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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工作角度浅析听障儿童社会支持系统中我国政府的社会救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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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工作角度浅析听障儿童社会支持系统中我国政府的
官方公共微信别人付出一倍的，我就付出三倍！这个听障姑娘得到了最好的收获！
　　日，蒙古族女孩卓娜出生于她先祖的故地----呼伦贝尔。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亲子之乐，一次生病就让父母不得不接受孩子双耳全聋的残酷现实。那时，卓娜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连叫一声“爸爸”、“妈妈”都是一种奢望的卓娜，现在不仅可以与正常人用口语交流，而且已经成为了美国华盛顿加劳德特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学生。作为华盛顿九所大学之一，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加劳德特大学是以招收和培养听障大学生（包括硕士生和部分专业博士生）而闻名于世的世界上惟一一所综合性听障人士高等院校。加劳德特大学素有“听障者的哈佛”之称，每年都会有世界各国的优秀听障学生慕名而来，在这里接受最好、最适合听障人士的大学教育和职业训练。作为一名听障学生，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校学习，不仅是卓娜人生中重要的成长机遇，也是对这么多年来哺育她成长的家乡和付出艰辛努力的亲人的宝贵奖赏。
　　比一般人更渴望改变命运 艰苦求学
　　2012年6月，通过艰苦的努力，卓娜顺利考入厦门集美大学诚毅学院，主修国际经济与贸易。小时候，她以及她的所有亲人，都未曾想过这个听障孩子能够与正常的同龄人一起参加普通高考，更未曾想到她会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与正常同龄人携手并肩，踏入高等院校的大门。
　　进入大学校园，她的生活面貌随之改变，同时她也再次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面对陌生环境，她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主动接触并期望融入主流人群，她参与班、系学生组织以及各种社团活动，在其中担任职务并积极投入工作。在诚毅学院，她的各门课程都获得了良好的成绩，受到辅导员、老师的赞许和肯定。但老师和同学们对她的学习过程却并不是很了解，他们不知道，卓娜良好成绩的取得是在听不懂基本课堂信息（大学是通过老式音响设备授课的，而她所配戴的电子耳蜗很难听懂通过麦克风传送的声音）的前提下通过艰难的自学完成的。
　　卓娜配戴的电子耳蜗对她的听力补偿有限，她需要在适当的距离和安静的环境下才能靠听力与他人准确交流。学校里老师面对的学生都是听力健全的人，他们不可能也做不到为一个听障者改变教学方式和习惯，学校也没有能力为听障学生配备手语翻译和听障教学辅助设备。
　　卓娜说：“生活中，我可以被边缘化，我可以承受孤独、无助带来的痛苦，但我不想让自己的学业居于人后。”为此，她要付出多于常人几倍的努力。卓娜是一个不怕吃苦的孩子，但面对听课的压力，她有时心里仍然感到恐惧，不知未来的学业如何完成。恰在此时，她偶然间发现了加劳德特大学。2014年5月初，她通过了SAT考试并于6月份被加劳德特大学录取，她终于走进了心中向往大学。
　　如今，行走在加大树影婆娑的校园里，感受着周到而现代的听障人士生活和教学设施，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听障学生一道用刚刚学到的美国手语平等交流，参加校园丰富多彩的活动，她的内心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满足与情感共鸣。她知道，5周的美国手语培训之后，她将面临艰苦的求学生活，为此，她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她的人生将从这里再次启航。说起人生，这个20岁的女孩所经历的生活内容，是正常同龄人所难以想象，更难以体验的。生命痕迹的深度，让她回想起短暂人生中刚刚翻过的那一页，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康复这条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要想追上别人，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行”拥有正常听力的人，永远无法感受失去听觉对一个人的巨大伤害，何况，这种伤害是针对一个还在襁褓中呢喃、尚不具备表达能力的婴儿。对祼耳听觉，卓娜已经没有记忆，因为出生6个半月，她就被耳毒类抗生素丁胺卡那夺去了听力。3岁左右，爸爸妈妈抱着一丝希望，为她配戴了一副质量上好的助听器，但因重度听损，那副助听器没能带给她带来父母期待中的听力补偿。
　　没有听觉，没有语言交流，哪怕感受正常人惟恐避之不及的噪音，对她来说都是一种奢望。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但视野中的一切却是寂静无声的，无声而凝固的世界像一团散不去的雾包围着她的生活，她似乎永远走不出这团雾霾。当时的她太小，不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是音色俱在的，即使现在，她自己也无法想像当时是怎样承受了听不见、说不出这种困顿状态带来的委屈、压抑和无望，只能用没完没了的哭闹、发脾气来表达——在父母的记忆中，更多的是不管他们多么小心翼翼地想弄清楚孩子需要什么，却经常因为猜不准她的意图而使那个羸弱的孩子哭到气息不足，甚至焦躁地以头撞地，面对这些，父母只有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的沮丧与无奈。
　　即便如此，父母也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带卓娜去北京中国聋儿康复中心请教专家，去南京，向当时让失聪女儿周婷婷开口说话并因此成为教育专家的周宏请教，寻求让孩子开口说话、实现孩子与父母和健听人建立有效沟通的途径。
　　从儿时呀呀学语到具备熟练的语言能力，这一看似水到渠成的过程，其实需要充分的生理基础，即发育正常的声带和听觉。而卓娜因为没有听力，不能模仿发声，就无法锻炼发音器官，这会导致发音器官的退化，终生无法建立语言能力，所以人们常说十聋九哑。为了保证她发音器官的正常发育，父母开始了对她的发音训练。
　　无论在哪种语言里，“妈妈”这个词，都是最动听的语言，这是每个做母亲的人都渴望听到的孩子的呼唤。然而，卓娜喊出的那一声“妈妈”却来得那么不容易。妈妈让她用一只手摸着她的鼻子，一只手摸着她的喉咙，感受这两个部位的振动，一次又一次，慢慢的，她用手摸着这两个部位，终于能把“ma”分成“m-a”说出来，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语言跨越，妈妈欣喜地发现，孩子的声带除了哭喊竟然还能发出有具体含义的声音！妈妈说，自己最初的希望，只是此生哪怕听见孩子叫她一声“妈妈”，她就满足了。 说话，讲故事，情感表达，语言交流，这些人类几乎与生俱来的能力，对卓娜来说却要从口型练习、舌位矫正、呼吸调整等一系列艰难的训练过程起步。卓娜记得，最初学习发音的时候，妈妈甚至经常把食指伸进她的口腔，帮助孩子找到正确的舌位。从建立声音概念，到能够用语言与他人交流，这个过程卓娜整整用了十年时间。
　　为了尽快在孩子和父母之间建立一个交流工具，妈妈跟着学手语、教孩子识字，爸爸在彩色纸片上用标准的楷体字写上“门”、“窗”、“电视”、“沙发”等字样，贴到家里所有电器、家具上面。这些指代具象的名词还好理解，但像“高兴”、“生气”等表达抽象含义的词就不容易让卓娜明白。于是，家里雪白的墙上到处都是图画和汉字，记得妈妈买了一张白板，遇到某一种行为或情境，她就会配合做动作和表情，写给卓娜看。出门时，父母和照看她的小阿姨身上总是带着纸和笔，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所以，卓娜识字过程早于她的语言表达。为了让孩子了解更多的事物，妈妈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带她出去，单位野游，她带孩子认识森林、草原、河流、山峦以及各种动物；妈妈还经常带着她上班，帮助孩子建立“叔叔”、“阿姨”的概念。有一天，妈妈激动地跟爸爸说，孩子说梦话用的是口语而不是手语。妈妈说，自从卓娜有一些语言交流能力后，她的脾气就渐渐平和多了，最终蜕变成为一个温婉可爱的小女孩。
　　练发音、学说话，这是卓娜童年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做的功课。但妈妈觉得仅有这些仍难以让孩子完成社会化过程。因此，妈妈不放过任何机会，努力让孩子和周围的人消除彼此间的陌生感，让所有有机会和孩子接触的人都习惯她的存在，也让孩子习惯在人群中自由表达。这样，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就较少经历来自周围惊讶和好奇的围观。卓娜说，妈妈经常告诉她，她只是与众不同。“如果我问妈妈她的偶像是谁，她会说是我，因为我做到了很多她都做不到和承受不了的事情。”正是这样的鼓励和疏导，让卓娜从小就建立起了自信心和正视自己生理缺陷的良好心态。
　　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为听障人带来了新希望。9岁的时候，父母倾其所有，加上贷款，为卓娜做了人工电子耳蜗植入手术，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声音带来的惊喜：原来，这个世界是那么活泼、生动、美丽！从此，卓娜的生活不仅有了色彩，还有了动听的声响。听到声音和听懂声音是不同的，戴上电子耳蜗的孩子还要学习听，“这是什么？”“"这是汽车的声音”“这是开门的声音”“这是音乐的声音”——这样的问答又成了孩子和父母日常必做的功课。
　　听见了妈妈的呼唤，听见了小朋友的嘻闹，听见了电视画面背后的音乐，听到了风和雨在窗外歌唱，甚至有一天，她竟然能在电话里和妈妈说了许多话。天是那么的蓝，风是那么的柔和，人们脸上的笑容，在卓娜的眼里都变得有声有色。然而，电子耳蜗带来的补偿听力不可能瞬间解决所有问题，对刚刚获得朦胧听力的她以及爸爸妈妈来说，仍然面临着融入正常社会而避不开的种种困难与考验。
　　随着卓娜逐渐懂事，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也在不断增强。漫长的语言康复过程中，她由特殊教育中心转入普通小学，从普通小学升入中学，又与自己的同龄伙伴们顺利考入高中、大学。这个漫长过程中，周遭的一切让她深深体会到，残疾人和正常人世界之间，横亘着一堵看不见的墙：如果你不去触碰它，它好像不存在，但如果你接近它，试图在这堵墙上凿出一个洞甚或想去拆解它，那么你就会明白，这堵墙是如此的冰冷、坚硬。
　　1995年，卓娜3岁。这一年，她成为呼伦贝尔听障儿童康复班接收的第一个孩子，这时，父母改变一个听障儿童命运的努力也刚刚开始。随后的1998年，6岁的她因平衡功能差，走路仍然走不出直线，却开始在呼伦贝尔特殊教育中心读一年级，甚至，那一年她还参加了残障儿童艺术团的演出活动。2000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织了中爱建交后的首次官方访问团——中国残疾儿童访问团，经呼伦贝尔市残联推荐，卓娜和呼和浩特市的一个男孩子代表内蒙古残障儿童与来自北京、河北的残障儿童一道在爱尔兰进行了为期14天的访问，卓娜是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孩子。对卓娜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次跨洲旅行，让她看到了与已知世界不同的另外一些人，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片景色，这次经历打开了她的眼界，也开启了她渴望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梦想。
　　淳朴的理想 “当我有能力时，我也想回报社会”
　　2002年，卓娜由呼伦贝尔市特殊教育中心转入海拉尔胜利小学就读三年级，这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重要节点，也象征着她的康复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果，步入正常人社会的希望由此透露出一线曙光。普通学校与特教中心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手段毕竟不一样，但没想到，繁重的学习任务和普校生活的压力反而激起了卓娜探索自身潜力的冲动和强烈的求知欲，她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学会了滑冰、游泳、跳绳、下跳棋、下象棋、玩扑克、快速复原魔方等技能。2004年5月，她的诗朗诵《我想》获得全国少年儿童艺术风采大赛内蒙古分赛区残障类别特殊表演奖。这些收获，更激发了卓娜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有时，她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听障者。之后，她又获得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颁发的“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纪念奖”“海拉尔第五中学学年文明学生”称号，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小文章。2012年11月，她参加了集美大学“校园天使”选拔赛，获得“校园天使”三等奖和“最具亲和力”单项奖，并进入厦门赛区总决赛。这些活动，记录了她作为一个听障孩子成长中的生命体验。她认为，活动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参与中了解社会，了解怎样与人相处并在一个集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从中学到大学，卓娜担任过团支书、课代表、学习委员、校学生联合会办公室干事等多种职务，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她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也获得了友情和信心。
　　从记事时起，父母就经常从鼓励卓娜在公交车上给老人和比她更小的孩子让座开始，让她学会关心、帮助他人，还经常带她参加各种慈善、公益活动。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卓娜懂得了需要社会关心和帮助的不仅仅是她一个人，还有许多贫困家庭和不幸的孩子更需要关心和帮助。卓娜养成了节省零花钱的习惯，父母和她一起把零钱积攒起来，把穿小了的衣服洗干净、叠平整，把用过的书整理好，存放起来，遇到慈善活动或在寒暑假的时候，就让父母带着她把它们送给贫困家庭和需要帮助的人。卓娜知道，她所能做的微不足道，但她希望将来的自己有能力为社会、为他人做更多的事。一个听障者特有生活经历，使她更加关注残疾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听障这个特殊的群体，也更加关注自己未来的求学方向和职业选择，考入加劳德特大学让卓娜更接近了自己心中的理想。
　　获得爱和帮助与爱他人、帮助他人，这里蕴含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责任与感恩的互动。卓娜说，在集美大学，在大洋彼岸，她经常想起曾经关怀、帮助过他的市领导，那些她认识或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想起呼伦贝尔市特殊教育中心，她曾就读过的海拉尔胜利小学，海拉尔第五中学、第三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想起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以及呼伦贝尔市残疾人联合会——感谢他们在她的成长历程中曾经给予过的关心与帮助。尤其是呼伦贝尔市残联，作为残疾人的家，每当她和她的父母遇到困难时，总会看到残联伸出温暖的手，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爱和情谊。卓娜说，无论何时何地，这种爱和情谊将永远伴随她的生活，也将更加坚定她努力学习、回报社会的信念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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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孩子教育问题还没解决，顾不上残疾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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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与全社会助残互补。各级残联及残疾人协会可通过举办残疾人文艺演出、携手媒体等方式，宣传“平等·参与·共享”的现代残疾人观，加大残疾人的社会关注度，促进残健交流与理解。（记者&宋伟涛&苏令）&&　　《中国教育报》日第5版　　　　目前在我国，7至35岁残疾青少年是一个数量约为1200万的特殊群体。当我们参加各种社交娱乐活动时，他们可能正独处家中无人陪伴；当我们许多人为工作中的不舒心而烦恼时，他们却在低就业率、低工资中保持着较高的工作满意度。　　　　“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残疾青少年之所以受到歧视与误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不了解他们。残疾人群的状况具有复杂性，不同残疾类别、残疾等级、年龄段的残疾人需求重点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