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的成功证明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是科学，不是“神学”　　
——和北大余斌商榷　　丁礼庭　　在去年，北大余斌先生曾经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发表过他的部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本人曾经在余斌先生的帖子后面三次跟帖叫板，但余斌先生没有回音。在此，我又看到了余斌先生在中国最高学府北大的演讲稿，我不管楼主是不是余斌先生本人，在此再一次向余先生的观点发起攻击，批判余斌先生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错误观点。并希望和余斌，以及左大培等左派人士论战！ 　　我认为，余斌先生认为他仅仅用了他的二本书的有限篇幅，就号称彻底地、全面和全盘地否定了经历一百多年发展、无数经济理论工作者呕心沥血创建的、并且被自马克思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完善的社会实践和造就了世界上唯一一种类型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证明了的经济理论，并把它定义为骗人的“神学”。这种“全盘否定”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式本身就是不科学的、非理性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辨证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就象西方经济理论家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时，是有继承地批判，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和方法，也符合马克思的辨证逻辑。　　下面我从理论上具体地来批判余斌先生的错误观点：　　（一） 、斌先生说：“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样一个完全等同于　　为什么是奴隶主奴役奴隶而不是奴隶奴役奴隶主的简单问题，竟成了一个长期困扰经济神学家的重要问题。”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问题，竟然被余斌先生变成什么“历史逻辑”的大问题，这是因为“资本”的文字定义就是“用于雇佣别人劳动的资金或资源”，而“劳动”的文字定义就是“不能雇佣别人劳动”，一旦劳动雇佣了别人的劳动，就不再是劳动，而是“资本”，实际上也正是劳动着的资本家雇佣了别人的劳动才成为资本家。所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有钱雇佣别人，而有的人不能。所以余斌先生和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不平等对资本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正如余斌先生所指出的：“事实上，早在这种殖民地历史之前，历史逻辑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以往的‘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的所谓的‘自愿’组合的过程就清楚了：‘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　　我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有“不平等”、不合理、甚至是残酷剥削的　　事实的揭露，大多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余斌先生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历史逻辑”就是以这种“历史上的不平等”来质疑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但我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孤立地分析历史的，非理性的“历史观”！这是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和平等，我们只能努力追求一种相对的公平和平等，并努力从历史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中不断地走向相对的更公平和更平等，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这种我们追求的相对的更公平和更平等，也永远不可能是绝对的公平和绝对的平等。如果我们一定要刻意追求某种超历史现实的绝对公平和绝对平等，那么结果不可避免地必然是绝对地更加不公平和更加不平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的不平等”，虽然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弊端，是不合理的。但是，它不是资本主义的首创，它是历史上从来就存在的不平等的事实，自然地发展的结果。谁也不能否认，当封建农奴演变成无产者时，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水平并没有普遍地恶化。因此，这种不平等是历史上从来就有的，它不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规律，而且是人类进化的一种规律。所以，重要的问题不是批判这种“历史的不平等”，而是选择怎样的社会模式使人类实现科学的、理性的、相对的、最大限度的公平和平等。对于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西方经济理论、社会民主党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制度给出了二个绝对不同的答案，如果我们还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历史的逻辑”是谁对谁错，应该明摆着。（详细论述请参阅我下面的附件——《经济制度比较论》）　　（二） 、在我再来批判余斌先生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逻辑”！　　余斌先生说：“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私有财产与工人对立，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有可能获得维持和再生产其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于是在经济神学看来，只要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价格大于零，就算得上是‘公平与合理’的了。”　　在这里，余斌先生的所谓“现实逻辑”的实质，其实就是我们上面分析的为什么有的人有钱，可以成为资本家，有的人没有钱，只能通过劳动获得生活资料，其实这还是一个“历史逻辑”同样的问题，我们上面已经分析了这种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接下来我们来分析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相对合理性。　　1、我对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理解是：　　自然资源全民共有+过去劳动私人所有+现在劳动私人所有=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所有制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残酷的不公平和不平等，那么，　　我就必须客观地承认在马克思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制度也在不断地自我完善。它客观地遵循了“不断地从不公平和不平等逐步地走向相对公平和相对平等”的“渐进的”社会自然演进规律。　　目前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资源都是私人有偿使用，完全是全民所有，而生产资料，包括流动资金和土地都是过去的劳动所有的积累，如果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劳动私人所有，即消费资料私人所有的话，那么这种劳动私人所有和消费资料的私人所有的积累，必然地会转化为生产资料，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因为市场经济规律必然有把社会上闲置的资金自动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功能，这也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功能之一。如果硬性规定不允许闲置的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话，这不但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同时也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至于社会上闲置资金，即消费资金的积累是不是劳动所有，关键是承认不承认资本家也是劳动者以及资本家的投资资金是不是他，或者他的前辈的劳动收入。如果要追索到原始积累时期资本的强势和劳动力的弱势之间不公平的竞争，我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我们只能从不公平逐步走向公平，并力求越来越公平。如果谁想要追求绝对的公平，那么必然会产生公平的“异化”，结果必然是绝对的不公平。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历史证明。同样，如果我们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律，硬性规定“过去的劳动所有”不允许获取利润，那么也就等于堵住了“劳动积累”转化为“生产资料”的正当途径。这也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那么剩下就如何合理分配是“过去劳动收入的生产资料”和“现在劳动的劳动力”的收入比例的问题了　　2、 那么，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否真的是像余斌先生所说的，资本家剥夺了　　工人对产品的劳动所有权，是“想给工人多少就给多少”吗？　　我认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在生产过程中发挥　　过作用的生产资料、劳动力、流动资金、土地，通过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分别获得了，利润、工资、利息、和地租。所以，确切地说，是资本家通过支付工资、利息和地租“买下了”产品所有权。所以，在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产品所有权归谁”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规律客观上必须要有一个“投资风险”的承担者，不管他是工人还是管理者，都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投资者购买劳动力、流动资金、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必须是最大限度地公平的。而这种公平只能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正因为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宪政社会从法律上规定了限制权力和垄断的民主制度和反垄断的制度的法律体系来最大限度地保障这种“公平竞争”原则。事实上，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工资是通过资本家、雇主联合会、劳动者、工会共同协商（或者说是竞争）确定的。而且，随着科技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客观情况下，市场对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偏重于“智力劳动”，也就是说，劳动力对收入分配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比如，比尔·盖茨作为一个东欧移民，刚踏上美国土地时，口袋里只有20美圆，但他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劳动，当然是创造性智力劳动，成为世界首富，在他成为首富之后，他并没有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女儿，而是把绝大部分财产用于慈善事业。这就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3、 我同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的部分观点，我认为，市场经济的游　　戏规则，本则上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它会自动地调节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因此他从根本上不是相对公平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不断自我完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在二战以后，就提出了“向贫困宣战”的口号，着手创建“伟大社会计划”，在资本主义社会创建了规模巨大的福利制度。因此所有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都必然地有一个廉洁和公正的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来调节收入，（当然还需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需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的配套，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善和健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哈耶克都承认合理的福利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政策中，既有弱势群体生活保底的福利制度，又有激励有产阶级投资的“上不封顶”的高收入，而正是因为有了“上不封顶”的高收入带来的效率和财富，也成为福利制度坚实的物质保障。我们必须承认，在被余斌先生全盘否定的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但基本上消除了贫困，或者说所有国民都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造就了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坚力量。　　这就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逻辑”。我认为，如果有人坚持用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理论来批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话，只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愚蠢行为，因为通过一百五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在下面的附件《经济制度比较论》中详细地、系统地比较、分析、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谬误，供读者参考，也欢迎左派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论战。）　　（三）、至于余斌先生提出的资本主义“现实逻辑”的四点理由中，第一和第三点所批判的所谓“MM无关论”，鉴于他没有在网上公开他的“博士论文”，所以我不能了解他的全部观点，因此无法在此进一步深入讨论。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也是非常清楚和明显的：即使这一“MM无关论”真的是错误的，这也仅仅只能说明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某一观点的错误，也绝对不能以此来全面否定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整个力量体系，并把他说成是“神学”。关于第二点，余斌先生以批判张五常的观点来否定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就更是在开玩笑了，甚至张五常能不能算一个合格的西方现代经济理论者都可以提出质疑，怎么能以此来全盘否定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呢?关于第四点，余斌先生提出的关于等号和“数学逻辑”问题，余斌先生在上面的二篇演讲中根本没有展开论述，所以我无法在此进行批判，如果余斌先生敢于把他的仅有的二篇文章在网上公布，我必然来索清流毒，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化钱去买这种我认为没有理论价值的书的。　　关于余斌形式提出的经济研究的“二个误区”的观点：“经济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做实验，从而经济研究是不可能科学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要从一些假设前提出发，而这些假设前提又与现实中的情形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其‘结论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而且由于假定前提不同，经济学上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并存的特有现象，从而‘经济学家不是在从事科学活动，而仅仅是用提出的幻觉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是有知识的。’”我想问问余斌先生，如果余先生仅仅因为经济研究不能“做实验”和“假设前提和现实情况有距离”而确认“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话，那么我请余斌先生回答：1、您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您自己的经济理论是不是“科学”？他们符合不符合您的这二大误区？2、世界上还有没有完全可以在“实验室操作”的科学？3、虽然不能在“实验室操作证明”和“假设条件与现实有距离”，但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算不算“科学”？我真不可想象，一个连什么叫“科学”和“真理”的概念都不明白的人，怎么能够走上大学讲台指手画脚地演讲所谓的“科学”和“真理”。由此可以反证目前中国大学的理论水平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四）、接下来，我们来批判余斌先生日在北大的演讲中的谬误。因为我没有看到钱颖一先生的文章，所以我不想介入他们之间的争论，我在此，仅仅对余斌先生演讲中的明显谬误作出分析和批判。　　余斌先生在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来否定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中“供求决定价格”的正确观点，余斌先生认为：“现代经济学中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需求函数，一个是供给函数。现代经济学认为，需求函数的自变量为价格，即需求是由价格决定的，这就是现代经济学抓住关键问题。同样地，现代经济学的供给函数表明，供给也是由价格决定的。那么，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现代经济学并没有说，只是说均衡价格是由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交点决定的。由于需求和供给都是由价格决定的。因此，现代经济学抓关键问题的结果是，价格是由价格决定的。”　　我认为：1、“供求决定价格”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和真理。如果余斌先生真的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话，那么他应该知道在马克思的历史价值论中，也是由供求来直接地、即时地决定价格，或者说是由供求来直接地、即时地决定价格到底背离价值多少和由供求决定价格回复到价值量。　　2、那么，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正确答案也是由“价格”决定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也是“价格由价格决定的”。在劳动价值论中商品价值是由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在这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指劳动力的消耗，而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或价格所决定的。很明显，劳动力的价格决定了社会必要劳动的时间中的价值量，并进一步由此决定所谓的商品中的价值量。　　3、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我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正是余斌先生　　反复质疑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所谓“数学逻辑”，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缺乏科学的计量和数理论证：上面已经分析到“劳动力的价格决定了社会必要劳动的时间中的价值量”那么劳动力的价格和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克思认为，应该是由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消耗的“必要的生活资料”决定的。其实，我们根本无法限定其“必要的生活资料”的“量”的界限。到底是几斤大米蔬菜，几件衣服；还是包括洋房、汽车、空调家电，甚至豪华轿车和私人飞机、更包括到太空去旅游。这根本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所以，我认为我们根本无法精确计量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量”。　　4、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认为：因而工人一整天的劳动时间中一部分为自己创　　造价值，即必要劳动时间，另一部分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力时间。我认为，这一观点，也只能从概念到概念的推理和定性分析，根本无法定量分析：因为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根本无法精确计量个别工人的劳动成果，也就根本无法精确计量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以上是本人对“供求决定价格”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我非常欢迎能够和余斌先生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进一步的论战！　　（五）、余斌先生说：“现代经济学认为，如果价格高过均衡价格，将导致供给量增加，需求量减少，由于供过于求，就只能降价销售，而价格下降后，供给减少，需求增加，最后达到均衡。但是，现代经济学并没有表明，当初价格过高时生产出来的供给量中超出均衡时供给量的部分跑到哪里去了？是作为库存呢？还是倒进海里了？这些成本又是由谁来负担的，怎么负担的？这些问题难道也是细枝末节问题吗？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的均衡只能在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里，在中央计划局的安排下才能达成。”我认为：关于均衡理论中：“当初价格过高时生产出来的供给量中超出均衡时供给量的部分跑到哪里去了”的问题，这不但是一个根本不用回答的常识性问题，比如1加1等于2之类的问题，能够理解均衡理论的人都懂，而且这一问题确实也不包括在均衡理论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论述均衡理论时根本不用回答。如果余斌先生真的是根本不懂均衡理论而在此信口开河的话，为了我的批判文章更加完整有力，我可以教导他这一人人都懂的常识问题：当初价格过高时生产出来的供给量中超出均衡时供给量的部分暂时作为库存，等达到均衡后就可以实现成本和平均利润了。至于暂时卖不出去的成本，当然由市场预测失误的供方承担。　　至于余斌先生说的：“现代经济学的均衡只能在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里，在中央计划局的安排下才能达成。”“而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恰恰是计划经济模型。现代经济学是从计划经济的视角来谈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的这些定理完全不同于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而更接近于天文学历史上的地心说。”在余斌先生没有详细论述这一类观点的理由前，我只能说他在胡说八道，好比有人说他能够上天摘月亮而没有具体说明怎么去摘的话，我们只能说他是胡说八道，等他亮出“摘月亮”的方案时，我们才能具体地揭穿他的鬼话。　　至于余斌先生说的：“如果大股东真的会主动照顾小股东或股民的利益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对大股东进行任何形式的监督了，关联交易也就不必披露了，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也就纯属多余了。”我认为，余斌先生以这一观点来质疑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话，只能说明他连最基本的经济常识，甚至是连最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懂！怎么还有资格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台上去指手画脚。打个比方说：正常人都明白贩毒是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的事情，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组建反毒机构来抓毒贩了？这难道不是一个正常人都懂的常识问题？一个理性的、明智的大股东都会明白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原则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最大利益，并不是说就一定没有急功近利、铤而走险、不理智的大股东会去侵犯小股东的利益。广大读者应该能够明白连这种常识性问题都搞不明白的人到底有没有资格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台上去指手画脚。　　（六）、关于余斌先生对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中的“产权明晰”原则的攻击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说：“现代经济学非常强调产权，以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由所谓的产权明晰来解决。其理论依据不外乎是，‘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有恒产者并没有恒命，既然没有恒命，哪来恒心？马克思早就指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试问，这种由自私本性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产权明晰能够解决的吗？”　　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从来没有“以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由所谓的产权明晰来解决。”所有理解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中的“产权明晰”原则的人都明白一个常识：“产权明晰”原则只能解决她所规范之内的问题，“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解决‘几乎所有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余斌先生郑重其事地以此观点提出质疑，只能说他又一次地表现了他的理论水平。至于余斌先生质疑的“人死后的‘恒产’问题”，“产权明晰”原则还真的作出了“遗产继承”的规范问题。至于“由自私本性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问题，虽然这超出了“产权明晰”原则的范围，但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整个法律体系在一般情况下确实能管这一问题。　　（七）、关于余斌先生说的：“对比阅读现代经济学和《资本论》的人，可以明显地发现，现代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被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了。”我在上面就说过：“如果有人坚持用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理论来批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话，只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愚蠢行为，因为通过一百五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余斌先生真的了解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话，那么他就应该知道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产生的起始年代就在马克思逝死以后，所以如果说马克思能够预先批判他逝死后产生的“个别”理论原则，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但如果有人说马克思先知先觉地把他逝死后产生的整个世界性的经济理论体系的“许多观点”批得“体无完肤”的话，又有几个人会科学地、理性地相信呢？除非是把马克思当“神”的人才会相信这种鬼话。所以事实上不是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是“神学”，而是余斌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当作“神学”了。　　（八）、余斌先生说：“不同的理论有可能得到同样的实证分析数量关系，那么到底哪一个理论更对呢？例如，凯恩斯说：“基本的心理定律……是，通常或平均而言，人们倾向于随着他她)们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其消费，但比不上收入增加的那么多。”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1。这是计量经济学家用实证证实了的一个结论。但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我们可以同样得到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1的结论。在那里，产生这一结论的依据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是竞争从外界强加给所有资本家的‘自然’规律，而不是什么心理定律。”如果余斌先生认为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而减少消费，增加投资的观点就可以而抢夺和霸占凯恩斯的创造性理论的功绩的话，也只能骗骗在心目中早就把马克思当作“神”的人！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二者的根本区别：　　1、 在这里凯恩斯先生是指出了所有人，或者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这种心理，而马克　　思仅仅指出了“资本家”的行为。所以，这不但是一个数量范围的问题，这一数量范围从根本上就决定了二种理论的基础和本质的不同。在这里余斌先生说得对，对资本家来说，可能是“自然定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肯定是一种“心理定律”。　　2、 先举个例子：能够认识“蒸汽”的人，还是平常的人，只有把“蒸汽”变成“发　　动机”的人，才称得上伟大。在这里，马克思仅仅以他的“创见”论述和指出了资本家的“贪赖”，而凯恩斯先生不但从这一“心理定律”引申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然产生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本质根源，而且启发后人创建了一整套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需求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从而基本上避免和减轻了马克思认为的：资本主义无法避免和解决的、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问题。　　上面二点，不但可以说明余斌先生不但根本没有真正理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而且说明他真的把马克思幻想成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的“神”了，或者希望别人想他一样也把马克思当做“神”。　　（九）、下面我来谈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我贴在下面的附件文章——《经济制度比较论》中，基本上详细地、系统地提出了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批判，结合上面的论述，这基本上就体现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不妨碍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人，特别是在他的时代中，他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批判和揭露是非常现实的。而且也因为他的这种批判的压力，客观上也成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完善的历史动力。但是，对现实的批判，并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虽然马克思在设计未来社会改造方向时，精辟地提出了“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73页）而且恩格斯在晚年曾经用上面的这句话最间略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种把社会的重点和本质聚焦在“人的因素”上，而不是放在物质和财富上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也是“以人为本”的。但是，当他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设计中，出现了不符合人性和人的本能的“平均主义”和“无法操作的空想”。关于这些论述，可以参阅我下面的附件——〈经济制度比较论〉　　　　　　　　　　
日星期二　　　　　　　　　　　　　　
　　　　　　　　　　　　　　　　　　　　　　——附件——　　　　经济制度比较论　　 丁礼庭　　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之路在那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中华民族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来实现自己的复兴之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以往在理论上和世界历史形式中出现过的各种对我国影响深远的社会制度，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和比较，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本人在此首先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共同探讨。　　（一）、系统陈述理论上和世界历史现实中各种对我国影响深远的社会制度模式。　　（1）、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刚从封建所有制中脱胎而出，社会化大生产不但冲击了传统的小农经济，也冲击了城市手工业经济，剥夺了农民和土地及小生产者和小作坊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模式，而且也剥夺了封建地主和贵族的经济统治地位，第一次实现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平民有权利和封建贵族在经济上的公平竞争，初步形成了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虽然在分配原则上初步实现了“以生产要素分配原则”，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刚从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演变而来，因而在市场竞争中经常处于劣势地位，他们的经济利益经常遭到资本的剥夺，大多数无产阶级在贫困线上挣扎，因而此阶段在主体上遵循了资本奴役工人的“奴役劳动”模式。　　
在资源分配模式上基本上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因而不断的受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冲击。　　
在政治体制上：“人权”和“民主”理念在刚起步和形成阶段，比如在选举权方面，刚从最初的有财产限制和妇女无选举权等初级的、不完善的民主体制，逐步向取消阶级、性别和种族歧视的完善的民主体制方向发展。“三权制衡”的政治模式刚起步，经常遭到独裁者的挑战。　　
在法律和道德方面，资本主义法制模式刚起步，刚刚摆脱封建贵族的垄断而逐步地建立由民选议会制定的法律体系。同时法制体系也经常的遭到独裁者的挑战。在道德上强调个人主义和个性发展。　　
在文化艺术和新闻媒体方面，文艺复兴刚刚完成，“人性论”在文学艺术上逐步占有统治地位，新闻出版上的言论自由逐步地健康发展。　　（2）、现代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　　
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也就是一段资本主义不断自我改良、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历史。在经历了痛苦的原始积累的阵痛之后，资本主义逐步地形成了一整套全社会的“公平竞争”的经济和政治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充分激励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同时，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完美地实现了劳动者从“奴役劳动”向“自主劳动”的转化。逐步地完善了“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　　在所有制方面，不断的完善了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为主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且强调反垄断的公平竞争的经济原则。从而完善了以股份制公司治理体系为模式的公司管理体制。　　在资源分配方面，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从而摆脱了长期以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冲击。　　在政治体制方面，“民主宪政”有效地保证了人权不受侵犯，和各级政府的所有权力得到有效制衡，从而有效地制约了腐败。　　在法律道德方面，“民主宪政”有效地保证了立法方面的公民意志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的法律体制。在道德上强调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强调在争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为国家做出贡献，并完善了“诚信”为原则的信用制度。　　在文学艺术方面，虽然出现了现代抽象派艺术和通俗文艺流派，但体现历史发展的人性的艺术流派仍然占有主流地位。同时，“民主宪政”有效地保证了新闻出版方面的言论自由。公民有权利自由创办报刊杂志。　　（3）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制度模式。　　 “人的自由发展”问题应该是共产主义的永恒主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73页）而且恩格斯在晚年曾经用上面的这句话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永恒主题，但是这个共产主义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建立在“消灭竞争”、“消灭分工”、“消灭阶级”和消费品分配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论述都支持以上观点：　　“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17页）　　“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现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22页）　　“因此现在已被机器动摇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然消灭。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给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条件。”（《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23页）　　“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集第12页）　　“……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集第11页）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全面实行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论述都支持以上述观点：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65页）　　“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行将灭亡，……。”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21页）　　在资源分配方面，则消灭市场经济，完全实行计划调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论述都支持以上观点：　　“因此，或者必须消灭大工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是承认，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17页）　　“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17页）　　政治上的“民主政体”是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即民众有权选举、任命、撤换和罢免各级政府领导的权利和各级政府领导人只能领取和工人一样的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论述都支持以上观点：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19页）　　“（巴黎公社）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集第375页）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64页)　　“……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集第11页）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为他人，为大众而努力劳动，贡献一切，直至生命。　　（4）、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篇幅有限，除了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原则有过专门论述之外，“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应该成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题。同样，“公有制”、“计划经济”、“民主政体”也应该成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原则。　　（5）、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　　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所有制”成为城市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唯一形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成为农村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唯一形式。　　收入分配方面，名义上实行按劳分配，实质上完全是掌握了绝对权力的长官意志决定所有人的收入水平。　　“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形式。但是，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强调的以“数理经济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和毛泽东时期的“三面红旗”和“群众运动”，“人定胜天”的计划经济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政治体制是在以“民主集中制”为理论指导的集权管理体制。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政治上所有一切决策，包括干部人事任命，生杀大权，政治制度变化和设计，甚至他的所有言论都不折不扣地成为必须执行的比法律更重要的行动依据。　　在法律方面，根本无法可依，简直是无法无天。这可以从共和国的主席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顺序，在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并被迫害致死的事实中可以证明以上观点。　　在道德方面，全体民众都被迫放弃了“说真话”的公民必备的道德底线和做人的尊严，敢于捍卫做人的尊严而说真话的民族英雄遇罗克、林昭和张志新等都遭到了枪毙的镇压。　　文学艺术方面，十亿人民在十年中只准许看八个样板戏，可以用“一片萧条”和“惨不忍睹”来形容当时文艺界的人和事。　　新闻出版和所有宣传领域都成为集权统治的工具，人们失去了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6）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模式。　　 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承认产生资料私有制，实行各种经济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　　在收入分配方面，名义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承认按资分配，实质上是实行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但是在收入分配领域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绝对的权力的制约，失去制衡力量的绝对权力造成了大量的以权谋私的腐败。　　在资源分配方面，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严重地受到失去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干扰。　　在政治体制方面，仍旧是集权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仍旧实行党禁，甚至民众没有自由组织工会和创办报刊的权利。　　在法律方面，虽然庞大的法律条文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总体上大部分法律问题都可以有法可依，但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还是受到了执法过程中失去制衡力量的绝对权力的干扰，造成了大量的以权谋私的腐败。道德方面的严重问题是，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人们还没有恢复以“讲真话”的公民道德底线和以此作为做人的尊严，因而造成经济交往中的“诚信”危机和“信用”危机。　　在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方面，民众虽然再也不会“以言罹罪”，言论自由空前发展，但新闻媒体，宣传机器还是成为集权统治的工具。民众没有自由创办报刊的权利。　　对于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如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等等，由于他们对我国影响不大，本文不再在此展开分析。　　（二）、对以上各种社会制度模式的比较分析。　　（1）、决定任何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的前提条件。　　我们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主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主题，也应该是所有的、任何社会的发展的主题。即任何社会都必须“以人为中心” 。这是因为生产力是人创造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最终目的。人的发展和解放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富强的前提条件。因此只有符合人性和人的本能的社会模式才能够充分促进人的发展和解放，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而人性和人的本能在经济领域的二大显著特征就是：第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生存、幸福、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父母必须为子女，成人必须为自己获取生存、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无限地递增发展的，吃饱穿暖后，还会需要房子，车子甚至飞机等无限的欲望。任何社会根本不可能满足全体人员的所有欲望。第二是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快乐。劳动作为第一需要，作为一种享受，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因而我们认为，哪一种社会模式能够完美地利用这二大人性特征来充分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经济繁荣富强，那么这种社会模式就是相对科学和相对先进的社会模式。　　（2） 把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和共产主义社会模式相分析比较。　　1、 社会发展的主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社会模式的分析，我们认为毫无疑问大部分是非常客观、非常公正、非常科学的，在此我们不再重点展开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总结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问题后，指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主题，也是非常科学和正确的。但是正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将这个社会主题建立在“消灭竞争”、“消灭分工”、“消灭阶级”和分配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空想原则的基础上，从而最终不得不使上述主题流产。　　2、 我们先分析“消灭竞争”。　　我们认为，物种竞争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人是高级生物，肯定属于生物范畴，因此必然地受到生物规律的制约。而且人类有史以来，绝大部分的经济效率都出自于竞争，因为，在有限的资源和生产力的前提下，一旦消灭竞争，就必然落入“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陷阱。因为人性和人的本能决定了，一旦失去满足更高欲望的可能和目标，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努力劳动的。这一观点至少已经被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由于长期地制约竞争，实行平均主义，使当时经济一片萧条，而一旦实行包产到户，引入竞争机制，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立刻就焕发出巨大的生产力，这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那么会不会有那么一天，生产力和资源会充分发展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所有欲望，而实现消灭竞争的理想呢？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是人的欲望永远是无限的，任何伟大的欲望实现后，必然会产生新的更高的欲望。二是就是假设满足了人的所有欲望，那么在没有新的目标和内在动力的话，人还是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一旦消灭竞争，就必然落入“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陷阱，社会经济效率肯定受到制约。　　3、我们来分析“消灭分工”。俗话说，“三百六十行”“隔行如隔山”，至少，目前证实的人的寿命和人的大脑的容量是肯定不可能使所有人都能够胜任全部所有行业的工作。就是所有人都活到125岁极限年龄，每个人的大脑再开发3-5倍的极限容量，也不可能能够胜任所有工种。其次社会的教育成本也不允许、不可能、也没必要把所有人培养成能够胜任所有工种的全能劳动者。第三，到目前为止，科学的发展虽然对人们提出了需要精通几门学科的通才的要求，但是目前科学还是朝着学科不断细分的趋势发展。因此“消灭分工”也只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和空想。　　4、马克思主义自己认为：“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集第222页）那么人类不可能“消灭分工”，又怎么能够“消灭阶级”呢？　　5、我们再来分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本文在前面指出了人性和人的本能的自私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快乐。”因此，在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社会实践中，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人类可以使每个人都自觉地将劳动作为第一需要，把劳动作为一种享受，这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因此“各尽所能”也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和“空想”。那么“按需分配”又怎样呢？本文前面已经分析了，在生产力和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必然前提下，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欲望，也不可能根据人类的无限需要来分配消费品。其次，“按需分配”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消费品的平均分配，每个人得到相同的一份，来现实人类的“人人平等”的美好理想。但是我们认为，“每个人相同的一份”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的不平等，是另一种剥削的产生。因为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之间的收入上的不平等是基于个人的劳动效益，劳动成果，社会贡献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是基于个人的劳动能力，身体素质的不平等，这种劳动能力，身体素质的不平等正是人们天生就有的，是基于父母天生及后天个人的努力造就的。所以说这种基于个人天生和后天努力造就的劳动能力的不平等和由此产生的社会贡献的不平等所决定的消费品分配的不平等，也就是现实的和实质上平等。而共产主义的绝对平等，也就是现实的和实质上的不平等，因为在不同的劳动成果，不同的社会贡献中实行平均的分配，也就是劳动能力差的人剥削了劳动能力强的人的劳动成果。因此按需分配只是一种“结果的平等”，即强调生产过程结束后的消费产品的平均分配，而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按生产要素分配”强调的是“过程的平等”，即强调贯穿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的经济发展全过程的“公平竞争”。因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实现了人性和人的本能的自私性的二大特征的完美结合——以每个人的无限欲望来激励他们努力劳动，——由于资本主义将劳动者置于竞争状态中，社会福利只是最低的最基本的生活改善，要进一步满足更高层次的欲望，就必须努力工作。劳动者既有动力，每个人都有发迹的机会，只靠劳动的有效性，但也存在破产压力，到底是发财还是破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的效果。因而每个人极端地关心自己的劳动效益，生产力发展也就快了。经济发展了，也就更有实力扩大社会福利范围，以进一步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使社会经济走上良性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个人致富的同时，也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从而把个人致富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国家经济的繁荣富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其次，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消费品分配方面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中，资本主义个人利益的获得完全通过市场检验，很少有人为的歪曲。在初次分配上，企业各生产要素：劳动力、生产资料、流动资金、土地都合理地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各自的利益，劳动力的提供者获得工资，生产资料的提供者获得利润，流动资金的提供者获得利息，土地的提供者获得地租，各有所能，各有所取，其中所占比例和量的调节，则由市场来决定，通过市场交换，接受市场检验。这就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　　但是，由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来实现效率，因此必然造成二极分化，其实质上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因此客观上必然地要求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宪政”、“法制体系”、“社会福利制度”三大原则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的前提条件，以保障确立民众意志的最终决策权和切实保证弱势群体的应有权利。如果缺少以上三大原则的市场经济，都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薪阶层都自愿地组建了自己的工会，并通过强大的工会力量来介入劳资间的工薪谈判，从而从各方面捍卫了包括工资在内的劳动者的利益。另外，政府通过税收等经济杠杆来进一步调节收入分配，实现了“劫富济贫”为内容的社会福利制度。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保证弱势群体的应有权利。从而在保证社会效率的前提下相对地、最大限地实现了公平。　　最后，不管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强调的“结果的平等”，还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强调的“过程的平等”，它们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通过各自的“平等原则”来达到一个相同目的——充分解放人的创造性实践能力，解放人的劳动积极性来达到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达到人类自身的充分解放，发展和进化的目的。即“把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和自由的发展作为根本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恰恰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过程的平等”能激励人的劳动积极性、能动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结果的平等”只能是保护落后，剥削和制约先进，从而制约和压制人的生产积极性，结果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说，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过程的平等”即“公平竞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限度的相对公平和相对平等的原则。　　6、 资源分配方面，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空想”。历史证明，人类不可能通过人为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来安排生产，分配资源。成千上万种商品随时随地地发生着供求变化，而且每种商品的供需又互相交叉影响，人们不可能穷尽这一客观必然而进入自由王国。我们只能依靠客观经济规律，通过市场交换，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分配资源，人的计划只能是粗线条的、辅助的，并通过经济手段来加以干预和调节。而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市场调节为主和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运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副，来科学地调节生产和分配资源，最终实现了近七十几年来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并且基本上避免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冲击。　　7、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指出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矛盾和“个别工厂中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即资本主义三大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从而设计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重新相结合。但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切只能是美好的理想和“空想”。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资料根本不可能和劳动者相结合。首先，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必须对生产资料具有使用权，支配权和劳动成果占有权，但正因为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社会或企业的劳动者集体地使用，支配生产资料和集体地占有生产成果。于是必然出现了管理、支配，指导、分配和决策权力的归属问题。因为管理者是人不是神，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他们也有个人利益要追求，一旦缺少有效制衡和监督机制，就必然产生特权。就是在具有有效监督和权力制衡的条件下，劳动者也只能实现对生产资料的间接支配和管理，充其量只能实现“间接结合”。因此“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重新相结合。”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空想”。　　而且，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确立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但由于民主宪政、法制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和工会的力量等有效地保证了劳动者的应有权利，从而是社会在整体上实现了“公平竞争”的良性发展。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的产品所有权也是值得商榷的。比较适当的表达应是：资本家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通过公平竞争和市场交换，“买下了产品所有权”。资本家通过市场交换中支付的工资、利息和地租，买下了工人、金融家、地主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含在产品中的“份额”，从而获得产品所有权。如果说资本家在产品出售后能获利的话，其中包括：一是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形成并内含在产品中的获利比例，二是风险收益。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有风险就有风险收益和风险损失。其风险收益和所冒风险成正比，而工资、利息、地租、利润和风险收益到底在产品的总额中各占多少比例才符合公平和平等原则，那么只能通过市场检验，由市场交换决定。如果真如劳动价值论中所指出，产品价值只能由工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其它生产要素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那么请问如果没有人提供生产资料、土地、流动资金，光靠工人的双手能完成生产过程吗？就算以上“假设”全部成立，那么这种只能由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没有理由作为私有制市场经济中消费品分配的依据。因为“劳动价值”和“社会分配原则”，应该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在这里不存在谁剥夺谁，谁占有谁，关键是市场经济中必然要有一个投资风险的承担者，而不管他是工人、地主、金融家或资本家，谁承担投资风险，谁就获得产品所有权。正如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公司和农场中家庭成员承担了全部的工人、资本家、地主、金融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全部职能，他们既是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也是资本家、地主，而且自己提供流动资金，能说谁占有谁呢？　　在此，我们必须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来分析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问题：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刚到美国时，全部财产只有二十美元，但他既没有靠巨额遗产，也没有靠不正当的权力支持，就凭自己个人出色的劳动能力，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劳动成为世界首富，这足以证明，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充满着机会。同样，对一个无能的遗产继承者，也会使他的财产在短期内消解。那么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之后又怎样处理自己的财产的呢？首先他本人生活并不奢侈，其次他曾经再三表示，他不会将巨额财产传给他的三个女儿，他认为如果给她们太多的钱，反而会害了她们，使她们失去生活的活力和能力。因此他再三表示，他将来会把绝大部分财产成立一个慈善基金，用于社会的慈善事业。那么是否有人会说，他不是“白忙呼”了吗？到底是不是“白忙呼”，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切的理解，就不可能对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有深切的理解。　　因此我们说，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它不但和人性，人的本能的自私性相适应，而且也必然地和市场经济相联系。任何私有制的前提是财产私有权和遗产私有权的确认为前提的。同样，任何现实的公平的社会体制都必然有一个初始的财产和资源的分配状况作为发展的起始阶段，而社会发展又是连续的，不可能完全断裂，虽然巨额遗产来源于不公平的原始积累阶段，但人类社会也只能从不公平走向相对公平，正因为此，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比例不小的遗产税，以体现公平原则。如果要取消私有财产权或遗产权来争取更大限度的公平，那么必然动摇私有制和市场体制的根基，那么上述“按需分配”和“结果的公平”的所有弊端将不可避免，其最大的危害就是保护落后，剥削和制约先进，从而失去公平竞争对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从而阻碍生产力和社会历史的持续高速发展。　　最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创建了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的公司治理模式，使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使用权相分离，实现了优秀管理人才对资本的使用管理权，从而进一步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5、在政治体制和法制方面。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实现了以“全民普选”、“三权制衡”为主的“民主宪政”和完善的法律体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众的“人权”和对社会管理者的权力制衡。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二大政治原则，即民众有选举、任命、撤换和罢免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权力及各级政府领导人只能拿和普通劳动者相仿的薪金。而且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法律目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总统大人还是亿万富翁，只要您违反了法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公平追究。美国前总统克灵顿的“桃色官司”就是最好的例子。　　6、在道德方面。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虽然提倡个人主义，强调个性发展，但是大多数人都坚守着个人主义的道德底线：“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并以此确立了坚实的“诚信”原则和社会风气。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充分实现。　　7、在文化艺术和新闻出版等方面。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最大限度的保障了民众的言论自由，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创办各类报纸、杂志和出版等媒体，可以自由发表任何言论。在文学艺术方面，高雅艺术，通俗文艺，现代抽象派艺术等等各种艺术流派争相鸣放，基本上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当然现代发达资本主义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并正在继续改进和完善之中，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制度模式，这种十全十美的社会模式只能存在于人的“理想”和“空想”中。我们只能选择和享受相对科学和相对先进的社会模式。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种社会制度模式能够创造出第二种经济繁荣的发达国家。　　（3）、对斯大林、毛泽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　　1、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根据对十年动乱的历史事实的分析，我们认为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就是：为了巩固他本人的绝对的集权统治地位而不断挑起的“权力斗争”，而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和全国上下的经济萧条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　　a)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　　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消灭了私有制，但是既没有、也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重新结合”的理想。上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者不可能和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而在毛泽东时代“自上而下”任命的生产资料管理者，由于绝对的权力失去有效的制衡就必然产生腐败，而不能真正代表全体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从而产生“所有者缺位”现象。因为管理者是人不是神，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他们也有个人利益要追求，一旦缺少有效制衡和监督机制，就必然产生特权。在当时实行平均主义，虽然政府干部没有像现在这样大面积的以权谋私的腐败，但如果人们要想改善生活，比别人生活得好，就只有升官一条路，从而引发了大量政治上的腐败。无数的政治小人为了向上爬，或者是普通公民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都采取了虚假的谎言和卑劣的手段，对无辜的人们诬陷迫害，落井下石，这种政治腐败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使民心、社会风气、经济和政治环境、人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受到严重败坏，社会经济发展到崩溃的边缘。　　b) 在收入分配方面。　　
在毛泽东时代，名义上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但真像我们以前提出的观点，按劳分配只是一个空想的概念，或者是名义上的分配原则，在全世界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根本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根本无法实行，缺乏可操作性。　　根据按劳分配的定义就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人们通过自觉的劳动，在作了部分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劳动成果归劳动者私人所有。”首先，社会化大生产中，同一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精确计量，劳动的质和量无法互相转换，如造原子弹的工程师和推手推车的工人的劳动成果无法比较，因此分配也没有统一标准，也就无法将劳动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归还给劳动者个人所有。什么八级工资制，干部二十六级等，全是长官意志。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成果只能通过市场交换，经过市场的检验，才能转换计量，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在交换中才具有分配标准。其次，分配既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单凭长官意志无标准地决定，必然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因为决策者也有私人利益要追求，他们奖励的不一定是努力劳动者，而可能是“关系户”“抬轿子者”。第三，即使按劳分配解决了以上二大技术问题，以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原则来看，由于按劳分配片面强调产品最终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人的自私性的二大原则相抵触，不能以满足人的个人的更高欲望作为激励人们努力劳动的内在动力，因此不可能充分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那种认为人们在个人生活必须品得到基本满足后，即吃饱穿暖后就会努力劳动的想法，只是一种空想，因为按劳分配平均主义所满足的人的欲望层次极低，对人的激励不充分，劳动者无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养懒汉。　　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在政治、经济上集权管理的前提下，在经过建国初期暂短的几年蜜月期以后，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广大劳动者还是受到了集权体制下的特权阶层的侵害。虽然我们还不能得到足够的资料来分析以“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为主的特权阶层是否得到最高领导的支持，但客观上自从三面红旗、浮夸风开始，一直到他们垮台，他们基本上掌握了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主要决策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因此，在当时，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由于取消了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基本上处在“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极其爪牙的控制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倒退，我们可以从以下历史事实来证明以上观点：　　一是当时掌握相对科学的先进的政府经济管理理念的邓小平同志二次被打倒，被剥夺人生自由。　　二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极其一大批党和政府领导人被冤屈迫害，有的甚至迫害致死。　　三是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有专家分析指出：当时我国农村非正常死亡（饥饿致死）人数高达3250万，其主要是人为因素，而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曹树基《年中国人口死亡极其成因》）、（《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著）　　四是在这一时期，长期地违背了经济过程中的程序公平和机会公平原则，而仅仅是竭力维护低水平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仅仅体现在平民百姓身上，而对于特权阶层来说，其实际的收入总量，（包括工资、津贴及各种待遇如住房、汽车等）高于大多数农民的几百倍。在十年动乱年代一个到江西插队落户的知青，劳动一天的工分是0。05元—0。06元，即月收入在2元左右，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农民的实际收入情况，而当时政府官员的基本工资就在100—300元不等。还不包括住房汽车和子女教育等各种待遇，可想而知当时我国的基尼指数会是多少，估计不会比现在低。　　五是在城市中，广大职工的个人收入的多少，根本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全凭“四人帮”、林彪集团及其爪牙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你个人再努力工作，就是拚命干死也没有用。这那里是什么按劳分配，全是长官意志。　　c) 在资源分配方面。　　斯大林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已经被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伪，目前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弃了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历史事实证明，人类不可能通过人为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来安排生产，分配资源。成千上万种商品随时随地地发生供求变化，而且每种商品的供需又互相交叉影响，人们不可能穷尽这一必然而进入自由王国。我们只能依靠客观经济规律，通过市场交换，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分配资源，人的计划只能是粗线条的、辅助的，并通过经济手段来加以干预和调节。　　d) 在政治体制方面。　　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完全从根本上违背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原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红色恐怖”，民众不但被剥夺了言论、读书学习、享受文化艺术等等最基本的人权，而且随时都可能被剥夺人生自由，比如一不小心打碎了毛泽东的石膏像，或者把印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坐在身体下面等，都会被剥夺人生自由，甚至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真正的民族英雄，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讲出了真话，就被用残酷的手段杀害了。数不清的事实可以说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的黑暗和恐怖。这种“红色恐怖”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摧残和折磨可以说是空前的。　　e) 在法律、道德方面。　　在毛泽东时代法律方面可以用“无法无天”来形容，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一夜之间就成为阶下囚。无数共产党的前辈和普通民众都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也没有任何法律理由被剥夺了人生自由和生命。　　在道德方面，民众都被迫或别有用心地放弃了“讲真话”这一公民的道德底线。像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人，因为讲真话而被用残酷的手段杀害了。更多的人则用讲假话、对同志、朋友、亲人落井下石、诬陷迫害来达到“往上爬”的罪恶目的。　　f) 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宣传领域中。　　在文化艺术方面，十亿人在十年中只允许看八个样板戏，全国学生在十年中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从而造就了整整一代人的文盲和半文盲。我根本找不到恰当词语来形容当时文化、科学领域中的人和事的悲惨和黑暗。可以说这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　　而新闻、出版等媒体完全成为巩固集权统治和权力斗争的工具。　　毛泽东时代犯下的另一个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罪行的，是残酷打击真理而造成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低下的人口综合素质，直到今天，甚至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4）、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模式的分析。　　1、社会发展主题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因此使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从而制约了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全局。　　2、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　　重新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了各种所有制并立的混合经济体制。这是在邓小平：“不问姓社姓资”和“白猫黑猫”的理论指引下，引进资本主义相对先进和相对科学的体制的结果，从而不管我们感情上承认不承认，客观上我国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即经济上回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不管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斯大林、毛泽东都把有没有和承认不承认私有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水岭,更何况我国的民营经济、合资和外资经济已经过半，超过了50%。但不可否认的铁的事实是，正是实现了这一步变革，才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生产力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初步繁荣，实现了全体国民的温饱和大部分市民的小康。　　而另一方面，在目前保留的“公有制”企业中，反而由于集权管理体制造成的，对全体国民对公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即对公有制经济的最终决策权的无理剥夺，从而形成的绝对的权力造成的绝对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客观上使目前的公有制企业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恩格斯定义下的公有制，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特权所有制”。至少它违背了马克思：“（巴黎公社）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集第375页）中指出的二大政治民主原则。　　3、 收入分配领域中。　　
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营经济和外资的发展，按资分配再次得到社会承认，社会分配领域又确立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正确原则，但是几乎是和民营经济和外资同时兴起的是特权阶层的吃喝玩乐的风气，并逐步发展到以权谋私的腐败也逐步猖狂。因此确切地说，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体制还是处在“特权制约下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下。我们以以下事实来支持上述观点：　　
一是无论党中央如何重视和强调反腐败政策，但是由于从上到下的集权管理体制所造成的绝对权力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客观上造成腐败分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运用手中的绝对权力搞腐败。几乎是以权谋私的腐败伴随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因为我国的改革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的”转轨过程，在此过程中二种机制始终并存，于是为一些权贵搞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在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一般调拨价仅市场价的一半，另外还有“双重汇率制”，“双重利率”（官定利率和市场利率）和“进口许可证”等制度，从而为特权阶层“倒卖外汇和进口许可证、吃利差、倒卖平价生产资料”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第一波的以权谋私浪潮。到90年代初，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只要拿到贷款，利率都低于物价上涨率，付了利息做什么都能赚钱。这又成为以权谋私的机会。在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中，先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厂长、经理获得国企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有了法律保障，先是放权让利的承包制，使企业领导人作为全权代表给自己放权让利，形成“赚钱是自己的，赔钱是国家的”的局面。其后是允许国企办“三产”，再次形成下属企业利润成为企业自有资金，由企业领导随意主管。于是找几个亲信主管下属企业，再把“大金库”的利益转给“小金库”，再转入个人口袋就毫无阻力了。从而形成了第二波以权谋私的浪潮。再其后是土地批租，当时有二种批租形式，“拍卖批租”和“协议批租”，而“协议批租”的价格全部由现任行政领导说了算，这样又形成了有关系、有权力的人倒卖土地的浪潮，也造成房地产价格的疯涨。成为第三波的以权谋私浪潮。而整个股市发展过程中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庄家操纵”都非常普遍，而且很少遭到法律严惩，从而纵容了这类非法活动。而上市圈钱、股价虚涨、大部分市盈率虚高，甚至出现过高达60-70倍的市盈率的情况，凡进入股市的几乎全是以投机套利为目的，不可能有真正的股市投资者愿意经过60-70年才收回投资。因此股市形成经常动荡，等到庄家获利后撤出资金，就造成了股市狂跌的局面，这样中国股市客观上形成了市公司圈钱、庄家获利、中小股民赔本的结果。　　以上事实说明以权谋私的腐败贯串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而且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特权阶层的腐败收入根本无法统计，我们根本无法弄清我国平均每年到底有多少腐败资金流失，甚至无法知道每年查实的腐败资金到底有多少，对此，我们老百姓虽然有知情权，但是我们却根本无法知道以上事实真相，几乎我们所有的媒体和专家都因无奈而集体失言。根据日14:18在新浪网经济学人论坛上公布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当前中国社会大面积腐败及对策动态文章》所介绍的，真是触目惊心：“日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节目，报道了目前我国在海内外赌博行为猖獗，一参赌者供述，他亲眼看到有人携带上千万美元到海外赌博。原沈阳市副市长在外赌博三天输掉3000万元人民币，前厦门副市长蓝甫一次就输掉350万元人民币。据估计，我国每年流出的赌金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经审查，全国八拾五个城市的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六百七拾多家分支行，有高达百分之九拾八的银行做假帐、虚帐，并持有七、八本各种形式的帐册，应付检查。五省市虚设人员编制：山西省政府、太原市政府、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近日已被查证，政府部门人员编制，有百分之八点五至十点四是虚设的。这种情况已经连续存在五至七年。虚报人员的工资、津贴，每年达一亿八千二百万至二亿一千二百万元被内部侵吞。国土部门到厦门检查，证实厦门城市地区土地已经全部‘出卖’完。……但有七百多亿土地资金下落不明。七月中旬，一查上海周正毅案才知，上海土地开发资金四千二百亿元，其中高达三千亿元下落不明，……七月十六日，湖北省政府六名厅局级高干（财政、国土、税务等部门），企图从广州白云机场登机，经泰国外逃到澳大利亚！结果在机场贵宾室被一网打尽。据知，这伙人随身携带美元、澳洲元外币，多达四百三十万元。五月十一日清晨，珠海面一艘逃窜的快艇，与炮艇发生了枪战。快艇被撞毁，艇上人员五死三伤。在该快艇上搜出一千多万美元现钞、二十公斤黄金。中枪死者中，有数名来自云南省的高级干部。……截至日各省（区）、直辖市纪委、公安部门上报：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党员干部失踪、外逃、自杀死亡报告统计资料如下：……总计：失踪6528人，外逃8362人，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905人，自杀死亡1252人。……”虽然网上的文章没有法律依据，但我们老百姓有权要求政府和媒体就此表态此文是否属实，我们老百姓应该有知情权。　　
二是由于有效的、真正代表劳工的工会的缺失，使我国劳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的、严重的不公平地位。这是因为我国宪政规定不允许劳工自由组建工会，而官方认可的唯一的工会又处于绝对的权力的控制之下，因此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代表官方利益和屈从权力的淫威，而无法真正代表劳工利益，目前社会上大量对劳工的无理欠薪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证明。而真是由于这一主体缺失，使广大劳工根本无法与资方和官方（国企）公平竞争。从而严重影响了劳工的正当权利。　　
三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劳工的实际收入和实际工作时间，不但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自己接受再教育的权利，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从而从根本上将长期地制约地我国大多数人的劳动能力和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最大隐患。　　
四是由于医疗保险、老年退休基金等福利制度严重不合理和覆盖范围严重不到位，从而严重制约了广大国民的消费水平，致使大多数国民不敢放开享受应有的消费水平。如青年人大量储蓄为买房，中年人为子女教育而储蓄，老年人则为巨大的医疗费用而储蓄，所以大多数国民都严重地消费不足。我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40%以上。而近十年的消费萎缩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五是最主要的是我国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官方公布的基尼指数是3。98，但这个数值根本不可能包括特权阶层的合法不合理的灰色收入和非法的腐败收入，这是因为腐败资金是无法统计的。所以实际是我国的基尼指数肯定是大大超过0。4的警戒线，　　而造成上述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真实原因，肯定不是市场经济的调节结果，而是在绝对的权力干扰下的扭曲了的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调节功能无法充分到位的结果。　　4、 社会资源分配方面。　　我国目前基本上放弃了计划调节而实现了总体上的市场调节，但目前我国的市场调节严重地受到了来自绝对权力的以权谋私的干扰，严重地制约了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的发挥。比如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是无数中小企业得不到正常的贷款，另一方面大量的非正常贷款造成大量金融坏帐的现象，就是绝对权力的以权谋私，对金融领域市场调节功能干扰的结果。　　5、 在政治体制方面。　　在“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指导下，在我国的改革开放整体上看，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正是因为我国政治上集权管理体制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从而绝对权力造成的绝对的以权谋私的腐败，成为目前我国所有重大问题的中枢症结，如财政为金融坏帐和证券商非法亏损埋单问题；宏观调控不能有效到位问题；香港教授郎咸平提出的“国企改制”问题；中科院院士周承鲁提出的“科技发展计划”问题；北大教授秦晖提出的经济发展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甚至信访体制改革、法制建设中有法不依、执法犯法、警匪一家的问题；公民权利受到侵害问题；教育改革、教育发展、教育产业化问题；足球发展中赌球、假球、黑球问题等等，所有重大问题都和以权谋私的腐败有关，并主要地是因腐败所引起。我们相信中央高层领导确实想把党建设成“三个代表”的党，确实想领导共产党为民众谋利益。但许多事情却往往事与愿违，因为你一旦确认了集权管理体制，也就是确认了绝对的权力，那么就等于确认了绝对的腐败。不管你中央如何三令五申廉政原则，但是出于人的自私本性，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衡，绝对的权力造成腐败的风险成本低于风险收入的话，部分腐败分子都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利用绝对的权力来以权谋私。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规律。　　6、在法制和道德领域中。　　可以从二方面来客观地评价目前我国的法制领域和“人权”领域的现状，一是目前我国在法制和人权方面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历史阶段，二是还是受到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干扰，因而还是做得非常不够的和非常不完善的，而且客观上是非常迫切地需要地有待改进的。我们可以从能够有效制约腐败的“政府工作人员私人财产公开申报”这一法律条文，在目前我国腐败如此猖獗的情况下，却时时不见音讯的客观事实中可以证明上述观点。我们想象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为什么我们的立法结构不及时出台这一法律。　　而在地方上，绝对权力以权谋私造成的权大于法、执法犯法、刑讯逼供、警匪一家、执法不作为、甚至欺压百姓的现象还是经常发生的。　　在道德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彻底清算和总结十年动乱的思想、理论、文化、习惯方面的错误，而且我们的教育体制也给学生一种讲假话的压力，因此人们普遍没有重视、改正“讲真话”这一良好习惯和做人的尊严和底线，从而进一步造成经济生活中的“诚信”危机和“信用”危机。有文章指出，我国的合同“履约率”只有50%，而合同“诈骗率”却高达30%，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象，可以说这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隐患。而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更是从道德缺损所开始的。　　7、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宣传方面。　　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可以说是明清以来最好的历史阶段，高雅艺术、通俗文艺、现代抽象派艺术，更是百家争鸣，一派繁荣，但是对于民众中争取民主的呼声，还是受到官方及媒体有意无意的抵制。同时新闻出版等媒体机构还是受到集权控制，民众还是不能享受自由创办各类报刊的自由，或许是因为无法控制，所以人们在网上发表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　　（三）、我们中华民族自强复兴的正确选择。　　上述分析说明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不但被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所证明，这是一种唯一的曾经创造出现代发达国家的，相对先进的和相对科学的社会制度模式，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它社会制度模式可以创造出另一种经济繁荣的发达国家，因此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崛起的唯一的、必然的选择，否则的话，我们几乎没有可能实现我们祖国的自强复兴的大业。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他必然或者正在走向灭亡，也正是这种社会制度把“人权”认定为国民最重要的权利，甚至认为“人权”高于“主权”，正是因为它通过相对地、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国民的“人权”，并以此来进一步充分促进人的创造性实践能力和劳动积极性、能动性的发挥，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最终也相对地、最大限实现了度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主题。而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消灭竞争”、“消灭分工”、“消灭阶级”和消费品分配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原则只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切合客观实际的空想概念，以至于使共产主义的这一社会主题最终流产。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它是有史以来客观地现实存在的、相对地最科学、最先进的社会模式。　　正因为此，目前我国的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健全和完善“民主宪政”、“法制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三大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充分实现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但是健全和完善这三大原则的制度改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靠明君、清官来恩施，因为历代的明君、清官都是以王权的巩固为最大原则，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是以忠君为前提的。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政治原则都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的观点来分析，任何个人、集团和政党都不可能自愿地、自觉地放弃巨大的政权垄断利益而主动放弃政权垄断的地位。因此任何制度变革都必然地是通过广大民众的奋斗拼搏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到“人”的因素上来，必须强调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的主题必然是“人”。要搞制度改革，必须首先重塑国民人格，必须彻底改变鲁迅所指出的国民的“奴性人格”和“糊涂人格”，从不断提高“每个人”的综合素质来切入主题。因此我们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唤起民众，其次才是经济建设。我们的教育目标，也是要培养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能够真正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和能够真正全面地维护自己的人权的新一代。正因为此，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卢雪松老师的“英雄行为”或者说是“救国行为”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当前中华民族非常珍贵和非常迫切需要的，我们必须全民共同支持她，从而使她的这种“救国行为”永远合法化。而如果一旦通过民众的奋斗，能够实现民主政体的话，那么目前我国社会上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比如腐败问题，如果运用全民的力量、法制的力量来制衡权力，民众有罢免腐败的领导的权力的话，那么谁还敢腐败，而你腐败后，又有多少机会能够逃脱法律的严惩？因为在民主体制下腐败现象之所以少，不是因为他们的人的素质比我们现在高，不是他们不想贪，而是他们不敢贪。在民主体制下，腐败的风险成本大大高于风险收入。再如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和三农问题，我国九亿张农民选票，难道还不足以使任何政府取消一些对农民不利的、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户籍制度还能存在五十六年吗？在人均1000美元的国力下，我们的福利制度还会如此残缺不全吗？再如国企问题，如果民众能够行使最终决策权，就不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国企效率也会因为消除腐败而大大提高，也就无所谓国企改制问题，就是私有化的话，也不会产生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所以我们说是民主还是集权，是法治还是人治，是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和当务之急。　　在此，我们必须声明，我们的上述主张并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承认下列客观事实：中国共产党是目前我国力量最大的政党，毕竟国内大部分能人都在党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其它党派能有力量领导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回到公平竞争的、民主的政治环境中才能恢复和激发出党的生命活力，否则的话，长期的政权垄断的地位会吞食她的生命活力，如果目前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不能因此而及时地、有效地制止的话，长此以往，其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另外，为了系统地论述的需要，我不得不重复本人以前的文章中的观点和文字，特此向读者说明。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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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天涯经济论坛——发帖者：management之神——。3：54。　　　　北大余斌：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这是一个问题（北大并不都是疯子）　　　　　　　　　　　　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这是一个问题　　　　　　　　地点：北京大学　　　　　　　时间：2004年　　　　　　　　　　回北大已经四年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第一场讲座——当然，这个第一场是指的是对北大同学们的讲座。我曾给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做过讲座，去年与北京大学博士生考察服务团去河南省考察时，给当地的政府官员也做过讲座。以前我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时，有了新的想法就会做个讲座告诉大家，我的一个师兄说，我是厦门大学做讲座最多的学生。　　　　　　那么，为什么回北大四年了，今天才做第一场讲座呢？主要因为北大是我的母校，是我心中世界一流的大学。因此我在北大做讲座，就力求讲得最好。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并非所有的讲座都是好的，但我觉得，如果没有里程碑式的成果，还是不讲为好。这也是我回北大四年来，讲了不少课，但在讲座方面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记得当年考上北大概率统计系的时候，一位中学同学告诉我，我们中学的化学老师听说我考上北大后，说北大赚了。这话当时令我非常惊讶。北大是百年名校——当然是指现在了，86年我上北大的时候，校史还不到90周年，——而且对中国贡献极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毕业生，高考总分也不是全省的前10名，我的化学老师怎么能够如此评价我呢? “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这句话如今已经说得比较滥了，但当时没有流行，现在想来，我的化学老师是提前说出了“明天北大会以我为荣”的话。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的压力很大，直到今天，我都没敢回去见我的化学老师。　　　　　　但是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回武汉的话，我就可以带着我的两本书——一本是由我的博士论文改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一本是我今天带来的《微观经济学批判》——去见我的这位老师了，这也是我今天终于可以在这里做讲座的原因。虽然，我今天的成绩还没有被社会和学界充分肯定，但我自己很清楚，在中国经济科学的历史上是不会少了我的；就好像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对自己的肯定，不是在得奖的时候，而是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拿出后来得奖的成果的时候。　　　　　　我能够写出这本《微观经济学批判》，取得今天的成绩，既有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