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那些高考失利却仍然成功在各行各业的人
喜迎高考金榜题名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到来！
在这举国沸腾的时候，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候，小编不得不亲自拿起电话打给了表弟。
“复习的怎么样了？”我问。
“一个字都还没看呢！”表弟淡定的说。
“眼看着明天就要高考了，你居然还不好好复习，你还想不想考上好大学了？”我咄咄逼人道。
“表哥，我都大三了，你每次都这样玩，不无聊吗？”
这一晚，不知会有多少孩子夜不能寐。
这一刻，不知又有多少家长食不能安。
无论高考究竟在漫长的人生中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超级表格团队都在这里恭祝天下的考生金榜题名！
古人把婚丧嫁娶作为人生大事，而现在的闪婚闪离已经司空见惯。曾经把高考作为一考定终身的转折点，而现在……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选择，小编这就来为大家捋一捋那些高考失利却依然成功的人……
当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淘宝购物成为当今时下最流行的购物模式，马云似乎成为了成功的标识，成为了走向人生巅峰的楷模。
然而，马云从小到大不仅没有上过一流的大学，连小学、中学都是三四流的，初中考高中都考了两次。1982年，当18岁的马云参加高考的时候，他经历了第一次高考落榜；第二年，马云再次参加高考，再次落榜；直到1984年， 第三次高考，勉强被杭州师范学院以专科生录取。
而他如今之所以被人如此“神话”，与他没有任何背景、没有高学历是分不开的。屌丝逆袭的故事和《灰姑娘》一样让人喜闻乐见，源远流长。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给了全世界一次绝佳的漂流体验。精致的画面与生动的3D特效让这部电影以及李安再次出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李安第一年高考，以六分之差无缘大学，第二年高考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两度落榜让他家感觉到了世界末日。整理好心情之后，李安最后考上艺专影剧科，在他的电影世界里大放光彩。
获得三座奥斯卡金像奖、五座英国电影学院奖、四座金球奖、两座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以及两座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如果说马云是互联网创业的“神话”，那么宋丹丹也是小品界的中流砥柱。她用自己的喜剧天赋夹杂着东北话自身的幽默腔调，每年大年三十都能带给千家万户欢声笑语。没有宋丹丹的赵本山，也不会是现在的赵本山。
宋丹丹说她高考那年19岁，但却遭遇初恋。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其实很多人不喜欢看《非诚勿扰》，但是却喜欢上这个光着头的孟爷爷。江苏卫视的大型相亲栏目在中国一火停不下来。在台上能说会道的孟非，总是给整个节目带来不一样的色彩。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孟爷爷也是高考落榜生。1990年，他参加高考。他说：“落榜对我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坦然面对，也从未想过去复读。干什么不是一样?”
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他对社会的艰辛认识不足。落榜后他去深圳打工，结果处处碰壁，不到一个月就回南京了。
他意识到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告诫天下落榜的考生说：都说知识决定命运、性格决定命运，就是没有听说过高考决定命运。
提到能代表中国青春文学的作家，你就能想到韩寒。甚至提到80年代，你也能想到韩寒。在1999年，刚上高中的他以一篇《杯中窥人》获得首届全国新概念作为大赛一等奖。次年，韩寒就退学了。
他的书和他的人生一样，永远透露着叛逆不羁，桀骜不驯的样子。如今已成为国民岳父的他也渐渐褪去傲慢，逐渐成熟起来。
把俞敏洪老师排在最后，是因为所有学习英文的人都应该知道新东方，所有知道新东方的人都应该对俞敏洪老师的生平了如指掌。
前两年高考俞敏洪英语分别是33分和55分，两次都落榜。
第三次高考：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俞敏洪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考好。但是，俞敏洪确实只需要40分钟。高考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95分，总分387分。最终被北大录取。
小编为大家盘点这些落榜过却最终走向成功的人，不是让大家放弃高考或者认为高考不重要而随意对待。在全国的各种选拔之中，高考依然是作为一个最为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方式。只是高考仅仅是人生中众多选拔制度中的一种，所有的考生都应该放平心态，即使高考失利，人生也同样可以过的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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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云：为什么考10名左右的学生，最容易成功？
　　&教育&，顾名思义，前指教书，后指育人，二者本是一体，不可分割，著名企业家、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从他自己以往多年的从教经历出发，对当今教育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以下是他最近关于教育的一篇演讲：
　　今天大家对于教育的问题的看法，要一分为二来看的，中国的&教&相当好，中国的&育&做得不够，&教&&育&是两个概念，教书，到全世界各个大学去看，中国学生，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初中高中都是属于比较差的学生，到欧美都是最好的学生，这跟我们老师教育水平，学生的勤奋，老师教育方法有关系的。
　　&教&和&育&是两件事
　　但是中国的&育&做得不够，其实老师让学生一辈子最容易记住你的，是从音乐、美术、体育里面告诉他做人的道理，现在的孩子读书很好，但是做人的道理各方面差了很多，知识是可以传授的，是要勤奋努力学习的。但是文化是玩出来的，现在孩子玩的时间实在太少，我们老师玩的时间也很少，如果我今天重新设置中国的教育体系，幼儿园的孩子们，他刚刚开始必须学会唱歌、必须懂得音乐，必须欣赏音乐，音乐对人实在太重要。
　　朗朗弹得那么好，我就没听懂，我只知道很难弹，好在哪儿，似乎感觉到里面有激情。可悲的是我们这方面，如果没有这种感受，将来对于情感的把握，找到自己可以通上智慧的途径是少了一条道。
　　还有美术是多么的重要，美术重要在哪儿？就是你要有想像力，没有想像力的孩子是很可怕的，画画是开拓想像力很重要的方式，有老师说我不会画画，没有关系，让孩子去想，让孩子去画，西方老师教人家画画，他的画不一定会画画的人才能教画画的，而是画画本身就是开拓想像力。
　　人家说你为什么对足球那么感兴趣，我对足球本身没有兴趣，但是足球对于中国未来带来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乡村的孩子们，也对足球篮球群体运动极其重要。我们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我们不会懂得如何进行团队合作。我们公司招来那么多年轻人进来，中国年轻人的团队合作最糟糕，他们没学过，不是他们不会团队合作，团队怎么出来，打篮球的时候，这哥们从来不传球给别人，就自己扔，没有人跟你玩的时候，他就懂得，不配合没有人跟他玩。
　　如果不会运动，这个民族不可能健康，如果没有运动，身体不可能健康，心理不可能健康，数学很重要，语文也很重要，确实没有这些基础那就啥都没有，但是有一点更为重要，音乐、体育、美术这些东西，让一个孩子真正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学习的机器。
　　我特别鼓励孩子要会玩，最聪明的孩子，既会玩，也会读书，其次是会玩，未必会读书，会读书不会玩很麻烦。我招几万名年轻人，招聘下来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些孩子有出息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都特别会玩，都特调皮，调皮的孩子容易成功，但是调皮的孩子不讨老师喜欢，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调皮，一顿骂，活活把他的天性扼杀住。
　　我招聘的时候，不太喜欢一个班里面从小到大是前三名的学生，前三名的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失败概率实在太大，他觉得我就是最好的，我出来也得最好的，一点挫折他就掉下去了，社会上不吃这一套。而往往最好的学生是什么呢？十名左右，读书不是很用功，他搞来搞去就是十名左右。
　　我在班里面不是前三四名，也不会跌到十名以外，我考91分，努力考94分、95分也有可能，但是我花的时间太多了，但是我花时间跟别人玩，学到更多。
　　所以&教&和&育&是两个概念，当然我们现在对于老师、对于学校的期望值太大，教的主体是老师、学校，但是育的主体是家庭，家长得参与进来，老爸看到孩子不对的地方，有没有拍桌子，子不教父之过，父母也很重要，你对孩子要带着欣赏。
　　老师要点燃别人、发现别人
　　由于知识的爆炸，我们年轻人一定比年纪大的人东西懂得多，但是年纪大的人，经验阅历比较多。上帝这个程序设计很有意思，知识是可以传递的，两千年来，人类知识翻了那么多，无数知识爆炸，由于过去两百年知识急剧爆炸，但是人类智慧并没有提升多少，孔子比我们还是聪明，老子还是比我们聪明，释迦牟尼讲的东西，怎么两千多年前就那么聪明呢，我们现在还是比不过。因为人一百年会死的，你有体力的时候，不会让你有智慧的，等你有智慧的时候，体力又不行了。
　　你爷爷跟你讲这个事情不能干，那个事情干了不行的，年轻人说你老头子不行，不等于我不行，四五十年过去之后发现爷爷讲的真有道理，他跟孙子讲，你这样不行的，他说去去去，就这么循环。
　　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就是学会欣赏，你不热爱当老师，你不欣赏你的学生，你每天越看越烦，我告诉你，你不欣赏也没办法，反正他们每天在那儿。
　　我刚开始做企业做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骨子里面也看不起商人，总觉得挣钱这个事情唯利是图，前面五年没成功过，到后来觉得商人不是挣钱，钱只是资源，而是通过其它办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促进更多的就业，让别人更有快乐，你做得越来越好。其实我这十年，你去问问阿里巴巴的员工，我什么时候跟他们讨论商业模式怎么挣钱，没超过十五分钟，反而挣钱越多了。
　　挖空心思想挣钱或者不想挣钱，都是错的，你只是觉得在做自己的乐趣的事情，看到自己的客户烦，就等于看到你的学生烦一样，你躲不开，谁让你选了这个职业，你必须去做。你要欣赏你的学生、欣赏你的产品、热爱你所做的事情，别在乎别人怎么看。
　　最后老师受人尊重，不是说这个职业多么重要，而是老师给社会创造的价值，给这些年轻人，给这些孩子在人生起步的时候，说的一两句话改变了他们而已。
　　老师要做好点燃别人、发现别人，我在公司里面，人家说这个员工特令人讨厌，我想他进来也都进来了，要开除他也要有理由，他这方面特别好，只是没有关注而已，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好员工有的时候也是表扬出来的，当然该不及格的时候还是要给他不及格。
　　其它的也没什么，教和育，大家注意，小学的时候，教很重要，育更重要，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是要有规律的，小学的孩子，必须要有舞蹈、音乐、运动，小学的时候，我们要教的是价值观，一定要教他怎么学会做人。
　　谈人生&&谁的青春没有迷茫过？
　　我们以前老的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最早的课本讲做人的道理，西方的课本也是一样，通过做人的道理来学知识。我们的小学老师，不要去排斥西方，也不要把东方看得多糟糕，一千个东方的故事，一千个西方的故事，让他们孩子第一天就不排斥东也不排斥西，在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知识里面吸取营养。小学的时候，求知欲很强，让他必须学会玩。初中该记的时候就记，记忆力最强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高中很容易迷茫，考什么大学，考什么专业，到底要干吗，谁没有迷茫过，谁没有犯过错误，谁对未来永远是充满自信的？
　　我经常跟年轻人讲，他说我现在很迷茫，我说我比你迷茫的事情多得去了，我五十岁了，现在还在迷茫呢，把这些东西跟他讲一讲，他觉得我跟他是同类。高中要培养兴趣，高中的时候，一定要让年轻人找到未来感兴趣的东西，他找不到，也鼓励他，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找到！
　　把这些告诉我们的学生，给他们信心和期待，相信他们肯定都不会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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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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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谢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高考）
【编者按】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对被文革耽误了十年的知识青年来说，好像“天亮了”。1977年至今，超过1亿名莘莘学子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高考制度至今仍然是中国选拔人才的最主要制度，也是最受关注的教育话题。在今年高考结束后不久，“知识分子”组织了主题为“我的高考，我看高考”的线下沙龙活动，邀请了数位1977年、1978年高考亲历者、高考制度研究者以及大学校长和社会学者，共同回顾恢复高考的历史，并深入探讨高考制度改革的现实意义。在《知识分子》线下活动中，谢宇教授分享了他对高考的想法。以下为演讲实录。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谢宇在“知识分子沙龙”活动上发言。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号 知识分子我在北大、在普林斯顿教书，经常有学生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有什么窍门？”我说，实际上很简单，你不需要去买什么《我的成功》、《我的事业》这一类的书。反思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运气好，运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一生。1976年，我中学毕业，当时我父母被下放到农村，在农村的医院里面工作，而我也面临下乡。但是还没有等到安排我下乡和工作，到1977年，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一下子出现了高考。我年纪比较轻，不听老师的话。我父母说我不听老师的话，不是好孩子。老师认为我不认真学习。没有一个人看好我，认为我以后就是一个没有出息、没有出路的人，或者可能是比较“危险”的人，因为我讲话比较直，喜欢批判。所以大家都不看好我，特别是老师也不喜欢我。我当时并不在乎，也不知道未来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但就觉得做我喜欢的事情就行了。这时候高考出现了，谁也没想到还会有高考，也没能想到还能上大学。我们在农村生活的人，都觉得上大学就像去天堂一样，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当时想过为国家、为人民做些贡献，想做个不寻常的人，想要度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我觉得当时自己周围的人好像都太平凡了，包括我们大队的书记、公社的书记等等，大家生活太平凡、毫无意义。我只知道我想要有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活，但不知道这个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这就让我很厌烦。这时候，高考就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出路。当时老师们都知道我很聪明，他们说：“我们这所中学大概十年来所有毕业生里面有只有你一个人能考上”。后来，的确我们镇上就只有我和一个学体育的学生考上了。高考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假如没有这场考试，我连26个字母也不会，更别说日后的学术成就，这一切都是从上大学开始的。我本来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没有出息的、没有出路的、被社会抛弃的和别人不一样的人，高考让我一下子变成一个有机会在学术上做自己喜欢的与众不同的事情的人。可以说，没有高考，我就很难有这样一条出路，所以我很感谢邓小平。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真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事情，它不仅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人生，从对社会的意义来讲，后来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科技的进步等等更是与高考的恢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从这点来讲，当时恢复高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对社会特别有积极意义的一件事情。高考是社会流动的途径 我研究的方向是社会不平等、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在每个现代社会国家，教育都非常重要，在中国尤其重要。现在中国的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收入、财富、各种资源的分配，在不同阶层之间相差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担心会不会出问题。对此，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后发现，中国人在心理上接受不平等的程度非常高，容忍度非常高。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一般的群众对不平等接受度比较高，特别越是底层的人反而接受度更高，觉得不平等没什么了不起；而有文化、有层次、有地位的人的接受度有时候被认为还不够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现在的媒体宣传中，经常认为重要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应该享受比较好的待遇，也就是根据你的能力、业绩、贡献来评定你的回报、收入、地位。这种认识是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传承下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不平等本身并不要紧，只要获得财富和地位的渠道是正当的，就是受认可的，地位获得的合法性是很重要的。大学时代的谢宇。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就是获得地位的一种合法途径，比如说，什么样的人能做老师、做医生，都是需要以其所接受的教育作为基础的。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知道教育对社会地位的获得很重要。即使是家庭经济地位低的人，他还是有这种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这种相对机会叫社会流动。如果社会流动是开放的，就算存在不平等，但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只是你的机会多，我的机会少，但我努力一下可能就补上。笨鸟先飞也好，或者是下苦功也好，如果我下了功夫弥补了我先天的不足，那么这种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假如个人的教育的获得更多受到家庭背景的约束，他没有可能通过大家认可的那种合法化的渠道，来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从整个社会来讲，一定要对所有的人开放社会流动的渠道，让人们觉得大家都是有机会的，而且这种机会是合法的、公开的，是被大家认可的，是一种游戏规则。现代社会和我们当时读书时的社会很不一样。我经常说，现在的年轻人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你再有才能，你再努力，你也不一定马上被认可，不会说因为读了大学马上被认可；而在我们当年，戴一个大学校徽走出去，大家都会很认可你。现在，财富的产生、资本的力量，还有政府体制、行政系统也比以前强大得多，相对来讲底层人民从教育获得地位上升的这种渠道比以前削弱了，而且他们的声音也比较低。总而言之，我对具体的政策没有很多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教育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获得社会地位的渠道，这个渠道应该对所有人开放，应该是公开的，是合法的，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即使在社会不平等的情况下，它也必须能够作为一个保持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不能割裂地来看高考高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层次中，和其他事情都是挂钩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教育和高考单独来看。高考影响到工作和回报，这是后话。前面还有中学、小学，还有幼儿园。所以从一定程度来讲，高考问题是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能够单独地讲高考问题。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了，应该说是市场发挥的作用更多。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管理的程度增加了，政府的角色强化了，行政化程度比较高，社会不良现象也增加了。那么，在当下，是不是最好的人就一定会坐在最好的岗位？不尽如此。有人说，我们的教育体制太扼杀个性，比如说学校的自主权太少，给系所的自主权太少，给老师的自主权太少。比如很多老师不能够招自己真正想要的研究生，因为有这样那样的规定。假如政府的权力太大，就会变成很多东西只能用分数衡量，分数是一种简单化的衡量手段。人实际上是有异质性的，就算考分一样，个性不一样，他的潜在能力也不一样。老师、学校也是同一个道理。除了“985”“211”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发展方向、不同的专业，并不是说一定是谁高谁低、谁好谁坏。当整个社会把所有的人都同质化了，都是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来排位，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存在问题的。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就一定要上北大、清华？实际上我们新建的很多学校都是很好的学校，任何地方的学校都可以出人才。在美国，任何一所前100名、200名的大学都可能出人才。而我们的做法太简单化了，看分数、学校就知道你大概是在什么样的范围，雇主招聘时候也一样，这种做法降低了管理成本，却带来了很多问题。现在的高考没有体现人的异质性同质性太强对学生而言不是好事情。因为他们会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么想，比如说，现在的北大清华的学生家庭背景大都比较好，家庭背景相似，经历相似，同质性较强。但实际上，你应该要和不同层次的人打交道，我们这里讲叫做多元化（diversity）。我熟知的一位教授针对苹果、谷歌等高科技公司做的研究，题目是“什么样的团队最能够成功？”。他的主要观点是，团队里应该有不同的人，异质性很强的人，文化、性别、教育背景、专业、国籍，等等，越是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越能够产生创见。谢宇和大学时代的导师徐匡迪（中）合影。而反观我们国家的考试制度，学生能够考一样的分数，经常看的书也都大同小异，背的课本也一样，想法也相似，这样就太同质化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要讲高考出了什么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反过来问，是不是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出了问题，是不是说整个社会结构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些更大的问题，而不只是高考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高考？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总结起来有三点，一是文化，二是政治，三是经济结构。首先，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作为官考的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官考实际上也和中国的政治结构有关系：中国的政治机构规定了不能任用亲戚，但官员的权力很大，很多人都想做官，这个官职到底给你还是给他呢？没有标准，所以到汉代有了推荐制度，后来发现推荐的不靠谱，是具有一定主观性的。所以，到了隋朝就变成了考试制度。这是历史上的原因。中国人不管在哪里，都喜欢考试，野心（ambition）也都很高。我们在美国做过一个研究发现：美国的白人，在同样的学校里，那些来自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家庭的学生，他的读书欲望（expectation）比较低；反之则比较高，呈现一种斜率的分布。亚洲人是不管他的家庭地位多高，都有很高的读书欲望，这条线基本上平的。我们在中国的中西部也做了一个调查，情况类似：父母都没有高中毕业的，有将近50%的希望小孩读博士，期望非常高。第二，体制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相对来讲，处于一个“强政治”的环境。我们有教育部、有很多学校，在选拔学生和人才时，最方便、最容易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看分数，这样可以按照计划规范行事。在这样一个体制当中，每个老师都是可以替换的，每个学生也是可以替换的。因为，这就是一个数字，就是一个编码，没有任何特征，这样，我们就很难去真正了解每一个人、每一所学校。第三，经济发展使中国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有约85%的农民。我们的父辈很多是不识字的。我们当时的大学录取率是5%；现在中国的毛入学率接近美国，是很高的一个数字。工业化社会就是把人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了，而从事非农的工作就需要发展教育，因为农民传统的农业知识实际上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需要上学也不需要系统地学习。但在非农业社会，要找工作，就要看你的文凭，接受教育成为进入市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还有，实际上，整个社会，无论是它的价值观，还是它的体系，都是单一化的，是整个官僚的体系。什么处级、副处级、局级，我是什么级别，别人是什么级别……这种与官场相应的等级制度、符号、身份，在中国社会，对人们很重要。你说杨振宁需要说自己是某某长吗？不需要，杨振宁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很多人都需要一个招牌，因为他已经没有内涵了。在等级社会，改变每一个行业的办法都是排座次，所以，一个外部的评价标准也就应运而生了。但中国不是一直这样的，比如说鲁迅、蔡元培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有个性的。北大清华毕业生获得的好处太多了在中国，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北大清华毕业生获得的好处太多了。在中国，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所得到的回报要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所得到的回报。在美国，你去个哈佛、普林斯顿没什么了不起，你就是去了一个学校，是一个好的学生而已。谢宇说，当年戴着大学校徽就会很受尊重。在就业、工作、社交，甚至谈恋爱找朋友方面，北大清华毕业的都受优待。甚至高校招老师，有人说差不多背景的人，我看不出谁好谁不好，但我们就要北大清华毕业的，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这个信号太大，利益太大，回报也太大。家长对上清华北大名校的热情非常高，这个社会给他们这些上清华北大的人的回报也太高，这不合理。随着大学入学率的提高，我们的文化不适应这种现状。以前是几百个人里面、几千个人里面才有一个读书的；现在富裕了，大家都读得起书。这样，读书就应该变成一个基本的条件、是一个常态，并不要把它捧得太高。上好的大学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你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跟北大、清华的学生讲，你们是运气好，因为考试当中多出来的一两分都是随机的现象，你就是比人家运气好才进来了。即使你真的智商高，也不一定做得出成就。不要太认同考分高的人，比如说，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都是大学没有毕业的，我觉得马云也蛮好，普通学校的大学生也可以做得很好，社会应该提倡每个人都是优秀的这样的风气，即使考不上北大清华，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上名牌大学。既然是精英，精英一定是少的。其余的大部分人也要有出路，要有追求。所以中国的问题，我觉得不仅是“北大清华”的问题，是大多数人不读北大清华，读普通高校或者读普通专科技校，他们不受老师的重用，他们挨父母的骂、被骂没出息，整个社会也不重视这些人，他们是受苦的。所以整个社会要改，首先从教育上、从政治上，要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现场问答】观众提问：您从工科领域到社会学，然后从事社会学研究，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专业的？谢宇：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志愿几乎都是自己填的。那时候社会需要冶金，所以我就学了炼钢。当时我们都认为科技就能够救国，后来读了两三年大学以后就发现并不是这样。我们当时不许转专业，所以我就读完了冶金专业。在我们77级那一届，不仅恢复了高考，还有一次机会，就是教育部组织的选派出国，据说也是邓小平做的。于是，本科毕业后，我就考了科学史专业，官派出国。我学科学史的原因就想了解西方的历史和它的文化。我觉得科学技术与经济和其他都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就想去了解西方的哲学和文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本身又对现代社会很感兴趣，所以我当时暑假没事就选了一门课，叫做社会学方法。在这门课上，我碰到一个老师，老师说，你这么有才，应该来学社会学。我说我没有钱，他说你可以申请到奖学金。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让我改学了社会学。后来，我也碰到两三个这样的老师，说我很有才，应该改专业。我说不能再改了，我已经改了两次了。我还遇到过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他也要我转学经济学，我也没改。回首这样一段经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社会分工就是应该让每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做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观众提问：想要请教一下谢宇老师，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你创办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公众号是怎样一种情怀或者是怎样一种期待。您认为高考或者高等教育在培养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上应该承担怎样的职责？谢宇：我不认为我是“公共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首先，我觉得社会一定要有分工，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不喜欢被人管，我也不管别人，把我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而我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独立思考。我觉得中国的种种传统使得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思维、知识面、意识形态都太单一。我们要有创见，就必须要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去怀疑和挑战权威。没有怀疑，就不可能有科学，也不可能有爱因斯坦，不可能有牛顿。科学的本质就是怀疑，知识的本质也是怀疑。我们要怀疑就是要跟权威做挑战，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要独立思考。所以，我们创办《知识分子》的初衷或者目标主要是给中国带来一个不同的价值观。用饶毅的话来讲，就是科学价值观，就是科学至上的价值观。对我来讲，就是个人为主体，自己为自己考量，而不是依靠一个单位、一个课本、一个系统的体制来想问题。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以个人为代表的个体甚至产品。我觉得，目前我们缺乏有个性的产品和企业。我觉得人的价值就在于个体而不在于群体。我们都吃同样的菜，上同样的学校，受同样的教育，喊同样的口号，看同样的东西，这样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大趋势，但是这与人类本身的文明是相违背的。你去读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人文主义，就是把人的本质解放。追求一个人的异质性，而不是被同化掉。这就是我想追求的。【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微信号：The-Intellectual）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
(原标题：谢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高考)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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