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之名：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日 13:26来源：书摘
蒋梦麟、蔡元培、、李大钊合影
摘自《图文本&中国文学史话 现当代文学》，郭杰，秋芙总主编，第39-41页
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发生在1919年7月间，因胡适的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也可以说是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
如前所述，胡适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国家的政治是极为关心的。后来到了美国，他不仅有三分之一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并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十分感兴趣，同时也十分关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曾积极参与1912年和1916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和为中国民主共和政治作辩护。1917年回国后，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1918年12月，在《新青年》照常出版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创办了一个谈政治的刊物《每周评论》，用以评论现实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每周评论》创刊初期，胡适因奔母丧离开北京，次年春才返回北京。他对《每周评论》的创刊一度未置可否，尽管这个刊物在内容上和他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有出入。随着《每周评论》对现实问题的谈论和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深入，胡适的心里就产生了某种不快，认为《每周评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应该暂时撇开现实的政治问题，而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最基本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以便为中国的建设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
到了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又外出，不得已时，胡适便接办了《每周评论》。胡适面对国内的政治界和教育界出现的新情况，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谈政治&。于是便有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也可以说是胡适的&政论导言&吧。文中道：&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传播的人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代替这种主张，所以叫做&某某主义&。主张变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在胡适看来，谈&主义&是件极容易的事，虽然&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研究&，但应当把一切&主义&摆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给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总之，&舆论界应多提一些问题，少谈主义&。
那么目前中国应赶紧解决的问题都有哪些呢？胡适认为主要有：&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如此等等。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提笔，写就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他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的主义的&；并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七号正在印刷的时候，被北洋军阀的警察查封，&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导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的，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各自不同的信仰。
就胡适来说，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过分强调了实际的问题，而忽略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文章的结尾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但他的文中也有些地方是很切中时弊的，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确实是各种学说和主义纷纷登场亮相，胡适所谓各种主义满天飞的情况并不夸张。更有甚者只是&输入名词，而不介绍名词的涵义&，匾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一知半解，赶时髦&的现象不是少数。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顾宣传他的&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主义，这就导致了他的片面和错误，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经过李大钊、蓝公武两位的批评，胡适的思想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实事求是地讲，胡适了解的还是相当多的，至少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胡适从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他的立论有漏洞和矛盾，因此也经不起推敲和批驳。&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一个标志。这之后不久，《新青年》又搬迁到上海。北京同人便渐渐少寄文稿，《新青年》内部关于编辑方针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新青年》团体便在无形中散伙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工人和群众运动的日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加快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进程。胡适对此说道：&我们现在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被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落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反映了胡适在新的历史潮流面前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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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胡适1941年7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做演讲，英文原题“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由张起钧译成中文，以《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为题刊于《自由中国》一卷一期（1949年1月），又收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
民主主义醒觉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几年，有几位民主国家的伟大领袖，就开始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有组织的进攻，加以抵御。而这些领袖们之所以能够明了反民主运动的严重性，可以说是这次空前的大战与十几个自由民主国家的迅速被征服所赐予。在欧洲所上演的大悲剧，和英美各国所遭受的大威胁，已开始使一般民主国家感觉到，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真正严重性——这种冲突，是—种计划周密、指导有方的极权主义，向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基础进攻。
在这几位彻底明了反民主运动危险的领袖中，最显著的要算是罗斯福总统了。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他在德吞（Dayton）演说时说：
我们决心要用我们的人力和财力，去抵抗并击退这外国的阴谋和宣传，以及地下战争的诡计，这种阴谋诡计和宣传，发端于欧洲，而现在却很明显的企图进攻太平洋这边的各民主国家。
那种宣传，反覆宣称民主主义乃是没落政治制度。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民主理想，和我们民主自由的传统，都是过去的事物了。
我们绝不承认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我们是有前途的，而他们所走的方向，却是退向古埃及王国的束缚的方向，是退向中古黑暗时代的奴役的方向。
在罗斯福总统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所发表的就职宣言里，他曾喊过同样的口号：
有许多人认为民主主义的政府，和民主主义的生活力式，已遭受到—种命运的限制。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专制和奴役已成为未来的澎湃波涛，而自由则仅是渐退的潮水而已。但是我们美国人知道这绝非事实……。
我们最近八年来实行民主主义的经验，对于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其关系至大且巨。我们的民主主义在国内克服了许多危机；消灭了多少祸害；建设了崭新而持久的机构。并且由于这种经验，得以维持民主主义的一切。
因为我们已按照美国宪法上的三条途径，采取行动。政府各机构，继续运用自如，执行职务。基本人权依旧保持如故，毫无损伤。选举自由依然完整无恙。宣称美国民主主义即将瓦解的预言家们，已承认他们的预言全为捕风捉影之谈了。
不，民主主义决非濒于死亡。
对此，我们确有把握，因为我们眼见它依然存在，眼见它继续生长。
我们知道它决不会死亡，因为它的基础是，人民为了共同事业的努力，能享受到自由的直接立法权；所谓事业，就是指大多数自由人民所发表的自由意见，所完成的事业而言。
我们对此具有信心，因为在一切政治制度中，只有民主政治能得到人民的开明意志的共同力量。
我们对此有信心，因为只有民主政治建设了一种无限制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改善人类生活上，具有无止境的进步能力。
在这几段话里，冲突二字，有了定义；极权主义的挑战，碰到反击；参加战斗，已是义不容辞了。这是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冲突，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是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是人民自由开明的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的《纽约时报》上，刊出伊司曼（Max
Esatman）写的一篇引人注意的通讯（伊司曼因过分激烈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大战，曾两度受审，幸免徒刑处分）。他说，仅用经济力量支援英国，让英国人独立去作战，那是—种“替身作战”，是根本不够的。他主张美国应当及早准备，必要时，和英国并肩作战。这次战争，不仅是为了国家的权力，而是民主与极权的斗争。这次的战争是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古代的战争，如巴比仑和犹太、埃及和亚述、雅典和斯巴达、希腊和波斯的战争，没有一个可以和这近代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专制的战争相比拟，因为前此的战争，根本谈不到文化上的冲突。
极权主义的持征
伊司曼为了证实他对这巨大斗争所下的判语确极重要，他列举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他所开列的二十点，具体说出这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而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我在这里把他的二十点，加以缩短，抄录在下面。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
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
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十一、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
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
十八、把“劳工阶级对资 本主义革 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
罗斯福总统指出，民主政治具有生存及滋长的力量，驳斥那种认为民主政治已没落的毁谤。伊司曼是列举极权主义所有而民主主义所无的各种野蛮特点，显示出这种基本斗争的尖锐化。这样清楚的列举出这些持点，是一种可贵的方法，以应付反民主主义的挑战和攻击。
在本文的后半部，我将把民主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冲突，归纳为几种更深刻更基本的哲学上的冲突。使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与反民主政治生活方式互不相存的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
我们暂且把已成滥调的口号和理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的权利”等）撇开不谈，我认为民主政治与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冲突，基于两种基本的矛盾：（—）急进和过激的革命方式，不同于进步和逐渐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
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
极权政治的第—个基本特征，是全体拥护急进而骤变的革命，他们嘲笑渐进的改革，认为这种办法是肤浅而无效的。由于强暴的革命，他们不但获得了绝对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拼命推行这种残暴的革命。想要使这种革命普遍化，使整个世界发生同样激发的革命。他们自称为“集体革命”的信徒，同时他们也是“世界革命”、“永久革命”、“永久战争”的信徒。
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就呼吁全世界共产党革命，它说：“共产党员并不隐藏他们的见解和目标。他们公开宣布，他们达到目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武力摧毁整个现存的社会制度。”
自一九一七年以来，所有新兴的极权政治制度，都采取急进而过激的革命方式；他们一切行为，似乎都本着一句话：“把现存世界摧毁、另建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的领袖都中了一种观念的毒，就是认为如果想要推翻—个国家整个现存的社会制度，就非同时把所有与该国毗连的各国的社会制度一齐推翻不可。所以才有世界革命的必要，才有“全体”革命的必要。并且革命的手段更须残暴而激烈，为的是摧毁旧制度下一切的一切。饶士宁（H．Raushning）在他的《虚无主义革命》一本书里说：“破坏应当十分彻底，要使任何事物，无一幸免。旧制度下的任何东西，不论是军队或教堂，不论是资产的制度或文化的传统，一律不准拿到新的制度下，使之生存或残留。”
为了特别着重急进的革命，不管在内政或外交上，都认为它是绝对必须的手段。这个基本观念是极权政治与近代民主政治根本不同点。我们说“近代”二字，因为我们知道在一百五十年前，有许多主张共和主义者，像罗伯斯比尔、圣鞠斯持、巴伯甫等，也都曾相信并实行急进革命的方法。甚至培因也认为，欧洲各国政治制度终久会遭遇一次普遍的革命，并曾以此自慰。他在一七九二年二月致拉法夷脱的信里说：“等到法国四周围都起了革命，法国就得到和平与安宁了。”
民主政治对进步的看法
但是，近代的民主主义已抛弃了急进革命的念头，而对社会、经济，及政治上的逐渐改革，感到满意。近代民主政治程序的基本哲学，是认为残暴的破坏行为不会产生进步，进步是许多具体的改革积聚起来的结果。美国的哲学家们曾设法使这种不知不觉的趋势，成为明白清楚的哲学。威尔詹姆斯使用“社会改善论”一名词，标明一种伦理的哲学，劝告世人谓目前的世界，虽不是完美的世界，但人类都可以使之改善。杜威曾发表过一个关于进步的理论说：“进步并不是一种批发的买卖，而是零售的生意，应当一部一部的定约，—批一批的成文。”这种进步观念，既不致引起急进的革命，也不发生宿命论的放任主义，但是它需要个人的努力和专心、智慧和忍耐。罗斯福说：“民主主义已独自创立一种无限制的文明，它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由近几世纪的历史看来，这种改善人类生活的进步，大半是按照杜威所谓“零售的生意”方式成功。
我认为急进革命与逐渐改革二者的区别，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与极权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这种根本的差别，几乎可以解释这两个互相冲突的制度中的任何问题。我们举—个例子，它可以解释反民主的国家为何一定要采取独裁的手段。一切急进主义必然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因为只有绝对的力量能够完成急进革命的工作，只有用凶暴的手段，与令人极端恐怖的专制政治，才能把现在的社会制度整个推翻，阻止它恢复或再生。列宁说：“无疑的，革命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民，利用步枪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们的意志去行动”。
于这类的革命，独裁是绝对不可少的，因为列宁给“独裁”二字下的定义说：“一种直接使用武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威。”马克思曾说过，在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期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独裁是必要的。但是这急进的革命永远也没有完成的一天，那些被打倒被放逐的敌党，永远会有卷土重来的危险。这种世界革命的到来，似乎是非常的缓慢。甚至在已革命的国家中，仍时常发生反革命的运动。因此独裁政治必须无尽无休一直继续下去！
独裁的力量并非必需的
从另一方面看，习惯于逐渐改革的民主主义国家，并不感觉需要绝对的独裁力量。在战争期间或在国家内部发生严重危机时，他们时常可以将某种特权，交付与行政首脑。但在和平时期，他们愿意逐渐的改革，也就是说，国家有某种需要，便予以某种措施。也许需要二十年的工夫，才能使美国联邦所得税通行无阻，也许需要十年的工夫，才能取消全国的酒禁。以一个国家的寿命之悠远长久，如果把几天的光阴，用在辩论上，甚至把几年的时间，用在讨论上，根本也算不了什么浪费，至少比较处于极权统治之下，失去了基本自由强得多。
这同样的基本差别，也把反民主的制度为什么那样羡慕理想主义的精神一个问题，解释清楚。民主主义的逐渐改革，时常是迟缓的，甚至是不得体不适当的，以致没有耐性的人们，自然会受到所谓“革命的”制度的吸引，因为在革命的制度下，独裁者的力量，似乎能使他们的理想主义的迷梦，更彻底更迅速的实现。但是经过了长时期的艰苦经验，和一再的幻想消灭之后，这些理想主义的迷梦者，才会明白：走向进步，并无捷径，而逐渐改革的程序，毕竟还是真正民主的生活的方式。
划一与互异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声称已由传统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同时更尽量对全体人民宣传反宗教的学说，并竭力压制一切自由独立的宗教团体。在学术方面，不准许有思想言论自由存在。科学与教育只占次等地位，党国的权利高于一切，而且思想不得离“党的路线”。在经济方面，政府将一个划一的制度，强加在整个社会上，以期适应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或农业集体主义，都是政府不容分说，不择手段，强迫推行一个划一的制度。在极权国家内，劳工运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实业与生产都是由政府通盘筹划的。在这个国家里，不许罢工，不许劳工抗议，唯一可能的消极抗议，只有怠工，但怠工是被认为罪大恶极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生活中，规定人民应行接受的“路线”永远是由党、国或领袖来决定。而这三方面又制定为三位一体，名异实同。任何人不准违反党纲或政策。极权主义者说：“个人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国家、民族才谈得到自由。”极权主义者为党的绝对正确性而辩护，不允许一切与党义不合的事物存在。他们说：“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正当的，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的邻人也宣称，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
正因为这种在生活各方面过分企图划一与排除异己，才把反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标出根本的差别来。
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由历史观点看来，它肇始于“不从国教”，这初步的宗教个人主义，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观点。保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反抗压迫干涉的斗争。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历史上的发端。这种不从国教的精神，也和其他各种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是。根木的问题是，我人企图获得机会，自由发展与表达其自己的感觉、思想与信仰，于是成了一种争取我行我素的权利的争斗。所谓我行我素的权利，是指一种不必墨守成规，不必遵守命令式的轨范而行动的权利。
民主制度，于是在宗教信仰、智识醒觉、政治言论，以及等等一切生活方面，这种“不从国教”精神的产物。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所手创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过就是这般具有“不从国教”的自由精神的人们，为了保卫自由，所建立的一种政治的防御物而已。
就是连民主文明的经济情况，也并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一律都是资本主义的。私人的产权与自由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由历史看来，都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具有充分的力量，帮助个人的发展；都是出为这两种制度已使一种极高的经济福利标准，有实现的可能。
经济发展的千头万绪
在经济发展的千头万绪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近代民主文明中经济情势的持点。一位现代的经济学家认为近代美国的经济情形，至少可以分成五种互相悬殊的组织，而这五种组织，是并驾齐驱，不分轩轾的。第一，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组织，如个人所有的商店、农场、洗衣店、茶店等。第二，是大公司的经济组织。第三，是公共事业的经济组织。第四，如邮政局及“田纳西开发区域管理局”等公共团体的经济组织。第五，是各种的“私人集体组织”如大学、教会，以及消费生产合作社等。这—切组织，以及其他可能的各种不同的“组织”，同时都在发生作用，以满足人民经济的需要。至于其他民主国家的情形，多半也是如此。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些不同的组织中，并没有人企图按照一个格式，把它们一律划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区分极权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第二个基本观念，就是前者采取生硬的划一，而后者主张变化及个别发展。这种差异，在任何生活方面，都很显着。企图划一，则必须走上压制个人发展的道路，则必将阻碍人格与创造力，必将发生偏私、压迫与奴役等情事，甚至于构成知识上的欺骗，与道德上的伪善。由另一方面看，对于自由发展的重视与鼓励，可以增进人格修养，加强团体生活，可使公正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思想，自由的开花结果，可以养成容忍与爱好自由真理的良好精神。
最后，我认为真正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第一，这种急进革命的方法，与渐进改善的方法之冲突，第二，这种企图强迫划一，与重视自由发展的冲突。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而辩护，须对于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须对于民主主义的迟缓渐进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进步总是日积月累的，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便谈不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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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昨天，我在美国看到了一篇报道：美国评选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美国“人事”杂志请15位著名学者组成评委，评选出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最有害的书：排在第一的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的是《毛主席语录》、第六的是《资本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意识形态里的最大瘟疫，这种“春风”吹到哪里，哪里人民的精神世界就枯萎、衰亡，最后沦落成为行尸走肉。中国所有用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思考的学者，都是一群可怜虫，他们的著作全部是垃圾，自由的真理与他们的理论刚好相反。如果当代中国不实现向唯心主义的文化转型，那么，中国将永远落后下去！全世界的中国人永远是“劳力者”阶层。就像今天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一样。
　　有人说只要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就不能国家化，这意思是不是说要像盟军改造德国那样非要取消纳粹那样取消中国共产党！纳粹造成欧洲平民死亡1200万，而中国共产党仅三年饥荒就造成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镇反和文革反右四清造成的死亡也至少达到千万。
　　英国查理一世和法国路易十六都是想着在开会的时候用皇家卫队解决与他那种中央集权思维完全相反的民主派的权力和自由，引发了民主革命。
　　期待着圣人如经天纬度地国先生者日出东方
　　“国”是“千秋”，而“党”只是“朝夕”！概括得多好啊！从斯大林到波尔布特，“共产”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祸害？！值得庆幸的是，如今，仍然迷恋“共产”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现在最反动的堡垒就是顽固坚持现状的中央保卫系统，历来的政变都是他们搞的，加快民主进程唯有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监狱的方式解决问题，原则是少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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