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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大团圆”结局根源浅论
上传: 吴歆 &&&&更新时间： 23: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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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上网,理智发言一列列车行驶在北京居庸关长城附近盛开的山桃花海中。
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准点前来，早出晚归，堪比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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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贫困的定义欧共体将贫困定义为：“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文化、社会资源）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贫困与饥荒》一书的作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与权利机会。”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得出贫困的两层含义：第一，贫困是指个人（家庭）由于缺少必需的资源导致生活水平低于社会总体水平，广义上包括物质生活的短缺、精神文化的匮乏以及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第二，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机会、能力的贫困，贫困人口由于基本能力缺失和社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导致创造收入的能力与机会贫困，从而很难摆脱最低生活水平。二、我国贫困问题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也积极开展扶贫工作，使得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自年，共减少6.6亿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数量的93.3%。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贫困问题仍十分严峻，亟待解决。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按2010年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而按国际标准计算，中国仍有2亿多贫困人口。此外，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人们生活成本增加，仍有许多人处于“隐性”贫困，他们在面临风险时极易再次陷入贫困，而这都未纳入社会评量体系之内。除去农村长期存在的贫困问题，由于城市流动人口增加所形成的城市贫困问题也日益增加。由此可见，我国解决贫困问题任重而道远。三、阿玛蒂亚&森对贫困与权利关系的观点普遍意义上将产生贫困的因素直接归结为政策因素、自然因素、文化/制度因素政治因素以及国际因素，阿玛蒂亚.森则从问题根源出发，把贫困问题与权利相结合,试图以权利的缺乏来说明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所谓权利，是指人在社会中凭借其一切权利和机会所能支配的商品组合。一个人拥有的权利多少取决于他的能力（禀赋）和交换权利。交换权利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 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通过自愿交易所得到的东西。&2& 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用自己的资源或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雇佣来的资源所生产出来的东西。&3& 自己劳动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并进而拥有与自己的劳动能力有关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4& 继承和转移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他人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但后者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必须是合法的。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能获得的所有资源不仅取决于他对既有物品的所有权和劳动再生产，还取决于他对潜在商品的购买权与交换权。当一个人的交换权利受到限制时，他就无法实现权利与资源之间的充分转换，无法达到最优生活状态和资源配置最大化；当一个人权利严重不足（贫困）时，他就陷入贫困状态，并很难摆脱最低生活水平。四、基于权利贫困视角分析我国贫困问题根据阿玛蒂亚&森对贫困的定义以及权利方法，可以认为我国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弱势群体由于能力薄弱、制度缺陷、政策倾斜等原因导致某些社会权利缺失，使得他们在资源分配、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方面无法获得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从而丧失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最终陷入贫困。&1& 土地权利的贫困是造成农村长期贫困和城乡差距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政府奉行以农村供养城市、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资源分配不均使得城乡产生贫富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逐步放开资本要素自由流通交易市场，使得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如房产的大幅增值），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则由于户籍制度被束缚在土地上，而农民的土地产权又受到极大的限制，仅获得只占小部分的使用权，使用权交易权利的缺失压低农村地价，无法吸引资本的涌入，同时也阻碍着农民进行产业转移；土地抵押权的缺失使得农民贷款困难，阻碍农业的现代化与规模化经营，这无疑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劳动性收入。由于土地权利的缺失和农村交易市场的不完全开放使得农村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拉大城乡贫富差距。同时也使得农村户口居民进入城市后由于财富差距等因素导致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导致权利缺失和能力缺失，形成新的贫困问题，加深了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鸿沟，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阻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2&资源分配权利的缺失是阻碍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受政策倾斜和二元结构间的制度化差异等因素影响，城市吸引了大量的优质资源，造成城乡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农村陷入资源贫困。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不足，公共信息设施建设尤为滞后，图书馆、网站发布、政府中介机构等城市随处可见的资源在农村成为稀缺资源，农民仍主要通过口头交流、电视或纸媒来获取信息，信息获取渠道的狭窄和信息获取的滞后性使得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丧失很多享受政府公共信息资源、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此外，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城市的优势吸引大量优质资源，造成经济文化资源的严重倾斜。农村文化教育资源的缺乏导致学生难以享受良好的教育，成才率远低于城市学生，权利与机会的贫困导致能力贫困，能力贫困又加剧权利与机会贫困，如此使得贫困进入恶性循环。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解释城市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3&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是我国贫困问题的又一影响因素。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尚不全面，救济补助标准水平较低，从而使得社会保障并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功能。农村始终处于社会保障边缘，虽有农村合作医疗等权利的改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保障体制之外。此外，中国贫困线划定标准远低于国际水平，使得农村有很大部分人口“隐性”缺失社会保障，一旦发生天灾或重病，这些群体会因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再次陷入贫困并很难脱离。同理，对于城市里的众多流动人口（多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而无法同等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使得他们陷入权利与机会贫困的恶性循环，无法摆脱贫困，从而形成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五、针对权利贫困提出的建议&1&逐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明晰产权，逐步放开农村土地交易市场，适度允许农业用地自由交易以及使用用途的变更，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完善土地抵押贷款制度，改善农业融资环境，促进土地集约化经营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增加农业的产值；对于“坚持18亿亩红线”以保障粮食安全这一问题与放开农地交易限制并不矛盾，政府可以限制粮食高产区的农业用地变更，通过财政补贴等转移支付方式来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收入，鼓励粮食生产，从而在普遍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保障了粮食安全。&2&加强劳动者的能力建设，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尽可能地减少能力贫困。加大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投入，提高贫困群体的受教育水平，积极开展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这样使得贫困群体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就业，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也避免贫困的代际转移，从而在根源上减轻了新的贫困人口的产生。&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权利的平等与公正。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尽可能地保证资源和权利的公平分配，避免造成城乡差距悬殊、行业差距悬殊。对弱势群体给予基本社会权利保障和适当的政策倾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就业，保障其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最大可能地消除权利贫困，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作者:余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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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冀（太子党，袭爵乘氏侯；其妹妹嫁给汉顺帝做皇后，外戚权贵）在朝廷上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汉质帝虽然才8岁，也看他很不顺眼。在一次朝会中，他当着群臣的面叫粱冀“此跋扈将军也”，表示自己的义愤，惹得梁冀大怒。退朝后，梁冀衔恨在心，觉得质帝虽小，但为人聪慧早熟，又是一朝之主，担心质帝年长后难以支配，决定害死他。
本初元年（公元146年）闰六月，梁冀让安插在质帝身边的亲信暗中把毒药搀在质帝食用的煮饼之中。质帝吃过毒饼，顿觉气闷肚痛，一会儿就中毒身亡，死于洛阳宫中，年仅9岁（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政变数不胜数，“一把手”是危险职业）。
之后汉桓帝继位，外戚梁氏继续专擅朝政，结党营私。
延熹二年（159年），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五人一举歼灭了梁氏，五人同日被封侯，称之为“五侯”。
前狼刚走，后虎又至。宦官从此正式控制朝政。
五侯比外戚更加腐败，他们对百姓们勒索抢劫，民不聊生，四处怨声载道，汉政治更加衰颓，国势益弱。汉桓帝统治后期，一批太学生看到朝政败坏，便要求朝廷整肃宦官、改革政治。宦官气急败坏，在延熹九年（166年）与德扬天下的司隶校尉李膺发生大规模冲突。昏庸的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替李膺请愿的太学生200余人，后来在太傅陈蕃、将军窦武的反对下才释放太学生，但是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史称“党锢之祸”。
灵帝执政期间，皇权进一步被削弱。灵帝在位20年，是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统治时期。宦官的编制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灵帝更是突破常制一次便册封了十二位中常侍，史称“十常侍”，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们完全代替皇帝执政，权力达到骇人听闻的顶峰。他们不男不女，声音尖细，他们指手画脚，颐指气使，他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是完完全全的人妖。
灵帝执政早期，中常侍王甫、曹节深受刘宏信任，后来王甫、曹节死后，张让和赵忠便成了灵帝宠信的宦官，灵帝甚至公开宣称“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可见对宦官的依赖。
在东汉的桓灵时期，太监的权力得到强化，形成了可以与朝廷大臣分庭抗礼的权力体系。太监可以左右朝政，主宰皇位的废立。从此，人妖政治和太监文化被正式确立。但是不久，东汉王朝就被这群人妖给彻底葬送了。
人妖政治和太监文化是极权专制的产物，只要极权专制存在一天，人妖政治和太监文化就不会消失。
在极权专制时代，皇帝离不开太监。皇帝离开了太监，其幸福指数就会大打折扣。太监就像毒品一样，既恨他，又爱他。
在皇帝羸弱的时候，太监不择手段攫取权力，完全把持军政大权。
太监由于身体缺陷，其人格发生异常分裂，他们往往不择手段，通过丧心病狂地攫取权力来追求内心的平衡。
随着历史的演进，太监制度虽然消亡了，太监也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但是经过几千年的逆淘汰，太监人格已经渗透到了很多中国人的骨髓和血液之中。
太监人格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认公理，不认常识，不认是非，没有对错，只认权力。谁的权力大，谁就是正确的。谁更凶残，谁杀的人更多，就崇拜谁。
在每一个手握实权的官员周围，都生活着一群不是太监的“太监”。他们把“迎合”当做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把“歌颂”当做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就是“做稳奴隶”。这就是中国所有悲剧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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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和可怕现状
猫眼看人..
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前途还非常不确定。
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产生感谢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回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国家元气伤尽。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
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人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中国人的脊梁”。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的反省。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决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危险。他们是从良知出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
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争史。所以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地。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财富拥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财富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牺牲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励财富的创造，有其必要性。我们吃过大锅饭，结果并不好。当然，财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发生交换，因为交换给人带来好处。而且每一桩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或方便)的创造或改进。如果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不可能双方都得到好处。交换使人类走上富裕之路;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也都靠交换才能实现。人类发明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后，发展的轨迹全变了。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这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慢慢地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体会。
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越用越少，人类必须节约地使用。经济学证明了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所以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制度;离不开交换;离不开价格。一切抛弃市场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极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误导我们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与人平等，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过去靠有特权的人，皇帝，大官。社会平等了谁来治理?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场经济是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十倍。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贫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就是吃大锅饭。这种制度我们试验过，非常不成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几乎崩溃。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提出和谐社会，具体做法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所以中国的前途真是难说得很。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梁冀（太子党，袭爵乘氏侯；其妹妹嫁给汉顺帝做皇后，外戚权贵）在朝廷上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汉质帝虽然才8岁，也看他很不顺眼。在一次朝会中，他当着群臣的面叫粱冀“此跋扈将军也”，表示自己的义愤，惹得梁冀大怒。退朝后，梁冀衔恨在心，觉得质帝虽小，但为人聪慧早熟，又是一朝之主，担心质帝年长后难以支配，决定害死他。
本初元年（公元146年）闰六月，梁冀让安插在质帝身边的亲信暗中把毒药搀在质帝食用的煮饼之中。质帝吃过毒饼，顿觉气闷肚痛，一会儿就中毒身亡，死于洛阳宫中，年仅9岁（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政变数不胜数，“一把手”是危险职业）。
之后汉桓帝继位，外戚梁氏继续专擅朝政，结党营私。
延熹二年（159年），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五人一举歼灭了梁氏，五人同日被封侯，称之为“五侯”。
前狼刚走，后虎又至。宦官从此正式控制朝政。
五侯比外戚更加腐败，他们对百姓们勒索抢劫，民不聊生，四处怨声载道，汉政治更加衰颓，国势益弱。汉桓帝统治后期，一批太学生看到朝政败坏，便要求朝廷整肃宦官、改革政治。宦官气急败坏，在延熹九年（166年）与德扬天下的司隶校尉李膺发生大规模冲突。昏庸的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替李膺请愿的太学生200余人，后来在太傅陈蕃、将军窦武的反对下才释放太学生，但是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史称“党锢之祸”。
灵帝执政期间，皇权进一步被削弱。灵帝在位20年，是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统治时期。宦官的编制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它们在灵帝时代更是有增无已，灵帝更是突破常制一次便册封了十二位中常侍，史称“十常侍”，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们完全代替皇帝执政，权力达到骇人听闻的顶峰。他们不男不女，声音尖细，他们指手画脚，颐指气使，他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是完完全全的人妖。
灵帝执政早期，中常侍王甫、曹节深受刘宏信任，后来王甫、曹节死后，张让和赵忠便成了灵帝宠信的宦官，灵帝甚至公开宣称“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可见对宦官的依赖。
在东汉的桓灵时期，太监的权力得到强化，形成了可以与朝廷大臣分庭抗礼的权力体系。太监可以左右朝政，主宰皇位的废立。从此，人妖政治和太监文化被正式确立。但是不久，东汉王朝就被这群人妖给彻底葬送了。
人妖政治和太监文化是极权专制的产物，只要极权专制存在一天，人妖政治和太监文化就不会消失。
在极权专制时代，皇帝离不开太监。皇帝离开了太监，其幸福指数就会大打折扣。太监就像毒品一样，既恨他，又爱他。
在皇帝羸弱的时候，太监不择手段攫取权力，完全把持军政大权。
太监由于身体缺陷，其人格发生异常分裂，他们往往不择手段，通过丧心病狂地攫取权力来追求内心的平衡。
随着历史的演进，太监制度虽然消亡了，太监也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但是经过几千年的逆淘汰，太监人格已经渗透到了很多中国人的骨髓和血液之中。
太监人格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认公理，不认常识，不认是非，没有对错，只认权力。谁的权力大，谁就是正确的。谁更凶残，谁杀的人更多，就崇拜谁。
在每一个手握实权的官员周围，都生活着一群不是太监的“太监”。他们把“迎合”当做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把“歌颂”当做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就是“做稳奴隶”。这就是中国所有悲剧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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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和可怕现状
猫眼看人..
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前途还非常不确定。
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产生感谢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回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国家元气伤尽。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
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人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中国人的脊梁”。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的反省。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决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危险。他们是从良知出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
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争史。所以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地。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财富拥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财富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牺牲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励财富的创造，有其必要性。我们吃过大锅饭，结果并不好。当然，财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发生交换，因为交换给人带来好处。而且每一桩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或方便)的创造或改进。如果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不可能双方都得到好处。交换使人类走上富裕之路;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也都靠交换才能实现。人类发明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后，发展的轨迹全变了。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这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慢慢地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体会。
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越用越少，人类必须节约地使用。经济学证明了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所以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制度;离不开交换;离不开价格。一切抛弃市场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极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误导我们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与人平等，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过去靠有特权的人，皇帝，大官。社会平等了谁来治理?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场经济是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十倍。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贫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就是吃大锅饭。这种制度我们试验过，非常不成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几乎崩溃。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提出和谐社会，具体做法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所以中国的前途真是难说得很。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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