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式”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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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必然结果，因此，市场经济环境下，适度的产能过剩是必要、必然的。有研究指出，约90%的产能利用率是适度的。目前，我国的钢铁、建材、造船等传统制造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如光伏、风电设备制造业也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还有一些产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势头。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特点明显，可谓“中国式”产能过剩。
一是“一哄而上”。目前的过剩产能都是最近几年所在行业井喷式增长形成的，像风电、光伏制造业，从产能严重不足到严重过剩的时间跨度只有两、三年，产能适度期一闪而过。如此迅猛增长势头，其中有各地大力发展经济的积极因素使然，也有地方政府和企业不顾自身条件和市场风险，盲目跟风上项目的消极因素起作用。以光伏产业为例，有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300多个城市规划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100多个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一哄而上”式增长形成的产能过剩，因其来势猛、产能适度期短、大多数企业尚未来得及盈利，所以给企业造成的伤害更大、连带出的社会风险也更大。由此可见，“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危害较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更大。
二是“火上浇油”。在市场机制健全的环境下，当出现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价格下跌时，行业内的企业一般不会冒然扩能，行业外的企业也不会冒然进入。但在我国，一些地方和企业的做法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导致产能过剩愈演愈烈，最后是万马齐喑。究其动因，不外乎无知、无畏。所谓无知，是对市场竞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对市场信息没有完全足够掌握，我国在市场统计、信息发布方面确实存在不足。所谓无畏，是存在盲目乐观、自大心理，对各种风险和损失无所谓，说到底是对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不够敬畏。
三是“垂而不死”。还有一些企业，产能水平低下，在市场竞争中已经处于被淘汰的境地，但由于地方政府或母公司的市场保护、补贴等因素，总能强撑着生存。在这些行政干预下，市场竞争机制是失灵的。
四是“过剩与不足并存”。深入剖析这些产能过剩行业，不难发现，过剩的都是中低端产品的产能，高技术、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仍然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还要依靠进口，比如某些精品钢材、特殊用途钢等；过剩的是整机组装和一些辅机附件生产能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零部件仍然不能自主研制，需要进口配套，比如风电设备的变桨、偏航系统和主轴轴承等。前述“一哄而上”、“火上浇油”和“垂而不死”的往往都是一些进入门槛较低的产品。
解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动因，不难看出有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因素，企业投资决策的粗放因素，更进一步剖析，还有政府部门对行业发展和对待产能过剩指导思想的某些偏颇因素等。
地方政府因素。一是不当激励。很多地方发展经济的基本套路是招商引资、大上项目、上大项目，不少资源禀赋差的地方饥不择食，采取供地优惠、税费减免、降低环保准入标准、市场保护，甚至允诺投资者担任本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不正当激励手段，千方百计吸引投资。这些不当激励手段，严重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和企业生产成本，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企业决策程序，出现低水平产能过剩是必然的。现阶段，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积极性很高，如果引导调控不力，极有可能助长产能过剩。二是行政干预。一些地方借助本地市场需求，要求设备供应商在本地投资建厂，或与本地企业合资合作，并作为投标中标的必要条件。许多企业无奈只得答应。如目前很多大城市正在建设地铁轻轨，几乎所有城市都提出了主要设备制造本市化的要求，而目前地铁轻轨车辆等产能已经过剩，还在增加布点扩能。
企业因素。要承认，我国企业的整体素质较国外同行还有不小差距。一些企业，投资决策机制不健全，对决策者缺乏决策约束和责任追究措施，因而企业决策随意性较大、水平较低。这种情势下，其他企业不敢进入的领域，决策水平低的企业敢于进入，但并没有独特优势，只能加剧产能过剩。
政府部门因素。面对产能过剩，这几年中央和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做了很多工作。国务院2009年转发过10个部门关于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文件，2010年下发过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文件。与10年前相比，目前我国的产业政策规划已经很健全，与国外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但这两年产能过剩现象仍然非常严重，一些行业愈演愈烈，一些刚成长起来的行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因此，有必要反思相关指导思想和做法是否对头？
首先，核准审批的管法能否管得住企业扩能？从结果来看，管住了胆小的，管不住胆大的。而且，核准审批形成了“围城效应”，即围城抵挡城外者的同时，保护了城里的，因此城外者极力冲破城门，进来后积极拥护把城门关严实，防止城外者进来分享待遇。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个围城，一部分城外者并不一定进入城内区域。因此，目前行业准入管理办法的利弊很难定论。可能弊大些，因为目前我国一些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产能适度的产业，如各类家电产业、食品类产业，并没有准入的行政限制；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恰是准入管理较为严格的行业。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也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不得已放松行政管制后才快速发展起来的。
其次，一些调控措施产生的副作用，也助长了产能过剩。如前几年，对钢铁、水泥、火电等行业，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节能减排出发，实施“上大压小”，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同时，一些地方借助下马小产能，偏面追求上马大项目，个别地方甚至没有落实下马小产能，仍然上马了新项目，导致产能总量得到合法扩张。目前国资部门为了推进100多家央企兼并重组，正在推行央企“大鱼吃小鱼”的做法，使这些央企争相做大，有的通过新建项目或兼并扩产现有企业进军上下游产业，如航运企业发展造船业、电力企业发展电力设备制造业等，一些外贸型、科研型央企极力发展制造业，兼并了不少地方企业。这些央企做大的背后大多是行业产能加剧扩张，但是否提高了央企的综合竞争力？尚难定论，前一阶段也引起了国进民退的舆论。
另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工业的各类投资补助，虽然其初衷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技术进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但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企业投资扩能的冲动。前几年光伏、风电设备制造行业都曾是各级政府投资补助的重点。今天政府投资补助的重点，明天可能产能过剩。个人认为，对竞争性行业，无论出于何种良好用心，也不宜给予公共资金补助；即使补助，一定要把握好度和方向，严格资金使用的审计监察，确保把好事做好，否则宁可不做。
历经20年的改革发展和思想观念转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已经基本确立。但在经济活动中，还有不少不正当的现象存在，它们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的是负能量，是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抹黑，因此，不宜以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为借口予以认可和容忍，应该深究根源，坚决摒弃或改良。“中国式”产能过剩就是其中之一。
我国产能过剩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要褪去产能过剩的“中国式”外衣，应该从根本上着手破解。这个“根本”就是目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比如，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各地都认准了“无工不富”，发展农业、保护生态是为别人做嫁衣，吃亏的是自己。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对各地经济发展也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再如，政府和企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决策责任追究机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很大，“三拍”现象（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决策失误后拍屁股走人）还很普遍。还有，政府部门对市场主体的管理过多过细，说白了是不相信市场、不相信企业，实质是不相信市场经济，而对政府管理过于自信，管了些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
多年来产能过剩的结果证明，政府部门针对竞争性行业的准入管理应属于“管不好”事项，靠行政管理手段和政府文件三令五申化解产能过剩，无异于隔靴挠痒和麻袋上绣花。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本次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要求，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今年打出几套改革放权的“组合拳”，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市场主体，主动接受市场机制调节，才能使“中国式”产能过剩不再重复上演。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振兴司）
(责编：赵晶、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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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能上演扩充战
上汽大众继续投资，扩充产能。日，上汽大众拥有30万辆汽车产能的新工厂在浙江宁波杭州湾新区全面开工。除此以外，上汽大众还将在新疆乌鲁木齐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汽大众汽车（新疆）有限公司。计划2013年投资人民币约20亿元，建设具备年产5万辆A级乘用车产能的新疆生产基地。上汽通用扩产计划已在2011年7月展开。上汽通用投资70亿人民币，扩建沈阳北盛工厂，以缓解工厂产能紧张局面。
尽管人们还在为了如何缓解交通拥堵问题绞尽脑汁，但全球汽车厂商依然对于扩产乐此不疲。德国大众一年之内接连在中国广东和南京布下了两个全新的整车生产基地。紧随大众步伐，通用、福特、标致-雪铁龙、日产、现代起亚和本田等外资巨头，同样不约而同地启动了扩产计划。连一向保守的福特和本田，也相继在去年的7月和11月启动了中国的扩产计划。
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期间，国内排名前30家主要车企总的产能规划已经轻松突破4000万辆。对于其中原因，业界某权威人士脱口而出，现在还没有一个产业的上缴税收可以同汽车业相比。据专业人士介绍，以现有的汽车销量计算，汽车创造的直接税收超过了8000亿。客观来看，近年来，无论是行业还是地方，汽车产业对经济和消费的拉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汽车企业俨然成了摇钱树。因此，我们看到在一个城市里会同时出现两三家大型汽车厂家扎堆。
2.对于厂家扩大产能的做法，您如何看待？
只有产能扩大，才能降低成本
只有产量充足，才能更好提高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提高品质，而非量的增长
量的增长是质的增长必经阶段
厂家扩产具有盲目竞争性
3.如果有汽车金融产品，让您总能方便地通过个人信贷开上最新款车，您是否考虑？
会，花明天的钱享受当下生活
不会，总欠债的日子不好过
说不准，看金融产品如何设计
中国能否承载高产能
我们别老和美国比千人保有量，更应该和美国比比资源。美国可利用国土面积大约是中国的两倍，算来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能是美国的一半，美国现在的汽车保有量大致为2.5亿辆，这样算来，中国未来汽车保有量将是1.25亿辆左右，中国现有的汽车保有量约8500万辆，由于中国增加几乎全是新车，这4000万辆的增长空间，按万辆规模，只要两三年就会饱和。美国的购车单位是个人，而中国是家庭。
现在汽车工业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供求问题，也不是产能问题；不是增长速度理性与否问题，而是社会、环境、能源三大瓶颈。如果2015年我国汽车销量超过3000辆，汽车保有量将超过2亿辆，我国石油消耗量就有可能达到7亿-8亿吨的水平。各机构预测2015年国内石油产量在3亿-3.5亿吨，仍然一半以上的消耗量需要进口。目前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广州和深圳，这些城市本身就存在交通拥堵的难题，现在又要面对氮氧化物等环保约束。
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车市的走向。对增速放缓的车市而言，2012年将维持以调整为主的势态。今年，燃料油进口关税、成品油定价机制、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车船税法、投资政策，都陆续出台新的规定，专家预测这些政策将在新的一年里发挥重大作用，推动车市在调整中实现发展。如燃料油进口关税将会有利于稳定和拉动商用车市场。《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在加快二手车流通的同时，也能够带来一定量的新车消费增长空间。
梅子：社会环境与企业相辅相成。当社会环境不能承载汽车产能快速扩张的后果时，也势必影响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和发展实际。人均的概念只是参照系，绝非决策的依据。
名家论产能
回顾最近二十多年，中国汽车的确不止一次出现过产能过剩问题，但是由于市场潜力很大，加之增长速度很快，过剩的产能总是很快就被市场消化了，似乎还没有出现过企业完全因产能过剩而被拖垮的案例。反倒是发生的几次“市场井喷”，不少企业因产能不足，生产不出车子卖，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挣不到手。以我近30年来的观察，中国企业已经习惯于“说了不做，做了不说”，每家企业，在每件事情上都有两种预案。
汽车企业的“十二五”规划是在前几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出台的。当时，包括合资企业在内的大部分工厂产能不足，为了抢抓市场机遇，企业扩大产能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今，市场供求发生变化，国家政策已经调整，企业的经营决策也应该以变应变。中国汽车市场的“大”并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整个产业的“强”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面对当前汽车投资过热，各级政府和汽车企业，都应该将发展重点由“追大”调整为“追强”。
为剧增的产量找出路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市场。但中国的汽车产业比较分散，企业的规模还不够大，产品整体技术含量和品质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全国有27个省、区、直辖市生产整车，这样拥有众多汽车企业的现状显然是不利于行业发展，一方面不能形成合力，另一方面也造成资源的浪费。这都需要通过兼并重组来解决。
从出口产品及出口国等方面来看，我国的汽车业出口仍存在低成本竞争，难以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困境。2011年，虽然我国汽车出口相比2010年有所回升，但也仅有80余万辆的出口规模，不到总产量的5%。这个比重在全球主要汽车生产国中处于最低水平，不仅无法与欧美、日韩等汽车出口大国相比，也不及作为国际车企出口基地的泰国、墨西哥等，也不及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事实上，丰田出口占其全球产量的60%以上。中国汽车出口潜力无穷。
有关方面预测到2025年，中国汽车金融业将有5250亿元的市场容量。数据显示，在美国市场，汽车金融渗透率接近100%，而在欧洲市场达到60%~70%。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金融渗透率只有15%。“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汽车金融不管是在汽车企业的销售推动、利润贡献，还是在客户服务上，都还依然只是处于‘配角’地位。”
2012年春节期间，汽车租赁的价格较去年国庆节期间增长了近二成，而且还取消了很多的优惠，但汽车租赁市场依然火爆异常，汽车租赁市场呈价格上涨、租赁期延长等势头。目前国际汽车租赁业整体规模已达千亿美元级别。在租赁业务极为发达的欧美国家，每年有近300万辆车租赁需求。与此相比，中国的汽车租赁市场起步较晚，尚未进入完全竞争阶段。
海外启示录
韩国汽车工业从“代工模范”走到世界前五、对欧美的百年老店构成威胁，这种后来居上的势头，足以让早于韩国起步的中国汽车业汗颜。1998年的经济危机成了韩国将差距拉大的一道分水岭。重组后的韩国汽车甩掉了历史的重疴后，反而开始轻装前进。车型的谱系化、技术标准的严格化、核心技术的研发步伐、外观设计的大幅度进化、向高端车和性能车领域的冲击，这些都成为韩国汽车后来居上的有力武器。
汽车产业的大发展，美国车长期占据较大市场份额——到90年代都占70%左右，令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规模越来越大。这样的结果是令通用汽车等美国汽车厂商变得臃肿而低效。面对日系“三大”的围攻，反应迟缓且节节败退，市场份额一缩再缩，在被丰田夺走世界第一之后，终于在金融危机的压迫下，轰然倒地。经历了称雄世界，也经历了困境中的艰难，现在的美国汽车工业，正处在瘦身、恢复阶段，人们仍相信他们依然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仍然有能力东山再起。
您是否认为中国汽车产能到2016年过剩？
厂家生产易盲目乐观
汽车行业产能过剩毋庸置疑。各大汽车厂商只顾各自生产，都认为产生产能过剩问题的是其他厂家，结果导致行业整体供过于求。
厂家会据市场自行调节产能
这纯粹是杞人忧天。市场经济下企业会自行调节，要么停止生产，要么花样百出推动销售。产能过剩只是理论上的担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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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经济新形势下我国应关注产能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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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国需求结构的特征： 纵向与横向比较
　　改革开放 35 年来， 我国经济以年均约 10%的增长率高速增长， 在较短的时间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增长速度举世瞩目。 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 我国也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
　　过往跨越式发展抓住了国际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 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 土地等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 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 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相应地消费率也就比较低。 1978 年至 2012 年， 投资率整体上呈上升态势， 平均投资率 38.78%。 从 2002年开始， 资本形成逐步取代最终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增长方式。 特别是 2003 年以来，投资率攀升到 40%以上并逐年仍在提高， 2011年达到最高的 48.3%， 这显着高于世界平均投资率 （28%）， 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投资率（33%）[1]。 作一个对比， 韩国和日本在加速赶超的过程中， 投资率最高值也仅在 30%左右。 需求结构的另一个特征还表现为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 2000 年，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 2 492 亿美元， 占全球出口总额 6.44 万亿美元的 3.86%， 位居世界第 7。 得益于加入 WTO， 到 2012 年， 中国出口贸易 2.05 万亿， 根据 WTO 的预测， 2012 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 18.88 万亿美元， 占全球的10.86%， 继续保持全球第一[2]。
年， 出口依存度均在 25%左右， 外贸依存度平均达到49.75%。 从消费率来看 ，
年 ， 我国消费率从 62.1%下降到 49.5%， 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8.79%下降到 35.97%， 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 70%左右的平均水平。 尽管消费率是否存在低估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学术问题， 但横向比较消费率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 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对需求侧的影响
　　改革开放 35 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充分地证明， 改革与开放卓有成效。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强势角色是需求结构呈现上述特征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明， 这种发展战略和需求结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问题， 甚至说， 这种结构恰恰支撑和造就了过往的高增长。 之所以现在被认为是问题，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显而易见的是， 高外贸依存度的增长模式存在的一个潜在隐患就在于经济增长深受外部经济体经济形势波动的冲击， 这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 除此之外， 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具体可以从内部和外部影响来分析。
　　从外部影响来看， 第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欧美国家普遍地复苏乏力， 新兴经济体增长步伐放缓， 国外消费市场萎缩。 第二， 欧美国家利用危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机会重振制造业， 实施再工业化， 这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和出口也会产生一定挤出效应。 欧盟委员会在2012 年 10 月发布了一份新产业政策通报 ， 正式提出通过 &新工业革命& 逆转工业比重下降的趋势， 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总体目标， 即到 2020 年，将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当时的 15.6%提升至 20%。 在降低失业率的压力下， 美国也有类似的计划。 美国 2008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9%， 目前已升至接近 12%[3]。 虽然中美在制造业出口产品领域交叉度不高， 但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维持不变， 外部需求势必会更趋于下降。 第三， 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 一方面， 国际上的贸易保护手段 &推陈出新&， 绿色壁垒、 劳工保护等成为新的贸易保护手段， 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恰恰是短板。 另一方面， 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 而且贸易摩擦也有了新的变化： ①贸易摩擦不仅来自于发达国家， 同时也在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②摩擦的领域不仅出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 还向光伏产品等高端产品领域扩散。
　　从内部影响来看， ①劳动力成本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 &人口红利& 和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的重新配置。 但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明显， 2012 年末， 我国 16~59岁 （含不满 60 周岁） 人口比上年末减少 205 万人， 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下降 0.5%。 社会总抚养比由 2002 年 的 42.2% 逐 年 下 降 ， 2010 年 降 至34.2%， 而 2011 年和 2012 年则逆转上升， 分别为34.4%和 34.9%。 劳动力供求状态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2004 年沿海地区出现了以 &民工荒& 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并迅速蔓延到全国， 年金融危机后更为加剧 。 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变化又反映在劳动力价格上， 农民工工资从 2004 年开始明显提高，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民工遭遇了短暂的就业冲击， 但随后工资增长的势头并未减缓。 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例， 工资在
年 间 年 均 实 际 增 长 率 分 别 达 到10.5%和 9.8%[4]。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外来人口加速实现市民化， 劳动力成本仍将呈趋势性上涨态势。 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成本上升情况下， 一些制造业开始往印度、 越南、 柬埔寨、 马来西亚、孟加拉国以及中南美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 ②资源能源约束趋紧。 以往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显着的粗放型特征， 片面依赖资源粗放式投入， 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没有得到有效地审计、 治理和补偿。 2012 年， 我国 GDP 占世界总产出份额为 11.5%， 消耗的煤炭、 一次能源和淡水却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 50.2%、 21.9%和 15%左右。 这固然有我国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原因，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种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今后经济增长受到能源、 生态、 环境的约束只会1币升值因素。 按年平均价计算，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 1995 年至 2005 年间基本维持不变， 2005年以来人民币则呈不断升值趋势， 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 8.19∶1， 2012 年， 汇率达到 6.31∶1，该期间人民币升值了 29.8%。
　　就投资来看， 虽然我国的投资率比较高， 但是如果有高的投资回报率， 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问题。 问题正在于， 投资回报率近年来呈明显下降趋势， 根据白重恩的研究， 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从 1993 年的 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 在
年还稳定在 8%~10%， 但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 2012 年中国已经降低到 2.7%的新低水平。 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很简单， 但计算出的值通常存在较大争议，关键在于数据质量和计算方法。 对于我国投资回报率是高还是低仍有学术争论， 但从不少实体企业将大笔资金用于炒房足可管窥实体经济利润较薄的事实。 刘海影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资本回报率 10 年来的平均值为 6%， 但从2007 年的 8.9%跌至 2013 年 1 季度的 3.5%， 下滑了 60%。 非金融上市公司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 与债务规模之比从 2007 年的 20%左右降低到 6%， 甚至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 表明总体而言， 企业覆盖债务利息的能力不足。[5]
　　在出口面临压力和投资回报率下滑情况下，能否将经济增长寄托于消费率的大幅提升呢？ 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来看， 我国消费率提升的空间是很大的。 并且， 中国的人口约占世界 1/5， 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 消费市场完全依赖其他 4/5 的人口也是不现实的。 但当前消费率太低的原因是多重的： 其一， 居民收入占比比较低， 经济建设型的政府主导了过多了投资，这对消费产生了不小的挤出。 其二， 居民收入差距也偏大，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有关，致使陷入了高收入者有钱不消费和低收入者想消费却无钱消费的窘境。 其三，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健全， 居民预防性储蓄的意愿强烈。 以上多重因素叠加， 诸如家电下乡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措施收效甚微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 总供求平衡潜伏危机： 产能过剩问题愈加凸显
　　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显着变化，以上的分析也表明， 无论是出口、 投资还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 都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这就使得总供求平衡潜伏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我国当前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的重要表现， 便是普遍而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根据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2012 年底， 我国钢铁、 水泥、 电解铝、 平板玻璃、 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 72%、 73.7%、 71.9%、 73.1%和75%， 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而且 ， 除了上述传统行业， 产能过剩在向太阳能光伏、 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蔓延。 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更突出地暴露了出来。
　　产能过剩对宏观经济产能负面效应的影响在于，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企业非意愿库存增加，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紧张， 对投资前景产生悲观预期， 投资意愿弱化。 即便是维持投资， 也主要不是靠利润而是靠融资， 这又会加大企业债务负担和风险。 另外， 产能过剩情形下， 为了消化库存， 维持生产运转， 企业间容易展开恶性的价格竞争， 企业利润率下降， 行业亏损面可能扩大，并引发职工失业、 银行不良资产增加、 能源资源瓶颈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在低消费率、 高投资率和高外贸依存度的需求结构下， 如果外部需求有大幅下滑， 为了 &保增长& 和稳就业， 在消费率几乎不可能短期提高的情况下， 惯常的思路是通过扩大投资来应对。
　　2008 年国际危机爆发后， 当年第 4 季度中国政府决定在 2 年时间内实施 4 万亿投资计划， 加上2009 年各商业银行贷款 10 万亿 ， 政策对于拉升GDP 确实发挥一定作用。 相比于
年的两位数增长， 继 2008 年和 2009 年 GDP 增长率接连下滑后 （分别为 9.6%和 9.2%）， 2010 年止跌回失， 一度回升到 10.4%。 但是， 在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和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 一味地靠投资拉高 GDP 只能有短期效应。 由于投资回报率递减， 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 需要越来越强的刺激才能实现一定的增长。 直接的生产性投资和由政策诱致的关联投资可能使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 非但无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反而可能使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更加严重。
　　投资是短期内增加 GDP 更直接和可控的手段， 投资是需要钱的， 除了吸引直接投资， 政府投资的钱要么来自财政收入， 要么来自借债。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通过以低于市场价给企业提供用地、 税收优惠、 容忍污染、 压低电价等手段变相给企业补贴， 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 在2004 年的 &铁本事件& 中， 当年常州、 扬中工业用地市场价约为 40 万/亩， 实际上批给的价格仅为 11 万/亩， 按 6 541 亩算， 相当于 20 亿左右补1的思路下， 房价与地价形成正反馈机制， 地方政府过度地依赖土地财政， 房价的高位运行风险重重，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也随之放大。 就地方政府债务而言， 当前我国政府债务不断积累， 截至2010 年度 ， 汇总中央政府 8.6 万亿 、 地方政府（含乡村级） 的 12.4 万亿、 国开行的 4.7 万亿、 进出口银行及农发行的 2.6 万亿、 铁道部的 2 万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 1.8 万亿等债务或负债， 中国政府负债总额高达 29.6 万亿元， 占 GDP 比较高达 73.9%[6]， 已经有了很大的风险， 靠借钱扩大投资拉动 GDP 很难维持。 这就充分地表明， 在当前情势下， 过往依靠固定资产投资这种需求侧管理拉动经济增长的调控思路已经不合时宜。在不忽略需求侧管理的同时更加关注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是因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四、 在稳需求的同时更关注供给侧管理
　　综上可见，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下滑的情况下， 如果一味追求像过往一样的高速增长， 通过增加货币发行等手段进行短期刺激而深层次的经济结构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调整， 刺激需求的政策可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 反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 还容易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 即便是短期拉升， 难免又会有较大幅度下滑， 这种经济的大起大落本身就是对经济秩序的破坏， 还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供给管理的目的， 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使已经失衡的总供求再回到平衡的轨道上来， 使经济能够平稳健康增长。 这是指， 根据内需和外需的变化调整供给结构， 既要考虑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 又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 使得供给与需求相匹配， 使总供求保持基本的平衡。 再一个就是不断地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 改粗放型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使经济增长具有质量和持续性。
　　供给管理最常提及的政策是减税。 笔者的调研也发现， 中小企业经营中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税收负担和社会保障负担比较重， 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税种， 还有各种隐性的费用支出。 这与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有关， 我国现行税制中增值税、 营业税等流转税占税收比重超过 60%。不同于所得税， 流转税比较不容易做到 &多挣多交、 少挣少交&。 因此， 税制的改革有助于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负担， 激发中小企业市场活力，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 从而为宏观总供求的平衡奠定微观基础。 截至 2013 年 8 月 1 日，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也已推广到全国试行， 从整体上来看， 这能够降低企业负担。供给管理还包括改善要素供给， 其中关键是推动科技创新， 促进技术进步， 提升人力资本。
　　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 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是人均资本 （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的增长， 之二便是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 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技术进步对于提升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但也恰恰是我国经济的短板， 缺乏核心技术， 依赖国外技术转移，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根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 2012 年授予了 125 万项专利， 但只有21.7 万项 （约 1/5） 属于中国专利系统中的最高质量专利。 我国授予的专利有三类， 分别是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专利和 &外观设计& 专利，后两种专利创新含量较低， 而我国恰恰是后两种专利比例比较大。 因此， 国家要鼓励和支持科技研发投入，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供给管理同时包括制度的供给， 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美国和英国 20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都是围绕供给侧展开的， 重点虽然有所不同， 但均有市场化改革的内容。 美国采取了反垄断和减少政府管制的措施， 英国的改革重点是减少政府管制， 减少国有经济比重， 降低保障， 完善市场体系， 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7]。 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不小的提高， 但仍亟待提高。 在近年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后， 应该注意的一个事实是， 民营企业存在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而相比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恰恰是比较高的。 根据民间智库&政见研究 & 提供的数据 ， 国企的资本回报率为2.65%， 远低于民营企业的 4.84%。 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 政府不当地干预了信贷资源的分配， 使分配更偏向资本回报率偏低的国有企业。 信贷资源的这种配置， 既有政府在其中的干涉， 也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和地方政府市场保护获取利润的原因。 因此， 供给管理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恰当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减少政府对市场包括要素价格的直接管制， 改善要素供给，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相对价格体系， 而政府在宏观调控、 市场监管、 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另外， 迫切需要深化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改革， 使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同一个市场平台上公平竞争， 形成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 惟其如此， 企业才能硬化预算约束， 强化成本和风险意识， 注重投入的产出效率和投资收益。 只有这样， 市场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便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实现， 资源误配置才能有效降低， 这才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治本之策， 是走上创新驱动和集约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与传统的增长模式相适应的有一整套制度建构， 而制度一旦形成就存在制度惯性， 当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而需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时， 传统的制度就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 因此， 供给管理既要有理念上的转变， 又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 其中之一， 是改革传统上片面强调 GDP的政绩考评制度，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划分财权与事权， 强化对地方政府各项收支的硬性约束和监督。 原因在于， 在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考评政绩的偏向和地方承担过大事权情况下， 地方政府又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来自上级的行政压力， 便围绕 GDP 展开激烈的锦标赛式竞争， 辅以现行官员任期制特点， 政府官员的行为难免短期化。
　　五、 总 结
　　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靠外需拉动和依赖于要素粗放投入转向主要靠内需拉动和创新驱动上来， 是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必须围绕总供求的平衡来展开， 要以这个为基本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增长， 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会丧失基础。 优化需求结构更多不是直接去管控需求的各个部分， 而是应该从供给侧着手， 这更是一种治本式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 &十八大& 之后， 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不能通过发货币等简单手段刺激经济， 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更利长远，反映了更关注供给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思路和理念。
　　宏观调控理念的转变是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局的客观要求， 是因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客观变化而做出的积极主动的调整， 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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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天勇．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N]．学习时报，．
　　[4] 蔡P．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 &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刘 海 影 ． 投 资 能 否 继 续 拉 动 中 国 经 济 ？ [EB/OL].
　　[6] 刘海影．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0．
　　[7] 刘霞辉.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 &&&中国视角[J].经济学动态 ，2013（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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