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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社联会长
刚开始要创立社团好像要有三个成员才可以的
可以尝试微博联系。
在介里要说一下，我到底要建立什么社团。我原本很喜欢动漫，想去动漫社后咨询了一下发现那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那种动画，一般的人看到动画二字就会想到我们电视上的动画片。其实不是的，动画分很多种，就像我们经常看的番也是动画，就是会动的画。我看过《你的名字》的整个制作过程，我觉得很了不起，真的是一张一张地画出来的(??▽?)?所以，我想在科中建立一个电脑动漫（动画）社团，虽然很荒唐(??▽?)?，在此感谢各位能对我的问题解答。就是酱紫(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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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传-2&&&刘良华&著
成家立业的故事
7.关于爱人和孩子
7.1关于爱人
高师妹是我的研究生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太太。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给她写信。信封上收信人就写“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高师妹”收。后来就直接写“广东教育学院高师妹”收。
我们两个人对选择“伴侣”的标准都比较奇怪。她的要求是：“这个人愿意陪她逛街。”我对她说：这好办，我就喜欢干这事；我的标准是：这个人不喜欢吵架。因为我小时侯光听家里人吵架，我有心里障碍。她说：这事也好办，因为她长这么大几乎没有跟人吵架。
于是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
高师妹是河北人，语言规范，说话字正腔圆。我们在重庆读书的时候，她最初几乎听不懂重庆话。熊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满口方言，他特意问：“我说话你们懂得起嘛？”我们都说“懂得起。”熊老师就感叹：“是嘛，重庆话和湖北话是一个语系的。以前湖广填四川，就有了重庆话。我们说的话本来就是官话。”高师妹大概只听懂了最后那句话，下课后她就问我：“还官话呢？我怎么听不懂？”我问她“你不是说你懂得起吗？”她就说：“以后可能会懂。”
离开重庆之前，高师妹真的能听懂重庆话了。离开重庆之后，她一直怀念重庆话，喜欢看电视剧《棒棒军》。
其实，我猜她是怀念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高师妹比较喜欢的树是铁树。西师（即西南师范大学，现在已经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成为“西南大学”）的办公楼和图书馆周围有很多铁树。她为什么喜欢铁树啊？真是搞不懂。
她比较喜欢的格局是西师正门的花园，那里有毛主席的雕像，雕像的周围是花草树木。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常常在那里聚会。
她比较喜欢的娱乐是爬山。西师校园里面就有两坐山，我们把东面（我们感觉是东面，其实不见得是东面）的山叫做“东山”；把西面的山叫做“西山”。我们经常在东山散步，在西山搞野炊。那天野炊的时候，管理者发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那样多么多么危险”。高师妹拉着我赶快逃跑，她后来想起这事就心惊肉跳。
她比较喜欢的休闲是织毛衣。她在重庆给我织过一件毛衣，一条围巾（她称之为“围脖”，后来我发现字典上真的有“围脖”这个词，太奇怪了）。那条毛衣我弄丢了（在一家小餐馆），那条“围脖”至今还保存在衣柜里。在广州生活虽然少用“围脖”，但每次拿出来亮相的时候，我发现那的确是我所见到的最美好的“围脖”。
高师妹比较显著的生活信念是追求“简单”而不慕“虚荣”。结婚（领结婚证）的那天下午，我送给她一束玫瑰，为了让她的房间经常有玫瑰，我到新港东路的一家瓷器店买了一只花瓶。进门的时候，高师妹看到那么大一束玫瑰花，也看到那只花瓶。我看着她，等她说话。没想到她说：“买这干什么？”我说：“这很重要，俺一生只结一次婚。”高师妹问：“花瓶多少钱？”我说：“一百多块”。她拿了花瓶去装水。装水之后，她发现花瓶有一个地方漏水。高师妹问“花瓶在哪买的？可以换吗。”我说“可以。”她问：“可以换成盘子和碗吗？”我很吃惊，问“为什么？”她说：“盘子和碗实用。一百多块钱可以换很多盘子和碗。”我估计瓷器店老板不会同意：“花瓶漏水可以换另一个花瓶，不能用花瓶换盘子和碗。”高师妹不愿意，坚持要把花瓶换成盘子和碗。
那天晚上，我们赶到新港中路的瓷器店，用那只美好的花瓶换回了一堆盘子和碗。
高师妹是对的。那些盘子和碗直到今天还在发挥它们的实用价值。
高师妹的日子一直过得不错，主要是因为她对任何人都很少挑剔。偶尔她也会说：“你要是像人家叶茂林那样会挣钱就好了”。我知道这些话她本人并不当真，她不在乎这个。
2.挤牙膏的故事
家庭生活幸福是比较困难的。各家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很多家庭的不幸并不是因为房子太小，挣钱太少，而是因为不宽容。就我所知，有些家庭竟然因为“挤牙膏”的问题而不断发生争吵。太太不断提醒：“挤牙膏后记得盖上盖子！”可怜的丈夫，几分钟之前还记得，但挤完牙膏之后，就忘了。太太很生气：“为什么总是把我的话不当回事？”丈夫很委屈：“如果每天挤牙膏都必须谨慎小心，那怎么活？”
也有太太劝说丈夫：从牙膏的后半部往上挤，牙膏会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形。如果拿起来就捏牙膏的中间呢？——牙膏会变得皱皱巴巴，比较难看。
但是，丈夫一直搞不懂，牙膏邹邹巴巴的，这有什么不好？
于是，太太就不断提醒丈夫：你怎么老是忘记了，为什么就不能从下面往上面挤呢？
我大学时有一位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述他的太太如何每天都盯着他挤牙膏的事情。照他的说法，每次挤牙膏时总担心背后有人盯着你，弄得提心吊胆的。
这实在值得同情，我当时就发誓，结婚后，我一定买两支牙膏。
可是我结婚后也只买了一支。我们家里的牙膏一般不会皱皱巴巴的。我观察过我们家里人挤牙膏的方式：我太太挤牙膏的习惯是拿起牙膏就往中间捏，这一捏牙膏肯定会变形。我挤牙膏是从下面往上面捏。我曾经提醒过太太，告诉她挤牙膏的正确姿势，可是太太并不当一回事。所幸，我们家的牙膏的体形一直保持得比较好，因为每天几乎是我太太先起床，她先挤牙膏。我有熬夜的习惯，总是后起床。我挤牙膏时顺便使牙膏恢复体形。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出差，每次出差回来挤牙膏时，我都会认真地整理牙膏的形状。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这样做法实在无聊，我才放弃我的做法。为什么一定要看到牙膏符合我的审美标准了，心里才觉得舒坦呢？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别人的生活习惯呢？
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只要这种生活习惯不影响他人。
如果你总想改变他人的某些习惯，你可能犯了第一个错误：不宽容。
如果你成功地改变他人的某些习惯，你就紧接着犯了第二个错误：残忍。
给别人自由生活的权力，不轻易地想着要改变别人的生活习惯，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品质。这个品质叫“宽容”。“正如不挑食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忌食过多则是生命力衰微的征兆；宽容是人格强健的确证，而不宽容则是人格萎缩的表征。”
我建议：如果你的丈夫喜欢抽一点小烟，喝一点小酒，打一点小麻将，你最好不要轻易地取消他的爱好。你想，他就这么一些爱好，多不容易，人就为自己的爱好而活着。你要是一门心思地取消他的爱好，他就渴望离开你，不跟你玩了。有些女士很自信：谈恋爱的时候发现男人总体上不错，就是有一些小缺点，于是在心里发誓，“走着瞧，等结婚后看我如何把你改造过来。”可惜，等到结婚后，她发现并不容易。究竟谁改造谁，也难说。
3.美好的O型气质
血型与人的气质或性格究竟有多大的牵连，现在还很难说。有一种关于A型的解释，大体接近我的性格。从高师妹的日常行为和追求来看，有一种关于O型的描述，大体接近高师妹的气质：
A型性格的特征是感情丰富、敏感、理想主义、渴望和谐一致。A型性格的人重视他人，他们有灵敏的“天线”去感受别人的内心状态，照顾别人的感觉，所以，他是一个理想的顾问、帮手、保护者及聆听者，他给人温暖与安全感。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同样地了解他的感受与需要，所以人们必须很郑重地与他交往，而他是一种极度渴望被需要的人，害怕遭到别人的拒绝。他们渴望和谐一致，因为他们不能够轻松地回避自己的侵略性。生气的感觉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担心当他们发泄怒气时会遭到拒绝并失去人们去他们的喜爱，因此A型性格的人喜欢隐藏自己易怒的性格，但怒气只能在隐藏中积聚而不会真正地消散，他的怒气一旦突然爆发，会使所有涉及者大为吃惊。没人能够料到，A型性格的人已经长时间勤奋地在他的怒气收集本中做记号，而现在就是“清算之日”了。这对人们的警告是，不应该过长时间以及频繁地利用A型性格的忍耐能力。
A型血是一个顺从型的血型，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受教育，他们常常被父母称赞是一个容易照顾的孩子。因为任何“火药味”的争辩都能够使他发疯，而一切紧张都很容易把他们击倒，让他们处于惶恐之中。他的弱点是，他期望从他人身上得到很多很多，如果这些过高的期望不能实现，一切好感都会在一瞬间变成失望，甚至是愤怒。A型性格的孩子容易受伤，这是他们为敏感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付出的代价。对于某种情绪，他们通常会有相比其他人双倍甚至三倍的深刻体验。他们比成年人所能设想的还要认真和脆弱。所以，惩罚对他们影响强烈并唤起深刻的内疚感，只能较少地使用。
与A型性格几乎相反，B型性格更多地显示为固执和坚定。他们有条理、认真、节制、固执、坚定、可靠，是典型的实干家和出色的组织者。“原则”对于B型性格的人至关重要，必须有条理，行为必须合适。他们不仅喜欢一目了然和准时，而且喜欢一丝不苟地做计划，为一次旅行安排紧凑的行程，或为购买汽车而探听未来的油价或停车位价格，为子女编制文件夹，细致地保存着各种成绩单、图画、照片、接种疫苗的数据，等等。他们自制、节俭、忍耐，这些品质成就了众多的这种血型性格的富翁和成功人士。但是他们也有缺点，他们不够浪漫（在他们眼中这些可能算不上什么）、他们对一些事斤斤计较（在他们眼中这些事可能特别重要）、他们很容易被激怒，说话很直接，让人觉得难于相处、他们不是良好的合作者，因为他们好像并不需要一个真实的对手，他们只关注自己能做到什么，并成为自己的主人，对于别人，也有较强的支配欲，“这里我说了算，我就是法律”。
B型性格的孩子相对A型性格的孩子来说显得更加成熟，因为他们表现得更理智和清醒。他们在理科上的成绩往往比较突出，常被夸为“聪明的孩子”。但是他们稍微有些固执，为了自己的权利会固执地斗争；他们不喜欢与人合作，如果有人不遵守约定，那么情况会更严重，为了惩罚他人，他宁愿全线退出。用普通的教育方法，很难“对付”他们。B型性格的孩子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上进心，想要抚平他们的问题的办法最好是，鼓励他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
也就是说，基本的血型只有两种：A型和B型。AB型血是A型血和B型血相结合的结果。若双亲的A型和B型血液没有一方占优势，而是合成了一种既不是A也不是B的血型，这种结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太稳定的结合，即A型血与B型血的成分接近平衡，这是一般意义上的AB型血。我个人愿意称之为AB1型。
另一种是一种稳定的结合，即A型血和B型血的比例近乎完美地平衡、稳定，此时形成一般意义上的O型血。我个人称之为AB2型。
也就是说，AB2（O型血）是A型和B型血的比较稳定的结合。而AB1（一般意义上的AB型血）是A型和B型血的不那么稳定的混合。
AB1型（一般意义上的AB型血）性格最大的特征是“没有性格”，因为他既包含有A型性格，又包含B型性格，这导致拥有这种“混合”血液的人时而像A型性格，时而像B型性格，有时又是一种全新的性格。这种“没有性格”的性格使拥有AB1型性格的人难以捉摸和令人惊叹。他神秘、迷人和充满魅力，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直觉能力，天生具有艺术天赋，富有表现力。他既内向又外向，出现在公众场合时有时拘谨，有时自信。这不知是取决于当天的心情还是身体状况，连他自己都难以确定到底哪个是真的自己。而且，他经常掩饰内心的感受，让人更加难以理解。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喜欢与他交往，因为他比较单纯。AB1型性格的人不善于勾心斗角，他不具攻击性，却也不会任人摆布。在做某件事情之前，他不惜获得充分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说法。如果没有说法自己的理由，他不会采取行动。
相对来说，不稳定的AB1型性格更趋近于A型性格，他们出众的敏感和艺术气质使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同一类人，而B型性格的条理、规则、节制、固执常常使他们感到威胁。一个B型血的母亲孩子很可能看不惯自己AB型血的孩子的异想天开、喜怒无常、胆怯、内向。她觉得这根本不像是她的亲生骨肉。她会一再尝试把孩子培养成像她那么地“有条理”、“守规矩”、“雷厉风行”。遗憾的是，这样只会扭曲孩子的性格。AB1型性格需要的是稳定，他需要的是理解与赏识。他的无限的幻想、幼稚的天真、时而忧郁时而活泼的气质、需要保护的样子看起来是那样的惹人喜爱。如果父母想要“修理”他的个性与多彩的生活，可能会使他失去全部自信。他需要的是：给他时间、空间以及独立，接受他的独一无二，不要企图改变性格以适应环境。
AB2型（O型血）性格的人是领导者和决策者的代表。他们明智、自信、健壮、免疫系统强大、精力充沛、吃苦耐劳，并且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野心勃勃、勇敢无畏、能屈能伸，极少会不知所措。他们这些优异的性格与能力可能缘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数学定理，因为AB2型是A型血与B型血的比较稳定的结合。在他们的性格中，也处处表现出稳定的品质。
总之，A型性格显示为：内向、谨慎、多疑而沉思、重细节、重技艺、完美主义、守秩序、有团队精神。B型性格显示为：外向、乐观豁达而粗心大意、灵活敏捷、追求自由、缺乏协作、行为散漫、随大流而凑热闹。AB1型（一般意义上的AB型）性格则显示为谨慎、细腻，直觉能力发达而有艺术气质，唯一的遗憾是容易疲劳而嗜睡。而AB2型性格（0型性格）则显示为：奔放、精力充沛、身体强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却又容易鲁莽冲动、大胆冒险。他往往重视直接的经验而拒绝复杂的沉思。
7.2自食其力
女儿出生以后，高师妹每天都写观察日记。我看过高师妹的日记，里面主要记录了可可每天如何“捣乱”、“折腾”的事件：
她会把所有的柜子都拉出来，然后把抽屉里的发票、证件、相片、钉子、锤子……全部泼洒到地上。为了防止她翻箱捣柜，高师妹把所有的柜子都上了锁，无法上锁的柜子就用绳子围困住，打了疙瘩。为了不让可可解开疙瘩，高师妹把绳子打了死结。绳子约束了小孩，也限制了大人。每次我从衣柜或抽屉领取器物时，就比较着急。
她会把那么沉重的椅子像蚂蚁搬家那样拖到另外的地方。然后借助椅子爬到桌子上去，再把桌子作为跳板，爬窗台上去晒太阳。为了防止她摔倒，高师妹不得不挪动餐桌，把餐桌搬到另外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样虽然破坏了家庭装修的结构，但为了孩子的成长还是值得的。
她会跟着她妈妈一起去洗碗，她一定是认为她有权参与所有的家庭事务，你不让她洗碗是不合理的。她不仅要参与洗碗活动，她还坚持按照她自己的方式洗碗。用很小的手捏拿一只大碗在水池里面抖动。等到拿起来的时候，她就很可能要把碗摔到地上。高师妹的理论是：小孩不摔碗是长不大的。再摔碎几只碗，她就长大了。
她会拿彩色画笔在墙上、椅子上、桌子上乱画。比较要命的是在洁白的床单上乱画。据说儿童的涂鸦具有重要的生命意义和美学意义，高师妹不敢阻拦，我也不敢轻易制止。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她长大之后就不会胡闹了。高师妹看了龙应台的文章之后，发展出一套不着急的幼儿理论。龙应台的说法是：“孩子，你慢慢来”。
和所有小孩一样，她会胡闹，完全没有秩序感和制度感，全全不理会所谓的传统、习惯和规则。她吃饭的时候，有时喜欢躺在地上，仰面朝天。只要她愿意张开小嘴巴，大人就可以把饭菜送到她嘴里。据说靠喂饭长大的孩子没有独立性和责任感，后来就调整办法：如果她不想吃，就不让她吃，等到她想吃了，就由她“亲自”拿筷子吃或用手抓饭。
她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习惯：她愿意把两盘菜放到一个盘子里，她愿意把鱼汤和红烧肉搅拌在一起。大人这时不免会很气愤，但你得忍住。据说孩子有孩子的逻辑，只是成人暂时还不那么理解她的逻辑。不就是把两盘菜放到一个盘子里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冷，我们都已经穿上厚厚的棉袄，厚厚的袜子，严严实实的皮鞋，但她坚持光着小脚在冰冷的地上走动。天啊，那么冷，她就赤脚，不生病才怪。但她已经那样光着脚好几天了，依然没有生病。后来光着脚过了一个冬天，也没有感冒或发烧。你能说什么呢？当然也就算了。
那么冷的晚上，我们睡觉时盖上了两层棉被，她就只要盖一层薄薄的毛巾被。毛巾被不保暖，但要那么保暖干什么呢？我很好奇，一直在观察到底她能够坚持多久？终于有一天，她病了，高烧，嗓子哑了。赶紧送她到医院去打吊针。等她病好之后，我们总结经验，再不能让她着凉。可是，她还是不愿意盖厚被子。怎么办？那还能有什么办法？也只好由着她那样。
我常常觉得对小孩不能过于纵容，不能过于迁就，不能趴在地上吃饭，不能在冷天赤脚走路，不能养成坏习惯……高师妹就立刻嘲笑我：你不是提倡自由主义教育、自然主义教育吗？那么多不能，那么多禁止，孩子哪还有成长的自由？
我赶紧去找《西游记》，里面有一段话：
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那齐天府下二司仙吏，早晚扶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萦，自由自在。……今日东游，明日西荡，云去云来，行踪不定。
研究教育学的人，很可能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是常有的事。
我整天看教育学的书，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解教育的秘密。可是，我并不怎么理睬我的孩子。
不理睬孩子当然有我的理由，比如太忙。
还有一个理由是：孩子有自己的生长速度和生长方向，孩子并不需要大人盯着她。你看，植树人哪会整天盯着树看它是如何长高的呢？园丁哪会整天整夜地盯着花看它是如何开放的呢？
孩子睡着了，我就喜欢看她睡觉的样子。你想象过“天使”是如何睡觉的吗？你去看你的孩子睡觉的姿态，你就知道了。尽管如此，我不可以长时间看我孩子睡觉的样子。你想想，你在睡觉的时候，忽然感觉有人盯着（stare
at）你，那样是不是很可怕？孩子睡觉了，可她会有感应的，你不可以那样看着她。你是很爱自己的孩子，但你就是不可以长时间地看着她。
母亲啊，你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这是真的。你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出生吗？她“出”生，是她想出场、出动、出发、出航、出海、出击、出任、出手、出头、出息、出行、出征、出众……
出生之后，她不愿意受你的控制，甚至不愿意受你的过度看护。
孩子离开了父亲母亲，孩子没有了安全感。做父亲或母亲的人，需要守望你的孩子，这是你的责任。可是，你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守望，你不可以走得太远，也不可以走得太近。走得太近了，她会感到受挤压，甚至感到受压迫。她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她有了安全感，她安全地居住在她的大地上。你不可以高举“看护”或者“爱”的名义，做干涉她自由生活的事情。
父母爱自己的孩子，这是很高贵的情绪。只是，你想过没有，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多少罪恶，恰恰以爱的名义。孩子为什么会变得不愿意主动做事了？孩子为什么变得懒散了？孩子为什么变得没有了好奇心没有了读书的兴趣了？孩子为什么变得没有责任感了？她的背后，难道不是有一个一直深爱着她的母亲、父亲或爷爷、奶奶？
孩子在客厅里玩，那样子实在可爱，我想跑过去把她抱起来。我知道，我不可以那样。孩子愿意一个人在客厅里玩，她很投入，全心全意地摆弄属于她的玩具。你怎么可以跑过去，把她抱起来？那样对她不好。
比较困难的事情是：孩子2岁了，已经可以自己吃饭。可是，孩子总有不想吃饭的时候。那怎么办？孩子的母亲就去喂给她吃。孩子逃跑，母亲就追着孩子喂给她吃。怎么可以这样？我经常出差，很少看管孩子，很少和孩子在一起。但这事我打算干涉：如果孩子到了已经能够自己吃饭的年龄，父母不可以给孩子喂饭。吃饭是孩子自己的事，如果她不想吃饭，就像罗素暗示的那样：“当我们要他吃午饭时，他拒绝吃他的那份布丁。于是我们就把布丁端走。后来，他又要求将布丁取回，但那块布丁已经被厨子吃光了。听毕他怔在那里，此后不再对我们装模作样了。”
有一种教育学理论说：母亲要经常抱着孩子，把孩子抱在怀里，那样孩子可以听到母亲心脏的跳动，那样孩子有安全感。你当然可以信奉这些说法，我不信。我只相信：无论是猴子、鹰，还是孩子，最高贵的品质是“独立”。她可以依恋她的母亲或者依恋她的父亲，以后她还可以依恋她的恋人。可是，她得知道，无论是谁，都不可能陪伴她一辈子。这世界上谁都不那么可靠，最可靠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她自己。
心理学上讲有一种疾病叫做“自闭症”。我对“自闭症”倒不那么忧虑。如果我的孩子太倚赖他人，离开了他人她就过不了日子，我就忧虑。
孩子独立之后，她独自地面对这个世界，她独自地承担她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人必须经历的一个状态。这不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孤独，也不是说她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使命就是为了承担所谓的“责任”。
比“责任”更重要的，是“开心”。人出世的唯一目的大概就是为了开心。独自承担之所以能够忍受，是因为这个世界原本为她提供了足以让她开心的事与物。这些事与物就在孩子的身边。孩子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令她开心的事与物。
她要是对那些事与物不感兴趣不喜欢怎么办？这几乎不用你操心，她会拥有她的兴致。除非你干涉太多，她天生就对那些事与物有好奇心。孩子不像我们这些成人。成人看起来有了知识，但丢失了好奇心。没有了这些高贵的好奇心，对身边的事与物就没有了兴致。就凭这一点，孩子就能够做人类的父亲，孩子可以为那些成人提供教育。那些成人啊，怎么尽说一些“这没有用”、“这不礼貌”、“那不对”、“那很坏”之类的话？
独立和好奇心叠加在一起，就可以成全一个孩子比较完整的人格。
只要做父母的不过度看护，孩子就可能显示出追求独立的天性。我的孩子两岁的时候，就不允许她的母亲或父亲牵着她的手。我们那时住在没有电梯的9楼，几乎每天都爬楼梯。那样陡峭的楼梯，我孩子两岁的时候，就一个人独自在楼梯上行走。我不放心，拉着她，她摆脱，抗议说“我是大姑娘了，大姑娘不拉手”。在大街上，人来人往，那是多么危险的事。我抱着我孩子，她呼喊“下来吧下来吧”。我就让她下来，她自己在穿行在拥挤的街道上。我担心，牵着她，她还是摆脱，她愿意一个人在前面走，她愿意在前面为我们引路，呼吁我们跟上她。
只要做父母的不用所谓的规则过度限制孩子的自由，孩子就可能显示出充沛而奇妙的好奇心。“像一只猫被人带到一个陌生房间后就开始西闻闻，东嗅嗅，不放过每个角落和每件家具。这就是正当而纯朴的好奇心。你可以从儿童身上看到这种冲动。例如，当平时锁着的抽屉或橱柜一旦打开给孩子们看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也是正当的好奇心。动物、机器、雷雨，以及各种手工劳动均能引起儿童的好奇心。他们对知识的渴望能使最有智慧的成年人感到惭愧。”
既有独立性，又有了好奇心。这孩子就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
如果既败坏了独立性，又丢失了好奇心，这孩子就成为一个意志侏儒、精神残疾。
对父母来说，民主就是尊重孩子，与孩子商量。孩子那里发生了某些事情之后，如果父母不与孩子商量，父母单独地做主去解决孩子的事务，这就是独裁。独裁就是不与他人商量而“单独地裁断”。
有些父母也愿意“谈论”民主，但他们也仅仅止于谈论，不愿意兑现。他们不相信孩子有自己做主的资格和权利，总以为孩子太小，没有经验，他们应该听从成人的指令，接受成人的安排。
父母的这种怀疑与不信任，其实是所有成人对儿童的怀疑与不信任。成人曾经经历了失败和痛苦，这些失败与痛苦转化为“人生经验”之后，他们会以“导师”的心态鄙视和教训儿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所有教师和家长的普遍心态。
这种“导师情结”总有一天会让这些“导师”陷入尴尬：他们要么死死地抓住管理、治理的权利不放，于是，这样的“导师”就培养了大批唯唯诺诺的“奴才”或琐琐碎碎的“蠢材”，这是“母强子弱”的典型症状；他们要么在某个时候遭遇抵制或抵抗，他们一直不明白：“我全心全意为他们着想，他们怎么不理解我的苦衷呢”？
他们不知道：人的成长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儿童自己做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错误甚至会遇到一些危险，但是，这是成长必须付出的学费。如果父母一直怀疑孩子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孩子的精神成长就会无限期地延迟；如果教师一直怀疑学生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学生就会成为精神的侏儒。他们可能善于服从、听话、俯首称臣，但他们可能缺乏自信、热情、勇气，他们的生命缺乏基本的活力与光泽。
7.3劳动与运动
我对孩子的要求只有一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的办法是劳动，野蛮其身体的办法是运动。不劳动的孩子性格不好，不运动的孩子身体不好。如果家庭比较困难，孩子需要做大量的劳动而没时间运动，这不要紧，有足够的劳动就行；如果家庭极度富裕，家里的劳动都由保姆承担，这也不要紧，有足够的运动就行。劳动是平民的运动，运动是贵族的劳动。
1.可可卖报
我们居住的楼房里有很多孩子和可可的年龄差不多。我们买了新房子后，可可一直不肯搬家，因为那里有她的小朋友。在小朋友的鼓动下，可可第一次勇敢地走到街上，卖报纸。
高师妹最初比较犹豫，她征求我的意见：几个小朋友的妈妈打算下周带孩子们去卖报纸，她们希望可可和小朋友一起去。合适吗？
我知道高师妹从小不愿意做类似的事。她总觉得做小商贩是比较低级的职业。我不在乎，我从小就卖“蓖麻”、卖“知了壳”、卖甜瓜、卖米，曾经陪我祖父一起到街上卖甘蔗、卖冰棍。上了大学后，我很少向父母要钱，但我总是比身边的同学更有钱，因为我做家教，我帮别人誊写稿件。那时誊写一份5000字的稿件，可以挣5元钱。
1996年，我和高师妹硕士毕业后来到广州工作。暑假期间，高师妹回河北去了，我一个人在广州，手头只有200元。后来钱快花完了，我打算到附近的酒店打工。我看到广州的金城酒店招洗碗工，我就去应聘。
我问那里的负责人：你们这里招洗碗工吗？
那人回答：招。
我问：我可以吗？
那人打量我之后，说：不可以。
我不明白那人为什么不让我在那里洗碗。他大概怀疑我是卧底。
洗碗工没做成，后来遇到一位师兄，他帮我在广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找了份工作，给那里的“夜校学生”教《公文写作》。
我从来不担心自己穷困，因为我从小就有挣钱的习惯。我也希望我的女儿从小也学会挣钱，这比学知识更重要。
那天下午，高师妹在家里做饭，我亲自陪可可到“广州华润万家”的广场上卖报。我们几位家长远远地站在路边，为孩子们站岗。
最初，可可和小朋友都很害羞，不知道如何把报纸推销出去。
我告诉可可：如果见到年龄大一些的人，你就说，叔叔阿姨买一份报纸吧。如果遇到年龄比较小的人，你就说，哥哥姐姐买一份报纸吧。
可可慢慢适应了。可可卖出了第一份报纸后，兴奋地跑过来向我报告：我有钱啦！我有钱啦！
每次有人路过，可可就和另一位小朋友一起跑过去。一位阿姨看到两个孩子同时把报纸递过来，很为难，后来买了可可的报纸。可是，那位阿姨走了几步之后，觉得对不住另外那个小朋友，就回头喊：小朋友，我再买一份。
将近一个小时后，可可一共卖出了9份报纸，共挣了9元钱。按照高师妹的规定，下午四点可可要去学钢琴。
我们带可可离开，可可不干。她的计划是卖10份报纸，现在只卖出了9份。
高师妹告诉可可：学钢琴的学费已经交了，半天100元。如果卖10份报纸，最多只能获得10元钱。可是，如果不去学钢琴，就亏了100元。
可可离开的时候，满脸的遗憾。
那天晚上回家后，可可把她挣的9元钱存在储钱罐里。她不断地提醒她的外婆：我今天挣了9元钱。
第二天，我带可可去华南师范大学粤海酒店西餐厅吃自助餐。自助餐的收费标准是每人48元。
那天可可突然问：怎么那么贵啊？
我说：一直是这么贵的。
可可说：我知道为什么妈妈不愿意到这里来吃饭了。
我说：妈妈是很节约的。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下个月我带你去卖书，挣到钱之后，我们就可以到这里来吃饭了。你愿意吗？
可可说：愿意呀。可以挣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大概可以挣200元。
可可：200元就可以到这里来吃饭了。
我说：对，可以到这里来吃四次。
那个周末，我让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帮我报名参加“华南师范大学跳蚤市场”。我把家里的重复收藏的书全部清理出来。那天上午9点，我和高师妹带着可可去参加“华南师范大学跳蚤市场”。学生帮我们做好了广告牌和广告词：“经典名著，一律5折”。
我问可可：一本书20元，5折卖出去，你收多少钱？
可可：20元。
高师妹提醒说：不能收20元。5折就是一半。20元的一半是多少？
可可：10元。
我问：一本书30元，5折卖出去，你收多少钱呢？
可可：20元。
高师妹说：不对。
可可：不行。就要收20元。
我和高师妹决定：卖书的时候，我们离开，但让一位学生陪在可可身边。学生负责计算，可可负责收钱。事先约定：不管卖多少，一个小时后结束。
为了让可可更加独立，可可卖书的时候，我和高师妹离开那里。一个小时后，我和高师妹去看可可。
可可同学很得意，掰开她的左边的口袋，让我们看她的收成。那个小小的口袋，竟然装了满满的钱。我们帮她清点：一共230元。
我们收拾摊子，离开那里。离开之前，可可在跳蚤市场上花10元钱买了一个钱夹。把剩下的220元装在钱夹里。
那天回家时，可可逢人就宣布：我今天挣了230元钱。而且，从那天起，可可买东西的时候，就会问高师妹：这个不买了，太贵了，我们买便宜一点的。
第二天，可可到书店买书，高师妹让可可自己出钱。可可就跟高师妹商量：这本书要20元啊，你出10元，我出10元。
这就是我一直鼓励家长让孩子尽早学会花钱、存钱和挣钱的原因。
我的建议是：
让孩子从小就养成“爱钱”的意识。
让孩子从小就明白：爱钱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
让孩子从小就明白：社会将给那些自食其力的人颁发两个奖励。一个是硬币，那是奖章；一个是纸币，那是奖状。
2.可可的运动会
那几天，可可的学校在华南师范大学运动场举办了秋季运动会。可可参加了三个项目的比赛。
可可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是60米短跑。她平时最喜欢做的游戏就是跟男孩相互追逐，这训练了她跑步的速度。后来，她发现学校不鼓励下课期间相互奔跑，因为那样容易引发事故。于是，她就改为在走廊里“劲走”。如果有男孩逗她，她就以“劲走”的办法来追逐男孩。可可几次跟我吹牛说，她跑步可快了，劲走速度尤其快。我跟她比试过几次，她劲走速度确实了得。我猜想她跑步的速度一定不慢，估计她在女子60米短跑中会拿前三名。
遗憾的是，第一天上午60米短跑竞赛，她没有获得决赛的资格。上午11点我去找她的时候，她蹲在看台上画画，看我一眼，没表情。高师妹告诉我：没进入决赛，因为起步慢了一点。我看看可可，想安慰她，但她蹲在那里画画，不给我提供说话的机会。
下午我有课，下课后，高师妹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可可的一（二）班在“接力赛”中获得第三名。每个班30人参加接力，除了比速度，还比团队的配合（交接时不掉棒子），比班级的士气。高师妹最开心的是，可可是最后一棒，她接过棒子后，一路疯狂地奔跑，追上并超过了跑在她前面的一个同学。
我很后悔，要是我在现场，看她如何超过前面的人，那是多么开心事。
晚上我问：我该如何奖励你呢？
可可说：吃一个面包就行。
第二天上午，可可参加的项目是跳远。
我赶过去的时候，她和另外一个同班同学光着脚，打算赤脚跳远。我几次建议她们穿上运动鞋，因为运动鞋有弹力，可以帮她们跳得更远。她的同学接受了我的建议，可可却不听，依然准备光着脚跳远。
我只好依她。在她的身边怂恿她一边排队，一边做准备动作。
轮到她出场了。
第一次试跳，她跳了1.45米。暂时名列第二。第一名的成绩是1.58米。
第二次起跳，她跳了将近1.50米，但脚尖触到了起跳线，成绩不算。
第三次起跳，这次跳得更远了，但她的脚尖再次触到了起跳线，不算。
两次成绩都不算，可可并不知道具体的规则，她只知道她跳得比较远，大概第二名。
接下来是决赛，决赛的名单上没有可可的名字。
高师妹发现没有可可的名字，拉着可可的手，准备离开。
高师妹说：“没有就算了，我们下次再来。”
可可有些失望，她原以为她是有决赛资格的。
现场有家长感觉裁判可能有误，请裁判核对：虽然有两次触线，那两次成绩都取消了，但可可第一次就跳了1.45米，应该有决赛的资格。
裁判核实之后，可可获得了决赛的资格。
决赛开始。
第一次，可可跳了1.50米。可可起跳的时候，高师妹在前面负责照相，我在她身边助威，像日本武士那样用特别的沙哑声大喊：啊——啊——啊——
第二次，可可跳了1.55米。
第三次，可可跳得更远，1.57米。
这是可可最好的成绩，获得第二名。第一名是1.58米。
班主任说：可可赢在她的心理素质。
在回家的路上，高师妹开车，我和可可坐在后排。为了奖励可爱的可可同学，我给她写了“一首诗”：
我们的教室在一楼，
教室有四十六个同学。
老师轮流来看我们，
老师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在教室里安静地读书。
学校有宽宽的走廊，
走廊里总是空空荡荡，
下课的时候老师规定我们不可以在走廊追逐，
我不追逐，我可以和那些男孩子在走廊里竞走。
学校每年有运动会，
我的项目是短跑、接力和跳远。
爸爸说，好孩子就是静如处子，
还说，好孩子就是动如脱兔。
我可以在教室里安静地看书，
我可以疯狂地奔跑，可以在沙坑的上空成为小小的小小的飞人。
可可总是喜欢用夸张的声音和夸张的节奏来念我给她写的每一首诗。
我问：你知道这首诗总共有多少个句子？
可可：4句，加上4句，再加上4句，再加上2句。
我问：总共有几句？
高师妹很不屑：那是十四行诗呢。
8.我的教学
8.1我的教学生活
1.我为什么喜欢当老师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到湖北黄石市“十五冶子弟中学”做英语教师。1994年在西南师范大学附中做过一年代课教师。前后加起来，我做中学教师的时间共计两年。
很早就梦想，以后做一个中学老师，或者做一个小学老师。
我为什么喜欢当老师？
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我祖父的阴影下，他总瞧不起我，我在他面前比较自卑。我的自卑感使我从小就向往做教师。在我的印象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总是君临天下的样子，气势汹汹。他们好像没有从来不受自卑感的折磨。
我从小立志当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每次考试时总是极度恐慌，但我们的老师却“悠闲地在走廊里晃来晃去”。这令我很羡慕。我希望将来也像他们那样不用担心考试，学生在比较痛苦地考试时，做老师的却可以“悠闲地在走廊里晃来晃去”。
后来我真的做老师了，我开始逐步实现我的愿望：第一，本人一直想做领导，但总是没机会做领导，于是就站在讲台上，在我的学生面前摆出“君临天下”的姿态。第二，本人一直厌恶考试，包括厌恶现在的汽车驾照的考试和职称考试，但本人几乎每年都考别人，而且亲自做监考员。
等到真的做了老师之后，就发现做中学或小学老师并不浪漫，遇到很多困难。鲁迅写过几篇叫做《忽然想到》的文章，我也忽然想到一些问题，于是我不得不提醒自己：第一，不要站在讲台上气势汹汹，在学生面前最好保持一些必要的自卑感。保持向学生学习的心态，承认自己在很多地方不如学生。第二，在学生考试时，不要在走廊里摇来晃去。不要让学生因为你的存在而痛苦。
真实的困难当然不是这些。中小学教师比较苦恼的事情是太“忙碌”。如果做了班主任，教师就几乎陷入无法克服的“忙碌”。
后来，我离开中学，成为大学教师。我更加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2001年我初到华南师范大学，那年学校有一个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学院推荐我去参加，我很认真地做了准备，我只想拿二等奖。拿一等奖对我来说没多大的必要，我总感觉我做什么都顺利，得到的太多了有点不好意思。拿三等奖又有点对不住我的形象和口碑，我知道我上课效果在学生那里一直受欢迎。
参赛之后，我等待拿二等奖，我太太问我“怎么样啊？”我说“不是二等就是一等。”我太太于是就和我一起等。三个月后我太太问“怎么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说“教务处可能太忙了。”半年后结果还是没有出来，后来遇到一位教务处的领导，我问他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他说“早出来了啊？”我说“怎么没人通知我啊？”那位领导看着我，慢慢说“如果您获奖了，就会有人通知您。”我说“您是说我没有获奖？”他说“我不知道，您可以去教务处看结果去。”
我真的去教务处看结果了，在那么多的获奖姓名中，就没有我的名字。太怪了。
后来我和教务处的另一位领导同坐一辆车一起到韶关市去讲课。我在车上问他：“您说我讲课怎样？”他说“听说很好啊？”
我的结论是：“你们教务处太没眼光了，想当初我报名参加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竟然什么奖都没有给我。”
我不是存心炫耀自己教学有多好，我没那么自信。但有一点我比较自信：我比较喜爱干这些事情，因为喜爱，所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较有激情。
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我喜欢在学生面前公布我正在阅读的某一本书和我正在思考的某个主题，并由此而让我的学生跟着我一起成为“读者”、“思想者”。我每天都在读书。我上楼梯的时候会看书，开车的时候也在看书。红灯亮了，我就把书打开，开始阅读。绿灯亮了，我就把书关上。有时候，我会希望红灯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在某种特殊的场景中读书会有特殊的阅读效果。我的书中总会有一直没有笔筒的笔芯，我会一边阅读一边在我喜欢的句子下面划线条，做批注。之所以读那本书，是因为我正在思考、写作某个相关主题。几本书读完了，我的文章也就成了。我上课，不过是与学生交流我的阅读的感受和写作的心情。
我喜欢向我的学生宣布我所崇拜的英雄、精英，宣布我的理想、我的野心。我喜欢我的学生因为我的推动也变得情趣昂然、野心勃勃。我喜欢故意把我的想法转化为砰然心动的、便于记忆和携带的教育信条或教育口号。我喜欢我在课堂上的只言片语被学生记录、议论和传播的效应。
教学效果如何，自然与一个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关系。但我总觉得还有比能力更重要的元素，我称之为“喜爱”的感觉，我的学生称之为“不爱我，就别咬我”。
那天我给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上课，其间请学生自由发言，谈论他们的教育理想。
有一个女学生发言的主题是：“不爱我，就别咬我”。她说：“这是电视剧《僵尸》中一句台词。”
我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对这句台词和台词后面的“潜台词”着迷。
对我来说，这句“潜台词”意味着：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学生，我绝不做学生的班主任；如果我不喜欢学校生活，我绝不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如果我不喜欢教育学这个学科，我绝不发表教育学的文章。
如果不是这样，我担心我会让学生痛苦，我担心我会败坏了教师这个职业；我担心我糟蹋了教育学这个学科。
在网上输入“不爱我就别咬我”，我找到这个凄美的故事：
珍珍的恋人天佑不知怎的变成了一个吸血鬼。吸血鬼渐渐不食五谷，他只嗜血。他并不要人的命。但被他咬过的人，也会渐渐变成吸血鬼。
吸血鬼是介魔介人的异类，昼伏夜出地生活，行走在人类中，但又渐渐地远离人类。他是那样的绝望和痛苦。
吸血鬼是不死的。他可以活很多很多年，活到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死去，活到这世上再也没有一张他熟悉的面孔，活到所有的记忆都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如果身边没有爱人，该怎么捱过这千年万年的时光？那无边无涯的寂寞，想想都让人恐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吸血鬼，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你肯定希望把她也变成一个吸血鬼，与你相陪永远。
珍珍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只要已经变成僵尸的天佑咬她一口，她就会成为僵尸得到重生。但是，她却对天佑说：“不爱我，就别咬我。”
即便中国的教育已经危在旦夕，即便某个学校的师资严重不够，我还是想对那些正准备做老师的人说：
如果你不爱阅读和思考，就别做老师。
如果你不能让你的学生因为的出现而宁静、致远、野心勃勃，就别做老师。
曾有一段时间，我也的确离开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做行政”。
1996年，我在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做职员（在这里我呆了两年，从1996年6月至1988年6月），做类似公务员的“管理工作”。
类似公务员的“管理工作”意味着每天在规定的时间上班，在规定的时间下班，在规定的时间里尽可能做应该做的事情，在规定的时间里尽可能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生活。以前做学生时比较自由，以前做中学老师时也还是有很多自由，现在成了教务处的“公务员”（第一天到教务处报道时，教务处的领导就建议我和我的同事要有“公务员精神”），第一感觉就是不自由。工作之前很多事情都可以自由地想象，工作之后，生活好像忽然变得很确定，整个人就生活在“确定性”的链条上。早上几点钟起床这是确定的；起床后在哪个地方取衣服，这也是确定的；在哪个地方买面包，买几个面包，递给卖面包的人多少钱，这些都是确定的。
有些事情前一天晚上就已经预谋好了。
比如，前一天晚上我就得预定好明天我要穿什么衣服，然后把这些衣服很整齐地摆放在离床不远的某个地方。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直冲到那个地方取我的衣服。披上衣服，简单洗漱，就冲下楼梯。
下楼梯之后，拐个弯就进面包房。最初，卖面包的小伙子总是很客气地询问：“先生，要什么？几个？”后来，只要我出现在面包房，小伙子就质问：“奶油面包？两个？两杯豆浆？”我几乎不需要说话，面无表情地点头，面无表情地接过两个奶油面包，面无表情地从窗口取两杯豆浆，面无表情地把两个奶油面包吞下去，然后把两杯豆浆汲干。出面包房，跨上我的二八式的自行车，径直前往中山一路。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就在那。
在报到上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坐在办公室里很容易发呆，很容易不知所从。
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其实有很多的自由时间，除了偶尔有人叫我去复印一份开会通知，偶尔有人叫我给微生物教研室、人体解剖教研室、病理学教研室或者别的什么教研室打个电话，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做。（打电话时经常问“喂——微生物吗？”对方就回答“对！”或者问“人解吗？”对方就回答“是。”）有很多时间是交给我“自由支配”的。教务处的领导给我布置的暂时的任务是“尽快熟悉教务处的工作”。
在没有人叫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想看报。教务处每天都会收到《南方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这些报纸不知道是教务处领导特意订购的，还是被摊派下来的，反正教务处有很多报纸。按说，当我无所事事的时候，看报纸应该是满好的，既可以打发时间，也在关心党政大事，我又认识很多字。可是奇怪得很，看报好像不是一个教务处的职员适合做的事情。那几乎就是公开表明自己无所事事，也是公开摆出有气无力的姿态。根据我的观察，我的领导一般不愿意看到我在看报。
我更想看书，可是看书比看报的罪过好像更严重，除非是在看医学管理方面的书。读小说或哲学、历史几乎是犯忌的。其实制度上并没有规定不能看小说、哲学或历史书。有些事情并不需要规定，早已经化为最基本的日常规范。
更要命的是，我的领导就坐在我的办公桌的对面。我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坐在领导的办公桌的对面，像个孤独而郁闷的木瓜。
感到孤独而郁闷时，就难免会遥想西方人说的“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
可是，不自由，不能死，还得活着。
就这样活了一年之后，我开始改变自己的处境。
第一个改变是我开始学会“没事找事”做。我每天准时或提前几分钟进入办公室。进办公室后就拿拖把到办公室外面的水池里湿拖把，然后返回到办公室拖地板；拿抹布到办公室外面的水池湿水，然后返回到办公室把每张办公桌擦干净；拿水壶到办公室外面接水，然后返回办公室接上电源，等几分钟就可以听到水已经烧开的报警声。
只要我愿意，这些事情每天都可以做，没人抢夺我的地盘。我向来喜欢做事，一直怕无事可做，更害怕无事生非。自从我发现我可以拖地板、擦桌子、烧开水以来，我就感觉在这个地方完全可以施展我的做事的才华。
除了拖地板、擦桌子和烧开水这些现成的事情之外，我发现有些不那么现成的事情也是可以做的。
比如某天我忽然发现办公室里的白色的“美的”电风扇几乎成了黑色，我就找来螺丝刀，把电风扇卸开，拿风扇的叶片到办公室外面的水池冲洗。然后擦干，重新安装复原。
如果某天我忽然发现办公室里的时钟的指针停止走动了，我就到外面去买一只新电池，把旧电池换下来。那只时钟很久不走动了，我曾经怀疑它已经沦落为摆设，放弃了呈报时间的功能。但等到我把新电池放进去时，它竟毫不犹豫地转动起来，绝没有偷懒的想法。
如果某天忽然发现办公室里的档案夹的标签不那么清晰，我就开始重新书写这些标签，顺便也将有些文件重新整理分类。2002年我回到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的办公室，我看到我写的有些文件夹的标签仍然保留在那里。
当我“没事找事”做之后，当我“寻找”事情之后，我立刻发现教务处原本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此前我不知道哪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我应该做的。在寻找之前，很多问题和很多事情都等闲视之，“视而不见”。一旦没事找事，问题和事情开始源源不断地被揭示出来。
除了“没事找事”做之外，第二个变化是开始学会“欣然执行任务”。我开始恢复我的真相：我以前从没想过我会在某个地方坐着，一副无所事事的姿态，摆出有气无力的样式，像鲁迅说的那样“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现在我差不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不让自己闲着，不让自己无事生非；不做事则已，一旦做事，则一定兴冲冲地去做。
以前我总认为自己做一些诸如复印开会的通知单、开会前给各个教研室打电话、大型研讨会时到机场接送专家之类的事情是浪费我的宝贵的时间，现在发现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而且把这些事情做好并不容易。
以前总想着“执行”是“奴才对主子”的忠诚，但现在我愿意把“服从”视为美德。我愿意“执行”。
第一个变化是“没事找事”做，我称之为“舍之则创”。如果没有人叫我做什么，我会寻找我该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
第二个变化是“兴冲冲地执行”，我称之为“用之则行”。如果朋友、同事或领导“任用”我做事，我会“用之则行”。
这种变化很奇妙。这以前我只要接到外出办事的任务，我就很开心，并迷恋外面的马路。比如学校的设备处在校园的西区，如果到设备处办事，我就可以暂时离开教务处办公室，在教务处到设备处之间的路上可以自由地行走，可以顺便看看路上的紫荆花树上的红彤彤的紫荆花。即使紫荆花树不开花，光秃秃的，只露出枝桠，也是好看的。学校的印刷厂也在校园的西区，如果到印刷厂去办事（有几次是印刷“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报告”），我就可以再次离开教务处办公室，可以顺便看路边的篮球场上的学生打篮球。如果碰巧篮球从场上飞过来，我可以伸手把球接住，我就喜欢干那事。
这以后，我虽然也愿意外出办事，长久地呆在办公室里总不是好事，但我也愿意回到我的办公室，那里有事情等着我去交接和处理。有时发现呆在办公室里也满好的。做成一件事情之后，就自己给自己很多成就感。有成就感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
这种变化其实很简单，不过就是变得比以前更加主动地做事，更加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我不努力改变，我就会在教务处一如既往地孤独而郁闷。我知道，我若甘愿孤独而郁闷，我的同事或许会偶尔施舍同情。但在施舍的当下，已经“怒其不争”了。如果我不努力改变自己，我就得忍辱负重。如果既不努力改变，又不能忍辱负重，就只剩下潦倒。
改变不是痛苦，而是修缮和创造的欢乐。享受工作的欢乐是一种美德。韦伯曾经提出假设：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西欧、中国、印度都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但就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条件来说，则只有当时的西欧才具备。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个人的“勤奋劳作”，不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做。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
现在有多少人能够从他的工作中找到欢乐的感觉？如果做教师的不能在教学中感到职业的欢乐，如果做教师的总是在学生面前呈现一脸的疲倦或者不断汇报他的苦闷，他的学生即使考上大学他何愁找不到跳楼自杀的理由？
如果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欢乐的感觉，又有多少人愿意凭借他的精神力量去主动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说主动改变、主动适应、“能够动”是所有动物的本能，现在有多少人还保留了这种原始的“能动性”？
“能动性”曾经被滥用，甚至泛滥成灾。可是“能动性”总还是一个有魅力的词语。这个词语提醒人类：既然也属于动物，就得留守“能够动”的天性。否则，人不仅不是高贵的动物，甚至缺乏“畜生”的美德。几乎所有的畜生都是“能够动”的，就凭这点，我们骂人是畜生时，就得谨慎一些。人类需要对畜生保持必要的敬畏感。
这种敬畏感使我常常有所警觉。一旦孤独而郁闷，我就会问我自己：我还配称“动物”吗？
1998年6月，我离开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2.我的“教育研究方法”
我关心的问题是三个：一是教育研究究竟有哪些方法？二是中小学教师如何做研究？三是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如何写学位论文？
先说第一个问题，教育研究究竟有哪些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领域积累了种种研究方法，诸如调查法、观察研究、访谈法、实验研究、历史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叙事研究法、传记法、行动研究法、思辨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人种志研究、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教育现象学研究、教育解释学研究，等等。
其实，经典的教育研究的“大方法”只有两个：一是哲学研究（主要包括思辨研究和价值研究）；二是科学研究（也称为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两者的研究过程都显示为“问题与假设——资料与证据——结论与讨论”。二者都从“问题与假设”开始，以“结论与讨论”结束。差别只是：思辨研究以“逻辑思辨”的方式提供“资料与证据”，强调“逻辑推理”。而实证研究以“调查”的方式提供“资料与证据”，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拿证据来”、“说话要有证据”。
在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哪个方法更有实力更有地位？这很难说。一般而言，有理性主义传统的国家比如德国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哲学研究。而有经验主义传统的国家比如英国、美国的研究者更愿意采用科学研究。
但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一些共同的趋向：无论德国还是美国的研究者，都以哲学研究的方法确认“价值”和“假设”，再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提供“资料与证据”。至少在教育研究领域，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主流，而哲学研究（主要是价值研究）只是实证研究发辅助方法。
当哲学研究显示“价值研究”时，它的使命就是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提示什么是“值得”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不“值得”关心的问题。它帮助科学研究者和实践者建立“什么事情有价值什么事情无价值”的是非标准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善恶观念。这些是非标准和善恶观念成为科学研究者和实践者做事和选择的“方向”。
哲学研究的话语方式是价值判断，其研究报告的标题往往显示为“论……的价值”、“应该……”、“必须……”，等等。而实证研究的核心精神是只做“事实判断”，不做“价值判断”；只做“实然判断”或“或然判断”，不做“应然判断”。研究者即便在心中悄悄地暗含“价值关怀”，但在文字中总是保持“价值中立”。实证研究者从来不写类似“论……的价值”或“论……的意义”的文章；研究报告的标题不会出现“应该……”、“必须……”、“大力弘扬……”等情态动词。实证研究只负责“分类”和寻找“因果关系”。如果说哲学研究（教育哲学）的典型话语方式是“论……的价值”，那么，实证研究（教育科学）的典型话语方式是“……对……的影响”。它的重点是探察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
由此看来，如果把研究做一个分类，那么，教育研究就可以分为实证研究和哲学研究。而在实证研究和哲学研究两者之间，最好以实证研究为主，以哲学研究为辅。作为中小学教师，最好不写或小写类似“论……的价值”或“论……的意义”的文章；研究报告的标题也尽量避免“应该……”、“必须……”、“大力弘扬……”，等等。
不是说“论……的价值”或“论……的意义”的写作和研究没有意义，恰恰相反，价值研究（哲学研究）是做实证研究的前提，它为实证研究提供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的方向。
可是，一旦确认了哪些主题值得研究之后，最好迅速转向实证研究。
所谓实证研究，它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三者又可以合并为两种：一是调查研究（含历史的调查研究和现场的调查研究）；二是实验研究。由于中小学教师做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课堂教学或班级管理的工作实践，所以，适合中小学教师做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实验研究，而调查研究往往成为实验研究的辅助方法——先调查哪些因素对学生的学生成绩或学习兴趣构成了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然后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去验证这些因果关系。
典型的实验研究的话语方式是“……对……的影响的实验研究”或“……对……的影响的调查研究”，比如“思维导图对学生语文学业成就的影响的实验研究”。这样的话语也可以浓缩为“……对……的影响”，比如“思维导图对学生语文学业成就的影响”，还可以进一步压缩为“……的实验研究”，比如“思维导图实验研究”。反过来说，如果某研究报告的主题显示为“思维导图实验研究”，那么，这份研究报告的完整标题乃是“思维导图对学生语文学业成就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也就是说，经典的教育研究只有两个“大方法”（可称之为研究类型）：哲学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个经典的“大方法”各自包括了具体的经典的“小方法”。
就实证研究而言，经典的“小方法”包括三个：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含问卷、观察和访谈）和实验研究。一般所谓的“课例研究”、“案例研究”、“自我反思”、“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等等，也不过是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这三个经典的研究方法的变形、补充或额外的解释。比如：
“课例研究”、“案例研究”主要属于调查研究，“课例研究”是对某节课的调查（观察），“案例研究”
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课例研究，也包括面对某个或某几个学生、教师、校长或班级、学校的个案研究。
“自我反思”也是调查研究（观察研究），它是教师对自己经验的自我调查、自我观察。
“行动研究”其实是实验研究，由于教育实验研不可能做到严格控制和测量，几乎所有的教育实验研究都只是“准实验”。西方人把这种“准实验”称为“行动研究”。
“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它们都属于实证研究，它们只是实证研究的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两种方式。质的研究以事实、故事的形态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量的研究以数字（统计、测量）的方式收集和分析资料。实证研究属下的三种经典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都既可显示为质的研究，也可以显示为量的研究。
而其他所谓人种志研究、现象学研究，也不过是调查研究，主要显示为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所谓解释学研究，主要只是历史研究，主要是对历史文本（经典名著）的深度理解与阐释，尤其重视文本表面背后的“微言大义”。
这样看来，研究者在选择具体的研究方法的时候，完全可以简单而自信地宣布：“我的研究方法是调查研究”，或者，“我的研究方法是调查研究”、“我的研究方法是实验研究（或行动研究）”。
再说第二个问题，中小学教师如何做研究？
对中小学教师而言，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是两个核心方法。而且，最好以实验研究为主，辅之以调查研究。除此之外，实在没必要追求研究方法的花样和新奇。
如果认可教育实验研究的经典标题是“……对……的影响的实验研究”，那么，这个经典标题就隐含了实验研究的操作策略和选题范围。
对中小学教师而言，所谓实验研究，就是在自己的课堂或班级发起一场个人化的教育改革。如果教育实验被理解为“准实验”而不是在实验室操办的严格控制与测量比较的科学实验，那么，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名词。将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连接思考的效益在于：以教育改革作为教育实验的核心精神。教育实验和核心精神就是面对真实的教育问题，引发真实的教育变革。没有教育变革就没有教育实验。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教育实验不仅引起某种教育变革，同时它也关注这种教育变革引发的“影响”或“后果”、“效果”。
为了说明教育实验或教育变革的影响或效果，实验研究不仅强调教育改革（教育变革），而且强调这种教育改革所引发的教育效果必须是“可测量”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某种“问卷”（或考试试卷）的方式寻找实验前的成绩和实验后的成绩的变化。将实验前的成绩（前测）与实验后的成绩（后测）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实验研究的影响或效果。
如果这种教育变革的影响不可以测量，那么，它至少是可以言说的（听其言）。研究者可以通过“访谈”的方式收集实验前和实验后的变化。如果这种教育影响不是可以言说的，至少是可以观察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观其行）。
教育这样看来，如果说教育实验研究的经典标题是“……对……的影响的实验研究”，那么，前一个省略号的关键要求是“可操作性”，它代表某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某个教育变革行为、措施。这个变革行为相当于“动名词”。后一个省略号的关键要求是“可测量性”。它代表某种教育变革所引起的教育效果，而且这种效果最好是可测量或者可言说、可观察的。由此也可以认为，如果填充第一个省略号的变革措施过于宏大、庞大以至于不可操作，这个实验就是失败的。同样，如果填充第二个省略号的影响或变化过于抽象、模糊以至于不可测量或不可言说、不可观察，这个实验也是失败的。就此而言，诸如“素质教育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就是失败的实验研究，因为“素质教育”不具体，很难操作。“学生价值观”也很难测量。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将“素质教育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做一个转换，比较合适的选题是：“动手做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的实验研究”或“亲自探究对学生语文成绩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与之类似，“班主任的性格对学生的影响的实验研究”也是败坏的实验研究。虽然这个标题在大众语法上没有错误，但它在实验研究的语法上却是一个错误。因为填充第一个省略号的“班主任的性格”不是一个具体的“变革行为”，它是纯粹的名词而不是可操作的“动名词”。尽管人们都承认“班主任的性格”会对学生构成影响，但研究有研究的规范和套路，“班主任的性格”无法成为实验研究的“实验因子”。而且，填充第二个省略号的“学生”也不是一个可测量的因素。它需要进一步转换：要么是学生的某个学科的学习兴趣，要么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可测量的不是“学生”，而是学生的学习兴趣或学习成绩。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班主任的性格对学生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做一个转换，比较合适的选题是“班级日志对学生行为规范的影响的实验研究”或者“班干部的竞选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出色的实验研究不仅重视“……对……的影响的实验研究”这个经典标题中两个省略号的填充技巧，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两个省略号的填充内容和主题范围。
教师如果打算做教育实验研究，那么，可选择的研究内容至少包括三类：一是教材变革的实验研究；二是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三是教育管理问题（人的问题）的实验研究。]
第一，教师可以做有关教材变革的实验研究，比如，“调查研究报告”对学生写作水平的影响；“数学试验”对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影响；“听领先”对学生英语成绩的影响。
第二，教师可以做有关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比如，“自学辅导”对学生数学学业成绩的影响；“新经典诵读”对学生语文学业成绩的影响；“模仿&表演”对学生英语学业成绩的影响。
第三，教师可以做有关教育管理问题的实验研究，比如，“学生自治”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家庭生活习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学生社团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既有了好的选题，又了真实的研究过程，接下来就需要撰写等待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任何研究都分为两个必要的阶段，一是不公开的私下的研究。这是研究的前期。二是撰写研究报告并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这是研究的后期。
在教育研究领域，有人做得多而说得少，他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公开发表研究报告。另有人却做得少而说得多，他们少做研究或不做真实的研究却频繁杜撰大量的研究报告。二者之间，杜撰的研究报告固然令人厌恶，但只做研究而不写研究报告也并非什么谦逊的美德或高尚行为。恰恰相反，就科学规则而言，只做研究而不撰写研究报告不仅与谦逊和高尚无关，而且是不负责任的、失败的行为。研究者如果不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报告，他不仅不能让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由此推动人类生活的进步，而且他可能私下得意、自命清高而失去接受公众的批评和评估的机会。严格来说，任何私下的研究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研究必须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
就中小学教师而言，部分教师之所以愿意做研究而不愿意撰写研究报告，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撰写研究报告的基本规范和基本套路，以至于他们感到为难、躲避、退缩。对于这些教师而言，他们需要掌握的不仅是有关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和教育实验研究的操作策略与选题技巧，他们需要专门的关于如何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训练。掌握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技术并不困难，对某些教师来说，也许只需要花费几个小时或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掌握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技巧。教师可以阅读和听取有关如何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建议，可以阅读并模仿几份规范的教育实验研究报告。
实验研究报告虽然有多种风格和风度，但经典的实验研究报告只有三个要素。一是“问题与假设”；二是“过程与方法”；三是“结果与讨论”。
教师研究最好先严格练习实验研究报告的经典格式，等到熟练掌握了实验研究报告的经典格式之后，再逐步自由写作、自由发挥。好的实验研究报告始于模仿而终于自由发挥。否则，教师很可能因为不知道如何撰写实验研究报告而丧失实验研究的信心，也可能因不知道如何撰写实验研究报告而败坏实验研究的名声。
实验研究报告可以采用量的方式，收集必要的数据并做必要的统计分析。但一般而言，中小学教师最好采用简单的“百分比”做简单的统计分析，然后大量采用“教育事件”、“教育故事”来描述实验研究之前和实验研究之后的变化。以质的研究报告为主，以量的研究为辅。
经典的实验研究报告始于“问题和假设”。比如，我遇到一个问题——学生不喜欢学英语，英语成绩低下。接下来，我有一个假设——从传统的“听说领先”英语教学变为“听领先”的英语教学。于是，我的实验研究的主题就显示为：“听领先对学生英语成绩和英语学习兴趣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可是，在问题与假设之间，最好安插一个特别的程序：研究者袄向自己提问，也向读者交代：“已有的研究对这个问题解决到了什么程度”。
于是，第一个部分的“问题与假设”往往显示为三个要点：一是“我遇到了什么困难？”（问题的提出）；二是“别人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文献综述）；三是“我打算这样解决我的问题”（研究的假设）。
这样看来，上述的“问题与假设”就发生变形：
1.问题的提出：学生不喜欢学英语、英语成绩低下怎么办？
2.文献综述（旧办法）：传统的英语教学要么显示为“许国璋英语”式的语法教学，要么显示为“听说领先”的交际教学。
3.研究的假设（我的新办法）：将交际教学的“听说领先”进一步改造为“听领先”，让学生大量地“听英语”，不仅给学生提供大量的听力教材，而且教师采用“全英语”教学，并允许学生最初少量地说英语或不说英语，允许初学英语的学生像学母语那样有一个“沉默期”（silence
period）。
在提交了“问题与假设”之后，接下来需要报告“过程与方法”。
在报告研究的“过程”时，研究者需要交代在哪个年级哪个班做的实验，那个班级有多少男生，有多少女生，做了多长时间的实验研究。之所以需要详细地报告“研究的过程”，是因为，研究过程让公众觉得该实验研究是在某个地方所发生的真实的研究，而不是虚拟的研究，不是捏造的实验数据。
在报告研究的“方法”时，需要交代研究者是怎样展开实验研究的，比如，如何实施“听领先”这个新外语教学方法，需要在英语教材上做哪些调整和更新。研究者在实验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新问题，研究者是怎样克服新问题的（经过了几个阶段）。
在提交了“问题与假设”、“过程与方法”之后，接下来是“.结果与讨论”。所谓研究的“结果”，主要通过前测和后测的比较而显示相关的变化，最好有简单的数据上的变化。所谓“对结果的讨论”，主要交代为什么发生那样的因果关系，尤其重视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意外的结果”，并对那些“意外的结果”提供解释。
由于教育实验一般为“准实验”，任何教育实验研究都只是教育行动研究。因此，教育实验研究报告也可以写成教育行动研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不仅突显教育实验的“准实验”特征，而且在研究报告的撰写上更倾向于“质的研究”的风格。这种质化的研究报告更重视以“教育事件”而不是以“数据统计”的方式分析实验前和实验后的影响和变化，也因此，人们直接称之为“叙事研究”报告。
严格说来，叙事研究并非研究方法，它是一种写作方式。在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叙事研究站在实证研究这边。在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之间，叙事研究站在质的研究这边。也就是说，叙事研究是质的实证研究的一种写作方式。如果将实证研究进一步分化为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么，叙事研究既可能显示为叙事的历史研究（也可称之为历史的叙事研究），也可能显示为叙事的调查研究（也可称之为调查的叙事研究），还可能显示为叙事的实验研究（可称之为行动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
问题在于，当中国教育界热衷于行动研究并将行动研究视为新奇的教育研究方法时，行动研究也一度被自我降格为低级的、随意的问题解决而不丧失研究的资格。殊不知，所谓的行动研究，它不过是实验研究的变式和变形。它的前身是实验研究。它的身份乃是准实验研究。也因此，中小学教师如果真愿意做行动研究，就需要先做实验研究，然后以叙事的方式提交行动研究报告。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出色的行动研究报告总是接近或类似实验研究报告。维护和拯救行动研究地位的唯一途径是：把行动研究做成准实验研究。如果不拿出做实验研究的精神，就不会发生真实的行动研究。
同样，当中国教育界热衷于叙事研究并将叙事研究视为新奇的教育研究方法时，叙事研究就容易被泛化为“四不象”的研究。殊不知，所谓的叙事研究只是一种撰写“质化的实证研究”报告的写作方法。中小学教师如果真愿意做叙事研究，就需要先有实证研究尤其是实验研究（行动研究）的“做法”，然后才以叙事的方式提交实验研究的“说法”（报告）。如果既不做调查，又不做实验，如何叙事？维护叙事研究的地位的唯一途径是做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然后以叙述研究过程中发生的关键事件的方式提交研究报告。
当然，叙事研究除了开发出一种新的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的写作方式之外，叙事研究本身也给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元素：第一，它使调查研究报告看起来像一份“教育传记”，它是讲述他人如何遭遇专业生活的危机并化解危机的故事。第二，它使叙事的实验研究报告（叙事的行动研究报告）看起来像一份“教育自传”，它是讲述研究者自己如何遭遇专业生活的危机并化解危机的故事。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是教育自传和教育传记。与之相应，科学化的叙事研究是叙事的行动研究报告和叙事的调查研究报告。
除了为实证研究增加新的元素之外，叙事研究还凭借它对人的情感“体验”的“描述”而获得某种“现象学的效应”。实证研究一直乐观地以调查或实验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分类”并乐观地在事物之间的“寻找关系”，但是，教育领域中的人（学生、教师）的情感“体验”很难被调查被实验，于是，叙事研究凭借其“描述”（尤其是诗化的语言）而直抵人性的深处并因此而给读者带来人性的共鸣与感动。
也就是说，如果舍弃了叙事研究与实证研究（尤其与调查研究、实验研究）以及“体验的描述”的内在缘分，叙事研究就容易被沉降为琐碎的私人生活的碎片或者乐观的教育喜剧。遗憾的是，总是有那么多的研究者以“叙事研究”的名义讲述一些琐碎的、幽怨的“个人生活史”。在这些琐碎的、幽怨的个人生活史的背后看不出任何人性的美好或人性的悲壮。另外的研究者则以“叙事研究”的名义讲述一些乐观的“教育喜剧”：教师如何遇到某个“问题学生”，经过一阵子的努力之后，这个“问题学生”如何成功地被改造成为新人。这个学生性格变好了，成绩变好了，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其实，这只是愚人的教育童话，如何算得上教育研究？
如果教育叙事既不借助实证研究给人带来科学的信任，也不凭借“体验描述”而给人带来人性的美好与感动，这样的教育叙事就不止令人遗憾，很可能令人厌恶。
最后说第三个问题，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如何写学位论文？
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既可做思辨研究，也可以做实证研究。但是，最好做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内部，研究者既可以做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也可以做历史研究。但是，最好做历史研究。相比之下，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最有实证的精神和威信。但长期满足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容易使人显示出浅薄的乐观。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方法既不是调查研究，也并非实验研究，真正能够显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精神的是历史研究。甚至可以认为，历史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唯一流行的方法。
历史研究作为实证研究阵营中的一个主要方法，它需要遵循实证研究的价值中立的基本精神。但是，任何历史研究，总是隐含了研究者的某种价值追求。就此而言，历史研究总是既“价值中立”又“价值关涉”。历史研究总是既无立场又有立场。出色的历史研究者总是把自己的价值关怀悄悄地收藏起来，凭借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中的某个人或某个学派的思想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追求。由此也可以将历史研究的这种既“价值中立”又“价值关涉”的追求称为“借尸还魂”、“借刀杀人”。研究者之所以研究杜威的教育思想，往往因为该研究者对杜威教育思想持喜爱、肯定或赞赏的态度，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批判和攻击。
历史研究者所秉持的“借尸还魂”、“价值关涉”的内在追求使历史研究往往显示为“有视角的历史研究”。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方法是历史研究，那么，可以再往前迈进一步：历史研究的核心方法乃是“视角研究”或“有视角的历史研究”。好的历史不是简单地复述某个历史故事，而是从某个“视角”来重新改写某个历史故事。
所谓“有视角的历史研究”？比较通俗的说法是“从……看……”。
比如，“从布雷钦卡的分类框架看中国的《教育研究》和《哈佛教育评论》的研究方法”（这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所写的学位论文）。该研究先参照布雷钦卡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确立“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实践研究”三个类型，然后，以这三个类型去统计和分析《教育研究》和《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该研究的假设是：中国的《教育研究》上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显示为“哲学研究”（思辨研究）和实践研究，美国的《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科学研究”（实证研究）。
“从……看……”也可以转换为另外几种形式：一是“……与……的比较”。二是“……的几种类型”；三是“……的几个阶段”。
所谓“……与……的比较”，实际上还是“从……看……”。这样的“比较研究”乃是被比较的双方互为对方的研究视角。比如，邓晓芒的“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的比较”（相关研究可参见邓晓芒先生的原文）。比如，“列奥&施特劳斯与赫钦斯的自由教育的比较”（这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所写的学位论文）。该研究首先讨论“古典的自由教育的核心精神”，然后讨论“赫钦斯对古典自由教育的改造”，最后讨论“列奥&施特劳斯对古典自由教育的恢复”。
所谓“……的几种类型”，就是将某个研究对象划分为几个类别，然后使各类对象之间相互比较、互为视角。比如，“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个模式”（这个主题实际上是“全球伦理的三个金规则的比较”，相关研究可参见邓晓芒先生的原文）。比如，施良方先生的《西方课程探究范式的探析》。
所谓“……的几个阶段”，它与“……的几个类型”是类似的思路。如果说“……的几个类型”主要显示为“空间分类”、“横向分类”，那么，“……的几个阶段”主要显示为“时间分类”、“纵向分类”，而时间分类、纵向分类的理想状态是从原点出发又返回原点。这是否定之否定的理想状态。比如，《杜威教育思想的三次转变》（这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所写的学位论文）。该研究首先认定杜威教育思想的第一次转变的摆脱整体主义而赞赏“儿童中心”式的个人主义。标志性的事件是发表“从绝对主义到经验主义”。杜威教育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是批判“旧个人主义”而赞赏“集体主义”，甚至赞赏苏联式的“集体主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发表“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教育思想的第三次转变是批判“极权主义”而重新赞赏“个人主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杜威赴墨西哥主持调查了莫斯科当局对托洛茨基的指控，并发表了题为《无罪》的调查报告。
也就是说，中小学老师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研究，而大学的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研究。
3.我与“新课程”
在做硕士研究生期间（年），中国曾经发起过“课程标准”的制订和相关的教学改革。当时我的专业是“教学论”，研究方向是“中外近现代教学改革比较研究”。我很渴望直接参与国家的课程标准的修订和教学改革，总觉得一个专门研究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研究生不能亲身参与国家的课程与教学改革，而只能私下揣测教育杂志上的“只言片语”，只能通过杂志上的“二手货”来了解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动态，那是一辈子的遗憾。
2000年中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开始。在这之前，全国各地的课程专家已经多次在北京聚拢，讨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2001年教育部颁布）和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那几年，经常听到有关“新课程”、“新课标”的谈论和专题讲座，但“新课程”、“新课标”究竟是什么？哪些人在参与这场大规模的课程改革，我还是不知道。我当时想，要是我提前几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很可能是新课程的专家组成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一个通过杂志了解新课程的信息的遥远的旁观者。
2001年我博士毕业，进入华南师范大学工作。那年，吴刚平师兄建议我把博士学位论文《行动研究的史与思》扩展成为《校本行动研究》，纳入我们主编的“校本研究”丛书，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2年初，我提交《校本行动研究》的书稿。几个月后，《校本行动研究》正式出版。由于吴刚平师兄的推荐，我被邀请参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各种会议和培训。
由于全国各地的“新课程”实验迅速推行而“教师培训”相对不足，教育部决定借鉴国外和香港、台湾的课程改革的经验而提倡“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2002年年底，教育部召集部分专家在江苏昆山召开“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的研讨会。参与会议的只有十几位课程研究专家和行动研究专家，当天晚上的会议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各位专家分别承担“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的相关项目。2003年春节过后，教育部在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召开全国地、市的教育局局长、教研室主任以及重点学校校长的工作会议。几位负责“校本教学研究”的专家分别发言，我发言的主题是《怎样做校本教学研究》。两个月后，《人民教育》（2003年第5期）发表了有关“校本教学研究”的系列文章。由此，“校本教学研究”迅速成为全国各地的新课程培训的主题。
2003年8月，我将有关“校本教学研究”的讲座材料和我在广东省所做的“校本教学研究”的实验研究的经验整理成书，书名为《校本教学研究》，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给中小学老师和校长做讲座的过程中，我发现老师和校长们感兴趣的首先不是用什么“研究方法”去研究教学问题，而是什么是真正的“有效教学”，什么样的课才是“新课程”的好课。于是，2004年，我开始将有关“校本教学研究”的主题转换为“促进有效教学的校本教学研究”，并由此形成我所理解的“有效教学论”。在做讲座的同时，我在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韶关市、茂名市、东莞市等地建立“促进有效教学的校本教研”的合作研究基地。该年底，我和高师妹合作出版《有效教学论》，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做有关“有效教学”和“校本教研”的合作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倾听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声音。可是，中小学老师和校长在所谓的教育专家面前谈论自己的教育时，他们强迫自己模仿专家的概念和专家话语，这使他们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为了让中小学老师和校长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倡导“教育叙事研究”，鼓励中小学老师和校长以“教育自传”的形式反思自己的教育经验。2005年，海南的蒋敦杰院长邀请我参与“新思考”网站和“赛埔学院”的课程设计。该年5月，我建立了“教育叙事研究”博客。12月，我参与了“赛埔学院”新课程远程研修班的课程设计并主讲“叙事教育学”课程。同时，我们在广州市形成了以施铁如、王松花、熊焰、康永久、苏红、高师妹和我为核心的“教育叙事研究”共同体。同年，福建的张文质先生邀请我为他主编的《福建评论》（教育科学版）撰写“教育自传”式的专栏文章。2006年8月，我将我撰写的系列“教育自传”整理成书，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6年，教育部发起新一轮的教师培训，主要形式是“教师远程研修”。我负责的课程是《教师成长》。为了配合这次“教师远程研修”，所有主讲教师都需要将自己的教案编辑成为教材。在该年教师节前夕，《教师成长》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8年，该书以《教师专业成长》为主题得到修订。
自此，我最初出版的五本书都与“新课程”相关。后来我出版的《教育研究方法：专题与案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新父母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与“新课程”的活动间接相关。如果没有参与“新课程”的系列研讨与培训活动，我也会出版相关的专著，但思考的主题与言说的话语就可能是另外的形态。
在我的学术道路和人生道路上，成为“新课程专家组成员”，这是一件大事。尽管“新课程”一直遭受非议和批评，但就我个人的体验来看，“新课程”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但它的理念本身是“进步”而“合理”的。
8.2教学的印象
1. 个性教师
（1）另类“传教士”&
没有亲眼见过传教士，更不要说接触了，但一直根深蒂固地认为他们是有着坚定的信念，游走于四方的“神秘使者”。他们传播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人生态度。
今天在听刘良华老师的“叙事教育学”的激情演绎时，我感觉台上站着的并不是一个大学里从事研究的教师，而更像一位传教士。他把自己的教育信仰通过日常的事例演绎出来。他用他的精神感染着台下痴迷的听众。我印象中传教士的那种传教过程应该是肃穆的，催人泪下的，而刘老师的“传教”是在阵阵欢笑声中进行。他是一位“另类传教士”。
博士容易让人想到学究或迂腐，可令人意外的是，他嬉笑怒骂，自我调侃，把他对教育的理解、对人生的彻悟，酣畅淋漓地抛掷到你的面前，让你不得不接受“合格的学生能保持安静”，“优秀的学生有活力”，“在安静与活力之间自由转换”的观念。他让你不得不在“课程意识”的“丰富、有用、有趣、”和“教学意识”的“解惑、传道、引人入胜”中汗颜。他使你不得不接受他的奇怪的诠释，寻找“德、智、体、美、劳”竟然和“唐僧、孙悟空、白龙马、猪八戒、沙僧”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教义”是鲜活的。
也许这就是“另类传教士”的力量：激发出你的原动力，释放出你本真的能量；把你的无奈转化为必然；把你的意想驱动成行为。他所输送的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还是一种人生信条；他用自身的执著感召着你努力、勤奋、宽容、向善，更用他参透的理论指引着你努力的方向。
（2）压迫感
初见先生时，您给予我的是强大的压迫感。诚如先生所说的，您是一脸死相地给我们上了一堂至今为止对于大学来说印象最深的第一堂课。您的压迫感是无形的，在你的一举一动中，我看到了一个严谨治学的学者。
然而先生您于我而言又是熟悉的。我的初中的数学老师也是和先生您是同一类人，表面很严肃，但严肃有度。在不言苟笑的外表下，内里实则是隐藏着一颗对学生热爱的心。先生您又是让人捉摸不透的类型，喜怒不形于色，因此，对您，我是有一股无可名状的敬畏，大概是人类总是习惯于对未知的事物心存畏惧吧。
可是在经过几堂课的了解之下，发觉先生您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正如上所说，您严肃，但有度。我想对于一个教师来说，他是必须对他的课堂有掌控权吧。掌控权是与威严密切相关的。一个没有取得学生的敬佩与信服的老师，同时也是无法取得课堂的掌控权的。
先生的学识很渊博，是我现阶段所不能达到的。听先生的课，必须要善于思考，而且思维跳跃性要高，若不，就无法跟上先生您的节奏。看先生手中无稿，却能侃侃而谈，令我羡慕之至。先生您的课，使我明白，书是怎样去改变一个人，学者与白丁的差别在于哪里。出口成章，这是我所渴望的。
先生在课程中提到的某些学者和某些书，给了我一个读书的方向。先生所说的重要他人，我已经找到。我喜欢先生要求的作业，看一本书，写一些感想。从前我一直找理由，总是说，没时间看书。很惭愧，在先生的要求下，我才真正的静下心来看书，用心去体会书中蕴含的道理。这使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学生，我以前做的远远不够。
先生说过，能给我们上课是您的荣幸，而我却觉得，能成为您的学生，坐在教室听您讲课，是我们的荣幸。
（3）个性与激情
这是一个有个性有激情的老师。我相信在我们班里，99%的同学和我一样，发自内心的钦敬，佩服！
学生遇到好老师，就像千里马遇到伯乐一样（难求）。千里马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