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域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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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域文化1
序　　　　地域文化是一个深刻而厚重的人文课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地域）乡土文化是孕育中华精神文明的脐带，没有乡土（地域）性的中国，便算不上真正的中国。千百年来，正是不同的地域文化交流碰撞，才汇聚成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大河。正是基于此理念，作者以省域为单位，对中国各大地域文化及各大城市文化做以系统地梳理、对照和比较，以期激发地域人文的自豪感和个体的使命感。作者在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挖掘过程中，跳出狭隘的"圈子"文化，不盲目张扬，也不妄自菲薄，而是从各种人文视角切入,试图进行更深层次地思考,思考这个时代我们究竟要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什么、发扬什么、摒弃什么。　　　　作者以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即我们常说的国民性。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现代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文课题。也许我们会有多样选择，会有多种设想，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国民性格的重塑与再造。除了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外，作者以为更重要的是对于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取舍。而在这个过程中，乡土（地域）文明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作者文笔潇洒，视野开阔，思想深刻，内容精彩，非常值得一读。目录：　　　　　　　　省　域　系　列　　1. 凝视山西　　2. 人文河南　　3. 陕西情怀　　4. 侠义河北　　5. 甘肃三叹　　6. 山东汉子　　7. 藏地无尘埃　　8. 内蒙气象　　9. 诱色新疆　　10. 贵州水韵　　11. 宁夏黄　　12. 青海神话　　13. 巴蜀文化男女　　14. 墨迹徽州　　15. 浙江风流　　16. 红色湖南　　17. 理性的光辉（湖北）　　18. 隐者的风流（江西）　　19. 怒江游思录（云南）　　　20. 广西之歌　　　21. 福建妈祖　　22. 苏东坡的海南　　　　城　市　系　列　　1. 大城之殇（北京）　　2. 上海情调　　3. 尴尬天津　　4. 广州海忆　　5. 南京悲歌　　6. 绝色重庆　　7. 深圳那边　　8. 青岛格调　　9. 大连这座城　　10. 哈尔滨百年　　11. 开封游记　　12. 红脸关公战长沙　　13. 解读香港　　14. 莲性澳门　　15. 赤子台湾　　　　其他　　饕餮南北　　传统视角下的山水中国　　叛逆长白山　　性格崀山 　省域系列之　 凝　视　山　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此话不假。凡为世间人，便摆脱不了地域性的限制。每个人的性情喜好，无不因为家乡的“风土人情”而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江南人精明灵秀，塞北汉大气粗犷，燕赵多壮士，湖广出才子，川人敏辩，晋人善贾，概都是受其“地理”影响，“人文”熏陶，而形成的群体性格差异。而这种差异反映在“文化”上，便显象出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在地域文化中，历来最能激起我们自豪感的，多是缘于那些留存青史，“生于斯、长于斯”的名人达士、帝王将相或才子佳人了。这些文化“名星”，高级“老乡”，以其无可置辩的影响力及渗透力，成为谈论地域文化绕也绕不开的话题。　　　　１　　　　　　缘于从前的山西，文化太悠久、太丰厚、太灿烂，而时下的山西又太颓败、太尴尬、太沉重了。这种巨大的反差造就的慨然与惆怅，在每个山西人心里都复杂地纠缠着，痛苦地反刍着。古黄河的尧天舜日早已远去，大唐朝的风流俊才已经退场，五代时的刀光剑影已经落幕，宋元时的浅吟低唱已经嘶哑，明清际的革命烈火已经淡然，便是喧闹一时的学大寨放卫星，也已过时了。今天，不甘心的山西人，在一个叫余秋雨的学者提醒下，又兴奋地拣起“祖上曾经阔过”的票号文化，呐喊起来，闹哄起来。其实，曾经总是弄潮时代风头浪尖，开创是一代文化先河的山西人，应有更多的选择、更大气的举措。　　　　　　我一直以为，中国诸省份中，就人才的层递性、多样性及锋利性而言，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讲，没有一个可与山西相比。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山西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层出不穷、举不胜举。春秋霸主晋文公、大周女皇武则天、汉代名将霍去病、宋代贤相司马光、文学大家柳宗元、羞花美人杨玉环……这些大名鼎鼎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傲视当代，名垂千古。也许是因为山西名人太多，领域分布太广，所以写一篇关于山西的文章，总不免有掉书袋之嫌。因为你要举的、想举的名士实在太多，太多了。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山西人的地域表象特征比较明显（张口就知道你是山西人），可其群体人格却算不上张扬，模糊得只能说大气，鲜明得也只能说大气。他们大体上是温文敦厚、浑朴典雅的。至今，在山西广大乡村，红白喜事，都有复杂讲究的套数，与一些乡野老人攀谈，也颇有古风。然而，作为一种地域精神表征，我们却很难在山西名人的身上归纳些山西的特色来。他们太大气、太浩荡了，那种人格、那些气质，早已跨越吕梁太行，随着涛涛黄河，伴着强劲西风，化入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吹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田。那是一种只能称其为民族精神的伟大人格。他们太杰出了，杰出得只需表达自己；他们太伟大了，伟大得只能代表自己。在此，我无意论证山西人便代表了中国，但却不能自私地把他们的精神限定为山西精神。　　　　　　中国文人历来骄傲自己的籍贯渊源。古来介绍诗人，多在大名之后，紧跟一句何方人氏的补充。许多名人大家就常以家乡为号，或称柳河东，或名王临川，或号涑水先生，或叫青莲居士。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山西诗人关于故乡的诗篇很少。我想，并非他们不爱故地。而是因为他们历来地域观念单薄，其目光从不为层山沟壑所阻隔，其才情总是随滚滚黄河而奔倾。他们历来都是胸怀四海，放眼天下。在浩瀚的史料里，我时时为他们的智慧而惊叹，被他们的气质所折服。他们温文敦厚，聪明大气，特别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总是可以独领风骚，开创一代先河。　　　　我想这一点大概是“教化”的结果。除了天地自然的教化，除了良好的天赋秉性，关键还与“人师“有关，历史上，山西有不少名师先贤。春秋时出了个有名的儒学大教育家荀子，战国时又有授苏张纵横之术的鬼谷子，隋末唐初，还出了一个培养房玄龄、魏征等贤臣名相的大教育家王通。这位王通老先生历害，他的孙子王勃就更厉害。众所周知，二十几岁的他就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不朽名篇《滕王阁序》。小小年纪，便能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妙好词，自然与他的“家渊极深”有关。据《谈薮》言，他“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就此而论，并非以“天才”蔽之那么简单，这可能与他爷爷的教育方法有关。如你所知，人家写《腾王阁序》也没打草稿，这自然跟从小受到科学严格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唐诗历来以雄朴浑厚著称。至今，我们读唐人的诗句，依然会被其气势所撼。而在唐代诗人里，山西诗人占有相当的份量。据统计，《全唐诗》近五万首作品，二千余名诗人，有758名诗人姓名可考，而其中山西籍就有82人。诗作方面，仅太原籍的白居易一人的诗作就达2000余首。这些数据不能不令人惊叹。唐诗中，无论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精妙哲思，还是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大气豪爽；无论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淡雅清新，还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疏淡峻洁，都精彩得要命，漂亮得要命。是的，好作品是能要命，甚至能要了作者的命。当年，山西诗人薛道衡就因为一句“空粱落燕泥”，招来隋炀帝的嫉妒，借口把头砍了，临刑时还幸灾乐祸地说，看你还会“空粱落燕泥”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被山西诗人的才华与气质所折服。没有完备的学识，没有强健的人格，是写不出这样意气风发，飘逸恬然的诗作来。”　　　　我们都知道并州的王维能诗善画，慧解佛道（因喜释氏，故字摩诘）。后人曾高度评价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画，构思精妙，禅意幽深，往往令人回味无穷。此外，他还特别精通乐理。据《国史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后来有个认真人沈括仔细调研，认为此说不可信。我赞同他的看法。不过，王维的音乐水平是谁也不可否认的。年轻时，他就是靠弹得一手好琴，被引荐给一位皇家公主，引起好奇，继尔荐其诗作，才慢慢走红的。《国史补》还说，“维有诗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以为含英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李嘉佑诗也。”我不知道这话是褒是贬，只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有时也会“取人章句”，但丝毫不影响诗的质量。可见，唯有大气如王维、毛泽东这般人物，才不拘小节，大胆引用。　　　　不怕说闲话，走自己的路，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做些什么，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特别难得。如你所知，大部分读书人都有一种后天性的“软骨子病”，或见风使舵，或人云亦云，总之懒得思考，或是不敢思考。而王维不同，正因为他的独立思考精神，才使得他无论诗画，乐理、佛道，都能做到独树一帜，颇有成就。而稍后的柳宗元，也很难得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众所周知，他的诗作“幽峭峻郁，自成一路”，尤其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小品，更为世人称道。当然，也正由于他太坚持原则，太有想法，政治上自然玩不转，贬来迁去，最后魂断偏远的南荒之地。　　　　　　这位很有“人文”精神的老西儿，在柳州那几年，挖井，办学，种树，修庙，释婢，凭良心，靠热情，做了不少他能做的事。他死后，当地老百姓修了柳候祠，以最朴素的办法纪念他，感激他。记得现今一位柳州市副市长说过：“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色，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若在天有灵，我想“老乡”那清瘦的脸上，一定会露出淡淡的笑容。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位智救小友的灵童，是山西夏县人。自小志向远大，聪慧好读，长大后，不但写就辉煌巨著《资治通鉴》，成了文坛巨擎，而且为官有道，是为一代贤相。而我们也都知道他在政治上以“保守”著称，当年王安石搞变法，因为太激烈，搞得官累民怨。但是王安石很霸道很武断，谁敢有异见，就马上贬官。当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流俗”派，如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等大批有见识的官员都受到排挤，被贬被迁被流者不计次数。王安石坚持“通变”，就是“通通要变”，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思想偏激，头脑发热的“梦想家产物”。如今搞政治经济学的，也都知道过激的“大跃进”改革实在要不得。历史上，老百姓受到这方面的苦已经太多太多了。而“流俗”，说白了，就是代表普通人的利益，这也是正常的、大众的看法。在当时政治高压下，坚持己见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敢“反对”就喻示着可能要剥你的官袍，抄你的私家。但这位老西儿不怕，他依然大义凛然，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看法。后来，王安石失败了，大家群起而攻之，而他对于自己的对手却不主张报复。至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位保守派领袖致以深深的敬意，为他的“固执”，为他的胸怀。如今，在其家乡松柏森森的墓冢前，立有当年皇太后所赐的“杏花碑”一块。可惜，碑文被奸臣小人因嫉妒而磨平，现在看到的是后人补刻的。　　　　　　明末清初之际，山西又出了一位诗书画医四绝的大学问家傅山。他聪明得不得了，无论书画，还是诗学，都有过人之处，独成一派，堪称北方文坛的领袖。梁启超就曾夸他的才学“黄河以北无人可比”。当时的康熙皇帝觉得他是个人才，便想给他个官职。但他很倔，坚守“正统”气节，就是不合作。当时是被强抬进北京觐见的。在他看到“大清门”三字时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不肯起来。皇帝最后也拿他无可奈何。要知当时他这样做，可能会触怒龙颜而掉脑袋的，可他就是不怕。也许你会置疑这种类似甘地“不合作”的消极抵抗有多大意义，但你不能不敬佩他敢与皇帝搞对抗的勇气。便是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笑话他骨子里的那股荡然清气与傲气。　　　　这位执拗的老西儿，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在妇科的研究上。他编写的《傅青主女科》，是中国古代最好、最全面，也是最权威的妇科医学著作。今日此领域的专家学人，依然视为经典。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大男人，特别是一位有名望的读书人，专攻妇科，为女子排忧解难，是需要很大勇气与魄力的。据说他还曾写过一本《性史》。由此可以看出这位老西儿（准女权主义者）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特立独行的一面。　　　　２　　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气候干燥，林木稀少，强劲的西北风扬起满面的风沙，使得山西人长相多以粗犷见长。若你还记得历史上唯一的农民总理陈永贵，那你一定对那张白羊肚手巾下的面容，记忆犹新。那层层叠叠，沟沟壑壑的脸上，总是挂着憨憨的笑容。但莫要小看这张脸。在那笑容背后，隐藏的是内敛、是隐忍，是工于心计，是讲究策略。　　　　作为一个农民，他算是做到了极致。因为他把农民的智慧运用得淋漓尽致。尽管到了后来，变成了闹剧，那是他不可控制的，不能怪他。我相信，在那政治浪尖的那几年，离开黄土地的陈永贵是不快乐的。因为那地毯、香茶、接见、讲话，都不是他喜欢的，犹如把耕地的老牛赶到鸡窝里孵小鸡一样别扭。我想他有被服从的无奈，被摆弄的愤怒，被耻笑的压力，所以，他只有以几近顽固的“白羊肚、圆布鞋”作标志，搞些无谓的潜意识对抗，维持他最后那点可怜的自尊。　　　　陈永贵没想到要名垂青史，没想过要做国家领导，他只是以农民的朴素意识，欢乐地勾画着一个农民的 “乌托邦”。他的种种表现，虽有投机、取巧之嫌，可那只是期望一种来自“上面”的肯定与赞扬，仅此而已。在这个过程及层面上，陈要比全中国其它的村支书都聪明得多，敏捷得多。他以农民特有的直觉与智慧，很快就领悟了最高指示背后的含义。他做得很漂亮，领导自然很满意。于是，步步高升，直到最终沦为一个高级的政治玩偶。这个可怜的山西农民，最终还是被愚弄了。　　　　不知为何，山西人一直持有一种很特别的政治情结。对于政治，总是有着莫名高涨的热情与兴趣。便是普遍老百姓，也往往喜欢嚼些所谓高层内幕的舌头。夹七杂八的政治秘闻更是山西人喜欢的饭后谈资。我想，这大概与山西独特的历史渊源有关。　　　　　　山西西南依着黄河天险，东北有吕梁、太行阻隔，构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要塞。而山西又有“表里河山”之称。晋中有铁，晋南有盐，晋北有马，加上河东的粮棉，自然是一个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好地方。而在雁门关之外，历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也就是说，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山西都有特别重要的军事价值。因此，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有“欲得天下，先取山西”的说法。因此，山西历来争战就多，朝代更换快。汉时常为匈奴侵扰，北魏在此建立政权，五代时汉、晋、唐又先后在此更替，宋时这里又被夏、金、辽轮流控制，清时这里是反清复明基地。山西人在频繁的动乱及政变中，经历了太多的惊吓与荣辱。他们对于政治的敏感正是缘于对自身安危的关注及保护。譬如说，若打听些内幕消息，早点做那准备，以求躲过灾祸，或揣摩下政治风向，及时改变立场，捞些投机好处。这本是一种本能的自然反应。然而在漫长历史的研磨下，渐渐化为情绪的齑粉，伴着四溅的口水，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心理，甚至沦为一种病态性的群体嗜好。　　　　　　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缘于山西的人文历史中，政治人物与政治智慧占有太大的比重了。山西人中，政治手腕运用最好，也算最早的，首推春秋第一霸主晋文公。这位君主名叫重耳。长得怪不用说，搞得老妈也不喜欢。最后皇太子都做不成，让他弟弟抢了宝座，只能灰溜溜地流亡“国外”，组织临时政府搞对抗。在国外流浪的十几个年头，受够了屈辱，但他都以山西人的特质忍了。最后在强大的盟国帮助下，打回国内去，推翻旧政权，终于坐上了他早该坐的宝座。然后，他又用几年的功夫，远交近攻，精打细算，终于成就一代霸业。在他身上，内敛、隐忍，机变，远谋，善长心理攻势，标榜道德力量，这些政治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这些影响，并最终成为山西政治权术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山西最具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便是一代女皇武则天了。武则天是山西文水县人，在并州长大。这姑娘打小就聪明伶俐，性情泼辣。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就是向唐太宗表白驯烈马理论。她说只需要鞭、锥、刀三样东西就可以驯服任何一匹烈马。先用鞭抽，不行，再用锥刺，还不行，那就一刀结果算了。这个故事充分显示了小媚娘的“铁姑娘”性格：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展示性格不是媚娘的目的，她的第一动机是要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自然，她的目的达到了，唐太宗上勾了。后来，她又勾引太子，再到亲手掐死自己的闺女去诬陷皇后，再后来等做了女皇，又利用酷吏，鼓励写检举信等政治手腕，虽都谈不上有多高明，却很实用，并且也达到了预期目的。这就是山西人的政治策略：不择手段，只求实效。　　　　千年之后，山西又走出一位这样的女人，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这位很有心计的兰贵人，据说是当年父亲在山西长治任道台时，收养的一位汉家姑娘，后改姓叶赫拉那氏，教她诗琴书画。我们都知道慈禧的字不错，大气刚正。如今故宫里，她题写的匾额条幅，随处可见。可见这小妮子自小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后来选秀女时入的宫，靠唱一支山西民间小调，引起咸丰皇帝的兴趣，并最终做了皇后，皇太后。她心毒手辣，精通权术，以“铁”的手腕，实际统治中国三十余年。关于慈禧的身世，贵为太后，自然避讳得紧，其真实情况自然已无可考。不过，慈禧少女时期在长治度过，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如今，城里还有一处古迹，相传是她当年读书的书房。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想要玩转政治，只有“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懂得“软”的一面，想办法收买人心。在这方面，山西人有着丰厚的政治经验。因为，山西有一大批贤臣名相，他们的经验智慧，直到今日，还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毛泽东同志曾经赞叹过山西一个很有名气的政治家族——裴氏家族。这个家族最特别之处，就是盛产“宰相”。汉唐以来，这个家族共出了59个宰相，59个大将军，21名附马，数百个省部级大臣，其他级别的官员就更不计其数（地理学家裴秀也出此门）。人才的多样密集，智慧的强劲延续，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家族中一个宰相的故事。他叫裴度。据《玉泉子》记载，一次，他的部下突然告诉他官印丢了。当时，“闻之者莫不失色”。他却不着急，反而命“张筵举乐”，大家都很纳闷，窃窃私语，替他着急。等到了大半夜，酒正喝在兴头上时，手下报告说官印还在。他也不搭理，继续喝他的酒。后来有人问其故，他说：“这肯定是手下一些办事人员拿去偷盖公章了。你不着急，他还可能给你送回来，若你着急发怒，把他逼急了，肯定会扔到火里水里的，也就不可能再找到了。”听了此话，大家都特别佩服他的气量。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其中个味，需由你慢慢品尝，细细感悟。　　　　　　再讲一个，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汾阳王郭子仪了。《谭宾录》载，郭子仪当了大官以后，每当部将汇报工作时，直入内室，老婆女儿妆梳时也不回避。有时，还让她们端茶倒水，当仆人使唤。家人很不高兴。有一天，他的子弟劝道：“您现在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还如此随便，不管什么人，都能进您的卧室，恐怕便是霍去病那样不拘小节的将军也不会如此的。”他笑着说：“你这样想就错了。我现在‘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如果整天关着门，会引来不少人猜忌，若有小人一告状，皇帝耳根子一软，就可能灭我九族，抄我全家，你等小命也跟着我玩完。现在“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我是有意为之的。”大家一听，深感佩服。这是何等睿智的举动呀。特别是对一个成就如此功业，身居如此高位的人，何等难得呀。他以高超精妙的政治手腕，使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最后，落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这等圆满结局，羡煞人也。　　　　　　醉心于权术政治，有时手段狠些倒罢了，若廉耻都不要，那可就太可怕了。五代时的石敬塘，因为想做皇帝的瘾太大了，为了求得塞外盟军的力量，竟认比他小的契丹王做父，甘做儿皇帝。真是把山西人的脸丢光了。　　　　３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山西人是最能豁出去，最大无畏，最有闯劲的一个群体。　　　　　　两年多前，在壶口瀑布的地方，有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一个叫朱朝辉的农家娃，要骑着摩托车飞黄河。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个香港人飞过了，但人们还是很感兴趣。毕竟这种“玩命”的活动，在中国还不多见。许多报社纷纷炒作，山西人也深感自豪。但对于整个事件，实在没有必要过于人文地拔高。说到底，那只是山西人又一次超越小我的激情勃发，再一次意志层面的挑战自我。　　　　　　山西人血脉里天生就注有“战天斗地”的无限豪情，犹如黄河里的泥沙一般汹涌，一样自然。他们的人格精神从来都是坚韧强健，浑厚大气。而这在山西的良将猛士，英杰志士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凡看过《三国演义》的，无不对那个骑赤兔马，提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的红脸大汉抱几份敬畏之心。这大汉，姓关名羽，字云长，河东人氏也。他人长得帅，“卧蚕眉，丹凤眼”，加上一把既“性格“”又“性感”的三缕美髯，再把绿战袍一披，呵，比雄孔雀还漂亮呢。连曹操这样的大男人见了都有几份羡慕与嫉妒。他人品更棒，不好色，不嗜酒，不贪钱，不慕权，爱好文学，热爱士兵，忠肝义胆，有勇有谋，端的一个“五全十好”的“杰出青年”也。　　　　　　当年桃园结义后，他跟着打草鞋的刘备，东奔西走，南征北战，火烧赤壁，水淹七军，立下了汗马功劳。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对这个老乡自然敬重有加，十分偏爱，不惜浓彩重墨，大加渲染。这个如此“标致” 的偶像级人物，拥有太多太多的FANS。历代的皇帝喜欢他，总是加官进爵，封帝尊神，终于，步步高升，为“关公”，为“关帝”，为“关老爷”了。民间的百姓也喜欢他。文人拜，求其才德，军士拜，求其神武，商人拜，求其公义，乡民拜，求其灵通。至今，他还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几乎有华人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港澳台，东南亚，甚至海外其他不少地方，关公都颇有知名度与号召力。最有意思的是在泰国，法院开庭时，宣誓对象不是国家元首，而是公关。看来，这个山西人，早已远远跨越时空，超越人种、民族与国家的界限，神化成一种或文化或精神的图腾。 　　　　　　山西的将帅，除了经纶才华，勇力胆识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个性鲜明，气质独特，非常有特点。　　　　　　先说汉武帝时的两位大将：河东人卫青及霍去病。这舅甥俩，一个赛一个威猛，一个比一个勇武。霍去病１８岁随军出征，２０岁就把匈奴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汉武帝给这员小将建了一座府第，他辞却不要，并慨然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正是这两位大将军，横刀立马，四处征战，为汉疆域扩张、边陲安定立下了不朽功劳。从他们之后，汉家皇朝再不用低声下气，把自己的金枝玉叶送到荒漠边关受罪了。当然，此后的昭君出塞另当别论，那是汉家的气度，与汉初低声下气，权宜之策的“和亲”是完全两码事。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被这舅甥俩打得吓破了胆的匈奴人，最后竟逃到多瑙河畔，建了一个匈牙利，在那儿称王称霸起来。　　　　大唐名将薛仁贵是绛州龙门人。其“汾河射雁”和“寒窑”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他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穿白衣，我想大概是这位将军长得白，又爱美的缘故吧。民间不是有一句“要想俏，戴白孝”吗？《谭宾录》载，当年唐太宗征辽东时，军前观阵，看到这位白袍将军，“握戟橐鞬，张弓大呼，所向披靡”，深为惊服，叹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后来，在薛仁贵七十多岁时，突厥兵听到薛仁贵去世的流言，便大胆侵犯。阵前问唐将是谁，说是薛仁贵。突厥兵不信。仁贵便脱去头盔让他们瞧瞧，突厥兵一看大惊失色，连忙“下马罗拜”，接着赶快撤退。白发苍苍的老头子，竟还有这般威力，真是了不起。无论如何，大唐辽阔的疆域，都无不于这位七老八十还要征东征西的白袍将军有关。　　　　　　北宋时期，山西又出了英勇神武，满门忠烈的杨家将。这个家族，绵延几代，个个英雄好汉，代代忠勇无比。虽说正史上并无太多记载，可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却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敬仰。想想那令公佘太君，那杨六郎穆桂英，那七郎八虎，那杨门女将，他们的故事无不叫人血脉贲张，气吐眉扬。那血战金沙滩的惨然悲壮，那太君百岁挂帅的无畏气概，那十二寡妇征西的巾帼风采，想起来无不令人扼腕不已，荡气回肠。正是这个刚烈的家族，以冲天的豪情和滚烫的热血，给那个阴柔的王朝涂了一层厚厚的亮色。只有热血，没有眼泪的杨氏家族，就这样无怨无悔，以浩然精忠之气，无畏英雄之躯，羽翼赵氏王朝，几近半个多世纪。想想最后，这软骨子的大宋王朝，竟还要靠杨氏的寡妇女人上阵保卫，真是令人愤然慨然怅然，无奈时阻空隔，只好千年往事，唯有一叹了。　　　　　　正如杨门女将一般，三晋女子从来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驰名中外的娘子关，其名便是缘于当年李世民的姐姐晋阳公主率领娘子军镇守边关而来的。而在五六十年代，山西的铁姑娘，更是全国闻名。如今的大寨还是由这样的一位“铁姑娘”坚撑着。而最能代表山西女子骨子里那股刚烈忠勇之气，就是烈士刘胡兰了。这位小姑娘，出生在文水县境内的云周西村，如你所知，那是武则天的故乡。那里的女孩子都很大气，活泼直爽，爱憎分明。当年，小姑娘从从容容地躺在铡刀下，脆生生地扔下一句“怕死不是共产党员”，从容就义。那年，她还不到十六岁。如今，在她的故乡，有其烈士纪念碑，有其遗物陈列室。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她的照片。一位很漂亮，很漂亮的小姑娘。　　　　４　　大气刚烈的山西人，外貌粗犷，可内心却细腻得很。他们不但吟诗作画，舞枪弄棒是一把好手，而且吹弹奏唱，修塔建庙，也无不做得绝妙，堪称行家里手，名师大家。　　　　　　便是说其粗犷，我心里也一百个不情愿。说来你大概不信，山西历来可是帅哥成群，美女成堆的呀。不需说关云长的神逸，薛仁贵的英姿，王摩诘的俊美，单就四大美人中，山西人便占其二，已经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貂蝉是忻州人，杨玉环是河东人。我们都熟知“吕布戏貂蝉”的故事。而吕布是定襄人，离忻州不远。如今，民间还流传一句“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的谚语，意在告诫家乡的好男好女，不要向他俩学习。　　　　　　在晋北大同地区，更是盛产美女，历代王朝，宫里入选美人，都少不了大同藉的。那个有名的“玉堂春”——苏三，也是当年从大同买进的。这自然与当年此处林木茂盛，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有关。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故宫大殿里那些高大的梁柱，许多都是从山西采伐的。只可惜，后来过度砍伐，水土流失，山西才成了今日黄沙弥漫、沟壑纵横的怪样子。山西人是否因此才渐渐变得粗土起来，已不得而知。　　　　　　外人对于山西人的粗土印象，概源于难听的山西话。平心而论，山西话是不太好听，音浑调重，语直韵少，自然不如江南的莺歌燕语好听，京话的字正腔圆舒服。那个北京叫王小波的作家，就总是拿山西话开涮，还揶揄当年玉堂春挂牌，因为一口难听的山西话，而招不到客人。便是当年那些眼红晋商的人，也是酸溜溜地借以讽刺山西话，找出些优越感来。　　　　然而，正是这些说着难听方言的山西人，玩转了唐诗韵律后，又轻轻松松地撑起咿咿呀呀的戏曲大幕来，浅吟低唱，再领风骚数百年。　　　　　　山西是传统戏曲的最主要发源地。在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中，山西人就占了三个。而中国有价值的古戏台及戏曲文物，十有七八都在山西。直到今天，山西几乎每个乡村，都还顽固地保留着一方或破或新的戏台，遥证着那曾远去的曲乐辉煌。　　　　　　如果说戏曲是古人的流行文化，那山西就是其先锋文化中心了。因此，当年山西戏曲特别发达，剧目精彩，曲唱讲究。蒲剧、晋剧、眉户、上党梆子，都相当有名气。以前，逢节过年，或有什么重大仪式，大多请的是山西的戏班子，许多剧目首唱，也都荣归他们。只可惜后来观众的口味变了，喜欢甜些柔些腻些的，南剧便渐渐压倒了北剧。如大家所知，山西戏剧唱腔多以高亢、脆亮、悠长见长。因为，以前戏曲多是在乡村旷野演唱，山水一起奏鸣，天地为之同乐，因此这种底气十足的嗓音特别重要。但若在设有现代音响的小空间剧院里，无论器乐、唱腔，都不免有些燥的感觉。当年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特别偏爱家乡的上党梆子，便一再鼓吹，竭力推荐晋京。如你所料，那粗犷甚至刺耳的梆子腔，把那些文绉绉的专家名士吓了一大跳。尽管后来把各类器乐都改小了一号，听起来还是不太舒服。赵树理很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　　　　　　这又是一个奇妙的悖论。山西人能写爱唱，却无法让别人喜欢起来。大概源于此，山西人一发狠，不能唱我就说，我就写。于是，山西清徐人罗贯中，便扬扬洒洒地写出一部《三国演义》来（《水浒传》他也有份）。如你所知，中国传统小说起源自话本，就是说书人的手稿了。这位罗先生，不知当初是否也用“山西话”讲过《三国》呢？记得我小时候，就常听村里的老人讲三国，浑朴的山西话配讲三国的英雄草莽，我以为很有味道。　　　　还有一部号称千古奇书的《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何方人氏，莫衷一是。但最新研究表证，《金瓶梅》许多话语，是以晋中的山阴方言写就的，并具体考证到是王家屏。当然，这个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不过，作为了解山西话的山西人，看了专家的研究文章，我认为很有道理。　　　　　　山西人胸怀大气高远，心智精巧细密，不但表现在文学才能上，工艺水平表现也令人刮目相看。　　　　　　在中国美术史上，山西有两处堪称国宝级的“双绝”：芮城永乐宫的壁画和平遥双林寺的彩塑。凡到过永乐宫的人，无不为其壁画的恢宏气势所撼。那长达数米的线条，流畅得近乎完美，似有神助，那如云如麻的仙姿，精妙得呼之欲出，真是天成。而双林寺的彩塑，造型精彩，技法绝妙，无论神佛鬼怪，还是鱼龙鸟兽，大可顶庙堂半方屋宇，小则存仙佛一点手指，或立或蹲，或行或飞，色泽鲜艳明丽，姿态生动多变，真是艺术奇迹，人间珍品也。而这些作品，都是出自不知名姓的民间艺人之手。能画出这般气魄，可塑得如此佳品，不能不惊叹山西民间真是人杰地灵，藏龙卧虎之地。　　　　　　山西人的艺术才情还不止如此。在山西境内，有着太多太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看那耗全国铁产量三分之一铸就，蹲伏千年的黄河铁牛，看那雷霹炮击无恙，立千年不倒的应县木塔，看那层层叠叠的云岗大石窟，看那“马尾吊着的”浑源悬空寺，看那平遥古城，看那乔家大院，看那木雕盘龙，看那鱼沼飞梁，哪一个不是工艺史上的典范，建筑史上的佳话？　　　　　山西汇聚如此众多的精工妙技，我想绝非偶然。这与山西人的性格分不开。他们有巧思，爱琢磨，喜欢跟自己较劲，凡事都要搞出个名堂，弄出个花样来。永济普救寺里的莺莺塔，是中国有名的回音古建筑，你在塔下一块石头上随意敲击，就能清楚地听到如蛙鸣的声音。据说，夜里若站在塔下，你可以清楚地听到二里以外夫妻吵架的声音。而在临猗县，有隋唐时建的双塔，每年有两个特别的节日，双塔的影子可以交替在一起。你或许以为不可思议，可没办法，山西人就有这能耐。在苏州，有一座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原址是“三晋会馆”，里头有个精妙绝伦的戏台，据说当时连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看了，也连连赞叹，视为奇迹。这座建筑的工程师，按理推算，我以为肯定是山西人。无论如何，我一直愤愤地想，山西若在现代不出几位重量级的工艺名家，建筑大师，真是有些对不起老祖宗来。　　　　大概没多少人知道，紫禁城里金光闪闪的琉璃瓦，也是山西人发明的。另外，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也出自山西绛县。　　　　５　　　　在传统建筑学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勾心斗角”，指斗拱相互交错相连。山西人对建筑如此痴迷，大概对此更是心领神会。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山西人的心智特别灵巧珑透。这种气质，表现在文学上，是神妙，表现在工艺上，是巧妙，表现在理财上，就是精妙了。而山西人的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随着晋商文化的不断深入发掘，大家对山西商人越来越刮目相看。而山西人善理财，早是不争的事实。远不说春秋时与陶朱公齐名的理财大师猗顿，民国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便是山西人氏，而建国后的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也是山西人。还有那个土皇帝阎锡山，也精于此道。老阎造窄铁轨，便是一例。老阎当政时，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钢铁公司，甚至电影公司，使当时山西的经济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山西人精巧的心计城府，周密的思考能力，使得他们无往而不利，做官成官，做将成将，做士成士，做商成商。他们敢做大事，爱做大事，最终也能成大事。但作为一种群体人格，这种品质一旦失去大家的张扬，失去人格的支撑，便容易庸俗为“耍滑头”、“斗心眼”，往往算计得过了头，“聪明反被聪明误”，做出些贪功求大、杀鸡取卵的傻事来。如今，山西人政治形势跟得紧，大话文章多，面子工程多，小报告打得多，都是公开的事实。山空了，地陷了，空气污染了，河水断流了，山西的小煤窑还是屡禁不止，疯狂挖采，不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为财政、为政绩而精打“小算盘”的可悲后果么？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不计后果的行为，正让我们的子孙，而且必将继续让他们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山西人太聪明了，太大气了，太现实了。聪明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大气得“什么都敢干”，现实得“唯有我自己”。他们历来不靠神佛，不信鬼灵。他们尊奉老祖宗荀子“人定胜天”的信条，洞晓“求人不如求己”的道理。神佛也好，鬼灵也罢，都是些可信不可信的玩意了。大概二千多年前，山西的荀子老先生，就早已把不用怕鬼，不用信神的理由说得条条有理，头头是道。　　　　山西民间文化历来轻鬼神，重世俗的。虽然他们划出些地盘给神佛道仙居住，花了许多钱财兴建塔庙寺院（云岗石窟，五台仙境，北岳恒山都是佛教圣地），有空时也会前去拜拜。这方水土也曾养育出两个很有名气的仙人：吕洞宾与张果老。然而山西人却从不把精神寄托在神鬼之上，他们更相信自己，对自己祖宗、对当地英雄的敬拜，似乎更热情，更虔诚些。山西民间，那些大大小小名人的庙祠墓碑，历来就香火不断。他们便是信神信鬼，也只认“老乡”牌的。　　　　　　山西铺天盖地的世俗情结，影响太大了，竟连仙人都会沾些俗气，和尚也要明些世故。《高僧传》记载，魏晋时有一位河东籍的高人叫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是不是关老爷家族后代，待考），“幼有神理，聪明秀彻”，当时很有名气。大书法家王羲之对此很不以为然，就对别人说：“一狂僧耳，何足言。”后来有一天两人见了面，王就问他：“逍遥篇可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揭新理，才藻警绝”。王听后，深为叹服，知道真是高人也。后来，支遁跑到剡山，“立寺行道”，不但教弟子佛理道义，还经常写些“座右铭”以资鼓励。这样的“入世”高僧，我总以为太不潇洒了。想想看，逍遥篇或座右铭，关卿何事？真正的高士应如闲云野鹤，淡泊尘世，而不是四处交际应酬，替弟子写小纸条。我想，他是放不下人世间的俗名罢了。后来，五十出头就向天帝报道去了。大概是上天的“头儿”也觉得他太招摇的缘故罢了。　　　　　　山西人对神佛的大不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爱情故事可以佐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厢记》了。故事的发生地在今永济市（古称蒲州）的普救寺。当年书生张瑞赴京赶考，途经此地，看此地风光秀美，便在寺里暂住歇息，温读功课。赶巧遇上已故宰相的千金小姐崔莺莺做“芳邻”。张生人痴，莺莺情浓，后在丫环红娘的帮助下，终成好事。这个故事妙就妙在“偷情”竟发生在佛门这般清静之地，而且是不法的“婚前性行为”！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老天！神佛面前胡来，竟还能如此诗情画意，竟还有这般闲情雅致。这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唯一公开的特例。若还有人效法，看庙里的和尚不打断你的腿！据说，当年张生与莺莺的婚礼，就是庙里的大和尚主持的。同是出家人，同是面对爱情事件，山西的和尚以联牵红线为乐事，而浙江的法海则是以棒打鸳鸯为己任。孰好孰坏，孰高孰下，自是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效。　　　　　　如今，庙塔还在，桃花依旧，和尚也是有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庙里新起了一大片院落，由一个个精致的小院组成，说是为现代的“张生与莺莺”准备的。据说每年还会组织一个国际情人节，红男绿女，煞是热闹。看来，神佛在山西人面前也无可奈何。阿弥陀佛，睁只眼，闭只眼吧，出家人慈悲为怀，做做月下老，有何不可？　　　　6　　行笔至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与伤感。把这么多的祖先招来，看着他们济济一堂地汇聚在此，不知是应该欢喜还是伤悲，是骄傲还是羞愧。面对祖先亲切的目光，突然涌起压抑不住大哭一场的冲动。　　　　我们能告诉他们些什么呢？便是把们擦得锃亮，一一摆放出来，又能如何呢？这个质疑，首先不是来自别人，而是祖先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贫穷，永远不能成为抱怨的理由。痛苦，也总是成功的原发动力。他们吃苦耐劳，开创黄河文明，他们能文能武，独领一代风骚，他们能谋善断，气吞锦绣山河，他们精工善贾，钱财富可敌国；他们进则仕，济天下养苍穹，退则师，立贤言守气节；若逢乱世，必赤胆忠心，金戈铁马，成就不世之业；若遇太平，则安守其业，厚积薄发，求成有益之人。面对这样的祖宗，除了恐慌，除了难堪，除了羞愧，我们能说些什么，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失落的如我辈的山西人，除了一边喝着老陈醋，一边酸溜溜地回想“那些曾经阔过的日子”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风景秀丽的山西哪里去了？那个自古“表里河山”的山西哪里去了？辉煌，财富，名气，曾经我们什么都有过，如今，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现实的山西人在没有了现实的凭靠后，人格精神竟也萎缩、疲软得一塌糊涂。不说那浩然之气，不说那风流之风，我们竟连最起码的方向都已经迷失了。　　　　如今，说起山西来，除了冷冰冰的石窟，轻渺渺的五台，四方方的古城，我们的印象好像就剩下脏、乱、穷了。远古的辉煌早已褪色，政治的喧闹早已经冷场，只剩下一种畸形的繁荣，闹哄哄，香艳艳地斜撑着山西可怜又可悲的名声。　　　　现在的太原，都知道以小姐多，夜总会多著称。而且其夜总会的豪华程度，直追国际标准。由于“物美价廉”，周边省份，甚至北京的许多款爷都来此消遣。据说也因此拉动太原经济上升了几个百分点。每逢想到京晋高速路上来来往往“乌龟壳”中，有多少“狎客”是奔着“风流快活”入晋的，总会感到深深的悲哀。　　　　不为客人，不为小姐，只为我的故乡山西。
人　文　河　南　　　　　　从文化意义上讲，河南是一块我们无法忽视的地域。　　　　湟湟千年华夏文明，正是从这块黄土地上发源流淌，继尔漫延全中国的。河南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语："河南就是咱中国人的妈"来解释最为恰当。如今，这位母亲乳汁断尽，人老色衰，满脸风霜，踡缩黄土一角，莫名成了儿女嘲笑的对象，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悲哀。而时下关于河南的笑话漫天飞，河南在一种"流言运动"中被肆无忌惮地蹂践，又实在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体歧视，是一个尴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现象。昔日的辉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样轻而易举被几句流言，几个笑话掩盖，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笑话。这一方面缘于我们可怕的无知和愚蠢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承载农耕经济的黄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随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历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河南人自己来解决。而地域文明的振兴，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经太多太多，时下，我们应该更关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态势与内涵。自然，这是一个深刻而博大的命题。但我们不妨先从寻找迷失的自我开始。　　　　河南人之所以为河南人，是缘于地域，是缘于历史，是缘于血脉。那么，就让我们顺着地域文化的长河，从个体文明的源头开始，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找那个我们曾经失落的世界，并捎带从历史的长河中采撷些文明的珠宝，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药，然后，清洗文化的伤口，挖去精神的恶疮，外贴内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钢骨，还原一个健康的中原文明。让郁闷已久的河南人气吐眉扬，再次挺拔地站直腰板，用骄傲的豫中话大声宣布：俺是河南人。　　　　为什么不呢？　　　　1　　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从春秋走来，从秦汉走来，从唐宋走来，从近代走来的那些河南人，一个个都是人格茁壮，性格鲜明，或察天观道，或倚剑长笑，或游刃权谋，或诗笔作刀，无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一肩担天下道义，一肩负百姓福利。他们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这体现在侠士武将身上，是忠肝义胆，是精忠报国；体现在文人官员身上，是忧国忧民，是鞠躬尽瘁。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激励温暖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老庄。这两位道家先祖，虽也有报国救民之心，但却选择了"出世"之道。骑青牛潇洒而去，御清风逍遥而游，纵是令人向往，消极避世，返璞归真，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哲学，并历来为统治者所用。正所谓"外示儒术，内尊黄道"，就那样心照不宣地操纵了中国几千年。但如你所知，对黄道情有独钟，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级"的胃口罢了。面对惨淡人生，芸芸民众，更多的河南人，凭着黄土赐予的豪胆，借着黄河赋给的热血，选择了更直接，更积极的"善其身，济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辈宗师，我以为首推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了。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用现代术语解释，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倡导博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智者了。据考证，墨家学派是一个准军事机构的组织，有一套严密而独特的组织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国江湖的最早帮会。我想这群侠士好汉，除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外，也一定会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事来。　　　　墨子之后，又有一个名叫荆轲的河南好汉闪亮登场。他是卫国人（今河南境内），是否墨子传人，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他爱好读书，武艺高强。当年，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应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刺杀秦王政。至今读起史书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字句，依然会被那视死如归的侠义大气而深深震撼。长亭外，古道边，残阳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带的士子，穆然肃立，为一个怒发冲冠，将踏不归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历史就在那一瞬间定格，风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壮的风景，感动了我们几千年。　　　　唐时，嵩山上又冲下来一大批勇猛无比的少林武僧，他们护唐王，斗恶贼，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精彩无比的除奸惩恶的《少林寺》。到了宋朝，河南汤阴县，又走出一位顶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飞。当白发苍苍的岳母为儿子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不但把一种强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飞的心间，也刺醒了每个有热血，有良知的中国人。当年，岳家军（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热血汉子）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想想岳大将军那杆出神入化的金枪，是如何为柔弱的王朝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将那对所向披靡的银锤，是怎样给野蛮的夷族砸响警告的铜锣。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又是怎样激励着中华好儿女，一代又一代，谱写精忠报国的歌。　　　　当历史滑过上世纪50年代，在炮声轰轰的朝鲜战场上，高吭激越的豫剧曲调正在响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骄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团义演。当年，就是她，不辞劳苦，全国巡演，竟为志愿军募捐了两架飞机。河南人的爱国情怀，一旦被激发，他们可以创造出无数个奇迹来。需要补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也长眠在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巩县人杜甫了。这位大诗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伟大来形容。他是如此深爱着这片土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他对战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朴素的人文理想。还有那沉甸甸，至今诵读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别"，是他对暴政的讽刺控诉。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与白居易齐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他自愿把百姓摆在第一位，喜欢替百姓说话。所作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而他的同乡元稹，也是此道中人。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结的鲁山人，其诗多为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极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但流于极端，平生不做近体诗，古诗也平直单调。虽然其文学成就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热血，还是相通的。　　在历代为民造福的河南官员中，最聪明的要算春秋时的范蠡，最刚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无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出身微贱，但绝对聪明，辅佐越王勾践，巧施美人计，苦心经营，精密筹划，终灭掉吴国，成就越王一代霸业。但功成名就时，他却不慕富贵，巧妙隐身而退。《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史记·货殖列传》又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晚年放情太湖山水，爱好养鱼。著《计然篇》、《养鱼经》"。从政经商，为国为家，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与行动妙解了一道"读书人如何释放人文情怀"的道德难题。其卓越的思想光辉，至今对视，依然有刺眼夺目的感觉。　　　　那个"包龙图端坐开封府"的黑脸"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则与人情，强权与道义之间巧妙平衡，用刚烈惩治邪恶，以智慧伸张正义。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结"，也因为这位曾在现实存在过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许多，安慰了许多。　　　　而那个兰考县的现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以党性认真地坚守着，用良知小心地调整着，让行动仔细地填充着。如今，这个伟大的精神坐标，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着，在僵化的口号里宣扬着，虽有些孤独，有些落寞，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阳人张仲景了。被后世奉为"医圣"的他，面对兵荒马乱、疫病流行的惨淡现实，以最朴素的想法，最诚挚的情感，毅然选择了救死扶伤、济世苍生的医生职业，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后来他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书中的《金匮要略》部分，更被世代医家尊为"医方之祖"。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侠士试剑，武士弄枪，歌者展喉，文士投笔，官员动脑，医生用手，纷纷汇聚在那面裂裂作响的人文大旗下，大气潇洒，豪情勃发地坚守着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2　　除了那腔滚烫的热血，除了这般豪爽的情怀，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艳的一面。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历来就以想象瑰丽奇特，文笔精致艳丽著称。　　　　这一点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庄子了。这个梦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现实中活得非常寒碜，甚至有些萎缩。人瘦得"槁项黄馘"，住在"穷闾陋巷"，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得一塌糊涂，潇洒得有天没地。那洋洋洒洒的一本《庄子》，文笔优美诙谐，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必读之书。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　　　　众所周知，庄子的文章真称得上天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种时空、概念里逍遥穿行，读起来非常快感。而庄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揶揄挖苦人。这一点技巧，他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高明。如果庄子活到今世，面对世人对河南的群起攻击，我想他一个人对付，已经绰绰有余了。而庄子文章语言的精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和譬喻，至今还为世人所喜爱，所引用。　　　　庄子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家乡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唐时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诗人李贺，其诗作多以想象诡奇取胜，构思奇巧，文笔绝美，似有神助，时人称为鬼才。而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县人)，善用比兴，色彩瑰丽，精于用典，形成了缜密婉丽、旨趣深微的艺术风格。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开封又出了一个史达祖，善于咏物，刻划精工，形神兼备。如"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与西风有约，年年同赴清秋"，这些文字多么生动，简直有呼之欲出之感。大词人姜夔对此就佩服得很，称其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河南人能写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举不胜举。如刘方平的《月夜》里的"虫声新透绿窗纱"，如宋祁《玉楼春》里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都是多么漂亮可爱的句子。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继承发扬了老祖宗"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为百姓，为道义，为故土，文笔朴实得要命，传达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或是继续着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遗风，文章或求俏意求险韵，透露出古怪的精灵，或是求细腻求生动，飘逸着精美的褶皱。但无论如何，据我了解，他们都非常认真，是文字道路上创作态度最严谨，最执着的一批文化人。每次读起他们的文章，或是想起他们的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动。　　　　3　　河南除了这些星光灿烂的人文大家以外，还有几座引以为豪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载在这几个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如安阳的浑朴，洛阳的秀致，开封的细腻等。然而，这几个动辄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很难找到些留存的历史坐标来。唯能衡量的，也许只有掘地三尺，发掘那些古墓遗址了。于是，千年文明的传承，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散乱在那一堆堆的废墟之上。拂去千年的尘土，参照先人的笔记，在艰涩难懂的甲骨文里，在锈迹斑斑的青铜鼎上，在残壁断垣的遗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们努力拚凑着这块土地上曾经闪亮的文明之光。殷墟、商都，魏晋城郭，宋时官窑，多少辉煌与文明，多少血泪与耻辱，都因频繁的战火，黄河的泛滥，统统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时空中。　　　　关于安阳，最有名的便是发现甲骨文的殷墟了。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稀世的繁华。从那里挖出的青铜宝器，无论形制，还是工艺，都不难推测出。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除了臆想的骄傲，除了斑驳的文物，我们好像无法获取更多的东西。　　　　但大气的人文遗风犹存。在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有了这条巷的安阳，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与现实的人文对接，才使得它有足够的信心安详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荣辱。　　　　洛阳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东周、魏、晋、后唐等先后在此建都，号称九朝古都。而我以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晋、后唐等，或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如东周。这种尴尬的现实也正是洛阳城为什么无法大气起来的缘故，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统的历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被蹂躏，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首都的洛阳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诸多的历史名城里，洛阳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洛阳城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复复被毁灭，悲恨相续的血泪史。对此古人叹云："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且看洛阳城"。　　　　在金戈铁马的嘶杀中，历史无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续。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南移，以及黄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滥，洛阳永远失去再度雄起的机会。曾有的辉煌，便永远沉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如今的洛阳，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繁华的痕迹。我们能提的，除了那一园独开独败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马寺，除了那痕迹模糊的龙门石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见证。　　　　在我看来，洛阳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汉唐之际，作为最重要陪都时的那段好时光。毕竟，那时她侍奉的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王朝，她也有时间打扮自己，保养自己。当年，她可能是中国最漂亮，最壮观的城市之一。豪富人家竞相传抄《三都赋》，搞得一时"洛阳纸贵"，那是魏晋的洛阳，"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这是盛唐的洛阳。"年年花开帝王家"的花城洛阳，如今也只能从阴冷古籍里寻找，在一帘幽梦里重现。 　　　　开封比洛阳幸运，就在于她虽然也侍奉过一些类似的小王朝，但毕竟在近150年的时间曾专心侍奉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最发达的北宋王朝。看过《清明上河图》的，都无不为那个辉煌而繁华的帝都所惊服。而图上所展现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罢了。　　　　当年的汴京，有外城内城。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想想看，若《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再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　　　　如今的开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铁塔，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宋时的痕迹。那中州盛日，"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的绝世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运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国寺前的技艺杂耍，也都成了遥远时空模糊的印象。　　　　不过，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开封城里的那几泊湖水，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而城内四处悬挂的诗书字画，栩栩如生的汴绣，浓郁的美食文化，明示着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着强大的文明惯性及坚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会郑州，自然有些过不去。但作为一个城市，许多河南人并不喜欢郑州，觉得没底蕴，没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无大家风范。郑州的存在，好像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意义罢了。它好像还远远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担来。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却找不到一个相匹配的精神坐标来对称，找不出一个相匹配的现代城市来代表。具体来说，郑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而开封是唯有灵魂的城市，谈及洛阳，则是除了历史什么都没有。　　　　失去精神导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发呈一盘散沙。而河南的尴尬　　还不仅仅如此。最难堪的莫过于，在积有如此丰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却无法形成一种群体向上的积极人格。散乱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农文明残留的固疾。失去人文导向与精神坐标的河南人，只好有些无奈，有些不甘，灰头土脸地生活着，隐忍着。　　　　4　　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这话好像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既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政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做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做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于是。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 程颢和程颐了。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理论，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像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哪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是的，教育，唯有教育。
山东汉子　　　　1　　山东出好汉。　　　　　　提及山东人，我们总不免与那些粗犷豪爽、勇武坦直的英雄好汉联系起来。且不说瓦岗寨里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且不说动不动就亮出“山东好汉”招牌的秦叔宝，也不逐一点击那些能征善战的勇士猛将，单是梁山泊蹦出个舞两把板斧的黑脸汉李逵，就足已让我们领教“山东好汉”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魅力。最能描述这种粗犷剽悍的群体性格特征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故事：东西郭勇士。话说当年，“齐有好勇者，一居东郭，一居西郭”。一日，两人路遇，东郭勇士说：“去喝一杯如何？”“有肉下酒吗？”西郭勇士问。“你身上的肉，我身上的肉，不是肉吗？”东郭勇士乜斜着西郭勇士说。西郭勇士不甘示弱，欣然应允。于是，两人找来些豆酱，拨出刀来，你割我一刀，我割你一刀，蘸着豆酱吃将起来，谁也不甘心先服输，直吃得两人都倒毙于地。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恐怖，也有些极端，却是“勇”、“直”的最真实写照。这种尚武好勇的风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荀子•议兵》云：“齐人隆技击。”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山东人爱打架”。譬如说当年的齐闵王，他选用官吏的办法只有一条：看他敢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人搏斗。齐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以比武取乐。如他们驾车上路，喜欢以车毂相互撞击来逗乐。大道上，尘土飞扬，车马急驰，“砰”地一声车毂相碰，落败的一方有人仰车翻之危，没有点勇气胆量是不敢玩这种“飙车”游戏的。　　　　　　齐人如此，鲁人也不差。便说那位“反霸权主义者”的大将军曹沫，当年在一次典型的“以强凌弱”的“国际会议”上，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毅然搞起“恐怖分子”的行为，用一把匕首劫持了当时大国领导人齐桓公。当时“桓公左右莫敢动”，忙安抚一切好说，并问有什么要求。曹沫说齐强鲁弱，但也不要欺之太甚。逼急了我们什么都能干出来。桓公到底也是场面混出来的，“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曹沫听了，“投其匕首…颜色不变，辞令如故”。这个行为，细想来实在是冒险之举，若不是当年齐桓公有更大的野心，不想“弃信于诸侯”，曹的小命，包括鲁国，也可能顷刻“灰飞烟灭”，全部玩完。但从个体角度来讲，曹沫这种“心跳”的玩法，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直面给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一个响亮的“教训”，也真叫个爽。　　　　　　当然，山东好汉，可不仅仅靠手中的利刃、心里的“热胆”来吓人的，他们智慧的锋芒、语言的犀利，却不次于手中的利剑。于是，群体人格中，山东男子一边率性挥洒着大气的豪爽，另一边又可爱地张扬着别致的潇洒。别的不说，单想想当年那位顶天立地的“卧底”大英雄杨子荣，是如何一边撩着袍子耍酷摆造型，又是如何一边气正胆直地套瓷编瞎话，就足已让我们对这位“土匪终结者”佩服得心悦诚服，崇拜得五体投地。　　　　　　勇武得有板有眼，潇洒得没天没地的山东好汉，可不单杨子荣一个。再如两千多年前的那位毛遂毛先生。什么都不说，还是透过历史的镜像，先看看毛遂兄的精彩表演吧。　　　　　　话说当年平原君带二十高级门客去楚国说服楚王联合赵国抗击秦国。但任凭平原君说得口干舌燥，心如火焚，楚王依然唧唧歪歪，哼哼哈哈，不肯给个结果。就在事件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主人公上场了。　　　　　　且说毛遂亦不答话，按剑拾阶而上，昂首走上朝来。对平原君说：“合纵之事，只要言明利害，三言五语便可解决，却为何自日出谈至日中，仍未商定？” 楚王见有人竟敢按剑直闯朝堂，且出言不驯，不觉怒起心头，但不明此人底细，又慑于毛遂兄的威严，便转身先问平原君道：“此是何人？”平原君道：“此乃胜之门客毛遂。” 楚王便高声叱喝道：“大胆狂徒，本王与你家主人谈话合纵之事，岂有你说话之地，还不退下？” 毛遂毫无惧色，按剑直前，说道：“合纵乃天下之事，天下人皆可议之，况在我家主人面前，你叱者何来？仗你人多势重罢了。然如今你我相距仅十步之遥，你的性命便握于毛遂手中，还逞得什么威风！当年商汤凭借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周文王仅凭百里地，却使天下诸侯臣服，又有哪一个凭借了势众人多呢？”楚王脸色稍和，问道：“先生有何话说？” 于是毛遂大讲一通道理，先夸再骂，骂完再揉，说得楚王心服口服，连连称是，道：“就依先生，就依先生。”毛遂问：“主意拿定了吗？”楚王道：“定矣！定矣！”毛遂便呼楚王左右：“取鸡狗马血来！”　　　　　　左右取铜盘至。毛遂双手托住铜盘，跪献楚王道：“大王当献血为盟，正式合纵之约，大王先饮，我家主人次之，毛遂再次。”于是朝堂之上歃血定盟，合纵事成。 　　　　　　看看我们的毛先生，唇枪舌剑，豪气冲天，话说得多漂亮，有理有据，有礼有节，不但圆满完成外交任务，而且也大长了赵国的威风和志气。事后平原君由衷感叹其“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不过，山东人就是山东人。眼里揉不下沙子。便是鄙视人，也一点都不掩饰。你看看他是如何挪揄同行的同僚的。毛遂左手托定铜盘，右手招呼朝下十九人道：“诸位就于朝下共同歃血吧！你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谓‘因人成事’者，不就是这样吗？” 　　　　　　众所周知，这位可爱又可敬的毛遂先生是以“我选我”的自荐行为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其实，在强调谦让内敛的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单就他这样一个勇于“亮出你自己“的推销姿态，足已让他傲视文林，流芳百世了。如你所知，中国传统文化人，总有孤芳自赏的坏情结，动不动就哀叹“怀才不遇”，或总不把自己当人，天生一副“求赏”的奴才样。或把自己比作美人，求取帝王宠幸，或把自己比作鲜花，媚获美人的怜爱，强一点的，也是把自己当成一匹良马而已。我就不明白，文人为什么就不能腰板挺直，主动些，坦白点，堂堂正正做个有点血性的汉子呢？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性压抑，其缘因动机自有各类不同说法。但血性的丧失，性格的疲软，却不能简单地归罪到“礼教”那么简单。翻遍四书五经，堂皇言之的“孔孟之道”，老人家也没明示或暗指我们必须那样窝囊地活着。　　　　　　孔圣人教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有血有肉，敢说敢当的子路兄了。这位鲁直可爱的山东人，名叫仲由，字子路，又称季路，是孔圣人的得意门生。《史記》里称他：「性鄙，好勇力，性伉直。」刚勇好强，这也是典型齐人的性格。这位子路兄，只比孔子小九岁，也算同辈中人，所以，对于老师，说话总是大大咧咧，也大概唯有他敢于直面顶撞孔圣人。据《說苑》〈貴德〉中记载，子路与孔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这样的：　　　　　　那天，子路兄「冠雄鸡，佩豭豚」，手持利剑，勇武凌人地站在路旁，端的一副先古“后朋克”的打扮。孔圣人一见，嘴里啧啧两声，教化之心顿生。如你所知，这老先生总爱教训人。当初便对如盗拓辈的“黑社会老大”也曾苦口婆心过，今日见了这样一个“小混混级”的后生，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孔圣人悠悠然地问道：“后生，干嘛要提着剑呢？”子路回答说：“防身嘛，谁对我不好，我就砍他，,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呀。”孔子闻言，文绉绉地讲了一通君子无需用剑的道理。他说：“『君子，以忠为质，以仁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闻于千里之外。不善则以忠化寇，暴以仁围，何必持剑乎？』”这子路虽是鲁莽之人，但心却灵巧，而且对于孔子这一套“以德服人”的理论非常敬服，再者，恐怕也厌倦了“小混混”打打杀杀的生活，于是，赶紧找了件长袍穿上，托关系递条子，终于成了入门弟子。这一点，太史公说得明白：「孔子設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請为弟子。」后来，大概没钱，交不起学费，便给孔子“打工”端茶倒水，牵马驾车，也算是勤工俭学，以劳付酬吧。　　　　　　子路好勇刚猛，而且喜欢音乐。只不过，雅乐古调不是他的更爱。他更喜欢“准摇滚”的即兴弹奏。那一日，子路兴致勃发，欣然鼓瑟，然铿铿锵，锵铿铿，“有北鄙杀伐之声”，孔夫子听了非常不喜欢，唉道“由也瑟，奚为于丘之门？”故事若讲到这里，你会以为子路这人大大咧咧，太过粗鄙。其实不然。他其实非常谦虚，甚至到了“闻过则喜”的地步。便说这件事，后来同门师兄冉有把老师的抱怨告诉他。他竟“惧而自悔，静思不食，以至骨立”。自然，子路的“惧”不是胆小，而是因为尊敬老师，肯从别人的角度着想，反思自己的不足。真不亏是一位谦虚上进的好同志。　　　　　　子路的优点不止此。他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胆直心正。当年，穿着夹着麻草的破袍子在街上行走，见到那些“衣狐貉”的富贵权势之家，照样是昂首挺胸，谈笑风生。这自然是一派“坦荡荡”的君子之风。另外，子路对父母尽孝，曾为父母吃到白米饭，「负米于百里之外」；他对朋友有义，「原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还有，他一言九鼎，言出必行，行必有果，《论语》上就夸赞「子路无宿诺」。正是这样一位有情有义的好男人、真丈夫，便是死，也要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当年，因为卫国内乱，子路为了救主，不顾危险，最后惨死乱军的刀剑之下。死之前，子路系帽的带子被他们的戈给击断了，子路自语：「君子死，冠不免。」将帽带系好，从容赴死。　　　　　　对于这样的热血汉子，便是遥隔千年，依然让我有脱帽致敬的冲动，如果可能，与他痛快喝一次酒，或听他高歌一曲，那更是莫大的荣幸和享受。只是，他的个性，他的风采，对于我们这些被物欲奴化的现代人，也只能心存向往，叹之赞之了。我们狭小的心房，容纳不了他的豪爽，我们单薄的瘦肩，承担不起他的信赖。便是对他的崇拜和尊重，也因为我们的虚伪和揣测，多多少少都要掺些水分，打个折扣了。　　　　　　　　2　　除却好汉，齐鲁之地还盛产圣人和君子。　　　　　　除了大圣人孔夫子外，称圣封圣的还继有亚圣孟子、科圣墨子、书圣王羲之、医圣扁鹊、工圣鲁班、农圣贾思勰、智圣诸葛亮等。中国民间历来就有求大封王的心理情结，走遍全国各地，无论城乡市镇，还是山林沟河，或地理或人文，或建筑或风景，总不难找出个天下第一的称号来。但敢于封圣称圣的，除了齐天大圣外，大概就唯有山东多了。称之为圣人，既有对知识升华为宗教崇拜的民族情结，还有就是盛赞其个人功绩的不可替代和不可超越性。因此，对于高高在上的圣人，除了好好地崇敬祭拜之外，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谈论太多。毕竟，他们离我们太遥远了。我更感兴趣的是圣人教化下的那些彬彬有礼的君子。　　　　　　何谓君子？我以为，君子，与身份无关，与地位无关，与长相无关。君子风范的核心精神便是人格的高尚和纯洁。欲求高尚与纯洁，就一定要学会克己服礼。毕竟，人世间有诸多诱惑，有些是需要努力争取的，有些则要刻意避免的。譬如说，对于美色，有些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胆追求就是了，有些则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最好还是“发乎情，止于礼”，有些则是需要“非礼勿视”了。我一再强调的“礼”，包涵着最其码的社会道义、人类良知和传统习俗。否则，一切都不顾，一切都无所谓，只是牵就、纵容自己的私欲和贪欲，那就与畜牲无异了。　　　　　　山东君子的最佳风范，我想应该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了。《南村辍耕录•卷四》载， 美男子柳下惠，某晚留宿郭门，碰巧还有一位女子来此投宿。正逢天寒地冻，怕那位女士被冻死，这位可爱的先生便将其搂在怀里睡了一夜，“至晓不为乱”。这个故事历来为世人津津乐道，赞其君子风范，视之道德楷模。　　　　　　这本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不料在今人的眼里心中，渐渐复杂起来，隐晦起来。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五条理由：一是柳下惠生理有毛病，没有“乱”的本钱；二是柳下惠心理有障碍，为沽名钓誉而不敢“乱”；三是柳下惠其实已行苟且之事，却对外谎称“不乱”；四是这位女子极丑无比，柳下惠没有性趣；五是柳下惠怕传染性病、爱滋什么的。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不，这些怀疑论里还暗含着极其无耻荒唐的逻辑：1、你要救那女子的命，她就应该以身相许，至少，她不能反对。2、若你救助的对象漂亮，你唯有性冲动，甚至性侵犯，才能证明你是正常的男儿身。　　　　　　如此卑贱的“下三滥”心理，可气！可叹！国人某些“描黑”的本事，便是经不起推敲，竟也能获得许多人的心里赞同。自己内心腌臜，便以为天底下人都是如此。你要是反驳，他会反咬你虚伪。这个世道，人心真是被狗吃了么？　　　　　　我们便是从一个有其码良心的普通人角度考虑，面对一个饥寒交迫的弱女子，又只是萍水相逢，寒夜漫漫，风雪潇潇，你无法给她更多的帮助，那么，用男人的体温，挽救一条脆弱的生命，也许那时那刻，对于一个还有一点人性的人来讲，都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若你这时竟打起鬼主意，注意人家有几份姿色，甚至“乘人之危”，期望用性的交易来感激你，你他妈还是人吗？　　　　　　没有办法，这个时代的道德旗帜早已污破不堪，“洁”的精神，对于今人而言，只是不可能的谎言。我们早已不懂得去尊重他人，某些心理快感，更喜欢建立在强奸别人的意志基础之上。于是，你看看，女研究生为拿学位，就要主动上导师的床；明星要想成名，就要先和导演亲密交流；业务员要拿到单子，就要热情伺候好客户。这样的新闻事件屡见报道，甚至已经构不成新闻。所有本应该正常、纯洁，甚至高尚的关系，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多变得复杂混乱起来。　　　　　　骑士精神，君子风范，俱已随风而去，伴着那些亮洁的人物一同消逝在寥寥的时空之中。现如今，我们对于君子的怀念，只能停留在一个假定的期待和虚幻的梦想里。至于山东境内，还有没有希望，还有没有榜样，都是无法得知明确答案的难题。只是据说挪揄山东人有“泡小姐只拉手”一说，不知算不算柳下惠的遗风？　　　　　　如今，西柳村还保留着柳下惠墓的遗址，乡人将其粉饰一新，亮出祖宗的招牌，只是求得成就一个可能赚钱的景点。前去观光游览的游客，三三两两，还是有的，只是恐怕无论乡亲，还是游客，对于这位祖宗，除却遥远的好奇与原始的崇拜外，更在意的是那些可作闲扯谈资的传奇罢。已经很少人有人理会反思已随先人逝去的那份纯洁的情感，还有，就是那份缘自敬畏和自尊的高尚风范。　　　　　　　　3　　山东有壮士。　　　　　　壮士，是一个男人专用的名词，是指那些心雄胆壮、意气豪放而勇敢的人。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就在于他们拥有一颗博大的心。他们往往心怀百姓，胸系天下，将满腔的热血，笔蘸墨含，把一个人字，写得气势淋漓，姿态汪洋。想想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逼人寒光，想想戚家军海上击杀倭寇的冲天豪情，那一个不是令我们热血沸腾，扼腕叫好？　　　　　　提及壮士，我头一个想到的是便张自忠将军。这位曾使倭寇丧胆的抗日名将，也被日本人称之为“中国第一位男子汉”。这个说法也许可笑，然而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怕他。面对当时中国军队更多无能的败绩，将军用鲜血和智慧，在喜峰口、卢沟桥、台儿庄、十里长山，给予日寇以坚决的痛击，用几次漂亮的“大捷“，维持了国家的尊严，坚硬了国人的骨气，挺直了民族的腰板。　　　　　　作为军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将军的心是决然的。他曾对部众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作为将军，他又是智慧的，当年的“襄东大捷”，将军采用奇袭手段，一举端掉日军总指挥部，然后指挥部队趁势猛烈反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大获全胜。那一战后，老百姓便美称他为“活关公”。　　　　　　长山之役，将军所率部队被日军重兵包围，激战两日，弹尽粮绝，一代名将，壮烈殉国。随将军东渡作战的二千官兵亦全部壮烈牺牲。凶残暴虐的日军也不得不佩服张自忠将军的忠勇，列队脱帽向他的遗体敬军礼，用上好木盛殓并竖灵牌。当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于是，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付出了二百多人的伤亡，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再将灵柩运往重庆。　　　　　　日，天空下着小雨，当将军的遗体从宜城运到宜昌时，十万群众自发送殡。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据说当时蒋介石是抚柩大恸，从此他的办公桌上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当史沫特莱在新四军的战营里听说张自忠殉国的消息时，彻夜未眠，后写下一篇纪念文章，题为《一个有良心的将军》。　　　　　　军人战死彊场，这是最好的归宿。也终是圆了将军“取义成仁”的伟大志向，取其民族大义，成就国家大仁，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黎民百姓。良心，是的，天地有灵，良心为证，将军，还有跟随他的诸多勇士，不负青天，不负百姓，终可以坦然入睡了。　　　　　　对于我们这些处于和平时代的人们而言，战争环境下男儿的激情和血性，也许太过遥远。但山东境内的另一个好儿男，告诉你平凡中自有不平凡，英雄不单一定要舞枪弄棒，壮士也不见得非慷慨激昂。这就是那位人民的好官员孔繁森。对于这位人物，我们也许太过敏感他的政治宣传效应，对于他的伟大，总不免有些怀疑。看过他的简历的，不难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或光辉灿烂的业绩。他的太过普通与平凡，让我们感觉到一个男人的隐忍和山东大汉特有的朴素和实在。是的，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做一些事情，远比玩虚得好，远比勾心斗角好。他的离去，多多少少有些突然和意外，好像无法构成一个壮士应有的理想归宿。但我以为，那是最好的。因为他已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