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兹：被中联办借调的日子
赵兹：被中联办借调的日子，兼谈香港的游行文化发布
时间: 16:08 作者: 赵兹
　　15年前的此时，我作为《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主任兼港台部主任，被派往香港报道回归。当时内地派出了600多人的中央新闻采访团，全部由在北京的中央媒体组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组织和统筹。
　　不想三年多后，2001年的1月，我被中联办借调到港工作，出任香港《经济导报》的第一副总编辑兼总经理。
　　中联办，全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前身新华社香港分社。《基本法》保证回归后的香港50年不变，但中央驻港机构不在其列。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决定，日起，新华社香港分社更名为中联办。
　　香港回归前，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中国政府不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故不会在港设大使馆或领事馆等外交机构，因此称其在港代表机构为新社华香港分社，人称大分社。而总部在北京的新华通讯社在香港也有一家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被人称为小分社，现名是新华社香港亚太分社。
　　中联办的名称颇有讲究，“中央人民政府”这个称谓在内地已鲜使用，在香港使用，可以凸显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回归前，大分社担负着中央委托在港的各方面任务；回归后，外交事务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负责，防务由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中联办的工作就转为以联系香港各界人士，促进两地交流为主。
　　组织赴内地访问团和参加国情研修班是中联办所承担的一项任务，迄今已使3000多名香港公务员在内地接受了国情培训课程，给他们授课的老师有中央党校校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防大学将军、名牌大学教授等，其中专门针对新闻界的国情研修班，吸引了不少香港媒体的中高层报名参加；而到国家行政学院参加国情培训已成为香港16万公务员的必修课之一。
　　2001年我刚到香港时，中联办的主任还是原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记得一次听他谈到中联办情况时，介绍他在任期内完成的三件事情：改名字，即由新华社香港分社改名为中联办；搬房子，指中联办由皇后大道东迁址到西环；还有就是摸路子，指回归后，中联办研究在香港的工作方针和探索工作方式。他继而感慨地说，他已来港工作五年，不久就要回北京了，但香港对于他来说，还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
　　中联办设有一位主任及九位副主任，内设
23个部门。500多名工作人员多是从全国各地各单位借调而来，工作几年后，再回到内地的原来单位。
　　不过，也有不能顺利回到原单位的。如2003年，被外国情报机关多年前收买的蔡小洪暴露，一时成为各报章的头条新闻，他的身份竟是中联办的秘书长。我当时看到中联办的一位负责人在回答记者采访时，称此案的出现仅是冰山一角。
　　我当时作了十多年的港台新闻报道工作，大约是这个缘故，被中联办借调到港工作。巧的是，我同新华社香港亚太分社社长薛永兴，广电总局驻港记者站站长夏一强，《紫荆》杂志社长周庆、《人民日报》香港记者站首席代表吴长生，生肖都是老鼠，有人开玩笑说是“五鼠闹香港”。
　　除我所在的《经济导报》，在香港同被称为左派报刊的还有《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和《紫荆》杂志。
　　游行文化
　　我刚到香港时，中联办还在皇后大道东临街的一栋大楼办公，楼后面是一大片西式墓地，这条街被侯德健那首“皇后大道东”的歌唱得很出名。2002年，中联办迁址到了西环两条街的中间，正门叫干诺道西160号，后门则开在飘有鱼腥味的海味街德辅道，这座十多层高的大楼顶部有个圆形建筑，里面有个能眺望无敌海景的餐厅。
　　作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派驻机构，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各方目光。后门角落处摆放有几排“铁马”，是香港警方为划分隔离区准备的，因为这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表达意见的团体和个人来示威。由于大楼的前门栽种着植物绿化，香港警察以有可能破坏植被为由，禁止示威者从这里接近大楼，示威区就会转移到后门；当警察用“铁马”将他们与大楼区隔开时，那些人就会再转移到街对面的便道上，在墙壁上涂涂写写，高呼口号，表达诉求。
　　从2003年起，几乎每年“七一”都会有大批团体和人士举行游行示威。每次游行都会打出不同的标语口号，如我亲眼看到的2003年号称50万人的大游行，打出的标语主要是反对特区政府拟通过实施《基本法》23条（即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等多项条文作出立法指引的宪法条文）；第二年的“七一”游行，则主要是对港府表示不满，对特首有意见。
　　至于平日，各种游行示威更是家常便饭，如有保卫钓鱼岛的示威，有争取居港权的示威，有菲佣要求涨工资的示威，还有同性恋人士和性工作者的示威等等。
　　各种游行只需事前向警署申请，而一般警署都会发给申请者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即算认可。据2009年香港保安局公布的数字显示，在过去的三年，警方共发出了1831份这样的通知书，其中有633份涉及到在中环，即在港府和立法会所在地举行的公众游行。而政府对待示威的回应也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官腔：“我们听到了部分市民的声音，一个正常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他们只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罢了。”
　　国际媒体曾把香港称作“示威之都”。这也难怪，据香港政府统计，在1997年7月至2005年12月期间，香港的游戏示威和集会多达1.8534万次，平均每年有近2500宗，每天超过6次。而近年每年均有5000宗示威，平均每天10多宗，公众假期和周末是举行示威的热闹日子，港岛则是示威热点地区。这可视为是港人享有充分自由的指标，却也是香港社会政治化的表现。
　　有位内地首次来港的朋友告诉我，他刚一出红磡火车站，就看到有人举着大幅政治性的标语，使他有点心惊胆战；在天星码头，还有人递给他宣传小册子和光盘，更使得他手足无措。
　　这使我想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次来港，到中环参观证券交易所后走出来时，刚好突遇在附近向日本领事馆示威的一大群人，这些大呼小叫的示威者还点火焚烧纸制标语，叫我们这些内地客感到好一阵紧张，而周边的人们却熟视无睹。
　　我后在港工作期间，多次亲眼目睹各式举着标语条幅，呼喊口号的盛大游行。由于有警察从旁引导，浩浩荡荡的人流秩序井然，各行其道，大都好聚好散，对这种游行文化也就见怪不怪了。更让我称奇的是，甚至十多万人的游行队伍走过后，街道上竟看不到什么丢弃物。
　　各式游行已经成为“七一”的特色节目，各种诉求的人们各唱各的戏，互不冲突：有的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有的全家出动，还把小孩扛在肩膀上，就像是在过嘉年华。对于其间出现过火行动的，在旁维持秩序的警察会用扬声器播放标准的警告：“你们已经违反了《公安条例》，我们有权检控有关人士。”
　　赵兹是原香港《经济导报》第一副总编辑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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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明：中联办主任香港一年记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史上最年轻的主任，张晓明自2012年末赴港任职后，对于制度的忠实阐释与坚持，在基本法挑衅者面前的“亮剑”，或许是令陆港两地最为惊喜的所在　　文｜《小康》记者 尤蕾　　香港岛上，从湾仔港湾道26号到干诺道西160号，驱车4.5公里，如果路况给力，8分钟即可到达。地图上这段从A到B的距离，张晓明走了22年，但这依然不妨碍他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以下简称中联办)史上最年轻的主任。　　地图上的A点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驻地，早在日结束其历史使命，成为香港一份历时14年7个月的珍贵记忆。B点则接下接力棒，为香港的现在与未来尽责，是中联办所在地。　　日，张晓明从坐了8年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下简称港澳办)副主任的位子卸任，赴港履新。他说，和香港终于不再“隔着一点”了。　　然而，陆港两地与之接触过的人士认为张晓明此番表态明显过谦。自张晓明研究生毕业即入职港澳办，参与中央联合联络小组工作，对于香港政改亦有心得，也因此，挑剔的港媒在迎接这位新大员时，再次使用了“香港通”一词，而上次美词加身的对象是原中联办副主任王凤超。　　如果说2006年作为香港基本法委员会12人名单中的一员，张晓明相较于王凤超还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新香港通”，那么在49岁被委以重任执掌“西环”这一年，张晓明应对乍暖乍寒的香港政局已游刃有余。在个人角色隐退的时代，张晓明对于制度的忠实阐释与坚持，在基本法挑衅者面前的“亮剑”，才是令陆港两地最为惊喜的所在。　　一场午宴　　一位香港媒体记者曾多次参与张晓明上任后公开活动报道工作，“开宗明义”是这位新中联办主任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张晓明赴任后首次公开接受传媒采访时即表现出直截了当的个人风格。言语不生硬，态度不软弱。”　　日，张晓明应邀出席香港立法会午宴。当日与次日香港各大报章对于这一顿饭的报道，形成了环绕各方观点的舆论场。　　张晓明提及，很多香港朋友对他参加立法会午宴表示担心，“我对那些担心的朋友说，这顿饭局不是鸿门宴，没那么可怕”，“我今天也不是单刀赴会”。与此同时，张晓明似乎在不经意间指出，赴宴的中联办9位同事“大家都是心平气和”，而他也没有舌战群儒的口才，无意在宴席上搞大辩论。他还套用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的话，就是“食餐饭、倾吓偈”。　　尽管张晓明说了“我也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北京方面没有哪位领导主动来询问这顿饭的情况，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本来就很正常”，但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有中央人民政府官员踏足立法会进行交流，很难不引发各方关注。香港《大公报》刊文为张晓明作风开明点赞，作为其友报，《文汇报》援引香港城市大学专业持续进修学院学术统筹宋立功观点，更赞张晓明此举为“破冰之旅”。　　席间曾钰成自嘲午宴“酒微菜薄”，但他话锋一转，继续说：“虽然餐酒不足以让各人开怀畅饮，希望众人可以开怀畅谈，令聚会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曾钰成提到的预期效果，恐怕更多是从中联办与泛民议员之间交流的角度出发。”前述记者提到，曾钰成在宴会前几周一个公开场合曾遇到张晓明，他留意到张在香港“希望广交朋友”的意愿，故向张晓明发出午宴邀请。“与建制派不同，泛民议员与中央人民政府一直缺乏有效沟通，但后者在立法会中的比例并不小，对于香港政局与社会稳定而言，泛民阵营的影响亦不可小觑。中联办与泛民议员的交流是迟早之事。”该记者表示。　　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派别，在香港，其法律地位相当于公司或社会团体。泛民主派包括多个政党、政治组织及一些独立人士。泛民有一些共同诉求，一般包括要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尽快推行全面普选、注重监察政府运作等。2013年的“占领中环”示威行动就是由部分泛民人士发起。香港历史学会会员李美仪把“占领中环”斥为“有如跌落地执一把沙”，是没有理性和历史根据的。　　“没有一个党派能宣称可以代表泛民阵营，而泛民阵营也没有任何人愿意走入中联办大楼。结果这一重任便落在了张晓明肩上，他要去立法会，坐下来同立法议员吃饭、听取意见、谈话或辩论。”香港《南华早报》署名谭卫儿评论文章称。　　张晓明在宴会上也表达了三点意愿：愿意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立法会议员真诚沟通；愿意协助立法会组团到内地参观、考察、访问、研习；愿意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一道为香港顺利实现普选而竭诚努力。　　故而，结交朋友成为中联办与香港各界沟通之始，“我们在立法会里面有许多好朋友，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多一些新朋友”，张晓明的这一表态，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卢文端看来，是前者履新后务实开明包容作风的延续。自走马上任中联办主任以来，张晓明以身作则，深入香港社会，广交朋友，密切联系各界人士，深入了解香港社会。　　“这次会面是全体立法会议员，中联办将来可陆续与不同派别尤其是反对派的政党人士沟通交流。”除此之外，卢文端认为，希望反对派人士发挥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设计出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　　诚意最终也会收获善意。　　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在宴会上提出，若有机会，全体立法会议员下次可到中联办“做客”吃饭。　　一部基本法　　午宴上，张晓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见面礼。　　泛民人士民协冯检基送给张晓明一艘用筲箕(即筛子)做的船，寓意“特首选举无筛选”，意指特首应普选。对此，张晓明回应称：“顺便说一句，筛子何罪之有啊？我们祖先发明出筛子，那是一种智慧，不然，怎么能从一大堆稻谷中挑选出优良品种，淘汰掉稗子呢？所以，不能简单否定筛子的功能。”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理性沟通，良性互动——张晓明当即送出十六个字，与立法会诸君共勉。　　这并非现任中联办主任遇到的问题，实际上，自香港日回归至今，争取普选特首的声音连绵不断，更在2013年发生了“占领中环”事件。一直被认作温和的泛民主派学者戴耀廷于是年1月16日在香港媒体发文，公开鼓动市民实行“占领中环”行动，意在倒逼中央人民政府在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上实行普选。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明确指出，2017年可以首次普选行政长官。此次，张晓明再次申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实现普选的立场和诚意是不容怀疑的”，否则，就不会把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根本没有提及的“普选”概念写入基本法，更不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底的有关决定中明确普选时间表。　　一直以“香港是法治社会”为傲的港人敏锐地发现，张晓明喜欢用法律做论据，尤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更是驾轻就熟。对于法律的忠实阐释，之于张晓明并非“讨巧”香港社会的“招数”，而是法学学者出身的惯性与自觉。　　张晓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师从刑法名家高铭暄，同时他也是原基本法草委许崇德的弟子。他对于香港的关注早在学生时代便开始了，张晓明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间的刑事法律关系》。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董立坤教授曾指出，张晓明论文中提出的如何处理内地与香港法律关系的原则体现了“一国两制”基本思想，与后来制定香港基本法的规定相符合。“像他这样既研究过内地法律又研究香港法律的人不多见。”董立坤评价。　　与个人魅力的感性号召力不同，法律具有理性的力量。9月12日，中联办网站贴出一封张晓明回复公民党党魁梁家杰的信函，理性的法治思维给了所谓的“公民提名”重重一击。据有关人士介绍，在立法会午宴上，梁家杰坐席距离张晓明较远，两人较少倾谈，但他已经有就普选行政长官“公民提名”建议，邀请张晓明参加论坛辩论的打算，至8月底才正式向中联办发出邀请函。　　张晓明的复函中把基本法中的第45条摆到了桌面上，普选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办法明确规定“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并无其他选项。“公民提名”漠视基本法明文规定，诚不攻自破之说。张晓明指出，有关讨论行政长官普选办法问题，正途是沿着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规定的轨道往前走，而不是脱离法律规定的轨道走弯路。　　有港媒在报道张梁信函时，援引政界人士观点，认为张晓明做法合适，若不能回归到基本法的框架，讨论就不可能达成共识。此外，“从事法律职业者，更应深谙法治要义，不可逾矩”也被港内解读为，张晓明对身为资深大律师的梁家杰的不点名批评，梁身为法务人员却公然偏离法治精神。　　张晓明对基本法的忠实，不仅是责任之所在，或者还蕴含着一份久藏于心的情感。1988年到1990年间，也是中英就香港回归谈判的艰苦阶段，张晓明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秘书处做三秘。之后，他参与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委员会秘书处工作，见证了香港从谈判到回归的历史进程。　　或许，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对于基本法的坚持早就为张晓明今日之魄力打足了底气。1994年5月，末代港督彭定康想通过港英立法程序并设立终审庭，若如此，必然与平稳过渡冲突。中方据理力争，终于在次年6月中英双方达成共识，中英联合联络处中方代表陈佐洱在《交接香港》一书中回忆，日，基本法草案通过，未来香港将享受终审权，是基本法作出的具有石破天惊意义的规定，“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基本法规定建立的终审法院”。彼时，张晓明作为中方主要工作人员，见证了中方赵稷华大使与英方戴维斯大使签署协议的历史时刻。　　今日，昨日的见证者张晓明成为维护基本法的一线斗士，竭力将特首普选拨回基本法的正途。　　一份职责　　一位与张晓明交好的同学是在电视新闻中得知张就任中联办主任一职的，随即，他给张晓明打电话表示祝贺。接到老同学的电话，张晓明依旧很谦逊，但也难掩赴港工作的激动。在张晓明履新后的一次公开露面时说：“过去20多年，我一直在北京工作，多多少少有一点隔了一层的感觉。现在来香港，可以更直接、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也算圆了我的一个夙愿。”这番心声似乎为其初接任命时激动的心情作出了最恰当的注脚。　　通话中，张晓明提到“不容易”这个词，让同学印象深刻。似乎早有预料，也似乎早已做好充分准备，因为，作为中联办主任甫一亮相，摆在他面前的工作的确“不容易”。　　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工作主要由港澳办和中联办处理，前者在北京，后者居香港。据了解，港澳办负责协助制定中央对港政策，中联办则主要扮演对港政策执行机构的角色。因中联办位于香港岛西环区，因此港内媒体多以“西环”呼之。张晓明的特别之处，在港内观察人士看来，他在港澳办工作二十余年，接任中联办主任，将有助于两个机构更好地发挥合力。对此香港《经济日报》撰文称，两大机构已有默契，中联办以后会多走在前线，抓对外工作，港澳办则主力幕后和支援。　　上任仅三周，张晓明已经“坐了一下久违的地铁”，已经在深水探访了基层家庭。而后，在政商人士社交圈开始流行起相互打问“张主任有否到你家探访呢”。据了解，张晓明在履新一个多月内，低调亲自登门造访香港约20个家族。前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爱国实业家曾宪梓博士的宅邸被最先造访，张晓明与曾宪梓博士聊了半个小时左右。在与政商家族人士会面当中，张晓明多听少说，甚至只听不说，还不时将各方人士的意见记录下来。　　乡议局主席刘皇发对媒体表示，张晓明愿意亲自走入香港各阶层听取意见，做法相当好。与刘皇发一样，许多港内人士对张晓明的印象，都是随和健谈，听得进各方意见。张晓明此举让诸多港人颇感亲近。　　好口碑背后，张晓明面临的现实依旧严峻。港人越来越担忧香港有两支管治队伍，尤其在中联办官员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后，“西环治港”的责难之声不绝于耳。此时另一个敢于站在风口浪尖的张晓明分化出来，对种种误读逐一反驳。　　“西环不治港”这是张晓明首次公开面对香港传媒时说出的重量级承诺，“但是西环要尽职”。日，张晓明出席“新年新希望——青年人的发展与承担”论坛前，主动向传媒谈及中联办未来工作，强调会“做应该做的事”。同时，张晓明亦表示：“我还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想也是全体中联办同仁的愿望，就是要服务好香港，服务香港市民。”　　不少反对派认为，张晓明强硬大过随和，而使其坐实“强硬派”印象的理由，缘于2012年的一篇文章，题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张晓明在文中写道：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也不是香港、澳门固有的，而是来源于中央的授权。他还提到，要完善特首向中央述职和报告重要情况和事项的制度，完善对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报备审查制度以及落实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立法的监督权。此外，张晓明表示，基本法23条已规定特区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香港特区要在适当的时候立法。也因此，张晓明“空降”中联办，在反对派看来似是中央收紧对港政策的前奏。　　对此，张晓明回应，“我不认为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存在收紧不收紧的问题”，继而引述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特首梁振英时的讲话，十八大提出对港的大政方针和中央政府长期以来政策一脉相承，关键是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尊重和维护基本法的权威。　　“从我的一篇文章里面得出一个结论，说我这个人比较强硬，我也不能说他说得不对，但我觉得起码不够全面，我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但也是一个与人为善、易于沟通的人，以后我们相处的时间长了就知道了。”张晓明说。　　张晓明，男，汉族，1963年9月生，江苏泰兴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　　1980年~1984年 & 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学生　　1984年~1986年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年~1988年 &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科员　　1988年~1990年 &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三秘　　1990年~1992年 &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2年~1994年 & 国务院港澳办二司副处长　　1994年~1997年 & 国务院港澳办香港政务司处长　　1997年~1998年 & 国务院港澳办党组秘书　　1998年~2001年 & 国务院港澳办秘书行政司副司长、办党组秘书　　2001年~2004年 & 国务院港澳办政研司副司长、办党组秘书，政研司司长，综合司司长　　2004年~2012年 &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2年至今&&&& &&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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