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轻大学生 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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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轻大学生 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人生
题記：他父母一心盼着唯一的儿子能考上大学，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没有想到考上大学、品学兼优的儿子，却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右派”。自此磨难一生，与冰刀为伍，共霜剑作伴……他叫舒仕恒，1937年出生，是我们四川省自贡地区富顺县人，出身在一个普通医生家庭。早年由于家境贫困，父母只供这个唯一的儿子读完了高中。1955年他被录取到了昆明师范学院数学系，不久他背着行李，兜里装着上船前父亲塞给他的三块钱人民币来到了如花似锦的春城昆明。入学不久，他便彼全班80多名同学选为数学课代表和文体委员，为报父母养育之恩，他立即提笔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姐妹写信，告诉了这一可喜的消息。父母将此信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一心盼着唯一的儿子能够早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没有想到两年后品学兼优的儿子却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右派”。自此磨难一生，与冰刀为伍，共霜剑作伴。用舒仕恒的话说：我刚上大学时既喜好文艺又热爱体育，在班里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一个。当大鸣大放开始之后，党号召我们给党提意见，好使党改正自身的缺点，其实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党有什么缺点，所以也没提什么意见。可是在这之前我们给学校膳食科写过一封信，要求改进学生的伙食，结果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学校领导就翻出了这件事对我们说，‘伙食再不好也比红军长征时和八年抗战强吧，那时人家吃草根吃树皮都没给党出难题，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学校领导认为我们是早有预谋地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实我们当时并不是说吃的好与坏，而是觉得我们吃的没达到我们所交的那个标准。就这一点学校领导抓住我们几个同学死活不放。而且把我当成了主要打击对象。其实那封信并不是他写的 ，是两个比他年龄大的同学写的，但号召全班女同学签名是却是舒仕垣，是他到女生宿舍找她们一个个签的，于是他了闹事的主要“罪魁祸首”，自然遭到重拳打击，备受20多年的非人折磨。学校领导定他罪名是“向党进攻”，他说进什么攻？那时我才不向党进攻，只不过最后整得实在不行了，我就说了一句：“如果你们说我是向党进攻，那就是向党进攻”，结果人家一下来劲了，硬说我已经承认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罪行”。说实在话，谁能进攻得了共产党，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都不行，况且我那时才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呀！。”除此，他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就更离谱了。1956年下半年他所在学校班里选班干部，老师指定了3个人让同学们举手通过，他提出要差额选举，结果犯上了这桩“大罪”。抓学生右派，是中国“反右斗争”的一条风景线。这条风景线，就是把成千上万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送去劳改，埋葬了他们的一生，作孽不孽啊？舒仕恒说：反右开始了，我们班的同学相处都很好，闹不起来，结果学校动员别的系的同学来我们班抓右派。后来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生物系和别的系都出现了学生跳楼自杀的情景，比如我们班的华德高和穆国发最后也死在了那场可怕的运动当中。1957年9月我们班该毕业了，记得好象是9月25日，学校召开了千人大会公开宣布右派名单，当时共宣布出了我们班的11名同学为右派，全校有好几百，几乎都是优等生。由于当时宣布的人数多，开始大家毫无恐惧心理，每当宣布谁是右派的时候，相互看一看笑一笑，心想还有你。就这样，台子上在不停地宣布，我们底下的同学却没有当回事，因为这时还不知道右派的严重性。等宣布完名单之后，学校党委书记紧接着声明：“右派分子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下大家傻了，千余人的大会顿时哑雀无声，个个低着头，谁也不说不笑了。很快，朱承义、孙开四等几名同学被宣布逮捕法办，大家的心情也更加紧张了。舒仕恒还算是比较幸运，只是热恋中的女朋友和他吹了。他难过了好几天，毕竟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呀！分手那天女朋友哭了，咽咽泣泣红着眼晴说：“恒，不是我不爱你，是现在我们不同一阶级了，你成了革命的敌人，可我还得革命下去啊！”有什么办法，“看着稀饭化成水”，他只硬着头皮说：“你忘记我吧，你忘记我吧……”初恋之情能忘记吗？拭去眼泪，抚着心灵创伤，他背着“右派”这口黑锅去到了昆明第八中学代初二的数学课。工作之后不是右派的同学月月工资都是50多元，被打成右派的他伪只有20多元，低了一半还多。这叫“阶级斗争，敌我分明。”工资少一半还得夹着尾巴做人。他教了一年书之后，中央又开始“肃反”。他是八中唯一的右派，“肃反工作组”领导说：右派怎么能教学生，不是把学生也教育成右派了么？于是把他“肃”出来教书队伍，自此吃住不但不能和老师住在一起，让他赶着学校唯一的一辆马车，整天给食堂拉拉粮拉煤，并且一个人住在马圈里。学校的任何活动都不准参加，哪个老师也不敢和他说话，有的老师为了表白自己是革命的，还有意挑拨学生骂他。到了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学校又把他送到好几百公里外的罗平县南盘江公社伐木队劳动改造。伐木队的劳动强度非常之大，加上粮食不够吃，全靠吃芋头，天天吃不饱肚子。在这里干到年底，学校通知让我回来，说要给我摘帽子，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最后决定他的右派情节一般，分配工作，察看一年。后来有人说他是数学系毕业的，肯定会算帐，所以又安排他登三轮车买菜、管帐、搞勤杂。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没什么区别？他说，当时就因为这事不服气，还吃过不少亏。记得有一次工作组找他谈话，他问工作组，如果说摘帽右派还是右派，那党员开除了党籍是不是还是党员？。结果一下把工作组的同志问急了，不久他们以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名义，把他发配到滇池对面的晋宁县古城公社的一个农村小学教书。教了不到一年，“始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自然作为牛鬼蛇神成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社会基础，拉到晋宁县电影院的台子上天天批斗。有一天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上台揭发他说：“这个右派分子公然在她面前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用。但这句假话一下发酵，动员起来不少人举拳头，喊口号，一下成为“样板”，谁想骂就骂，谁想打就打，简直是把人整得死去活来。&他说，记得在1966年底的一天晚上，实在受不了了，眼看就要出人命，半夜悄悄地背起被褥偷偷地跑回了昆明八中，但没想到云南省的文革指挥部就设在学校，差点把他吓死。多亏当晚值勤的两个小头头是他的学生，他们暗示让他马上离开昆明。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他就跑到昆明火车站买了一张开往成都的票，赶在捉拿他的人的前面，不然小命早没了。回到老家闲呆了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帮助老人做饭洗锅几乎什么也没干，不过这次回去通过他嫂子认识了老家酒厂当会计的一个小姑娘，那个姑娘他比我小6岁，对他非常好。他说我是右派，姑娘说你是我喜欢的人，管它什么派。其实那时姑娘年轻，被爱火烧迷了，并不懂右派的利害关系。他俩越谈越热火，第二年就结婚了，那年他整整30岁，总算有了个家。到了1968年初，抓他的风声小了，他大着胆子独身一人回到昆明八中探消息，当时学校正是复课闹革命，他留下没走和造反叛混在一起排练《红色娘子军》，演洪常青谁都演不像，他演得和真的一样。排练了很长时间准备正式上演出了，结果又有人提出洪长青是党代表，舒仕恒是个右派分子，怎么能演洪长青呢？他一看不妙，赶快退出了宣传队，又开始干些没人干的杂活。在这期间他还当过一段体育老师。直到1972年初，八中新来的一个校长叫史荣昌，这人特别好，并没有把他当成坏人，而且还让他当上了初一的班主任。他把这个班一直带到毕业，全班同学的德智体都非常出色。后来粉碎‘四人帮’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史校长打成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而且说他还包庇过舒仕恒这种坏人。史校长白天晚上被无休止的批判，有时还不给他吃饭，最后史校长受不了这种折磨，一个晚上就触电自杀了。史校长自杀后，斗争矛头转向了他，说他是‘四人帮’派到云南来的爪牙。日，学校通知全校教职工在大会议室召开批斗他的斗争大会，学校指定了几个同学发言。这些指定发言的小家伙，上纲上线觉悟很高，一个个发言都很激烈，好像他真的是‘四人帮’的帮派分子，但大多数同学却不吱声，认为他太冤。在批判的过程当中，会场上突然冲进来几个不知是公安人员还是解放军的年轻人，当场宣布正式逮捕‘四人帮’的爪牙和反革命右派分子舒仕恒。话还没说完，站在他身后的两个军人，迅速把他的左右手前后反铐起来，拖狗样的拖出会议室，然后又把他抬起来扔上了一辆大卡车上，他好不容易站起身靠在车槽上流着眼泪望着会议室的几十个学生。隔着玻璃他清楚地看到不少学生和老师也流着眼泪望着他。拉他的卡车虽然已经走得很远，但会议室的老师和学生始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看。这次他被关进昆明市最大的西山看守所，和将近30个人住一监狱一间小牢房里，晚上睡觉每人只有60公分的地方，饭菜还不如猪食，估计是抓的人太多顾不过来。他进去之后连一次也没提审过，9月底的一天，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把他放了。他留着很长的胡子和披肩发，再一次回到了学校，这时他才知道他爱人顶着重重困难和压力，给他生下一个胖小子。没想到当天晚上学校又派人把他拉去交待和史校长的关系，他交待不出来，他们骂他是最最顽固的反革命坏蛋，当晚后半夜，又把他送进了那所监狱。第二天他的小肚子痛得要命，连续喊了三天都没人管，直到第四天才把他送到昆明的延安医院，经过检查，说是移位阑尾炎，急需做手术。这时监狱让学校领导通知家属，结果他们既不通知又不同意给他动手术，在医院住了三天没人管，学校说出了人命我们负责。到了第四天公安人员又把他拉回了监狱，手术没做成但最后自然好了，一起的犯人都说他福大命大。什么福大命大啊，是阎王爷不收命！这次进去一直关到第二年的三月底，一天几个公安人员把他拉回学校，宣布判处“反革命份子舒仕恒”劳动教养两年。宣布的当天就把他急急匆匆地送到昆明往东20多公里处的大板桥劳改农场，在这里他和20多个流氓小偷住在了一起。刚进去的时候谁都得挨几次打，但没过两天他们知道我是个知识分子，就不再整治他了。劳改农场总比看守所好，但只要是共产党的专政机关都没有好果子吃。在农场经常有学生和家人去看他，给他减轻不少精神负担，甚至能够增加我他的生存信心。”直到1979年3月底才把他放出来，9月底才给他彻底改正落实政策，去了昆明二中。他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能重执教鞭走上课堂。他不计较人世间的恩恩怨怨和爱恨情仇，既然教书就要把学生教好，为人师表不能有半点马虎。从1979年到他退休之前，他在云南的教育事业上重重地抹下了一笔。他先后担任班主任整整15年，送走了6届毕业生，升学率始终在95%以上，而且连续两届毕业升学率达到了100%，他的学生近百次在全国和省级的各种竞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他也先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十佳教师、云南省劳动模范和昆明市十佳园丁等多种荣誉称号。可是他的工资是29元我挣了10年，39元又挣了10年，监狱里关押的那些年一分工资也没有。好些年后赶上工资改革，他的工资才达到一般的教师水平。对这事他当然耿耿于坏，说为了钱吧，他却获得奖励的几万元几乎一分不留地捐给了“希望工程”。”他说我不是要几个钱，要的是公正公平与人格尊严！他现在早已光荣退休，被叶青私立学校聘任为校长。不是他喜欢当校长，而是他这辈子没把教师工作干够。他醉心于教育工作，愿意把全部生命献给它！谈及往事他哈哈一笑说：忘不了也抹不平，这个灾难太深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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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沪大学生的感悟：三十岁后还是右派就是没有脑子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寒流
一沪大学生的感悟：三十岁后还是右派就是没有脑子
本博按：一个
几岁的大学生，都能总结出
岁还是右派就是没
脑子！可那些半截入土的、七老八十的老右派，不是猪脑就是一条道拱到
黑的老魔障！它们已不能用正常人类的思维看问题，所以说它们搬来的西
方自由民主歪论邪说都是反人类反社会的反动谬论！
想当初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还是个纯洁无暇的小男孩（说纯洁是客气的
说法，换个方式来形容就是头脑简单，知识贫乏，容易被唬住），对经济
学一窍不通。
一进大学，我立刻被图书馆吓住了
人类居然能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堆砌那么多的文字！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图书馆是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虽
然被纪念的许多人并不配住在里面。
当时我读书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除了上点专业课应付考试（确实
是应付，大学四年我的平均到课率在
以下，我可是学工科的），每周
去踢三场球，偶尔打打游戏，其余的时间全部都在读书。其中
时间在读期刊，剩下的时间躺在床上看我借来的书。
大伙看了上一段肯定认为我是个一心读书的好孩子，其实这和我一穷
二白的经济情况有直接关系，在大上海，没有什么娱乐不要钱，在工科学
校靠嘴皮子骗美女上钩的难度又太大，我只好在图书馆和操场上实现我高
中时的誓言——当时我发誓上了大学，一定专心的玩四年。结果，穷人就
是这么“玩”的。
都说开卷有益，拼命的看书很快就有了结果。生物学上有个说法似乎
叫什么初始痕迹，说是刚出生的小鸭会把看到的第一个足够大的活物件当
妈妈，你要是恰好路过的话，小鸭子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即便方向是全
我不分青红皂白的往脑袋里填东西的时候还是朱总理当政的年代，市
场经济改革风风火火，招招都是大手笔。
正在激进风头上的南方周末在大学里的影响直追足球与三级片，我这
只毛还没长全的小鸭子也就顺着潮流飘了下去。
当时的我看到什么都能用西方经济学发通感慨，走在路上看到募集捐
想到捐款等于降低了受灾地区对灾害成本的预期、减少受捐
助人对下一次灾难的敏感性，必须反对；看到马路牙子失修想到该把马路
分段私有化，分到每家一段的程度，然后在所有车上刷条型码，建立自动
收费系统，让街道老太太在利润的驱动下去开压路机，天天积极的修马路。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无聊程度和今天猫扑强淫有一拼。
当时和西方经济学一起来轰炸我脑袋的的东西还有不少，我选了门文
革史，本来想当消遣混学分，结果来上课的老先生开口就告诉我们他曾是
王洪文的邻居，金训华的老师，要用亲身经历痛说家史，我们这群没见过
世面的小子何尝见过这种阵势？
自然把先生的讲义奉若神明，在这门课上，我得知
史以来最黑暗的年代，知道贵族制度要比儒家官僚制先进
了自由主义是世界的希望，还有，文革期间杀人如麻，人命不如狗之所以
我们能坐在这里装满教室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一言难尽，总之
你记住中国人不信上帝，不信自由主义，该着有这场报应就对了。另外一
门课的美女教师开始倒不谈这些，只是过了几天就请了个匿名教头过来，
自称是戚本立的朋友，曾经一起办过报，上来开讲
，听的我心惊肉跳，
几乎立刻就想捏住柴
的小手，立刻去美国大使馆求庇护。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在无数自由主义宣传员的说教之下，小鸭子在
一年内就变成了最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徒，坚定程度远胜如今论坛上的所有
99年大使馆被美国导弹轰了，我在声讨大会上公开站出来反对游行，
不知道如今论坛上有几个自诩右派的朋友能有这个胆量。
年在同济武
东路校区的兄弟们可以为此作证，我当时第二个发言，光头，第一条理由
是不要以政治影响贸易，第二条似乎说未必没有误会的可能。撂到今天，
哪怕是在论坛上，估计敢这么说的人也没几个。另外，要不是老家那边的
基督教实在不长进，整天宣传什么世纪末大灾难，让我对所有教会都没有
好感，与自由主义者走一路的教会估计早把我发展成下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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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积分：1太神奇了！一个高智商的越狱逃亡右派的真实故事
zhongnan716 于
19:01:3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传奇 中国版《越狱》上部
一个人，十四年，逃跑四次，亡命三万里。当年大红大紫的大学生是怎么沦落为逃犯的？&
一、一张大字报收获「极右」
一九五八年冬，在安徽白茅岭农场，一年前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的徐洪慈，此刻已经接受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寒夜中，想起临行时学校说过的话，他偷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徐洪慈写信给母亲，要她到学校里找李书记，看是不是可以由学校出面把他要回来。因为当年学校说过，去改造的话，如果表现好，可以把他要回来，这话让徐洪慈听起来觉得很有理。所以，徐洪慈一直抱有期待，有一天自己还能回到校园。然而，学校拒绝了他。
被拒绝以后，徐洪慈的母亲向对方问道：「我们在国民党时代，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为什么在你们手里又倒退成右派？是你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
一九三三年，徐洪慈出生在上海一个买办的家庭，十五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十八岁成为华东局青年干部，二十岁参加全国青代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的接见。二十一岁，他考入上海医学院。如果不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场变化，他将成为一名医生，成为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
在同学们眼里，徐洪慈当年红得发紫，很多人都叫他老前辈。一九五七年，命运突然一个大转折。就像很多人感到突然一样，徐洪慈也觉得莫名其妙。
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向党交心提意见。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气氛并不热烈，没有人贴大字报。到了六月，医学院的副院长主持召开全体党、团干部大会，动员大家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并说第二天就要看到成效。
动员会后，徐洪慈回到宿舍，由十四个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一共五十一条意见，第二天就贴出去了。
这五十一条意见，有的是对党的意见，有的是对学校和专业设置的意见。例如，希望大学多派一些其他国家的专家，不要仅仅派苏联专家，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精英。是不是不必只学俄语，可不可以选择学日语、英语、德语。文中也谈及，党内民主不够，党代会总是报喜不报忧。
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六日，五十一条贴出来后，在学校内形成了一股贴大字报的热潮。六月六日，对徐洪慈来说是漫长的一天，也永远记在徐洪慈心里，五十一条变成了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
苦闷的徐洪慈只有向女友倾诉。他对女友说，自己已经被批判了，「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他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对苏联的态度，对苏联盲目崇拜。他说的第二句话是：「如果我在这呆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当时的出国就相当于叛国。
给他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把这两句话揭发了出来。当时右派分右倾、右、中右、极右。徐洪慈被定为极右的极右，被开除党籍学籍。他也成为少数的被送进监狱的学生右派。
二、三次越狱，获刑六年&
一九五七年的经历常常会复现在徐洪慈的头脑中。一年之后，向学校求助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徐洪慈动起来另外一个念头。他要自己回到五百公里外的家——上海。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凌晨，徐洪慈和同伴从白茅岭逃了出来。
逃离监狱以后，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然后坐长途汽车回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徐洪慈给家里打电话，结果暴露了自己。在发现他们逃走以后，监狱马上行动，上海方面立刻对徐洪慈的家实施了监控。抓获以后，他被送回了白茅岭。
徐洪慈觉得自己被冤屈，心中积郁难平。多年后，他回忆说：「我就想不通，明明是他们号召我们写大字报的，还说不写是对党没感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
徐洪慈从白茅岭第二次逃出。这一次，徐洪慈逃向了昆明，从昆明到泸水，他计划通过泸水越境到缅甸。泸水其实已经到了边境，但是根据原先老地图的记载，这里离边境还有很长的路。解放以后地图改版了，他不知道，居然大模大样到食堂去吃咸肉菜饭，大吃一顿后还大摇大摆到理发店去理发。
徐洪慈的头发又乱又长，穿的衣服又脏又破，眼神也有点异样，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带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特别引人注目。于是，他在泸水落网，关押在泸水看守所。
尽管已经有过一次逃跑被抓回的经历，但此时的徐洪慈，依然不相信自己会在泸水看守所这个地方束手就擒。他有一种急切地想证明自己的强烈冲动，强烈的自尊被激发起来：我一定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他想到国外继续参加革命，用行动来重新证明自己。
徐洪慈立即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次逃跑计划。
泸水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看守所的墙虽然厚，但却是并不坚固的土墙。徐洪慈决心在上面挖洞。他搞来了一把不锈钢勺子，上海人叫调羹，不断地挖，土挖不动，他就向墙上撒点小便，让它松软一下再挖，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挖出来的土就堆到床底下。多次下来，他庆幸居然没人发现。粗糙却并不坚固的土墙，经不起勺子日复一日的刨挖，挖通的那一刹那到来了。
下面的一幕，是真实的，却极富戏剧性。当徐洪慈挖通了土墙，把手伸出去，正在兴奋之时，外面的一把叉子叉住了他的虎口。伸出的手被外面早已潜候多时的人牢牢地抓住。他所作的这一切，已经被发现，人家就等这么一刻了。&
一年之中三次越狱，辗转七千公里。徐洪慈不但没有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一错再错。一九五九年，美丽的中缅边境小城——云南泸水，逃跑的大学生右派徐洪慈正在接受着一场审判。
法官说：「你是非法越境。如果没有这次、第三次逃跑的话，可能会判得轻一点，更可能就是判得很轻。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用你，因为你是医生。像我们边境落后的地方，太缺少你这样的人才了。你看，你懂多国外语，英语、德语、俄语，是不是？在我们这里是奇缺人才，你还学的是医疗专业，比我们这里所有医生强多了。你看看，你自己毁了自己，你想越狱，罪加一等。」
就这样，徐洪慈被判六年。&
三、你不就是逃跑吗？&
云南，遥望上海三千公里，逃，使徐洪慈离家越来越远，六年刑期宣判之后，他先后辗转到几个关押地，其中有丽江大盐农场和拉马古铜矿。
逃，也使他在别人的眼中越来越坏。很多人议论纷纷，管教对他也没好话，对他的恶评接踵而来。此时，徐洪慈遇到了王金如，这是在大盐农场。
徐洪慈没有想到，自己被调到王金如手下，居然是王金如把他要过去的。王金如说：「这个大学生脑子活，聪明，很多东西都懂。特别是他有医学的专长，为什么不能到我们医务室来工作呢？」就这样，暗地把他要过去。
王金如个子不高，见面第一句话，王金如就打着哈哈：好你这个逃跑大学生，人家都说你是逃跑专家，我看你还可以啊，你罪不算大，你不就是逃跑吗？现在你跑不了了，在这里好好工作吧！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是我把你要过来的。并甩下几句话：你到我们这医务室工作吧，发挥你的长处，我们缺的就是医生。
在王金如手里，徐洪慈的工作环境还很不错，王金如更不歧视他，他们还很谈得来。但随着王金如调走，他身处的环境开始恶化。辗转了几个地方后，他被安排到最苦的拉马古铜矿。在这里，他遇到了另外一个管教队长梁满杞。
梁队长和他进行了一次很恳切的谈话：很多人说你坏话，我看你不是。你只是处处有自己的思想，处处显得与众不同而已，就是这样。但是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不服管教的人。其实我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好好工作。让我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一席话对徐洪慈有非常大的触动。
在梁满杞手下，徐洪慈从事的是地质队的工作，这意味着他能在矿区周围行动自由，和一般犯人还有区别。徐洪慈觉得这是一种知遇之恩，重新找回了被信任的感觉。他没有再动一次逃跑的念头。我在他手里，六年就六年。——徐洪慈回忆说。
在王金如和梁满屺感召下，徐洪慈安心服刑。六年里，他时常想到父母、同学、还有那个揭发他的女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一九六五年，徐洪慈刑满了，他急切地想回家。&
四、就你这恶劣的态度！&
刑满释放， 释放应该可以回家。但当时的政策却不让徐洪慈回家。监狱领导说：你不能回家。想回上海？
徐洪慈说：我刑满回家是很正常的要求。「不行，就你这恶劣的态度，继续留场。」
于是，他变成留场人员，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人群，即刑满释放后，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的人，有一些有限的自由，星期天可以上街去买点东西吃，每个月有为数很少的一点工资。当然，最大的不同，是自己有了一个可以独立睡觉的地方。
留场以后，徐洪慈的处境并不好甚至可以说很糟糕。他被分到了管教木世勤的手下。木世勤对他很有偏见。两人关系恶化。徐洪慈也不服软。
一天半夜，木世勤还开着喇叭，吵得徐洪慈没法睡觉。当时，讲究喇叭的轰炸，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徐洪慈被半夜的喇叭声干扰刺激，忍无可忍，于是冲到木世勤的楼下，说：请你把喇叭关上好吗？我们睡不好的话，明天是没法工作的。这一下，他激怒了木世勤。木世勤觉得，这个人居然如此大胆，这不是公然向我叫板吗？所以文革一开始，徐洪慈的灾难就来临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他被第一批列入运动对象，运动不断升级，升级，再升级，终于，他被判刑二十年。尽管徐洪慈逃跑已经按照他该受到的惩罚服刑过了，但这些经历再次被列入罪状。这对他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徐洪慈觉得：我再怎么好好地改造是无效的，是没用的，我再怎么听话也是没用的！
那时候，公判大会的形式时常被采用，以起到震慑作用。在丽江民主广场的万人公判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甚至被踢、打、枪托砸。徐洪慈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幕。
徐洪慈开始绝望了。刑满释放三年零七个月后，他接到报信，形势对他非常不利，并且有生命危险。&
五、李光荣他早有看法&
一九六九年，徐洪慈被安排在丽江五零七农机厂。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监狱长叫李光荣，李光荣对徐洪慈三次越狱的经历了如指掌，对这样的人，他早有看法。
在李光荣眼里，徐洪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有自己的主意，动手能力很强，大家都叫他智多星，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他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例如，犯人的鞋都很臭，人人都讨厌臭鞋，怎么办？徐洪慈说：很简单，拿白酒含一口往跑鞋、球鞋里一喷，臭味就没了。大家说：你真是神，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还有，犯人的毛巾，都硬得像刷子，像皮革一样，怎么把它变软？他也觉得很简单：在水里烧一下，点几滴醋就好了。这都是他以前生物化学，理科的一些知识，他不但会学，记忆好，还会联想，并且善于活学活用，有种学以致用的本事。这样，上面很恨他。很忌讳他在犯人中的威信。但是，也正因为有很高的威信，就有人为他通风报信。
在监狱里，犯人是无所不在的，有烧饭的，有在医务室的，还有理发的。他们这些人都有机会接近监狱首长，知道很多内幕。于是，一天，有人突然冒着风险告诉他：关于你的报告在起草中，说你在组织大家越狱，组织暴动。这可是李光荣对你下最后的毒手了，暴动的报告如果送上去的话，就是枪毙，看来这次是要置你于死地了。
徐洪慈知道，他和李光荣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解，凡是打暴动报告的，没有活的。在监狱中，暴动是最最犯忌的。要置你于死地很容易，就说你搞暴动，他知道自己死期到了。
当徐洪慈再次动起逃跑念头的时候，他想到了之前的两位管教——梁满杞和王金如，他曾对这两位管教发誓，要好好改造，再不逃跑。而此时此地，不走就将是等死。为了能活着走出监狱，徐洪慈开始了准备工作。他对自己说：我要证件，得保证在路上经得起任何盘查。必须要单位来说到哪里去，然后盖个公章。我因为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这东西怎么弄呢？
学生时代，徐洪慈已练就了一手非常漂亮的仿宋体，这时候派上了用场。他想，活字印刷字是活字，笔画为什么不能是活的呢？汉字是由笔画组成的，如果把这些笔画刻成一个个小的图章，要用的时候把它们组合起来不就成字了吗？汉字无非就是点、横、撇、捺、直、弯、勾，五六天刻个点，五六天刻个横，就这样刻，他居然成功了。用这样的办法，他私刻了「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这几个最简单的字。
而且他还把介绍信三个字都省了，给人感觉这就是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专用信笺。信笺上面有了抬头，下面就是要用的时候他写上：兹有徐洪慈从某地到某地探亲，特此证明。
抬头是要红色的，这样，他必须要搞到印泥。
一次，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乘没人看见的机会，用他那留得很长的指甲，深深地挑进去满满一指甲，然后把挖去的那一块趟平。这个印泥帮了他大忙。
下一步则是需要公章。他记得很清楚，监狱里放了几年的肥皂很干，不管什么牌子的肥皂，把头切平，很快就刻好一个图章。这个图章还用「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字样，按好以后，就把肥皂洗掉。三张介绍信成了。&
六、撒开腿就往南方跑&
徐洪慈不动声色地准备着。介绍信好了，还要攒粮票、备干粮、搭梯子。而五零七农机厂四面高墙，有电网，有机枪，有看守，有警犬。要逃离此处谈何容易。徐洪慈观察到一个契机：停电。他要等待一个停电的夜晚。
停电，看上去是无序的，没计划也没规律。但他发现，其实这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停电一般都是夏天用电量激增以后，问题在于，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停。于是，一进入七月，他就开始准备。他预感到八月份一定会停电。
八月七日的早上，宣布断电。原因是要把电拉给一个小化肥厂开工。&
当一早宣布要拉电时，徐洪慈很亢奋，机会来了。白天，他把该转移的东西都转移到了钳工间，从钳工间里面把可以拆卸的木梯零件，漫不经心地扔到那个早已看好的死角。出逃的时间，只可能选在两次点名之间，就是晚上九点点名逃出去，早上九点点名被发现。
当晚，他谁也不理，给大家感觉自己很不愉快，不想和任何人说话。这样，待会儿就没有犯人来跟他说话了。为了造成这样的假象，他晚饭不吃，闹着情绪睡觉去了，大家看他一天都睡在那里，如果万一晚上有人跟他搭话，他不理，人家也会以为他在闹情绪，就没人会搭理他。他要的就是你不理我。
晚上点名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去点名，点徐洪慈的时候，他很响亮地应答：到！大家都知道他在。点完名以后，所有人就按原来的秩序，洗脸的洗脸，睡觉的睡觉。他乘乱一下躲进了花坛，悄悄地从监房中转移了出来。
点名之前，他用衣服和很多杂物卷成一个人型，放在被子里面。别人一看，以为他还睡在那里。点名以后，他顺利完成了第一步，离开了监房，躲进了花坛。
待到夜深人静，他利用那个放到死角的、可以拆卸的梯子翻过了墙。过墙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惊险，他突然发现梯子不够高，墙高三米五，梯子才两米，怎么办？墙角正好有两根扁担。徐洪慈觉得，一定是老天助他。他把两根扁担用短绳绑好,，成功地翻越过去。
然后，他沿着这条路线，到钳工间，顺利拿到了他白天放在那里的网线袋。网线袋里是他要吃的沙糕、要用的小刀、介绍信，还有他准备万一失败自杀用的那种用香烟屁股浸泡的药水等等。然后，他从大柳树旁越过了电网，跳进了苹果园，撒开腿就往南方跑。&
七、他想起了他的女朋友&
徐洪慈一夜疾行三十公里。他打算南下东进，取道四川回上海。一场野外生存考验开始了。金沙江群山中，如果没有学过定方位，很容易困死山中。徐洪慈不知道方向，也没有指南针，怎么办？他把手表取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表，机械表都有分针、时针、秒针，只要用个小木棍，对着阳光插入土地，就会有阴影。只要把时针对着阴影，跟阴影保持同方向，那么在时针和十二点之间就会有一条中分线，这条中分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南边。只要是在北半球，只要当时有太阳，他就不会迷路。&
他沿着金沙江走，不会有缺水的问题，但食物吃完怎么办？他就动昆虫的脑子。但凡昆虫幼虫，不长毛的，颜色不鲜艳的幼虫都可以是食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寻找各种昆虫的幼虫，野外昆虫太多了，扒开树皮下面全是。长毛的、鲜艳的一般都有毒。最好的就是天牛的幼虫，白白胖胖的，在树皮下挖出来，蚯蚓也是好东西。带壳的昆虫不能吃。这些昆虫身上布满细菌，生吃不行，要解决这问题，只能烧水，生火，但野外生火会有烟，最容易被发现。
但徐洪慈有办法避免生火产生的烟雾。他先寻找一棵大树，树冠很密的那一类，比如香樟树、青冈树。在树底下，沿着树根，挖一个十字槽。十字槽的好处是会形成穿堂风，不用什么砖头垒灶，也不需要用树枝架篝火，有充分的氧气可以让树枝燃烧，而且操作也简单。选择树冠茂密的树，是让烟往上走的时候，碰到茂盛的树冠被过滤和疏散。这样在远处也看不到烟。徐洪慈带着刀，他挖了一个十字槽然后点火，用热水瓶的铝盖子盛点水，放里面一烧，然后将一整把的昆虫幼虫放到里面煮，烧得他们团团转，蜷起来，沸腾，再蜷起来，凝固，熟透了。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苦。
正如徐洪慈的事先判断，监狱在第二天早上点名的时候，发现他不见了。五零七农机厂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所有人都一阵唏嘘。李光荣更是恼羞成怒，一场地毯式的搜捕从丽江拉开。
徐洪慈没有想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会遇上民兵，这几个民兵盘问他，他就把证明拿出来，民兵一看，有点疑团，但是也找不出什么茬，这就样很侥幸地逃过了。如果没有那张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他就一定会被送回重刑犯监狱。
在过金沙江支流的时候，正是大雨后，河水暴涨。支流旁边有两个农民在种地，都劝他千万不要过去，水太急。八月份，咆哮的金沙江，谁也不敢过的。他知道这样很危险，但离开那个地方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因为，后面随时可能有警犬追过来。
徐洪慈没有听从农民的劝告，结果，一下去，水就到了胸部。在走完三分之二的路时，他发现水更深了，越走阻力越大，马上就要没顶。这一刹那，他感觉自己完了。
人在最危险的一刹那会想起什么？这一刻，还会有思维吗？经历过生死之间的徐洪慈多年后告诉笔者，这个一刹那，他想起了他的女朋友，就是那个把他的话向上汇报，出卖了他，以致他被送进监牢的安娜（化名）。一直到最后，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临死都想着她。这个让他爱恨交集的女孩，在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依然会想起……
很快，脚底触到了硬地，而且居然渐渐抬高了。他知道，快到河岸了，那个最低点过去了，他渡过了最低点，慢慢慢慢地上去了。&
八、你是男人，娘都服帖你了！
金沙江水没有冲走徐洪慈，李光荣的脚步也没有追上他，十四天后，徐洪慈徒步走出云南。到达四川后，他立即买了火车票，又一次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他见了母亲，母亲给他一百块钱，并很自豪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有骨气啊！——上海话说就是：模子，你是模子，你是男人，你还要逃啊，娘都服帖你了。可以看出，他母亲也是支持他这个行动。他拿了这家里最后的一百块钱，走了……
与母亲再次见面后，徐洪慈消失在人海中。十一年后，上海、云南两地给予徐洪慈平反通知书，而他们却找不到徐洪慈这个人。
此时，遥远的蒙古共和国的后杭盖省，有一对美满的夫妻，蒙古妻子的名字叫奥永，中国丈夫的名字叫徐洪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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