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港版》是李侃的好些还是北师大版的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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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种中国近代史著作
1、范文瀾:《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经修订,共出至9版。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较早写出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之一。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成为多年以来学习中国代历史的必读书。许多基本观点为大家所吸取。这部书的特色是:观点鲜明,文字准确而生动,譬如,对人物常有画龙点睛的描绘性评价,像说“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用一句话概括出了林则徐的时代脉博和历史作用。对复杂的历史事件,也多有扼要的概括。例如对太平天国领袖们对天京事变乃至太平天国卒败应负的责任,作为这样的评价:“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的专横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是最后一坏,历时既久,使得太平军最后削弱以至于溃灭。”对这个问题尽管众说纷纷,范老的这几句话却是许多长篇大论所不能代替的。当然,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属初创性的尝试,从内容到形式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但奠基之功不可没。最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本“半截儿”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时期。范老在世的最后几年里,已拟出提纲接写下册,但在十年浩劫时期逝世了。
2、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胡绳同志在1947年写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专著,后几经修订继出数版。按“通史”内容严格要求此书似乎面窄,但在过去多年间,许多通史著作都是以政治史为突出方面的。所以本书也可视为近乎“近代通史”的著作。这本书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和影响进行了精辟的剖析。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书,从标题到文字给人以新颖之感。内容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问题的认识比较深刻,多有创见。从体裁体例特点上看,是以“论”为主,从论出发,依次举事例为证,引用史料虽比较典型,但是片断的。适合在具备了近代历史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阅读,或是和其他有关历史著作配合阅读,不然的话,可能就会雾里看花,不甚了然。(以上两书评议有些地方参照林增平先生所讲)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胡绳历经多年的准备和写作于1981年出版一部近代史。当然,如果把中国“近代”的断限规定为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是科学的,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胡绳本人即这样认为),这部书的内容还只是近代的前半期的,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没有通头儿,故书名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当然按作者解释还有避免雷同的意图)。但按照习惯,特别是教学上的惯常划分法,本书就是近代通史了(下面涉及的其他书亦多为此时间断限)。这部书比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内容面拓宽了,除了政治方面之外,还更多地方涉及了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说它“通史”更名副其实了。别要强调说明的是,本书是中国近代历史著作中“三次革命高潮说”观点的代表作。
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稿》。分册陆续出版,第一册(内容为阶段,为全书的第一编)于1978年出版;第二、三册(内容为阶段,为全书第二编)于1984年出版;第三编自为阶段的内容。从分期上可看出明显地是采用了三个高潮说。这套书是在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的一册)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原书出版于1962年,约17万字,只是纲要,有骨架而无血肉。扩编后的《史稿》,内容详细得多了。
5、苑书义主编:《中国近代史新编》分上、中、下三册。分别于、198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出修订新版。其中上册的太平天国部分20万字由主编者亲自撰写,比较系统全面地体现了撰者多年间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成果。这套《中国近代史新编》共150万字。是到目前为止业已出齐的全套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篇幅最浩繁、内容最详尽者之一。并且学术性也比较强。
6、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上、中、下三册)。体例上“亦新亦旧”,说其“旧”,因其仿旧纪传体史书,分“表”“志”“传”等;说其“新”,是因为这种体例现在的历史著作一般不同,内容特点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的线索。
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992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印刷。作者是华东师大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1988年12月逝世。此著由其在沪部分子弟整理成书。该书是从社会史的主角度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颇见特色,思辩深邃,为学界评价颇高。下限至1949年。
8、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的第十一、十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内容为从年时段者。该书体例上有期特点,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编,对文献资料和研究概况、历史沿变综合情况、诸多重要专门方面的情况、重要人物,分类撰述。
9、(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十和第十一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因为这部书是由外国学者撰写的,他们的基本历史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对此,我们务必注意。不过,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应该对国外的研究情况有所了解,借助《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的中译本,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窥其一斑。并且,这类书中也不是无可取之处,譬如,有些材料是国内不常见的。对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对我们还能有一定启发。
(二)论文集类
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形式,一般说来,与著作形式的科研成果比,它具有短小精悍、专深、时效快的特点。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论文是很多的,是我们学习过程中需要参考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但是论文的分散性,使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检索、查找起来比较困难,论文集则可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方便。论文集除了某个人或某个科研单位的成果总汇类型的可能涉及内容比较泛杂外,一般都是专题性的,或是把一个时期以来某个专题内容的论文汇编成书,或是将某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集中出版,并且,一般都是要经过选择的,入选质量较高的有代表性的文章。中国近代史上诸大事件大多有专题论文集(如关于鸦片战争的、太平天国革命的、洋务运动的、中法战争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戊戌变法的、义和团运动的、辛亥革命的……),有的还是好几种,这个我们在学各章时可再有针对性地介绍。至于比较重要的单篇论文,拟在讲课过程中对学术问题作必要的介绍时随时涉及。
(三)史料类
我们作为大学本科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光参考一些现成的论文还不够,还有必要接触和研读一些当时的或较近于当时的文献资料。
史料,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来说很重要。这是基础性的东西。因为历史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要了解它的真实的情况和面目,就须根据可靠的史料。如果在它的真伪虚实、本来面目上就有问题,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了。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下面我们很快就要讲到的鸦片战争一章内容中的“穿鼻草约”问题,过去沿袭多年的错误说法是琦善(清朝官员)在英国逼迫下同意了穿鼻草约。后来有学者根椐可靠的史料证明,“穿鼻草约”是英军单方面制定并提出的条文,琦善始终没有同意,没有在草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印),故这一草约当时既然未签订,事后也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日《光明日报》载胡思庸、郑永福:《穿鼻草约考略》)。那么过去建立在所谓双方议定了草约这个不存在的事实基础上的一切立论,那就是虚妄的了(我们教材上已改正了这个错误,叙述是对的)。所以,我们要重视史料,重视了解史料考订方面的重要信息,并且学习和培养一点鉴别、考订史料的初步技能。
当然,史料不等于历史,史料学不等于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历史,探讨和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科学当中所遇到和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论结合”。对这个所谓“史论结合”众说纷纭,解释很不一致,但一般而言,如果说我们把其中“史”作为“史料”、“历史素材”的话,那么“论”,就应该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所谓“史论结合”,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指导,去分析和认识历史素材,使其升华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另外,也有把“史论结合”赋于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这种解释的。无论如何,反正理论的学习是很重要的。理论的学习和修养是一项大工程,我们决不能忽视,特别是需要有的放矢地选读经典著作。
1、原始资料
《清史稿》,赵尔撰主编,共529卷
《清实录》
《大清会典事例》
《光绪朝东华录》,朱寿朋主编
《东华续录》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80卷,咸丰朝80卷,同治朝100卷
[清]王彦威纂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9月版
《清朝文献通考》 《清朝续文献通考》
2、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
《鸦片战争》6册
《太平天国》8册
《回民起义》4册
《捻军》6册
《洋务运动》8册
《中法战争》7册
《中日战争》7册
《戊戌变法》4册
《义和团》4册
《辛亥革命》8册。
以上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基本之资料汇编,由中国史学会在五六十年代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局出版社于2000年又重印。
文革后又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和《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的续编,并且篇幅都较大(如《太平天国》的续编有10册、《中日战争》的有11册之多)。
在近年所搞的“国家清史工程”中,又有拟增加的新品种,像《湘军》、《淮军》(正在编纂当中,每种都会有几百万字)。
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丛刊》分三编,自一九六六年十月至一九九四年七月,编成出版正编一百辑1281册、续编一百辑1079册、三编85辑897。正续三编共精装3257册。至二○○五年四月,三编续至95辑。
4、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下册。这是专配合高校教学而编写的史料选集,60年代初版。1980年出修订后的第2版。该书上下两册共70余万字。选了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各历史阶段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篇目,选得比较好,我们学习中以此为主就可以了。
5、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
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上(1840——1895)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下(1895——1914)
陈真等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12——1949)
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李文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辛有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
宓汝成主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姚贤 镐主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四)专史类简说
中国近代专史又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着眼分为两大类。纵向划分的专史指某一个历史阶段的著作(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横向划分的专史专门社会生活、历史活动的某一个方面的(如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社会史……还可以分化得更专、更细,譬如政治史可以有军事史、制度史、外交史等;经济史方面的棉纺织工业史、农村手工业史……。人物传记也可归为专门的一项,专写某个人物嘛。既然是“专史”,就有它的专门性适应,我们这里就不能具体列举书目了(在讲课当中,再有针对性地随时选择介绍)。
(五)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第四版 李侃等
《中国近代史》北师大版 郑师渠等
《中国近代史》王文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中国近代史大纲》蒋廷黻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
《中国近代通史》张海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通史 近代前编》白寿彝
《中国近代史》(美)徐中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晚清七十年》唐德刚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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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漫谈 | 李侃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间,是中国社会动荡空前剧烈、变化空前深刻的时代。在这一百多年近代历史的全部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充满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要的就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一百多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也表现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上。这些复杂激烈的社会主要矛盾,和这种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才彻底改变,中国近代史也才宣告终结。从时间上看,中国近代史不过只有一百多年,比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从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上看,从社会变化的深度和广度上看,这一百多年甚至要超过以往的几千年。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不仅会使人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增加历史知识,而且会使人们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以及根据这种社会性质所决定的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理论和策略,得到了解和认识。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还会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大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引起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同志的重视和兴趣,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有些有志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同志往往要问:怎样进行研究才能收效快一些、好一些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也是笔者无力回答的问题。这里仅就个人的一孔之见,提出几点想法,和同志们商量:一、通观全局和就事论事中国近代史也和任何社会历史过程一样,它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既有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又有它的上层建筑和各种意识形态;既有它的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又有与这种生产力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生产关系,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斗争。在中国近代,还有突出表现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的反侵略斗争。在这种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又有层出不穷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历史事件,涌现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时代思潮。这样,就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画面。在这样的历史画面面前,就会发生研究工作从那里着手的问题。为着试图说明和解决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要处理好统观全局和就事论事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是处理好“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或者说是处理好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这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就中国近代史来说,研究者当然是要从研究一个一个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侧面、历史段落等等具体问题入手,因为离开了这些个别的具体的历史内容,也就没有整个中国近代史。然而实际上恐怕没有什么人对整个中国史的基本过程和基本内容还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去着手研究具体的历史课题,即或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我觉得那也不是一种可取的方法,而且也很难取得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比方说,一个医生,当他对整个人体的构造和各种器官的功能及其与整体、与其他器官的关系还没有了解以前,就去医治个别器官的疾病,那是很难找到病源并把疾病治好的。所以,我认为在进入研究工作以前,应该下功夫把整个中国近代史好好学习一下,学得越扎实、越深入越好。而为了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比较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问题,特别要下功夫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例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等重要着作中,都对中国近代史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原则问题作了科学的论断。如果说研究中国近代史要练“基本功”的话,那么树立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树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在打下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过程和基本内容有了比较深入、全面的理解的基础上,再去着手研究各种具体历史课题,那就不会是孤立的、零碎的研究,而是与历史整体有机联系的研究;不会是片面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研究,而是高瞻远瞩、以小见大的研究。就是说,从统观全局着眼,进行个别的具体的历史课题的研究;在个别的具体的历史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更充实和更有助于深刻地统观历史全局。二、资料积累和问题积累研究历史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是历史事实。而以往的历史事实包括近代的很多历史事实,是当代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或很少亲身经历过的。辛亥革命以后的以迄新中国成立史,虽然还有不少人经历过,但历史的经历者又大多不是历史的研究者。研究者要弄清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实,就必须依靠和占有各种各样的史料。例如各种史书的记载,各种历史档案,还有日记、笔记、年谱、碑刻、图录等等,而越是到了近代,历史资料的数量和种类也越多,因为除上面说的各种形式的资料而外,还有大量的报刊、杂志以及外文资料。对于如此浩繁的资料,恐怕谁也不能全部都加以披阅、掌握。那就需要根据自己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选择地去搜集、积累,以便充分占有和掌握资料,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否则,就无法进行研究,因为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有些同志,对搜集、积累资料很重视,也很努力,读了许多的书,翻阅了不少各种材料,抄录不少笔记,积累了许多卡片,这些都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但是也有的积累了许多资料的同志,却往往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研究课题,确定不了研究的题目。因为有许多比较重要的问题都已经有人研究过了,要在这些问题上一下子超过前人的水平,感到不那么容易,而新的问题又提不出来。如果就别人或前人研究过的问题,即或提出一些无关宏旨的意见,补充一点无关大局的材料,又感到没有独到的见解和新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平时重视了资料积累而忽视了问题积累的缘故。积累资料固然是研究的前提,但资料本身并不是研究的结果,所谓研究,就是要从众多的资料和历史事实、历史现象中,提出有研究价值、有一定意义的问题。就以中国近代史而论,需要研究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有些问题,虽然已经有人做过很好的研究,但还有不少问题的研究相当薄弱,有些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甚至也还有一些问题几乎是空白。顺便举例来说,在社会经济史方面,近年来对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比较活跃,但是对近代农民和农村经济的研究就相当薄弱,而农民问题又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又如在文化史、军事史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偏枯沉寂了。且不说在某些领域存在着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就是已经被研究得较多,成果比较好、进展比较显着的某些方面,也决不能说就到此终结,再没有值得研究的问题了。问题在于要从所积累、所占有的资料中,从历史实际和研究的实际情况中,随时去发现、发掘和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这样,把问题不断积累起来,在脑子里就装着一些自己给自己出的研究题目,并且围绕这些问题再去搜集、充实、鉴别、排比、分析资料,如果这些资料足以说明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就可以比较得心应手地进行研究了。所以我觉得积累资料和积累问题应该同步进行,并且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纳入整个研究的过程中去。三、刻苦读书和刻苦思考研究工作是一种艰辛刻苦的精神劳动。大凡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事业的同志,都是甘愿“坐冷板凳”和“自讨苦吃”的。在历史学的研究工作中,有的同志在读书和搜集资料方面,确实是很刻苦的,甚至真的是做到了夜以继日,手不释卷的程度。可是往往也有这样的情形,书读了不少,材料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也提出来了,题目也有了,可是由于对所掌握的材料不能很好地进行综合和分析,提不出什么新的见解,因而得不到应有的研究成果。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我想,这是不是与刻苦思考不够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和研究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只有刻苦读书这一个“刻苦”是不够的,同时还要有另一个“刻苦”,就是要刻苦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说,后一个刻苦,比前一个刻苦,更艰苦一些、难度也更大一些。前面谈到,研究者的脑子里要经常装着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可是有了问题之后,如果不去刻苦思考,哪怕是材料很充分,问题也仍然得不到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当然也就不能算是对提出的问题有了研究。所谓“刻苦思考”,就不是一般地想想,随便想想,而是深思苦想,反复思考,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去思考,甚至“朝思暮想”“念念不忘”。这样就可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并且使自己的思想活跃起来,使自己观察力敏锐起来。当然这种刻苦思考,不应该是脱离历史实际的不着边际的空想、遐想,更不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有的放矢。比如确定了一个研究题目,首先就要思考研究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样作用,别人对这个问题是否进行过研究,如果进行过研究,那么他们是怎么看的,哪些地方看得对,为什么对;哪些地方看得不对,为什么不对?还有哪些应该说明而没有说明的问题,根据何在等等,都要追根问底地去思考。在开始想的时候,可能还是茫无头绪,或者可能是只有些比较片断的、还不成条理的想法,但是在经过一定时间的不断思考反复思考之后,就可能把问题逐渐条理化起来,并且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所在。在思考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一些理论上自己难以解答的问题,这就需要随时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着作请教,向有研究的同志请教。向他们学习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把刻苦读书、占有材料、刻苦思考和加强理论修养,提高理论水平结合起来,也就是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认为,刻苦思考,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四、坚持原则和创立新说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和其他所有一切工作一样,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并不是说要在近代史研究中,照抄四项原则的条文,也不是说要把近代史的研究变成说明和解释四项原则的例证。而是说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阐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各种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社会思潮和各种历史人物的研究,科学地历史地论证“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用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历史事实,生动地有说服力地向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自信;更好地向人民群众普及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总之,要使自己的研究实践,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所有这些,都要通过科学的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去体现,而决不是离开对历史事实的研究去进行一般的政治宣传鼓动。那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创立新说、提出新观点,又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这两者的关系是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关系。就是说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创新、去突破、去发展,去进行创造性的有真知灼见的研究,反过来,这种创造性的、新的和有突破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又可以使研究者更深刻地理解和更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基本原则,不但并不妨碍科学研究中的百家争鸣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而是要更好地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就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来说,要使这门学科真正取得进展,就不能满足于现在所达到的水平,更不能老是重复过去的一些研究题目,拘守过去的一些学术观点。而是应该提倡和鼓励研究者去研究新的课题,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提出新的见解。这种新的探索、新的研究和新的见解,在开始的时候,很可能是不成熟、不完备,甚至还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要紧,更不能对这种新的事物采取排斥、限制和嘲讽的态度,而是要加以鼓励、扶植。对不正确的观点,要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加以引导和纠正。历史科学的发展提高也同任何科学一样,都有一个由低到高、由幼稚到成熟、由不完备到完备的发展过程,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发生某些挫折和失误也是很必然的事情,用不着奇怪。不过,对研究者特别是对青年研究者来说,对创立新说,要采取既勇敢又严肃的态度。在科学研究面前,墨守成说,畏缩不前,不敢创新,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的,但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轻率、随便的态度,甚至为了哗众取宠、一鸣惊人而“创新”,那也很可能误入歧途。对于什么是“新”,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特别对于流行于外国的种种所谓“新”的学说和观点,更要认真地加以研究鉴别,决不能盲目附合和照搬移植。我们需要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创新,科学的创新,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有益的创新。五、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对于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研究水平的高低,研究成果的质量,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能力。而研究能力的锻炼和提高,前面已经说到,主要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在读书、占有资料以及思考问题等方面的刻苦努力。不过往往也还看到一种情况,有些青年同志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材料掌握了不少,对某些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入,也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口头上谈起来,说得头头是道,顺理成章。可是嘴上能说得清楚,笔下却写不清楚。在把他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章的时候,不是干巴巴的几条议论,就是不分轻重主次地堆砌材料。或者令人读起来感到观点不明确,逻辑不严密,语言没味道。本来在写文章以前,似乎早已成竹在胸,可是一写到纸上,却又有些“理尽词穷”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恐怕与平时缺乏写作锻炼有关系。写历史论文也和写任何文章一样,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还要有点文采。人们常说写好文章要做到有“三性”,即事实的准确性、观点的鲜明性和文笔的生动性。这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却不那么容易。怎样才能写好文章,这里没有什么别的诀窍和妙法,只有靠不断的写作实践。什么“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倚马万言,挥笔立就”之类的说法,都不足凭信。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下笨功夫和苦功夫,不断练习,不断进行写作锻炼。即或读了许多有关写作方法的书,甚至通晓语法修辞,也还不等于就能写好文章。比如一个汽车司机,如果他不去实地驾驶,实地操作,哪怕他对汽车的构造、驾驶的方法、交通规则等等都了解得很清楚,但还是不会驾驶汽车。写文章也和这个道理差不多。不经过经常的刻苦的锻炼,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的。我主张青年同志要勤动笔,但不一定一开始就写成文章,看了些材料,读了些书,自己有了些什么想法,就随时写下来。日积月累,就会逐渐熟练起来。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自己思考问题,把问题条理化。比如要写一个什么问题,总得事先想一想,这个问题可以分成几个要点,几个层次来说,先说什么,后说什么,用什么样表达方式才便于说明问题,怎样用词遣字,才能准确地说事物的本质。这样慢慢使自己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周密起来,语言丰富起来。也就可能不会再为写不出文章所苦恼了。上面谈的这几点想法,只是作为个人的一点体会和青年同志们做的一次“漫谈”,丝毫没有什么“指导”别人之意。其实研究历史,各有各的方法,各有各的途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最主要的还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和研究实践。如果这次漫谈,能够对有志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同志们起到些许参考作用,这就是笔者最大的欣幸了。(统筹:启正;编辑: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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