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十大“文保杰出人物”候选人&14-15
蒲龙，男，52岁，四川剑阁县人，剑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
一、保护文化遗产，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历次突发事件中，蒲龙同志都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挺身而出保护文化遗产的安全。1998年9月，剑阁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造成县城大量房屋被湮没，省保、县保文物被淹没。当时文物库房围墙内的洪水有一米左右，他见情况危急，找来一把砍刀，奋不顾身跳进洪水中用刀砍开围墙泄洪，确保了文物安全无恙。他又跑到钟鼓楼等文保单位组织抗洪抢险，排危自救，使文物在这场特大洪灾中未造成灾后再受任何损失。
2008年“5·12”大地震，他不顾生命安全，冒着余震不断，房屋、围墙随时有倒垮的危险，在震后最危险的两周里，夜夜都守护着文物库房。之后虽然大家轮流值夜班，每遇职工生病，家里遇特殊情况时，他都主动代为值勤。地震发生后，他最担心的是馆藏文物，第一时间查看库房房屋受灾情况，打开库房逐柜检查。发现不少文物被震倒在铁柜里，他与管理员一一小心扶起归放原位。每遇强余震后，他都要进库房认真检查，从而确保了馆藏文物无一件遭受损失。震灾就是无声的命令，震后他不顾余震不断，排查全县地面文物灾情，层层上报灾情，制定灾后震灾自救规划，累得腰酸背痛也顾不上休息。地震发生8天后，地面文物，尤其是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古建筑漏雨严重，觉苑寺壁画的保护尤为重要，他组织人力、物力用了几天时间，将觉苑寺、钟鼓楼等古建筑屋面进行了翻盖处漏，确保了文物古建筑在地震中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他知道这里是他的岗位，是他的职责，震后40天不曾休息一天。
他被剑阁县委授予“抗震救灾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四川省文化厅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二、文物普查中，为保护文化遗产呕心沥血。
他跑遍全县山山水水，旮旮角角，历经艰难，在第一次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100多处文保单位。在普查和补查的基础为四川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分图集·四川分册》，他负责撰写208处地面文物的材料，为《四川分册》的编写做出了贡献。2008年他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凡是普查有困难的，走路远的，重要的文物，他都要亲自普查。严格审定普查资料文本和图纸，一旦发现有错，都必须重新普查，哪怕一个数据，一尊造像都要复查核实，一丝不苟。野外工作十分艰苦，有时也有危险，许多普查对象分布在深山密林，远离城镇村庄，有的要步行几十上百公里山路，近的一般也要走几公里十几公里山路，常常挨冷受饿。震灾期间，他带领普查人员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下乡继续普查。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任务艰巨，他就会出现在哪里。普查期间一听说哪里有新的发现，他就很兴奋，就想立即去调查研究。市上文物普查培训一周，中途他突然身患面瘫病，吃饭困难，他不请假，领导、同志们都叫他赶紧治病，他仍坚持培训结束，才去看病。他这种为保护文化遗产的拼命三郎工作精神，令人起敬。
日，这一天极不平凡。早上7点多钟，他就带普查队一行人出发了，来到公兴镇，天下着小雨，路很滑。蒲龙同志一行冒雨普查。吃过午饭，顾不得休息，他听老百姓说吼狮乡人马垭传说有石马石人，决定亲自走一趟，不管是真是假，眼见为实。公兴与吼狮交界，公兴镇的书记立即通知吼狮的乡长一起带队。他们在书记、乡长的带领下，在崎岖田间小径上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人马垭，仔细寻找，结果在两块玉米地里果然发现人工雕凿的9尊石人石马。蒲龙同志喜出望外，一处一处的找，找到一处兴奋一处，他认为这是普查的最大收获，最令人兴奋的事，其规模简直跟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的墓雕一样，估计这跟出生在这里的南宋礼部尚书黄裳有关。他兴奋劳累，忙到天黑才往公路上赶，回到公兴镇已经完全黑了，他不顾休息驱车到上午普查地点，把出土的碑石装上车，才吃晚饭，回到文管所已是晚上11点多钟了。回到家里兴奋不已，忙于整理资料。星期一上午忙着为县广播电视台拍摄报道，又是兴奋。上午1点40分手中的笔突然掉在桌下，一连两次，当时不在意，等到两点过去上班，手中的笔觉得拿不住，心想这与面瘫怕是有关。决定到县医院去看一下，到了县医院手机已不能打了，医生拿过他手机，一边查找家属，一边检查，检查结果：由于兴奋、劳累交替引起的大脑出血，住院了。这次新发现石人，县台、市台、省台、中央台等都作过报道。他这种保护文化遗产忘我工作的精神，受到市宣传部、市文化局和县委县政府数十次的表彰。
三、做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头羊。
(一)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家里手。
他并非本行的科班出身，全靠发奋博学成才，一专多能，是文物战线上的专业中坚、领头羊。先后担任广元市文化系统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他文物研究、田野调查、佛、道造像考古、文物描写、拓片、摄影、绘图和文学等专业技能在文物专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文物事业发展。他重视专业人才培养，主动传帮带，言传身教，使专业人才逐渐成长起来，为人才培养作了大量辛苦的工作。馆藏文物建档，没有第二个人能绘图，他勇挑重担，担担起绘制馆藏文物图的重任。绘图要测量，要观察，要计算，求比例，数字要精确，不然绘制出来的图就不能保证原样和质量。这项工作并非短期能完成的，他一边忙所里全面工作，一边抽空绘图，一件又一件，一年又一年，完成了级别文物数百件的绘图工作，他既是所长，又是业务能手。文物数字库建设他又亲自参加馆藏文物文字描写和拍照工作。他为馆藏文物建立形象档案和数字库建设起到带头作用，发挥了专业特长，做出显著成绩。
(二)多渠道争取经费，节省每一分钱，用于地面文物维修抢救，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文化遗产。
他先后争取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和社会资金，维修了觉苑寺、剑州白塔、重阳亭、钟鼓楼、箭楼和文庙、兼山书院、开元寺、上寺、下寺、梁山寺、章顺王庙等文保单位；修建了鹤鸣山道教造像保护廊亭，迁建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石刻；砌保护文物堡坎七处二百多米，围墙二千多米，人行道三百米。他为文化遗产保护维修四处奔走，不知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话。就说鹤鸣山文物的维修、保护设施和管理用房的修建，他都要经常上山指导，一天要上下山四次，从不叫苦叫累。他在文物保护中具有开拓创造精神，维修觉苑寺他对已审批的维修方案提出的一些合理合法的建议，被得到批准采纳；在鹤鸣山文物保护工作中，他设计了“鹤鸣山”三角尖首地名碑和四方九龙四首碑，这是鹤鸣山独具创意的两方现代石碑。修建鹤鸣山道教造像保护偏廊，他建议偏棚也可加脊起翘，被木工师傅采纳。他就是这样一个不知疲劳、忘我工作、献身事业的人。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觉苑寺、钟鼓楼和鹤鸣山等文保单位被占用，他先后想尽一切办法，收回觉苑寺藏经楼、鹤鸣山和钟鼓楼的管理权和使用权。钟鼓楼和箭楼被普安医院、工商部门和居民长期使用。为收回钟鼓楼连续八天时间坐在集体工商部门说服做工作，甚至还打官司用了二、三年的时间终于收回了这三处省保单位的全部管理权和使用权。他这种把生命当作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一部分的可贵精神，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
(三)宣传“文物保护法”，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是有效有力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保障，他采取标语、电视、印发传单、小册子、文艺、文物法颁布周年纪念活动和文化遗产日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使文物保护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从而增强了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利用文物阵地，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功能，在他的策划和组织下，利用春节在鹤鸣山、钟鼓楼举办了“历代帝王大型画像展”；香港回归祖国在钟鼓楼举办了“剑阁文物精品展”；广元市女儿节参加了广元举办的“钱币文物展”，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深受群众欢迎。剑阁文物精品展，他还组织学校中小学生参观，同学校商量，学生参观以后把此次展览活动纳入语文教学写观后感，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爱家乡的教育。同时他还写广播稿、写文章在电视、报纸上宣传，扩大影响。每年春节期间，他都要在鹤鸣山举办各种形式的“鹤鸣迎春活动”，丰富县城节日文化生活，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他为了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功能，服务于旅游发展，想筹建一个博物馆，十多年来东奔西跑，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多次写论证报告，向县上领导汇报、建议，终于将博物馆建设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来决策，并已实施。他就是这样一个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头羊，四川省人事厅、四川省文物局授予他“文博系统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四、做保护文化遗产的忠诚卫士。
(一)不顾生命安全，走村跑户，征集民间流散文化遗产；打击文物犯罪活动，人们称他是“保护文化遗产安全的铁脚板”。
哪有文物，哪里就有他的足迹，经常下乡，跑村走户，不怕劳累，不怕严寒酷热，不怕路途遥远。常常为了征集到一件民间文物往往要步行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山村小路，不顾脚上打茧、血泡，常年累月，跑遍全县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征集各类文化遗产数以百计。生产劳作、建设工地他都十分关注，一有文物出土，都要赶到现场守护和追缴。记得他为追缴城北三江口工地出土文物，只身一人不顾生命安全，时值六月暑天，徒步几十公里的北庙五星村，汗流浃背，挨家挨户的调查，跑遍了五星全村，连续六天六夜，往往返返，走了几百里路，筋疲力尽，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终于查到线索，他不顾为难，登门苦口婆心做工作，不厌其烦宣传文物法律法规，又整整用了一天时间，他这种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这家农民，把六件宋代铜器文物主动交出来。他把文物包好，走了几十里山路返回文管所登记入库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后经鉴定其中有二件国家二级文物。他一旦发现文物犯罪活动，他都主动与公安部门联系，有效打击文物倒卖犯罪活动数起，常常为破文物案件，不顾家庭，不顾一切，与公安协同作战，现场侦察，搜索证据，多次协助公安部门破案。主动到派出所、公安刑侦队鉴别犯罪物件是否文物，其中有两次就破获倒卖文物150余件。经他征集、废旧物品检选和追缴各类文物数百件。他保护国家文物、打击文物犯罪活动功不可没，广元市政府授予他“广元市经文保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二)做保护地面文物和馆藏文物的“守护神”。
他深深知道文化遗产安全是第一职责、生命线，把保护文物安全与自己的生命系在一起，文物安全这根弦始终都是绷得紧紧的。他走到哪里文物安全工作就宣传到哪里，检查到哪里，落实到哪里。连外出开会，出公差也把安全放在心上。长期以往，竟形成文物安全条件反射，甚至于有些神经质，每次出差回来，都要自觉不自觉去查看库房门锁。每天晚上不管是他值班还是不值班，他都要在库房外巡查一两次；三更半夜听到有响动，就神经质地认为是文物库房在响动，他都要起床仔细查看一番才放心。可以说他到文物所工作多少年就守护文物库房多少年，节假日他从未离开过岗位。每年春节都要守护文物库房和县城钟鼓楼古建保护区，大年三十夜他总要守护到第二天凌晨二三点钟检查完安全才回家睡觉，二十年如此。晚上如有消防警车出动，他都神经质地爬到文管所楼顶，听消防车是否向钟鼓楼、觉苑寺的方向去，查明情况后才能放心。如果不是一个对文物事业忠诚的人，是不会做到这样的。
五、保护文化遗产，潜心文物研究，申报“国保”单位，作出重要贡献。
文化遗产的研究，是更有效有力保护文化遗产，也是文物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他始终战斗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沿，对该县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都进行调查、询访、收集、整理和基础性研究，掌握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该地区文化遗产的分布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人们称他是“剑阁文物通”。他的研究成果累累，是文物战线上的排头兵，发表或获奖各类关于文物方面的学术论文、专著达150万字。在《经济文化报》、《厂长经理日报》、《四川日报》和《四川文化报》等发表关于文化文物方面的文章数十篇。他撰写的《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钱》、《论南江县平民银行一串布币》、《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物保护与利用》等40多篇论文，曾获“首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文献”评选壹等奖，“第三届中国人才资本论坛圆桌会议论文评选壹等奖”等国家及省、市级等级奖。学术专著《川陕苏区钱币》，先后获“四川省社会科学界科研成果优秀奖”、四川省钱币学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贰等奖”、广元市委市政府授予“科技成果贰等奖”、广元市精神产品“哲学社科类壹等奖”和广元市钱币学会学术“专题研究壹等奖”；《中国出版》和《绵阳师专学报》有两篇评论文章评论此学术专著。学术专著《半山石志》获“四川省首届社会文化科研成果贰等奖”。论文收入《利州钱币研究》、《中国科教论文集》、《中国百业论著》等数种书刊。协助、配合中央电视台天下雄关摄制组、华夏文明摄制组、搜寻天下摄制等去剑阁的拍制工作，他无不热心当向导，介绍其历史文化，宣传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广元市电视台也都曾采访过他。十多次参加国家、省、市学术论坛交流会，数十次参加地方旅游规划和研讨会献计献策。他为促进学术交流，宣传地方文化资源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四川省钱币研究学会评为“学术贡献”的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保护蜀道文化遗产，做了平凡而伟大的工作。他对古蜀道这一人类交通史上的灿烂文明成果就有了深刻的认识，确定了蜀道研究的课题，作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文化科研课题，不仅涉及很多领域，而且涉及地域广，做起来并非轻松愉快的事，一旦涉足这个领域，便不能自拔。他除了搜集、查阅、考证大量有关史料外，还必须亲自深入蜀道遗址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十几年来，他把一切节假日，甚至春节时间都利用起来，爬山涉水，徒步考察蜀道南北诸道，不少地方曾多次去实地考察，不论寒冬暑夏，往往复复蜀道总行程已超过万里了。有时为考察一方蜀道古碑，一眼栈道遗孔，甚至跑二三次。十多年如此，他不知付出多少艰苦的劳动，牺牲多少休息时间。每天晚上都要伏案开展研究工作，多少不眠之夜在书房度过，其辛苦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广元市文联委员和县文联副主席，因研究蜀道的原因，文学创作只好暂时放弃了，业余爱好也放弃了。由于他长期夜间灯下伏案工作，得了眼睛干燥病和腰椎、颈椎等疾病，然而他并不因种种疾病而影响、中断对蜀道的考察研究，现已完成80万字书稿，已进入修改、定稿阶段，很快就会出版问世。四川社科院教授、四川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认为填补了一项研究空白。蒲龙同志用了十几年的休息时间来做这件大事，其毅力可想而知。他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他对蜀道的研究，是一项极具价值意义的文化工程，为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他把人生的黄金岁月无私奉献给了蜀道文化遗产的保护。广元市市委市政府授予他“广元市有突出贡献的科技拔尖人才”和“广元市十佳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
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提升它的保护级别，是提升其文保单位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更有效有力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文保单位升级申报的成功，这与对其申报的文保单位的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研究的深度是分不开的。蒲龙同志对提升省保单位觉苑寺、县保单位剑门蜀道的保护级别，深入仔细进行研究，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对觉苑寺建筑、碑刻、泥塑、石雕、木雕，尤其是佛传壁画和剑门蜀道交通设施、军事设施等历史文化进行一一考察研究，做了大量无人知道而看不见，但又必须做的有益工作。申报剑门蜀道涉及两市五县，广元市文化局局长点名剑阁的蒲龙专门负责申报材料，他接受任务后，多次步行考察剑门蜀道遗址，了解沿途遗存的各类文物。剑门蜀道是带状文物，全长四百多里，他不怕“蜀道难”，不怕辛苦流汗，一路考察，一路拍照，拓片、测量，有时为了拍不同地方的古道，行道树古柏、栈孔等，跑了一趟又一趟，行程一两千里。他亲自撰写文本、挑选照片、指导绘图、评估其价值，连当时放法定长假七天也都没有休息，继续投入紧张的申报工作。由于他对申报对象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研究，文本材料详实规范，对其价值评估科学、准确，这两处文保单位先后经专家组评定呈报国务院审定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保护单位。为了宣传“国保”，增强人民群众自觉保护文物的意识，觉苑寺“国保”申报成功，他又赶紧筹备“国保”挂牌庆典。当时经费紧缺，他为了使这次剑阁首次国保挂牌庆典圆满成功，他跑到广元募捐到经费，宣传、组织了武连镇百姓万人声势浩大的挂牌庆典，并邀请了省文物局、市县和全县乡镇领导及省内外一些大专院校、文物部门参加。当时武连场镇、觉苑寺人山人海，一片欢腾，庆典极隆重热烈，盛况空前，得到了省、市、县领导和百姓的高度评价，川台、市台和县电视台都给予了报道，省文化厅还辟专栏橱窗进行图片展览。他在六年期间，成功申报两处“国保”，为提升文保单位保护级别作出贡献，为地方文化旅游发展，提升地方旅游品牌赢得两块“国保牌”，这与蒲龙同志的研究工作，敬业勤业精神分不开。是他专业知识技术、历史文化知识、文物研究成果和人才资源转化的结晶，为申报“国保”作出特殊贡献，四川省高评委评审他为“副高研究员”职称。
15．孙国平
孙国平，男，44岁，浙江慈溪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副主任。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随后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兢兢业业地以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为己任，以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先后参与或主持50多次野外考古调查发掘，足迹遍及浙江60多个县市的乡村、山沟和海岛，每年一半以上时间放弃休息坚守考古工地。凭着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高度敬业精神，取得不俗的研究成果，也赢得同事们肯定和信任。2004年12月获得研究馆员任职资格，先后发表20余篇考古报告、学术论著。20年中有近一半年份，在单位业务考核中被评为优秀；2005年，被评为浙江省文化厅系统优秀党员；同年，在单位历史上首次进入“浙江省五个一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名录。
&从遗址对面山上拍摄田螺山遗址景观
一、考古塑造人生
40多年前，勤劳朴实的父母赐予我人生的机会，也给了我一个再也普通不过、又有明显时代气息的名字——孙国平，从小生长在杭州湾南岸虽很清贫但不乏温情的一户浙江慈溪农家，那里成了我人生的起点小站。简单质朴的童年生活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安稳地掌控着我人生长途车的行进方向，只是那样的童年历程让我分不清人生的短长，因为那时的日子都是那么平淡、纯粹，甚至有点原始。在没有太大理想追求的环境中成长，喜好回忆也就逐渐成为一种影响一生的心理习惯，不知不觉中乘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小站台。
确切地说不是我选择了考古，而是我遇上了考古。
1984年，在一个从未出过大学生的小村庄里，一个由目不识丁的母亲生下的孩子，居然连滚带爬地闯进了中国的一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个消息当时着实让身边的很多邻居当成了天方夜谭式的谎言。但北大居然真的成了我人生的一个大站。也正因为“闯”，当时就阴错阳差地拐进了略显偏门的考古专业学习，从几无所知，到随遇而安，再到顺理成章、学有所成，四年宝贵光阴转瞬即逝，但我觉得北大对我个人一生的影响已深深地渗透到了我的血液中。最终是考古这一冷门秘技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本领”。那时急于自食其力的我，没有再求上进，毕业前由老师出面联系了一下，就轻松地确定了工作单位。这一求职过程简单得似乎省略了这一特殊环节，容易得使现在毕业的大学生们难以相信。1988年7月离开北大之后，几乎无间隙地跨入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门，这里成为我后来停留更为长久的一个人生站台，别的不说，至今20余年间坚守在有点偏离社会热门领域的考古一角，不离不弃，也算不易。在东奔西走的工作历程中，我大脑里经常有这样一个念头，我曾经似一个铁路边玩耍的懵懂小孩，因为社会大列车的偶然慢行，让向往快速旅行的我冲动着攀上行进中的车门，虽然一直有一种挤在门边的担心，但时时在提醒自己要握紧车门的把手，以免重新掉落路基。
我记得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在我的毕业留言薄上赠给了我这样一句现在看来意味深长的话：“行百里者，半九十”。说真的，当年，对于这句话，至多是似懂非懂、似信非信。经过20多年的摸打滚爬，到现在我敢说，考古——还算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也是让人感觉“酸甜苦辣涩”五味杂陈的职业，是容易应付又是很不容易干好的职业。很多学了考古的人，面对工作中的“酸辣苦涩”，一些酸辣，如工作条件、生活环境的简陋和偏僻也许还能适应和忍受，而过多的苦涩，如出差在外较长时间的孤寂、以及野外作业中体力与脑力的双重付出和艰辛往往会让人望而却步、退避三舍。所以，我已真正懂得了在考古这一门道里长期付出乃至一辈子坚持的不易和可贵，而还能从艰辛苦涩中品味到考古的快乐、并把个中乐趣、人生感悟、以及把对于远古世界的了解和知识负责地传递给别人的人更值得尊敬和学习。
总之，我就是在这样的感受和经历中走过这并不短暂的20年。其间，先后参与或主持了50多次野外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及了浙江的60多个县市的乡村僻壤、山沟海岛，充分体味了数千个阴晴风霜雨雪、冷暖苦乐自知的日子。随着个人工作经历的增加，对于地下文化遗产的理解、认知和情感也逐渐加深，略显神秘和少人注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为我人生的主要内容，每年中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各地的考古工地上度过的，回家的生活反而有些不太习惯。这种长期的工作、生活方式，不仅要锻炼和改变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更难的是在平稳的气氛下调整好与家人的家务分工和家庭心理。之所以还算顺利地维护好了已经过去的二十年，不仅要靠自己对于这份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事业心，更要靠家人的理解、支持和长期的默默奉献。在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目光中，这20年中有近一半年头，在单位里的业务考核中被推评为优秀；2005年，被评为浙江省文化厅系统优秀党员；同一年，在单位历史上首次进入“浙江省五个一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名录。
&发掘中的浸水遗迹清理
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前十年，由于对浙江地区的考古材料处于非常陌生的状态，凭着很大的热情和年轻力强的身体，我积极投身浙江各地主要是钱塘江以北地区的野外考古发掘项目中去，不怕路途遥远不便和辛苦劳累，脚踏实地，并在一次次的具体操作中做到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科学严谨、记录规范，先后在海宁荷叶地、宁波慈湖、余杭庙前、海宁达泽庙、奉化名山后、象山塔山、温州岱石山、余姚鲞架山、桐乡普安桥、海盐龙潭港、遂昌好川等重要遗址中刻苦磨炼和辛勤付出，并逐渐积累起一定的独立工作经验和优良的职业品格和敬业精神。
后十年，随着个人关注研究方向的转变和单位内部业务分工的调整，转战到钱塘江以南地区，先期主要参加和主持了衢州观音洞遗址、玉环三合潭遗址、温州老鼠山遗址的发掘，最近5年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特别是通过长期主持田螺山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不仅从考古业务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从内部业务人员的安排管理上，还有与上级领导、周边行政业务部门人员的汇报、接触过程中，以及与大量外来专家学者和学生的协调联系上得到了宝贵的锻炼机会。
其间，年参加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以优良成绩获得领队资格。2004年12月获得研究馆员任职资格。先后撰写和发表了20余篇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并在2003年完成了我所第一本科普式图书——《远古江南》。最近几年间，通过主持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对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多方面问题形成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在发掘和整理中，顺应考古学解读方式多学科化的发展大趋势，吸收、应用、拓展、设计和创新全面、细致的遗物提取手段，科学地获取了惊人丰富的各类遗物，为开展史前文化多学科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为史前考古的发展前景走出一条值得探索、推广的路子。为此，获得了国家文物局颁发的2006、07年度田野考古三等奖。工作中，还通过与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广泛和深入的学术交流，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参加了日本、英国、菲律宾、美国和香港地区的学术报告会，直接感受到了我们现有考古工作的特色优势和与先进地区研究深度、思维方式的明显差距。
二、追寻河姆渡
在我从事考古工作以来的20多年里，不仅经常有人问我，我也偶尔自问，为什么要做考古，考古有什么意义。开始我也解释和思考不清楚，但最近我感觉越来越明白，作为个体的人，常常有怀旧心理下回忆往事和探究个体由来的行为时光，我甚至把这种心理和行为归结为高级本能，大多数人往往不愿意随便丢弃与自己过去生活密切相关的旧物，应该就是人的这种本能需要；而作为特定人群组合的社会，则同样有这样的群体心理需求和情感归属需求，即我们来自哪里，何时和如何从过去走来，整个世界万物由何发展过来。其中，有些问题可以靠大量的历史文献解决，但我们人类用文字记录自己历史的时间也不过短短几千年，而99%以上的人类发展历史，一、二百年以前的人们无法知晓，但人们已逐渐意识到，有关我们人类过去的很多事物，还有很多正以各种形式保存在地下。所以，我认为这就是需要考古的最大理由。
“河姆渡”正是一处保存着极其丰富的先民遗物及其生存环境的考古圣地。在回望人类童年生活情景的考古史上，还极少看到过象河姆渡遗址那样的地方，如此鲜活地包容了数千年前的人们生存、生活状态之方方面面。水，是成就河姆渡遗址价值和声誉最关键的媒介，它让各种各样的文化遗存，特别是木头之类的有机质遗物长期浸染在稳定的地下水里，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空气隔绝。但也因为遗址地层大多一直被浸泡在地下水里，给考古发掘操作带来了特殊的难度和辛苦。
1973年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和发掘，不仅是浙江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上最有代表性的遗址，可谓远古江南的一个缩影。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向我们现代人首次清晰地展露出中国南方地区一段令人意外的历史纵深，可靠地证明长江流域也有能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半坡文化相媲美的年代如此久远、文化内涵如此成熟、精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其文化内涵之新颖和多样，即使在发掘过去30年之后的今天，仍在众多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名列前茅，尤其在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稻作农业遗存、动植物遗存和史前艺术品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考古研究贡献给人们的科学知识、民族情感至今还很少有别的遗址能与之比肩。
如果没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姆渡遗址的偶然发现和那两次艰辛的考古发掘，我们可能至今还很不清楚远古宁绍地区的先民生活历程。但任何一次考古工作，并不能给所有问题提供清楚、确定和圆满的答案或解释。当年河姆渡遗址发掘也是那样，何况在当年考古学科水平、社会条件的局限下。30年前，随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立、发展壮大和史前考古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河姆渡文化的后续研究显得薄弱和日益迫切。在我个人进入浙江考古所工作多年之后，我逐渐意识到河姆渡文化的研究虽然已有很大影响，但仍有太多需要深化或探索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把我的主要关注方向渐渐转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分布区域——宁绍地区东部。
三、邂逅田螺山
2004年开始连续多年主持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第一期发掘
2001年，在河姆渡遗址发掘近30年之后、河姆渡文化逐渐有所沉寂之际，在它北面仅7公里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中部，田螺山遗址也在一次一家小厂打井的过程中被意外发现。消息传到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后，在所领导的筹划下，这个遗址的发掘探索工作被很快排上日程，并安排落实我负责开展发掘工作。在之前一段时间的关注下，我对河姆渡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看法，所以，经过现场察看，我对这个遗址抱有了很大的希望，并抓紧做好了各项发掘准备。
从2004年2月份就开始了田螺山遗址的首次发掘。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经过落实发掘经费、组织发掘人员、购置发掘和生活用品、寻找考古队住地、商谈发掘土地赔偿、联系发掘民工、布置发掘场地等烦琐环节之后，终于拉开了发掘的序幕。后来发掘中，地下水和雨水，既为大量的有机质文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埋藏环境，也给发掘操作不断造成大麻烦，但一次又一次的水淹和周围地层的接连塌方，没有挫垮我干好事情的决心，反而促使我在困难面前更加认真、顽强。其实，后来逐渐认识到，水一方面给我们操作制造了不少麻烦，另一方面还得感谢它为我们稳妥地保存了数千年前老祖先的大量遗物。接连几个月的发掘，在仅3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里，居然出土了上千件各类遗物，并初步显示出以成排木柱为特征的干栏式建筑基址和独木桥式遗迹。它们有力地表明，这里是又一处保存良好的河姆渡文化重要村落遗址，对新时代的河姆渡文化深入研究和扩大宣传提供了宝贵机遇。我一方面认真做好科学的资料记录工作，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媒体做好宣传。很快，第一次发掘成果引起了宁波市和余姚市领导的高度关注，并顺利赢得他们的理解肯定与大力支持和投入。不久就作出在田螺山遗址发掘区上方投入巨资建设保护棚的决策，此后不到2年里，先后完成从筹备、设计、施工到布展、开放的遗址现场馆整个建设工程。2007年6月，由余姚地方政府投资的4000多平方米的田螺山遗址现场馆正式建成开放，为开展进一步考古发掘、研究，并与遗迹现场保护、展示开放协同进行提供了独特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环境。由此它也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史上具有很大开创性的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平台，将同时肩负起发掘、研究与保护、展示和宣传的多重使命，必将对河姆渡文化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将利用考古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技术手段有力地促进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乃至整个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在现场馆完成之后，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下，我继续有计划、有目的地负责实施了三次田螺山遗址的保护性后续发掘，持续推进考古研究和遗址现场保护的全面工作。其间，联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向国家教育部申请开展“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这一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并邀请、组织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考古学院、、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院和东北大学、宫崎大学、奈良教育大学等多家国内外重要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到田螺山遗址开展河姆渡文化自然遗存多学科研究和学术交流，有力地保障了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站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的学术前沿。由此也使田螺山考古工作成为浙江考古史上连续投入时间最长、参与研究的相关学科专家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我在其中既感受到了空前的工作压力，也为田螺山的发掘研究能吸引国内外这么多的专家开展各方面工作感到非常荣幸，所以竭尽全力安排、协调和落实好方方面面的具体工作，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更是一言难尽。其间的5年多时间里，我放弃了大多数日常休息的日子，甚至连五一、十一长假和春节中的大多时间也是在工地上度过的。看到日渐推进的各项发掘研究工作，即使增加一头白发，内心始终也是充满干劲和无怨无悔。
田螺山遗址现场馆
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多学科专家的精诚合作与我自己的长期辛勤付出，终于使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不断取得各方面的重要进展，极大地促进了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田螺山遗址经过4次连续性的总共1000平方米考古发掘，揭示面积虽然不大，但科学地揭示了河姆渡文化村落布局的基本特征和环境模式，并通过精细的发掘和整理手段，获取了惊人丰富的各类遗物，为进一步研究河姆渡文化经济形态与五千至七千年东南沿海地区自然环境演化的相互关系这一重大学术课题打下扎实基础；发掘中所展现的田螺山古村落格局、干栏式建筑居住区、木构寨墙和跨河独木桥等村落遗迹以及大量文化和自然遗存，得以让我们现代人清晰地复原出数前年前先民生产、生活的丰富场景，并增进我们对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面貌和生存状况的关注、理解和保护。
四、拼搏2008
2008年是田螺山考古的第5个年头，是田螺山第一阶段考古工作最特殊的一年，即要同时推进四条战线的工作：1、在《自然遗存综合研究》课题前两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并完成课题第三阶段的结项工作；2、继续全面整理前三次发掘出土的各类材料，完成大部分考古报告的基础资料准备工作；3、在年对田螺山遗址外围大面积钻探调查、试掘和小规模探掘的基础上，为获得聚落外围古水田分布的范围、年代和地层叠压关系方面的可靠认识，并最终完成我所科技考古室2006年初向浙江省财政厅申请资助的“浙江史前农耕遗迹调查”课题任务，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8年初，在田螺山外围进行了200平方米的古水田正式发掘；4、联系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中心的文保专家在前期实验基础上完成田螺山遗址地层剖面、建筑遗迹和出土木器等有机质文物的现场保护初步方案。因此，2008年是各项任务特别繁重和交叠的一年。
在上半年的遗址外围古水田发掘中，遇到了几方面的特殊困难，1、与农户协商土地利用补偿方式，几经周折，终于让他答应我们扩大用地范围；2、特殊的天气多次给水田发掘造成很大麻烦。由于是露天作业，加上是发掘含水量大、土壤直立性很差的细粉沙性地层，并且在年初遇上了几十年一遇的雪灾，压塌了覆盖在发掘探方上的简易棚盖，重新修复后不久又遇上一夜大风，再次吹坏棚盖。再次修复后，随着天气的逐渐炎热，简易的棚盖很难遮挡烈日的晒烤；为防止上部地层的干裂，还得经常顶着大太阳洒水，而探方底部地层下揭过程中，为保持不干不湿的发掘状态，还要把不断渗出的地下水一次次地抽掉；另外，还遇上了六月份降水特别多的梅雨季节，几次尽力修整的场地，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塌，我们只好“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最后，赶在日到浙江参加“河姆渡文化稻作农耕遗迹”论证会的专家们到达发掘现场前的几小时，才大致清理好了场地，让他们清楚地看到了比较完整的田埂遗迹和反映河姆渡文化前后数千年环境变迁的3米厚的地层剖面。
通过古水田的发掘，发现了与遗址早晚文化层明确对应的两个深度、两个时期的古水田，其中下层古水田应是目前中国史前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并且可以与村落布局直接对应起来的一处水稻田；其次，发现一段类似田埂的田间小路，可谓史前水田考古中最清楚的一种遗迹，并与聚落内的对外通道大致对应；还发现古水田的兴废可与古环境和古村落的兴衰密切联系。这一新成果得到了6月份在杭州举行的“河姆渡文化农耕遗迹论证会”上的国内外10多位知名专家的一致肯定，为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发展水平的定位和开展中国南方地区史前文化聚落形态考古研究获取了十分扎实的材料。也正因为古水田发现的上述价值，最近我们这项发掘已进入2009年十大考古发现25个入围考古项目名单，并准备向“十大发现”最终评选冲刺。
在田螺山遗址现场馆建成、开放以前，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就已经明确发掘原则，就是原址保护性的发掘，即在发掘中发现重要遗迹现象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现场保护的需要。在目前开放展示的800平方米发掘区内，现场保留着数百根反映村落建筑形式的木柱、木桩等密集木构件，尽管它们下面还有1米左右厚度的早期文化层，从单纯研究的需要，可能还得继续发掘，但我认识到这批村落建筑遗迹的独特价值和实属难得，原地保留应该更有长期观察研究和展示的意义，所以，在这批木构件出土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安排人手始终坚持每天多次喷洒水份，以尽力保持它们内部含水量的相对稳定，直到专门的长期保护方案经过论证通过并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对于发掘出来的文化层土壤，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最多经过取样处理提取一些标本之后就丢弃了，但在田螺山的第二、三次发掘中，我下决心把它们几乎全部保留作繁杂的后期处理，结果从淘洗泥土中令人惊喜地发现了大量的细小文化遗物和自然遗物，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发掘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仅为下一步的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难得完整的资料，也可以为现场馆提供更加有吸引力的特殊文物展品。所以，到今年为止，在已淘洗处理完成的植物类遗物中，光是各个地层的炭化米粒至少达数万颗，还有大量难计其数的其他植物种子，为进一步判断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发展水平和整个经济结构准备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但所获取的每一颗炭化米后面所付出的艰巨劳动若非亲眼所见、亲身而为是难以想象的。
凡是到过田螺山遗址现场馆的专家或普通观众，若是有机会亲眼看见保存至今而又被妥善保存下来的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动植物遗存，都表示稀奇，甚至震惊。面对认真观看以后的观众肯定和赞赏的表情，我和我的同事们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所有艰辛付出，我认为都是值得和应该做的。我坚信，考古的最大意义不就在此吗！
五、守护心灵家园
文化遗产有人觉得是麻烦和包袱，也有人认为是物质和精神财富，其实，无论怎么理解都有他的道理，因为不同的人的需求层次和方向是不一样的，但个人都有起码的义务不去加害我们身边并不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作为社会更有责任把它们完好地保护和科学地展示给民众。遗产本身的形式是物质的，但从属性上又是人类祖先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后人可以从对它们属性的理解中充实我们的智慧、愉悦我们的感官、安抚我们的心灵。
而考古的价值和意义基于这样的一些逻辑：在物质进步的现代社会，人类更需要精神财富；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他能从一代又一代的祖先那里继承生存经验和生活方式，在积累起智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生活的不断进步；而继承的多少与好坏决定于对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和文明程度。因此，考古工作者的责任是探寻、发掘、保护和解释文化遗产，架构起祖先和后代子孙之间的精神桥梁，。一句话，考古是承载祖先嘱托、探索人类知识的职业，任重而道远。考古的存在与否，也是社会文明程度和人类理智清醒的一个标志。
至今，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经过5年多时间，我们用精细的考古手段重新找出了深埋于地下的远古江南一部分祖先的遗物，由此大体了解了他们当时的生存状况，甚至所思所想与喜怒哀乐。虽然它们如此丰富，但同时经过几千年岁月的侵蚀，它们又都是如此的脆弱和娇嫩，所以，我深深觉得如果要让它们能更长久地留住祖先的记忆，滋润后代子孙的心灵，在做好研究的同时，更要承担起守护的责任，如果难以带动别人加入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列，那就先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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