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一个小诗人：一个中学生家庭的教育之困
[摘要]中学教育就像一个由分数、小升初、培训班、奥数、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吞噬着少女诗人朱夏妮一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朱夏妮写下诗句 “天上有老师吗/有我就不去了”。《初二七班》朱夏妮的诗集《初二七班》。（周玉清/图）中学教育就像一个由分数、小升初、培训班、奥数、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吞噬着少女诗人朱夏妮一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朱夏妮写下诗句 “天上有老师吗/有我就不去了”。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感想是：“天上有学生吗/有我就不去了”。现在，未满14岁的朱夏妮还在读初三，却已经开始写小说。在一部叫《初三七班》的作品里，她以一则虚构的新闻开头：《我市初三女学生杀死其班主任》。这个暗喻不全是一个叛逆期少女的狂想。在她位于广州满是教辅和试卷的房间墙上，恣意的涂鸦取代了励志语录——“去死，都去死。”妈妈胡杨被吓到了。她是天主教徒，当过教育杂志的编辑许多年，对于如何培育孩子，她自认有坚实的价值观：让生命自然生长。还在新疆的时候，她常对夏妮说：“哪怕你将来上不了学，只要身体健康，能开心地活着就行啦。”童年的朱夏妮近乎半野生地长大。平时，她每天保证9个小时睡眠，做不完作业就撒手不做了。假期，她在大山上数云朵，夜了栖息湖边，那里有一只小黑羊，胡子毛茸茸的有点扎。10岁的时候，自然迸发诗意之美，她写下第一行诗句。7年前，朱夏妮离开了云朵和黑羊，随父母来到内地。随着她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这个家庭很快就跌入了一个黑洞。这是一个由分数、小升初、培训班、奥数、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吞噬着三口之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母亲胡杨感觉到，她的“自然生长论”已节节失守。见面礼在广州繁华的五羊新城，朱夏妮一家是典型的工薪家庭。一直以前，爸爸主张“中庸”和“无为”，任孩子自由发展，不补课，不加码。妈妈胡杨辞职在家，专心陪读，她没少模仿孩子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帮孩子写作业。朱夏妮在自由的空气里成长，小麦色皮肤散发着阳光的气息，她爱扎马尾，穿宽松舒适的棉质衣物。她愿意待在家里巨大的书柜前，写着稚嫩又天马行空的诗句。朱夏妮文理科发展不平衡。朱夏妮有自己的想法：“初一先混上一年，初二想想，初三再努力吧。”但母亲胡杨在招生开放日去了学校一趟，就发现不能再这么“放养”了。“那人，黑压压的。”那一刻起，胡杨的焦虑和更年期一起到达。她被冲进大潮里。最终，她凭着女儿排球特长外加两万块“自愿赞助”，把女儿送进广州市越秀区一所列居第二梯队的中学。诗人朱夏妮就这样去报到了。她一进校门就发现气氛不对了，一块液晶大屏幕高高竖着，终日红字滚动放送着本校中考高考的捷报。一幅满墙的海报，密密麻麻的学生大头照，三成的优秀学生干部，七成的尖子生。等级——这是朱夏妮在初中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成绩好的牛娃们荟萃在一班二班，“他们是另外一个楼，离小卖部很近，离厕所很近，做操也很方便，木地板，有防盗门。”她被分到第七班，普通班。由于爱美剧和英文歌，朱夏妮自愿竞选为英语课代表。每天的工作就是追着同学要作业。一次还差点追到了男厕所。老师批评她收不来作业，同学们则骂她是“老师的狗”。这是2011年9月，初一，学校给朱夏妮的见面礼。开学一个月，她将心情写成了诗。“我无与快乐同在时/没人为我伤心”。做数学时则是：“天被锁在带着纱的窗外/那片可怜的融化了云的/渗了奶油的蓝色”。日，她被罚抄，哭着写：“我必须小声地哭/不让你听见/如果我的小黑羊在我身边的话/我可以抱着它”。“写诗，写诗能进重点高中？”老师们眼中，朱夏妮不属于一个符合传统教育的孩子。老师认为她“基本不做作业，不动脑”。老师希望每一个孩子：要乖，要努力，要考高分，要升学率。在当今幼儿园和小学，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享有更多娱乐的时间，而非一味的语数英加培训班独吞天下。教育部亦在大力推广义务教育：取消“小升初”考试，完全就近入学。但这种理想的进化方向与现实发生了碰撞——小升初和初中升高中脱了轨。升学率，这个在台面上消失了的字眼，仍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祟。胡杨再也不敢奢谈什么“自由生长”了，这个母亲变得片刻不得安宁。现在看来，女儿要顺利考上高中有点困难。她考虑过让女儿出国留学，但又犹豫，毕竟女儿还太小。她决定把赌注往朱夏妮的兴趣爱好上押。朱夏妮个子高，练长跑，体育老师想让她进排球队。母亲先是不答应，但听到一句话时，她动了心：XX中学特招排球特长生。胡杨还让女儿学小提琴，一学七个年头。据说小提琴可以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这是朱家的弱项。于是常常夏妮练小提琴，妈妈在旁边瞪大眼睛守着，乐谱上全是孩子干了的眼泪。在朱夏妮11岁的记忆里，哭，是她一直以来维持自身情绪平衡的减压方式。有一次，她一边哭一边写，写着写着就跑神了，分行诗又冒了出来。屡次实践后，朱夏妮得出结论：写诗比哭还管用。这年，她相当“高产”，写了一百多首诗。对于女儿的写诗，胡杨摇摆不定。有时她举着夏妮诗簿，恍惚回到了年轻时听风写雨的那个自己，“写得多好啊”。更多时候现实又猛地扯她回来。想到“体裁不限，诗歌除外”的高考作文。她不耐烦地扯过本子，提高嗓门放连珠炮：“写诗、写诗，写诗能进重点高中？”“我妈疯了”初二了，物理课、题海战术更是滚滚而来。几乎每天，胡杨都能接到老师从“校讯通”发来的短信，各科的信息。“请提醒孩子复习今天化学课上学习的九个原子团！”“如果孩子自觉性不足，请抽空检查！”胡杨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老师的短信，像点犯人似的，把没交作业的、交了没更正的、马虎交差的不到位的挨个点名。还有小测验、评比的成绩，总在每个看电视、煮饭、翻书的时刻，粗暴地闯进胡杨的生活。朱夏妮觉得妈妈越来越可怕了。听歌时，看电视时，上厕所时，玩手机时，妈妈的目光像一条绳子，牢牢拴在她的身上。为了督促学习，胡杨还搬到女儿的屋子里，上下铺睡觉。有时妈妈明明已经睡着了，突然腾地坐起来，站到夏妮的床头开始翻翻翻。看夏妮没有玩手机，便倒头，安然睡去。“我的学习停下几秒，我妈就开始疯了，”朱夏妮说，“我都快痛苦死了。”那些日子里，胡杨每天进进出出都在叨叨。眼睛里布满假想敌，火药味越来越重。她觉得女儿是在一辆战车上，可眼看着，女儿就要被战车抛下去了。一次，胡杨向女儿发起了猛攻：“夏妮，我今天去菜市场了，你要考不上高中，妈妈就去给你租一个摊子卖菜。我都打听好了，那摊子多少钱一个！两万块一个！你就努力这几个月了！”感觉到羞辱的朱夏妮冲进卧室，扣上了门——她已关过太多次门，除了厕所，家里的锁已经被父母撞坏了。半天没有动静。爸爸推门进去，他头皮一阵发麻——22楼，阳台的窗户大开着。屋里没有人，只看见朱夏妮的拖鞋在窗台下面摆着。父亲第一次这么大声直呼胡杨的全名，然后冲出了门。胡杨也懵了。“心扑通一下就像掉进了洞里了。”她到处找，最后在衣柜里发现朱夏妮。女儿躲在里边，嘿嘿地笑着。胡杨却一下子哭了。“模范”们朱夏妮的学习生涯就像一个扭曲的莫比乌斯环。常常是这样：日常学习——表现平平——母亲着急，学校加压——女儿发脾气、写诗、闹自杀——父母减压——日常学习。周而复始，无始无终。年级渐长，朱夏妮越熬越晚，有时到十一点半还在埋头写作业。日常时候，朱夏妮继续写诗。2012年7月，《诗刊》杂志以头题发表了她13首关于学校的诗歌。诗人王小妮配发了评论，她说：“中国教育所特有的、早被习以为常的紧张的教学关系，正被这风声鹤唳中的一个孩子敏感地体会着。”学校在朱夏妮的笔下有冰冷的窒息感。“每个人都在过滤声音/这里的声音沉重/风背不动它/声音不会飞/比气泡更容易消失/围墙足以拦住它的去路”。教室像是一个装了360度监控摄像头的黑匣子，总有人在告状。“鼻孔发出的警告/制止嘴巴/提高警惕/直至/叹息代替脚步和声音”——这首诗题目叫《班主任》。作业本上，“我翻开本子/看见两个字从天而降/把我压住/本子上两个‘重做’。”朱夏妮几乎没有见过校长，只在集体开会时的扩音喇叭里听到校长的声音，隔着厚厚的人墙。在朱夏妮感觉里，“有的老师从来不笑，每个学期笑一次，就是在家长会上”。朱夏妮害怕家长座谈会。家长会上，都会选出两个模范，讲述自己挥洒学习的故事。有一次，一个模范说，自己每天晚上八点半就写完作业了，之后和他爸下楼打羽毛球，再回家读课外书。还有个女孩说，每天上课会带着录音笔，上课录下来，回家再听一遍，巩固学习。胡杨再看看自家的孩子，想想“非人”的生活，每次回来都一脸愠气。“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有时间运动，读课外书，你连作业都做不完呢？”后来她听说，模范们念的是一份朗读报告。写好了，交给老师检查、修改，再拿回家背下来的。又一次家长会后，朱夏妮写道，“我透过防护网/看到/老师面对着家长/笑着讲话/当她下台时/她一边走一边用手/按摩她那已经僵硬/的脸颊”。“你现在敢吗？”因为被罚得太多，朱夏妮练了一手好“检讨”。后来2013年底妈妈给她说了个事，成都一孩子被老师要求写检查，1000字，孩子写不出来，跳楼了。“让我写两千字，我也能写出来！”朱夏妮雀跃地说，“我就像写小说一样，‘今天，上课的时候一只蚊子飞了进来，春风很温暖。’”有一次，一连三个星期，朱夏妮被罚扫地，每天吃不好饭，睡觉也很晚。于是这三个星期里，一家人被闹得鸡犬不宁。胡杨为了她多睡会儿，没有提前叫醒女儿。结果回学校，又挨老师罚。老师训斥了朱夏妮并打算罚她第四个星期的时候，胡杨直接打电话给班主任老师了。班主任老师三十多岁，在她心目中，朱夏妮的父母是极个别的家长，太具备批判性。当接到胡杨责备她缺乏职业素养的电话时，她显然不太上心：“这不是多此一举么？”朱夏妮的父亲被这句话激怒了，就给校长写长信。校长赶紧找班主任谈话，作为一个亦官亦师的角色，校长需要处理好与维权家长的关系。纵使与学生隔阂深重，但老师们也认为自己是夹缝里的受害者。“我们也想搞综合实践活动，但一旦影响了分数，家长又来投诉了。”广州天河区一位小学老师说，“有些家长跟领导关系很好，随便一句孩子被虫子咬了，我们就会被校长批得很惨，甚至一票否决，连饭碗都丢了。”“以前我也曾带着孩子满山跑，看植物，连灵芝和银耳都找到了，你现在敢吗？”他接着说，“现在就是养鸡式的教育，整个社会压力让学校也变态了。”没有退路了2013年9月，朱夏妮写下诗句——“天上有老师吗/有我就不去了”。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感想是：“天上有学生吗/有我就不去了”。老师和学校推左门，家长和孩子推右门。学校与家庭，在粘连又渐行渐远的此系统和彼系统之间，孩子成为受力点。朱夏妮的对门邻居是一名中学副校长。他记得广东曾经进行过一个短暂时期的教育实验，每堂课教师只讲授15分钟，其余是讨论，作业在学校完成，效果良好，但很快被叫停了。陈辉（化名）是一位媒体人，年轻时也曾激烈批判过中国教育，但当他有了孩子之后，情况就改变了。“我认为我是很开明的一个人，但我给我小孩报了三个班，还有两个奥数班。”他说，“按道理说我应该完全撒手，但我反而要我小孩这样做。”在陈辉看来，小孩的教育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家长的“密集恐惧症”。“整个族群密度太大，生存空间太小，大人很焦虑，把这种压力都放在孩子身上，要提早开发，尽量开发。”他说，“美国、加拿大有自己的退路，有山林，有矿产，但中国人没有退路。”初三降临。学校一次又一次开会，一次一次把家长们召集起来。朱家吵吵嚷嚷，战事频发。这一年，朱夏妮认识了两个在中国念小学的美国小朋友，甘蔚明和甘霖，却活在与她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她们的父亲不在意她们位列班级倒数，不在意作业是否完成，不在意对或错。他希望她们从新的文化里汲取知识，每天都有所得，这便足够。这位父亲说：“她们是我最亲爱的女儿。如果她们将来做医生，那她们是我的医生女儿。如果她们将来去卖冰淇淋，那她们是我卖冰淇淋的女儿。她们开心就好。”有关女儿的期待，胡杨和这位美国父亲的目标一致，但对于实现的路径，却葆有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因为在中国，做医生和卖冰淇淋很可能导致的收入、社会地位悬殊，还能保障孩子的幸福和快乐吗？于是，到了胡杨这里，励志又成了这样——“夏妮，我今天去超市了，你要考不上高中，以后去当收银员，你同班同学都来你这儿买东西！你就努力这几个月了！”“您的学生，34号”朱夏妮却逐渐认清了自己的未来，这位写作文爱跑题的中学生，开始思考学习的意义：“我们就像一群蚂蚁被冲进海里，未来根本就是迷茫的。高中的名额都被重点班的人包揽了，平行班的人只有第一、第二名能进去。上了高中又能怎样呢？拼死拼活，又是为了什么？”2014年寒假，朱夏妮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做完8张物理试卷，8张化学试卷，8张数学试卷，18张英语试卷，外加6篇文言文，10首古诗，外加罚抄初二下学期所有单词……全心全意向中考冲刺；要么，准备托福，去美国留学。左右衡量，她决定选择后者。做出这个决定以后，一家人忽然觉得，松绑了，解脱了。这个假期，是朱夏妮上学以来最幸福的一个假期。尽管有托福的压力，看看美剧，看看英剧，练习听力和口语，那是自己乐意的事情。她的诗集《初二七班》也结集出版了。班上有一些同学团购了这本书，说要当作“初中生活的共同记忆”。胡杨恢复了“小升初”战役打响以前的宁和。她说：“人生就一个童年，一个少年，你老的时候问，你的童年怎么过的？就在题海里各种折磨过的？”她不想女儿没有开心，没有快乐，昏天黑地的。唯一的缺憾是，朱夏妮的爸爸老问：你怎么那么久不写诗啦。小说倒是在继续。不过她想重写开头。那个虚构的开头太耸人听闻了。故事里，那个初三女生没有杀死老师，而是继续这样的生活。“明天之后还是明天，我毕业了，新一届又来了。有一点点麻木，一点点光和黑暗。”3月19日那天，朱夏妮给语文老师送去一本她的诗集。扉页，她写下：“喜欢你眼镜后的眼睛看我的样子。其实我喜欢语文两节连堂，尤其是下午的课。那时我感到安静。那时我常开小差，看窗外的树，灵感最多了。时间溜走，像冰冷的蛇爬过手边。这本书记录了我那时的痛苦也有快乐。现在看，像回去了一样。您的学生：朱夏妮，‘34号’。”（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牛遁之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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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可谓积弊深重，却非积重难返
拿什么拯救你，中国教育？　肃慎书室主人　　中国教育可谓积弊深重，却非积重难返。　　现行教育对学生、教师、家长、社会、国家而言，都是失败的。学生们经过十多年的枯燥学习，普遍体魄虺羸，语言薄弱，知识狭隘，思维荒谬，技能贫乏，想象单调。教师受上挤下压，披星戴月，终岁奔波，费尽唇舌，办法枯竭。家长拿着钱，操着心，生着气，愁着孩子工作就业。社会上对学生素质、学生操行常常惊诧莫名，觉得大学乃至名牌大学都不再是质量可靠的保证。如果谓余不信，怀疑前述四点过甚其辞，那就看看国家：创新呆滞，产业劣次，国产学者与诺贝尔奖绝缘。中国教育如果不马上改弦更张，就会给学生、教师、家长、社会、国家造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致命伤。　　措施一：拔足经费，缩小班型。这回“林虎三”的孩子出了点麻烦，主因不在教师，而在班型太大。任何人的管理能力都是有限的，要不然韩信也没法吹什么带兵‘多多益善’了。实践证明，带领五十人左右的班，只好采用防范于未然的高压办法。如果缩小班型，就要多建校舍，多雇教员，就要多拔经费。　　措施二：削减高校，重视技工。大学扩招对中国经济构成了沉重的打击：虚耗了青年人的时间，压抑了有效购买需求，劣化了资源配置。中国经济的层次决定了中国不需要那么些眼高手低的硕士博士。　　措施三：改革高考，严肃督察。中国高考最大的不合理处是剥夺了中学教师的教育权、评价权。如果“林虎三”知道孩子的教师将影响孩子高考，掴人以前或能三思。美国的现行高校招生办法至善至美，悉数照搬就是了。　　措施四：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各高校、中小学如果声名扫地，就会影响收入。所以，对它们的各种信息要公开透明，并由国家建立信用档案，以便国民随时查阅。　　措施五，完善教材，改变教法。现在的教材很乱，无非是利之所驱。教材貌似新潮，错漏多多。教法也基本上是教师满堂灌。特别是文科东西，可以督导学生自己多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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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高考，最热点的要数高考人数和高考作文。如果说关注高考人数可以了解到高考还在荼毒多少学子，可以看出社会对升学的关注力度，可以探测职业与就业的温热。那么，为什么一个高考作文题会使大众趋之若鹜呢？　　　　　　高考作文历来五花八门，涉及社会、历史、哲学等等领域的作文题包罗万象，似乎出一道什么样的作文题就彰显出题专家的智慧以及省市所代表的世界观价值观等等，小小的作文题背负着万千荣辱，这不禁让我们隐约感觉到封建时代的科举取士制度正在借考还魂，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1949年以来，为了意识形态上的管理需要，大一统考试制度出台了，并且依旧是走“学而优则仕”的旧路。你才恍然大悟，高考制度不过是科举制度的缩影，高考作文就是写八股文。　　　　　　没有文化的前人却要考有文化的后人，这显然相当无稽。那么用什么来遮丑？只能“忽悠”。于是高考作文便被拿来主义充当场面，一阵故弄玄虚之后使每个作文题都“熠熠生辉”，闪耀着“崇高的思想境界”，高考委员会以及出题专家们也藉此提升文化含量，给自己贴贴金。　　　　　　但归根究底，无论出什么样的作文，都是毫无文采可言。高考作文表面看来是“择优录取”，实际上是“择听话录取”。文章声称有发挥空间，可在阅卷者脑里已有一套标准答案，经过专家们固有思维的一番阉割后，写作空间已经极为狭窄。往往写得现实一些讽刺一些的即遭唾弃，剩余的便在糟粕中选出一些，加以吹嘘褒奖，满分作文由此新鲜出炉。　　　　　　对高考作文的热捧不仅说明国人眼光逐渐狭隘，还折射中国文化的缺失。其实界定一篇好文章在于其“魂”与“魄”的有效结合。思想谓之魂，艺术谓之魄，但放眼中国，国人连基本的信仰都丧失了，没有价值指向，何来“魂”？读书范围缩小，下笔难于登天，词汇量少得可怜，何来“魄”？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已是积弊深重。而高看高考作文无异于助长万恶的教育制度，当学子们的升学与这些虚伪的文字息息相关时，不难明白中国为何出不了人才，也不难理解学子们仍然要参加高考，仍然要痛苦地写虚无缥缈的枯燥文章，不管你怎样博闻强识，最后还是被高考制度硬生生扼杀了原本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意识，因为高考制度就像作文的格式，不按格式走就会惨遭“屠夫们”的丢弃，高等学府也与你无缘。　　　　　　因此，当社会把殷切的眼光都投向高考作文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形态正在逐步消逝人道主义，人们不但没有去谴责填鸭式教育和高考作文惯性思维给学子带来多大的伤害，反而任由这块教育制度和无知专家的遮羞布横行于世。诚然，社会的倒退总与人们的漠然有关，这种漠然虽透出凄然的无奈，但作为原本受害者的他们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当起了侩子手，生生不息地葬送一个又一个学子的命运。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46万人，比去年减少74万人。这已经是高考考生连续第二年出现大幅度下降。应当说，适龄人口的减少是考生人数大幅度降低的主要因素。而除此之外，有一个现象似乎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很多考生的主动放弃。（6月10日&央视网）　　他们之所以主动放弃高考，原因很多，有的是去国外留学，有的参军，有的家庭条件不好，大学上不起，总而言之，一些人认为读大学这种投资的选择应多样化。毋庸讳言，对于大多人来说，高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将来找工作寻求一个学历身份，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就业身份的不再完全是教育，而更多的权力和金钱，这对于想借助高考来超越自己的年轻人来说，梦想越来越渺茫。　　　　这种困境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来自于自己或他人日常遭遇的评估，于是，放弃高考成为一些人权衡再三的最终选择。　　　　放弃高考不是高考出了问题，也不是高校招生制度的错，弃考的真正原因，是在权势得不到应有约束的大背景下，高校反而成了有钱有势者迈向成功的跳板，而平民阶层的成才通道却阻塞了，这造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与社会大众的分化和隔绝。　　　　弃考的年轻人用行动来证实，高考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上大学除了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外，更多的是增添了对未来出路的心理负担。在那些能决定这些年轻人能成为什么样人的紧要之处，有时筛选的标准既不是智力也不是知识，更多的是权力与金钱。　　　　要不要让孩子参加高考？上大学究竟值不值得？在国内上大学有没有出路？这些成为众多家长再三思考的命题。相较于教育的应有功能来说，放弃高考饱含着这些人几多的忧愁和无力的反抗。　　　　事实上，这些年来，高考能给平民子弟们带来的希望正在被削弱，一些人也开始对国内高校的教学质量持怀疑态度。放弃高考的日益增多也从另一面说明，那些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预期因素依然顽固，那些应当予以改变的社会公平等问题依旧存在。在这样的情势下，主动放弃高考成了许多家庭和学生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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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改革是要启蒙的，知识分子们一直这么说，从五四说到今天，老百姓也就深信不疑了。但是一个最具讽刺的现象是：启蒙者成堆的地方却是改革的死角，如果以改革进度来衡量，这些死角可能比有待启蒙的农村地区还要腐朽。比如作协，为不少严肃作家所不齿；比如高校，内里积累的弊端与知识分子的集中程度成正比，大大损害启蒙者的集体形象。据某机构最近的一个统计：中国的民主意识，知识分子最差，比工人、农民还要低，这就是启蒙者所在的体制长期淤塞的恶果。　　　　　　现在终于要改了，今天你是教授，明天就可以不是——以聘代评，一刀切在了知识分子最敏感的部位。力度不可谓不大，用意不可谓不善：彻底结束评定职称的弊端，端掉铁饭碗，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但是另有一点疑虑，则始终难以打消：聘任权操于谁手？会不会因此而导致行政权公然干预？　　　　　　那个“职称评定”，说穿了，就是让知识分子评知识分子，里面腐败丛生，弊不止一。但从制度上说，却有一利：尚不是官员评知识分子，学术评估体系还稍有独立——一个副教授得罪了院长、书记，也看不惯本单位知识分子，只要他确有过硬的学术成果，就能突破行政权力的限制，把这些成果拿到校外社会化的职称评定委员会去评定，一旦通过，他就能争回这口气。院长、书记在其他方面还可以继续给他穿小鞋，但是对他的教授职称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待遇，却只能承认，无可奈何。　　　　　　改革了，以聘代评了，校外社会化的职称评定委员会撤销了，他必须老老实实回到本单位的那一张桌子前面来。坐在他面前审定他学术成果的再不是本行当学术同业，而是本单位同事与官员，其中一两个很可能昨天上午就和他怄过气。这就不难想象这个心高气傲的可怜人，坐在这张熟悉的桌子前面，会是一张如何惨淡的脸。同样是这个副教授，这一次申请就可能面临不是晋升而是下岗的命运。　　　　　　我是赞成改革的，而且赞成以聘代评。但是这一改革的前提是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这才能保证即使在校内“聘”，也未必比校外“评”差，胜者公正，输者服气，同时避免了铁饭碗，带来了人才流动。　　　　　　但在今天内地高教界，行政权力并没有退出学术评估体系，校长的招呼、院长的脸色，比在场的那些教授专家的意见更起作用。要改革的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这种情况下，说一声以聘代评，就在全市推开，而且很快就会被其他省市仿效，其后果很可能是当改者不改，不该革者革之，行政权对学术独立进一步扩张，高校内部官本位又一轮恶性膨胀。　　　　　　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如果有其成功一面，我无甚高论，无非“松绑”二字。松什么绑？松行政权之绑。行政权在哪里松绑，哪里的事业就发达，就兴旺。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并不神秘，与安徽小岗村一样，既会有伯乐相马的好村长，也会有薄妇刁民，当街恶骂。关键是行政权松绑，培育独立的学术评估制度，即使没有伯乐介入，也有制度保证千里马不会被埋没。如此积累一代两代人的时间，高校才会恢复高校的尊严，才能出大师。　　　　　　要改革，就应该向着松绑的方向走，“党”要管“党”，“长”要管“长”，书记管党员，校长管院长；而在其他方面则大大方方，给教授们松绑，组建行政官员不在其中的聘任委员会。如果一个官员“双肩挑”，那就让他卸下一挑；学术有自信，就放弃官职；仕途有前景，则离开聘任委员会。恰如基辛格欲任哈佛教授，校方第一要求就是请他辞去白宫职务。这是学术的起码尊严，已经够可怜了，不能再摧残。　　　　　　学术尊严不关政治方向，无权有威，却正是高校之所以为高校的命脉所在。万不能在这个关节点向着行政权扩张的方向走，让行政权吞噬所剩无几的那一点“其他方面”。后者就不是改革了，即使勉强称之为改革，那也是把“猫”说成个“咪”，如此正名，“猫腻”就来了。　　　　　　改革应该是兴利除弊，不能除一“弊”而兴一“弊”，甚至兴出一个更大的“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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