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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主义的意思：
【词语】： 蒙昧主义
【拼音】： méngmèizhǔyì
【解释】： 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种种罪恶都是文明和科学发展的结果，主张回复到原始的蒙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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獬豸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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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獬豸又称直辨兽,触邪.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独角兽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甚至会将罪该万死的人用角抵死,令犯法者不寒而栗.帝尧的刑官皋陶曾饲有獬豸,凡遇疑难不决之事,悉着獬豸裁决,均准确无误.所以在古代,獬豸就成了执法公正的化身. [编辑本段]法律象征 　　獬豸与法的不解之结,还可从古代“法”字的结构得到解答,古体的“法”字写作“灋”,而“廌”即为獬豸,“廌法”二字合为一体,取其公正不阿之意,所以从水,取法平如水之意.獬豸作为法律象征的地位就这样被认定下来.由“灋”到“法”,“廌”字虽然已被隐去,然而它象征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没有消失.　　毕竟是传说,不曾有人亲眼见识獬豸究为何物,因而引出人们诸多想像,有人认为它象鹿,有人称它似牛,更多的说法还是羊.除了相关的古籍如《后汉书》、《论衡》、《五杂组》等记述之外,考古发现,秦之前文物中的獬豸都是一角羊的造型,牛形獬豸则出现在东汉之后.　　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象征,獬豸一直受到历朝的推崇.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文王曾获一獬豸,照其形制成冠戴于头上,于是上行下效,獬豸冠在楚国成为时尚.秦代执法御史带着这种冠,汉承秦制也概莫能外.到了东汉时期,皋陶像与獬豸图成了衙门中不可缺少饰品,而獬豸冠则被冠以法冠之名,执法官也因此被称为獬豸,这种习尚一直延续下来.至清代,御史和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都一律戴獬豸冠,穿绣有“獬豸”图案的补服.　　显然,獬豸形象是蒙昧时代以神判法的遗迹.进入近代,仍将其视为法律与公正的偶象.　　与此相类似,在西方,独角兽也被认为是纯洁的象征.人们认为它的角的力量能够压制任何道德败坏的事情.同时有贞洁的含义,是完美骑士的代表. [编辑本段]历史由来 　　中国文字发源从古至今已有6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经历了“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即甲骨文（商）、金文（周）、小篆（秦）、隶书（汉）、楷书（魏晋）、行书（草书）的嬗变.　　我们的祖先在创构“法”字上,其渊源颇具智慧和神话色彩.“法”字古金文为“灋”.《字源》（约斋著,上海书店1986年版）用溯源法解释了古人构造“灋”字的良苦用心和丰富的想象力.“灋,这字从廌去,以代表判断曲直的法律；又从水,是比喻其平如水,省廌写作法”.《说文解字》释为“灋,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在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先生看来,“灋”字的造字构意,源出一个历史传说：春秋战国时期,齐庄公有个叫壬里国的臣子,与另一位叫中里缴的臣子打了三年官司.因为案情难以判断,齐庄公就让“廌”,即神兽獬豸,来听他产二人自读诉状.结果壬里国的诉状读完,獬豸没有什么表示,而中里缴的诉状还没有读到一半,獬豸就用角顶翻了他.于是,齐庄公判决壬里国胜诉.这种以角触断罪的方法,被古人用“会意”的方法放进了“灋”字的构形之中.可见,这个“灋”字造得很有深意,一是公平裁判、明断曲直,乃是我国古代先哲赋予“灋”字的基本涵义；二是“灋”或许代表了人民心底的向往：“灋”应该对任何人公平如水,如遇不平,就应该坚决除去.　　繁体“灋”中的“廌”（读志音）是一种神兽,其形似麒麟,青毛独角,体态刚健,极有灵性.“廌”有三名：一曰獬豸（谢志音）；二曰独角兽；三曰神羊.各种史籍都指出,獬豸是一种能辨曲直的神兽.汉代学者杨孚在其专著《异物志》中,对“獬豸”特性的概括最有代表性：“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ze音责,咬、啃的意思）不正者.”意思是说,獬豸能别曲直,见到有人相斗,它会用犀利之角触去理曲之人；听到有人相争,它会用嘴咬挑起是非的一方.东汉时期的杰出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记载了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皋陶用獬豸治狱的传说：獬豸“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故皋陶敬羊”.皋陶决狱明白,执法公正.遇到曲直难断的情况,便放出独角神羊,依据獬豸是否顶触来判定是否有罪.　　曾在古颍州做过太守的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在《艾子杂说》中讲了“獬豸辨好”的寓言故事.一次,齐宣王问艾子道：“听说古时候有一种动物叫獬豸,你熟悉吗?”艾子答道：“尧做皇帝时,是有一种猛兽叫獬豸,饲养在宫廷里,它能分辨好坏,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艾子停了停接着感慨他说：“如果今天朝廷里还有这种猛兽的话,我想它不用再寻找其它的食物了!”这就将獬豸的能辨是非,引申到了官场,以官员为审视监督的对象.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不用再寻找其它的食物,讽刺当时的官场奸臣和贪官太多了.　　后来,由于便于书写和记忆的需要,“廌”字从“灋”中被隐去,简化为“法”,然而它所象征的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并没有随之消失.獬豸在我国古代法制监督史上仍有着非凡的涵义.由于獬豸是“法”的化身这一特性,从先秦到明清,“獬豸”形象被当成监察、审计和司法官员廉明正直、执法公正的象征,在各种场合被经常使用并作为监察御史和司法官员等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楚王仿照獬豸的形象制成衣冠.秦朝时正式赐给御史作为饰志,后遂称“獬豸冠”.据古文献记载：“侍御史冠獬豸冠”（《秦会要订补》卷十四）.“法冠,一名獬豸冠,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角形.法官服之.”（《隋书??礼仪志??七》）.汉朝时,廷尉、御吏等都带獬豸冠.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庾信《正旦上司宪府》诗中就有“苍鹰下狱吏,獬豸饰刑官”的句子.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送韦侍御归京》诗中有“闻欲朝龙阙,应须拂豸冠”的描述. [1] [编辑本段]历史记载 　　“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见《异物志》.　　《后汉书·舆服志下》："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后亦用以指执法者.　　獬豸冠：古代执法官吏戴的帽子《后汉书·舆服志下》："[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　　关汉卿《玉镜台》第一折：生前不惧獬豸冠,死来图画麒麟像.　　明十三陵神道旁的动物石像当中,就有獬豸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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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少儿读经，“启蒙”还是“蒙昧”？
　　关于读经问题，社会上的争论是一直没有停止过。 　　大略可以分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上世纪初，蔡元培先生提出废止读经，引发了一场争论；30年代，蒋介石先生极力主张读经，并且登台讲经，整个学界又就读经问题发生了争执；时隔几十年，到90年代，台湾王财贵先生开始在台湾和大陆推广少儿读经，同时，一批学界精英提出复兴国学的主张。时至今日，这一话题仍在热议中。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读经，包括少儿读经的问题？《孝经》等经典是否适合孩子读？日，宁波市滨海国际合作学校“第四届创建儿童世纪峰会”上，在李庆明先生主持下，各位学者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特此展现部分观点，以供大家探讨。 　　魏勇：读经是偏方还是药？ 　　读经热为什么会出现？显然是想通过古代的经典，来解决我们当前社会的一些问题。我们社会出问题了，坑蒙拐骗，道德沦丧，我们都痛心疾首。但是各位，我是学历史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是正常现象，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能够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方式而非倒退和复辟的方式来解决，尤其是在思想观念方面。 　　的确，与欧美等国家横向比较，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道德差距。但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历史就会知道，欧美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高的道德水准，他们当初沦丧得比我们现在更厉害。举个例子，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大发展时期，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如旭日东升，同时，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但就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英国社会却变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它沦丧到什么程度呢？18世纪的伦敦，每四个妇女中便有一个是从事妓女行业的，妓女行业产值是2000万英镑，什么概念？相当于当时伦敦一年的海外贸易的总和。事实上，那时整个西方社会都处于巴尔扎克所说的“每一笔巨大财富的背后都有巨大的罪恶”这样一个时期。1/4的伦敦女性是妓女，还不够堕落吗？我们中国到这个程度了吗？没有。伦敦现在还这样吗？没这样了。 　　英国当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一方面，通过加快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使得其拥有更多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公共规章、公共规则，逐步培养起人们的公德心。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城市化进程对道德的作用，表面上看，城市刚刚建立的时候似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充满了腐败肮脏，但通过自发秩序的演进，最终它会具备相当的自我净化功能。有一次，我验车的时候碰到一个车虫，随便跟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北京好还是农村老家好？他说，北京有北京的好，老家有老家的好。我又问，你打算以后回老家吗？他犹豫了一下回答：不想回老家。为什么？他说，觉得自己跟老家人已经格格不入了，老家人连起码的环保意识都没有。当时，我听了十分惊愕，一个混在北京，行走在违法边缘的车虫，居然有环保意识，这不是城市教育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历史常常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必然有一个人性释放的阶段，有些人性是可爱的，有些人性是邪恶的，我们不可能为了不让邪恶的人性释放出来，就把人性整个摁住。中世纪就摁住了，那时，连夫妻生活都要按照教会的规矩来。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不就是要肯定人性吗。然后，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再逐步解决。 　　18世纪英国伦敦的问题，和我们中国社会现在的问题其实有共性，就是公共道德和社会风气的问题。靠复兴中国古代经典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我认为不能。儒家经典解决的大多数问题，是私人道德问题。比如说《孝经》，还有四书五经，它们主要解决怎么做人的问题，讲的是“修齐治平”，矛头针对熟人社会，针对与熟人、亲人的关系的调整，不涉及公共道德和陌生人社会。所以说，儒家经典强调私德而不关注公德。 　　在这种文化熏陶下，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一个企业家，可能他私德很好，在朋友圈很仗义，在家里是孝子，对老婆来说是好丈夫，对儿女来说是好父亲，但他仍然可能在企业生产中掺假，用地沟油做食品，用三聚氰胺生产奶粉。一个孝子他一样可以坑蒙拐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其实在于，我们古代的经典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农耕文明很少有公共事务，所以不太需要公共道德。你可以寻死，可以吧唧嘴吃饭，可以大声说话，不用管别人的感受。因为我们人口本来就住得很稀疏，大部分人都住在农村，不但要说，还得大声地喊。但是一旦进入到现代社会，进入到公共领域，传统道德一下子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它没法适应这样一种建立在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基础上的生活。所以在快速跨入工业化社会后，我们一下子就迷失了方向，因为我们祖先没有教我们要排队，要对陌生人讲信用，更没有教我们划分出群体和个人权利的边界。 　　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道德沦丧，其实并非全方位的沦丧，主要是公共道德缺失。在私人交往领域，我们的道德没有沦丧，道德标准一直很明确。换句话说，中国今天的社会病不是因为传统道德的缺失，而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新道德——公共道德，没有建立起来的缘故。复兴传统道德根本就是张冠李戴，你怎么可能把现代的困惑、工业时代的矛盾的解决放到古时候的经典当中去寻找答案呢？不然英国当时早就回到中世纪去寻找答案了。这就是历史。 　　话题再回到《孝经》。孝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等于西方人的信仰。孝道是什么？父母是我们生活当中除了皇帝以外最大的权威。所以《孝经》里面讲，孝是“德之根本”，一切的道德都是从孝当中派生出来的。《孝经》就是论证“孝”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目的就是要把父母的地位抬到几乎与神一样高的地位上去。 　　那么，这种树立权威的做法在中国古代有没有用？相当有用！在古代是合适的，是必要的。我们人类是从远古走来的，在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地在洗去身上的野性和兽性。东西方的洗刷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通过宗教，我们中国主要是通过儒家文化。实际上，中西方的文明在演变的过程当中，殊途同归，都发现了人类社会共同的弊病，就是欲望对人际关系的伤害，对社会和谐的破坏。不管是西方的宗教还是我们儒家的经典，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树立一个权威，使大家有敬畏之心。儒家经典，最终就是要你克制，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对于人类的蒙昧时代来说，有敬畏绝对是一件好事，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开端。 　　中国人从根上来来说是无神论者，普遍不信神，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骨子里就是无神论思想。没有神这样一个强大的权威来使大家敬畏，人与人就会陷入丛林状态，所以，我们必须要创造神。那么，中国人的神是什么呢？天子和父母。 　　《孝经》也好，四书五经也好，在中国古代大体来说是积极的，适应了农耕时代人们的需求。但还要考虑到一点，农耕时代的人，绝大多数是文盲。文盲怎么受教育？文盲所受的教育一定要简洁明了，不要讲太多道理。所以孔子的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是信条和教养。拿到今天来看，好多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但是古时候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得断言、重复、传染，才能够教化民众。而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普遍可以进行复杂思考的阶段了，普通人有无缜密的思维是现代人和古代人的一个基本区别，还把那些针对文盲的教条，搬到这个社会来，就不合适了。为什么古文经典会受到这么大的争议，就是因为你总能够从中找到不缜密之处。 　　总体来说，《孝经》里面所提倡的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基础上，这个孝道观念过时了，这种过时，恰好适应了今天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有利于整个族群发展壮大。人类的道德没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它产生于族群生存发展的需要，并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被检验。当我们说某种道德是必须的时候，本质上是说，这种道德从整体上有利于族群的和谐与发展，能够服务于族群；当我们说某种道德观过时的时候，一定是说它与当时的人和事已经不能匹配，以至于妨碍了人和事。比如，“男女授受不亲”曾被作为道德要求，但是，当工业化时代到来，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而男性劳动力不敷使用的时候，女性走出家庭跟男子同工就是历史必然选择，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质量的途径，于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观念就过时了。 　　在对待父母的态度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形。古时候掌握知识霸权的是年长者，因为古代知识是存量知识，更新很慢，所以越年长，掌握的知识越多。大体上来说，年幼的服从年长的，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太快了，越年长的人，生活经验越拘束，越保守，越不能承担起指引我们下一代的任务。比如，现在的部分老人，连自己出去玩都成问题，怎么指导年轻人？再过几十年，当我们老的时候，可能处境跟今天的老人一样，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我们出门玩耍的能力都不具备。现在的社会是加速度发展的，十年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很难说得清，而古代没有这个问题。 　　当然，具有普适性的阅历和人生经验不会过时，但问题是，怎么区分哪些过时哪些没有过时呢？既然我们不确定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否过时，又怎么能够基于孝道的原则，让孩子无条件地服从你这个当老爸的呢？更何况，每个时代都有君子、小人，但在孝道文化里，小人都不见了，仿佛一旦做了父母，大家都羽化成仙了，儿女纵然要提醒，也得拐几百里的弯委婉劝告，还得替其隐恶。这是孝道文化最为人诟病的。 　　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权威越来越少，皇帝都走下了神坛，难道我们还要再造一个神坛？其实，把父母供在神坛上，某种程度上是不善待父母的表现。只有把父母置于人的地位，我们才能更理解父母的苦衷，才能给父母创造一个松弛惬意的家庭环境。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待父母应该尊重，以尊重代替孝道，以平等代替不平等，以对话和沟通代替服从，有的时候还需要对他们进行抚慰、教育和引导。也许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现代社会生活得舒适、自在。 　　徐晋如：孝经可读，但不是孩子读
　　魏勇老师讲的有些内容我不敢苟同。魏老师刚才不停地强调，说孝的本质就是一种服从，实际上《孝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了。曾子问孔子，我们对家长对父母，什么话都听，这是不是孝呢？孔子说这是顺，这不是孝。孝和顺完全是两回事。 　　所谓的孝，父母有了错误，作为子女的一定要“几谏”。什么叫“几谏”？你和父母之间有恩情，那你肯定不会把父母当成你的对立面，而是当成你们是具有一种亲缘关系的、又具有分歧的特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父母有了错误，我们自然会和颜悦色地，在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就像魏老师讲的，去沟通交流教育。这叫几谏。如果说父母有特别大的错误，那你作为子女的，完全可以逃出门。《孝经》里面与孔子对答的曾子，他的父亲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曾经有一次，因为曾子的一点小小的过错，差点把他打死。孔子去看他，给他传授了“六字箴言”：小则受，大则逃。如果父亲打你，不重那么没关系，但是打到你身体快受伤了，你赶紧逃吧。所以人家从来没有说，孝就是顺，是服从，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 　　孝拓展开去，就是用孝的精神去侍奉君主。明代的大思想家黄宗炎有一个经典的比喻，他说治理一个国家，就好比君主和大臣一起抬木头，君主在前面抬，大臣在后面抬，大家都要出力，如果前面的人方向不对，后面的人有必要去提醒他。如果你不但不提醒，反而是跟在君主后面说皇上您太帅了，抬得太了不起了。这样就不对。所以儒家从来没有说，孝就是顺，就是服从。孔子讲“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这个“隐”是通假字，不是隐瞒，是把直的木头变得弯曲，也就是矫正的意思。作为父亲有义务去矫正儿子的错误，作为儿子也有义务去矫正父亲的错误，这就是正直。我们不能把后人解经解错的加到孔子的头上去。 　　另外，魏老师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就是父母，我也不能认同，在我看来中国人只信一样东西，就是信儿子，连女儿都不信。（笑）每个人都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儿子，这个才是中国人的信仰，这个是我极其反对的，极其憎恶的。 　　回到《孝经》的话题，我认为《孝经》可读，但不该是孩子读。涉及《孝经》，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本，被王财贵先生认为是经典的《弟子规》。关于《弟子规》的问题，我的立场一向非常鲜明，也不应该让孩子去读，因为儒家强调“学”，而不是训诫，所以你看孔子也好，子夏也好，所有真正的儒家大学，没有一个人不强调“学”，学就意味着你对于这些圣贤的言论，要有一个分辨、剖析，要有理解、浸润。所以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有一门叫“明经”。明经不是说你把经典记住就行了，专门要考“疑经”。你对于经典有什么疑惑？只要言之成理，就能中进士。所以从古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的不是一种教条式的服从，而是对它的理解，对它的把握，对它的实践。 　　《大学》里有一句话，叫做“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什么意思呢？它是把学习的过程比喻成玉工，把含有玉的矿石外面的石皮剥掉，这个工序叫做切磋。剥掉以后露出来的是里面的玉胚，就相当于是你从老师那里听来的知识，从书本上读来的知识，是一种非常粗犷的东西，而把这个玉胚雕琢打磨，使它变成精美的玉器，成器，这个过程就是修的过程。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经典的内容真正理解、掌握以后，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修。强调了学和修要合一。我之所以反对《弟子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把“学修”的过程给取消掉了，变成了魏老师所批判的训诫。对孩子来讲，我们要去发现他自身的好，要让他很好地自我成长，这都不是训诫所能够带来的。 　　我的老师张卫东先生是当代国子监官韵吟诵的唯一传承人，他就跟别人讲，《弟子规》多下流啊，要读就去读《孝经》。《孝经》这本书，一个经学研究者都不一定能够读得懂。孔子对《孝经》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说“吾学在春秋，行在孝经”。对于孔子这样一个圣人来讲，《孝经》都是他要认真去实践，去内化为自己生命的一套东西。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高的，很难被大众所接受的。宋代的《孝经》注疏里面讲，“《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范将来，奥旨微言，已备解乎《注疏》。”他认为《孝经》的文辞非常深刻，难以理解，即使做了注释，还是显得“辞高旨远，后学难尽诗论”，没有办法把它背后的“兴于诗”的精神给表达出来。所以，《孝经》实在是一个思想深邃、文辞高雅的东西，它是不适合小孩子读。 　　上次庆明兄跟我讲他在俄罗斯的见闻，他说，俄罗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特别厚，是16开，里面全是俄罗斯的名经典作家的著作。我们当然认为小孩子要去多读经典，但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俄罗斯的语言文字，没有经过大的变化。而我们的不同，我们今天的小孩子离文言的距离太遥远了，所以他接受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文言的基础打起，而不是一开始就给他一个特别难东西。那这样的结果，反而是让他产生一种畏惧之感，产生一种抗拒之心。 　　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说的教育，教和育这是两码事。教是为了育，教是我们的手段，育才是我们的根本。中国古人也有信仰，这个信仰是大家去任何一个孔庙都能够看到的四个字“与天地参”，一个人的品格完全了，他就可以跟天地并列为“三才”，这就是中国古人精英的信仰。我们每个人接受教育、接受教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性情得到长育。性情长育的根本就是五个字：“长善而救失”。要把天性当中美好的一面，充分地发挥起来，让它充分发展。对于天性当中不好的一面，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在很早的时候，就要发现这种苗头，要给他予以纠正。 　　所以，由此得来的我们教育的一个基本功底，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家庭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我最厌恶的一句话就是“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是反人类的，违背人性的。孔子早就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正常的，中人以上的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他们的禀赋差不多的情况之下，可以经过后天的教化学习而产生不一样的成就。但是，对于那种天分最好的和天分最差的人，教育是没有什么功能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成长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他是对父母人格的模仿。比方说，我微博上关注了一位黑龙江的教育工作者王人平，有一天，有人问他，我的小孩子才两三岁，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他想要什么东西，父母不给，他就伸出手来打父母。有时候气急了我也打他。王人平就说，你不要怪孩子，根本原因就是一开始你就对孩子不耐烦。你去打孩子，孩子自然反应过来要打你。所以，如何去让自己的性情得到长育，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一辈子去学习的话题。 　　我们的教育现在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应试教育、职业教育，恰恰欠缺了教育最根本的功能——人格教育。清华老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曾经说一句话，他说任何忽视了人格教育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完整的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根本目的，就是要养成完善的人格。这个是通俗教育的本质。《中庸》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段宋儒的解释，我不太认同，我认同的是汉代的儒家的解释。也就是说，上天所赋予你的禀赋，叫作“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基因，每一个人的基因有好有坏，所以你要懂得去统帅自己的基因，努力地去修剪，去裁剪，这样的一种工作就叫作“教”。所以在古代，去统帅孩子的性情，去教化孩子，这些工作一般都要由父母、老师来完成。我们要完成这些工作，首先必须是合格的家长，合格的老师。 　　其实很多家长是没有资格做家长的，对孩子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如何去教育孩子？前提是作为父母，你先要接受教育，你要先学习怎么样去做父母。因此在我们今天，首先应该去孝敬父母，侍奉父母。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这一代做父母的，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的父母恰恰是处在中国文化最可怜的时代。那样的一个时代是怎么样的呢？是痞子精神、流氓精神大行其道的时代。他们从这样一个时代走过来，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教育我们。尽管我们后来接受了相对比较完整的教育，但是我们对传统还是非常陌生。因此，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首先应该去孝敬，其次当政者应该去孝敬。比方说，某人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支持改革开放、非常开明的一个老人，但他的孩子，却全面地倒退，完全地否定父亲。这个就是不孝，因为孔子早就说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父亲如果是有道的，你就应该延续他的道。《孝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大孝是要显亲扬名，要能够给父母带来荣耀，这个是孝。我们的很多贪官，他们只给父母带来了羞辱、羞耻，所以他们应该去读孝经。 　　孩子是不应该去读的。因为孔子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学习的次第不能够乱，首先是要“兴于诗”，然后“立于礼”，然后“成于乐”。一个人，首先要从他的性情教育开始，诗是让我们的性情能够充分地自由地发抒的，让孩子产生兴趣。怎么样让孩子从小对这个文化感兴趣？你就要通过诗这样又有音乐感，又有美感的东西，才能让孩子对高雅、高尚有一种向往。这也是蔡元培先生说，我们要用美育来代替教的根本。所以诗的教育是一个美的教育。我们的人格教育就应该是美的教育，而不是以一种训诫式的教育、学究式的教育作为它的根本。 　　编辑_周春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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