不要给他不及格，给他一个“课目未结业”。他是有原因的，他听说他的部队要到阿富汗去打仗了。浪榛子一听，立刻同意。寇狄才二十岁，却要去打仗。谁知他还能不能回来呢？寇狄从此消失了半年。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浪榛子接到军事系的一个电话。电话里，一个严肃的声音问：为什么寇狄半年前的课到现在都没有结业？浪榛子说：“寇狄到阿富汗去啦。”那边的军人立刻提高了嗓门：“他到什么阿富汗？他撒谎。他又回家帮他爸爸种田去了。他知道他是签了合同的，在他读书期间，部队不送他去前线！他骗了你。一小时前，他还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呢。”浪榛子一听，当然很生气，立刻给了寇狄一个不及格，送到成绩部去了。
　　浪榛子以为这事就完了。可没想到部队不让这事结束。他们三番五次打电话来，要浪榛子起诉寇狄“学术欺骗”。
　　起诉学生“学术欺骗”只有教授有这个权力，部队没有。接下来寇狄也来找她，依然彬彬有礼。他说：他得了“不及格”是应该的。因为他没有学好，他撒了谎。但是，他不能看着他家的玉米田荒掉，七千头牛饿死。现在，他爸爸病好了，他可以安心服役，好好读书学习了。但是部队想整他，要把他的奖学金取消，让他不能读书。如果部队取消了合同他就失学。他再过一年就可以毕业，他不想失学。
　　这天浪榛子下课回来，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高大英武的军人，肩宽，蓝眼睛，美国大兵式的高鼻子，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笑容。他说：“南博士，我是少校沙顿，我已经等了你半个小时了。我得找你谈谈。”
　　这就是少校沙顿。他们不久前还在伊妹儿上通过信，他还给她过寇狄爷爷收藏的日军传单。
　　少校沙顿倒是开门见山：“我们要把寇狄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撒谎。”
　　浪榛子便说：“我已经给了寇狄不及格了。他还是学生，他已经得到了惩罚……”
　　少校沙顿打断浪榛子的话，说：“别的学生可以撒谎，寇狄不可以。寇狄是军人。”说完这句话，少校沙顿整整帽子，挺挺腰，一脸严肃站起来，“南博士，我请您认真想一想要不要起诉寇狄‘学术欺骗’。如果您起诉，我们就可以把他送到军事法庭，让他离开部队。如果您不起诉，他就可以从这所大学毕业。他毕业后，就当连长，三十二个美国儿子和女儿的生命就要掌握在他手里。如果他不诚实，您能放心把三十二个美国的儿子和女儿交给他吗？您不要现在说‘不’。好好想一想。”
　　三十二个美国的儿子和女儿的生命可不是小事。浪榛子想了一个星期，依然决定不起诉寇狄。这是大学，她不按军队给的规范定义学生行为。对她来说，军官生和其他大学生都一样，都是学生。她用一个标准给成绩，教授不是为培养士兵设的。
　　少校沙顿第二次来找浪榛子听答复时，浪榛子把上面的理论对少校沙顿说了。那天，这位严肃认真的少校给了她很深的印象。他站在那里，皱着眉头，一脸痛苦。好像他已经看到三十二个美国的儿子和女儿倒在寇狄的指挥下，而他却不能纠正浪榛子做的一个错误决定，眼睁睁看着一个“坏蛋”打进军队内部。这让浪榛子对自己不起诉的决定没有信心。但是，浪榛子是自己做决定的人，不受别人影响。她喜欢少校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