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卫--中国最后一个“知青”(五)
　　五、无怨无悔
　　　　　　　　　　我惯于高高地昂起头颅，
　　　　　　　　　　性情也有些固执、倨傲；
　　　　　　　　　　纵使国王正视我的脸，
　　　　　　　　　　我也不会低眉顺眼。　
　　　　　　　　　　　　　　　　――海涅
　　戈卫从72年就当上了码头村村干部。上任后，他和魏文杰一起，带领村民历时3年修成了引水渠，引来织女河水用以灌溉，改变了村民耕作靠天吃饭的状况。78年建成了一座30千瓦的水电站，结束了码头村无电的历史，80年代初又建成100千瓦的水电站一座。
　　当时的码头村与绝大部分农村一样，在粮食种植上一直徘徊在老品种、老作物、老产量的路子上，2800多亩耕地产量一直保持在40万斤的水平，最低的年份只有36万斤，亩产不足130斤。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功夫，于是，由他负责的科研室于1971年用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的良种育了10亩种子田、70亩试验田。从整地、下种、施肥、作物到收获的全过程，戈卫都建立了档案记录，详细观察发芽、出土、生叶、锄草、防虫、雨量、光照等生长规律。1972年，他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玉米良种7000多斤，“晋杂五号”高粱良种1000多斤，20亩玉米试验田连续亩产超千斤。到1974年，科学种田之花终于结出了大面积的丰收之果，全大队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52％，他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更是增长69％，创造了亩产率先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数量的纪录。到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由于发展林果业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粮食产量的猛增，除了科学种田这个原因外，以平整土地为主要手段的农田基本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项延续数年的工程中，戈卫主要负责技术性的工作。他买来水平仪，与一名心灵手巧的木工一起白天测量，晚上计算哪块地下挖多少，哪块地上垫多少，直熬到半夜。当时许多村平地无经验而且图省事，把熟土垫到了下边，生土留在了上边，导致连续几年减产。码头村却刚好相反，他们学习外地经验，不仅把一层一层的梯田修整得如柜子的隔板一样平，而且由于“倒土平地”而年年增产，受到了县委通报表扬。
　　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年代，码头村自然比山外世界的环境要宽松得多。因此，戈卫不仅冒着戴“唯生产力论”帽子的风险，为码头村的生产发展做了村民无法做到的贡献，而且表现了那个年代的人难以具备的冒险精神。譬如，他竟然异想天开地试种了当地从未种过的小黑麦，并且居然被他试种成功。于是戈卫喜滋滋地拿着用这种面粉蒸的馒头挨家挨户请农民品尝。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戈卫甚至不合时宜地过早产生退耕还林、还草的想法。他写信要求内蒙古自治区知青办寄来一大包草种，但由于压力太大，未能如愿让码头村芳草如茵。
　　他的另一件胆大妄为的杰作至今为码头村及其周边的农民所津津乐道，因为它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如前所述，养殖被毛泽东正名为“六畜之首”的猪是当时农村的一个主要生产项目。戈卫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当地的土猪以耳朵耷拉为明显特征，上膘极慢又长不大个头。戈卫认为，如同粮食生产一样，品种不行就得改良。于是，他从西安、杨凌等地引种了十多头杜洛克、汉普夏、长白、约克等优良种猪，不但改变了本队“养猪不长肉”的状况，而且使整个坪头地区农民普遍受益，连远在百里之外的平原地区的农民也纷纷拉着母猪前来配种。
　　山区养猪业快速发展，却很少有人知道戈卫在其中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在改良猪种中，为了让从上海引进的几头种猪免受舟车劳顿之苦，戈卫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让这些不具备买票资格的家伙开洋荤坐了一回飞机。这个不亚于人造卫星上天的新闻震动了整个陈仓区……。
　　讲着他的故事，我深深地敬佩这位坚强的老人。
　　1975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同时发表了12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党中央：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充分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国千百万下乡和回乡青年的亲切关怀，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转达给广大知识青年。我们一定行动起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真是形势逼人。我们现在大都二十几岁，再过20年才四五十岁。这一阶段，正是我们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为自己能够参加建设现代化强国这场伟大斗争而感到无比自豪！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向大寨青年学习，牢固地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邢燕子& 云南朱克家&
河南薛喜梅& 河北& 程有志&
辽宁柴春泽& 黑龙江高崇辉&
陕西戈卫& 新疆肉孜古丽&
江苏曾昭林& 广东林超强　安徽张登龙&
四川刘裕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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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发表的前一天，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毛泽东主席也于同日批示道：“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就这封信，是时年28岁的戈卫做出的一个必须用一辈子来践行的无比庄重的承诺，他已用自己60岁的生命历程并将继续用未知的全部生涯向世人昭示：自己是一个一言九鼎的老知青、新农民。
还是这封信，“文革”结束后，有些当权者还是用“文革”的思维方式，连脑子都不动一下就说他与“四人帮”有牵连，而大行其整人之事……。
　　日，宝鸡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前，给市政府写了一份《十九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在对1962年以来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以后，在末尾部分写道：“此外，尚有西安市来我市插队的知识青年戈卫同志，决心继续留在农村，与当地社员群众一道为改变山区落后面貌而努力奋斗。这种坚持农业现代化的精神是很可贵的，请市政府、宝鸡县有关部门今后在生产和工作上给予大力支持，生活上予以关照，以充分发挥其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作用。”这份报告总结了从1962年开始至“文革”结束前下乡到宝鸡市的85477名城镇知识青年（其中西安28324名），除戈卫和极个别年龄大、拖累多不符合招工条件者，其余全部安置完毕。
　　1986年，戈卫终于同意了宝鸡市、县（2003年宝鸡县撤县设区，成为宝鸡市的第三个区）对他的安排，被召为公务员，但他有个条件：不离开码头村，不去机关坐班。这样就安排戈卫担任坪头镇党委副书记，他依旧住在那个知青点上。戈卫说这对他毫无意义。他从任职开始，就没有干过一天与这个职位有关的事，也很少去镇上，除非是作为一个农民去镇上办事，就是其工资也是一直由魏文杰领取和管理，直到现在。
到今年8月，作为公务员的戈卫将退休，但作为知青的戈卫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当我和戈卫的长谈快结束时，我建议戈卫写写他自己，戈卫告诉我：“我的父亲说，他爷爷当年曾留下遗嘱：‘子孙不准拿笔杆子，不准端枪杆子。’”我无言以对。
　　六、若水有言
　　　　　　　　　　只有两件事无论怎样处理都不为过：当我们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便固执；当我们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便无知。
　　　　　　　　　　　　　　　　　　　　――歌德
　　写戈卫，若水是个无知者。
　　若水称戈卫为“最后一个知青”，是从当年“知青”的意义上说的。留在农村、在农村成家立业的“知青”大有人在，但仍住在“知青”房、和当年的“知青”一样生活、工作的绝无仅有。
　　若水作此，并不是在歌颂“上山下乡”，只是在说戈卫。但对“上山下乡”这一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要象一些感情用事者一样全盘否定吗？若水认为这一事件的积极意义比他本身还要重大。从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直至现在，不正是这些经过炼狱洗礼过的人成为我们社会的脊梁吗？而且，它还是一种缓释剂。
　　若水一直在想，戈卫在是以什么作为他的人生参照系？在这个浮躁、浅薄、唯利是图的时代，他这样的人弥足珍贵。他是不是我们人类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
　　在结束前，我要用戈卫给我留的字祝各位博友：
祝戈卫的“知青”生涯永远自信
再见，戈卫!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留守乡村44年的老知青
留守乡村44年的老知青
作者：老例搜集
&留守乡村44年的老知青
来源：搜狐 “游游荡荡的眼睛”的博客
10月28日注定是戈卫人生中重要的节点。
日,21岁的西安青年戈卫背着铺盖卷来到宝鸡西部山区码头村,满怀热情地开始了他的下乡知青生涯;日,他和另外11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一起,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46载蹉跎岁月过后,当年一同向毛主席表决心的大多数都沉浮于宦海,而如今花甲之年的戈卫始终孤独倔强地守望在码头村。“叶落归根?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就是我的根。”65岁戈卫说,我扎根农村,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普通农民,我在农民中生活,更知道农民需要什么。
老知青戈卫自知以己之力,原本无法改变农村面貌,之所以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究和思考,他自嘲为他们那一代人有着太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戈卫说,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除了物质生活以外,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什么是幸福?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幸福,如果连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能说是幸福吗?”出了西安市向西,沿着西安到天水的高速公路大约200公里,驶过宝鸡市从坪头出口下了高速,拐上310国道继续向西2公里,再右拐进一条乡村公路,过了横架在陇海铁路的小桥,再经过一个天主教堂,就到了码头村村委会。
65岁戈卫打开了房门,站在门口老人穿着红色衬衣,更像是一位退休老干部,一时间让人很难想象出当年意气风发的知青模样。门里门外寒暄两句之后,他弯腰递过来一双拖鞋,然后转身走到卧室门口,脱鞋,走进铺着碎花地毯的卧室。
命运总是阴错阳差,当农村城镇化潮流带着农民涌进城的时候,城里来的戈卫却依旧孤独地住在山村。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连现在所住的房子也算不得个人的私产。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戈卫从三代都是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走,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来到陕西省宝鸡县坪头公社码头大队,从此成为家族中惟一的一个农民。
这一去就是44年。
当年村里与外界只是一条弯曲的山路,如今村边就是国道和高速公路;当年村里四处都是革命标语和革命口号,如今村里已建起一座天主教堂;当年的热血青年戈卫,如今已是脸上布满沧桑。
废除了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考制度随即被废除,应届高中毕业生戈卫的命运也因此改变,三代书香门第的戈氏家族从此多了一个农民。】
戈卫,1947年7月出生于西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曾祖父7岁时便离开了农村,父辈在抗战时由河北经山西来到西安。父亲戈治理是原西安医学院教授,也是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曾担任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专家。父辈10个兄弟姐妹中,有9个受过高等教育,叔父戈治均从西安交大水利系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改行做了电影演员,曾获得2001年度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时的戈卫是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应届毕业生,尽管当时社会上早已运动四起,但陕师大附中相对还是一块净土,戈卫和同学们一起专心准备参加高考。
6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遭废除。
戈卫的人生轨迹也由此发生了转折。
按照通知要求,“凡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这时全国青年学生大串联也进入高潮,热血沸腾的戈卫加入到大串联的队伍中。至今他仍记得第一次离家时的情景:西安火车站到处红旗飘扬,南来北往的学生涌进站台,挤进各式各样的车皮车厢里。他下午终于登上西行的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才到达宝鸡。就这样他从四川到贵州,又经云南终于到达伟大的首都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当时,戈卫的父母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已自顾不暇,不但没有反对儿子参加大串联,而且还为戈卫带了200元路费。在那个工人月工资不到20元的年代,200元钱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当戈卫走完大半个中国回到家时,口袋里还剩了100多元。
2年后,戈卫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走进码头村,此后的40多年里,他的身份从“知青”逐渐变成“农民”。
“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
【4年前,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知青点”的老房子已经拆除,但墙上那条若隐若现“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基”的标语却早已烙在戈卫记忆里,他说那是他至今仍然坚守的信念。】
“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起初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体力劳动者,当时因为是文革初期,自然认为下乡只是临时措施,以为也不过就几年功夫。”提及当年来到山村的初衷,戈卫平淡地说,刚下乡只是感觉这里很落后,并没有长期打算,那时年轻人还是有社会责任心,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建立了感情,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来做点事,改变贫困的状态和面貌。
68年10月27日,戈卫和同伴们离开西安,先是坐火车到达坪头,在小车站停了半夜,天亮后步行穿过两个隧道,然后坐木船渡过渭河,对岸已有码头大队的社员迎接。分配到码头大队的共27人,大多都是师大附中的同学。戈卫等5男4女被分配到第三生产队,其中包括小他4岁的弟弟戈健,还有后来曾经是他妻子的一位女知青。
码头大队地处宝鸡西部山区,当年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落后,戈卫们到达最初一年还没有通电。用戈卫的话来说,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所展示西汉时期的生产工具相比,码头村当年就是多了个架子车,而且一个生产队只有两辆。那时根本没有农闲季节,地里没活的时候,生产队就发动社员进山开荒,早上天不亮就上山,走几十里到了劳动点已经是9点多,然后干上几个小时就得往回赶,回到队里已经天黑。那时地里种的只有小麦和玉米,社员辛苦干一年下来,连基本口粮都拿不回来。
好在他们知青点的9个人都来自知识分子或者干部家庭,家里不缺粮食也不缺钱,分的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拿从家里带来的粮票去镇上粮店去买,没有出现过祸害当地社员的情况。
虽然跟社员参加同样的劳动,挣同样的工分,分同样的粮食,但社员总会把他们当做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称谓就是“知青”。
自1969年秋季开始,革命的运动方向发生了改变,知青陆续被招工回城。到1971年初,码头大队知青点的27名知青只剩下戈卫一人。
对于当初自愿留在码头大队,戈卫否认有任何个人功利主义目的,他强调自己1970年就给公社写信表明不打算回城。而他入党则是在1974年,之前连共青团员都不是。“不是别人把我逼上去,我也并不是学毛著积极分子”,戈卫如今对于自己当初留在农村的初衷的解释是,我所受的是传统教育,讲奉献、讲社会责任,还有理想主义色彩,“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要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我之所以能留下来,就是来了之后,才真正看到中国很落后,那些农民的生活很艰难。
记者查阅有关报道发现,戈卫在1975年4月召开的宝鸡县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是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思想斗争和最终抉择的:“考虑到自己下乡才一年,对农村情况才入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刚融洽,确实留恋不舍。当时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劳动,和社员一起试制黑曲霉醣化饲料。我想我自己走了,(这件事)当然还会有别人来干。可又一想,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的大问题,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即使到如今,戈卫仍旧表示“毛泽东是我的偶像已经根深蒂固,这不是因为我在他那个时代得到了什么,他们老一代的人格魅力让后来者望尘莫及。毛泽东虽然有错误,但在他的历史阶段,在重大历史抉择时起了很大作用。”毋庸怀疑戈卫当年发言时的真诚,也不可否认戈卫如今的表述也是发自内心,或许没有经历过那个癫狂年代人们,是无法理解那一代人的疯狂。
改变山区面貌不仅仅只是豪言壮语
【记者之所以选择采访戈卫的动因,是缘自一本1974年出版的画报《前进在光辉的大道上》,其中用两个页码以《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为题介绍了戈卫的“事迹”,当记者在互联网搜索“戈卫”时,才发现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知青”。】
10月19日,在码头村村口,70岁的村民王宝旭谈及戈卫的话题时说:“他把机会错过了,有一年省上让他去当团委书记,他没有去,要不现在也当了大官,窝爷地很咧。”在宝鸡方言中,“窝爷”是“舒适”、“自在”的意思。
王宝旭说戈卫“犟”,而码头村支书魏文杰则说戈卫“执著”。
土生土长的魏文杰在大跃进时曾经在城里做过几年工人,所以他与知情有着很多共同的语言。在戈卫下乡后的46年中,两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至今戈卫吃住在魏家,连工资卡也由魏文杰保管,即使戈卫出门时也从不带钱。
戈卫坦承,早年间组织部门曾经找他谈话,准备提议他担任宝鸡市团委书记,但被他婉言谢绝。
反观戈卫已经历的人生不难发现,他曾经的仕途最高官位是乡党委副书记,而那已是改革开放过后的1986年。而在他曾经“大红大紫”的文革时期,他的最高职务仅仅是码头大队的支部书记。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关于戈卫典型事迹宣传画报中的描写却是“怀着改变山区面貌的迫切心情,把身子全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业上。他和贫下中农开山劈石,修渠引水;他同战友们办猪场,改良诸种,试制成功了‘黑曲霉醣化饲料’和‘酵曲粉’;他们还引进和培育玉米、高粱良种,还培育出了珍贵的滋补药品银耳。”戈卫说,当初他留下来的时候,码头大队还是广种薄收,刀耕火种,到处挖地,牛上不去的地方,人都去开荒。比如说在龙马沟,从解冻开始挖,一直挖到收完麦子种上玉米,半年下来,一个人分了8斤玉米棒子,全大队近5平方公里的范围,年最高总产量不到40万斤,平均亩产粮食不到130斤。
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功夫,因为毛主席早有教导:“有了优良品种,即使不增加劳力、肥料,也可以获得较多的收成。”于是,在1971年,他从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引进良种。1972年,他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晋杂五号”。到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因为发展林果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当年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那封信,我不光是豪言壮语,我确实这样做了,从当年粮食总产30多万斤提高到110万斤,我落实了。”戈卫至今仍然感到欣慰和自豪。
他所提及的那封信,就是1975年在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与天津邢燕子、云南朱克家共12名知识青年代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邢燕子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朱克家23岁就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而戈卫始终在农村基层担任大队支书,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才被提拔为乡党委副书记。
魏文杰说,码头大队文革期间曾经也曾出一个高中毕业生,但很快当了教师脱了“农”,包产到户前10年时间里,戈卫是大队学历最高的社员。因为有戈卫这样有文化、相信科学的知青,当年码头大队建水电站、科学养猪和杂交玉米推广总是走在别的大队前面。
不提倡年轻人留在农村
【我是农民,置身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农民的切身体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同时,我还要跳出农民的局限,去感受、思考、观察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优劣,比如有些政策在农村这个层面执行,不是谁告诉我对与否,而是我就能感觉来。就像观棋与下棋是不一样的,观者看得更透彻一些。】
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仕途,戈卫并不愿意过多提及,但他仍强调说,即使担任乡党委副书记时期,他仍旧没有离开码头村,即使到如今,他的户籍依然落在码头村。
但当谈论起有关“三农”的话题,他的话匣子打开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戈卫说,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我这一个,缺的是对农民有责任感,对农村事业有推动的人。
对于近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有关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戈卫表达了作为基层“农民”独到的见解:土地私有化?中国不能搞土地私有化,很多农民会出卖自己的土地应急,从而会失去生活保障,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没有涵盖到这些人,以后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戈卫认为,在很多国家,土地是作为纯粹的生产资料。而在我国,土地主要承担的是社会保障功能,其次才是生产资料功能。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现状是,即使有一半农民进城,还有一半农民在农村,农民在外打工,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险,家里必须得有一亩二分地。
因为土地在我国不是作为纯粹的生产资料,这也就影响了土地效率的发挥。
戈卫很推崇很多地方已开展的土地流转政策。他认为,在确定农民的承包权的物权之后,应当鼓励流动,让有条件放弃的部分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通过有偿的流动,让他们逐渐脱离这样的社会保障,作为生产资料变为纯粹的生产要素。
戈卫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应注重三个方面:一个是要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都要稳定;一个是要改革开放;第三个要教育,现在教育严重滞后。他引用毛泽东“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解释说,当年毛泽东的说法着重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而目前所谓的“教育”教育就是技能教育,文化教育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没有科学文化,没有技能,你农民进城去干什么?真正要在城市扎根,不能仅仅是进城卖苦力!”戈卫说,我现在不提倡年轻人留在农村,我鼓励孩子们走出农村。
对于他之所以留下来,他的解释是,在他那个时代留下来有意义,那是他自己选择的路,适合他。
“现在老了,我希望看到农村进一步的发展,我直接做的事情已经不多,我希望看到农村,特别是我们贫困的山区,一步步摆脱贫困,从贫困到富裕,然后现代化。”戈卫说,他希望成为中国农村的见证人。
记者:作为当年的知青,您现在如何看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戈卫:文革当然是要否定的,但那个时期出现的事物并不完全都是错的。就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说,虽然是那个时代产物,但总体来说,当时大多数知青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想在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从这一代人来说,他们一下子深入到中国最基层,最了解中国,所以后来出现很优秀人物,从国家领导人到知名作家,很多都曾有过下乡的经历。知青生活对我们的人生锻造有着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积累了难得的精神财富,更是一段珍贵的人生记忆,凡是知青都忘不了。
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有像我们当年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并积极投入到社会,一定会推动社会的高速发展。
记者:您觉得过去的46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戈卫:物质上比较丰富了。农村的面貌改变很大,比如说,过去不能温饱,现在生活不但温饱,盖的房子很漂亮。另外,人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农民开放程度,生活圈子更大了,思路也更开阔,跟老一辈轨迹完全不同。
总的来说,社会环境变化很大,农民进城了,他们考虑问题更宽泛,不像以前那么狭隘。
问:这一辈子留在农村有什么遗憾吗?
戈卫:没有什么遗憾,我想做的都做了,一辈子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太多事,当然是不是完全就达到理想或者愿望?可能是没有实现。
记者:您以前的愿望是什么?
戈卫:不单改变码头村自身的条件,而且要在社会或者经济发展中能起到一定示范作用。但目前还远到不了我的理想状态。在我能力范围内,也只能如此。
记者:是不是选择了当官,就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想法?
戈卫:性格决定命运吧。在政治上我没有那个野心,范围越小,越容易实现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改变码头村生产基本条件,修水电站,解决粮食问题,改变产业结构,发展粮食生产,原来总产35万斤,到后来总产100多万斤,我都做到了。当然,要想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仅靠一个村是不行,但再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抽掣,我个人力量达不到。
别人说如果去了更高的职位,就可能做出更大的事情,“可能”的事情终归不是现实。我对行政干部有成见,比较排斥,认为他们不务实。这和家庭环境有关吧,父辈都是做学问的,我就是有很重的理想色彩。
记者:你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什么?
戈卫:我们这一代人很善于思考,那年代提倡个人想大事,想国家大事。
记者:您觉得您的人生完善吗?
戈卫:我的个人生活还是很失败。我结婚很晚,30岁才结婚,妻子当年也是这里的知青,后来那个家庭持续了不到10年,问题在于我没有想到回城。
记者:您会参加高中同学或者知青聚会吗?
戈卫:他们有过聚会,但我没有参加,他们都成了爷爷奶奶,想的和我的想法有距离,生活内容不同,也没有共同话题。
记者:您和村里其他农民的区别在哪里?
戈卫:我刻意铺地毯,以前在旧房子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示范,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要改变农村也包括生活习惯。
记者:套用央视记者的问题:“您幸福么?”
戈卫:我觉得很幸福吧。什么是幸福?你能做自己做的事就是幸福,如果连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到,能说是幸福吗?幸福本身可以是物质的,但很大程度是精神的,亿万富翁就能幸福吗?
记者:您想过没有,在这里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
戈卫:这个房子明确归我用,我活着就是我用,我不在了就归村里。
记者:您怎么看待金钱?
戈卫:我的钱都在老魏(村支书)那,40多年来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我在他家吃饭不用花钱。钱这东西,只要能保证我的基本生活,不为生活发愁就成。
记者:您觉得您和出家人的区别在哪?
戈卫:都有点超脱,我和出家人不一样的就是,我还有责任感,还是有点忧国忧民吧
记者:您对家里老人也有责任感吗?
戈卫:确实有愧歉。我父亲90多岁身体不好,国庆节我回家就没有出门,基本就是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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