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北大的西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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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北大的西乡人
被称为“白杨沟四进士”之一的江隆基，1925年从西乡考入北大，1927年东渡日本，次年结识爱国将领杨虎城。1931年赴德国留学，1936年取道苏联回国，12月协助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1952年任北大副校长兼党委书记，1959年任兰大校长兼党委书记,日含冤离开人间。马寅初说：“他来北大，北大很幸运，我们很幸运”。
江隆基：执掌北大的西乡人
1958年，江隆基在北京大学校园留影。
1957年，江隆基（右一）陪同周总理视察北京大学。
江隆基（左一），马寅初（右二）等与苏联专家在北京大学未名 湖畔合影。
　　几年前，应该是一个春秋季节，我和时任汉中市常务副市长孙志诚一起去了一趟西乡县。我和志诚是兰州大学同学，去西乡有公干，而内心却有着一种怀念，想看看西乡县,看看西乡县丰东乡白杨沟村，因为那里是我们尊敬的校长江隆基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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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沟的“四进士” 　　
&&&&西乡县位于陕南中部的秦巴山区，东邻安康，南界巴山，西接汉中，北近汉水。西乡虽属陕西，却近川鄂，素有“小江南”之称，地杰人灵。县城西南20余里有一条柳树河滋养着一块小盆地，过了柳树河向东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庄，这就是白杨沟村。这里青山秀水，米粮川道，村南有条麻溪河潺潺流淌，村子西北头有座庭院，院内有几间青瓦房，几间茅草屋，一片竹林，几棵中槐，这就是江家小院，江隆基就在这里诞生。　　
江隆基出生于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的父亲江廷瑜既承祖业种田，又自创业经商，在西乡南区算是一个富庶人家。父亲厚道耿直，母亲勤劳善良，江廷瑜夫妇辛苦劳作一心指望儿子们读书成人。江隆基兄弟四人，他和大哥江裕基（伯玉）留学海外，两个弟弟江肇基、江弘基都是大学毕业。这在当时的西乡县传为佳话。被称为“白杨沟四进士”。　　北大学子的留学路　　江隆基7岁入江氏宗祠读私塾，12岁考入西乡南区高等小学，15岁考入西安二中。1924年，江隆基来到北京，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江隆基在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方针和“科学与民主”的传统熏陶下，努力学习专业，博览群书，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种学术演讲会。他聆听过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演说，专心研读李大钊论著，他的思想开始升华。这个时期国内的局势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确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北大红楼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中心活动地之一。“五卅惨案”发生后，北大学生更加活跃。集会游行，强烈要求“关税自主”，反对段琪瑞政府大示威，直到军阀政府血腥镇压学生请愿团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举行了一次又一次抗议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爱国民主运动，江隆基有的耳闻目睹，有的则亲自参加了。江隆基深刻认识到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区别”，他深有感触地说：“李大钊和徐谦（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主席）就是这两种人的典型代表”。1927年，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腥风血雨中，有人消沉，有人落荒,有人叛变，革命处于极度低潮，就在这年6月,江隆基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7年9月，江隆基东渡日本，第二年3月考取了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本科。在日本明治大学，江隆基广泛阅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他和其兄长江裕基共同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和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论文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　　
江隆基到不久，就找到了中共特别支部负责人，并参加了在特支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工作,这是一个以学术团体为名，实际向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政治组织。江隆基和廖承志、冯乃超等人编在一组，一面学习，一面注视和讨论国内政治形势。1928年4月，爱国将领杨虎城秘密来到日本避风,借机会考察日本的军事政治情况，认识了江隆基。杨虎城在日本半年，和江隆基作过两次长谈。江隆基坚定的政治信仰，沉着朴实的品德，令杨虎城十分赏识。在日本明治大学，江隆基担任了中华校友会主席，1929年8月，在中共特支的领导下，成立了留日学生反帝同盟,江隆基担任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当反帝同盟为营救被日本警方逮捕的同志举行游行示威的时候，江隆基和中国留学生20多人当场被捕。江隆基在日本监狱里被关押了3个多月，被打得遍体鳞伤，衣裤血迹斑斑，江隆基坚强不屈，保护了党的组织，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日本警方因无罪证，最后以“共产党之卵”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日，江隆基从天津回到北京，结束了他两年半的日本留学生活。　　
江隆基仍然回到北京大学，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和北京大学的同学一起，继续开展留日学生后援会的工作。为避敌人耳目，这时江隆基改名江半庵。后援会并到北平学生反帝同盟，江隆基后来是反帝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在一次活动中，江隆基刘澜波等10多人又被北京宪兵队逮捕。江隆基因化名刘清泰被释放了。他到了天津，又辗转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又开始了党的活动。他参加了朱镜我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担任了街道支部书记，他参加了王学文领导的现代文艺研究所，他应约担任了潘梓年计划出版的《每周评论》的编委工作。　　&&&
1931年江隆基赴德国留学。江隆基留学德国是杨虎城资助的。杨虎城极其重视和爱惜人才，他主政陕西后，选拔一批陕西籍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为陕西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这批送出去留学的共有10人：江隆基、王炳南等6人赴德国，潘自力赴法国，原政庭、亢心裁赴英国，袁若愚赴日本。1931年3月，江隆基和王炳南、韩鲁一起，取道苏联到了德国柏林。江隆基入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
　　柏林大学是德国最高学府，也是欧州学术研究中心之一。江隆基被柏林大学“尊重个性”“注意学术多方面的研究”和“创造力的培育”三大特征所吸引，努力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教育学和其他方面先进的东西，并对西方的教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共党员，到柏林后，就和中国共产党语言组取得了联系，并参加了语言组的工作。后来王炳南任中国共产党语言组书记，江隆基任宣传委员。同时，江隆基还参加了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华侨互济会的工作，后来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工作由江隆基负责。1932年夏天，德国共产党书记台尔曼专门会见了中共语言组的王炳南、江隆基和辛安石等。对中国革命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语言组的领导下，江隆基发起并组织了旅德华侨反帝同盟，他被推选为这个同盟的书记。后来，德、法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以旅德反帝同盟为中心，成立了留欧华侨反帝同盟，江隆基为总同盟书记。江隆基还联络了日本、印度、朝鲜等国在德国的留学生，组织了东亚革命分子联合会，他担任联合会的执行委员，负责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希特勒上台,江隆基领导的反帝同盟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但他一面学习，一面仍然坚持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初，江隆基在中共语言组的领导和支持下，将几个抗日救亡团体联合组成了“旅德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邀请国民党抗日人士黄琪翔、胡若愚参加并出面主持。他担任执行委员。1936年9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其他反战团体，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世纪宫”召开了世界和平大会（通常人们称它为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参加大会的有35个国家4000多位代表，许多国际知名人士、政治家、作家都出席了大会。中国出席的代表有来自国内的钱俊瑞、陶行知等及来自柏林、巴黎、伦敦的代表共14人。江半庵（江隆基）作为来自柏林的旅德中华救亡会代表出席了会议。《救国时报》还邀请江隆基为特约记者，为大会作了采访报道。这是一次全欧侨胞抗日救国的大联合，大会致电蒋介石，提出“立即实行全国武装抗战以卫国保种”。大会选举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江隆基被推选为监察委员。
　　1936年10月，江隆基在柏林大学学习结束以后，取道苏联回国，12月抵达西安。在他途经北平时，杨秀峰在许德珩的家里为江隆基学成回国举办了一个小茶话会，杨秀峰幽默地称赞江隆基是“留学（流血）中的和平战士”。江隆基到西安后，住在杨虎城私人公馆止园，杨虎城委任他为绥靖公署政治处上校秘书主任。江隆基直接协助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他和南汉宸等人在十七路军中组织建立一个半公开的进步团体“抗日同志会”。杨虎城担任会长，孙蔚如担任副会长，南汉宸为秘书长，崔仲远为组织科长，江隆基为宣传科长。西安事变爆发后,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市民大会。张学良、杨虎城讲了话，江隆基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代表的身份也在会上讲了话。江隆基慷慨激昂地说：“谁领导抗日，谁便是我们的领袖，谁出卖国家，谁便是我们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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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寅初说“北大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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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节约篇幅，我们把江隆基从事革命和教育事业的前15年浓缩在了一张简历表里：
　　1937年1月－1938年1月任西安市第二中学校长
　　1938年2月－1938年4月，任民族革命大学行政系负责人兼教授
　　1938年5月－1939年7月，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陕北公学关中分校教务长
1939年7月－1942年10月，任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
1942年11月－1943年6月，任抗大二分校附中校长
1945年10月－1946年10月，任延安大学副校长
（1943年8月－1945年9月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
1946年10月－1949年4月，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
1949年5月－1950年，任西安军管会教育处长
1950年－1952年9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
1952年10月，江隆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与马寅初先生一起主持北大工作。马寅初先生在北大师生欢迎江隆基的大会上说：“江隆基同志是一位老党员，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家。他来北大，北大很幸运，我们很幸运”。江隆基在北京大学工作了6个年头，这是北京大学稳步前进的6年，是团结进步的6年，也是北京大学发生巨大变化的6年。江隆基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北京大学师生的希望。北京大学，这所古老而驰名中外的全国最高学府,解放后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几所大学的文理学院以及辅仁大学、中法大学部分文理科合并而成的新的综合性大学。江隆基把做好党内外团结和来自不同院校、系别，具有不同传统、作风、习惯的队伍的团结作为“一个新北大起步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关键”。他切实有效地加强了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积极慎重地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他同时要求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要努力熟悉学校业务和本职工作，要成为业务上的内行，不能长期做外行。江隆基认为，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校，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能没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否则就难以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他定期组织座谈会，与北大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流情况，沟通思想，听取意见和建议。校长马寅初先生是著名的民主斗士，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江隆基十分尊敬马老。马老对江隆基也十分尊重。他经常出外开会或到中央经委办公，临行前总是说：“兄弟刚才讲的，无关紧要，大家要好好听江副校长的，这才是正题。”马老襟怀坦荡，宽宏豁达，他和江隆基互相尊重，真诚相见,团结无间。正是在这个阶段，提出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新人口论》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论。汤用彤是国际闻名的哲学家和佛学家，当时任北大第二副校长，江隆基同样十分尊重汤老。请他主持文科各系的工作，两人合作得很好。周培源是国内外著名的物理学家，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当时是北大教务长，江隆基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周培源后来回忆道：“当时，我在他（江隆基）领导下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我们相处的时间虽只有短短几年，但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坚持党的原则、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和刚正不阿的工作作风,对同志虚怀若谷的高尚品德，给我极大的影响并使我受到深刻教育，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愉快岁月使我终生难忘。”
　　用民主精神办学，办学校主要依靠教师，是江隆基一贯的办学思想，对待教师他主张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在北京大学这个专家学者云集，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最高学府，江隆基和广大教师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学习”的关系。他和广大教师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为冯友兰、汤用彤、翦伯赞等老教授配备了助手和接班人。他提出评定教授工资级别主要是看学术水平，看是否有真才实学，而不能强调“马列主义水平”的高低。在学术问题上，他坚持自由讨论自由争辩的原则，从不横加干预。他主张“有多少家，就算多少家”。他钦佩和尊重朱光潜的学术地位和治学方法。他坚持让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北大自由发表。他实际上允许遗传学界摩乐根和李森科的争论。他开设了有批判地介绍康德学说和黑格尔学说的课程，在他的努力下，北大还开设了有批判地介绍罗素、凯恩斯的课程。江隆基还提出了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个时期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
　　反右斗争开始了。江隆基在北大处理“右派”的问题上，尽可能把打击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他反对那种人为制造右派的做法，他也没有那种“引蛇出洞”的思想。在江隆基等同志的努力下，北京大学保护了一批有真才实学、拥护党的领导的爱国知识分子。但是，江隆基却因此被连续批判了两个多月，并戴上了“反右斗争不力”，“右倾保守”“政治上退却”等等帽子，1958年底，江隆基离开了呕心沥血工作了6个年头的北京大学。
　　在1963年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陈毅副总理认真地对江隆基
同志说：“隆基同志，你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搞得很不错嘛！你看，我
们把你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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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大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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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江隆基回到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北，出任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这个时期的兰州大学面临着十分混乱的局面。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接着反右倾，“拔白旗”，大炼钢铁，大办工厂，左倾错误给兰州大学造成了严重损害。而这时的江隆基，刚在北大受了不公正的批判，背着“右倾错误”的包袱。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教育家，从北大到兰大，谁都知道是贬抑，但是江隆基以一个老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明确指出，兰大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他开始了“以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全面整顿。他明确提出：“学校教育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等等正确的观点和措施，并身体力行地组织实施。
　　1962年，江隆基写出《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一文，全面系统地总结阐述了高等学校工作的八条规律。这就是文化革命中被大批特批的所谓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办学纲领。
　　兰州大学也是幸运的。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学校处于混乱状况的时候，江隆基来了。江隆基辛勤耕耘，苦心经营了兰州大学7年，兰州大学出现了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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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仰天地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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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战争年代，江隆基蹲过两次监狱，曾被日本警察打得遍体鳞伤。他曾被土匪劫持后冒死逃脱。抗战时期，他和罗瑞卿、成仿吾等精心组织和领导了抗大和华北联大文化队伍艰苦卓绝地长途行军，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博古为他们送行。他在西安二中任校长时，国民党军队在学校与学生发生纠纷，上刺刀，拉枪栓，气汹汹地向学生威逼过来，他闻讯赶来对着军队值星长官怒喝：“你们谁敢动我的学生！你们要开枪、捅刺刀吗？好！要开枪，就向我打，捅刺刀，就向我这里捅！”
　　江隆基一生崇尚科学与民主，尊重知识和人才，他以“右倾”之身来到兰大，却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纠正左倾错误给学校和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教授带来的伤害。
　　他公道、正直、实事求是，从不跟风趋时，随波逐流。1958年北京大学举行60周年校庆时，陈伯达来北大。提出要“把北大办成共产主义的大学”。江隆基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说：“现在还没有共产主义经济基础，怎么能办成共产主义的大学。”他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制度混为一谈了”。事后他又打电话给陈伯达，再三表明他有“不同意见”。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后的一次座谈会上，康生因这事批评了江隆基。说什么“我们是共产党，又不是社会党，共产主义大学为什么不能提？”江隆基仍然表示“思想上想不通”。
　　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党的左倾错误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兰州大学遭受到一场空前劫难。江隆基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在中央的康生说：“江隆基不是自己人”，说“江隆基在北京大学的那一套,完全是投降,完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兰大校内的所谓造反派有恃无恐，极其残忍地迫害和摧残这位老共产党人，老教育家。“接力赛跑”、戴十几斤重的铁笼做的高帽子、拳打脚踢。然而,士可杀不可辱。江隆基面对这伙暴徒的摧残和凌辱，正告他们“不许你们侮辱我”，这伙暴徒硬逼江隆基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江隆基不畏强暴，面对几千名师生义正词严地宣告“我是
中国共产党党员”！
　　日，在兰州大学操场召开批斗江隆基的万人大会，宣布撤消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江隆基含冤离开了人间。对于兰州大学广大师生，这一撕碎人心的噩耗，是对正义、公道、良心呼唤，是一个伟大生命的抗争！是俯仰天地的呐喊！
　　42年后的今天，祖国大地，天气晴朗，百花竞放。我国的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生机勃勃。从陕南西乡走出的这位老共产党人，老教育家，愿您老人家能够含笑于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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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强文祥）
　　（本文参考书目：《江隆基传》《江隆基问题调查报告》《西乡
县志》《江隆基秦岭脱险记》《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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