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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艺术及其在书法教育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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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霄洛
文汇报官方微信魏碑体 - 王朝网络 -
| 分享&&&&&当前位置: &&&&&&&&魏碑体&&&　　魏碑体的特点：　　1、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　　2、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点是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前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　　“魏碑体”的形成及其意义　　摘要:北魏时期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关键时期，北魏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楷书，我们称之为“魏碑体”。在清朝康有为的大力推崇下，名声大噪，享誉书法史，但是“魏碑体”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发展交织着政治、宗教和历史文化的变迁。从目前发现的众多碑刻墨迹当中，笔者想通过此文理出一条魏碑体形成发展的轨迹。本文将着重探讨“魏碑体”在北魏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并对“魏碑体”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作简要的分析。　　关键字：北魏 魏碑体 平城 洛阳 形成 发展 意义　　一“魏碑体”的形成与发展　　（一）平成时期　　1平成时期书法演变的历史因素　　北魏平城时期是指公元4世纪90年代末至5世纪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从此开始了北魏在平城的历史。北魏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了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现出对汉族文化极大的热忱。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公元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庙。北魏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巩固了统治，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创早了良好的条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书法家崔玄伯笔下。《魏书·崔玄伯传》记载：　　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儿子，因为擅长书法经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书·崔浩传》“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　　范阳卢渊也是当时着名的书法家，《北史·卢玄传附卢渊》略云：“初，（卢）湛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　　崔、卢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他们所传书法不外乎篆书、隶书、草书、行押、铭石书，就其风格而言当为古朴、厚重、方严、笔力雄健。这就为北魏书法奠定了雄强之风。　　北魏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书》记载：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时，在崔浩的劝说下，罢黜佛教，迎请嵩山道士寇谦之，道教大兴。“乃使谒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修复佛法，下《修复佛法诏》：“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置会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从此佛教更加兴盛。经过这番佛道斗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历史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平城时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又有道教的碑刻④，这使平城的碑刻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　　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样禁止立碑，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书法才得以迅速发展演变，它上承隶书下启洛阳楷书，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有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刚正不阿，同时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古朴、自然、刚劲、雄壮的风貌。　　2平城时期的书迹列举及其分析　　平成时期的书迹种类繁多，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记、题记、明堂瓦文等。我按时间顺序择要排列如下⑤：　　《王银堂画像题名》（406）楷书　　《折冲将军薪兴令造寺碑》（436）楷书，新疆吐鲁番出土　　《皇帝东巡之碑》并碑额（437）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东巡之碑”，民国年间河北易县出土　　《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　　《王神虎造像记》（440）楷书　　《朱雄造像记》（440）楷书　　《合邑又道继等造像记》（440）楷书　　《鲍纂造像记》(442）草率隶书，清朝末年山东出土，现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隶书，年发现于大兴安岭鄂伦春旗嘎先洞中　　《孙恪墓铭》（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颂》并碑额（461）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南巡之颂”，1936年发现，现移山西灵丘县觉山寺　　《刘贤墓志》（452—465），志文隶书，四面刻，阳文篆额“刘戍王之墓志”，1963年辽宁朝阳出土　　《曹天度造像记》（466）隶书　　《鱼玄明墓志》（468）楷书　　《赵炯造像记》（469）草率隶书，同治年间山东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志》（472）隶书，现在山西大同博物馆　　《钦文姬臣墓铭》（474）出土于大同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477)楷书，咸丰年间山东黄县出土　　《太和造像记》（478）隶书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479）　　《太和五年石函铭》（481)楷书，1964年河北定县出土　　《邑师法宗造像记》（483）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　　《崔永忠造像记》（483）楷书，山东历城出土　　《司马金龙墓铭》并题额（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马金龙墓寿砖》(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晖福寺碑》并碑额（488）楷书，在陕西澄城县　　《阎惠端造像记》（489）楷书，光绪年间在河北昌平访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记》（490）楷书　　《富贵万岁》瓦当文（481—490）隶书，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访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书、隶书、楷书、行草书，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晕造像记》（492）楷书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年代不详，草率隶书，1995年，1997年分别在山西大同访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辉比干墓侧，刻于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为平城魏碑画上了句号。　　在这些书迹中有《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属于庙堂之作，风格雍容大度，笔势开张，应为当时一流书家所写。作为摩崖隶书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显得浑朴雄厚。《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刘贤墓志》、《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等为贵族官僚墓志，虽较庙堂之制略为草率，但却更显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刻工也比较精致。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则显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当时普通大众的书写习惯。　　平城时期的书迹上至皇帝驾幸的铭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罗万象，我们从中可以透视到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方方面面，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发展演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北魏平城的遗迹中，既有隶书又有楷书，而且各自都有相当的数量和规模。从字体来看，篆书多为碑额，墓志多为隶书，造像记多为楷书，当然也并非全部如此⑥。从它们的时间顺序上来看，隶书、楷书的顺序时前时后，明显地表现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我们从这风格各异的书迹中可以看出：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当时的社会正热切地期盼出现一种具有统一法度的书体。事实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显意识到规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余”，而且太武帝为此还下达了整齐文字的诏令。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楷、草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规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魏书·世祖纪》　　但是从公元425年以后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来看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法度，这说明风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是一种社会风尚，它需要历史的选择、社会的选择才能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书写规范，从而形成社会普遍的审美共识。　　3、从平城碑刻看北魏书风的演变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呈现出“体兼隶楷”的总体特征。隶中有楷，楷中有隶。为了弄清北魏书法的发展演变，我先从几部隶书味较浓的碑刻说起。　　从?皇帝南巡之颂?看平城隶书　　此碑刻于文成帝时代，?魏书·高宗纪?有记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失，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铭。”　　此碑书迹具有明显的隶书特征。横画两端都向上翘起作翻飞状，竖钩平挑，撇画收笔处微微向上翻挑，捺画收笔处平出，字形成横扁状，这些都是典型的隶书笔法。　　同时这类隶书杂有显著的楷书特点，笔画方截、瘦劲，横画左低右高向上倾斜，许多字的横折处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为向左侧倾斜，如“过”字的首笔折处。有的横折则表现出明显的顿挫，如“郡”字中“君”首笔处的折。从结构上看结体凝重，呈欹斜状。⑦　　?皇帝南巡之颂?所表现出的特点使其在研究隶书向楷书过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掺杂的楷书特征会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楷书特征我们可以在稍后的“龙门四品”和邙山墓志中明显地找到他们的影子。从笔画的方峻顿挫到结体的欹斜凝重都与“魏碑体”楷书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这种风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时期还见于《皇帝东巡之碑》，而在其后的《司马金龙墓铭》中《皇帝南巡之颂》的许多特点得以延续，但有些特点却被明显的抛弃了。例如：横画左侧起笔处的向上翻起已不明显，字体的欹斜度也大大减弱，但仍表现出隶书的特征。可以说楷书对当时的人们已有相当地影响，以至于不自觉的渗透到书法当中，使之“体兼隶楷”。事实上由于北方书风保守，庙堂之制按照惯例都是采用隶书书刻，许多波磔、翻挑以及结构的平整往往都是刻意为之，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启功说：“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写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划无论方圆粗细写得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　　《皇帝南巡之颂》为庙堂之制，是记载皇帝出幸的碑刻，当为一流书家所写。《司马金龙墓铭》为贵族墓志，刻工精良，因此这两块碑刻可能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新状态，也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书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惯用的书写习惯。尤其是对方笔的运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比较认同的笔法，这对后来洛阳“魏碑体”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是平城时期的隶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貌，以上所举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朴浑厚，《嵩高灵庙碑》的方厚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砖文的简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从《晖福寺碑》看平城楷书　　《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碑刻。就其特点而言，仍以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⑧所以康有为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在字体结构的避让上已经很成熟，汉末魏晋隶书的影子已经难以找到。　　与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隶书碑刻《皇帝南巡之颂》相比，虽然一隶一楷但在风格上却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皇帝南巡之颂》在结体上的严谨、笔画上的方棱锐折在《晖福寺碑》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横画的书写，虽然《晖福寺碑》的书家采用的是楷书笔法但与《皇帝南巡之颂》中的横画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庆”“真”“素”“而”等字里面的横画，其神态与《皇帝南巡之颂》如出一辙。这说明从《皇帝南巡之颂》到《晖福寺碑》的27年中，这种笔法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楷书当中得到应用。由于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颂?还是?晖福寺碑?在当时都应该是最新的笔法，这对北魏书风的演变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如果我们将其与北魏洛阳的“魏碑体”相比，洛阳“魏碑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但是不能否定在笔画的舒展开张，撇捺的雄健有力，结体的大开大合，结构的欹侧，气势的雄劲上都远不及洛阳“魏碑体”。《晖福寺碑》的上述特点使其表现出探索者和先驱者的角色。平城楷书对洛阳“魏碑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殷宪说：“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当然平城时期的楷书仍残有明显的隶意，这在《邑师法宗造像记》以及明堂瓦文所发现的楷书中有明显的体现⑨。　　（二）洛阳时期　　⒈洛阳时期书法演变的历史环境　　公元477年孝文帝亲政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汉人服饰；改变鲜卑人籍贯“代人南迁者，悉为洛阳人”；以汉语为“正音”；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促进鲜卑族与汉人士族高门的通亲。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融合，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一批南朝汉人知识分子北迁，给北魏书坛带来一片新的生机，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书风便悄然发生了变化。　　因此北魏后期的很多书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书》记载：陇西李思穆（？—516）“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⑩”；颍川庾道（？—517）“历览史传，善草隶书”；彭城刘懋（？—517）“善草隶书，多识奇字”。这些人都属投北的南方书家，他们所传之草隶应该属于“二王”一派。北魏的这些南方书法家为北魏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北魏后期，南方的字书《小学篇》传入北方，北魏后期的贵族子弟以学习《小学篇》为荣耀。《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学王羲之《小学篇》⑾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小学篇》传“二王”之法，而且书风上比北朝传统的识字书《急就篇》新妍，当为鲜卑贵族所推崇，这样就使南朝书风渗透到北魏书刻的血脉之中，为洛阳时期产生新体楷书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　　⒉洛阳“魏碑体”　　北朝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南方新妍书风，终于在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楷体——“魏碑体”⑿。　　我们可以从以邙山墓志和“龙门四品”为代表的洛阳碑刻中看到这种具有统一风格的“魏碑体”，他们一改北魏平城书风的古拙、朴茂，呈现出新妍别致的书风。险峻奇伟、惊心动魄、体态新妍、结体严谨。确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　　以《元桢墓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楷书多用方笔；横画出锋，收笔下顿，横画向上倾斜；撇画突出，收笔平挑；捺笔雄壮，收笔平出；竖多下顿后向左平出；斜画紧结，字形横扁，且整体呈欹斜态势。笔法刚劲、潇洒，撇画捺画突出，如长枪大戟，刀砍斧凿，给人以遒劲雄壮之感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昏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后期“魏碑体”地发展　　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胡汉融合的加强，南朝书风的不断传入，这种刚峻奇伟的“魏碑体”楷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笔画渐趋圆润、端整、秀雅，方圆兼施。　　三、“魏碑体”的意义　　⒈“魏碑体”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面貌，反映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迁，社会风气的演变。如太和以前，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弓马骑射，太和以来迁都以后则转而崇尚儒业⒁。这与“魏碑体”晚期由方笔转而趋圆是同样的道理。由注重身体的英武强壮转而注重内心的修养，这无疑是鲜卑族汉化改革的结晶。“魏碑体”的这些特点对于北魏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⒉“魏碑体”具有多元的美学特质。是具有高度融合性的书体，具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它渗透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血脉，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与汉民族的内敛，融合了北方书法的古朴浑厚与南方行楷的新妍妩媚，融合了隶书的笔势开张与楷书的结体严谨，给人以雄健开张的心理体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⒊“魏碑体”对后世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研究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载体。虽然“魏碑体”曾一度不为人知，但它笔法的多变令后世书家大为赞叹。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中说：“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注释：　　①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35页中说“这类以‘斜划紧结’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和南朝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书。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而施安昌则将其命名为“邙山体”。笔者认为这类楷书是魏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且在当时广为流行，故将其称为“魏碑体”。　　②《北史·崔宏传》云：“宏祖悦与范阳卢湛并以博艺齐名，湛法钟繇，悦法卫凯，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湛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　　③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如《邑师法宗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十七窟南壁。　　④道教碑刻如《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嵩高灵庙碑》并碑额（456），碑文隶书，阴文篆额“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在河南登丰县嵩山。　　⑤此所录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引自：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殷宪《大同魏碑述略》。　　⑥例如《曹天度造像记》（466）当为隶书，而《鱼玄明墓志》（468）则为楷书。　　⑦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25页：这类隶书杂有明显的楷式，例如横向笔画一律写成左低右高的斜势，许多撇画是方头尖撇，有些结构部件如“昌、日、口、田”等近乎楷式，《皇帝南巡之颂》碑阴的许多字如“他、和、男、代、将、盖、尚”等，几乎就是楷书。　　⑧见刘涛著《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431页。　　⑨如《邑师法宗造像题记》风格浑厚古拙、端正平稳、结构横扁，有些横画中仍有波挑的意味，隶意很浓。明堂瓦文中的楷书多“平划横结”、结构较散，饶有隶意。　　⑩这里说的“草隶”一词当是草书、隶书(楷书)的合称。参见丛文俊《文献所见魏晋士大夫风法风尚之真实状态的考证》，见《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第227-231页。　　⑾《隋书》卷二十三《经籍志》有：“《小学篇》一卷，晋下邳内史王义撰”；《新唐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亦著录《小学篇》，撰者都作“王羲之”，《魏书》卷第十九中《校勘记》十二云：“或北魏已有作‘羲之’撰的本子”云。　　⑿洛阳时期的隶书已经很明显的显示出衰微态势。而此时洛阳形成的“魏碑体”已普遍运用，这时的隶书明显的落后了，故这里不作介绍。⒀施安昌《“北魏邙山体”析》中归纳这类楷书的特征是“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横画起笔不再向下扣而是出锋朝上，收笔不再上挑而是下顿，跃笔顿挫上挑而不再有弯弧。”见《书法丛刊》第三十八辑（1994年第二期）　　⒁如：道武帝时常山王遵“少而壮勇”；阳平王他“身长八尺，美姿貌，性谨厚，武艺过人”；永昌王键“姿貌魁壮，善弓马，达兵法，所在征战，常有大功”；襄城公题“少以雄武知名”；九原公仪“容貌甚伟，美髯须，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河南王曜，五岁时，射雀能中。太武帝朝，真定侯陆“以武功颇蒙恩遇”。　　⒂如《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参考文献：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大同风采》徐世信编著，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第一版　　《魏书》（北齐）魏收著，唐长孺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版　　《北史》（唐）李延寿著，陈仲安点校　　《大同魏碑述略》殷宪，载《书法丛刊》1999年第一期　　《北魏邙山体析》施安昌载《书法丛刊》1994年第二期　　&&今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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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屏里狐》主题曲)
　　作词：金十三&李旦
　　作曲：刘嘉
　　狐狸精 狐狸仙
　　千年修...·&·&·&&&&&&&&&　　魏碑体的特点：
　　1、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
　　2、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点是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前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
　　“魏碑体”的形成及其意义
　　摘要:北魏时期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关键时期，北魏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楷书，我们称之为“魏碑体”。在清朝康有为的大力推崇下，名声大噪，享誉书法史，但是“魏碑体”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发展交织着政治、宗教和历史文化的变迁。从目前发现的众多碑刻墨迹当中，笔者想通过此文理出一条魏碑体形成发展的轨迹。本文将着重探讨“魏碑体”在北魏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并对“魏碑体”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作简要的分析。
　　关键字：北魏 魏碑体 平城 洛阳 形成 发展 意义
　　一“魏碑体”的形成与发展
　　（一）平成时期
　　1平成时期书法演变的历史因素
　　北魏平城时期是指公元4世纪90年代末至5世纪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从此开始了北魏在平城的历史。北魏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了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现出对汉族文化极大的热忱。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公元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庙。北魏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巩固了统治，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创早了良好的条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书法家崔玄伯笔下。《魏书·崔玄伯传》记载：
　　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儿子，因为擅长书法经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书·崔浩传》“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
　　范阳卢渊也是当时着名的书法家，《北史·卢玄传附卢渊》略云：“初，（卢）湛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
　　崔、卢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他们所传书法不外乎篆书、隶书、草书、行押、铭石书，就其风格而言当为古朴、厚重、方严、笔力雄健。这就为北魏书法奠定了雄强之风。
　　北魏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书》记载：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时，在崔浩的劝说下，罢黜佛教，迎请嵩山道士寇谦之，道教大兴。“乃使谒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修复佛法，下《修复佛法诏》：“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置会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从此佛教更加兴盛。经过这番佛道斗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历史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平城时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又有道教的碑刻④，这使平城的碑刻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
　　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样禁止立碑，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书法才得以迅速发展演变，它上承隶书下启洛阳楷书，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有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刚正不阿，同时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古朴、自然、刚劲、雄壮的风貌。
　　2平城时期的书迹列举及其分析
　　平成时期的书迹种类繁多，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记、题记、明堂瓦文等。我按时间顺序择要排列如下⑤：
　　《王银堂画像题名》（406）楷书
　　《折冲将军薪兴令造寺碑》（436）楷书，新疆吐鲁番出土
　　《皇帝东巡之碑》并碑额（437）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东巡之碑”，民国年间河北易县出土
　　《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
　　《王神虎造像记》（440）楷书
　　《朱雄造像记》（440）楷书
　　《合邑又道继等造像记》（440）楷书
　　《鲍纂造像记》(442）草率隶书，清朝末年山东出土，现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隶书，年发现于大兴安岭鄂伦春旗嘎先洞中
　　《孙恪墓铭》（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颂》并碑额（461）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南巡之颂”，1936年发现，现移山西灵丘县觉山寺
　　《刘贤墓志》（452—465），志文隶书，四面刻，阳文篆额“刘戍王之墓志”，1963年辽宁朝阳出土
　　《曹天度造像记》（466）隶书
　　《鱼玄明墓志》（468）楷书
　　《赵炯造像记》（469）草率隶书，同治年间山东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志》（472）隶书，现在山西大同博物馆
　　《钦文姬臣墓铭》（474）出土于大同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477)楷书，咸丰年间山东黄县出土
　　《太和造像记》（478）隶书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479）
　　《太和五年石函铭》（481)楷书，1964年河北定县出土
　　《邑师法宗造像记》（483）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
　　《崔永忠造像记》（483）楷书，山东历城出土
　　《司马金龙墓铭》并题额（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马金龙墓寿砖》(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晖福寺碑》并碑额（488）楷书，在陕西澄城县
　　《阎惠端造像记》（489）楷书，光绪年间在河北昌平访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记》（490）楷书
　　《富贵万岁》瓦当文（481—490）隶书，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访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书、隶书、楷书、行草书，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晕造像记》（492）楷书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年代不详，草率隶书，1995年，1997年分别在山西大同访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辉比干墓侧，刻于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为平城魏碑画上了句号。
　　在这些书迹中有《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属于庙堂之作，风格雍容大度，笔势开张，应为当时一流书家所写。作为摩崖隶书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显得浑朴雄厚。《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刘贤墓志》、《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等为贵族官僚墓志，虽较庙堂之制略为草率，但却更显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刻工也比较精致。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则显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当时普通大众的书写习惯。
　　平城时期的书迹上至皇帝驾幸的铭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罗万象，我们从中可以透视到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方方面面，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发展演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北魏平城的遗迹中，既有隶书又有楷书，而且各自都有相当的数量和规模。从字体来看，篆书多为碑额，墓志多为隶书，造像记多为楷书，当然也并非全部如此⑥。从它们的时间顺序上来看，隶书、楷书的顺序时前时后，明显地表现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我们从这风格各异的书迹中可以看出：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当时的社会正热切地期盼出现一种具有统一法度的书体。事实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显意识到规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余”，而且太武帝为此还下达了整齐文字的诏令。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楷、草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规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魏书·世祖纪》
　　但是从公元425年以后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来看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法度，这说明风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是一种社会风尚，它需要历史的选择、社会的选择才能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书写规范，从而形成社会普遍的审美共识。
　　3、从平城碑刻看北魏书风的演变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呈现出“体兼隶楷”的总体特征。隶中有楷，楷中有隶。为了弄清北魏书法的发展演变，我先从几部隶书味较浓的碑刻说起。
　　从?皇帝南巡之颂?看平城隶书
　　此碑刻于文成帝时代，?魏书·高宗纪?有记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失，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铭。”
　　此碑书迹具有明显的隶书特征。横画两端都向上翘起作翻飞状，竖钩平挑，撇画收笔处微微向上翻挑，捺画收笔处平出，字形成横扁状，这些都是典型的隶书笔法。
　　同时这类隶书杂有显著的楷书特点，笔画方截、瘦劲，横画左低右高向上倾斜，许多字的横折处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为向左侧倾斜，如“过”字的首笔折处。有的横折则表现出明显的顿挫，如“郡”字中“君”首笔处的折。从结构上看结体凝重，呈欹斜状。⑦
　　?皇帝南巡之颂?所表现出的特点使其在研究隶书向楷书过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掺杂的楷书特征会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楷书特征我们可以在稍后的“龙门四品”和邙山墓志中明显地找到他们的影子。从笔画的方峻顿挫到结体的欹斜凝重都与“魏碑体”楷书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这种风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时期还见于《皇帝东巡之碑》，而在其后的《司马金龙墓铭》中《皇帝南巡之颂》的许多特点得以延续，但有些特点却被明显的抛弃了。例如：横画左侧起笔处的向上翻起已不明显，字体的欹斜度也大大减弱，但仍表现出隶书的特征。可以说楷书对当时的人们已有相当地影响，以至于不自觉的渗透到书法当中，使之“体兼隶楷”。事实上由于北方书风保守，庙堂之制按照惯例都是采用隶书书刻，许多波磔、翻挑以及结构的平整往往都是刻意为之，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启功说：“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写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划无论方圆粗细写得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
　　《皇帝南巡之颂》为庙堂之制，是记载皇帝出幸的碑刻，当为一流书家所写。《司马金龙墓铭》为贵族墓志，刻工精良，因此这两块碑刻可能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新状态，也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书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惯用的书写习惯。尤其是对方笔的运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比较认同的笔法，这对后来洛阳“魏碑体”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是平城时期的隶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貌，以上所举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朴浑厚，《嵩高灵庙碑》的方厚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砖文的简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从《晖福寺碑》看平城楷书
　　《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碑刻。就其特点而言，仍以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⑧所以康有为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在字体结构的避让上已经很成熟，汉末魏晋隶书的影子已经难以找到。
　　与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隶书碑刻《皇帝南巡之颂》相比，虽然一隶一楷但在风格上却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皇帝南巡之颂》在结体上的严谨、笔画上的方棱锐折在《晖福寺碑》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横画的书写，虽然《晖福寺碑》的书家采用的是楷书笔法但与《皇帝南巡之颂》中的横画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庆”“真”“素”“而”等字里面的横画，其神态与《皇帝南巡之颂》如出一辙。这说明从《皇帝南巡之颂》到《晖福寺碑》的27年中，这种笔法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楷书当中得到应用。由于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颂?还是?晖福寺碑?在当时都应该是最新的笔法，这对北魏书风的演变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如果我们将其与北魏洛阳的“魏碑体”相比，洛阳“魏碑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但是不能否定在笔画的舒展开张，撇捺的雄健有力，结体的大开大合，结构的欹侧，气势的雄劲上都远不及洛阳“魏碑体”。《晖福寺碑》的上述特点使其表现出探索者和先驱者的角色。平城楷书对洛阳“魏碑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殷宪说：“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当然平城时期的楷书仍残有明显的隶意，这在《邑师法宗造像记》以及明堂瓦文所发现的楷书中有明显的体现⑨。
　　（二）洛阳时期
　　⒈洛阳时期书法演变的历史环境
　　公元477年孝文帝亲政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汉人服饰；改变鲜卑人籍贯“代人南迁者，悉为洛阳人”；以汉语为“正音”；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促进鲜卑族与汉人士族高门的通亲。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融合，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一批南朝汉人知识分子北迁，给北魏书坛带来一片新的生机，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书风便悄然发生了变化。
　　因此北魏后期的很多书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书》记载：陇西李思穆（？—516）“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⑩”；颍川庾道（？—517）“历览史传，善草隶书”；彭城刘懋（？—517）“善草隶书，多识奇字”。这些人都属投北的南方书家，他们所传之草隶应该属于“二王”一派。北魏的这些南方书法家为北魏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北魏后期，南方的字书《小学篇》传入北方，北魏后期的贵族子弟以学习《小学篇》为荣耀。《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学王羲之《小学篇》⑾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小学篇》传“二王”之法，而且书风上比北朝传统的识字书《急就篇》新妍，当为鲜卑贵族所推崇，这样就使南朝书风渗透到北魏书刻的血脉之中，为洛阳时期产生新体楷书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
　　⒉洛阳“魏碑体”
　　北朝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南方新妍书风，终于在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楷体——“魏碑体”⑿。
　　我们可以从以邙山墓志和“龙门四品”为代表的洛阳碑刻中看到这种具有统一风格的“魏碑体”，他们一改北魏平城书风的古拙、朴茂，呈现出新妍别致的书风。险峻奇伟、惊心动魄、体态新妍、结体严谨。确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
　　以《元桢墓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楷书多用方笔；横画出锋，收笔下顿，横画向上倾斜；撇画突出，收笔平挑；捺笔雄壮，收笔平出；竖多下顿后向左平出；斜画紧结，字形横扁，且整体呈欹斜态势。笔法刚劲、潇洒，撇画捺画突出，如长枪大戟，刀砍斧凿，给人以遒劲雄壮之感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昏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后期“魏碑体”地发展
　　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胡汉融合的加强，南朝书风的不断传入，这种刚峻奇伟的“魏碑体”楷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笔画渐趋圆润、端整、秀雅，方圆兼施。
　　三、“魏碑体”的意义
　　⒈“魏碑体”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面貌，反映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迁，社会风气的演变。如太和以前，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弓马骑射，太和以来迁都以后则转而崇尚儒业⒁。这与“魏碑体”晚期由方笔转而趋圆是同样的道理。由注重身体的英武强壮转而注重内心的修养，这无疑是鲜卑族汉化改革的结晶。“魏碑体”的这些特点对于北魏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⒉“魏碑体”具有多元的美学特质。是具有高度融合性的书体，具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它渗透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血脉，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与汉民族的内敛，融合了北方书法的古朴浑厚与南方行楷的新妍妩媚，融合了隶书的笔势开张与楷书的结体严谨，给人以雄健开张的心理体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⒊“魏碑体”对后世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研究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载体。虽然“魏碑体”曾一度不为人知，但它笔法的多变令后世书家大为赞叹。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中说：“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注释：
　　①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35页中说“这类以‘斜划紧结’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和南朝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书。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而施安昌则将其命名为“邙山体”。笔者认为这类楷书是魏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且在当时广为流行，故将其称为“魏碑体”。
　　②《北史·崔宏传》云：“宏祖悦与范阳卢湛并以博艺齐名，湛法钟繇，悦法卫凯，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湛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
　　③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如《邑师法宗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十七窟南壁。
　　④道教碑刻如《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嵩高灵庙碑》并碑额（456），碑文隶书，阴文篆额“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在河南登丰县嵩山。
　　⑤此所录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引自：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殷宪《大同魏碑述略》。
　　⑥例如《曹天度造像记》（466）当为隶书，而《鱼玄明墓志》（468）则为楷书。
　　⑦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25页：这类隶书杂有明显的楷式，例如横向笔画一律写成左低右高的斜势，许多撇画是方头尖撇，有些结构部件如“昌、日、口、田”等近乎楷式，《皇帝南巡之颂》碑阴的许多字如“他、和、男、代、将、盖、尚”等，几乎就是楷书。
　　⑧见刘涛著《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431页。
　　⑨如《邑师法宗造像题记》风格浑厚古拙、端正平稳、结构横扁，有些横画中仍有波挑的意味，隶意很浓。明堂瓦文中的楷书多“平划横结”、结构较散，饶有隶意。
　　⑩这里说的“草隶”一词当是草书、隶书(楷书)的合称。参见丛文俊《文献所见魏晋士大夫风法风尚之真实状态的考证》，见《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第227-231页。
　　⑾《隋书》卷二十三《经籍志》有：“《小学篇》一卷，晋下邳内史王义撰”；《新唐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亦著录《小学篇》，撰者都作“王羲之”，《魏书》卷第十九中《校勘记》十二云：“或北魏已有作‘羲之’撰的本子”云。
　　⑿洛阳时期的隶书已经很明显的显示出衰微态势。而此时洛阳形成的“魏碑体”已普遍运用，这时的隶书明显的落后了，故这里不作介绍。⒀施安昌《“北魏邙山体”析》中归纳这类楷书的特征是“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横画起笔不再向下扣而是出锋朝上，收笔不再上挑而是下顿，跃笔顿挫上挑而不再有弯弧。”见《书法丛刊》第三十八辑（1994年第二期）
　　⒁如：道武帝时常山王遵“少而壮勇”；阳平王他“身长八尺，美姿貌，性谨厚，武艺过人”；永昌王键“姿貌魁壮，善弓马，达兵法，所在征战，常有大功”；襄城公题“少以雄武知名”；九原公仪“容貌甚伟，美髯须，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河南王曜，五岁时，射雀能中。太武帝朝，真定侯陆“以武功颇蒙恩遇”。
　　⒂如《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参考文献：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大同风采》徐世信编著，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第一版
　　《魏书》（北齐）魏收著，唐长孺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版
　　《北史》（唐）李延寿著，陈仲安点校
　　《大同魏碑述略》殷宪，载《书法丛刊》1999年第一期
　　《北魏邙山体析》施安昌载《书法丛刊》1994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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