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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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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何足道：电醒人心,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_图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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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足道：电醒人心,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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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魔鬼的诞生：米尔格拉姆实验
+ 米尔格拉姆实验（权力服从实验）
津巴多设计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高中好友、一生的良朋，伟大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Milgram）。米尔格拉姆是犹太人，与津巴多一样，成长于纽约内城的Bronx区，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作为犹太人的出身与成长环境的恶劣，让Milgram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大屠杀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得到的回答是：“不对，那是纳粹德国，你要知道，那是在1939年的时候。”“我知道，但是如果希特勒要求你，你会不会电死一个陌生人？”“不会不会，我是个好人。”“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把你置身当时的情景，看你会怎么做？”
于是米尔格拉姆以每小时4美元的报酬找来了1000名实验对象（全部不是大学生，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在耶鲁大学开始了世人称为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传世经典。试验对象在实验中担任教师的角色，共同进行实验的还有一位学习者，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
这1000名米尔格拉姆的小白鼠被担当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告知，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学习效果与惩罚的关系，“你担任教师的角色，负责提供材料给学习者；你负责提问和惩罚的工作，如果答对了，给他一点奖励；如果答错了，给他一点惩罚，你要按这个仪器上的这排按钮，第一个按钮写着15伏，意思是惩罚是给予学习者15伏电击，这排按钮是以15伏递增，如果第二个问题答错了，就给他通30伏电以作惩罚。最高电压是450伏。”
家用的电压是220伏，450伏的效果不用说也知道。学习者其实是一名演员，他的任务就是故意答错，并且发出受到电击时的惨叫。
米尔格拉姆真正的问题是：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的错误，直到最高的电压——450伏？
为了考察担任教师角色的实验者在实验条件下的反应，米尔格拉姆还故意在375伏的电压下贴上一道该死的提示：“危险：严重的电击”。同时他还要求扮演学习者的演员要不断地发出惨叫和哀求，要求“停止实验”。
说这道提示该死，是因为这与演员的惨叫和哀嚎一样，是个心理上的暗示：对实验对象的道德和良心的唤起。而正是这种道德意识和对心理学家所代表的权威角色服从之间的挣扎，成为对实验者人性的最大考验，也是Milgram试验设计的绝妙之处。如果说道德意识和良知是天使的化身，唤起人性之美好一面；那么心理学家将要扮演的，是魔鬼的角色，但是这名魔鬼将穿上白大褂，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头顶心理学家的光环，以一种权威的身份隐藏着魔鬼的真面目，让人无法辨认。
米尔格拉姆曾经问过40名精神科医生：“你认为在这个实验中，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直到450伏，而把整个实验完成？”“1%。”因为这是撒旦式的行为，在美国人当中，有撒旦行为倾向的统计数据，正是1%。这些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
错了，全错了。
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之所以让世人震惊，是因为有2/3的实验对象，而不是1%，按下了450伏的按钮。这只是第一组实验的结果。米尔格拉姆一共进行了16组相同的实验，而在最后一组实验中，有90%的人完成了整个惩罚的过程，把所有的电压按钮都按遍了，一直到450伏，最高电压的惩罚。
当然，这些试验对象并非哼着小调心情愉快地按下按钮。在试验过程中，受到作为学习者演员惨叫声的不断刺激，他们向饰演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提出要终止试验，而他们得到的回应是“请继续，试验对象只是身体上的疼痛，不会造成创伤。”据Milgram的观察，很多试验参与者的身体反应都反映心灵上的折磨：流汗、颤抖、咬嘴唇、呻吟、指甲无意识地插入自己的身体、甚至有参与对象身体出现抽搐。
但他们却都遵从了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的要求，痛并挣扎着执行科学试验的要求，尽管不断受到自身良心的谴责。
对米尔格拉姆试验质疑者如Orne和Holland撰写论文提出，或者这些试验对象都不是傻子，他们早就察觉了学习者其实是个演员，没有真正地受到电击。所以他们才会一直把试验进行下去。
心理学家Sheridan和King为了求证，在1972年进行了另一组试验。这会受电击的对象不再是演员，而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小狗不会表演，每一次电击都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小狗每受到一次电击就痛苦地跳起来，惨叫！在接受测试的男性对象中，有50%完成了整个试验，按下了每一个梯度的电击按钮，一直到最高强度的电击。
女性对象的结果更是让人惊讶：100%的女性完成了试验，按下了每个梯度的电击按钮，尽管女性比男性更温柔、没有男性天生的攻击性和暴力、甚至更喜欢小狗，但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听话、更容易屈从于权威的要求，即使是无理的要求。
这让我想起了《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Hanna，一个热爱文学、在生活中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好人，一颗纳粹机器顺从的螺丝钉，那个因“终于职守”而紧锁教堂的大门使300人命葬身火海的女人，那个在法庭上被世人唾骂、权力和理性制度的牺牲品。
+ 米尔格拉姆试验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现实版本
1961年，另一位Hanna,
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踏入了耶路撒冷的军事法庭。审讯的对象是纳粹特务头目阿道夫艾克曼。化名隐匿潜逃于阿根廷的“专家”艾克曼在纳粹系统中是一名技术官僚，在1938年到1941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驱赶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到1945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运送到死亡集中营。
“专家”艾克曼的专长是铁路运输，他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工作性质实际上与现代的白领并无差异：计划、协调、保证执行的效果与目标一致，与文件、电话、电报、铁路时刻表、车皮和人数的统计数字打交道。他曾经递交过辞职信，因为无法承受集中营现场的惨况，但被上司以“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驳回。他就是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的纳粹理性化屠杀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
当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中接受审讯的艾克曼时，大失所望。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杀人魔王”的特质，法庭上艾克曼礼貌周全、表现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与Christina与斯坦福监狱中“臭名昭著”的看守John
Wayne的印象几乎一致。
在经历此次审讯后，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而因此米尔格拉姆试验也被人称为“艾克曼”试验：服从权力的要求，执行自身角色被理性体系所赋予的任务，哪怕任务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统的分工，已经让不具有理性的任务衍生了理性的缘由：服从。
如果说米尔格拉姆试验是由于心理学家的权威角色迫使试验对象执行其承诺的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那么津巴多的试验则更深入了一步。在这个试验中，不存在上级：津巴多没有上级，但是却自觉地赋予了自身由系统设定的监狱长角色，具有维持试验进行的职责；看守们没有上级，津巴多并没有要求他们要迫害囚犯，而是看守的角色赋予了他们迫害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职责。由系统设定所赋予的权力诱使好人津巴多和看守们释放出内心的恶魔。
津巴多的斯坦福试验让他成为了一名军人的辩护专家证人。这名军人是在2003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事件中的一分子。这让津巴多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事件的所有相关资料。津巴多意识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就是现实版的斯坦福监狱。
在长大20年的时间里，尽管斯坦福监狱试验名动天下，但津巴多却从来没能够出版过一本书，因为他一直内疚于1971年那疯狂六天中自己犯下的错误，一直不忍揭开人性的阴暗面。直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如出一辙的再现了他曾经目睹的情形，他才决心写出了一本著作《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曾是上帝宠爱的天使，但因反对上帝要求他尊重亚当，而离开天界，堕落成为魔鬼撒旦。津巴多用路西法效应解释好人转变为魔鬼的现象，是想要说明，魔鬼原本就是天使。坏人并非天生的恶，而是情景（situation）的力量让好人逐渐堕落。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总结了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无意识是第一小步，对他者的非人化对待，对自身的去个人化，个人责任的分散化，对权威的盲从，对群体准则不经批判思考的服从，以不作为和冷漠的形式被动容忍邪恶。”
把斯坦福试验放置于中国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城管总是出事、为什么孙志刚在收容所中会惨死、为什么会有匪夷所思的躲猫猫事件。是系统赋予的权力角色诱使权力的拥有者从正常人演变成一个个不可理喻的恶的化身。
+ 系统情境之恶（Power
corrupts）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在中国被翻译成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该翻译无疑只传达了原文符合中国语境需求的部分意思。
根据韦氏（Merriam Webster）字典“corrupt”真正重要的意思是：“道德、行为和习惯上从好向坏的转变；在错误的原则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堕落。”
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研究中发掘了权力、知识、话语、制度和身体之间的隐秘关联。如果把斯坦福试验的监狱视为一个现代的制度体系，置身监狱情景中的津巴多和看守所获得的便是制度角色所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corrupt了他们的判断；如果把Milgram试验的试验对象的忍受心灵的谴责不断电击学习者的行径解释为对权威的盲从，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所获得的情景所赋予的权力便是由科学和知识所衍生。
如果按此逻辑分析，为何网络虚拟空间上人会呈现出语言的攻击性和残暴性，原因是网络空间话语自由所产生的权力。话语是一种权力，同时由权力产生。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并非像传统的现实空间中，老师赋予你上课说话的权力，或者领导赋予你开会讲话的权力，由某个权威所给予，而是由网络系统本身赋予的一种权力。
话语的权力本无好坏。正如科学和知识所衍生的权力也无好坏。但权力的中性意味着滥用的潜在可能，当网络成为捍卫自身权益，在公共空间中获得表达自身意见的自由的机制时，话语权力便是天使的化身；而当权力表达成为恶意的对他人的攻击、接种谣言的培养基时，网络自身的无限放大功能便会把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一隅扩充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海面前，李宇春、曾轶可的声音被彻底地淹没。
这是由系统衍生的权力所衍生的恶，这与你我本是好人与否无关，是情景诱因所孕育的恶。网络的匿名性更是让这种恶免予受到实质的惩罚，最多或许是自身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但这却早已被权力挥洒的快感所覆盖。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引用了人类学家John
Watson对23个不同文化的研究来说明匿名的力量：在某些文化中，制服和面具成为战士作战时的工具，而制服和面具产生匿名性，无名性导致杀戮、酷刑和摧残。在Watson研究中，在15个作战时使用匿名手段的文化中，13个文化会有残暴的行径；而在不使用匿名手段的8个文化中，只有1个文化产生残暴的行径。
“这就是匿名的力量。”津巴多认为。
路西法效应揭示了善恶本身同体，关键在于情景的力量，权力的诱因才是释放魔鬼的真正诱因。
马基雅维利的言论谈到：“欲建国与立法者必须谨记，国与法之立须基于人皆为恶且一旦找到时机，人皆意欲作恶之认识（Whoever
desires to found a state and give it laws, must start with assuming
that all men are bad and ever ready to display their vicious
nature, whenever they may find occasion for it.）。”
而津巴多则说，真正重要的，是时机（occasion），是时机产生人的恶。
津巴多发展出了一套崭新的英雄观。所谓英雄并非仅是天生异于常人的超人，而是当可能为恶的时机来临时，能够以良心和道德行事的普通人，英雄是作出不平凡社会行为的平凡人（Heroes
are ordinary people whose social actions are
extraordinary）。从某种意义而言，英雄可能是异端，对抗不合理的权力、理性和群体的服从（conformity of the
group），这需要的是英雄想象和技能的形成，需要一个自我的标签：“我是等待中的英雄（I am a hero in
waiting）。”
宽恕的可能性
美国人迈克尔舍默在题为《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著作中，描述了美国人在听闻“阿布格莱布”虐囚丑闻之后的反应：“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残酷成性、作恶多端——是我们要反抗的‘坏人’。可剪着精干短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玩橄榄球、上教堂、爱父母、高大健康的年轻美国人居然是‘坏人’？怎么可能呢？到底是谁在料理一切？难道美国不是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吗——事事讲法律、保护公民自由和平等人权？”
如果置身于阿拉伯世界，可以想象阿拉伯人的反应会是与美国人完全相反的：“这正是残酷的、丑陋的、万恶的美帝国主义！”
于是世界就被分割、对立，仇恨就产生，恐怖袭击、谋杀、战争接踵而来。
津巴多对情景和权力衍生恶的洞察，或许会启迪我们，其实真正化解各方仇恨所需要的，是对人性的理解。阿拉伯人、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汉族人、藏族人、维族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些曾经的恶，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是路西法效应的结果，这将为宽恕布下基础，或许这才是津巴多的探索的真正伟大意义:“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sin.”
原文链接：
相关链接：
斯坦福监狱实验（）网站：http://www.prisonexp.org/
幸福课相关文章：《》
书名：《电醒人心》
书系：心视界31
著者：[美]托马斯·布拉斯（Thomas Blass）
译者：赵萍萍
责任编辑：黄珏苹 傅愈
ISBN：978-7-300-11444-6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46.00元
新书内容介绍：
中国经济网北京03月03讯（草心）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是20世纪最杰出的心理学家和富科学家之一，他独特的方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思考人性的方式。1960年他在哈佛大学以著名的服从实验（Obedience
Experiments）震惊了世人；他率先提出六度分离概念（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揭示出一个我们未曾察觉的普遍社会现象。托马斯布拉斯教授以深入细腻之视角、栩栩如生之笔触，细密梳理了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成果，首次向世人展示出这位与众不同的科学家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本书是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米尔格拉姆的人生传记。
平庸世界的审判者
他的童年是“布朗克斯的故事”，无名社区的无名小子，踩着铺满全A成绩单的红地毯，一路杀进世界名校。
他的黄金时代从未孤独，菲利普津巴多，高尔顿奥尔波特，所罗门阿希，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是他的密友。
他的盛名将他推向风尖浪口，面对同行、牧师、媒体的不解、憎恨和中伤，他只是轻言一句：我表示理解。
他的弥留之际幽默如常，在爱妻的守候和狒狒的玩笑中，离开了这个平庸的世界，在另一个更高的地方俯视人间。
1933年，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一个东欧犹太人家庭。纳粹对犹太人惨烈的屠杀在他的内心留下了一片阴霾。
号午夜前，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执行者艾利斯阿道夫艾希曼被处死。那是在米尔格拉姆结束服从实验的4天之后。这两件事情似乎有某种联系，仿佛预示着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将会为审判纳粹的罪行做出重要贡献。
接下来，服从实验掀起了巨大波澜。全世界震惊了，也更为忧虑了。米尔格拉姆用电击唤醒了普通人心中“平庸的恶”。“那些只是做着分内事、从未质疑自我角色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
半个世纪过去了，经历过种种争议和攻击的服从研究终于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被纳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必修课程。
米尔格拉姆被选入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从信息超载到电视暴力，从熟悉的陌生人概念到小世界现象，他不断开拓着社会心理学的新疆界。而他的人生传奇却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
在哈佛、耶鲁或是CUNY的同事和学生心目中，他是难于搞懂的强势派；在他的爱女心中，慈爱又古怪的父亲竟然一生都在隐藏瘾君子的身份。
就势派，瞒一个秘密，一个平凡的要按照他的方式进行，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与故事，在托马斯·布拉斯教授笔下汇集成一部动人心魄的传记——《电醒人心》。这是为米尔格拉姆精心绘制的肖像画，一部姗姗来迟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米尔格拉姆的人生传记。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和服从权威实验（1961年）
（一）实验的基本过程
196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S*米尔格拉姆着手试验一向服从试验，以探讨个人对权威人物的服从情况。这一试验被视为有关服从试验的典型性试验，并在社会心理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米尔格拉姆首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招聘受试者，每次试验，付给4.50美元的酬金。结果有40位市民应聘参加实验，他们当中有教师、工程师、邮局职员、工人和商人，年龄在25-50岁之间。实验时主试告诉这些应聘者，他们将参加一项研究惩罚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的试验。实验时，两人为一组，一人当学生，一人当教师。谁当学生谁当教师，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教师的任务是朗读配对的关联词，学生则必须记住这些词，然后教师呈现某个词，学生在给定的四个词中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选错，教师就按电钮给学生施以电击，作为惩罚。
&&&&&&&由于事先的安排，实际上每组只有一个真被试，另一个是试验的助手，即假被试。抽签结果，真的被试总是当教师，假被试总是充当学生。
&&&&&&&试验开始，充当学生的假被试与教师的真被试分别安排在两个房间里，中间用一堵墙隔开。在“学生”的胳膊上绑上电极，这是为了在“学生”发生错误选择时，可由“教师”施以电击惩罚。而且，实验者把“学生”用带子拴在椅
子上，向“教师”解释说是为了防止他逃走。“教师”与“学生”之间不能直接看到，用电讯传声的方式保持联系．
给＂学生＂施以电惩罚的按钮共有三十个，每个电钮上都标有它所控制的电压强度，从１５伏特开始累计，依次增加到４５０伏特，每四个电钮为一组，共七组零两个，各组下面分别写着“弱电击”、“中等强度”、“强电击”、“特强电击”、“剧烈电击”、“极剧烈击”、“危险电击”，最后两个用XX标记。
事实上这些电击都是假的，但为了使作为“教师”的被试深信不疑，首先让其接受一次强度为４５伏特的真电击，作为处罚学生的体验。虽然实验者说这种电击是很轻微的，但已使“教师”感到难以忍受。
在实验过程中，“学生”故意多次出错，“教师”在指出他的错误后，随即给予电击，“学生”发生阵阵呻吟。随着电压值的升高，“学生”叫喊怒骂，尔后哀求讨饶，踢打墙壁，最后停止叫喊，似乎已经昏厥过去。“教师”不忍心再继续下去，问实验者怎么办。实验者严厉地督促“教师”继续进行实验，一切后果由实验者承担。
在这种情况下，有二十六名被试（占总人数的６５％）服从了实验者的命令，坚持到实验最后，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另外十四人（占总人数的３５％）作了种种反抗，拒绝执行命令，他们认为这样做太伤天害理了。
米尔格拉姆在实验结束之后，把真相告诉了所有参加实验的受试者，以消除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二）米尔格拉姆对服从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米尔格拉姆在第一次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服从行为的产生与哪些因素有关。他从服从的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操纵实验条件进行了探索。
米尔各拉姆操作的客观条件包括：
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师生双方的距离分为四等，各等级的距离均有四十名被试参加，分析“教师”与“学生”距离的远近与被试服从的相关，结果发现“学生”越是靠近“教师”，被试越是拒绝服从，而距离越远，越容易服从。
２　主试与被试的关系　　
双方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况：主试与被试面对面地在一起；主试向被试交待任务后离开现场，通过电话与被试保持联系；主试不在现场，实验要求的指导语全部由录音机播放。实验结果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即主试与被试面对面地在一起时，被试的服从次数多于其它情况下的三倍。
３　主试的地位因素　　
在主试的年龄、职务、权威性等不同情况下进行实验，结果发现主试的地位越高，被试用最强电压电击“学生”的人数也越多。
米尔格拉姆研究服从的主观因素包括：
１　被试的道德水平　　米尔格拉姆采用柯尔柏格的道德判断问卷测试了被试。发现：处于道德发展高水平的第五、六阶段上的被试有７５％的人拒绝权威的命令，停止用电击处罚“学生”；处于道德发展第三、四阶段的被试中，只有１２．５％的人对权威的指示表示出不服从。可见，道德水平与服从权威两者呈现负相关，即道德判断水平越高，服从权威的可能性越小。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命令一个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去干不道德的事，往往是行不通的。
２　被试的人格特征　米尔格拉姆于是１９６６年对参加实验的被试进行人格测验，发现执行主试的命令，对“学生”施加电击的被试，其人格特征有权威主义倾向。权威主义人格特征有一系列的特征：世俗主义，十分重视社会压力以及个人行为的社会价值；权威式的服从，表现为毫不怀疑地接受权威人物的命令；权威式的攻击，对于那些违反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的人十分蔑视，主张坚决制裁，严厉惩罚；反对内省，强制压抑个人内在的情绪体验，不敢流露出真实的情绪感受；具有迷信意识和刻板现象，倾向于把责任从自已身上推卸给非个人所能控制的外在力量，经常采用简单化的二分法思想方法，表现为个人迷信和盲目崇拜；追求权力和使用强硬手段，从对权威人物的认同中，满足个人企图掌握权力及服从于权力的心理需要，否认个人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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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心理实验有感
读心理实验有感来源:原创 作者:若水
最近读了两个著名的心理实验——斯坦福实验和米尔格拉姆实验，感触颇深。再次深切感受到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但在寻找如何突破时却又是那样的无奈。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文，在这里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个实验，并且在感言的最后，也附有这两个实验较为详细的内容。
斯坦福实验简介：美国斯坦福大学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叫“斯坦福实验”；实验把一拨大学生分成两堆人，一边扮作狱警，一边扮作犯人。本来这个实验计划是十五天，但六天后就结束了。结束的原因很简单，局面无法控制了。为什么局面无法控制——扮成狱警的一方因为有了某种特权，有了很大的暴力性和攻击性，而扮演罪犯的一方性格变的顺从和屈服，这就是所谓的“路西法效应”。简单的来说，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下，天使会堕落成魔鬼，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米尔格拉姆实验简介：米尔格拉姆实验（英语：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针对社会心理学非常知名的科学实验。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看完斯坦福实验，我想试验中不同人扮演的角色对其性格不容忽视的影响已经一目了然，甚至是在自身知道这仅仅是实验而已的情况之下。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有的人说，内心足够强大，就可以忽略外界的影响。但是，这个内心的强大要大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让我们忽视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呢？而且，各位该知道，斯坦福实验中的参与者都是斯坦福大学的老师及学生，能跨入这个校门的学生的自律性比一般人要如何大家心中该有数。但正是在这些优秀的人类所进行的实验中，本该进行两周的实验被迫6天就结束，因为最后“局面无法控制了”，实验者都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这还仅仅是实验，每个参与者知道自己只是在扮演着某种角色。
试问，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扮演着某种角色呢？我们每个人都曾为人儿女，也会为人父母爷爷奶奶，在工作中可能是职员或者领导，在我们的一生中，可能逆境、可能顺境，可能高贵、可能低贱……这些，都是咱们在人生中的经历，但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些经历中其实咱们是在扮演着不同角色，我们体味着各种滋味，却更少有人会去思索为何我要体会个中滋味？在某一个黄昏的傍晚，你可曾想过，也许，在我们每个生命的上面，有高层的生命在安排着我们的一生，他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一切的目的，只是想让我们能打开记忆之门，回想自己是谁，回想起自己从哪里来，回想起自己要到哪里去。回过来说，为什么某种角色（其实就是某种经历）为何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追根溯源，还是心中有对某种欲望的追求，其实不外乎是名利情。当我们一旦明白名利情皆虚幻，也就是变得明白了，出了想回家的心，神佛就会帮你寻找回家的路。
亲爱的朋友，看到这里，您还想继续做一个角色的奴隶吗？还想继续做一个被各种欲望左右的拼搏奋斗者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被欲念所迷所驾驭，也就做到了放下，神佛会帮你寻找自己真正的家园。在红尘中被各种欲念遮挡的人，你可知道，神佛看的到你的苦，他在默默流泪，他的泪不为你有多苦，而是因为你太沉迷太放不下，该如何真正挽救你的生命让你从迷中醒来呀。
米尔格拉姆实验更可以看到人的可怜，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实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大环境下，人是会违背自己的，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米尔格拉姆这个实验，也许只是想为那些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讨点什么公道。关于公道问题我们暂且不去探讨，但是这个实验首先告诉了我们人性的无奈，或者说大环境下某种制度的作用。人在某种制度下是会迷失自我的。也许，我们很难有能力去判断自己所面临制度的正确与否。但是，当你面临错误制度下时做出一些事情，自己的确是充当了临时的黑手。
我在这里还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在这样的制度中杀着人，然后有明白的人告诉你提醒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还会为了自己是在这个制度成长起来的、还有很多其他人还在按照这个制度杀着人而拒绝明白，那我想，就是你自己的生命抉择了。在一种杀人制度下生活的人，能够自己明白过来固然可贵，如果连明白人的提请规劝也不听取，那只能是你自己生命的悲剧了。这是生命最大的悲剧。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每个人在自己的心底都有对真善的判断，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抑或大的制度。在这里我想说，当你遇到有人劝言的时候，相信自己心灵的导航吧，遵从自己对真善的抉择，不要真的把自己的生命随着不好的制度一起埋葬。
其实，斯坦福实验也好，米尔格拉姆实验也好，都是告诉人们：人的思维，其实很可怜，很容易受到框框的限制。斯坦福实验中，人的思维受着自己角色的限制，米尔格拉姆实验中，人的思维受着制度的限制。人，细细思量一下，也许在角色和制度这些框框之下，便逐渐迷失了自我，距离自己心底的真善渐行渐远……
勇敢的人，跳出自己所受的思维框框吧，和真善不断接近距离，不断同化真善，回归自我，相信，只要你有拨开思维框框的勇气，不做名利情的奴隶，回家的路就会越发宽敞……你可知，我们人其实都只是在红尘中，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迷你的眼，关键就是看你颗心！
附：两个心理实验的详细内容
斯坦福监狱实验
（相关链接）
斯坦福监狱实验（英语：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
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经常被拿来与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比较，米尔格拉姆实验是于1961年在耶鲁大学，由津巴多中学时代的好友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的。津巴多作为监狱长。
美国斯坦福大学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叫“斯坦福实验”；实验把一拨大学生分成两堆人，一边扮作狱警，一边扮作犯人。本来这个实验计划是十五天，但六天后就结束了。结束的原因很简单，局面无法控制了。为什么局面无法控制——扮成狱警的一方因为有了某种特权，有了很大的暴力性和攻击性，而扮演罪犯的一方性格变的顺从和屈服，这就是所谓的“路西法效应”。简单的来说，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下，天使会堕落成魔鬼，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1971年做过一个探讨人性心理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显示：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撒旦。
实验内容：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为期两周，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应征者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这70个人都是美国的大学生。其中24名被认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选中。从24人中间随机抽出一半，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一半饰演囚犯。志愿者们都说他们更愿意饰演囚犯，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想像自己毕业后会去做看守，但他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并以为可以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志愿者们还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饰演囚犯，他们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学护理。那些将饰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个周日等在家里。在那一天，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随后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
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关禁闭。最后局面完全失控，实验只持续了六日便被迫终止。
实验结论：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了。”尤其显著的是，囚犯们怀疑分组并不是随机的，他们认为看守的个子比他们高。(其实两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样的。)
津巴多试图用他的实验解释很多问题，包括飞行事故、人在面对恶行时的无动于衷、护士对病人的不当处置以及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的行为。由于对自己角色的认识，护士会过度服从医生的安排，哪怕明知医生开出的剂量远远大于规定的剂量；有四分之一的飞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于副机长过于服从机长的错误判断。
津巴多虽然强调人们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作恶，但他乐观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们同样能够顶住压力，英勇地违抗“路西法效应”。先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是拒绝为了所谓的人身安全而牺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够反对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举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反对越战的人。
有一个问题是，当津巴多说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分子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也是道德英雄。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善和恶之间的冲突，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
米尔格拉姆实验
米尔格拉姆实验（英语：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针对社会心理学非常知名的科学实验。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1]
米尔格拉姆实验广告传单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实验小组告诉参与者，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告诉参与者他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实验小组告诉参与者，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拿到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担任“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真的进行电击。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 “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120 V 痛叫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300 V 拒绝回答问题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1. 请继续。2.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3.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4.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米尔格拉姆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他接着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1]。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拉姆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州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拉姆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 （1974年）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对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拉姆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拉姆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拉姆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拉姆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拉姆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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