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播报：
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 为反腐提供启示
专家解读之一
《历史的教训》一书和当下中国有何相关性？中央纪委监察部为何作为“新年第一书”向全国读者推荐？这引发了专家见仁见智的解读。
历史真谛的宏大呈现
人是历史的产物。汲取历史智慧，总结经验教训，指引未来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都在为这一目标而辛勤耕耘。《历史的教训》一书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该书由美国著名文化史家威尔·杜兰特与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完成。威尔·杜兰特（年），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杜兰特笔耕不辍，成果惊人，作品有《哲学的故事》、《转变》、《哲学的乐趣》、《历史英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想法和观念》，以及规模宏大的11卷《世界文明史》，是当时美国少有的集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学者。
《历史的教训》是杜兰特夫妇的代表作，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该书共有十三章，包括“犹豫”、“历史与地球”、“生物学与历史”、“种族与历史”、“性格与历史”、“道德与历史”、“宗教与历史”、“经济与历史”、“社会主义与历史”、“政府与历史”、“历史与战争”、“增长与衰退”和“真有进步吗？”全景式地展示了各种因素与历史的关系，博古通今，新见迭出，引人入胜，可以说，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
在分析种族与历史的关系时，该书强调“历史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第41-42页）明确表现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态度，这在1960年代的美国，有震耳发馈的作用。
该书在分析罗马衰落原因的时候，认为“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据有。”（第88页）这种分析，绕过罗马衰落的表面原因，直指根源奴隶制，充分体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在分析暴力革命的时候，该书认为“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的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第122页）明确指出了革命的局限性，即革命并不必然会带来真正的进步和解放，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是思想的解放，只有作为个人的独立精神得到了解放，才意味着革命的成功。
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分析各个因素与历史的关系，他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前面十二章的内容，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真有进步吗？”尽管作者部分肯定了进步的存在，但其角度却和普通人并不相同。该书认为：“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式，知识和艺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第181页）也就是说，进步不可能脱离开历史，不可能存在与历史决裂的进步，历史的借鉴作用和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书的最后，作者强调：“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第182页）这就在不经意间，回答了第一章“犹豫”的第一句话“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接近尾声之时，他将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你们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第1页）也就是说，作者追求的，是历史对文明的保存、记忆和薪火相传，这样的气度和境界，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
[责任编辑：
来源：新闻热搜榜您当前的位置：&&&&&正文
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
原标题：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 　　内容抢鲜读　　生物学与历史　　历史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有时，夏日独自漫步在森林里，我们会听到或看见众多生灵的活动，它们在飞翔、跳跃、潜行、蠕动、打洞。我们的到来让受惊的小动物逃跑，飞鸟四散，鱼儿消失在溪流中。突然我们感到，在这个没有偏见的星球上我们是多么危险的可怕的少数，我们会有片刻的感觉，而那万千生灵显然会这样觉得，我们是进入他们领地的闯入者。此时人类的所有记录和成就都会谦卑地复归于万千生灵的历史和视野。我们所有经济上的竞争，我们的争夺异性，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和那些隐藏在丛林落叶之下，潜行于水中或跳跃于树枝之间，正在追逐、求偶、争斗和受苦的生灵，并无二致。　　因此，生物学的法则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避免了这种竞争与考验，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种群保护了我们，但这个种群自身也必须经受生存的考验。　　所以，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是充满暴力的。动物之间互相吞食而没有丝毫愧疚，文明人则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我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我们的家庭、社区、俱乐部、教会、?团、“种族”或者国家――团结合作，是为了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强化我们的群体。竞争的群体拥有与竞争的个体一样的特征：贪得无厌，好勇斗狠，党同伐异，狂妄自大。由我们集合而成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以更放肆的方式表达着我们的天性，并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我们的善和恶。我们好勇斗狠、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因为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千万年前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战斗、杀戮，而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捕获其他野兽，不得不暴饮暴食。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只是因为战争是竞的最终极形式。除非我们的各个国家变成一个大而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之间势必将继续上演狩猎时期个人和家庭的行为。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在为食物、配偶和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败了。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禀赋。鉴于“自然”(这里是指全部实在及其演化过程)未曾认真拜读过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上百处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功能更加专业化，使能力产生差别，使得个人对于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身边的人，那我们只需要选择30%的人，并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以与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生命与历史正是这样做的，带着傲慢的不公，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加尔文(Calvin)的上帝。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会呈几何式的增长，正如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即使受到压制，不平等仍然会得到发展。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当远距离打击强化了国家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自然”对于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机物、变种或者组织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毫无疑问，她对于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的竞争，也视为理所应当。与个体相比，大自然更喜欢群体，她对文明和野蛮几乎不加区分。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时，她(这里是指繁衍、变异、竞争、选择以及生存的自然过程)也乐于看到，低出生率的国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强的群体的惩罚。恺撒时代，高卢人借助罗马军团的帮助打退了日耳曼人的进攻，时至今日，他们又借助于英国和美国军团的帮助来抵抗他们。当罗马帝国灭亡时，法兰克人从日耳曼涌入，从而建立了高卢法兰西。假如英国和美国衰落了，那么法兰西，这个从十九世纪以来人口几乎不变的国家，或许会再次遭受被蹂躏的命运。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在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写于1798年的名著《人口论》中，作者解释道，没有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类的出生率便会大大地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会使得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尽管马尔萨斯是个牧师，一个好心人，但他依然指出，对穷人的救济或供应食物导致了他们过早结婚并且毫无节制地生育，从而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1803年再版时，他提议放弃除传宗接代以外的性生活，但他又拒绝赞成其他的节育方法。由于这项神圣的动议被接受的希望不大，他预测，未来人类增长和食物产量间的平衡，仍将和过去一样，势必依赖于饥荒、瘟疫和战争。　　十九世纪农业的发展及避孕技术的进步，明显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在英格兰、美国、德国和法国，食物供给与人口增长率同步前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也延缓了结婚年龄，降低了家庭规模。消费者的增加同样意味着生产者的增加：新的“人手”开垦了更多的土地来种植更多的粮食。近年来，加?大和美国出口了成千上万蒲式耳的小麦，同时国内也没有发生饥荒，这一事件似乎给了马尔萨斯一个鲜活的反驳。如果现今的农业技术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应用的话，那地球能够养活两倍于现今数量的人口。　　当然，马尔萨斯或许会说，这种解决方式最多只能延缓灾难而已。土地上能够生长的作物终归是有限的；再先进的农业技术也迟早会被过高的出生率抵消；与此同时，医药事业、卫生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会让那些不适宜生存的人能得偿所愿地增加，导致优胜劣汰的目的付诸东流。对于这一点，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回答：工业化的进步、城市化、受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准的提高，会使那些威胁世界安全的国家，因此而降低生育率，就像在欧洲和北美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在生产和生殖达到平衡之前，传播避孕的知识和方法，都只能是基于人道立场的劝导。理想的传宗接代，应当是健康者的权利，而不是性爱冲动的一个副产品。　　是否有证据表明，节育不利于优生――那些实行生育控制的民族，是否降低了国民的整体智力水平？假定聪明人比凡夫俗子更多地采用节育方法，那么文化人的功劳显然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蒙昧人群的生育抵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我们所说的聪明，大多是个体教育、独特机?和不同经历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高智商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来的。即使是博士的儿子，也必须接受教育，经历他们少不更事的谬误、教条、主义这些青春期麻疹的洗礼；我们也不能说，生活于贫困潦倒中的穷人，他们的基因中一定没有潜能和过人之处。就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优越更有价值；尼采(Nietzsche)就认为，德国最优异的血液流淌在德国农民的血管里；从种族繁衍的角度来看，哲学家并不是最适合的材料。　　在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中，家庭节育也曾起到过一些影响。我们惊奇地发现，恺撒(Julius Caesar)于公元前59年对罗马那些子女众多的家庭予以奖励，并且禁止没有孩子的女人搭乘轿子，以及佩戴珠宝饰物。而奥古斯都(Augustus)大约在40年之后又重申了这项法令，只不过好像同样没起什么作用。在上层社会，推广节育持续，与此同时，来自北日耳曼、希腊以及犹太人的移民充斥意大利，填补并改变了意大利人口结构。]极有可能的是，这种种族的改变，削弱了居民抵抗政府无能，以及抵抗外部攻击的能力和意愿。　　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较低的出生率，已经降低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而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高出生率，预示着到2000?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会将在美国国家、城市和各州的地方政府中拥有决定性的力量。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天主教徒身上；伏尔泰(Voltaire)、加尔文(Calvin)和路德(Luther)的故乡，有可能很快就会重回罗马教皇的怀抱。所以，出生率就像战争一样，可以决定基督神学的命运；732年，伊斯兰教徒在图尔的失败，使得法国和西班牙得以继续信仰《圣经》，而不是《古兰经》。所以天主教徒优越的组织、教规、道德、忠诚和繁衍，有可能抵消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历史是一位无出其右的幽默大师。　　前一页&[1]&[2]&[3]&[4]&[5]&[6]&[7]&下一页--博才网
下页更精彩：
点击排行榜
〖〗链接地址：
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由网友原创或转发，若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侵犯到您的权益，请及时通知我们（QQ：），谢谢！
微信查看最新信息微信扫一扫或用微信搜索微信号：hbrc-com
安卓手机客户端更省流量手机扫描下载或者直接
猜你还喜欢的文章
热点文章排行榜
•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您当前的位置：&&&&&正文
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
原标题：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 　　由于财富是一种生产和交换的秩序和过程，而不是囤积(大多数都无法长期保存的)货物；是一种个人或机构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按照民主一词的严格定义，它只存在于现代，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存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在美国，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开始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执政时期，而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权开始于我们的青年时代。在古代阿提卡，31.5万人口中，有11.5万是奴隶，只有4.3万是享有投票权的公民。妇女和绝大部分工人、店员和商人，以及所有的外国人，都没有公民投票权。这些少数公民又分为两派：寡头派―他们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包括小地主和小商人，以及已经降为从事体力劳动但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在伯里克利主政时期(Pericles，公元前460-公元前430年)，贵族占了上风，雅典在文学、戏剧和艺术方面达到了顶峰。伯里克利去世后，贵族因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2年)的失败而名誉扫地。民众，或者说是下等公民，开始掌握政权，他们颇受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Plato)的鄙夷。从梭伦(Solon)开始，直到罗马征服希腊(公元前146年)，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一直冲突不断，采用的手段包括书籍、戏剧、演说、投票、陶片放逐法、暗杀和内战。在公元前427年的柯西拉岛［Corcyra，现名科孚岛(Corfu)］，执政的寡头派暗杀了60多名民主派的头目。此后，民主派又推翻了寡头派。在一个类似公安委员会的审判中，50名寡头派被处死，后来又有上百名寡头派饿死在监狱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描述，让我们想起了1792年到1793年的巴黎。他说：　　在整整七天的时间里，柯西拉人都在屠杀那些本是他们的同胞，现在却被他们视为敌人的公民……死神到处肆虐，正像这种时候通常都会发生的事情，暴力无孔不入。儿子被父亲杀死，祈祷者从祭坛上被拖走或在祭坛上被砍杀……革命从一个城市传到另外一个城市，后发生革命的地方，在听说了之前发生的事情之后，便会以更极端的方式……施以更残忍的报复……柯西拉人成了这些罪行第一个例子……被统治者开始报仇雪恨(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平等的待遇，得到的只有来自统治者的暴力)……他们被激情所驱动，变得极端残酷无情……同时，处在(好战的)双方之间的温和派日益势单力薄……整个希腊变得动荡不安。　　在《理想国》一书中，?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胜利：民主已经成为阶级暴力引发的混乱，它使文化颓废，使道德堕落。其中说到：　　民主派对自制加以轻蔑，认为这是一种怯懦……傲慢，被他们称为有教养；无政府状态，被他们称为自由；浪费，被他们称为慷慨；厚颜无耻，被他们称为有胆有识……父亲要降低到和儿子相等的地位并且怕他们，而儿子和他们的父亲平起平坐，丝毫也不害怕他们的父母……老师害怕他们的学生，还要哄着他们，学生轻视他们的师长……老年人不喜欢被看成是古板和霸道，因此他们模仿年轻人……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是，男女之间也有着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民众对权威已经很不耐烦了，只要稍加约束就会大发雷霆……他们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感到不能忍受，长期地漫无法纪……由这种情况产生的僭主制是合理的和辉煌的……任何事物极端地扩大，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民主慢慢地变为独裁，最恶劣的僭主制和奴隶制是在绝对自由政体下产生的。　　在柏拉图去世的时候(公元前347年)，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已经开始被历史所证实。雅典人重新获得了财富，但这个时候的财富乃是商业资财，而不再是土地，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爬到了重新积累的财富的顶端。这个变化使得人们对金钱产生了狂热的追求，希腊人称之为“拜金狂”(pleonexia)―胃口愈来愈大。“暴发户”(neoplutoi)建造了华而不实的豪宅，他们的妻子用名贵的礼服和珠宝装饰起来，成打的用人服侍着她们，她们用宴会款待客人，与之争奇斗艳，彼此攀比。贫富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雅典被分化成“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此城邦与彼城邦之间互相对立着”。穷人计划通过立法、税收和改革的方式，来掠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也组织在一起共同对抗穷人。亚里士多德说，一些寡头派组织的成员竟然庄严宣誓：“我将是人民(即平民)的敌人，我将在公民大会中对他们干尽所有的坏事。” [2]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则在公元前366年说：“有钱人真不合群，那些有钱人宁愿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海里，也不愿意拿出来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同时，那些穷人又觉得抢走富人的财产比发现一个宝藏还要开心。”[3]较为贫穷的公民如果获得了公民大会的控制权，就会投票把富人的财产放进国库，然后由政府性的事业或政府补贴的方式，重新分配给人民。政治家们则发挥他们的才智，为财政开辟新的来源。一些城邦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分散财富：米蒂利尼(Mytilene)的?务人把他们的债权人进行集体屠杀。阿哥斯(Argos)的民主派攻击富人，并杀死了数百人，没收他们的财产。相互敌对的希腊城邦的有钱家族秘密联盟，相互帮助，以抵制民众的暴动。中产阶级和富人一样，也不信任民主，认为那是让妒忌者掌权。穷人同样不信任民主，认为财富上的不平等让虚假平等的投票毫无意义。　　希腊的阶级斗争越演越烈，最终当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of Macedon)在公元前338年发动袭击时，希腊内部和外部都呈现出分裂的状态。许多有钱的希腊人欢迎菲利普二世的到来，认为这要好过一切革命。雅典民主政治在马其顿人的?裁下，消失了。　　柏拉图把政治演进归纳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相继出现的过程，这在罗马历史中我们找到了又一个例证。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政治寡头制定了一个外交政策，训练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并征讨和开拓了地中海世界。通过战争得到的财富，都被贵族们收入囊中，商业贸易的发展，又使得中产阶级变成了富豪。被征服的希腊人、东方人和非洲人，被带到大庄园做奴隶。当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无处安歇，沦为城市的无产阶级，只好接受小格拉古(CaiusGracchus)在公元前123年开始按月向穷人发放的救济粮。将军和总督从各省归来，为自己和统治阶级运回掠夺来的战利品；百万富翁成倍增加；流动的金钱代替土地成为政治权力的资源或工具；敌对派系为了竞争，大规模地收买候选人和选票。在公元前53年，有一个投票团体因支持某候选人而得到了1000万塞思特斯(Sesterces，古代罗马的货币名，译者注)。 [1]当金钱不起作用时，谋杀就出现了：有时候投错票的公民们被打到半死，他们的房子也会被人放火烧掉。古代人从未见过如此富强而又如此腐败不堪的政府。 [2]贵族们忙于利用庞培来保持他们的优势权益。平民们和恺撒同甘共苦。战场?判决取代了胜利的拍卖。恺撒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得到民众拥戴的专制。贵族们杀死了恺撒，但最终接受了他的侄孙和继子奥古斯都(Augustus)的独裁(公元前27年)。民主政治结束了，君主政体复活了，柏拉图的轮子，转了整整一圈。　　我们也许能够从这些经典的例子中看出，古代民主被奴隶制、贿赂和战争所玷污，根本配不上“民主”这个名称，也没有为平民政府提供一个公共的标准。美国的民主政治则有着更深厚的根基，它开始时是受益于英国留给它的遗产：自《大宪章》以降，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就一直保护了公民不受国家的侵犯；新教徒则开?了宗教和精神自由。美国革命不仅仅是殖民地居民对抗遥远政府的反叛，同时也是土著中产阶级对抗外来贵族的起义。因为有大量的无主土地，法律条文又极其少见，起义变得轻而易举。人们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在自然的限制内控制着自己的生存处境，政治自由有其经济上的基础；他们的人格和个性都扎根于土地。就是这些人使杰斐逊当上了总统――他既是伏尔泰那样的怀疑论者，也是像卢梭那样的革命论者。一个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于释放个人主义的能量，这些能量把美国从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物质富裕的理想国，从西欧的一个孩子和被监护者，变成了他?的对手和保护人。农村的孤立促进了个人自由，两面环海的保护，使得国家的孤立促进了自由和安全。这些及其他上百种因素，才使得美国拥有了一个更基本的也更普世的民主政治，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些形式上的条件，很多已经消失了。个人的孤立已经随着城市的成长而消失了。工人需要依赖于不属于自己的工具和资本，以及那些非他们所能掌控的条件，个体的独立性也消失了。战争的花费越来越大，个人无法了解战争的原因，也无从逃避战争的影响。自由无主的土地正在消失，虽然家庭所有制还在扩展―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数量。从前那些可以打理自己的小店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大分销商的劳工，这可能反映着马克思所抱怨的现象，一切事物都被套上了锁链。经济的自由，即使是在中产阶级中，也越来越稀少，使政治自由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话，这并不是因为(像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所认为的那样)富人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由于人性。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每一种进步，都是对才能优异者的额外奖赏，从而也会加剧财富、责任和政治权力的集中。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政治对当前艺术的堕落有没有责任呢？当然，说堕落是可以被质问的，因为这是主观见解的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对艺术的极端表现―五颜六色毫无意义的涂鸦，破布烂纸的拼贴，怪诞刺耳的音乐―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显然是自囚于我们的往昔，缺乏试验的勇气。这些毫无意义的创作，创作者并不是要吸引公众的共鸣―他们也把这些人视为狂人、废物或骗子―而是要吸引容易上当受骗的中产阶级购买者，这些人被拍卖商催眠，又被新鲜而畸形的事物所震颤。民主政治对这些颓废的作品是有责任的，但也只是意味着，民主政治未能发展出欣赏标准和品位，去替代过去贵族采用的标准和品位，它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个人主义限制在一定界线之内，使之可以理解交流，为生活带来启迪，以合乎逻辑的顺序和连贯的整体使各部分保持和谐。如果现在的艺术在奇形怪状中迷失自我，这不仅是由于艺术已经被群众的建议和支配地位所影响而庸俗化，而且也是由于艺术表现形式，可能已经被古老的学院派和古老的形式用尽了，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只好四处乱闯，以便寻找到新的模式、新的风格、新的规则和纪律。　　历数民主的缺陷之后，它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在每一代人中，它从各个阶层和地位的人中?拔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民主政治的刺激下，雅典和罗马成为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城市，而在美国建国以来的200年里，也为大部分民众提供了空前丰厚的财富。民主政治目前专注于发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在英国和美国，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今天的民主比以往更为强健。它用勇气和能力来保卫自己，抵御外国独裁制度的攻击，也不会让独裁政治在国内出现。但是，假如战争继续吸引它、支配它，或者为了统治世界的目的需要庞大的军力和开支，那么民主政治的各项自由，可能会一个个地屈服于武器和冲突。假如种族或阶级斗争把我们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把政治的辩论变为盲目的仇恨，那么一方或另一方就可能会用刀剑来推翻竞选活动的讲台。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地分配财?，则独裁统治将会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尚武的政府，随便用什么动听的口号，都足以吞噬整个民主世界。首页&前一页&[2]&[3]&[4]&[5]&[6]&[7]作者：刘丽普--博才网
下页更精彩：
点击排行榜
〖〗链接地址：
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由网友原创或转发，若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侵犯到您的权益，请及时通知我们（QQ：），谢谢！
微信查看最新信息微信扫一扫或用微信搜索微信号：hbrc-com
安卓手机客户端更省流量手机扫描下载或者直接
猜你还喜欢的文章
热点文章排行榜
•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