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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美国法的变迁看卢埃林的现实主义法学思想.pdf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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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透过美国法的变迁看卢埃林的现实主义法学思想
姓名：马晓丽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法理学
指导教师：陈金钊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或称现实主义法学运动，是20世纪美国本土最重
要的法理学运动，不仅对美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而且还推动了美国的法律改革和律师业的发展。
卢埃林作为公认的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以及‘美国统一商法
典》的主要起草人，其现实主义法学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并继续在美国的法
学和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卢埃林的法学观念也饱受争议，甚至
遭受了很多的误解。对卢埃林的研究在我国并不多，加之受翻译和资料数量的
局限性，学者们对他的思想观点的了解往往止于皮毛，更鲜有人结合当时的时
代背景对其观点进行理解；又因为信息多通过问接渠道获得，因此常常以讹传
讹，误解很多。本文旨在联系美国法在19世纪的变迁，透过分析形式主义与现
实主义在其中的相互角力及变奏，来梳理卢埃林的现实主义法学思想及其所对
应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对美国法发展史上的重大价值；
同时通过对卢埃林思想的详细介绍，力求消除人们长期以来对他的误读和片面
本文的写作的中心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美囡法的变迁以及卢埃林的立场。美国法的变迁史也是普通法
的形式因素和现实因素此消彼长的历史。法律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
盾，法律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微妙关系，使得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人们的思想
观念也产生着相应的变化。卢埃林凭借其极强的洞察力发现了美国法中形式风
格和宏大风格两种JxL格，他的认识恰与美国法变迁相契合，同时也在新形势的
发展要求下促成了形式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又一次变迁。了解19世纪前后美国法
的变迁史，有助于我们结合时代背景更深刻地认识卢埃林现实主义思想的产生、
由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部分：卢埃林现实主义法律观的思想渊源。通过对学界公认的现实主
义先驱霍姆斯、庞德、卡多佐、霍菲尔德法学思想的简要介绍，从而认识现实
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长期以来的观点交锋，进而为全面深入地理解卢埃林的现
实主义法学思想搭建一个认识平台。
第三部分：详细介绍卢埃林的现实主义法学观点。卢埃林对现实主义有他
独到的理解，在&现实主义——下一步》中，他通过对概念、语词等基本法律
概念的分析，详细论证了自己现实主义观点的合理性，澄清了形式主义所倚重
的规则和逻辑并非像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可以达至法律的公平、正义。他别出
心裁地提出了行为主义的进路、为了研究的目的暂时区分应然和实然的想法等，
以纠正形式主义过分注重逻辑推理和规则形式的弊端。卢埃林的现实主义法学
思想借助教学、著述以及编著美国《统一商法典》而渗透在法学教育、法学研
究以及司法实践等不同领域，推动了它们各自对形式主义的改革。在与庞德的
论战中，我们得以从正反两方面对卢埃林的现实主义法学思想有全面深入的认
识；澄清卢埃林与现实主义法学运动另一著名代表人物杰罗米·弗兰克的区别
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卢埃林和其他现实主义学者之不同，避免人们武断地把给现
实主义运动的大帽子扣在卢埃林的头上。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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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国判例制度下的宪法解释方法论
优质期刊推荐愤青还是精英？换个途径：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
精英还是愤青？这是个问题？不是个问题？魔岩不知道。但是很早以前似乎有过类似争论。国际问题研究本来就不是当代的新问题，半个世纪前，国际问题的大贤们早就吵吵嚷嚷了。或者他们的观点、思想、方法对今天还有借鉴作用，或许没有。“是焉非焉？化为蝴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你的权利。今天介绍的人物思想有他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和今天相比，可能相似，可能不相似；对于当代国际问题，或者有解释力，或者没有。魔岩只想强调，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谁想把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看作是普世存在，谁就是“强奸犯”。
爱德华·H·卡尔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在长长的现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的名单中，爱德华·卡尔无疑是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名字。一般认为，他是隶属于经典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作者，甚至被称之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是与经典现实主义集大成者的汉斯·摩根索一起重新回归权力政治范畴的大师。卡尔强调政治中权力的重要性，这也是一个具有现实主义政治思想的作者所不能逾越的。但是，卡尔和他的大多数北美现实主义同行所不同的是，他似乎在坚持现实主义的方面足够谨慎。他再三指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他称之为乌托邦思想）都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全部：“理想和现实是政治学的两个方面。成熟的政治思想和良好的政治生活只能存在与理想和现实融合的环境之中。” 他强烈批判的乌托邦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带有“原罪”的错误思想，而是国际关系学科甚至是社会学科发展必须经历的起始阶段的思想。由于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和现实条件的变化决定了不能总是停留在乌托邦的阶段，因此严格认真的分析开始代替初始的愿望。虽然卡尔既反对试图用国联来“驯服”国际政治中权力运行的乌托邦主义，又反对“无法为有目的、有意义的行动提供基础”的纯粹的现实主义，但是总体而言，他给予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作用以更大的重视。正如他再三强调，政治就是权力政治（虽然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论证。）而且，卡尔自己的权力概念也是过于庞杂，他坚持权力无所不在，权力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削弱了权力的范围性，使得他自己也陷入“权力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一位西方学者这样评价道：“虽然用心良苦的想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中间人物，但是，通常卡尔仍然是被看作政治现实主义中的代表人物。” 卡尔的现实主义文本卡尔的现实主义者身份，大致来源于他在《20年危机》前几章的自我宣言，这种宣言首先是以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开始的。卡尔使用了一系列的二分法来构筑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差别：自由意志、理论、知识分子、左派、道德的归宿是乌托邦；乌托邦主义的突出特征是：相信理性和公众舆论的一贯正确；相信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和道德正确；相信自由放任主义和利益自动和谐论的正确。卡尔总结到：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非理性的，终止战争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改造国联和建立完善的国际法 。与此相对应的是，决定论、实践、官僚、右派、政治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特征；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权力始终是政治的核心成分，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权力政治；而“道德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出现普世道德” ，“道德是权力的产物” ，“在政治之外寻求道德规范注定是徒劳的” 。《20年危机》一书中，卡尔严厉批评了乌托邦主义对于和平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看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国际体系的崩溃的原因主要是哲学上的错误：道德普遍主义，这个错误导致了另一个经验上的错误：利益自动和谐论。而其产生根源在于，乌托邦主义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和伦理标准当作是绝对的先验原则的表述，实际上这些原则是历史所创造的，是环境和利益的产物，也是为促进利益而服务的工具。乌托邦主义者认为，共同道德规范的和利益自动和谐论的社会基础的重建能够消灭战争；卡尔指出，国家的兴衰及其后果――满足于现状的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恒久特征，远远超过了意识形态和民族性对国际政治的塑造。通过对乌托邦主义的系统总结和有力批判，卡尔精辟的分析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关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权力政治的重要观点。因此，卡尔把国际关系理论史引入第一次大论战，他本人也被看作是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作者。但是，在众多经典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中，卡尔显示出了独特的气质。国际关系中的“经典现实主义”这个符号的所指，大致是根据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北美国际关系学者的定义来展现的：在国际体系中，各自分立、自助自在的国家是惟一重要的行为体，是国际政治考察的关注焦点；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争夺权势的斗争；国家之间存在无法消弭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来源于永恒的假设有缺陷的人性或者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性特征；在国际层面，政治独立于、或者说优先于道德，国家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从属于国家维护安全和谋求权势的政治需要，同个人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并非一致；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是考察国际问题的有力工具……。反映在政策层面上，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大多认为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国际事务凌驾于国内事务之上；对当时的苏联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认为应当尽量抵御苏联有可能的对西方世界的入侵，尤其体现在为“冷战”时代的外交政策提供决策框架。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观察到的，现实主义不过是冷战政策理性化的表现。在大体上，卡尔同其北美同行的现实主义思想都至少可以上溯到马基雅维利或者霍布斯的思想渊源。因此，在强调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的重要性以及道德服务于政治等方面，卡尔于其他的现实主义者同出一辙。但是，作为一个深受欧洲大陆历史文化传统熏陶的学者，卡尔的经典现实主义“标签”与北美经典现实主义略有不同：首先，卡尔不承认人性与国家利益都是的制约国际行为的常数。在他看来，“人性”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具有弹性和延展性，是由具体社会环境和条件塑造的，根据环境和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人性恶”这个先验逻辑不能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而在方法论上，卡尔虽然早已认识到实证主义的重要性，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惟一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都是以解决人们生活中的问题为目的，但是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不像自然科学中的事实那样是纯粹客观的，目的本身与探索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就是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实证主义的“主客二分”并不适合用于国际政治科学研究；其次，在外交政策方面，卡尔极力主张西方世界应当缓和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而且他的某些社会主义倾向使得他宣称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成就可能代表了未来人类组织形式的前景（当然，这也是他一度遭到诟病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国内政策方面，卡尔主张建立类似于苏联的某种国家“计划”组织，把国家的经济事务由“自由放任型”改造成“社会服务性” 。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首先大致是因为北美经典现实主义者一般对历史发展持悲观态度，国家间冲突是不可改变的，循环论是他们的基本历史哲学；但是卡尔坚持历史具有进步性，这种进步是由国家兴衰、必要战争（在《和平的条件》一书中，卡尔仔细分析了不同类型战争的作用，在他看来，某些战争有可能在短期内为当代世界的主要弊端――财富过分集中和失业提供有效的解决，因此，战争就不是全无意义的一种机制） 所决定，依靠艰难的国际谈判和妥协来取得。因此，即使国家间冲突无法消弭，但是有可能通过这种谈判和妥协加以缓和，那么西方世界和苏联之间通过谈判缓和矛盾就是值得重视的政策取向。当然，这种历史哲学的差异并不能证明，卡尔就此脱离了经典现实主义者的阵营，因为尽管卡尔对进步持有乐观的态度，但是他更加反对理想主义者关于“国际法与国联将代替权力政治的运作”的看法。其次，人性“恶”的先验逻辑之所以不能作为国家之间永恒冲突的理论起点，是因为人性具有可延展和可塑造性。在这里，同北美同行普遍采用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卡尔借鉴了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卡尔在对曼海姆的著作解读之后指出：“尽管（曼海姆）没有特别关注国际关系，但是对我来说，他的思想照亮了某些政治的基本问题。” 曼海姆对卡尔国际政治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启发，第一是关于知识社会学这个研究方法的作用。“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为德国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首创，经过曼海姆的发展达到成熟。知识社会学又称为思想社会学，这里的思想指的是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理论，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人类的知识思想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坚决反对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思想家的个人才智决定了思想和知识的产生与发展。在他看来，知识与思想来源于社会决定而不是个人决定。社会思想是生活在具体社会条件之中的，其所在群体、社会地位、民族传统、时代背景、生活经历这些社会性因素都影响和制约了思想家的思想活动和思想成果。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简言之，知识和思想是由特定的社会境况构建的，而不是独立于社会境况之外的、只需要思想家发现和归纳的自在之物。曼海姆由此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叫做“社会境况决定论”。知识社会学有两个重要观点。第一：非理性因素在思想的产生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感知，个人是否能够从世界的经验中推导出全部的知识？曼海姆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除非得到主体认识并整理的那部分，并不是所有的原始感知信息都能够自行组织成有意义的知识。而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只强调理性因素在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把思想看作是仅仅由某种内在逻辑规律支配的过程，忽略了非理性的作用。第二：在观察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偏见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任何观察都带有角度和偏见，而这种角度和偏见又是由观察者的位置所决定的。同样，人们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也不可避免的处在某种社会位置上，这种社会位置也决定了他们看问题的社会角度和社会偏见。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命题的推崇。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卡尔从知识社会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根据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卡尔做出几个重要推论来批判理想主义的学理基础：1，利益自动和谐论的破灭。“利益和谐论”的出现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不是自有之物。卡尔指出，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导致了利益和谐论的普及，因为理想主义者认为，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国家也是一样，在追求国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全人类的利益。因此，集体安全的整体主义原则符合各个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称的“利益自动和谐”之所以不能成为国联的基础，关键在于它的虚假的普遍性下面隐藏有真实的利益立场。“国际利益和谐”只不过是服务于优势集团的道德观念的口号，其目的是保护这种集团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卡尔举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提出的“和平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反映的就是战胜国对自己优势地位的维持，而战败国则认为发动战争有可能获取对自己更有利的地位（虽然存在很大的风险）。 2，舆论一贯正确论的破灭。卡尔指出，19世纪对舆论的信心基于两种信念的结合，一是舆论终将发挥主导作用，二是舆论一贯正确。塞西尔勋爵宣称：“……我们依赖的是舆论……如果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整个国联的构想也就是错误的了。” 然而，既然人们只能从特定角度和位置来看待事物，那么舆论（不管是精英舆论还是大众舆论）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带有偏见的思想，不能够总是代表正确的方向。况且，既然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和谐本质上是虚假的，那么维持现状国家的舆论和不满现状国家的舆论反映的是不同的利益取向，那么，舆论本身的主导作用也是虚假的。因此，卡尔举例说，国联寄希望于全世界对破坏和平的行为进行舆论的道德谴责，而不重视物质性权力的惩罚作用，导致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无能为力。
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 正像多尔蒂和普法尔兹格拉夫指出：“卡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既批评乌托邦主义者，又批评现实主义者。” 对于卡尔来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实用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当代现实主义的重大成就绝非仅仅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决定论观点，而是展示了现实主义思想的相对性和实用性。” 卡尔的实用主义的特征，主要是通过他对外交政策的意义构想来表现的。卡尔指出：“外交政策并不是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所谓发现和运用某些适宜的方法或途径来获得已知结果的过程。（外交政策）表示，发现和规范结果，以及根据当时情势采用的方法。” 在卡尔看来，由于政策的结果是不可能被指定的，因此，政治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建立合法的政策，而是审慎的外交政策的制订。任何的决定，都必须依赖于对当时境况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卡尔表达出他对道德的态度――尤其是政治家在国际事务中应采取的道德取向：“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在意识到必须为他们的国家撒谎的危急关头而不承认这种撒谎的责任。” 卡尔并不试图像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建立一套纯粹满足形而上需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对卡尔来说，理论的作用不在于决定事物的发展，而是为了揭示事物的发展。他批判乌托邦主义、宣传“良好的政治生活需要理想与现实的融合”的目的，在于使他的读者明白：“我们必须明确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且，我们必须顺应这个发展方向，否则，可能死亡。” 加上多年外交官经历的影响，卡尔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具体问题”的处理结果上，因此在他看来，明白时势顺应时势远比建立公式化的原则更重要。他自己也很坦诚的说道：“读者可以批评我这本著作，不是质疑著作的真实性，而是质疑它的观点是否合乎时宜。” 能够对问题的解决产生实实在在的作用，是卡尔国际政治理论的目标所在。那么，卡尔试图解决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卡尔的一切理论主张，都隐含有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那就是：维持英国在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大国的阵营中的第三大国地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卡尔开始向“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精神妥协，理想主义强调的共同原则和现实主义强调的权力政治开始合流。“卡尔坚持认为，首先通过更有效的国联，然后通过建立在三大国一致基础上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原则，是保障英国维持现状的唯一途径”，“英国政治的未来的支点就是在欧洲建立盎格鲁－苏维埃的共同统治”。 因此，英国必须要默许苏联在东欧的扩张。查理斯·琼斯指出，为了维持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卡尔认为英国和苏联政治领导人之间私人的频繁会谈是有用的，这就回归到曾经被广泛批评的秘密外交。这种可能性在于，政治意识形态不应该为外交政策提供准则性的基础，英国和苏联的实力相较于美国要弱小，它们的联合有助于实现权力叠加来保障自己的大国主导地位。就像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的德国与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并没有阻碍这两个弱小国家的联合以取得更大权力。由此，一切有助于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的途径都应该成为外交政策制订需要考虑的因素，而曾经被卡尔批判的和平与国际合作中的普遍利益观也具有了实用的价值。当然，卡尔仍然考虑到了权力的运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英国需要小心翼翼的妥协（与苏联的妥协）和审慎（使用权力达到目的的审慎）。卡尔指出：“在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方面，良性的改良主义者的步骤是最有可能的。”这就不同于“结果的乌托邦”，因为所谓“结果的乌托邦”对世界蓝图的描述就是世界政府，当历史终结时，世界政府就是最好的结果。 而对国联和后来的联合国这种国际组织的更有效的改造，不是为了建立未来的世界政府，而是为了更好的利用权力运作的因素来实现国家目标。
1945年之后，卡尔的国际政治思想遭到了学术界的批评。很多批评，与其说是对卡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批评，不如说是对他的某些政策主张的批评，尤其是针对他在二战前的绥靖论调和战后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同情与赞赏的态度。但是，对卡尔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同样认为，这些政策主张反映的是卡尔方法论核心的相对主义和决定论的错误。摩根索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卡尔的问题的根源在于道德相对主义，认为卡尔缺少一个研究政治场景的“俯视点”，因此成为“权力的乌托邦”。“做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是危险的。做一个没有道德的马基雅维利人物则是致命的。” 而特雷弗－罗珀教授（Professor Trevor-Roper）则指出，决定论导致了卡尔在1939年前后是一个倾向于纳粹（pro-Nazi）的绥靖主义者，而在50年代则变成了列宁主义的追随者。这是因为，卡尔的决定论表明，历史就是胜利者的历史，因此胜利者的道德准则就成为判定的标准。卡尔回应了这种批评。他指出，普遍的道德准则确实是存在的，如自由、民主、平等。但是作为自发的思维范畴，如果不赋予特定的内容，它们几乎就只能停留在哲学的形而上的空洞意义之上。在他看来，道德评价标准并不是用来区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而是专门用来“对现实主义的逻辑后果加以回避” 。卡尔试图找到一种特定的历史哲学作为判断标准：“历史上绝对的东西不是那种我们由以开始的过去时代的东西；它也不是现在的东西，因为现在的所有思想都必须是相对的；它是尚未完善的、正在形成中的――某种属于我们不断靠近的未来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向它走去时它才开始形成，而且以此为起点。当我们前进时，我们又渐渐地形成我们对过去的解释。” 在卡尔看来，判断事物是否具有“重要性”的标准是必需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标准。但是，只有把“目的”同事物联系起来，这个“重要性”的标准才有意义。这是不是说，我们评价历史的标准就在于历史本身？或者说，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即是好的？按照卡尔的历史哲学来看，对每一个历史时代的评价都只能交给下一个历史阶段。因此，永远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评价标准。或者这就是为什么卡尔认为“在民主与独裁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差异” 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他不加批判的把希特勒看作是德国资本主义体系的掘墓人和反抗西方自由民主的领导人的原因（在很多时候，卡尔都称赞希特勒为“20世纪的拿破仑”，“完成了曾由马克思和列宁开创的推翻19世纪资本主义体系的任务”）。如果卡尔不能解决在历史进程之中还是在之外寻求价值和真理的问题，那么他就不可能对民主政治和纳粹主义做出不同的道德评判。因此，必须承认，卡尔对道德的强调仍然不能抵消他理论中的自我矛盾。肯尼斯·汤普森教授指出：“卡尔呼吁将权力与道义联系起来的总原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旦把它应用到慕尼黑协定上便流露出卡尔对‘无所不在的权力’的屈服。由于卡尔认为，价值观以推行它们的各国的权力和地位为条件，所以他就使自己成了一种道德相对论的牺牲品。” 尽管存在种种瑕疵，但是这并不妨碍卡尔的国际政治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经久不衰的价值。政治现实主义虽然一直贯穿于从休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古典思想家到马克斯·韦伯等现代现实主义者的思想中，但是在20世纪初期，国际政治中充塞着浓厚的乌托邦气氛，这既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秩序的崩溃，也窒息了国际政治学的发展空间。卡尔使用政治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学进行了重建工作，这个努力突破了国际政治学长期以来的空想阶段，为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卡尔的政策主张强调的是，在承认国际利益存在冲突的基础上进行艰难的磋商和妥协，比起通过类似国内司法或立法活动的国际程序，更有可能解决国际争端；并且，这种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础上的磋商和妥协，比起赤裸裸的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更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从当前国际政治局势来看，普遍的道德共识同卡尔的年代一样仍然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发挥出其对国际行为体的足够的规范和约束作用，虽然得到了各个国家的“合议”一致，但是一旦涉及较为重大的利益的冲突，这种“合议”在大多数时候仅仅只是停留在舆论的层面而没有产生有效的解决途径。因此，卡尔建议在国际谈判中引入的集体讨价还价（collective bargaining）模式，对于解决当前国际政治冲突乃至建立真正良序的国际秩序，可能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作者：　回复日期：　1:34:38　&
　　我看到此类没有大量原文参考的评论,我就头大如斗,很多是看不明白的.不过魔岩兄弟写的都会是好东西.作者：　回复日期：　11:14:27　&
　　推荐红脸。作者：　回复日期：　11:25:48　&
　　对魔岩先生的人品文章都是极为赞赏的。好久不见啊，想念。一向可好？欢迎回来！ :)作者：　回复日期：　11:50:48　&
　　就是，很久没有见到魔岩先生了，现在家中还好吧？先生家母身体也很健康吧？祝君生活快乐，常来国观！作者：　回复日期：　12:51:54　&
　　鹰好，歌好，wyhsillypig好，很久不见了。“先生”一词奉还，愧煞。
不是吧，这么深奥，不知所云~~~~~~~~~~~~~~
嘎嘎，名淫的贴，8过看不懂~~~
通常所谓的愤青只在一个悲哀的时代出现,社会需要他们进行变革,甚至是革命,而所谓的永远只能是愤青年的工具.从马列斯毛,哪一个不是愤青?
学习贴啊历史和政治没学好.作为21世纪的接班人,狂汗自己
楼主，好象很有名，能跟名人在一起不容易呀，我也来凑个热闹，刚出炉的文章。我从粪青到愤青再到奋青的三次转变?不知从几时起,迷上了BBS,起初,思想简单的我,看到论坛上一大堆谬论,极度气愤,但却不知如何反驳,愤愤之余,破口大骂,污言秽语随口而出,骂完之后的舒服犹如头上长了个脓包,忽然之间把其脓给挤完一般,一个字&爽&,爽到极点.由于粗话太多,实在不堪入目,被人戏称为&粪青&,到处喷粪,有污染环境之嫌.又不知过了多久,论坛烂贴太多,骂的我口干舌燥,当然主要是骂了也白骂,没用,烂贴照样层出不穷,气愤之时,也时常简单的劝解,反驳一番.实在恼不过,拍两下电脑,砸两下键盘,惊的满网吧的人傻楞楞的看着我.记的前几年,日本学生在中国大学跳脱衣舞,辱没中国国格,引起反日大骚乱.火气冲天犹如亲遭耻辱的我,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带上几块石头,躲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嗖嗖&向一家日本料理店的橱窗,射出几块石头.直到听到&哗啦哗啦&几声玻璃被砸碎之声,方才心满意足的离去.第二天,等着看热闹的我,;来到日本料理店,一瞧,傻眼了,日本料理店的橱窗完好无损,而旁边川味餐馆的橱窗却有几个硕大的洞,第三天,地方报纸登出一条报道&反日愤青,夜砸日本店,未料砸错橱窗&.　　　　 经过多年的历练,思想觉悟有所提高.终于明白一个国家要富强,仅仅凭少数人的热情是不够的,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去,中华复兴梦才不是梦想;我们的国家有太多太多的不足,这些不足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和努力,才能逐渐完满;中国的日益强大需要满腔热血的粪青和愤青,更需要理性,成熟,有学识,能为国家奋斗的青年--奋青.
三十八军到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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