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上了大学
我的图书馆
1983年，我上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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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逝水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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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及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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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过两次高考的经历。这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乡村中学毕业生中，不算什么稀奇事儿。补习多年，应考数次，被戏称为“七仙女”、“猪八戒”的大有人在。为什么这样？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吃公家粮。这差不多是每一个农村青年心底的想法。而高考，几乎是实现这个梦想的唯一途径。农村，确如伟大领袖说过的那样，是一个广阔天地。但是，想要在那儿大有作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祖祖辈辈的农民用他们的实践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离开土地，是他们的梦。祖祖辈辈的梦。小时候常听老人一句话，俩旋儿过鸡蛋，毕竟坐西安。是说哪个孩子命好，头顶上有两个发旋儿，将来能到省城里谋事。这不是迷信，这是梦想化成的戏语。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无疑给农村青年带来了实现梦想的福音。其实那会的我，刚上初中，对于高考的事还懵懂未知。知道的是，有那么一阵，每当父亲从省城回来，就有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上门找他辅导功课。尤其是临近高考的时候。我们家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工农家庭。父亲是我们村里不多的上过大学的人。六十年代中期毕业后留城工作。母亲是农民，带着三个孩子，在家种地。但是母亲不想让孩子们步自己的后尘，希望他们有出息，有好的命运。所以，她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家里的活计，宁肯自己多干，也要保证充裕的时间让我们读书、学习。父亲也一样。每次从城里回来，包包里掏出的必是新买的书籍和学习资料。越近考试，对我的学习情况越上心。记得有一次，为了给我讲解关于大齿轮与小齿轮的物理问题，父亲用手转动自行车的链盘，三两次地演示、说明，一是因为紧张，二是因为我对科学缺乏兴趣，硬是没有弄懂问题的所以然。最后是父亲动气，我丧气，大家不欢而散。
时间如逝水，转眼之间，我的高考到了。一九八二年，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结果，失败了。说实在的，这是预料中的事儿。对于这次考试，我不但缺乏信心，而且少有激情。犹如一个士兵，被绑上战车，打了一场不情愿的仗。记得考前分班时，我就想要报考文科的事儿征求父亲的意见，被毫无争辩地否决了。班主任老师也不赞同我的想法。这也难怪。八十年代，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那是一个崇信科学的时代！
但是坏事也能变好事。头一次高考的失利，却顺利地促成了我第二年报考文科。当我把借来的数十册历史、地理书往桌上一堆，这么多？母亲担心地问。我笑而未语，似是成竹在胸。
其实我老早就发觉自己对文艺的兴趣。小时候无师自通，迷恋画画。曾经把一瓶一瓶的蓝墨水拿来画竹子、画熊猫、画八路军战士的蓝军装。父亲发现后，对我绘画才能不置可否，只是告戒我不要浪费墨水。上学后，我的兴趣转移到读书上。记得一本图文并茂的三国故事、一册发黄了的父亲的国文课本是我那时最爱的读物。一次作文，我把冰心的几句诗引在开头，被老师大加赞扬。此后的十数年间，我几乎成为班级里的“范文”写手。自然也成为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转到文科班的一年间，我的学习情绪高涨，心情也好。完全没有坐在补习班里的挫败与焦躁情绪。一次，学校里一位老师在省报上发了篇文章，引起轰动。大意是说，一天早上，他偶然发现一棵嫩芽从一堆乱石底下弯曲着、伸长出来，受了启发，认为物理亦通世情，人要向草学习。文章不断地被广播，四处宣读，用来鼓励学生。我当时心想，什么时候也能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
先得考上大学。我在心里给自己说。
终于考上了。我在心里说给自己。
我不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
记得那是一个漫长的暑期的下午，我从地里回来，有人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喜笑颜开，招待信使。我看着信封上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一排红色的字体，心里咯噔一下。说不出的感觉。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六个年，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大学。
那年秋天，我从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来到省城西安，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报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学校所在的长延堡一带还很冷清、很萧条。隔着马路，师大西门就朝着农民的菜地。相对繁华的是小寨、钟楼一带，要买稍微贵重点的东西或是得闲逛逛街，就花一半毛钱，坐3路公交车，朝北去。但是很多同学，宁愿走路，或者搭乘农民的马车，也要把车资省下来。毕竟大家的经济都紧张。那时候，乘坐马车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朴实的农民也很乐意替大学生捎脚。尤其是漂亮点的女大学生。
说大学生是天之娇子，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更无从体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时下走红的超男、超女在那些粉丝、钢丝眼里的分量，能否比得上当年的大学生在国人、家人心里的分量？我看不一定。原因是，人们对于知识分子，除了羡慕，还有敬重。自然这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有关。
大学生们一进校，第一件事先把校牌戴在胸前。出了校门，个个抬头挺胸。鲜亮的牌子在阳光下一闪，呵，那个自得啊，别提了！那时候无论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商店里的售货员，一见大学生，眼睛就亮，笑容就往脸上挂。（不要以为售货员没什么，柜台里的货品不是她家的，你得隔着半人高的台子，央求！）这些是虚荣。还有实惠呢。恢复高考制度的最初几年，大学生都享受着国家的“统包”政策，即不收学费，统包分配。进了大学，如同进了保险箱，四年出来，肯定人人有工作。哪像现在的毕业生托人情、跑市场，惶惶不可终日。至于师范学校的学生，就更是待遇有嘉了。除了学费、住宿费免交外，伙食费都是国家补贴的。我的记忆没错的话，男生一个月，饭票30斤，菜票25元；女生，饭票28斤，菜票30元。基本上不花家里一分钱，省点的，还有节余。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封家书里写给母亲的就是吃饭的事——天天像过年，米饭、大肉和包子，顿顿有。那时西安市内的高校，属陕西师大的伙食好。一毛五分钱的土豆烧肉，四毛钱的清真小炒，刚出炉的新鲜面包，能当点心送礼。真正的质优价廉！一到周末，附近高校的学生就来这边找老乡、会同学，打定主意吃食堂。临了，嘴一擦，屁股一拍，送上一句，不愧是陕西吃饭大学啊！
当然优遇的不止是食宿，最重要的还在于校园文化思想氛围之宽松与自由。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高校教书。几十年来，我越来越觉得今日的高校丧失了往昔那种好的氛围，空气变得凝重而稀薄，人们时常感到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在心上。难道真是所谓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吗？我看也不尽然。
八三年，我们刚进校就赶上反“自由化”思想运动。当时表面文章也做。大会领导说，小会辅导员讲，哪些书能看，哪些书禁读。但是私下里，同学们争相传阅的都是不准阅读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等禁书。学生会组织的活动很多。记忆最深的是著名诗人牛汉等人在联合教室里做报告。他们拿着已被禁止发行的最后一期《中国》杂志，告诉同学们什么叫做黑白颠倒——那本杂志的封面是黑的，封底是白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公开场合、领导和老师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大家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只能说，那时候人与人心是相通的。八十年代初的国人，刚刚告别了政治运动，大家心里很清朗。所以，学生关心国家的前途，关注民族的命运；老师关心学生的成长，关注学生的将来。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充满了宽容、理解、真诚与默契。
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去看录象《红与黑》，没有参加周三下午的政治学习。因为我是班干部，影响不好。第五辅导员就在班会上批评说，于连·索黑儿给了你什么？事后，第五老师跟我聊天，说，于连，我也喜欢！
教我们写作课的刘明琪老师对学生更是热情有加。跟学生围坐一起谈天、吃饭，带学生外出参观、野游。有师生的情分，没师生的隔膜。那时高校老师的工资不高，但我们时常得到刘老师的资助，搞调查、办刊物；刘老师也带着喜欢写作的同学，去报社、杂志社，推荐发表他们的作品。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就是经刘老师推荐印在日的《西安晚报》上。到手的一点点稿费被几个同学狠狠地敲了竹杠。
说实在的，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是有福的。青春的花样年华，正赶上了国家政治趋于清明、文化经济日渐复苏的好时代。大的社会环境是宽松的、自由的，大学生的地位与身份是尊宠的、优越的。但是绝少有人放纵与堕落。相反，学习的风气很浓。那时候，教室和宿舍二十四小时不熄灯。大家彼此暗地里攀比，看谁起得早，看谁睡得晚。师大图书馆的自习室是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时常人满为患。只有抢占，方能得到一席之地。在学习方面，老师的要求毫不含糊。至今还深有印象的是，七月流火天，跟同舍的同学坐在一棵雪松下紧张备考；外国文学考试，全班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放翻补考。实话实说，其时男女同学在一起，都是暗地里拼着学习来吸引对方，少有直来直去的。等到醒悟过来，才发现花已有主，堪折未折，悔之晚矣。前阵子，几个大学同学聚在一起，说起陈年往事，依然是感叹、唏嘘，自然也少不了感动与感激。
如今我们这批八十年代初期入校、八十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业已人到中年，大多成为各自工作与行业里的骨干力量。如果说，在这批人身上还依然葆有一份社会责任与良知的话，那么不能不说与他们当年接受教育的环境有关。诗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我理解其中意思，既不是施恩求报，也不是知恩必报；而是物质与精神上的互通有无，维系并构建一种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我想这种关系，不仅在人与人之间，也应在国与民之间。有人时常责备现在的大学生缺乏政治热情、缺乏社会责任感。客观地讲，我有同感。但我觉得责任先不在学生，而在我们的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与教育管理的实施者那里。我不明白的是，八十年代初，国家在何等困顿的经济境况下，仍能拿出钱来免费或部分免费让学生读书；为什么到了经济好转的九十年代，却逐步乃至全部取消了对于大学教育的支持，尤其是对于贫困学生的大力资助？高收费，大扩招，高校变成了市场，教育演化成商业。据说，今年教育部有新政策出台，师范院校可以招收部分免费生，条件是毕业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工作若干年。这似乎是一个不乏善意的举措，但我总觉得其间隐含着斤斤计较的市侩之考量。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有没有谁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贫困的大学生将在怎样困顿的心境下完成四年的学习生活？上计利于下，也就难怪下谋私于上了。话至于此，惟余感叹与唏嘘了。
在那个被称为共和国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我们这些天之娇子们最爱唱的歌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回顾国家和自家走过的路，虽说内心免不了惆怅与喟叹，但是想想曾经的、青春年华的自豪与自信，也足以令人欣然与感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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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 一九八三年&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最初几年，即七七年到七九年，我们村里考上的都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他们几乎都教过我）。其中第一年有一位民师考上了武汉大学；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村人考上的最好的大学；三四十年了，再也没被超越过。到一九八零年，我们村里才有在校的高中生考上大学。这一年考上的是我的邻居：应届，比我大三岁，湖南大学。第二年考上的也是我的邻居，也是比我大三岁，是补习一年考上的，湖南工学院。到了一九八二年，我们村没人考上。 那年代，哪个村出个大学生，都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稀罕得很。 主要是太少了。很多村，连着几年也会没考上一个。我们村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一所农村高中，生源全是附近两个公社三四十个行政村的；而一般高考上线，全校最多十几个，少的才四五个。所以谁家的孩子一旦考上，立马就鲤鱼跳龙门一般，身价百倍，万众瞩目。 我是一九八一年考上的高中。我的那两个邻居，住在我家东墙外；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小时一直在一块劳动、玩耍。他们那辉煌的成绩使我深受鼓舞。他们之后，我们村沉寂了一年。我暗暗下定决心，来年要一举夺魁，一马当先；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我在日记里写到：今日虽是无名辈，明朝定要振神州。 一九八三年二月初，新春前夕，新乡地区举行了全区统考。这次统考，其实就是这年高考的预选；预选不上就没资格参加当年的高考，得直接回家，等五月份来校领毕业证。所以意义十分重大。从我入校开始，历次考试，都在前五名，但从没考过前两名。而预选，据说文科的指标只有五个。如果出点意外的话，我也可能预选不上，与高考失之交臂。 好在有惊无险，出了年，同学们都返校来看预选上的榜单，我榜上有名。我报考的文科，考试科目共六科：语数外、政史地。六个科任老师，带我们五个考生，向高考展开冲刺。这时，我思想极不稳定：不愿意上学了，想自己回家一个人复习。我感到，数学课老师怎么讲，我也听不懂，还不如不听；至于别的科目，老师讲的我都会，所以也不想听了；之所以还坚持来，是因为怕老师生气。经过近一个月的思想斗争，我最后还是决定：回家！班主任、课任老师对我苦口婆心地劝说、开导，都没有改变我的决定。 那时，自己表现的也实在有点固执。可能和个人性格有关：总体上，我是个天马行空、自以为是的人。回家后，我就开始自己复习。我数学不行，基本放弃了，只记一点公式定理。英语一般，我每天坚持背单词看语法。其他几科，我自以为都是很优秀的。我从小喜欢看课外书，接触到古文后，又喜欢背诵那些之乎者也。特别是写作文，老师总拿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宣读。所以语文好像没啥不会的。其他政史地三科，我都列了详细的复习提纲。到高考前夕，我已能把这三科全部教材闭着眼睛串讲一遍。那时，我就一个想法：高考出啥题我都不怕，因为教材都装在我心里了。这样，我的整个高中在校生涯，也就一年半的时间，和我那些没预选上的同学差不多。 我在家里复习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高考来临了。这年高考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我一直记忆犹新。一，高考时间与历届高考时间不一样。历届高考时间是七月七日到九日，多年后又提前了一个月，即现在的六月七日到九日；而这年高考是七月十五日到十七日。二，这年高考没有城市毕业生（81年入校开始城市高中全部改为三年制，82年入校开始农村高中也全部调整为三年制，所以83年高考只有81年入校的农村毕业生，而到了84年高考，就只有81年入校的城市毕业生了），竞争相对小一些。三，高考分数线公布以后再体检和填报志愿；没上线的就免了这些程序。 我提前两天到校领了准考证。七月十四日，我借了辆自行车，准备上县城照考场 。我母亲让我上楼去，说有事。我家的楼房是民国时我爷爷建的，纯木式结构。上到楼上，来到北墙上老仙家的排位前，我母亲已烧上了香，让我跪下，给我许愿。我家供奉老仙家是由我爷奶奶开始的。我不大信这，坚持不跪。我母亲知道我犟，也没再坚持，只是许下了大愿：让老仙家保佑我金榜题名。我骑车进城照了考场。文科考场设在十中。我的那个考场在北楼的二楼，是座小红楼；一直到现在还是原貌，没有啥变化。考场离我父亲单位不远，大约三四百米；我就住在我父亲的宿舍。我父亲整给我做了三天的饭，中午都是西红柿鸡蛋面。 第一场考的是语文。我进考场比较早，进场信号一响就进了。快开考的时候，最后一个考生姗姗而来。这是个女生，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鼻梁上担着一副金丝眼镜，一头秀发披肩；穿着很时髦的花格格裙，手拿一柄竹制的小折扇，一边走一边摇，一副气定神闲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一向是个比较高傲的人，可是看到她，我忽然有点自卑，心想：自己一定考不过人家。 晚上，我父亲单位的电视搬到了院里，我坐在躺椅上看电视。记得是一部演唐明皇的电视剧。剧中的高力士夸唐明皇和杨贵妃是“一树梨花压海棠”“白雪红梅两相当”，三十二年了，仿佛就在昨天。那天晚上局长值班，也来看电视；问我语文考了啥作文，我怎么写的 。我知道，局长文才很高，经常口授，由我父亲执笔写文章。我给局长说了，局长谈了他的意见。又问还有啥题；我又说了一道填空题：子曰是什么，诗云是什么。局长问怎么答的。我说了说，局长点了点头。五年后，局长把他的内侄女介绍给了我，组建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三天的高考转眼就结束了。和大家一样，我也长长地舒了口气。那天我母亲也从乡下来了。我们一起回家。回家路上，净是考生和家长；家长都是来接考生的。那时县里还没公交车；摩托车特稀罕，轻易见不到；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还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身的轻松和解脱；出城东不远，身边的幸福河汩汩奔流，河畔的大杨树参天挺拔，河沿风忽忽地吹着，清爽极了。有两个女同学过来了，和我打着招呼，笑着过去了。我母亲很问是谁，说那个瓜子脸的女生特漂亮，张罗着要找人给我去提亲。我说，妈，你想哪儿去了？ 好像并不太漫长的等待，高考分数出来了，分数线也出来了。那时的通讯很落后，一般的信息要靠人互相口耳传递 。突然有一天，我都不知道我考上了，村里就传开了。原来我们村离公社很近；公社门口有个黑板，经常有重要的榜示。村里有人在那黑板上看到了高考光荣榜上有我的名字，就传开了。听到这消息，我飞跑到公社门口，果然找到了我的名字。我们预选上的五个人，考上了两个；我以总分四百一十八分的成绩名列第二，榜上有名。这个成绩高于专科分数线八分，低于本科分数线十二分，是我打上高中以来全部考试的最好名次。那个第一名同年数学考了一百一十多，单科高于我六十多分，太厉害了；但总分只比我高十来分。公社后边就是学校。我紧跟着又跑到了学校，查了查各科的分数：最高的是政治八十分，其次语文七十九分；最低的是数学四十七分，次低的是英语六十七分；其他两科都是七十来分。 这个成绩只能上专科了。因为是知道了成绩和分数线才填报志愿的，所以志愿很好填。我想跑到离家更远点的地方去上学，比如开封了，安阳了，驻马店了，周口了，等等。班主任嚷了我一顿。说为了保险起见，就填咱当地的院校；因为这里面有个地方保护主义，一般会优先录取当地的生源。这一次，我没有再坚持，就填报了新乡地区师范学校的大专班。其实主要原因是新乡对我来说也很遥远，我从没去过的。和我同年，我们村还考上了个理科补习生，上的是上海精密仪器专科学校。 志愿填报后，就开始等待录取通知书。可是迟迟不见来，有点心急。最后，估计不中了，我就又去学校补习了。在补习班里，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又遇到了那个考场上姗姗来迟的洋气女生。原来她是邻县的，老补习生了；在一个地方补习太久了，不大好看，所以这年转战到我们这儿来了。那个高考后回家路上给我打招呼的瓜子脸的女生也来了。她长得白白净净，文文气气，说话低声细语，特温柔体贴的女孩。只是她脸上有点不太显眼的蝇屎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大约补习了一星期，有一天正在上课，班主任把我叫出去，递给我十块钱说：把补习费退给你吧！你回家吧！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班主任接着说，你被录取了，校长在百泉打来了电报，已经拿到了你的通知书，回来就给你捎回来了。原来这一年新乡地区录取得迟，地区师范的通知书都是才下。 通知书拿回家了，我母亲高兴坏了，立马搁油铛炸了一大筛焦花胳摽和麻糖，要我招呼着搬到了楼上。一会儿，楼上就香烟缭绕，我母亲开始向老仙家还愿了。 我父亲备了酒菜，让我去学校邀请老师们来家坐坐。老师们都来了，喝得很开心，气氛很好。就是教导主任喝高了，走不成路；别的老师们也没人管他，丢下他都跑了。最后我和一位叔叔拉一辆平车把教导主任送回了学校。教导主任是个大才子，道德文章极好，满腹经纶。记得我高一时，学校组织了一次优秀作业展览，同学们都去参观留言，我即兴留诗一首，教导主任大加推崇，反复在学校广播。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教师们为什么对教导主任那么冷漠。有句成语，叫：恃才傲物。大约说的就是教导主任这样的人。教导主任就像是天上神仙中的人物，误入红尘，难免与俗世格格不入。他有句口头禅：哼!我怕谁？我怕谁？俨然是老子天下第一。教师们都一脸冷笑，调皮地说：哼！关住门你怕谁?开开门谁怕你？其实教导主任命运很凄惨，家破人亡二三十年了。活着的话，现在应该八十出头。 那位瓜子脸的女孩，第二年考上了焦作的一所财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市里一个厂当了会计；在厂里结婚生子，过着平凡又快乐的日子。那位很洋气的邻县女孩，又补习了几年，还是没考上；最后放弃了高考，去一所高中当了名代课教师；多年后成了教育专家，在本市某县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当校长，配有车和房，年薪十几万。和我同年的那位第一名同学，现在也是教育专家，仍然奋战在教学一线。一九八三年和我一起预选上参加高考的还有两名女同学，她们都转成了理科，一直补习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即一九八六年，双双考上了省里的医学院；毕业后，都分配在省城大医院工作，早已是经验丰富的主任级医师了。 难忘的一九八三年，我的高考。我的高考：三代人讲述自己的高考故事　　口述实录　　历史并不全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时代的大潮里也有无数小人物的奋斗，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平凡人生，他们的曲折命运，更应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宋福棘：我的1977　　1977年的8月2日，好像是一年中最热的那一天，我揣着户口本，带着迷茫，和着喧嚣的锣鼓声，来到了位于天津武清县和河北省安次县相交接的一个小村——后辛庄插队落户。在饱吃了一顿免费的肉饼之后，我正式成了村里的一员，那一天我整整20岁。　　1977年秋天，邓小平一拍桌子，中国关闭了10年之久的()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考场。由于报考人数过多，而当时国民经济刚开始恢复，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拐点。就是这一场考试，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轨迹，人生从此改变。　　考试　　夏种秋收、平地挖沟，出河工我一顿能吃12个馒头，四肢酸疼、脑袋慵懒，蒙上头我能睡上三天三夜。生活无趣、生活无望，村里也没有一个姑娘叫小芳。这就是我在农村时的生活状态。　　1977年国庆过后不久，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个邮包，内有信笺一封，地图册一本，学生字典一本，唐诗300首多半本。父亲在信中说：“风传不久将恢复大学招考，是凭真本事的那种，能试就试一试，或许就能回城了，随信寄去几本书，看看是否有用。”　　我1964年上小学，赶上”文革“十年，基本上对大学没有什么认识，只是考上大学能带着户口回城，对我太具诱惑。回忆当时的感受，就像一个人在暗夜里走路，四处一片漆黑，不知道往哪里走，突然前面出现了一点火光，你本能地会不顾一切地向那火光奔去。　　1977年11月初，我去公社报了名，12月初去公社拿了准考证。　　北方的岁末已经很冷了，日凌晨，我和村里的几个有志青年一道踏上了高考之路。村子距公社中学考点有15里路，还是要走一会儿的，四周漆黑一片，耳边鸡鸣狗吠，深一脚、浅一脚，还不知此行会有一个什么结局。　　考场设在公社中学，两个教室来了50多人，没有暖气，我和两个监考老师都穿着军大衣。两天考5科(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其中史地为一张卷子)。中午就在学校吃几口带来的饽饽，喝几口井水。　　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他像雷锋那样》。我截取了我初中学农劳动的一段经历：因为吃东西不小心，得了痢疾，村里的赤脚医生连夜送我去公社医院。只是在写的时候，我把赤脚医生变成了随队老师，把躺在驴车上改成了趴在老师背上，把月朗星稀变成了瓢泼大雨，并且还把自己不小心吃坏了肚子，改成了地主坏分子下了手脚。后来查明，这篇作文得了很高的分，可直至今天，我总是觉得我有些“无耻”。　　四门功课考完，我斗胆问了一下监考老师：“你觉得我有希望吗？”那位老师认真地对我说：“这可不好说，但这个考场有一个能考上，那就是你。”那一刻，我激动不已。　　体检　　监考老师的一句话，让我产生了一些念想。1978年1月初，接到了公社捎来的体检通知书。我把通知书紧紧地贴在胸口上，感受着一种20年未曾有过的激动，我能体会到这张纸对我意味着什么。　　体检在武清县城杨村，距后辛庄近40里地，我向邻居大叔借了一辆“大水管”(自行车)，为了不耽误9点的体检，我早上5点就从村里出发了。漆黑的夜，蓝蓝的梦，寒风抵不住我满腔的热血，满怀的热情。谁知一出村不久，自行车的右大腿就掉了下来。此时，我没有任何选择，无论出现什么状况，都不能阻挡我奔向杨村的决心和信念。我就用一个脚蹬子，痛并快乐着地向理想和幸福进发，但光有决心是不够的，当我满头大汗冲进医院时，已是11点了，体检已接近尾声。　　我一手攥着被汗水浸透的体检通知书，一手拿着掉下来的自行车大腿，向大夫讲了我一路的艰辛，讲了我对未来的憧憬。大夫拍拍我的后背，也很激动地对我说：“这个章，我盖，再说你这小伙子，身体也没问题。”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如释重负的我，走进了一个饺子馆，从不喝酒的我，要了一两白酒，一碟猪头肉，半斤饺子。当我取完饺子时发现，一位乞丐正坐在我的座位上，喝着我的酒，吃着我的肉。此时我的心情极好，我想，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庆幸自己的好运气吧。　　独自吃完饺子，骑上修好的“大水管”，一骑绝尘。　　入学　　那一次体检，让我产生了无尽的遐想。我觉得我的一只脚好像已经踏进了大学的门槛。一进腊月，其他的知青都回城了，我一厢情愿地呆在村里，等待大学的录取通知。过小年了，在父亲的催促下，我回家过年，说真的，忐忑的我，年并没有过好。　　过了正月十五，我就急忙回了村，出了正月，知青们也陆续回来了，而我盼望的喜讯却一直没有来。日一早，我和往常一样，在村东头的老槐树下等待队长派活儿。大队部的喇叭播放着《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音员情绪高昂地读到：“昨天，恢复高考后的首届27万名大学生，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大学的校门。”那一刻，我万念俱灰。　　终点又回到起点。说真的，我不要过程，我要的是结果。　　苍天悯人，日，大队部的喇叭又响起了队长那熟悉的喊声：“知青小宋注意，马上到公社知青办，有人找。”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有一种祥兆。　　当我从公社知青办主任手里接过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使劲用手揉揉眼，掐掐脸，证实一下是否是真的，这就叫柳暗花明，这就叫绝处逢生。事后方知，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在路上耽搁了。　　1977届，我有幸成为那27万名大学生中的一员，这种经历只属于我自己；这种经历是美好的，我将终身受用。　　罗文华：我的1983　　1983年我参加高考时，正处于全国高中学制从两年改为三年的过程中。就天津来说，市直属五所重点中学当时都已改为三年制高中，而我就学的海河中学是市属区管重点中学，虽然当时仅仅排在“市五所”后面，但却仍是两年制高中。也就是说，那一年我校毕业生是以高二学历参加高考的，而主要竞争者却是“市五所”的高三毕业生。面对这无法逃避的不公平的竞争，我们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我们面临的具体困难是，时间根本不够用。像历史和地理这两门文科课程，都应该是在高二以前讲完的，但那时没有任何学校重视这样的“副科”，以我来说，这两门课基本上就是自学的。因此，到了高二，老师不得不拿出一个多学期的时间，填鸭式地从头讲这两门本来要用两三年才能讲完的课程。这样一来，真正的复习时间只剩下可怜的两三个月。我们真正应对高考的时间，也就是这两三个月。　　现在回想起来，对于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历史是多么的无情，环境是多么的残酷，战斗是多么的惨烈，结局又是多么的悲壮。时至今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心里依然为此保存着一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般的激越情怀。　　毕竟，我和我的同学们胜出了。无论是从高考分数看，还是从高校录取率和重点高校录取率看，我们考得都不比别人差，真正做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整整一年“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老师和同学们，面对最终的结果，大多都有“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觉。我们创造了“哀兵必胜”的新例，这样的战绩足以成为天津高考史上的一段佳话。历史所青睐的，固然是骄人的成绩；而历史更乐意记载的，是在特殊境遇下取得的骄人成绩。　　尤其是我，更是一个让同学们羡慕不已、让老师们夸赞不绝的胜利者；用大家的话说，是胜利者中的佼佼者。作为我校文科高考成绩第一名，我以高分被录取，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海河中学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还有消息说，我是1983年全市高二应届毕业生高考成绩的“文科状元”。多少年来，朋友们见到我常常称我为“状元”，而我总是把“状元”前面应该加上的定语告诉大家——我认为“状元”每年都会产生，而这个定语则是属于我自己的，更加值得珍惜。　　临考的那一年，为了给自己打气，也为了舒缓神经，我在复习的间隙最爱听贝多芬的《命运》和《英雄》。每天听，反复听，乃至很多时候边复习边听，一年下来，录放机里的音乐磁带磨坏了好几盘。高考前，更多的是听《命运》；拿到考分、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就更多地听《英雄》了。从那往后，《英雄》和《命运》的旋律始终回荡在我耳边，激发或消磨着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现在回想我这几十年中，高中生活，尤其是高二临考那一年的生活，是最紧张的，也是最快乐的。快乐，总是伴随着紧张；没有紧张，也就没有快乐。　　好大学不如好高中，好高中要有好老师。首先要感谢的，是我那几位高二老师。我常常自得的是，从小学到大学，我有幸遇到了很多名师。他们对我的赏识，对我的关爱，对我的哺育，使我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进取心理，总是觉得身后有这么好的老师在支持着我，自己不能不好好学习，不能不学出个样儿来。那年海河中学高二文科班的教师阵容就极为强大和整齐，各科都安排了经验最丰富、素质最优秀的老师，有的老师在全市都很有名望，而且他们之间配合得也十分默契。师生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高考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课上课下都很团结、融洽。　　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张大耀，知识渊博，语言幽默，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人缘特好，其他老师都买他的账，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听他话的。他有着统揽全局的智慧和才能，是我们班高考取胜的核心人物。　　历史老师钱宗婕，性情温和，常常面带微笑，让同学们觉得可亲可敬，但她授课思路却非常缜密严谨，滴水不漏。　　年级组长兼英语老师刘旴杲，则是一位典型的“严师”。可能与他当过兵有关，他对学生的要求就像部队里军官训练士兵那样严格。他一进教室就绾着眉毛，瞪着眼睛，时常声色俱厉，不留情面，让人不敢偷懒，无法懈怠。　　此外，政治老师余伯钦、地理老师李竹青等教课都很有特色，很讲效率，使同学们受益匪浅，进步很快。一上高二，这几位老师很快就发现了我，估计他们很快也就达成一致意见，要重点培养我。在我十几年的学生生涯中，高二那一年是我与所有任课老师关系最亲密、最和谐的时期。　　尽管复习那么紧张，一天时间恨不得当三天用，我也没有放弃看闲书。一是在学校里钻图书馆，在阅览室看《文史知识》等杂志。二是常去离学校不太远的烟台道古籍书店买书，几乎几天就买一本，多为普及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其他书店也常去，主要是买连环画，几十本一套的《红楼梦》和《水浒》连环画就是那时一本一本配的。此外，校外的董鸿韬老师、靳波同学，同班的柳昭同学等也都借给过我书和杂志看。　　回顾自己的高二学习生活，大致有几点所得，可归纳为八个“不”字，愿作当今青年镜鉴：&&&第一是不与人比，不与人争。这是我从懂事起一直保持至今的习惯，尤其是不与身边人比，包括亲属、同学、同事和朋友。我总是想：世界这么大，历史这么长，为什么要跟身边这些人比？高二时，我就不跟同班同学比，因此，不仅我的考试成绩平时就遥遥领先，而且我的高考总分比我班第二名高出几十分。班里比我低八十多分的同学都被录取了。如果我平时就总跟同学们比成绩，那我高考会超过他们这么多分吗？唯一一次争比，还是教历史课的钱宗婕老师让我争比的。高考前夕，钱老师对我说：“迄今为止，全市高考历史科目最高分是94分，看你今年能不能突破94分。”结果我的历史科目考了94分，虽然没有突破历年最高分，但仍是全市最高分。　　第二是有条不紊，临阵不乱。这是我的复习考试经验，也是我的生存处事原则。那时的高考，由于录取率很低，落榜后又很难进入开放程度还很低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一考定终身”，所以那时的考生比现在的考生所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我们是以高二学历参加高考，我又是众望所归的“尖子生”，压力就更大。但我能在提前准备、充分复习的基础上，做到举重若轻，轻松上阵，所向披靡，收效甚好。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我常想：那样的高考我们都经历了，还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　　第三是不急功近利，不放弃理想。也就是将短期目标与长远打算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我看来，高考这个“龙门”不得不跳，这个天大的机遇必须充分利用好；只有利用好，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我童年和少年时的很多兴趣爱好并没有因准备高考和高考成功而放弃，这些兴趣爱好在我成年后得以增容和升级，丰富着我的生活，推动着我的事业，滋养着我的况味，充实着我的梦想。　　第四是家长不问，老师不管。这不等于说家长和老师不关心考生，而是确实要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当时家长和老师对我是比较宽容的，而有的同学的家长则目标过高、管教过严，结果适得其反。　　我就是这样听着音乐、读着闲书考上大学的。填写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年高校文科招生填报指南上的第一所大学的第一个系的第一个专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并且如愿以偿。北大中文系文八三班，人才济济，群星闪耀，光是各省文科状元就有十几位，毕业后成为知名人士的也不在少数，用我班同学、现北大著名教授孔庆东的话说，这个班在近三十年中国高教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王文涛：我的2011　　我是天津南开中学的一名高三毕业生，刚刚经过高考，心里可谓五味杂陈。记得曾在去年夏天读过七堇年写的这样的句子：青春的意义绝不在于炼狱般的高三，却一定要这炼狱般的高三锻造并借此加以最深刻的诠释。如同一把最锋利的剑，唯有最滚烫的炉温和最惨烈的淬火才能铸就。夏至甫至，回想过去的一年，七堇年的话未免有些夸张。高三确是一场硬仗，但你可以选择：你可以戏谑地藐视它，可以严肃的与它对峙，可以像一个睥睨天下的英雄，挥鞭舞剑，把高三作为一个并不强大的对手，作为继续行军的垫脚石——选择权在你，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　　静下来想想，自己只不过是每年千军万马中的一个无名小兵，一个人扛着枪，背着锅，计算着水壶里的水还能支撑多少时日。人上一万，无边无沿，更何况这泱泱高考大军！或许当一种渺小感能够不时光临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能小一些。　　角色转换之间，我们是否还有另外一些身份？　　我们是爸妈的儿女，他们的希望所寄；我们是老师的学生，三年里他们的汗水不能白流；我们是别人口中“某某他们家孩子”，每一次月考成绩都有可能被当作别人饭间的谈资——更重要的，我们是自己未来人生的赌注——如果你愿意把高三比作一场豪赌。即使你只是军队里的无名小卒，你都不能停下来。一如令人眼花缭乱但却是好看的霓虹整夜整夜地将这个城市照得通亮，高速公路上的车川流不止，把窗外的风景撕碎后向后无情地抛开——你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意味着失败。　　这是个大时代。　　高考不是成功人生的充要条件，但你我都不能否认它的重要性。即使素质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创业浪潮方兴未艾，投机致富这个词的贬义色彩日趋消散，炒作包装可能会让一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一夜间名利双收，但高考始终是让一个人获得深造权利和社会进一步认可的基本途径。六月份全民高考，警车、公交待命，工地、汽车哑声，志愿者在考点外为考生和家长送来绿豆汤……这阵势，你说高考不重要？反正我不信。　　1983年高考的父亲语气中颇带遗憾地对我说，如果当初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多些父母的指导，多些老师的帮助，可能他就不会低估那三十分，可能他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更美好的光景。如今时光流转，轮到我面对自己的高考，十二年寒窗辛苦，总该有个了结。我们是生活在蜜罐儿中的一代，父母无微不至，老师面面俱到，大量信息以不及掩耳之势铺天盖地而来，一对一的估分填报指导价格虽高到离谱，却依然门庭若市——父亲的遗憾在我这里或许不会重演，这个时代待我们不薄，这是实在话。　　高考那两天过得异常平静，本以为会是惊天动地，本以为从小就爱紧张的我拿笔的手会抖到不听使唤，本以为……这些都是考前的“本以为”。现实讽刺地回敬给我一出波澜不惊的默剧。初夏的天空湛蓝得一如梦境，阳光飞扬跋扈地炙烤着大地，气温刚好让人的额头出一层薄汗——一切像是过去的，令人无法回忆起的，六月的某个艳阳天一样。考试考的就是平常的积累吧，超常发挥可遇不可求，一切顺顺利利就好。　　如今在家里等待成绩，得过且过像极了某个寓言故事里的反面典型。听谁说过，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在于他敢于直面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负责。紧张固然是有，但我想无论结果如何，自己都会坦然面对。高考，真的让我长大许多。　　高考只是人生无数考试中的其中一场，一次战役打过，后面的战役还要你把剑磨得更亮。曾读过田间的一首诗，附在文后给那些准高三的学弟学妹们打气，也给那些正准备攻占堡垒，打响战役的人们，生活就是一场战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1983年，高考前后的日子&&&&&阅&272&分享：1983年，高考前后的日子　　　　高考是一次人生的炼狱。　　大凡一个人经历高考熔炉的冶炼，都会从单纯走向成熟，至少在心理上经过了一次人生的洗礼。　　5月过后，预选结束，我以全班倒数第二名的身份，挤进了高考队伍的行列。当年的预选人数仅仅只有50名。　　 曾经200多人的文科复读班，经过惨烈的预选大战，仅剩存不到四分之一的精兵。偌大的用学校大礼堂作的教室，仿佛一夜之间，失却了往日的喧闹。当初开学时挤占满满当当的课桌，顷刻被撤走了一大半，整座教室空空荡荡，露出一派落寂的峥嵘。　　 那年4月底，预选考完后的我，放假返回家里，进行短暂休整，等待成绩宣判。记得那天晌午，约摸午饭时分，我在院子里无聊的打发时间，突然邻村的一位同学造访我家，和我曾在一个班复读，私人关系也非常要好，因为我不敢亲自去学校打探消息。　　尽管时光流逝25年，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情形。他见面后什么也不说，冲我卖了个关子。　　从他的面无血色的表情，我看出自己又一次被判了死刑，见到我非常失望的模样，他旋即掏出通知书递给我，仿佛一下子从地狱升入天堂，此时此刻，我有生以来第一体验到人生的大悲大喜。　　待紧绷的大脑缓过神来，我知道自己终于熬过了高考第一关，待重返学校后才明白，我是以全班第48名的成绩搭上了高考末班车。　　预选的初次告捷，最大收获是自信。我与自己较上了劲，冲刺二个月后的高考。当时，考虑到加班加点的便利，我毅然决然搬出集体宿舍。在一位好心热心的孙吉小学老师王会荣引荐下，我搬进了她所带学生的旧房，蜗居在一间仅剩下张炕的屋子苦读，而屋子的主人早已乔迁进村里的新居。　　每当静下心来，回想当初的场景。那挂在小屋中央墙上的自书座右铭，至今还在我的眼前浮现：“只有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才能走在竞争者的前面。”　　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我的名次竟然一路攀升，排到了全班的第27名。而一贯擅长的语文成绩也高达96分，位居班级前茅，看到同桌投过的羡慕目光，我心理第一次积攒起打了一回胜仗的感觉。　　高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黑色的七月一日日降临。　　那年，我复读的坡上孙吉中学不设考场，全县的数万名考生都云集县城，考场分散在县城的数十所中小学。　　7月6日下午，我从坡下的家中独自出发，由于没有跟随学校的大部队，我是班里最后一个赶到考点的。那是县城一所名叫兴教坊的学校，残垣断壁，灰转土瓦，院子的中央架设了一口大铁锅，保障我们这群考生三天的饭菜供应。　　睡觉的地方是学校东面的教室，四面透风，好在是夏天；打着地铺，一个挨一个。晚到的我没沾上好位置，只好蜷缩在教室门口过夜。吃饭、睡觉和考场并不在一块，考场设在学校西边的教室，中间相隔一个大操场。　　7月7日早晨，天阴沉沉的，人紧兮兮的。我们集结好队伍，被带到考场前，进行考前集体训话，气氛凝重而肃穆，训导的内容已记不大清，无非是严肃考风考纪，彻底杜绝考试作弊。　　高考第一天，上午语文，下午地理，我最擅长的两门功课，我考的却很不理想，在紧张中度过。　　高考第二天，上午数学，下午政治，我一好一差的两门课，我正常地发挥了水平，在平静中度过。　　高考第三天，上午历史，下午外语，我较为平均的两门课，我超常发挥出水平，在兴奋中度过。　　三天的高考结束后，我自家返回学校，估算分数，填报志愿。我预测的成绩较为保守，为加上双保险起见，我专门挑选了一所招生人数最多的省城某综合大学。　　随着高考成绩发布，录取分数线的划定，我知道自己梦圆大学，迟早是板子钉钉的事。　　7月底的一天，我推出家里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来回骑行44公里，去县城寻找张贴的大红榜，也许没去过几次县城，没有找对地方，结果在大街上转了好几圈，却始终没能看到成绩榜。　　事后，据在县城粮食局工作，我入复读班的大恩人，三姐夫的亲哥哥，告诉我他的亲眼所见，我的高考成绩，在全县文科考生中，排队列在700多名。　　8月的一天，在庄稼地里干活的我，被大队的高音喇叭唤回了村里，而年届花甲的老父亲，早已为我取回来录取通知书。在院子紧挨套门的南房屋，我迫不及待的打开信封，取出阅读，虽然是我报考的学校，却不是我喜欢的专业。因为高考第一天第一门的语文演砸的缘故。满分120分，仅得76分，刚够及格。　　后来，我以当年文科成绩450分，高出录取分数线20分进入山西大学就读，据既是大学同学又是高中同学的老乡讲，他在班主任办公室亲眼所见，我高考成绩在全班位列第13名，简直不可思议。仔细想想，这可能与我考试时的战略调整以及应考时的良好心态有关。　　再后来，我收拾行囊，独奔省城，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而报到的那一天（9月23日），正是东北二王被缉拿归案当场击毙的日子。　　预选结束时，我曾看到学校周边的墙上，到处张贴的是追捕二王的通告，短短几个月，东北二王流窜南方江西省被击毙，结束了罪恶累累的唾骂人生，而我却在这一段日子，完成了鲤鱼跃龙门的一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巧合！　　1983年，高考前后的日子，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角色转换，预选后的焦急，高考前的玩命，考场上的起伏，高考后的期待，入学时的平静......　　1983年，我的人生命运在这里转了个弯。　　　　这一年，我胆战心惊，进城赶考。　　这一年，我欣喜若狂，金榜题名。　　这一年，我由高中生升格为大学生。　　这一年，我从农村娃升迁为城里人。高考1983—孔庆东“温酒一杯”&VS&罗永华“苍山如海”&&1983年全国高考背景：&罗老师：1983年我参加高考时，正处于全国高中学制从两年改为三年的过程中。就天津来说，市直属五所重点中学当时都已改为三年制高中，而我就学的海河中学是市属区管重点中学，虽然当时仅仅排在“市五所”后面，但却仍是两年制高中。也就是说，那一年我校毕业生是以高二学历参加高考的，而主要竞争者却是“市五所”的高三毕业生。&孔老师：&“本来以前高中皆为两年制，我应当1982年高考的。可偏偏从我们这届开始，高中改为三年制，所以我等于白玩了一年。”注：“偏偏”二字写出了孔老师的“时乖运蹇”。&罗老师：“面对这无法逃避的不公平的竞争，我们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孔老师：“假如让我82年高考，我真有可能考成黑龙江文科状元的。当然83年也有可能”。&注：假如孔老师82年就高考了，和罗老师也就成不了同班同学了，这就是天意吧？后来中国的少年大学班不就是为了让孔老师和罗老师这样的“大才子”不再浪费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去等高考吗？&看看他们平时的学习成绩吧：&罗老师：“不仅我的考试成绩平时就遥遥领先”。孔老师：“因为每次模拟考试，我都是全省第一。不过第一多了，就麻木了，没劲了。”&罗孔是如何准备高考的：&罗老师：“听着音乐、读着闲书考上大学的”。“临考的那一年，为了给自己打气，也为了舒缓神经，我在复习的间隙最爱听贝多芬的《命运》和《英雄》。”“尽管复习那么紧张，一天时间恨不得当三天用，我也没有放弃看闲书。一是在学校里钻图书馆，在阅览室看《文史知识》等杂志。二是常去离学校不太远的烟台道古籍书店买书，几乎几天就买一本，多为普及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其他书店也常去，主要是买连环画，几十本一套的《红楼梦》和《水浒》连环画就是那时一本一本配的。此外，校外的董鸿韬老师、靳波同学，同班的柳昭同学等也都借给过我书和杂志看。”&孔老师：“除了写诗填词猜谜语读鲁迅，就是给其他同学的复习捣乱，比如突然问周围的女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那条河，是叫色楞格河还是叫色格楞河？”本来人家背得清清楚楚的，让我这么一搅和，一辈子都迷迷糊糊了。”“我在无聊中盼望着高考早点到来，因为越往后拖，别人的复习时间就越长。”&最后的高考成绩：&罗老师：“我的高考总分比我班第二名高出大几十分。班里比我低八十多分的同学都被南开大学录取了。”“尤其是我，更是一个让同学们羡慕不已、让老师们夸赞不绝的胜利者；用大家的话说，是胜利者中的佼佼者。作为我校文科高考成绩第一名，我以高分被北京大学录取，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海河中学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还有消息说，我是1983年全市高二应届毕业生高考成绩的“文科状元”。”&孔老师：“分数出来了，我差7分没有成为本省状元，获得状元的是六中的张宏”。&注：很遗憾孔老师没能成为当年的省状元，从来都是全省第一名的孔老师在最后的高考没能再次夺魁，确确实实是个遗憾，未能为母校哈三中赢得省高考状元的荣誉，或许孔老师也曾为此感到过遗憾吧？&犹如奥运会上中国的乒乓球金牌旁落一般，孔老师未能问鼎83年黑龙江省文科状元也印证了其在《匹马西风》序中的话：“想老夫一生时乖运蹇，回回坐的是末班车，倒霉事从来落不下，真个是吃草挤奶，种瓜收豆。要考分数最高之北大中文系，黑龙江只有俩名额，必须在全省占据绝对优势才敢问鼎。”&孔老师虽不是状元，“但北大已经攥在手心里了。因为我早在春天就放出风去：我要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文学专业。该专业在黑龙江只招2人，这样就不战而吓退了许多高手。”&可以想象，孔庆东这个名字在当年的哈尔滨各个中学是何等出名？&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两位老师的表现又是如何呢？&罗老师：“填写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年高校文科招生填报指南上的第一所大学的第一个系的第一个专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并且如愿以偿。”注：“毫不犹豫”，“第一个系第一个专业”充分体现了罗老师的“胸有成竹”，没有过人的资本就不会有“一览众山小”的自信。&孔老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至于北大，对我来说，就好比囊中之物，所谓高考，也就是相当于去填几张入学登记表。”&两位老师当年的班级和学校在83年高考中表现如何呢？&罗老师：“我和我的同学们胜出了。无论是从高考分数看，还是从高校录取率和重点高校录取率看，我们考得都不比别人差，真正做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整整一年“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老师和同学们，面对最终的结果，大多都有“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觉。我们创造了“哀兵必胜”的新例，这样的战绩足以成为天津高考史上的一段佳话。”&孔老师：“这一年的高考，我们文科班硕果累累，不但给老魁争了光，而且一举扭转了哈三中重理轻文的极左路线，使哈三中文理均衡，两翼齐飞，牢牢确立了在黑龙江的王者地位。”&&&孔老师当年参加高考轶事：&孔老师：“把牛再吹大一点，高考那天的心情，完全可以用《单刀会》里的一段唱词来形容：“大江东去浪千叠,趁西风驾着这小舟一叶。才离了九重龙凤阙,早来探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大丈夫心烈,我觑着那单刀会，似赛村社。”&“本来怀着“填表进北大”的平常心来高考的，突然发现满屋的考生都不认识，贫僧顿时心生歹念：我不但要自己考上北大，我还要为我们三中的兄弟姐妹多干掉几十个对手！一定要考得他们魂飞魄散，让他们每人每科少得10分！”“离终场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左手提起试卷，右手以轮指在上面一弹，起身交卷。前面的监考老师大惊失色，后面的那位也赶上前来，只管看我。其他考生都抬起了头，满面错愕。我啪啪啪收拾好东西，走到门口，微微一鞠躬，轻轻说声：“谢谢老师，下午见。”我知道声音越轻，举止越沉稳，在其他考生心中引起的就越是惊雷。一句“下午见”，不是给老师听的，而是给满屋的对手们一个煎熬的悬念。”“后面的5科，我都是提前20多分钟交的卷。全部6科，我一共提前了大约150分钟，相当于1科的考试时间。第二天上午考到第3科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就开始躁动混乱了。我偶尔回头看看他们，发现不少人正在看我，他们的坐姿也开始千姿百态了。而监考老师不断来看我答题，其他屋子的监考老师也轮番来看。有的还拿起我的准考证看我的名字和照片，好像要相女婿似的。这对我多少产生了一些干扰，使我后面几科出现了低级失误，政治卷居然少答了一个价值6分的“第二问”。这也完全活该，谁让我闲得“五鸡六兽”的憋着干坏事儿呢，应该说是自作自受吧。”&两位老师如何看待“竞争”的呢？&罗老师：“不与人比，不与人争。这是我从懂事起一直保持至今的习惯，尤其是不与身边人比，包括亲属、同学、同事和朋友。我总是想：世界这么大，历史这么长，为什么要跟身边这些人比？”“如果我平时就总跟同学们比成绩，那我高考会超过他们这么多分吗？”孔老师：我不喜欢跟人家竞争，我讨厌"竞争"这个词，也讨厌一切竞争的社会。我也不是竞争能力不强，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不是这样，如果竞争起来，我能力很强的，从小到大，考试几乎没有第二名，而且我这第一和那第二的差距不叫"差距"--那叫天堑。比如说六门考试，我每门都落第二名十多分，六门下来不得了。&早过不惑之年的两位老师，回忆起83年的高考又有怎样的感慨呢？&罗老师：“现在回想起来，对于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历史是多么的无情，环境是多么的残酷，战斗是多么的惨烈，结局又是多么的悲壮。时至今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心里依然为此保存着一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般的激越情怀。”&孔老师：“当我不无戏谑地回忆起自己的少年豪勇和狂妄，回忆起那个刚健清新的岁月，回忆起我的同窗和“对手”，我的心中漾满了松花江的波涛和未名湖的涟漪。我愿意把我心中那份刚健清新的波涛和涟漪，传递给年复一年的考生、家长、老师，传递给所有为中国的高考改革呐喊和叹息的高考人。”
&1983年的春节我和几个同学是在冰冷的教室度过的。那时，教室没暖气，没炉子，我们穿的是棉袄，整整一个寒假，我们都在苦读。大家不觉得有多辛苦，都很努力！那时侯，消费低，我清楚的记得，外边食堂的馒头是5分钱一个，面条一碗才一毛五，可我买不起，我每天只能吃从家里拿的冷馒头，渴了就到学校的自来水龙头喝一口凉水。就这样坚持着上课，学习。祖上都是农民，父亲那时候把攒了好长时间的钱，给我买了一台收录机，听说花了600多块，我当时要，只因为听说收录机对考试有用，父亲还是花了钱给我买了。那天晚上正在上自习，父亲隔窗叫我出去，手里提的正是崭新的收录机。我很自豪，同时也暗暗下决心，高考要出成绩。上学的学校离家里3里地，要上一个大坡，我那时晚上上完自习，一个人走路回家，月明星稀或夜风来袭，我为了给自己壮胆，就在路上高声背诵古文诗词，好多古文都是那时候背过的，现在还能背上几句。有一段时间是在学校住宿，那时候晚自习都要借着路灯，看书习字，也从没觉得辛苦。每次考试在班上都是前几名，老师很是高兴，我也得到大家的好评。可是那时候太瘦了，以至于常常生病，但总是咬牙挺过来。预考是在高考前两个月，我的成绩还不错，排在全校第一，文科成绩好，关键在于数学和英语成绩，我那时候数学不好，数学老师说你只要数学得60分，你就能考上大学。我就跟了同班数学好的同学整天学，最后高考果然数学成绩是61分，高考总分也在分数线30分以上，我的愿望得以实现。已经过去了25年，过去的一切仍历历在目。今年夏天和最要好的同学去看望当年的班主任，时隔25年，他仍能叫出我的名字，我很欣慰。看着老师佝偻腰仍谈笑风生忆说当年，我们都很高兴，那种感恩的情怀是心底说不出的感谢！我的1983年！是难以忘怀的战斗的岁月！的高考故事-我的心永远年轻···············标签： 高考故事&1983年，我17岁，第一次参加高考，文科。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各100分，总分640分。我的高考成绩446分，达当年大专线；但是落榜了，因为有人抵了我的名字。理由是，当我第二年回到学校提档案，档案不见了，学校领导没有谁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儿子，只好有泪往肚里咽。复读的日子很艰难。父亲说只有一次机会，家里太困难了。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每天早晨，5点起床，在田野里拼命的高声朗读，读完了语文，读英语；读完了英语，读政治；读完了政治，读历史；读完了历史，读地理----上课时，常常时半睡半醒，只好站在后面，强迫自己听课。晚上9点，教室里没有电，只好借助路灯模糊的光线，一点点的做数学题，等迷迷糊糊爬上床，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5点，大家都起来了，怎么办？有时，也跟男同学聊天，觉得日子过于清苦，还不如不念了。身体疲惫倒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吃不饱也穿不暖，是喜欢的女孩子，俺根本不敢，也不能同她聊天，就甭说写情书了。父亲有时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的自行车，从距离县城70多里的家中，给我送娘煮好的咸青皮（鸭蛋），掏出皱皱巴巴的一角、五角的零钱；那时，叫我怎能不心酸，叫我怎能不苦干？或许是“鲤鱼跳龙门”，给了我前进的动力；或许是父母无助的眼神，给了我拼命的理由；或许是弟弟、妹妹辍学，让我读书，使我在愧疚中发愤；或许-----我如蜗牛，负重爬行。1984年高考，总分还是640分，我考了496分，被录取到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回首高考，至今还有些疲倦，那时真的太累了。可有了父母殷切的期盼，一切都化为了甘甜。不管是为了谁，尽心尽力，你就永远不会遗憾！做了教师的我，总在用过去的故事，鼓励我的学生、我的孩子，光明在前！&　　　　　　 1983：我的高考　　 1983年，我以黄流中学最后一届高二毕业生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　　我是全国唯一一批使用全日制十年制课本的学生，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小学基本上在文革期间度过，五年级那年迎来了全国恢复高考。教我们语文的是村里的退伍军人李老师，数学的是我族内堂兄，他们俩都报名参加那场史无前例的高考。还清楚记得，他们参加考试的那天，居然找不到一支铅笔。我于是把自己的铅笔截成两半，削好了分别送给他们。考试的结果，李老师考上华南师范大学，堂兄考上上海交通大学。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下子考上2个名牌大学生，远近皆闻大名。　　 1983年，我也参加高考了。　　 考前，班主任老师作了最简短又很实际的动员：你们想吃干饭还是稀饭？我们回答：干饭！你们想穿皮鞋还是赤脚？我们回答：皮鞋！班主任总结：好，那就好好考试！　　 就这样，我穿着一双人字拖鞋，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怀揣着父亲给我的14元钱，坐上公共汽车赶赴乐东县城，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　　 这是我第二次出远门。之前，我的活动半径不会超过3公里。黄流镇离我家不到3公里，但在我的印象当中，已经是很遥远的了。坐在汽车上，透过灰尘飞扬的玻璃窗，依稀可以看见窗外陌生的风景，欣欣向荣而又错落有致。可我的心情如何也无法兴奋起来。肚子一阵比一阵的急，头上冒着大汗。我很清楚，都是那花生惹的祸！高考前在家那几天，觉得百无聊赖，就抓起生花生剥着吃，谁知道一下子就大闹肚子。翻江倒海过后，身体疲乏，脸色发青。这可吓坏了家人。兄长讨来写药物，让我服下，总不见起效。就这样，我带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参加了那年的高考。　　 到了乐东县城，我寄宿在姨丈家。本来住得很逼仄的家里，来了我这么一个考生，姨丈非常窘迫。最后只好在小厨房里搭了张小床铺，让我安歇下来。晚上时分，厨房里老鼠四处活动，居然跑到我的床铺上。折腾了一夜，天终于开亮了，高考的日子也终于到来了。　　 记不清到底在哪间学校考试的，反正桌子很矮，憋气的很。第一课是我最拿手的语文，考得还比较顺利，作文写得也很得意。考试下来，语文老师一下子就抓住我问作文，我如实回答了我的思路。老师一下子脸色就变白了：你作文离题了！我再仔细想了想，根本不可能离题，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写的。把握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的科目是数学。想不到数学那么的容易，我根本就不用打草稿，就直接在试卷上作答了。最后一科简直是要我的命，那就是英语。我初中基本上就没学过英语，直接就进入高中英语。老师讲得很流的英语对我来讲，如同鸭子听雷——懵懵懂懂。这科考得非常窝囊，不过早已有些准备，那就是懂多少做多少，不懂的话就乱打勾。　　 考试终于结束了，我的身子就像泄气的皮球，一下子就瘫软了，脑子如同浆糊一般模糊一片。当晚，我没有任何食欲，只是草草扒了几口饭就睡觉了。第二天，我花了两块七角钱，买了一张车票回家了。父亲给我的14元钱，除了买一只铅笔和返程车票之外，刚好剩下11元，到家后我如数交给了父亲。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日子了。一天傍晚，村里有个人兴冲冲得到我家，说你已考上大学了，黄流镇上已经张榜了。兄长立刻骑上单车，带着我到镇上看榜去。看榜的人很多，我们挤进人群，看见一整张红纸上写着：热烈祝贺我校×××同学考取××大学！看到我的喜讯很奢侈地占据了一整张红纸，感觉到这张红纸是专属于我的，心中有些沾沾自喜。旁边观看的人绝对不会把这张红纸和我联系起来，只是在大声互相询问：到底是哪个村哪家的小孩？兄长拽着我挤出人群，到镇上割了1斤猪肉。晚饭，我感到这猪肉真香！　　 碗筷还没有收拾好，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都已到了我家。农村人很不懂得如何使用祝贺的话，每位来客见到我都要说上：考上什么学校了，那好哦之类的话，我必须面对大家，反反复复地回答他们同样的询问。然后来客就坐在长条板凳上，男的抽着我父亲递过去的水烟筒，女的就和我嫂子扎堆在那里说个不停。总之，大家都是一脸的高兴，真心诚意地为我高兴。后来，村里就传开了我如何刻苦读书的光荣事迹了，而且成为村里人教育孩子读书的好材料。而我族内一连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下子由村里人数较少的姓氏一跃成为村中的望族。特别是我叔公，和外族人稍微有些吵闹，他这些考上大学的侄子侄孙们，更是成为他战胜外族人的最好武器。他把我们和大学的名字一一报出，对方一下子就无话可说了。这估计就是人家常讲的光宗耀祖吧。　　 离家到学校报到的那天，族内亲戚和我的好友都来送行，队伍排成长长的一条，仿佛我是出嫁的姑娘似的。我一一的和亲戚朋友道别之后，坐上从黄流开往海口的汽车，然后转乘轮船赶赴我的大学了。　　 这就是我的高考，我的1983年高考。　　1983：我的高考罗文华&&&&1983年我参加高考时，正处于全国高中学制从两年改为三年的过程中。就天津来说，市直属五所重点中学当时都已改为三年制高中，而我就学的海河中学是市属区管重点中学，虽然当时仅仅排在“市五所”后面，但却仍是两年制高中。也就是说，那一年我校毕业生是以高二学历参加高考的，而主要竞争者却是“市五所”的高三毕业生。面对这无法逃避的不公平的竞争，我们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们面临的具体困难是，时间根本不够用。像历史和地理这两门文科课程，都应该是在高二以前讲完的，但那时没有任何学校重视这样的“副科”，以我来说，这两门课基本上就是自学的。因此，到了高二，老师不得不拿出一个多学期的时间，填鸭式地从头讲这两门本来要用两三年才能讲完的课程。这样一来，真正的复习时间只剩下可怜的两三个月。我们真正应对高考的时间，也就是这两三个月。&&&&现在回想起来，对于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历史是多么的无情，环境是多么的残酷，战斗是多么的惨烈，结局又是多么的悲壮。时至今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心里依然为此保存着一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般的激越情怀。&&&&毕竟，我和我的同学们胜出了。无论是从高考分数看，还是从高校录取率和重点高校录取率看，我们考得都不比别人差，真正做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整整一年“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老师和同学们，面对最终的结果，大多都有“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觉。我们创造了“哀兵必胜”的新例，这样的战绩足以成为天津高考史上的一段佳话。历史所青睐的，固然是骄人的成绩；而历史更乐意记载的，是在特殊境遇下取得的骄人成绩。&&&&尤其是我，更是一个让同学们羡慕不已、让老师们夸赞不绝的胜利者；用大家的话说，是胜利者中的佼佼者。作为我校文科高考成绩第一名，我以高分被北京大学录取，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海河中学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还有消息说，我是1983年全市高二应届毕业生高考成绩的“文科状元”。多少年来，朋友们见到我常常称我为“状元”，而我总是把“状元”前面应该加上的定语告诉大家——我认为“状元”每年都会产生，而这个定语则是属于我自己的，更加值得珍惜。&&&&临考的那一年，为了给自己打气，也为了舒缓神经，我在复习的间隙最爱听贝多芬的《命运》和《英雄》。每天听，反复听，乃至很多时候边复习边听，一年下来，录放机里的音乐磁带磨坏了好几盘。高考前，更多地是听《命运》；拿到考分、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就更多地听《英雄》了。从那往后，《英雄》和《命运》的旋律始终回荡在我耳边，激发或消磨着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现在回想我这几十年中，高中生活，尤其是高二临考那一年的生活，是最紧张的，也是最快乐的。快乐，总是伴随着紧张；没有紧张，也就没有快乐。&&&&好大学不如好高中，好高中要有好老师。首先要感谢的，是我那几位高二老师。我常常自得的是，从小学到大学，我有幸遇到了很多名师。他们对我的赏识，对我的关爱，对我的哺育，使我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进取心理，总是觉得身后有这么好的老师在支持着我，自己不能不好好学习，不能不学出个样儿来。那年海河中学高二文科班的教师阵容就极为强大和整齐，各科都安排了经验最丰富、素质最优秀的老师，有的老师在全市都很有名望，而且他们之间配合得也十分默契。师生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高考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课上课下都很团结、融洽。&&&&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张大耀，知识渊博，语言幽默，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人缘特好，其他老师都买他的账，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听他话的。他有着统揽全局的智慧和才能，是我们班高考取胜的核心人物。张老师深知我的潜力，充满热情地力挺我，真是全力以赴，不遗余力。我们毕业后他当了校领导，退休后又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办学，后来又被海河中学返聘从事教学督导工作。这位天津著名的教育家，把我视为他几十年教育教学生涯中最得意的学生，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激励和鞭策。&&&&历史老师钱宗婕，性情温和，常常面带微笑，让同学们觉得可亲可敬，但她授课思路却非常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我曾到西南楼爱国道钱老师家里向她请教，看到她一家三口住在筒子楼一间不大的屋子里，甚至摆不开一个写字台，她每天只能趴在床上备课、批改作业，让我十分感动。钱老师特别希望我将来考历史系，后来我虽然上了中文系，但直到现在，从未放弃学习和研究历史，这实与钱老师的影响和期待分不开。我上大学后，钱老师还买了价格不菲的《辞源》送给我，她的关爱永远温暖着我。&&&&年级组长兼英语老师刘旴杲，则是一位典型的“严师”。可能与他当过兵有关，他对学生的要求就像部队里军官训练士兵那样严格。他一进教室就绾着眉毛，瞪着眼睛，时常声色俱厉，不留情面，让人不敢偷懒，无法懈怠。好在同学们都明白刘老师的严格要求是为我们好，大家就都认头学习，英语成绩考得普遍较好。刘老师是天津教育界公认的应对英语高考最有经验的专家，如今虽已七旬高龄，仍宝刀不老，发挥余热，辅导学生。2008年，我的孩子参加高考，慕名求教于刘老师，经过一年时间一对一精心辅导，不仅考试成绩大幅提升，而且学习能力显著增强。古人说“大恩不言谢”，刘老师无私地教育、培养了我们父子两代人，这是真正的“大恩”。&&&&此外，政治老师余伯钦、地理老师李竹青等教课都很有特色，很讲效率，使同学们受益匪浅，进步很快。一上高二，这几位老师很快就发现了我，估计他们很快也就达成一致意见，要重点培养我。在我十几年的学生生涯中，高二那一年是我与所有任课老师关系最亲密、最和谐的时期。近几年，每年我都与身体依然非常健康、思维依然非常敏捷的张大耀老师、刘旴杲老师小聚一两次，追忆往事、增进情谊而外，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常听常新，如沐春风。&&&&尽管复习那么紧张，一天时间恨不得当三天用，我也没有放弃看闲书。一是在学校里钻图书馆，在阅览室看《文史知识》等杂志。二是常去离学校不太远的烟台道古籍书店买书，几乎几天就买一本，多为普及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其他书店也常去，主要是买连环画，几十本一套的《红楼梦》和《水浒》连环画就是那时一本一本配的。此外，校外的董鸿韬老师、靳波同学，同班的柳昭同学等也都借给过我书和杂志看。&&&&回顾自己的高二学习生活，大致有几点所得，可归纳为八个“不”字，愿作当今青年镜鉴：&&&&&&第一是不与人比，不与人争。这是我从懂事起一直保持至今的习惯，尤其是不与身边人比，包括亲属、同学、同事和朋友。我总是想：世界这么大，历史这么长，为什么要跟身边这些人比？高二时，我就不跟同班同学比，因此，不仅我的考试成绩平时就遥遥领先，而且我的高考总分比我班第二名高出大几十分。班里比我低八十多分的同学都被南开大学录取了。如果我平时就总跟同学们比成绩，那我高考会超过他们这么多分吗？唯一一次争比，还是教历史课的钱宗婕老师让我争比的。高考前夕，钱老师对我说：迄今为止，全市高考历史科目最高分是94分，看你今年能不能突破94分。结果我的历史科目考了94分，虽然没有突破历年最高分，但仍是全市最高分。&&&&第二是有条不紊，临阵不乱。这是我的复习考试经验，也是我的生存处事原则。那时的高考，由于录取率很低，落榜后又很难进入开放程度还很低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一考定终身”，所以那时的考生比现在的考生所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我们是以高二学历参加高考，我又是众望所归的“尖子生”，压力就更大。但我能在提前准备、充分复习的基础上，做到举重若轻，轻松上阵，所向披靡，收效甚好。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我常想：那样的高考我们都经历了，还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第三是不急功近利，不放弃理想。也就是将短期目标与长远打算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我看来，高考这个“龙门”不得不跳，这个天大的机遇必须充分利用好；只有利用好，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我童年和少年时的很多兴趣爱好并没有因准备高考和高考成功而放弃，这些兴趣爱好在我成年后得以增容和升级，丰富着我的生活，推动着我的事业，滋养着我的况味，充实着我的梦想。&&&&第四是家长不问，老师不管。这不等于说家长和老师不关心考生，而是确实要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当时家长和老师对我是比较宽容的，而有的同学的家长则目标过高、管教过严，结果适得其反。&&&&我就是这样听着音乐、读着闲书考上大学的。填写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年高校文科招生填报指南上的第一所大学的第一个系的第一个专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并且如愿以偿。北大中文系文八三班，人才济济，群星闪耀，光是各省文科状元就有十几位，毕业后成为知名人士的也不在少数，用我班同学、现北大名教授孔庆东的话说，这个班在近三十年中国高教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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