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方发布乞讨排行榜 为难穷人还是无奈之举?(图)
[华声在线导读]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某派出所通过微博发布了一个“乞讨排行榜”：22岁的辽宁青年何某因在地铁乞讨309次位居第一，他是一个文盲而且脚上有残疾;88岁的安徽老太陈某以302次暂列第二。警方此举引起强烈争议，有人认为乞丐盘踞地铁钱，确实影响市容和市民的安全出行;也有人称，穷人行乞系所迫，何必跟他们为难。
[漫画]乞讨排行榜
[视频]警方发布乞讨排行榜 对乞丐进行“示众” 新闻解读
“乞讨排行榜”真的是在为难行乞者吗?
笔者认为，上海轨交警方的“乞讨排行榜”，并不是为难行乞穷人;即使“为难”了行乞者，为难的也不全是穷人。不止一次读过卧底记者深度采访“乞讨专业户”、“乞讨专业村”的报道，不止一次看过坏蛋拐卖或者偷抢儿童将其弄残然后带着乞讨的新闻，也不止一次浏览过假装家乡水灾、假装大学生交不起学费、假装钱款被盗回不了家的故事。说实话，笔者对这些新闻、报道和故事，在分析、判断、过滤后，基本持相信的态度。慢慢对路边街头的乞讨者，也持谨慎怀疑与合理否定的态度，心肠渐渐硬了起来。可以说，这些乞讨群体中，一定有真的穷人，但你不知道谁是真的穷人。可以设想，还有更多更穷的人没有来城里乞讨，他们秉持做人的理念，在艰苦劳作、辛艰生活，不为人知。
上海轨交警方发布的，与其说是“乞讨排行榜”，不如说是乞讨行情榜。22岁的何某以被抓309次位居第一。他来自辽宁，暂住在铁路上海站附近，文盲，脚有残疾。难道乞讨就是何某唯一的或者是最理性的生存方式吗?29岁的吕某带着小女儿乞讨，30岁的丈夫汪某带着大女儿和小儿子乞讨，显然是不想通过付出劳动代价而轻松获取财富，就是不劳而获，用笔者家乡话说就是“二流子”，好吃懒做的人。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乞讨者，丝毫不值得同情和怜悯。笔者曾经参观救助站时听救助站人员介绍，街头乞讨者中，不少人被政府有关部门安排过工作，但是一段时间后，嫌工作苦，嫌收入少，便又溜走，回到乞讨的行列中来。说得不好听，大众的同情和怜悯，反而培养了这些善于欺骗的懒汉盲流。
大众的同情和怜悯，绝对是弥足珍贵的，这是博爱精神的体现，是人性、良知的挥发。但是大众没有条件、没有时间去弄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在当今社会中，谁才是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因此，就在偶然的时刻、偶然的地点、随手把内心的爱，丢给偶然的相遇。比较理性的社会慈善状态是，有爱心且有余力者，把可以施舍的钱物捐献给慈善机构或组织，具有专业性的慈善机构或组织，再把聚集的钱物分发给真正需要救助的穷困者。遗憾的是，政府慈善机构的办事效率和敬业精神，还没有在大众的心目中建立起牢固的信任;社会慈善组织缺乏足够宽松的活动空间，缺乏权威的认证机构进行认证，缺乏专业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从而大众也没有足够信赖的基础。这就为乞讨者带来生存空间。
如果说为了城市的交通和市容，小商小贩的经营位置需要管理，那么乞讨者的混沌状况更需要管理。有些乞讨者从这个城市街道到那个城市街道，从这个商场影院到那个商场影院，从这个车站广场到那个车站广场，像布朗一样无规则，而且抓了又放，放了又来。警方或者救助站，把这些情况公示给社会大众，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对大众知情权负责，而不是“为难”穷人行乞。当然，乞讨，既可能是一种无奈，是一种求生，也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存选择。个体有选择乞讨或不乞讨的自由，法律，过去不曾、现在没有、估计未来也不会禁止乞讨。乞讨俨然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的社会基础是大众的同情、怜悯和爱心。当社会慈善事业充分发达、严谨时，乞讨的空间会自然收缩。
新闻观点
从人道主义和人本情怀的角度出发，城市管理者对于乞丐群体既要从严管理，更需从善管理。张榜“示众”这种方式非但无益于本质问题的解决，反倒会让公众感受到执法者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很荒唐。且不说这份“乞讨排行榜”中的统计数据不一定全面和准确，即便那些数据可信，轨交警方真正应该努力做的，是在调查摸底的基础甄别真正的乞丐与“职业乞丐”，进而该保障的保障该处理的处理吗?如果能够以此顺藤摸瓜查出操纵“职业乞丐”的利益集团，抑或解救几个被拐卖的乞儿，这才真算做了大善事。
微视角
@炉火纯青387164：该同情的是真正的乞讨者，对这些职业乞讨者值得同情吗?不要以为自己多有同情心。
@风华正茂81478：无可奈何!
@爱看花：何苦为难穷人!问得好，为乞讨人排名，还不如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对真乞讨、假乞讨分别对待。
@无声静候509935：在上海地铁有一些乞讨是强者，并不是弱者，你不给钱他就跪在你面前不走，碰到有的女青年或老年人，他会用手拉拉你，提示你该给钱了，经常有小姑娘给吓哭了。
@戏如人生815968：对于假乞丐一定要严惩，对真乞丐还是宽容些吧。
@搜狐网友3310281：外国的流浪汉一般每月都有救助金，管个肚子，要自己去领，但是地铁内的非法乞讨警察是不允许的。
@flyingbeig：若是真乞丐,国家应帮扶,而非歧视甚至是残害!
华声在线综合
(本文来源：华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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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乞讨者的一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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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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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红霞,河南商丘市人,爱好广泛,尤其酷爱哲学、文学和唱歌, 喜欢探讨宇宙的奥秘，对宇宙的规律性有独到的见解,且已出版哲学专著《宇宙新论》,是不多的研究宇宙规律性的女哲学研究者。远离尘世则关注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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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贫穷与饥饿——中国数千年最严重的社会问题_傅鸿文_新浪博客
贫穷与饥饿——中国数千年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据说15世纪以前我们全面领先于世界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GDP还占世界1/3，“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想必官民都很富裕了。
但实际上，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贫穷和饥饿伴随中国社会几千年，至今我们还有数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更何况苦难的旧时代!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贫穷与饥饿的社会。而一个长期贫困、饥饿的社会，除了封建专制主义无比强盛之外，社会进步、民主法治、民族精神、道德水准、人的尊严、资本积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工业革命、经济贸易等等，皆不足观。
一、贫穷和饥饿的中国传统社会
中华民族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却充满了世界少见的悲惨与苦难。数千年中仅有的“三大盛世”——西汉文景至昭宣“盛世”、唐贞观至开元“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其实都只是封建贵族的天堂，而非贫苦百姓的盛世;况且国富不等于民富，富裕的只是少数拥有政治特权的封建贵族、军阀、官僚大地主而已。即使在所谓“盛世”，老百姓真能填饱肚子的“好日子”实在不多，倒是贫困和饥饿成为他们日常最真实的生活状况。史不绝书的历代饥荒、以人为食、流民队伍、饥民暴动，就是饥饿的明证，我们只要随便翻翻统治集团自己记录的《资治通鉴》就知道了。
中国历史上，因饥饿而吃人肉的记载不可胜数。饥饿是贫穷的极端表现，吃人是饥饿的极端表现。极端史例、历代乱世和太远的年代就不必说了，我们且看看去今未远的所谓“康乾盛世”究是何等光景。
康雍乾三朝共134年，年年都有关于各地“饥”、“大饥”以至于“人相食”的记载。据《清史稿·灾异志》记载，这134年间各地发生大小饥荒多达213次，人相食7次。如康熙“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清史稿·灾异志五》)。
其实，数千年间，这样的记录几乎无年不有，不惟康乾时代如此。自周秦以至明清，中国底层社会无疑是一个饥民社会。
康熙年间，思想家唐甄曾遍游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亲眼目睹了当时“盛世”的痛苦生活。他在《潜书》里写到：“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这就是康熙四十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其“盛世”的光景竟是“农民冻馁，丰年如凶”!
乾隆时期的诗人魏来朋有《鬻子行》一诗，描写当时“因饥卖儿”的悲惨情景：“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呜呼，盛世宁有此耶?
我们再看看当时老外们眼中的乾隆盛世是什么样子。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完稿，其中提到中国说：西方“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都是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户人家，陆上没有居住，栖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物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的船舶投弃船外的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这么高兴。”(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5页)这就是当时中国百姓饥饿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十年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夏天，英国外交家马戛尔尼率领800多人的庞大访华使团到达中国。此前，他们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所写的那样，遍地黄金，富不可言。然而，一登上中国土地，他们处处看到的却是触目惊心的贫穷与饥饿!
为了好生接待远道而来的西方“贡使”，清王朝雇佣了很多平民百姓到英使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中国人看上去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他们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7月版，366页)。
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看到的情景也是一样：“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在北京，一位意大利人的游记里也写道：“……遍布京城的街头，到处是衣着破烂的难民。……军队也穿得破破烂烂，好像是要饭的乞丐……。这还是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遍地的东方吗?”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这些都与亚当·斯密的描述基本相同。由此看来，所谓“盛世”，实际是一个饥饿的盛世，一个民不聊生的盛世!
历史地看，14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食物中的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是英国农夫的一顿晚餐，但这也并不比中国农民的生活差。而随后西方更是迅速发展，很快超过长期停滞的中国，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差距遂越拉越大。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每天早餐吃的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
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普通农家的餐桌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另有1英两茶。
而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主要食物一直是素食和粗粮，肉蛋奶类都比较少。每年春荒之际，只有挖野菜度日，饥民吃草根树皮的记载屡见不鲜。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之后，可余11磅，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年支出则为35两。辛苦一年，不仅没有剩余，还要负债3两，一旦遇到灾荒，普通人家纷纷破产，卖儿卖女、逃荒要饭，自是常事。(参考张宏杰《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载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2009年中国随笔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再看看晚清到解放前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贫困、苦难、疾病、饥饿、无知……”这是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通过对181个美国人的访谈而总结出来的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此与胡适“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说正相印证。直到上世纪40年代，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就是“赤足、饥饿的人群;在农村无数家庭竭力维持生存，在过分拥挤的城市，乞丐、贫民和苦力忍受着极低的生活水平所带来的各种苦难……，一个庞大的饥饿民族;数以百万计的人濒于死亡;悲惨、疾病、乞丐、瘦骨嶙峋的儿童;赤贫悲惨的贫穷，争夺船上抛弃的垃圾……，一个可怜的被蹂躏的民族;巨大的人类悲哀、苦痛;孩子们太可怜了;为他们感到难过;需要我们帮助的落后民族……”(转引自任不寐《灾变论》，香港国际证主协会2010年版，第三章，第七节)。可以说，自中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人的贫穷和饥饿就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中西方的一种共识。
1991年，国务院白皮书指出：“旧中国有80%的人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几乎每年都有几万到几十万人因饥饿而死。一遇自然灾害，更是饿殍遍野。1931年，华东地区水灾，造成370多万人死亡。1943年，仅河南省饿死者就达300万人，另有1500万人靠啃草根、吃树皮度日，濒临死亡边缘。1946年，各地饿死1000万人。1947年，全国饥民竟达1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2%。”(摘自国务院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虽然说的是民国时期，但古代人民的生存状况能比近代更好一些吗?
那么，中国人何以穷苦到这般地步?​
二、贫穷和饥饿的主要历史根源
中国老百姓的勤劳是世界公认的，但千百年来，如此勤劳不辍、专种粮食的民族为什么如此贫穷和饥饿?我们认为，除了单一农业经济方式本身的问题外，专制政权和官僚地主的沉重剥削、压迫乃是农民贫穷、饥饿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单一农业经济方式至少派生出的以下五个问题，注定了民族贫困、饥饿的基本命运和根源。
一是农业人口太多。前已言之，单一农业经济方式在多产粮食的同时，不断刺激人口增长，致使农业人口太多，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人均土地太少当然富不起来，而土地兼并常常使农民丧失耕地，更无法摆脱贫穷与饥饿的命运。
二是工商经济缺乏。单一农业社会意味着农业几乎是唯一的经济部门，而统治者又限制私人工商业，劳动力不能向其他部门转移，居民都靠种地为生，也使土地资源异常紧张，农民守着一小块土地勉强度日，即使丰年亦难免贫困与饥饿。
三是自然灾害频繁。单一农业经济本身就比牧业、工商业更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加上人多地少，不得不大量毁林开荒，致使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灾害，“十年就有九年荒”，能不贫穷和饥饿吗?
四是内战连绵不断。单一农业社会由于土地资源紧张，人与资源的矛盾往往转化成人与人的矛盾，争夺生存资源导致了频繁的社会动乱和内战，包括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军阀割据和相互“统一”的战争，对社会破坏严重，每每使生产力水平几乎退回到历史的原点，一般需要上百年才能恢复。而恢复之后又酝酿出新一轮动乱和内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上大约发生过四五千次战争，约占世界战争总数的1/3左右!长年处于战乱中的社会，资本和财富能积累起来吗?人民能不贫困、饥饿和大量死亡吗?
五是专制主义强大。单一小农业经济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专制主义，且这种经济导致人多地少，生存资源紧张。而专制政治本质上是以暴力垄断生存资源最有“效率”的生存手段，在有限的资源被垄断之后，人们与专制强权保持一致是唯一可行而有效的“理性选择”。个人依附于作为最大资源垄断者的强大统治集团，以期获得“分封”、赏赐和俸禄的行为需求，为专制统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英人才，强化了专制统治的基础与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专制主义越强大的原因。
由于专制主义统治非常强大，两千多年间，农民承受着沉重的封建剥削和政治压迫，赋税、徭役、兵役繁多，这是他们贫穷、饥饿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沉重的封建剥削和政治压迫表现在以下几点：
1、垄断生存资源
中国封建社会是政治权力(暴力)支配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几千年的专制制度都把垄断生存资源作为实现其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早在西周，“溥天之下”的一切土地资源就被统治者明确宣布为“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即暴力集团对它统治下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议的最高所有权;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了中央集权时代以后，仍然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土地资源被垄断了，真正的土地私有制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
在漫长的单一农业社会，土地几乎是全社会最基本和唯一的生存资源。垄断了这一最基本的生存资源，自然也就控制了经济命脉。所以，专制国家在绝对控制社会成员人身自由的同时，也控制着人们的衣食之源——土地。从商鞅变法规定土地“民得卖买”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除直接经营一部分官田外，其余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占田制、均田制等国家分配的方式，赋予私人一定的土地所有权，是为“民田”。但这种所谓“民田”，并非民家所有，而是皇帝、国家、官府所有。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主要体现在横向关系上，相对于纵向是没有法律保证的，皇帝、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和支配权，能够随时随意通过大规模“迁民”、设立皇庄、赏赐功臣权贵、罚没归官等手段，使民田遭到暴力剥夺。生存资源皆被专制君主所垄断，“利出一孔”，(《管子·国蓄》、《商君书·弱民》)任何人若不俯首听命于君，就会饿死!
2、控制人身自由
在土地和人民两项中，专制国家尤其注重对人民的控制。商鞅说：“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商君书·画策》)就是说，能够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了他的人民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一定是首先战胜了他的人民的人。因此战胜人民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制服民众，就像冶炼工人随意锻造金属、制陶工人随意捏制陶土，以造出符合他们需要的器具一样。
控制人民的主要办法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和严密的政治统治系统。如实行残酷的法律制度、恐怖的特务监视制度、告密制度、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什伍里甲制度、保甲连坐制度，建立强大的行政衙门暴政统治，官府治安和解决民事问题常常是“大刑伺候”、打板子等等，就连一个七品芝麻官也有“灭门的知县”之称!
户籍制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的组织系统，它将每一个村邑、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毫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内。其作用远远超出了一般行政管理的范围，而成为君主国家控制人民、奴役百姓的重要工具。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统计和实行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由于历代户籍簿册一律都用黄色封面，所以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南齐书》卷34，《虞玩之传》)加强户籍管理是历代统治者控制人身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战国时代，“户籍”对各户人口、劳力状况、财产，均有详细登记：“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管子·度地》)
“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君实乡州藏焉”。(《管子·山至数》)地方官吏的一项重要职责便是普查和核对户籍，甚至每“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管子·立政》)以便按人头、户头、财产摊派徭役赋税。
有了户籍和什伍里甲制度，不仅便于征税，更便于控制人身，使“民不得擅徙”，(《商君书·垦令》)“逃徙者刑”。(《管子·治国》)民众悉被编为什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管子·禁藏》)这样一来，民众连逃荒、流动的自由也没有了，只有终身固定在本什伍之中，老老实实耕作，以保证国家徭役赋税有着落。为此，各国专门设立法律，惩罚怠惰之民。凡耕者“用力不农”，“有罪无赦”。(《管子·大匡》)“民不力田，墨(没收)乃家畜”。(《吕氏春秋·上农》)商鞅甚至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孥。”(《史记·商君列传》)。
秦汉以后的户籍更加严密。汉代规定，每年的“仲秋之月(八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后汉书·礼仪志中》)就是对户籍和人口进行审核、登记。案比之时，所有县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要举家前往县府，聚集庭中，由主管官吏将每一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身材的高矮、胖瘦和长相以及有无特殊生理标志等等，一一查验明白，然后重新造册，在年终时由乡县上报所属郡国，郡国再上报朝廷。这种案户比民的做法也称为“算民”，隋唐称为“貌阅”或“团貌”。唐制，每百户设一里正，负责管理户口、催促赋役。国家计丁授田，征发租、庸、调，显然完全是以户籍上的人丁作为征收赋役的主要依据。(参见《旧唐书》卷52，《食货志二》)直到明清，一切赋税和徭役，仍依照登载农民土地亩数的地籍(鱼鳞册)和人丁数的户籍(黄册)向下摊派。(《明史》卷77《食货志一》)有了户籍制度，不仅便于征收赋税徭役，更有利于加强人身控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3、控制谋生之路
与牧业、工商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能够提供大量的赋税、徭役、兵役，最有利于专制统治。因此统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总是运用政治力量，竭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控制人民的各种谋生之路，使“利出一孔”，(《管子·国蓄》、《商君书·弱民》)以迫使民众俯首听命于君。比如，堵塞工商业之路，使百姓永远只能务农。“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上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买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可以糊口也，则以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商君书·农战》)“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商君书·算地》)“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管子·国蓄》)可见，把农民死死束缚在土地上最利于封建统治，由此也导致农民永远处于贫困、饥饿之中。
正是出于“利出一孔”的动机，历代无不奉行“崇本抑末”之策，“下令禁民二业”，(《后汉书》卷39，《刘般传》)凡是国家分予土地令其务农的人，就不准他们从事捕鱼、打猎和工商业等活动。宋人石介说：“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石介《石徂徕文集》卷下，《明禁》)贾谊甚至建议汉文帝要“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汉书》卷24上，《食货上》)就是对弃农经商之民加以殴打驱赶，使之乖乖回到田地里，老老实实当农民。农业以外的各条谋生之路都被堵死了，工商、航运、贸易和科学技术不能像西方那样敞开发展，中国焉能不贫困、饥饿、停滞和落后?
4、赋税徭役榨取
封建专制政府对小农经济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对农民征收繁重的赋税和征发沉重的徭役、兵役和地方杂役上。由于小块土地有限的产品大都转化为田赋和租金，农民生活的贫困是不争的事实。
赋税“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97页)合理的赋税是公共事业的需要。问题是中国封建时代的赋税、徭役征敛无度，“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狠而无让”(《淮南子·主术训》)，封建国家机器贪婪地吞食着赋税和徭役，且越吃越多，不断加重，常常连普通中小地主也成为搜刮的对象，农民更被推到破产、死亡的绝境。
赋税在理论上有一定数量的限制，但实际上封建统治集团穷奢极欲，贪得无厌，正税远远不足挥霍，往往大肆搜刮。“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天灾尚有地区性、时间性，人们还可以通过抗灾、逃难，把灾害减少到最小程度;而官府横征暴敛则连年不断、举国皆然，无处躲避，常常使个体小农处于绝对的贫困、饥饿和破产之中，社会当然很难发展进步。
两千多年间，中国封建农民只有在较短的时间里——多在各个封建王朝初期，官僚、贵族、军队等食税阶层数量相对较少，赋税征取较轻，农民还能拥有一定的剩余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扩大再生产。而在其后大多数时间里，食税阶层人数不断增长，赋役不断加重，农民很难有剩余产品，能够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就不错了。而且即是简单再生产，也往往被繁重的苛捐杂税、无休止的徭役、频繁而巨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军阀混战所打断。社会没有财富积累和足够的经济力量，当然就无力发展和进步。
大抵一个朝代过了中期，苛政日繁，租税渐重，徭役屡兴，高利盘剥，土地集中，农民生活逐渐恶化，残酷的剥削使生产力不断萎缩。《淮南子》说：“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纲罟无所布，耒耜无所役，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瞻。”(《淮南子·本经训》)不然，世界上最老实本分的中国农民何以会被逼反?好端端的强大政权怎么能被推翻?
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第七十五章)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承认剥削极其沉重。司马光说：“四民之中，惟民最苦……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
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宋史》卷173《食货上》)这种情况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而不是个别现象。在这种“常态”之下，人民最需要的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唐杜荀鹤诗云：“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杉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山中寡妇》)重税之下，老百姓岂有好日子!
中国封建社会的正规租税主要是田赋，从历代田赋税率传统来看，通常实行“什一税”、“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即田赋约占田亩收益的3.3—10%，农民负担似乎并不算重。但田赋之外，还有一个很重的丁税，亦即人头税，主要是更赋和户口税。汉代凡20—56岁的男子应服役而未服，每年必须交纳300钱的代役费，是为“更赋”。而户口税又分为按户征收的产税和按人头征收的人口税两种。人口税按年龄分为口钱和算赋：凡7—14岁男女，每口每年缴20钱，是为“口钱”;凡15—56岁男女，每人每年缴纳“一算”，即120钱，称为“算赋”，主要用于军费开支和地方官吏的薪俸及差费等。(参见《汉书&昭帝纪》、《汉书·高帝纪上》颜师古注引《汉仪注》)这种连未成年人、没有土地、没有收入的人，都要一律交纳的各种人头税，历代不同程度地都存在。
田赋、丁税等正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上山打柴、打猎，入水捕鱼，要“收水皇池泽之赋”，(《吕氏春秋·孟冬纪》)要“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墨子·尚贤中》)从事手工业、商业有孟子所说的“布缕之征”、“关市之征”，甚至连民间住房也要交房屋税。直到近代，苛捐杂税依然多如牛毛，“据统计，1932年，仅苛捐杂税的名目就多达1656种，捐额约占农民收获量的60%至90%”。(摘自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4页)可怜的百姓能不贫穷、饥饿乃至转死沟壑吗?
田赋、丁税之外，还有徭役、兵役和地方杂役。这些往往是最残酷、老百姓最不堪忍受的负担，以致一些思想家不断向统治者发出“勿夺民时”、“罕兴力役”(《荀子·富国》)的呼吁。以秦代为例，仅为修建秦始皇陵，每个劳动力平均就须服役120余天，其他如建阿房宫、筑长城、修驰道等工程耗用的劳力更可想而知。其时徭役之酷烈，使“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袁仲一《从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看秦王朝的徭役》，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汉武帝时，兵役屡兴，仅此已使国中“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通典》卷7，《食货七》)“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户口都减半了，五谷六畜都不殖了，百姓岂止贫困、饥饿而已!
隋唐以至明清，徭役兵役之苦，无代无之。杜甫《兵车行》诗云：“……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壮丁远服兵役，田地都荒芜了，而田税尚不能少!
除了朝廷征发的徭役兵役，农民还要经常自备口粮担负地方性杂役。如宋时“凡有科差，州县下之里胥。里胥之所能令者，农夫而已。修桥道，造馆舍，则驱农以为之工役;远官经山，鉴司巡历，则驱农以为之丁夫，使之备裹粮以应州县之命，而坐困其力”。(《宋会要辑要》第121册，《食货一》)明代“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间人户亦令之山银，……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遍三四处”。(《明武宗实录》卷186)明武宗南巡，自仪真至张家湾，“伺候人夫不下数十万”(同上书)。顾炎武评论明代徭役说：“民当农时，方将举趾，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杠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肩方息而提随之，稍或失夫驭而长鞭至焉。如此，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2)
即使所谓“治世”“盛世”，徭役也同样繁重不堪。汉初史称“清静无为”，而在“天下户口可得而数者才十二三”的情况下，汉惠帝三年竟发长安600里内男女15万人城长安，不仅征及丁男，而且征及妇女(见《汉书·惠帝纪》);文景之时，史称“十五税一”，然“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卷24上，《食货上》)唐李世民时期号称“贞观之治”，而贞观四年(630年)六月，给事中张玄素批评李世民“役疮痍之人”修洛阳宫，罪“甚于(隋)炀帝”;(《资治通鉴》贞观四年)贞观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参再上疏抨击朝廷“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资治通鉴》贞观八年)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新唐书》卷98，《马周传》)残酷的徭役、兵役在历代都是个严重问题，“盛世”尚不例外，衰世自不必说。封建统治者征取的徭役，实质上使老百姓的劳动在尚未物化之前，就已100%被专制强权所掠取了，这里没有任何剩余产品，而且还误了农时，百姓能不贫穷、饥饿吗?
总之，正税之外还有很多杂税，明税之外还有不少暗税(税外税、税外费包括吃“秤头”的盘剥等)，田赋之外还有很重的人头税，包括徭役、兵役和地方杂役，且随着官僚集团的腐败，这些杂税、暗税、人头税还会不断增加，老百姓贫困、饥饿自不必说，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5、豪强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就是内部争夺土地资源的战争。两千多年间，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凭借强权侵夺民田、甚至权贵之间互相侵夺的案例史不绝书。例如，田蚡强夺窦婴之田;(《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窦宪“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田”。(《后汉书·窦宪传》)官宦之间甚至对公主田园尚且贱直强夺，对民田掠夺就更普遍、更不在话下了。
淮南王的亲属，“得王幸，擅用权，侵夺民田宅”，衡山王“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南朝时期官宦大家“兼岭而占”，“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宋书·羊玄保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官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宋书·蔡廊附子兴宗传》)刘宋时期的颜延之“买人田，不肯还直”。(《宋书·颜延之传》)唐初虽有均田令，但仍有不少人越制强占。“褚遂良贱市中书译语人地，思谦奏劾其事”。(《旧唐书·韦思谦传》列传第38)高士廉贞观元年出官益州，言“至今地居水侧者，顷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旧唐书·高士廉传》列传第15)贞观以后强取豪夺的现象就更普遍。永徽年间，贾敦颐任洛州刺史，从豪富之家“括获三千余顷”非法侵占的土地。(《旧唐书·贾敦颐传》列传135上)武则天时期张吕宗“强市人田”。(《资治通鉴》卷27)天宝十一年的一份诏书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帖，致令百姓无处安置”。(《全唐文》卷37)北宋“王蒙正恃章献太后亲，多占田嘉州”，(《宋史·高觌传》列传第60)“侵民田几至百家”;(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95《郭维墓志铭》)越州之鉴湖“溉田八千顷……，多为豪右所侵”。(《宋史·蒋堂传》列传第57)南宋孙梦观说：“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孙梦观《雪窗集》卷2)“权贵之夺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万里者”。(王迈《臞轩集》卷1)明代盛行的投献，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暴力兼并，正如赵翼所说：“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廿二史札记》卷34，《明乡官虐民之害》)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
马端临在总结土地兼并方式时概括说：“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用。”(《文献通考·田赋考二》)这种强势逼迫下的买卖，不是建立在市场平等交易的基础上，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兼并，历史上称之为“强买”，即萧何以“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史记·萧相国世家》)是也。明代大官僚霍韬子弟强以“减价买田”。(《霍文敏公全集》卷5)大官僚杨廷和与陈士杰都用“减价”或“半价”方式强买人田。(张萱《西园闻见録》卷6《田宅》)这些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打着买卖幌子的掠夺。在这种无休止掠夺土地资源的战争中，小民百姓能不贫穷和饥饿吗?
一定时期土地兼并之所以猖獗，与专制政府强征暴敛大有干系。历代封建王朝出于其统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主张抑制土地兼并，但其过度繁重的赋税、徭役剥削常常把农民逼到破产的境地，许多小农不得不出卖土地，这等于为大地主趁机兼并小农土地提供了大好时机。清初任源祥总结说：“征愈急则银愈贵，银愈贵则谷愈贱，谷贱则农愈困，农愈困则田愈轻。”(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29，任源祥《赋役后议》)可见赋税愈重，地价就愈低，土地兼并也就愈猛烈。
例如，唐德宗时由于“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旧唐书·李实传》列传第85)宋绍兴六年(1136年)知闰江府章谊奏曰：“民所甚苦者，催科无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宋史·食货志一》上)明清时期，赋税、差役也同样造成大批农家破产。顾炎武在讲明代差役之祸时说：“往昔田粮未均，一条鞭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以致田地荒芜，人民逃窜。”(《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8册引《上元县志》)黄宗羲也指出，明代重税之下，竟使“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康熙初年“差役四出，一签赋长，立刻破家。……中产不值一文，最美之业，每亩所值不过三钱、五钱而已”。(叶梦珠《阅世编·田产》)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小农被迫把宝贵的土地以每亩三、五钱出卖了，下一步等待他们的命运岂止是贫困和饥饿?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对老百姓过度的残酷压榨和对工商业经济的抑制，造成农民极其贫穷和饥饿，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和落后的直接原因。​
三、贫穷和饥饿带来的严重影响
贫穷和饥饿是中国数千年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影响是巨大和多方面的，它不仅使人精神驯服，道德沦丧，麻木冷酷，更使世间充满流民、暴乱、死亡和破坏，社会无力发展进步。我们仍以洋人对“乾隆盛世”的亲身感受为例。
1793年7月，马戛尔尼的使船沿浙江海岸北上，由于航路不熟，他们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当即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
但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一个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使船航行到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中国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却不给回家的路费，显然很不合算，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可怜的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趁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这等稀松平常的“小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上车载斗量、司空见惯，不独乾隆时代如此，大概只有少见多怪、嚷嚷人权的洋鬼子才会这般大惊小怪!
几千年的极端专制统治和暴政使人民变得怯懦、驯服、听话和软弱无力，勇敢正直和伸张正义作为一种基本人性已经被彻底埋葬，剩下的就只有逆来顺受、自觉地向暴政臣服了，因而中国人不得不忍耐力极强，明明有理，却始终无法挺起腰板，向邪恶抗争。这种顺民意识产生于暴政，也养育了暴政。
贫穷饥饿使人缺乏自尊心且自私冷漠。英国人进一步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国人，看起来却很正常。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和其它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发现，那里的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里。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
如果说一定程度的苦难经历可以使人更明智、更富有同情心的话，那么纷繁不休的苦难只能使人脾气更坏、更麻木、更冷酷。一位基督圣徒说：“说人在早年时期曾经历艰难的岁月总是对人有益处，这种说法不对。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使人堕落。确实，它常常使他们更坚强，但它也大大地使他们更麻木了。”(引自任不寐《灾变论》，香港国际证主协会2010年版，第四章第一节)。这一点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社会而言，都是如此。因为在一个极端专制和贫困、饥饿的民族中，麻木、冷酷等恶德比善德更有利于自身生存，因而更容易得到培养和效法。
马戛尔尼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以上有关马戛尔尼来华的资料和论述采自张宏杰《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一文，载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2009年中国随笔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四章第一节)。
长期的贫穷和饥饿，不仅影响社会发展进步，而且会产生多方面的巨大破坏作用。近代严重的贫穷、饥饿，引发了“抽鸦片、逃饥荒、闹革命”三大社会现象，无不使多灾难的中国社会雪上加霜。
在极端专制主义残酷统治下，所有臣民精神压抑，甚至全家性命不保，普通平民百姓更是过着极其悲惨的日子，各种无与伦比的苦难压在心头，毫无生活乐趣，除了一死了之，别无解脱之法。到了19世纪，鸦片正好大量输入中国，且新发明了“效果”更好的吸食法(当初国外只知道吞食法和泡水喝)，人们在吞云吐雾中可以暂时忘却一切痛苦和烦恼，得到某种兴奋、幻想和精神解脱，它比烟草、白酒的“效果”更明显。为了一时的兴奋，苦难的灵魂已经顾不得它的巨大毒害了，就像酷刑下的冤囚为了免却一时的痛苦而不顾后果、“主动”认罪自诬一样。于是，中国人热烈拥抱鸦片!正是饥饿和苦难需要鸦片，就像剧烈疼痛的病人需要吗啡一样，鸦片是适应或应付痛苦生活的一种手段;饥饿和苦难是鸦片盛行的社会条件和基础。
随着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烟民迅速增加，吸食者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甚至连士兵也随身携带烟枪。外来鸦片供不应求，中国烟民后来干脆自己种植，凡能种鸦片的地方都种了。到同光之际，鸦片种植遍及全国，尤以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为罂粟盛产之地。鸦片在中国的普及与推广，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红薯和玉米。光绪初期的“丁戊奇荒”之所以饿死上千万人，恰与民间减少粮食作物而大量种植鸦片有关。山西巡抚曾国荃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丰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曾忠襄公奏议》卷8)。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在它的原产地和世界各国都没有像在中国那样传播迅速和大受欢迎，固然反映出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但更反映出国民贫穷、饥饿、苦难的生活状况。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假如中国近代人民比较富裕，社会文明和国民道德素质会有一个相当的水准，那么鸦片在中国断不会广泛传播。尽管英国商人贩卖鸦片，但他们并不能强迫中国人购买和吸食鸦片，毕竟事物产生的原因在其内部。
贫困、饥饿和苦难一旦威胁到生存，人们就会什么都不顾!一切道德情操、家庭社会责任都会被抛弃，再文明的人也不得不多少向野兽回归。常言说：“饥寒起盗心”。为了吃饱喝足，为了活命，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无耻和伤天害理的事情，可以干任何卑鄙、下贱和没有人性的勾当，什么民族大义、天理良心，全都荡然无存。但这能怪他们吗?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为了平息民族反抗情绪，搞了一次科举考试，结果报名应试者踊跃，大大超出预料的人数，这种“盛况”直让洋鬼子唏嘘不已!试卷中有许多污辱中华民族的内容，竟然没有人提出抗议，考生们只为考取饭碗，谁管这些?由于生活维艰，平常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汉奸、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何况考洋人的科举?这种为有一口饭吃而积极投靠、服从和崇拜强权的饥民社会，乃是产生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土壤，也可见中国饥民社会的政治特征不仅是帝王专制，而且是全民专制。
严重而普遍的贫困、饥饿，往往产生庞大的流民队伍。老百姓逃饥荒不一定是因自然灾害造成庄稼绝收，很多情况下是因沉重的徭役赋税使农民破产，生活陷入极度贫困和饥饿。每到这种处境，民众往往首先典当土地、房屋，甚至卖儿卖女。土地、房屋卖光了，只好背井离乡，扶老携幼，四处逃荒要饭，形成庞大而饥饿的流民队伍，他们不是饿毙道旁，就是聚众为盗，或成群结队去“吃大户”。中国历史上这种流民现象，几乎无代不有，最多时竟达到数百万人，官府为之束手，社会惨遭破坏。
极度饥饿往往引发革命。如果有人挑头，这些流民队伍就会迅速演变成农民起义。尽管他们的贫穷饥饿不是他们造成的，其悲惨处境最值得同情，他们也完全有生存和反抗的权利，但对历代农民起义都做正价值判断，显然是非科学的悖史之论。像绿林、赤眉、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等农民起义，虽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其大肆杀戮、焚烧、劫掠，表现出极大的破坏性、野蛮性和落后性，对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几乎都是负值。并不是农民起义越多、越大就越能推动社会进步。否则，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多，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还长期停滞、落后，而不在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推动”之下，不断进步、再进步呢?
封建专制政府和地主残酷剥削、压迫，迫使农民多次起义，以反抗其统治。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是世界上仅见的。但农民起义只是通过暴力对旧秩序加以破坏，使旧王朝归于覆亡而无法继续倒行逆施;起义成功之后，新王朝暂时会比旧王朝稍好一些，但很快就会变得与旧王朝一样残暴。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看不出农民起义对社会进步有多少推动作用。
然而多年来，我们把农民暴动、造反起义都褒扬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能推动社会进步。吾友狄马先生说得好：革命就其发生的动机而言，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先进思想理论引导下，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以达到实现先进社会制度之目的的革命，姑称为“良知革命”，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属于此类变革社会制度的良知革命;另一类则是在普遍饥饿、困顿威胁到生命的情况下，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被迫起来寻找活路的革命，可以叫“肚皮革命”。(参见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明亡三百六十年祭》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中国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暴动，都是这种不产生新社会制度的肚皮革命。民国总统黎元洪曾对冯玉祥部下的士兵训话说：“你们是有革命历史的队伍。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我从床底下被革命党拉了出来，领导民军，推翻满清，所以才当到总统。你们将来慢慢遇到机会，自然也会和我一样，能够高升，能够飞黄腾达。”(冯玉祥《我的生活》，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42页)。照此逻辑，蛮族入侵也使他们“都有饭吃”了，能叫革命么?
“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
而“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能完成的最多只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革命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吃饱肚子和“活着”，进一步的理想则是像被他们刚取代的统治集团那样，过上无限享乐的腐朽生活，因而这种革命的报复性、野蛮性、破坏性和胜利之后的堕落性，都是十分惊人的。我们一直歌颂的赤眉、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农民起义的残暴性、野蛮性、破坏性和腐朽性，与他们要推翻的封建王朝毫无二致，这样的农民起义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吗?“肚皮革命”性质的农民起义频发，岂能成为中国历史的荣幸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然而不幸的是，严重的贫困和饥饿常常使中国历史产生此类农民起义或“革命”，就像严重的贫困和饥饿常常使一个人产生各种营养不良的病变一样，这是中国历史的灾难和悲哀，而绝不是中华民族的福祉和光荣。否则，不惟中国历史有病，我们的历史观也有病。​
(来源：共识网 作者：李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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