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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您来回答2013年9月社会热点事件公务员考试资料（本人原创收集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电话实名制需配套跟进
9月1日起，全国用户新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业务，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不少人据此认为，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将得到遏制，用户合法权益将得到进一步保护。要实现这样的良好愿望，电话实名制切勿一“实”了之。
实名制是世界各国遏制不法行为、净化通信环境的通行做法。不过，实名制并不意味着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现象就会自然减少。我国从2010年起陆续开始对新入网用户实行实名登记。但最近这几年，垃圾短信、电信诈骗等反倒呈现上升态势。腾讯手机管家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受理的用户有关垃圾短信的举报数量就超过去年全年的总和。
因此，实名制只是为打击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提供了现实条件，要真正实现良好初衷还需要配套的监管措施，以及不折不扣的现实执行。人们相信，那些疯狂的房地产和美容短信广告，以及开发票等违法广告短信，就算不是实名也胜似实名。更有媒体报道，近年日益泛滥的垃圾短信，其中不少就是运营商和相关企业合谋的结果。可见仅有实名制，根本遏制不住不法分子的逐利冲动。
为此，全面实施电话实名制固然重要，还需要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来对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行为进行有效打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避免实名制后的个人信息，反为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等提供“精准”便利，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
读书无用论是功利心态
“读4年书8万，高中毕业打工挣8万，来回16万，拿去买房或开店都能赚钱。”四川一名父亲固执地认为“读书无用”，宁愿出钱资助女儿做点小生意，也不愿“扔几万学费进去打水漂”。
对不少家长来说，对孩子的培养已经成为一种投资，“望子成龙”背后是一种最直接的成功期待，计算投资回报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加上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还有“拼爹”等的刺激，上大学对不少家长来说成为一种失败率极大的投资。许多父母有了更为现实的选择，正如这位父亲，认为成绩好坏并不重要，能够赚钱养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也许，这也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选择。
在整个社会更多趋向用金钱来衡量价值的环境下，对于相当多的学生来说，上大学已经成为获取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上个好大学，学个好专业，更多的是为了以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社会公认的成功——名或者利。
上大学到底是为什么？这位四川女孩坚持要上大学，她说自己非常爱读书，喜欢泡在图书馆里，“书本打开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读大学，才能让自己更有修养、更有层次，大学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
这番话，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出了大学教育的意义所在。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在大学里，更多学到的是批判性的阅读能力、必要的写作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终生学习的能力，这些能力会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帮助个人更好地成就自我。
不管有多少人在现实面前再次选择“读书无用”，质疑“知识改变命运”，教育从来不应该是一件功利的事情，人生的目的也不应该仅仅是赚钱。
愿中纪委网站成网络举报首选
如果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能够成为公众举报腐败现象的首选网站，那么靠微博举报吸引眼球推进反腐，将转变成公民对反腐机制的依赖。
9月2日，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开通了，该网站被定位为“中央纪委监察部信息公开、新闻发布、政策阐释、民意倾听、网络举报的主渠道、主阵地”。
虽然该网站的功能非常完备，但公众和舆论普遍关心的，肯定是网络信访举报一项。既然这个网站的“规格”这么高，这么专业，又有如此巨大的资源支撑，对于公众来说，就理应成为最为便捷的网上举报平台，这种便捷，理所当然地应该表现在比微博等举报形式更高的效率。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网站能获得公众和社会的普遍信任，能成为公众举报腐败现象的首选网站，那不但有助于反腐败向纵深推进，有助于增进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
这些年来，利用微博等形式举报各种腐败现象，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个别腐败现象也确实得到了局部的遏制，一些腐败分子也由此落马，但是应该看到，利用微博等举报形式，虽然是公民和舆论监督者的权利，但它毕竟只能碎片化地关注到某些个案，很难从整体上推进反腐败大业。如果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能够成为公众举报腐败现象的首选网站，那么靠微博举报吸引眼球推进反腐，将转变成公民对反腐机制的依赖。
举报腐败现象，是公民享有的宪法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发展程度，网络技术的进步，实际上为公民权利的扩大提供了新的驱动力，使得公民政治参与更为便利化，这是我们认识微博等网络举报形式的出发点。基于此，对微博等网络反腐方式的最好的引导，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创造更便捷更高效的举报渠道，把绝大部分网上举报都吸引到这个体制内的渠道上来——让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成为这样的平台，那将是公众最大的期盼。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应该做到，也是能做到的。
王岐山同志9月2日在调研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建设时强调，没有群众支持，网站就没有生命力，要强化服务意识。要加强与群众交流互动，了解、收集社情民意，畅通监督渠道，发挥好社会监督作用。要积极主动应对和引导舆论，重要舆情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这个明确的要求，体现了对公众反腐热情的呵护，也是对公众政治参与权利的尊重。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多种健康社会力量协同推进的，而来自公民的健康力量是所有力量的源头，对反腐败来说尤其如此。
“群众爱听”的，才是“好声音”
　　发言者如果还只停留于“我说你听”，全然不顾对方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效果可想而知。
　　近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如何才能“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习近平指出，“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
　　近年“两个舆论场”的说法常引起讨论，以官媒为代表的舆论场和以网络为代表的舆论场，给人的感觉差别很大。但也未必像有的论者所担忧的那样，两个舆论场水火不容，对于民众来说，他们选择听什么声音，其实判断的标准往往很简单：对方说的话自己是否爱听，而不论拿着话筒的是谁、是在通过什么渠道喊话。
　　一些官员或媒体的言论，民众不爱听，未必是他讲的全无道理，只是“语言乏味、面目可憎”，让人没有耐心倾听的欲望。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发言者没有深入群众生活，一不知道群众活生生的语言是什么神韵，二不知道群众当前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在传播渠道互动性日益凸显的媒体环境下，发言者如果还只停留于“我说你听”，全然不顾对方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效果可想而知。
　　就在不久前，新华社报道，东部某省一厅长深入基层，在与群众交流时，问了“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竟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当面聊天，都无法引起群众兴趣，如果由这样的官员来宣传，他能说出什么民众“爱听爱看”的话呢？官员不知该怎么和群众聊天，看似简单的聊天技巧问题，深层次还是官民之间存有隔膜，官员失去主动亲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动力。要从根本上提升宣传效果，消除这种隔膜很关键。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一次入学典礼上讲话，“深入群众，就来到了智慧的大课堂、语言的大课堂，我们的讲话、文章就可以有的放矢，体现群众意愿，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愿意听、听得进。”这对官员或者宣传工作者，都有启发。如果转换成传播学语言，这段话的主题就是提倡多研究受众。受众是媒体传播效果的“判官”，媒体的影响力取决于受众的认可程度，自然就要对受众的兴趣爱好进行深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媒体的宣传，也要尊重媒体的运作规律。群众就是受众，以专业的传播，方能赢得他们的认可。
“亲情逼拆”为何阴魂不散
“亲情逼拆”，失去了人性关怀，原本乡土中国重要传承的亲情伦理，不得不被迫面对着与“自身权益”痛苦的选择。
近日，广州增城曝出“亲情逼迁”模式。这一模式其实并不新鲜，甚至可谓“复古”。早在10年前，湖南嘉禾曾经因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张狂的拆迁口号，因为滥用政府权力的“连坐”制度，引发全国关注。
简单地说“复古”，其实也不尽准确。这一手法并非重新抬头，事实上，这些年来，在一些中小城市的拆迁中，一直若隐若现，“阴魂”不散。这一“经验”中，众多公职人员往往被迫成为政府动员拆迁的排头兵。但是，嘉禾事件中明明已经遭到谴责和唾弃的“连坐”制度，却在增城事件中卷土重来，甚至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未能完成征拆任务要处理”。这一现实折射出什么？
首先是基层政府“人治大于法治”的根深蒂固的现实。公职人员的责、权、利本由法律所规定和保障，但在部分基层政府膨胀的权力下形同虚设；而增城之外，被裹挟到拆迁行动中的公务员，则面对着种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潜规则”。
其次是对“人性关怀”的漠视。“亲情逼迁”，对拆迁者及动员者双方而言，都体现出冰冷机械的粗暴，有违“以人为本”的历史潮流。比如在刑法领域，无论是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原则，抑或“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修正，都体现了人性关怀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似乎并未被部分基层政府所感知。失去了人性关怀，原本乡土中国重要传承的亲情伦理，不得不被迫面对着与“自身权益”痛苦的选择。
作为基本原则，即便是正确的目的，也不应该通过不正确的手段来达成；不能因为没有引发严重后果就放松对错误的追究。这些年来，更多见的是在土地财政、政绩工程、粗放式管理等诸多不合理因素驱动下的违规强拆。有意味的是，与同为痼疾的腐败相比，“违规拆迁”模式并不复杂，甚至千篇一律的，诸如拆迁征地本身没有合法手续；拆迁补偿不合理；隐现的拆迁“黑恶势力”等。“亲情逼拆”也正是其中一种。病症清楚，下药理应容易。我们其实有完备的“拆迁法”，但一再的强拆悲剧却告诉我们，疗效并不明显。
因此，增城事件引发的追问是：法律为何在基层难以奏效？人治的坚冰如何打破？如何突破地方利益彰显监管的力量？越界基层权力如何治理？我们缺少的未必是制度，而是行动的决心。
政府向社会买服务值得探索
民政局向社会买服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既能将政府部门从专业隔阂的尴尬与负担中解放出来，又能促进社会系统的积极发育。
日前，北京市民政局下发通知称，将向社会组织购买参与未成年人保护试点服务项目，每个项目不超30万元。经过审核的社会组织将承担心理治疗、监护评估等工作。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本是政府应有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样外包出去是否适当呢？现代社会，单一化的政府公共服务不仅难以负荷，也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在一切公共管理领域，期待政府一只手能够捋顺社会关系，并及时提供优质的服务，早已变得不可能。正是在社会发展呼吁公共服务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吸纳社会资源参与公共管理，成为现代行政的一大特点。
与政府部门相比，社会组织犹如共同体的末梢神经，能够敏锐洞察社会需求，填补政府公共服务真空，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润滑功能系统。就拿未成年人保护来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法规政策的制定、各个部门的联动等宏观管理，也涉及心理健康、权益保障、监护评估等专业服务，这些职能民政部门不可能完全胜任。而在专业领域内，一些社会组织能为未成年人保护提供更为科学、细致的服务保障。在国外，诸如儿童权益保护、家庭监护评估等，早已纳入社会组织功能之中，而政府则退守到规则供给和执法监管上来。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无疑与一些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政府包揽过多而又担责不够。作为一种探索，北京市民政局向社会买服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既能将政府部门从专业隔阂的尴尬与负担中解放出来，更加专注于监督保障；又能发挥社会组织保护未成年人的功能，促进社会系统的积极发育。
当然，这种探索可能需要把握一些关键因素。比如，民政部门将未成年人保护的服务职能向社会开放，并不是一揽子完全卸掉自身职责，哪些服务需要向社会购买，哪些服务是不可推卸的，必须要以规范化手段厘清。目前看，民政部门主要将心理治疗、监护评估等工作外包，是比较符合行政法治原理的。
还比如，既然是一种购买行为，就涉及动用纳税人的钱，这种公共财政的支出，需要经过“人民同意”的正当法律程序。在探索过程中，如果能够将购买服务的财政支出正式纳入预算，则更加合乎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能够对这种购买服务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进而完善相应的规则保障，确保此类外包能够处于规范化状态。
教师节的内涵比日期更重要
我们需要通过新的方式，赋予新的内容，以呵护教师群体的发展权益，重塑教师职业的尊严与魅力。因而，教师节改期，只是尊师重教全民行动的一个新起点。
在第29个教师节到来前夕，有一个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四部教育法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其中拟规定，教师节由每年9月10日改成9月28日。围绕“改不改期”，颇多议论。
近30年来，作为我国影响最大的行业节日，教师节在国人心中留下了一份温暖的记忆。然而，对教师节到底选在哪一天，一直也有不同声音。十年前，就有一些专家学者以政协提案等方式，呼吁教师节改为9月28日，因为这一天是孔子诞辰日，“万世师表”，可以赋予节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一项网络调查中，对将教师节改到孔子诞辰日的建议，有超70%的网友表示“支持”，认为改日子“彰显教师节文化底蕴”。
尽管对9月28日是不是孔子诞辰，学界也有争议，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日期具有较广泛的认同性。不仅有国内的呼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9月28日定为“世界教师节”，美国也确定这一天为该国教师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均把孔子生日定为教师节。改期之后，会更有利于师道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对话。
从文化层面考虑，改期有其必要性。而从教师享受节日的方面衡量，改到9月28日，能与国庆节衔接起来，相比9月10日开学不久后的忙碌，这个时间可以更好更方便地休假。当然，从目前看，改期讨论之中，无论是学者的呼吁，还是休假的考虑，来自教师群体的声音还不多。现在正是征求意见阶段，节期改不改，改在哪一天，不妨多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建议，多体现他们的参与，毕竟，这是属于全国教师的节日。
过节过的是文化，重的是内涵。就教师节而言，时间只是一个符号，尊师重教，我们要做的远比选定一个日子要多得多。一直以来，不少基层教师收入微薄，许多民办教师处境艰难，“代课教师用生命换证明”之类的新闻不时发生，凸显了许多教师的权利困境。与此同时，在不少城市，教师节送礼成风，陷入“家长不得不送、老师不得不收”的怪圈难以自拔。这又说明，在功利世俗风气熏染下，一些人对教育精神、教师价值的认识出现了误区。面对这些现实问题，重新审视和建构我们已经习惯的教师节，丰富和增厚节日内涵，其实更有必要。
不得不说，我们的教师节设立，还有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地位上升，但很多教师还对过去“臭老九”的痛苦经历留有心理阴影。因此，从1985年开始设置的教师节，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对师道尊严的重拾，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在社会深刻转型、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通过新的方式，赋予新的内容，以呵护教师群体的发展权益，重塑教师职业的尊严与魅力。因而，教师节改期，只是尊师重教全民行动的一个新起点。
公开征集高考试题不妨一试
公开征集试题，打破了原有的“出题垄断”。这种开放性，也能让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更接地气。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近日挂出公告，面向社会开放征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的试题。这意味着，将来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试卷中，有可能出现来自社会人士集思广益的试题。
考题总不可能一成不变，“更灵活”恰是改革的方向。也许这会让一些只知“死读书”的学生感到“更难”，但它也会相应解放另一部分更注重能力培养和素质培养的同学。个中利弊，不辩自明。至于因题型变化而给学生带来的应考困扰，只是技术问题。通常在每年的考试大纲中，都会事先发布考试题型和考核范围等相关信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完全可以及时调整复习方向和复习节奏。
公开征集高考试题，最难的其实并不在学生或家长，而在如何建立试题准入标准，以及如何让出题人履行好保密义务。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说明，向社会公开征集的试题要进入题库，首先要分期分批经过专家的筛选。这之后，审核通过的试题还需进一步研磨、加工、分析评估后，方能进入题库管理系统。这意味着，只要统一准入标准，严格审核门槛，社会命题也不至于因出题人水平的参差不同，出现较大的差异。
统一准入门槛，可以保证进入试题库的试题实现“同质化”。开放试题来源，又可拓宽命题思路、提高命题质量。以往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试卷，多由少数受聘的“名师”来命题。这些相对固定的老师，虽然在命题上更专业、更熟练。但这种“出题权”的相对垄断，也带来了相对的不公。
公开征集试题，打破了原有的“出题垄断”。这种开放性，也能让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更接地气。试题接地气了，又能促进教育的接地气。这不仅促进了教育的公平，还能促进教育的发展。
至于试题的保密，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出题人的来源过于广泛，命题方无法再像往常那样对参与命题的少数老师实行短时间的封闭。虽然出题人员必须与省里统一签订保密责任书，但谁来监督和保障保密责任书的履行，也是一个现实难题。在强化保密责任之外，完善试题库的运作机制，对保密义务进行技术性消解或是另一条思路。
公开征集高考试题是个新鲜事物，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它的成效。但我们可以乐见这一改革，因为公开征集试题并不新鲜，它早在2004年，就曾出现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录考试中。如今，公务员考试已俨然超越高考，成为“中国第一考”。高考命题向社会征集，理当从中得到启示。
校园性侵案背后的“教育洼地”
性侵案发生后，全社会都在反思和探寻，如何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安全防护伞。填补管理、师资等方面的“教育洼地”也是刻不容缓。
日前，又一起校园性侵案件引起广泛关注。在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一名中学教师涉嫌性侵多名女学生，并致一名女学生怀孕，目前警方已立案调查。随着案情的逐渐揭开，一些更深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有媒体就围绕湖北恩施这起案件，总结出了三大疑点：性侵多次发生为何迟迟未被发现？犯罪嫌疑人为何能“带病升迁”？嫌疑人主修体育为何却教文化课？
通过记者的调查走访，试图对这些疑问进行解答的过程，其实可以提炼出问题背后的问题。一则，当地教育部门对教师疏于监管，对少数人恶劣行为放任自流。据当地居民反映，涉案教师早年曾有前科，事发中学也曾出现类似性侵事件，但都未引起足够重视。男老师与女生独处时不能关门等规定，在执行中也是形同虚设，性侵行为迟迟不能被发现，以至于案件曝光后，学校和教育局主要领导均一片愕然。相比违法者的恶行，这种“睁眼瞎”现象同样令人气愤。
二则，在贫困山区的当地，师资力量奇缺，“新老师不肯来，好老师留不住”长期困扰着地方教育，由此产生“宁滥勿缺”现象。涉事学校校长坦陈，面对师资匮乏的压力，一个体育老师被安排来教文化课，其实不足为奇。据家长反映，一些老师很不负责任，打牌、搞第二副业的比比皆是。其实，这种师者无心教书育人的问题，并非个案，往往给学生带来冷暴力，相比性侵行为，其危害面更广，不可忽视。
性侵案发生后，全社会都在反思和探寻，如何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安全防护伞。加强师德教育，净化教师队伍，完善法治依法打“狼”，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举措。然而，填补管理、师资等方面的“教育洼地”也是刻不容缓。
包括湖北恩施这起，盘点一下今年以来的数起校园性侵事件，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多发生在农村留守儿童聚集地，这些“重灾区”，也是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薄弱地带。不久前发布的《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现状调研报告》指出，不少农村校园交通安全、防火安全、人身安全、学校危房等问题堪忧，农村教师老龄化问题严重。教育是改变命运的力量，充实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吸引大批德才兼备之士坚守三尺讲台，才能让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健康发展，铲除性侵学生等丑恶行为的滋生土壤。
买下幼儿园过度保护不利孩子
想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幼儿园就学环境，作为家长你怎么做？辽宁营口一位家长投入千余万将女儿要就读的幼儿园买下来了。这位父亲称女儿就如同自己的生命,同时这也是一种投资,要求老师们一视同仁。
为女儿买下幼儿园，可见父亲对孩子的爱之深。舐犊情深，在条件允许下让孩子享受优渥生活和优质教育，乃人之常情。与此同时，爱孩子也要注意分寸。一旦过了某种程度，容易变成溺爱，如此得不偿失。买得了现在，买不了孩子的未来，应警惕“肥田出瘪稻”的悲剧。
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现实教育资源所限，尤其是优质资源相对稀缺，无法满足家长们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家长们“奇招”迭出便是必然的结果。说到底教育如何尽快均衡发展，其实是每位孩子与父母的教育梦。
权力勾兑的网络敲诈更可怕
权力勾兑的敲诈者更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在于，这种敲诈者更隐秘，不容易辨识。而一旦被曝露，更会重创权力的公信力。
近日，江苏警方破获系列网络敲诈案件，被打掉的4个团伙，有犯罪嫌疑人16名，查实的120起案件涉及7个省27个市县，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在办案过程中，警方查处专门用来实施敲诈勒索的“今日焦点网”“社会焦点网”“环球视点网”等网站11个。
像其他被曝光的网络敲诈团伙一样，这几个团伙的敲诈手法几乎如出一辙，比如虚张声势，刻意虚构“显赫身份”，以证实“来头不小、能量很大”，还把自建的网站冠以“中国”“社会”和“焦点”等名称。再比如，形成了黑色的产业化链条：爆料人爆料、枪手加工材料、网络推手炒作、网站管理者发帖删帖、幕后策划者实施敲诈勒索。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两个团伙更有“神通”——有权力的勾兑。有一个团伙的主犯叫樊宇肖，向其3次爆料的蒋文强，被刑拘之前的职务是无锡下属某市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协助分管新闻外宣工作；另一个网络敲诈团伙的主犯仲伟，其同伙叫窦玉刚，他的身份是徐州开发区政宣办工作人员，负责舆情处置，利用其在宣传部门工作的便利，多次向仲伟爆料，并以中间人的身份出面“摆平”，参与敲诈后分成。
蒋文强、窦玉刚本是监督者，却摇身一变成为为虎作伥者，甚至是主使者。没有蒋文强、窦玉刚等内线，樊宇肖、仲伟等人不会那么容易掌握被敲诈的信息；如果不是蒋文强等人的撑腰，樊宇肖等人也不会那么底气十足。更可怕的是，窦玉刚还以中间人的身份出面“摆平”，参与敲诈后分成。那些被敲诈者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所谓的中间人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敲诈者，那些被敲诈者也许一边感激，一边帮窦玉刚数钱，何其悲哉！
敲诈者可怕，权力勾兑的敲诈者更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在于，这种敲诈者更隐秘，不容易辨识。而一旦被曝露，更会重创权力的公信力。
警方提醒，遇到网络敲诈时，受害人要切实提高法律维权意识，认真核实嫌疑人的网站信息、单位情况与个人真实身份，并及时报警。蹊跷的是，被敲诈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报警，这也许折射出“苍蝇不叮没缝的蛋”的道理。不管怎么说，压缩敲诈者的生存空间，被敲诈者应积极维权，而警方也不能放松打击，尤其是依法严惩那些权力勾兑的敲诈者。
司法解释有助厘清网络言论边界
“两高”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厘清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为惩治网络诽谤等犯罪提供明确的法律标尺，有助于全国统一惩治标准。
惩治网络谣言再出重拳。日前，“两高”公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即可构成诽谤罪。
司法解释的目的，在于遵循立法精神与原则，对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进行适配性的规则指引，以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法律评判不一致。优良的司法解释，乃是杜绝法律实施运动化状态的重要机制，特别是在刑事领域，它能够防范刑事执法机关自由裁量的任意性，将犯罪追诉活动导入法治化轨道。
自公安部门开展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以来，我国网络秩序得到好转，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担忧。随着各地“抓谣”人数不断上升，网络犯罪行为如何准确界定？打击网谣会否“跑偏”而伤害到网络反腐？相应罪名是否会在特殊时期被滥用？化解这些担忧，根本上在于为刑事执法确立统一性标准，将惩治网络谣言纳入法治正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高”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厘清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为惩治网络诽谤等犯罪提供明确的法律标尺，有助于全国统一惩治标准，防止打击失偏失准造成公民权利自由的损害。同时，司法解释也会影响到公安机关的执法，准确区分刑事犯罪行为与治安违法行为的界限，避免运动式执法中出现的随意升格处理现象。
回到司法解释本身，以谣言的点击和转发量作为入罪的标准，合乎定罪中对社会危害性的考虑。因为在形式上，我们只能根据点击和转发量来认定谣言的传播范围，进而评估其社会影响。同时，司法解释者强调，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不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从而化解了人们对限制网络反腐的担忧。
当然，任何司法解释在提供精准可操作性规则的同时，都不可能照顾到司法实践中所有的情况。例如，对于本次司法解释中的“转发”次数，网站后台也能人为操控，利用软件就能轻易改动，这对定罪标准提出了特殊值得考虑的情形。又比如，诽谤罪在刑法上主要是自诉案件，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才能公诉，对此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到了，就会获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正如新华社评论所言，“刑罚是‘最后的手段’，动用刑罚定要慎重。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枉不纵，不私不盲，以保障公民正当的言论表达”
教师节送礼的“囚徒困境”
把“红包”问题只归咎于师德沦丧，对教师并不公平。“红包”背后其实是博弈理论中的囚徒困境。
又到教师节。每年此时，社会公众不会忘记对劳苦功高的教师们致以感谢和问候，但作为添头，又似乎总少不了关于“红包”的话题。
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么些年来，尽管大家都知道给教师送红包不正常，尽管相关部门也少不了一禁再禁，但似乎收效不大。一到重要节日，大大小小的网络、论坛或者QQ群里，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人“固执地”在打听：要不要送？送了吗？送多少？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长给老师送礼表示谢忱，自古有之。据说孔子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便是拜师贽礼。但是，古人的束脩其实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而其他零星谢意，一者是主(学生家长)宾(教师)融洽的见证；二者只限于鱼肉之类家常实物。社会诟病的“红包”，显然并不在此列。一者教师已经享受了法定的工资；二者，直接诉诸金钱的“红包”，已经超出了普通的“略表寸心”的范畴。而更大的区别，则在于“主宾”双方的心态。
对于红包，家长处于“送”与“不送”的两难，尽管深恶痛绝甚至口诛笔伐，但是，一旦事关孩子的前途，则免不了“投鼠忌器”。他们不敢相信教师的无私公正，宁愿相信自己业已被扭曲的社会经验：既然送礼在其他行业通行无阻，那么教育行业自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借着节日或特定事由明目张胆地敛财的教师，其实只是极个别。更多教师则面对着“收”与“不收”的两难。面对家长勉强但又顽强的“红包”攻势，似乎却之不恭，收下反而是解决问题的方便法门，但这种选择又进一步强化了家长的判断。
因此，把“红包”问题只归咎于师德沦丧，对教师并不公平。“红包”背后其实是博弈理论中的囚徒困境。根本特点是，在信息不对称、无法预知对方选择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基于对对方的猜测而作“理性”的、并非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不正之风盛行的宏观环境，强化了这种选择。因此，无视大环境，单要求教育行业“出污泥而不染”，其实是对教师的苛求。
其实，教师们不是没有提供“正能量”。比如，南京某幼儿园的教师在教师节前夕，主动向所有家长发短信强调不收礼。但是，只靠局部的道德自觉解决这一困境并不现实。破除“囚徒困境”，不妨学新加坡做法，明确教师可以收受学生礼物的价值金额。在范围内，理当允许家长、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礼尚往来。这样增进了彼此的信任，也不至于各方因为红包而纠结。
“打人辞退”能否倒逼出文明城管
城管自己给自己戴上了“非暴力”的紧箍咒，只是迈出了走向城管文明的第一步。“打人辞退”其实是管理底线，但这一点要做到也不易。
日前，武汉市城管委出台《城管员工作守则及考核办法》。按照这个规定，今后在武汉，执法过程中出现辱骂、殴打管理相对人行为的城管，将被严肃追责直至辞退。而且，规定对执法队员、协管员、市容监督员一视同仁，杜绝“出事就是临时工”现象。
就在不久前，“城管打人”“临时工干的”还是此起彼伏的新闻热点，人们对一些地方的城管上演全武行齐声痛责，社会各界建言献策，探讨如何走出执法的“暴力困境”。一个基本共识是，消除暴力，城管首先应自我变革，转入文明执法、依法管理的正轨。现在，武汉城管划出“打人辞退”的高压线，虽不是创新之举，但符合公众期待，对城管的长远发展更是具有正面效应。
城管不时亮出拳头，象征着城管管理中最生硬、最粗放的一面，是整个城市文明的最短板。打出来、吓出来、哄出来的所谓秩序，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难以持久。
实际上，城管也是暴力的受害者。有暴力执法，就有暴力抗法，甚至会有“被暴力”现象。此前就出现了城管被摊贩用秤砣砸昏、被下河游泳者拉下水等事情。这更说明，在暴力逻辑下，没有真正的赢家。跳出暴力思维，在文明法治的框架下，重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行为，才有和解乃至和谐的希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管自己给自己戴上了“非暴力”的紧箍咒，只是迈出了走向城管文明的第一步。“打人辞退”其实是管理底线，但这一点要做到也不易。对执法打人行为，谁来监督，谁来问责？以往，城管打人新闻常常是媒体或网友爆料的，鲜有“自曝家丑”的，内部监督何以支撑这条底线，社会监督又如何形成倒逼压力，使“不敢打人”真正成为城管的集体敬畏？
再者，文明的养成和拓展，需要外力推动，更在于内力驱动。不打人的城管，如何以文明方式、法治手段去进行管理、加强服务？以前一冲一推一横扫就能“搞定”的事情，现在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确保执行效率和质量？破解这些新问题，需要从管理理念到执法方式上的改变与创新，重新激发有序而有效的管理服务能力。否则，光有不打人的底线，而没有更多方面、更深层次的文明升级，迟早还得回到暴力执法的老路上去。
一个巴掌拍不响。作为城市管理的另一方，不管是摊贩还是市民，也应多一些理性平和的心态，少一些对抗心理，有话好好说，遇事不冲动，进一步遏制执法过程中的火星和戾气。让文明成为城市管理的一种习惯，需要管理者的自我塑造，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广州爆炸又是危险品惹祸
在危险品名单中，危机四伏的又岂止是液氨？从煤气罐到烟花爆竹，都隐藏着安全风险。广州的这次爆炸事故，就再次敲响了危险品管理的安全警钟。
昨天，广州白云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4人死亡36人受伤。这次突如其来的事故，伤人毁物，同时对公众心理造成不小冲击。
目前，事故仍在调查。经广州消防初步确认，系装载危险品货柜车在卸货中引发爆炸。据报道，在事发现场，有居民找到不少残损的玩具左轮手枪用的圆形塑料击发帽。这种玩具枪配件，内含火药，击发时有火花。此次事故是不是击发帽所致，危险品具体是什么，爆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还需有关部门在调查核实后公之于众。
从已知的信息分析，对危险品的管理显然存在问题。事发仓库主要存放鞋料物资，附近有一个鞋帽批发中心，这些都是防火防爆的重点单位。按规定，工厂、仓库的周边防护距离应达到安全标准。更何况，仓库周围基本是商铺、物流公司、幼儿园、公交车站，都是人员密集场所，仓库要么不该设置于此，要么安全距离的标准应更高，消防保障应更强，危险品运输和装卸的操作要求也应更严。否则，就会把这一带的人置于高风险中，稍有不慎即成大祸，爆炸事故已用血淋淋的事实警示了这一点。
对待危险品丝毫不能大意，失控的危险品更是公共安全的极大威胁，这样的教训并不陌生。就在上月底，上海宝山区一公司冷库发生液氨泄漏，15人死亡。3个月前，吉林德惠宝源丰禽业公司，液氨爆炸引发火灾，100多人遇难。相似的悲剧，隐藏着相同的安全症结。两起事故都暴露了有关企业和部门对液氨这种危险品的管理缺失，从安全防范措施到定期抽查制度，从加强消防到规范操作，多个环节掉链子，怎能不出问题？其实，在危险品名单中，危机四伏的又岂止是液氨？从煤气罐到烟花爆竹，都隐藏着安全风险。广州的这次爆炸事故，就再次敲响了危险品管理的安全警钟。
不让悲剧重演，才算真正汲取了教训。不管广州爆炸事故中的危险品到底是什么，也不只是那些出事的地方，各地都应迅速行动，堵住管理漏洞，完善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为公众不断夯实在危险品面前免于恐惧的防火墙。
民意不是买的是实干出来的
邵阳这一事件警醒我们，民众应珍惜手中的权利，在面对贿选、民意收买等勾当中，选择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其他。
邵阳最近干了一件荒唐事。向市民发短信，要求市民配合民调，说好话给补贴300元。
花钱买民调，公然做到台面上的，以前还真没听说过。事件曝光后，当地紧急叫停，并向网民致歉。然而，透过这起事件，我们依稀看到了操控民意的思维在作祟。
这个短信，是由邵阳市综治办发的，民意则由省里的民意调查机构进行。所以该办要求接到电话的市民，给出“客观公正、积极评价”，凭通话记录可领取“误工补贴”。什么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是。
进行民意调查，原本是为了摸清真实情况，以为政绩评价和决策参考。同时，这种类似于第三方的民调，也是一种有效监督，使当地产生一种勤政廉政压力。如果民意可以有价收买，如果这种买卖可以通行，那么这一制度设计和所承载的效用就会付诸东流。
好在现时代，监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很多民众珍惜手中权利，见短信，不爱财，要说法，令人欣慰。但令人深思的是，这种面向全市的广撒网式的收买，固然有不被收买者，但在那些小范围、特定事项问题上，却未必没有人愿意出让权利，获得金钱。甚至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种数量的考量。300元不想被收买，3000元呢？30000元呢？
不能不看到，这种心理大有人在。一些地方选票可以购买即是例证，而民众的认知有一个过程。邵阳这一事件警醒我们，民众应珍惜手中的权利，在面对民意收买等勾当中，选择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其他。
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在诸如民意、投票权利等被做实，其权重愈来愈大时，民众才会掂得到它们的分量。当民众选择权利，就意味着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
这种利益，很多时候并不意味自身利益，而涉及民众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官员不勤政廉政，未必伤害某个人的利益，但可能使大家的根本利益受伤。在这个意义上，民众也得有点为公为大家的心思。有这种民意在，官员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干事，想收买民意，没门。
平地刷漆当盲道究竟谁在“盲”
　　据报道，位于深圳市宝安大道的西乡客运站门前，在不到300米的盲道上，有7处用黄色油漆像打“补丁”一样刷出来的盲道。这些用黄色油漆“刷”出的盲道，有的是在有凹凸纹路的盲道上刷，有的干脆就在平滑的地面上刷。
　　曾有人用绿漆涂荒山搞“绿化”，现在一些地方居然能对此进一步地延伸，用黄色油漆“刷”平地当盲道。这样的盲道对盲人根本不起作用，他们看不到，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和正常的路一样。那么这样的盲道给谁看呢？像这样对盲道敷衍、做做样子的城市，其实还不少。
　　盲道旨在为视觉障碍者提供行路方便和安全，讲求的是实用、安全和人性化，而不是美观程度和“艺术”水准。平地刷漆当盲道虽然表面上很好看，但对盲人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样的盲道建设只能说明我们城市的一些建设者、管理者“盲”了，没有看到究竟为什么建设“盲道”，没有看到盲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盲道。
破坏教育生态的“超级中学”当叫停
　　办少数几所“超级中学”，不是中国教育的出路，这只会人为堵死我国教育发展的道路，加剧应试教育竞争，也妨碍义务教育均衡，更滋生教育腐败。
　　在校生人数少则五六千，多则上万；网罗、垄断了所在城市、甚至全省的尖子生；因学校大、创收多、高考成绩相对较好而常常被地方政府当做政绩——近年来，这一类所谓的“超级中学”异军突起，引起社会关注。（新华社9月6日）
　　诸多迹象表明，建“超级中学”已经成为各地发展教育的新趋势，其势头比当年的“县一中”更猛（所谓“县一中”，就是举全县之力办好一所高中）。“超级中学”之所以出现，与地方发展教育的“锦标主义”功利思想及教育利益有关。这不但导致当地高中畸形发展，也加剧义务教育不均衡。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高考升学率，近年来则是一本率、上名校的人数，是重要的办教育政绩。打造“超级中学”，将全省、全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尖子生都集中在这一所学校，必然包揽当地升入重点中学的学生，瓜分北大、清华等校在当地的招生名额，这就是地方政府办所谓“名校”的秘诀。
　　如此举办“超级中学”，让地方政府有一所拿得出手的“好高中”，却破坏了当地的教育生态。虽然高中属于非义务教育，可优质资源过于集中，会让其他中学都变成薄弱学校，“状元”、进名校的学生集中在一所高中，这恰恰表明当地的高中资源极不均衡，优质资源十分困乏，这会堵死当地学生的求学路——进入薄弱学校的学生会觉得自己没有前途，进而放弃学业，而进入“超级中学”的学生，则被裹挟到名校争夺战中，应试教育更为严重。
　　而当优质资源集中在一所高中，这也就制造了权力寻租空间，给教育部门巧立名目变相收取高额择校费、借读费提供了机会，据报道，一些“超级高中”要求一些非“招生范围”的学生不仅入学要交数万甚至十万元左右的“入门费”，每年还要交数千元的高昂学费。这本质属于乱收费，但鉴于教育部门、学校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加之家长争相进入这所学校，地方政府甚至把其作为生财牟利的工具，可以说，这是教育产业化思维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继续。
　　“超级中学”的存在，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在中考时进入超级中学，当地将出现与超级中学招生对应的重点初中、示范初中，甚至超级初中——超级中学现象，已从此前只存在于高中教育逐渐蔓延到初中教育，虽然按《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不得设重点校、重点班，但县乡政府将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初中校，是必然的。这其实是我国义务教育均衡难以推进的障碍所在。
　　办少数几所“超级中学”，不是中国教育的出路，这只会人为堵死我国教育发展的道路，加剧应试教育竞争，也妨碍义务教育均衡，更滋生教育腐败、败坏教育形象，为此，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鼓励高中多元发展、平等竞争出发，我国应叫停“超级中学”的建设，否则，任由这一现象泛滥，将对我国教育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天价施救“马甲”下的秘密要剥开 & &
　　9月4日，黄先生的货车轮胎在高速上断了6根螺丝钉，不请自来的交通拯救队要价4100元，经讨价还价，黄先生最终掏了2800元。（《南方日报》9月6日）
　　按照市场行情，换6根螺丝不过是180元左右的价位，黄先生却要付出抬高15倍的代价，这施救简直是趁火打劫。
　　车辆在高速公路遭遇故障被迫停车，给自身和经过车辆造成严重的交通隐患，而在封闭的路况下，除去求助高速施救车辆外注定孤立无援。所以，这种故障应当成交通险情来看，车辆必须当成遇险车辆来救，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它带有一定公益色彩，那么，“天价螺丝”的收费依据从何而来？
　　作为事件当事方的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称，当晚是与其“合作”的一家民营公司在作业，而双方业务“合作”已于今年5月到期，民企的员工是身穿应缴而未缴的国企工作服而已。言下之意，漫天要价的施救与己无关。
　　民企穿着国企的“马甲”来施救？这说得顺口的解释大大的不通。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施救方须经过许可才能“入场”。没有高速入口的默许和放行，那家民企如何堂而皇之打着“施救”的牌子上路做“买卖”？
　　黄先生“挨宰”的钱要还回来，天价施救背后的利益链必须查清，当地公安、交通、物价等相关主管部门不能置若罔闻。
“山寨大黄鸭”山寨不出创新精神
　　山寨成了低成本高收益的“聪明”之举，像霍夫曼那样花几年才做出一个大黄鸭，似乎倒显得“愚笨”了。但这种“聪明”也是一种山寨，永远不可能创造出周游列国、赢得世人尊重的艺术品。
　　9月6日，正版大黄鸭在园博园与市民见面。但在此之前，已有两只山寨大黄鸭，率先抢夺市民眼球，即大兴南海子公园高8米的山寨大黄鸭和玉渊潭公园穿着绿马甲的黄鸭。对此，大黄鸭引进方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法律顾问称，山寨大黄鸭可能会涉及直接侵权、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会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相应法律措施。
　　北京的这两只山寨大黄鸭，还不是始作俑者。事实上，自从大黄鸭亮相香港以来，武汉、天津、杭州、佛山等多地，都曾出现各种山寨大黄鸭。国内的“山寨文化”，在大黄鸭身上展露无遗——任何一件产品风靡，万千山寨迅速跟进，丝毫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如“大黄鸭之父”霍夫曼所言，要看大黄鸭本来可以找他，可很多地方却只习惯找“捷径”，如此山寨之风，对创新是一种致命狙击。
　　尽管也有人说，有澡盆玩具小黄鸭在前，霍夫曼的大黄鸭不过就是放大版，谈不上有多少创新。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有些自欺欺人。作为一种“场地+材料+情感”的装置艺术，霍夫曼为设计这大黄鸭所耗费的心血不菲，从萌生创意，到创作、反复修改和制作，花费了五六年时间。正是因为融入了独特的童真意趣和全新创意，大黄鸭才会周游世界十多个城市，广受欢迎。
　　如果说霍夫曼的巨型橡皮鸭，是起于模仿，终于创新，那现在国内各地纷纷下水的山寨大黄鸭，从头到尾展现的都是拙劣模仿，没有丝毫创新。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山寨似乎已融入国人潜意识，不光是那些商家做起来毫无羞耻意识、法律意识，很多围观者也觉得不过是看个乐子，真假并不重要。在如此氛围之下，山寨成了低成本高收益的“聪明”之举，像霍夫曼那样花几年才做出一个，似乎倒显得“愚笨”了。但这种“聪明”也是一种山寨，永远不可能创造出周游列国、赢得世人尊重的艺术品。
　　山寨成风，创新土壤贫瘠，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有国外机构评选的“2012全球创新力企业百强”，我们无一家企业上榜。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大黄鸭引进方准备采取的法律维权，或许是一个提示：创新，要从严格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开始。如果费尽心血的一件产品刚问世，就淹没在山寨的海洋里，创作者得不到应有回报和尊重，久而久之，自然歪风压倒正气，人人等着山寨抄袭，而不思创新创造。道理并不复杂，关键还在执行。
　　据说霍夫曼的大黄鸭，灵感本来自“中国制造”：上万黄色充气橡皮鸭，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货轮上滑落漂浮于海面。创新往往就来自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奇思妙想，但这些种子能否最终萌芽结果，长成让世人惊艳的产品，取决于有没有能孕育创新的土壤。土壤中必不可少的，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公章私用”比“公车私用”更严重
　　一个行政机关，大到公章、制服，小到信封、便笺，都具有公权力的符号意义。
　　因为自己同家人出行受到巡警的帮助，山西大同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勇向警方寄了一封感谢信。由于这封感谢信加盖了公章，有网友质疑李勇公车私用。对此大同市检察院予以否认，李勇辩解说，加盖公章，是为了证明所叙事实真实可靠（《南方都市报》9月7日）。
　　个人写感谢信加盖上检察院公章，这事一看就不简单。虽然官方否认有公车私用，但口说无凭，要让他人相信，恐怕不容易。其实大同检察院只需将本院的公车详情晒晒就可以了，这样大家就能看清，其中有没有李勇感谢信提到的别克商务车。
　　这起事件中“公车私用”，目前还只是个疑问。但是“公章私用”却是铁板钉钉的——检察院的公章，是公权力的象征，只应在公务行为中使用，这位副检察长既然并非驾驶公车执行公务，而只是个人因为私事，向其他单位写封感谢信，这与检察院何干？
　　“公章私用”，这其实比“公车私用”更严重，“公车私用”，只是个人占了些公家的便宜，但“公章私用”，可能会让公权力从国家公器变成个人私器，导致权力的滥用以及寻租行为。虽然看起来，大同副检察长李勇私用公章，未造成恶劣后果，但是，检察院的章竟然可以随便盖，这足以表明大同检察院的管理漏洞。
　　法治社会要求公权力规范运行，而规范的一个关键，就是公私分明。一个行政机关，大到公章、制服，小到信封、便笺，都具有公权力的符号意义，如果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些东西用于满足私人要求，服务私人利益，那么，将会损害政府的信用，危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绝不是一件小事。
　　媒体曾报道，德国的一位经济部长曾用公用信笺给企业写了一封推荐信，因此而被罢官，公众和媒体指责他用经济部的信誉给他人做担保。一张薄薄的公用信笺，就让经济部长丢了乌纱帽，倘若是私用公章，问题恐怕更严重，不只是“罢官”就能收场的。
　　从眉山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发公函要求照顾子女入学，到文昌市政府发公函要求法院改判官司，再到这次大同检察院的例子，一些地方“公章私用”现象，当引起警惕，对于这种公权滥用的行为，相关部门万不可姑息。
环保局长们换条河敢游吗？
　　数月前微博上此起彼伏的“请局长下河游泳”呼声终于等到回音，9月7日上午，浙江金华市副市长、兰溪市委书记以及金华各县市区、衢州市龙游县的环保局正副局长15人，与1000多名市民一起参加了“保护母亲河，畅游兰江”活动。（9月8日《钱江晚报》）
　　年初最早发起“悬赏局长游泳”活动的，是一名浙江企业家，“请”的是浙江温州瑞安市环保局长。随后响应活动的，浙江网友也占很大部分。今年两会上，浙江省长对此回应，承认环境问题还不少。呼吁“局长下河”，体现了民众日益增强的环保意识和监督问责意识，其中的官民互动，更是环保事业的真正动力所在。
　　十几位局长下河游泳，既是对网络的回应，也是一场集体庆功。兰溪市环保局局长施廷涌称，之所以举办这场活动，是因为经过几年整治，兰江水域生态明显改善。施廷涌回忆，2011年元旦他还劝人不要去游，而现在水质已达到合格标准。
　　工作有成效，自然有理由庆功并宣示。但一些网友对此也有不同声音，其中部分质疑并非苛刻，比如：“这么多被污染的河流，偏偏找一条干净的游泳，有意思吗？”“换一条河敢吗？”
　　兰江是当地最重要的一条河，选择它固然有标志意义，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河流。兰江水质明显改善了不假，但兰江上下游的环保局长们，决不能满足于治好一条“样板河”、每年来游两趟，他们辖区的其他河流能不能游泳，也需要回答。如果参加游泳的这些局长对治下的工作确有自信，不妨邀请当地网友指定具体的河流、河段，再下河游泳，那样无疑更能服人。
　　当然，无论如何，环保局长下河游泳都是有自信、有担当、敢负责的举动。这15名局长开了一个头，但全国千千万万条河流，还需要更多的环保局长敢于下去“游两圈”。人们更希望，开游之前，选择地点时多征求民众意见。话说，环保局长们，赶快行动起来吧，要不马上就冬天了……
【撑着竹筏去上学】
　　广西滕县的一群小学生，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都得身披救生衣，自己撑着竹筏“出没风波里”，以渡过约500米的水面去上学。有些孩子年仅四五岁，刚读幼儿班就得坐竹筏上学。
教师损人即解聘，如何执行？
　　据悉，月底前，东城区将公布教师“道德底线”具体标准，“触线”教师将直接解聘。对学生体罚、言语“损人”的教师都属于触犯师德“底线”，将被立即解聘。
　　对体罚学生的教师给予解聘，这自然无可厚非。但将教师言语“损人”也纳入可被解聘的师德底线的规定，怎么操作？
　　首先，“损人”言语本就存在理解弹性，语气的微妙变化也能带来语义变化，无法形成界定标准。再者，每个人的语言交流本就多元并且已成习惯，有些无意之言虽然看起来是损语，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并无恶意。如此，便很难形成言语“损人”的界定标准。
　　其二，此外，因为可能会触犯师德底线而被解聘，老师就会谨小慎微，在师生交流之中，老师得先注意琢磨用语，如此会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交流困境。
治地下排污，别因“举报瑕疵”而废
　　9月8日，山东省环保厅官微@山东环境发布《关于网传“高压泵深井排污”有关情况的通报》，公布25家接受群众举报并调查的企业，表示并未发现高压深井排污情况，针对调查企业存在的其他环境问题，环保部门作出了停产、罚款等处罚。
　　山东环保厅兑现了之前的承诺——公布春节以来受高压泵深井排污“蒙冤”企业名单。不过两次态度有明显差别，之前“气势汹汹”地为企业喊冤、要求邓飞道歉，而这次通报是用客观语言陈述了举报内容和现场调查情况及结果。及时反应、就事论事，这才是政府部门对待公众监督的正确态度。
　　通报情况也说明，虽然没发现“高压泵深井排污”，但根据民众举报而开展的环保执法，确实揪出了一些真正的环保问题。涉及环境污染的网络举报，或许难以达到多高的精确度，但只要不是恶意，就值得重视。
　　至于在核实举报信息过程中，环保部门耗费的物力成本，则是环境治理难免付出的代价。现阶段，民众对环保部门的非议，不在于过于积极、耗费公帑，而往往是消极无为、动作乏力。如果环保部门由于响应公众监督而经费有所上升，纳税人是乐于买单的。
　　实质上，环保部门更要意识到，此前“高压泵深井排污”之所以成为网络热点，深层原因是地下水污染已成为不少地方民众的切身威胁。虑及民众担心地下水污染的深层背景，山东环保部门“执着”于“高压泵深井排污”的调查，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比如，2月19日媒体报道山东聊城“村民反映地下水被铝业巨头污染，只能喝邻县自来水”，通报称报道中的排污井实为取水井，但对“村民喝邻县自来水”一事，调查结果并未回应。若后者属实，即使“排污井”不是突破口，也要找到真正的污染元凶。
　　公众参与对环保事业关键而且必要。即使民众的线索有粗陋、不精确之处，环保部门也要友善待之，不能因噎废食。只有环保部门与公众互动，重视坊间呼声，方能为环保工作打开新局面。
反对“奢靡节庆” 回归节日之本
　　送礼异化节日背后，其实是人和人关系的异化，是某些官员手中权力的异化。要拿出务实行动，给公权戴上紧箍咒，遏止“公款送礼”等腐败，给净化民风提供标杆。
　　双节即将接踵而至，送礼似乎热度不减。新京报对118位北京居民走访发现，超过7成受访者会送礼，有的礼金超过5000元。节日送礼让很多人不堪重负，但似乎又难以摆脱。
　　前几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天津调研，谈到节日送礼的奢靡之风问题，强调要“刹住公款送月饼节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调研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举的一个例子，让人颇有感触。他说去年在北京开会，正赶上中秋节的前一天，是送礼高峰，他当时从东城到西城，堵在路上一个半小时。他坐在车里面就想到了一句话：“我们节日的内涵被偷换了”。
　　节日送礼，送到交通大拥堵，也算是一件奇闻。推而广之，婚丧嫁娶、升学毕业、节日庆典，名目之多，礼物之重，送礼让人不堪重负，早已是普通百姓的感同身受。
　　送礼潮汹涌袭来，无疑是对节日和人文内涵的侵蚀。民俗学家邓迪斯曾说：日常生活中，时间线性流逝，而节日是这直线上的刻度，有了度量，时间才有意义。节日承载的意义，原本在于情感联络、价值共享，是文化认同的符码。可“攀比式送礼”，成了节日“重头戏”，却在冲淡节日的本义。
　　送礼俨然逾越了礼节范畴，成了例行事务，而非风俗沿袭。它重分量、讲排场、比阔气，已演变成奢靡歪风的掠影。跟风式地送大礼，看似能体现诚意，却未必能折现为“情感分量的增重”。当民众情感表达陷入“送礼依赖”，这也是对感情的物化。它非但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还会助长攀比、挥霍风气，与勤俭美德背道而驰。
　　节日被异化的背后，其实是人和人关系的异化，更是一些官员手中权力的异化。不少公职人员假节日之机公款送礼，润滑关系、打通人脉，为寻租铺路，它本质上是种腐败。陕西“表哥”杨达才受审，就说其500多万元的来源不明财产，是“过年过节下属或者同学送礼”，节日送礼暗藏的腐败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歪风盛行之下，必会毒化社会风气。正如王岐山所言，“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民风和党风政风彼此影响、推波助澜，但党风政风显然更具“示范”作用。
　　官员送礼，所费甚至有公款，所图也未必都是正当利益。前不久，媒体曝光，在正风肃纪的背景下，有些“天价月饼”摇身一变成“百宝盒”，以迎合公款送礼的需求。如果党员、官员都热衷礼尚往来，只会带动民风不正，加剧社会上的人情风、攀比风。
　　王岐山说，“党员干部要带头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全社会共同努力，做民风转变的参与者、实践者”。其中的关键，还是拿出务实行动，给公权戴上紧箍咒，遏止“公款送礼”等腐败，给净化民风提供标杆。
国庆摆花瘦身应当成为惯例
摆花“瘦身”，看似小细节，但细微处更能彰显政府机关厉行节约的决心和行动，更好地带动全社会的节约之风。
从9月1日起，一年一度的国庆摆花活动开始进入安装阶段。据了解，今年的花卉布置将整体“瘦身”，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两侧的摆花量均有所缩减，市属政府机门口原则上不再摆大型花坛。
国庆渐至，用鲜花烘托节日气氛，营造祥和气质，可谓由来已久。在花团锦簇中感受喜庆景象，不少人习以为常。而今年国庆，将令市民耳目一新的是，花卉布置整体“瘦身”。
摆花“瘦身”，也许淡化了节日气氛，却回归了节日本义。处处是鲜花的海洋，气氛固然热烈，但耗资不菲。据报道，往年国庆前夕，不少机关单位会在门前摆花增添节日气氛，花费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如果摆放大型立体花坛，造价更是不菲。能省则省，把省下的钱用在刀刃上，这是对国庆最好的庆祝方式。
政府的表率，会衍生示范效应。如果政府部门热衷于豪奢和享乐，民众的浪费之风就很难得到遏制;如果政府一方面号召全民节约，一方面却在浪费，更无法取信于民。摆花“瘦身”，看似小细节，但细微处更能彰显政府机关厉行节约的决心和行动，更好地带动全社会的节约之风。
此次摆花“瘦身”的大背景是中央八项规定，北京市委市政府确定了“规模适度、厉行节约、服务大众、贴近生活”的花卉布置原则。机关前不摆大型花坛，当成惯例，即便明年市委市政府不再有此要求，市属政府机关也当继续如此行事。不摆花，应该成为一种自觉，一种良性制度安排之下的自觉。
此前媒体报道，一些地方举办政府会议不再摆花，大桥落成仪式不剪彩，可知厉行节约正在蔚然成风。再联系到近20天来，中央连续四次强调刹住“两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公款送礼之风，更可知，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绝不只是一阵风。简约，不等于简单;朴素，不等于寒酸。厉行节约，政府不丢人，而是更有面子，更有公信力。“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口袋确实比原来鼓了，但不等于就可以奢靡享乐，就可以忘却厉行节约的真义。
厉行节约，体现在方方面面，不摆花只是一个层面。通过严格的配套措施，使中央八项规定贴地而行，使厉行节约深入人心，这是公众更愿意看到的。
“救汉语”难道非得取消英语
9月8日，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其实名认证微博上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引起网友热议。对此，虽然是否取消小学英语课有不同声音，但救救汉语，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却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每一次有人发出“救救汉语”的呼声时，总免不了要数落一下英语，称“崇洋媚外”气过重，称我们对英语过于重视，称很多人学习英语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将“汉语”和“英语”人为对立，似乎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而在这种对立下，也总能引发最大的争议，激起公众对汉语与汉字的热情。
就眼下而言，汉语的确出现了一定的危机，国学教育的缺失，也是一大遗憾。毕竟，国学中有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于“救救汉语”的呼声，其实一直都不缺，不少专家学者也多有建议。至于取消小学英语，如今也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前不久，教育部“减负十规”再征民意，其中便有学期统考取消英语的条例。由此可见，对英语的痴迷与热爱本身，已经在“降温”了，这虽然还未落地生根，但最起码代表了一种趋势。
只不过，救救汉语也好、拯救国学也罢，的确不宜人为将汉语和英语对立起来。汉语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传承与发扬光大;但英语文化也是一种世界文化、国际通用，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这二者都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重要性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它们的侧重点不同。
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理性的见解。众声喧哗之下，仍有理性的声音，即有人建议将英语课设为选修课，减少学生的负担。这样的建议的确比较中肯，毕竟，于多数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英语的确用处不大。只是在探讨中，则无需将“汉语”与“英语”对立起来，因为它们天生不是敌人，而是可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
重奖一线教师是个好导向
建设尊师重教风气，更多需要给予教育更多独立、自主性，让教师在学校的教育事务和社会中更多感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满足。
浙江大学颁发“心平奖教金”，两位在讲坛上传道授业解惑多年、深受学生追捧的好教师获评“杰出贡献奖”，各拿到奖金100万元。
不管是不是迄今中国高校教师因教学而获得的最高数额奖金，100万元大奖都足以让普通人为之震动和欣羡。浙大此举，无疑为教师节的种种尊师重教的庆祝与纪念活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普通人，我们忍不住猜测两位老师将如何使用奖金，百万元巨奖能为两位教师的工作生活带来哪些帮助和改变;再进一步，还要揣摩下浙大教师队伍的平均收入会有多少，是否大部分人都能享受高收入与礼遇?如没有，百万大奖是否会达到激励教师们看到职业的曙光，将更多精力、热情投入教学一线工作?
虽然人人皆知，学校的使命，首先是“人才培养”。然而，像浙大这样的国内研究型、综合性大学，近几年大多都拔脚狂奔在通往“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每年都要接受政府评估和各种大学排行榜打量与说道，其中可以比较的硬性指标，主要在科研，从顶尖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到承接课题项目;教师升迁考核，过得硬的成果，也是论文与课题。而教书育人，只要完成了基本学时数，质量的好与不好，除了学生选课时的冷热、评课时的等级参差带来的一点尴尬之外，不易量化，更难在个人收益分配中得到体现。于是，一本备课教案讲了几十年的偷懒之师，缺少才华唤不起学生兴趣的平庸之师，师德发育不良的低俗之师等，在高校不乏其例。
社会人士出巨资设立“奖教金”，给长期不受重视的一线教师发重奖，十分可喜。不仅如此，近年来，每逢教师节前夕，各地都会评选一大批优秀教师、教育功臣，给予奖励。今年新学期开学，还有大学请学生们最喜欢的教授、名师坐上前排，领导们靠后。种种迹象，都让人深切感受到，尊师重教之风，正在中华大地上逐渐恢复、光大。
然而，仅靠一两次评奖、靠让人惊叹不已的高额奖金“放卫星”，或者靠教师节前后家长们花样百出、内心忐忑的送礼，都很难说明真正的尊师重教。正如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乐于从教，如果只是看中其事业编制、工作稳定又有假期，只怕一样很难打造更好的教育。
建设尊师重教风气，更多需要给予教育更多独立、自主性，不让“育人”之旨被应试填鸭挤对出局，改变教育的浮躁、功利心态，让教师在学校的教育事务和社会中更多感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满足。为人师表的最大奖励，应该来自学生的笑容与成长，而不只是孤零零的100万。
老师应该是“园丁”还是“导游”？
　　日前，一篇题为《园丁与导游》的小学生作文，在网上热传。该学生在文章中写道：“我希望老师像导游……而不像园丁，修剪掉我们不听话的枝丫，最终让我们长成了只会听话的植物”，引起网民热捧。
　　【正方】 老师定位应是“导游”
　　这篇“稚嫩”作文，之所以被疯狂转发，就因它切中了某些时弊，引起人们共鸣。把老师比作“园丁”的说法，虽沿袭已久，但确实不妥。
　　老师之责，在于教书育人，而履教育之责，应顺应孩子天性，因势利导，而不能是单向灌输式的。可说到“园丁”，给人的想象就是，会修剪掉“不听话的枝丫”，让其整齐划一，失去个性。这显然不符合教师的角色定位。
　　相形之下，“导游说”则更合乎情理。“导游”的职责，是对“游客”进行引导和指点，带领他们去游览美好风景，而不是扼杀他们的兴趣，绑架他们的意愿。这更符合教育的本质，那就是对孩子良性引导，而非盲目扼杀。而在当下，我们显然也更需要“导游型”的教师，而非修剪掉孩子性情、制造“病梅”的“卖梅人”。
　　【反方】 “园丁说”有何不可
　　这作文见解独到，难怪被质疑是“伪托”孩子之口。
　　把老师比作“园丁”，已成约定俗成的说法。而这，也跟“学生是祖国花朵”的比喻相对应。用“导游”替代，有违人们的表达习惯。
　　再者，“园丁说”旨在颂扬老师们的勤劳和无私奉献，而非钻牛角尖，去生拉硬扯出某些寓意。说园丁修剪掉枝丫是扼杀天性，为什么不换个思维，把它视作是“剪掉孩子人性中的缺点”，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更何况，学生天性被扼杀，跟这称谓无关。因教育沉疴未去，就怪责于老师的一个称谓，委实不合理。
没有博弈“学分制学费”难言公平
“学分制学费”，其推行必须为利益相关方创设权利博弈的程序平台，让学生及家长充分表达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意见。
山东试点高校“学分制学费”引发争议，7所高校将过去固定的按学年收费改为弹性的按学分收费，“学分制学费”不得超过“学年制学费”110％。有学生及家长质疑这无异于变相涨价。
高教改革原本就是社会焦点，一旦涉及钱的问题更容易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究竟是教育改革中的必要一环，还是高校打小算盘寻求合法化的“涨学费”，在缺乏对高教改革准确评估的前提下，或许很难轻易下结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公众的敏感进行探问，并由此反思教育制度改革的得失。
首先应当追问学生及家长的担忧因何而来。恰如教育学者所认为的，学分制改革是高教改革的一个系统性工作，其核心在于选课制改革，即为学生提供适配的个性化课程菜单，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自主权。因而决定这一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把课程菜单设计好并加强教学管理。但在最核心的改革环节用力不多的背景下，就急于推出收费制度改革，这样避重就轻的“单兵突破”，当然会引起学生及家长的担忧，尤其是上浮10％的裁量空间，很可能给高校学费涨价提供合法化借口。
收费机制的科学性，首先是建立在教育主体教育质量的改观基础上。联系到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种种弊端，在高校与民众之间信任关系极度不稳的情况下，高校将收费机制作为改革的先行内容，便很容易招致学生和家长对自己权利受损的忧虑。很明显，山东的改革方案并未充分顾及到这种大众心理。
更重要的是，教育收费，它还涉及到公民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实现，因而具有制度的公共属性，需要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我们不知道“学分制学费”改革究竟有多少民意基础，不过从家长和学生的反应看，显然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改革者的应有尊重。这种程序上的要求并不能因为改革本身符合国际潮流就可以忽略。
可见，即便“学分制学费”对于高教改革而言充分且必要，其推行也必须为利益相关方创设权利博弈的程序平台，让学生及家长充分表达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意见。尤其是“学分制学费”标准等级和升降幅度，更需要在博弈的基础上达成理性的妥协。只有在这样的正当程序基础上，改革政策的出台才具备正当性，也才能防止单方决策可能造成的权利风险。
代课教师自杀“清退”不宜一刀切
代课教师程兴贵的自杀，应该引发对“清退”的拷问，促使相关部门在对待代课教师问题上及时纠偏，体现更多的公共关怀。
近日，云南昭通代课教师程兴贵自杀。此前，58岁的程兴贵一直为自己代课教龄申报四处奔走，不过，在审核教龄时他只找到17.5年的工资表册，相关部门因此不认定其口述的25年教龄。程兴贵老人用生命代价，宣告代课教师人生的悲怆与无奈，令无数人为之唏嘘慨叹。
对此，当地有关部门回应称，未发现工作人员有违规违纪行为，还拿出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制度规则，阐述相关审核的步骤环节，来表明无需为程兴贵自杀承担责任。
冰冷的条文的确可以让相关部门无需担责，但是，现在我们更应该把程兴贵的非正常死亡视为一次对代课教师“清退”的重大拷问，由此来反思对待代课教师的制度良心，来让相关部门得到警示，别再让代课教师在离开讲台时，只留下一个悲怆的身影。
在中国，代课教师撑起过很多地方的教育天空。特别是在云南这样的边远地区，直到现在，依然在岗的代课教师还多达1万多人。年迈的代课教师程兴贵，最后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就是代课教师苦难人生的极致写照。特别是，这样的非正常死亡，就是发生在“清退”代课教师的环境下。诚然，这样的制度，可以从教师法的规定和教育部的要求那里找到依据，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长期苦难的代课人生，已经在这个群体身上植入了待遇、福利、身份等等太多“痛点”。如果在“清退”他们的时候，不能做出合理的补偿，不能体现出更好的人文关怀，一次繁冗的流程设置，一扇难进的门，一张难看的脸，都可能成为压垮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家为了优化教师结构，提高教育人才素质，将一些没有取得教师资质以及一些不具备教育教学能力的人排除在教育岗位之外，制度动机是好的。但是，这种一刀切的“清退”，也体现出了粗暴性，仅仅依据所谓的学历文凭、身份认证，实际上并不是对教师综合能力的最好评估。可以说，在“清退”代课教师过程中，有关部门更应该为这个群体获得正式教师资格提供更多机会，对无法继续胜任这项工作的群体做出合理有效补偿，更重要的是要对他们心灵进行有效的跟踪安抚。
从这个意义上讲，代课教师程兴贵的自杀，应该引发对“清退”的拷问，促使相关部门在对待代课教师问题上及时纠偏，体现更多的公共关怀，让代课教师在离开讲台后，都能获得一种既体面又有尊严的人生。
迎接检查遭车祸形式主义害死人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常见，但搞到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的程度，那就必须追究一些人的直接责任。
近日，新密市公路局为迎接上级检查，连夜要求为公路粉刷标线，结果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两死一伤。这起本不该发生的事故，可以说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互相交织、互相发力酿成的惨祸。
这次事件，应该成为反思创卫评比方式的一次契机。新密市之所以急着为公路粉刷标线，就是因为“上面”要对卫生城市创建情况进行检查。创建卫生城市当然是好事，但这种预先下了通知的定时定点的检查方式，明摆着就是让人家提前做准备。延续多年的创卫评比方式，早就在不少地方积起民怨，但多年来却没有多大变化，可见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沉疴难处。
新密市的“临时起意”刷标线固然有形式主义之嫌，但我们反对形式主义，要追根溯源，深挖形式主义产生的环境因素和具体条件，只有彻底地纠偏，才能最大限度消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弊。
当然，最直接的责任在新密市官方尤其是公路局，他们把常态的工作，变成只为特定目的才肯去干的“急活儿”，创卫对他们来说，是应对检查评比的形式主义游戏。这是酿成惨祸的直接原因，暴露出当地有关部门及个人严重的责任缺失，甚至有可能是失职渎职，这个责任必须追究。
退一步说，即使一定要夜晚施工，也应该充分考虑工人的生命安全，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我们相信他们有条件这样做，但为了自己的一点政绩目标，置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这种人性的冷漠，即使在法理不能定“罪”，但在道德层面是极大的罪恶。拿劳动者生命不当回事的情况绝非新密独有，这次事故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普通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弱势到连基本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这值得我们警醒。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常见，但搞到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的程度，那就必须追究一些人的直接责任。对于这次事故，如果不能让当地有关官员承担责任，这是失职，也是对事故中死者的不敬。
教授退休怪论何以引起巨大争议
一句话都引起了那么大争议，可想而知，任何涉及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事宜，都不能不慎重其事。否则，稍有不慎，相关政策可能将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清华大学延迟退休方案主要参与者杨燕绥教授一句“男的去养老院做园丁，女的给老人洗衣服，多好”，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近日热议话题。
杨教授建议延迟领养老金年龄至65岁，于是有人问她：“50岁退休，65岁领取养老金，那这15年怎么办？”她因此说出了上面这番话。平心而论，这番话也非全错。她应是为了提醒人们，退休年龄与领取养老金年龄可以不一样，而个人可根据自身情况继续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问题在于，她这话触及多数人十分敏感的养老金问题，普通老百姓辛苦几十年，好不容易退休可依靠养老金享清福了，却还被建议去当园丁、洗衣服，这当然难以让人接受。所以，她这番话不能不被舆论“痛殴”。
不过这里更想提醒的是，不能被这番雷人雷语遮蔽了延迟领取养老金风波的真问题。延迟领取养老金方案之所以提上讨论议程，一方面在于当前养老金池面临巨量缺口，另一方面是为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归根结底，这是为了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以时间换取空间。但要看到，养老金存在数以万亿计的缺口，乃历史欠账和当前制度漏洞所致，这笔账不能让老老实实缴费的人群埋单。这是其一。
其二，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不能违反程序正义原则和契约精神。简单讲，以前政策怎么规定的，就该怎么执行，不能随意变更。专家提出的这个方案，不仅有偷换概念之嫌，而且会让政府陷入不讲承诺、不负责任的公信力危机。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虽然看上去和延迟退休年龄不一样，其实是换汤不换药。而按照既往制度设计，个人退休之日即领取养老金之时，若要进行修改，不能绕过民意关。
退一步讲，哪怕真有这个必要，也必须照顾到不同缴费人群的利益，不能一刀切。特别是对那些已经开始缴费或即将退休的人群，这将造成大规模的制度不公。
相对于杨教授的这番话，上述涉及制度设计、政府承诺、程序正义等方面问题，才更加值得关切。当然，一句话都引起了那么大争议，可想而知，任何涉及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事宜，都不能不慎重其事。否则，稍有不慎，相关政策可能将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天价月饼遇冷是件好事
中秋将至，月饼却“遇冷”。据报道，严控“三公”消费使其销售量价齐跌，不少企业接到的订单比往年减少三四成，利润下跌甚至高达五成。价格方面，也以200元以下的盒装月饼以及散装中低档月饼最为畅销，高档月饼大幅减少，“天价月饼”甚至难觅踪迹。上游的原材料供应企业、包装企业以及下游的销售企业也大受影响。
然而去年之前，高档月饼可谓风光无限。月饼包装越来越豪华，价格越来越高昂，甚至出现附送金银珠宝的“天价月饼”。不仅是月饼，高档白酒业、高端餐饮业都有类似现象。
但是，在狠刹“三公”消费之后，一些高档白酒价格下跌、库存上升，甚至面临经营困难；不少高端餐饮门店或者关门歇业，或者转型图存。
“天价月饼”遇冷，可以说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彰显了狠刹“三公”消费的决心及成效，有利于廉政建设；另一方面，月饼也将从礼品回归消费品本质，整个行业得以祛除虚火、回归理性，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如今在泡沫破裂、回归本质的过程中，行业本身所承受的伤害，以及经济社会资源的浪费都不容忽视。值得反思的是，当“天价月饼”已经明显偏离了理性轨道，在舆论持续多年“喊打”的情况下，为什么没能阻止它“信马由缰”的步伐，最终越走越远，虚火旺盛、泡沫巨大？
在高端礼品市场上，对“三公”消费者而言，首先花费的是公款，不用自掏腰包的钱就不会心疼，因此价格不敏感，多高都承受得起。其次是只锁定少数高端品牌。送礼也有潜规则，每种礼品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品牌，不属此列者不但赠者自觉拿不出手，受者也可能为此愠怒，反而坏事。所以，不入“约定俗成”品牌之列者，即使再物美价廉也乏人问津。最后，礼品赠受双方都慷公家之慨，久而久之效仿者众，潜规则日益风行。几种因素形成合力，促成了“天价月饼”等高级礼品多年来的“信马由缰”。可见，在“三公”消费领域，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是失灵的。
如果舆论压力能够促使政府部门开展相关调查，追究责任，促使严控“三公”消费的措施切实贯彻，那么“天价月饼”和“天价白酒”就不可能在非理性的道路上走得那么远。
指责“抢票插件”打错了靶子
过去是网站，今天是插件，明天或许就是其他技术。在信息时代，积极获取“抢票攻略”也是一种“排队”。
十一黄金周全国火车票正式发售。为了防止部分旅客通过浏览器插件恶意刷票购票，12306正式推出专门对付“抢票插件”的屏蔽系统。360、猎豹等浏览器也“适时”更新抢票插件，与12306展开“见招拆招”的攻防大战。这场“城门失火”，注定“殃及池鱼”。最为悲催的，仍然是众多苦于抢票失灵而不断刷新屏幕以求奇迹出现的网民。
抢票软件的横空出世，带来的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用它抢到票的，心中暗喜；没用软件所以没抢到票的，深恶痛绝。网络舆情中对抢票软件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一直较高，有的指责“抢票软件抢去了社会公平”，有的则呼吁应“像打击黄牛党一样打击抢票软件”。
相对于在12306买票，“抢票插件”就显得不公了吗？依此逻辑，相对于排队购票，去网络买票岂非也在制造不公？毕竟，网络还没有覆盖全体国民。那些挤在车站售票窗口前的普通乘客，更需要制度的关怀。但我们是否为了“所谓的公平”，而重新回到都挤在窗口排队买票的时代？
已经回不去了。信息时代不会再给铁路企业发一张回到过去的绿卡。哪种方式能便捷地买到票，乘客们就会主动去学习和使用这种方式。过去是网站，今天是插件，明天或许就是其他技术。在信息时代，积极获取“抢票攻略”也是一种“排队”。
何况根本没有证据能够证实，无插件的12306可以实现网络售票的更公平。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家“官网”在垄断撑腰之下的不思进取。比如，一年前，铁路官方就曾吹风将推出手机购票程序“掌上12306”。而一年多过去了，官方手机购票客户端迟迟未能上线。与此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门槛的降低，中国网民的增长正在加速向社会底层人士倾斜。一个农民或一个农民工，可能并没有一台电脑，却多半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如果12306要实现其标榜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公平，确保低学历、低收入人群也能平等地买到车票，那么，打破销售垄断，直面并接入各类抢票插件或抢票手机客户端，就是最现实、最经济也是最合理的选择。
铁路企业之所以不愿开放车票销售，真正的原因当然不在某些乘客的不满情绪，而更在于它想坐拥数量庞大的用户群并使其保持依赖度。在电商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对用户的争夺已然白热化。从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的角度，支持抢票插件理当成为、也必将成为多数乘客的共识。看看我们周围那些因未得抢票插件之利的乘客吧，他们或有抱怨，却又多半会在抱怨之后赶紧添加或下载抢票插件。这，就是趋势。
副检察长为何胆敢顶风违纪
文晓平等人为何胆敢“顶风违纪”？为何毫不畏惧？一言以蔽之，监督不力。或者说，现行的监督机制，对这些法官、检察官没有足够震慑力。
“顶风违纪”，是山西省纪委对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文晓平等6名干部参加奢靡娱乐活动下的结论。6人中，文晓平级别最高，职务最特殊，最为引人注目。
文晓平等顶了什么风？当然是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和反“四风”行动。对此，文晓平会不清楚？当然不会。
身为检察官，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理应有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0月下发《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明文规定：“不取非分之财，不做非分之事”，“慎重社会交往，约束自身行为，不参加与检察官身份不符的活动”。这样的规定，虽然线条比较粗，但态度还是明确的。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推进过硬队伍建设，“毫不放松地抓好自身反腐倡廉和纪律作风建设”。这个决定，显然十分有必要，虽然有些迟了。
即使不是在当前反“四风”的形势下，即使规范检察官日常交往行为的条例尚未出台，由私企老板买单到歌厅奢侈娱乐，显然也是违纪行为。对此，文晓平会不清楚？当然不会。
副检察长进歌厅“找小姐陪唱”，让人想起了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两起事件之所以被大家联系在一起，自然是由于犯事者的特殊身份。根据报道，上海那几个法官，出入声色场所行苟且之事，似乎是家常便饭，从视频看，他们神态自若，毫无紧张之态。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文晓平是否常常如此“奢靡娱乐”，但是，他们拉帮结伙、呼朋唤友，似乎也并不觉得这种行为有什么见不得人，似乎毫不畏惧。
那么，文晓平等人为何胆敢“顶风违纪”？为何毫不畏惧？一言以蔽之，监督不力。或者说，现行的监督机制，对这些法官、检察官没有足够震慑力。
诚然，上海和山西对网络曝光和群众举报，态度鲜明，措施得力，但这两起丑闻东窗事发，均有一定的偶然性。接下来，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如何从制度上、机制上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并保证一旦出现这样的害群之马，就一定能让他们原形毕露。
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发生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法官违纪违法是人民法院的耻辱，是司法公信的灾难。”人民日报评论也指出：“法官形象关涉‘法治信仰’。”这次，文晓平违纪，性质同样严重，影响同样恶劣。
一旦公众的法治信仰坍塌，后果有多严重，是不言而喻的。要建立和维护公众的法治信仰，保持司法队伍廉洁自律、洁身自好的良好形象，是重要一环。保持司法队伍的形象，决不能护短、捂盖子，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坚决把不合格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去。
流鼻血不能成为毒空气测试程序
在这一事件中，儿童流鼻血成为测试有毒空气以发现问题的某种程序。这种等到对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带来影响才能发现问题的模式，远滞后于群众期待。
温州乐清学生流鼻血事件终于有了结果，校内教室甲醛超标和周边工厂排放有害物质空气，使这21名学生成为“牺牲品”。而今，出现流鼻血症状的学生已全部返校上课且情况正常，5名责任人被停职检查，而有关企业涉嫌非法排污也被立案调查。
事情至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只是，能就此长吁一口气吗？恐怕不能。
首先值得玩味的，是浙江省卫生厅专家组得出的四点结论。“儿童是鼻出血易感人群”，“不良空气导致鼻腔黏膜出血扩张、糜烂等病变”，鼻出血是在“原有局部病变基础上”，乃至“小部分学生存在心理应激反应”，这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专家结论，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刚刚发生，似乎没那么严重，甚至有点“大事化小”，不必惊诧的感觉。然而，这些毒空气对身体究竟有什么不良影响，会不会有后遗症，消息中未见只言片语。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这些儿童，正是他们的“易感性”“原有局部病变”，使问题很快被发现。假如此地没有学校，没有这些易流鼻血的儿童，那么有害物质空气还会肆虐多久？假如不是发生在小学生这个社会注目的焦点身上，问题即使被发现，又能得到怎样的处理？
恐怕不容乐观。一些地方的水、空气污染了，问题也被发现了，有的甚至被曝光多次了，也未见动静。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个案的成功处置，并不意味类似问题的治标又治本。个案的极速处理，并不意味着这种处理模式就可以成功复制。如何举一反三，如何亡羊补牢，如何把个案中的共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纳入解决程序，恐怕更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用点心。
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正是一些职能部门的失职，导致问题发生、堆积，最终坐大为祸。温州乐清学生流鼻血事件，即是明证。如果不是学生流鼻血，职能部门焉能发现有害物质空气问题？显然，在这一事件中，儿童流鼻血成为测试有毒空气以发现问题的某种程序。这种等到对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带来影响乃至损害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远滞后于群众期待。
职能部门的责任，就是要监管到位、常态化。而不是等问题为祸群众生命安全了，才想起要履行职责。更恶劣的在于，已经对群众生命安全造成损害了，仍无动于衷。这一点，是温州乐清学生流鼻血事件以及类似事件给予我们的深层次反思。
教师节管他几号
大学一开学，就遇到教师节，想起有些学者曾提议：教师节应当从师出无名的9月10日，迁到按照天文历法推算为孔夫子生日的9月28日。
本来，这教师节就算不得什么节。我是大俗人一个，“节”的标准就是要么放假，要么发东西。如今，放假的节还真不少，可从来不见教师节像三八妇女节那样，讨得半日清闲。
至于发东西，没有法令规定学校在教师节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