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类服务
编辑部专用服务
作者专用服务
解析如何挖掘数字化校园隐性知识
在知识管理与认知发展程度的限制下，第一代知识管理知识对显性知识进行简单管理，但是显性体系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知识冰山水面上的一角。此时的知识管理并未注重对隐性知识的挖掘和探索。第二代知识管理主要研究对隐性知识编码化与显性化管理，为其创造更好地氛围与环境，利用师生之间的探讨学习等交流手段，将隐性知识加以整合，并且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将隐性知识发展成新的教育资源，最终促进个体或组织的发展。
作者单位：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城区小学
年，卷(期)：
机标分类号：
在线出版日期：
本文读者也读过
相关检索词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06BAH03B01）(C)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怎样的革命
-----互联网+下的教育暨江苏省新世纪园丁论文大赛开幕式上的讲话整理&
江苏教育报2016年元旦，大家论坛
信息技术前沿与创造性思维模式
当今世界有什么前沿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社会思维模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教育从需求驱动走向了技术驱动的时代？两次开源运动带来了怎样的未来城市、未来教育和未来人种？为什么移动时代引发了人机协同进化？为什么今天要走出为大机器配套的教育？技术的革新到来了怎样的互联网思维、用户思维、跨界思维和生态思维？
2014年《科学》杂志给出的125个人类前沿
上图是2014年《科学》杂志给出的人类125个科技前沿，与以往科技原理日常生活不同，科技对日常生活的改变越来越近在眼前和唾手可得，这些问题也越来越交叉。这些问题什么时候具有确切的答案，也许还未可知，然而由于信息的发达和预期的作用，科技越来越影响人类的思维模式。
自从互联网进入到平常百姓的生活，就对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先是互联网拉近了人们的信息距离，随后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模式。软件开源运动所带来的共享经济外部性，是当初黑客和创客们基于兴趣和好玩所随性所为中万万没有想到的，软件开源运动带来了大量非专业低门槛的IT大爆发。很多巨无霸的IT公司开始基于硬件和知识产权捆绑获得巨大收益，然而随着后面的硬件开源运动的爆发，大量的靠知识产权而生存的硬件IT企业迅速瓦解，于是我们看到：可乐没死，诺基亚死了、柯达没了、摩托罗拉破产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硬件创新经济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基于原来工业基础互联网改造的工业4.0时代的到来，和以中国浙江为代表的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格局。云、物联网、大数据的发展，使得未来城市、未来产业和未来人群发生结构性变化。
美国的页岩气、电池技术、机器人技术和日本的马桶盖、德国的柔性生产和制造以及中国的高铁、核电，在为人类提供更加崭新和舒适的产品的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产业格局。物流可达、信息充分、生产便捷，也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从上海到济南，15年前需要10个小时，如今只需要3个小时，将消灭之间城市的大量的100人以上很多产业：IT、商务、研发，未来的产业格局将变得更加聚集，从马云的消费互联网的异军突起，中国的产业格局即将进入到产业互联网的兴起。未来的城市格局将重走美国多数城市之路(大城市圈和中等城市消亡)，越来越聚集的超级都市市、均衡的一线城市、消逝的二三线城市、未来需要的教育，非常值得多数目前中国的城市思考。
2015年11月，腾讯公司公布了QQ和微信的用户数量，8亿的QQ和6.5亿的微信人口不仅仅是将任何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更是人机协同时代来临的临界点，手机已经成为人脑的一部分，而思潮在人群中已经是一种系统现象而不是仅仅是社会现象。随着情感计算、意念控制、外在骨骼、谷歌机器人、虚拟现实增强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原先高科技是国家和少数人的奢侈品的年代一去不复返，而时刻通过互联网关注和预测未来，成为网络人群的共同行为特点。设想一下，6.52亿中国人手持手机在相互联系，就如300亿脑细胞在大脑皮层如鸟群般相互联系、就如蜂群和鱼群那样一个巨大的群体在重构一个超级智慧的生命，于是，在网络赛博空间中，人类的行为不再存在个体，思维模式变化巨大而迅速。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就像大海的表面波涛汹涌，而制度性的变化就如同海的深处一样缓慢而愚钝，文化的变化如同海平面一样心静如水。今天的教育，是为过去200年而存在的大工业好不容易配套起来的教育，是通过技术的变革改变了的2000年的教育，但在最近20年中却迅速不适应甚至瓦解，原因何在？工业时代以能源和资源的速度和效率为竞争核心、以自动化和流水线生产为主要指针、技术和工程为主要需求、人与人之间的规则和法律为前提的合作方式，迅速让位与上述我们谈到的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和文化现状：经济结构转向服务经济、劳动力大规模转向服务业、职业分布由工厂转向办公室、社会焦点从围绕生产转向围绕创新、人与机器的主流社会关系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教育还适应吗？
有时候，面对预期和未来，人们想得，比现实更快。科技的变化，使得以下5种思维模式开始成为时代的引领：云与互联网思维模式、物联网和跨界思维模式、大数据和用户思维模式、生命信息和生态思维模式。
云与互联网思维模式
用户思维：口碑、长尾、参与、兜售、体验
简约思维：简单、专注、清爽、
极致思维：速度、服务、尖叫
迭代思维：微、快、精、变
流量思维：免费、临界点
众筹思维：协作、社交、外包、用户参与
物联网与跨界思维模式
重新定义顾客，产品和服务
改变提供产品/服务的路径
改变收入模式
改变顾客的支持体系
发展独特的价值网络
改变满足客户需要实现方式
改变交易结构和价值分享形式
大数据与用户思维模式
用户代替专家
看得见代替理性想象
用户主权代替客户主导
屌丝代替白骨精
碎片化代替结构化
社会化代替单位化
粉丝代替群众
微创新代替结构化改进
羊毛出在狗身上
每个人代替每类人
生命信息与生态思维模式
教育的生命原义
大数据时代什么是教育的原始变量、什么又是隐含变量、什么是默会知识、什么又是深度学习？为什么明明在理性角度显而易见的结果，人们学习过程中却又一再犯错、终身学习为什么又迎来辍学创业的热潮？
千百年来，说到教育，都是一件充满情怀的事情，然而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变量代替情怀在起作用。原先我们认为是道德和人文的东西，甚至是不可琢磨的东西充满神秘感的东西，随着科技的进步，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的沃森通过将成百上千个芯片和大英百科全书输入电脑战胜人类的智慧大赛开始，人工智能战胜人类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谈，目前人们在探讨任何机器在什么时候谁更有优势的问题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依赖于计算机技术，近些年更依赖于生物医学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对人本身的深刻理解。
麻省理工大学的德布罗伊在自己家装上几百个摄像头通过数年观察自己的孩子如何从出生到学会“水”这个单词，不仅仅是找到模型训练机器人更加高效，更为重要的是，将彻底改变教育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观念。目前的深度学习理论已经广泛地使用在视频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而人类的教育还停留在个人经验的教育派别的嘴仗，难怪《时代》杂志惊呼教育将死，学习永生了。
中国古代先贤就有原始的教育科学的概念：格物致知，而莎莉文一生用经验带出来的唯一的学生海伦凯勒，不是由于海伦成为著名的作家，而在于人类通过这个又聋、又哑、又瞎的女孩子的巨大成功，发现了人类自身的巨大潜力，海伦凯勒这样的研究变量在宗教情怀上被称为“上帝派来的天使”，在教育科学上更是这样，“每天用三个小时自学；用两个小时默记所学的知识；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将自己用三个小时所学的知识默写下来；剩下的时间她运用学过的知识练习写作”。难道只能被人工智能科学家用来训练机器人，而不能成为人类学习的原始变量吗？2000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坎贝尔，通过数十年对还兔这种简单变量的动物的研究，揭示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的奥秘，这种奥秘用在机器学习方面又超前于用在教育学上，难道不是我们教师和学校的失职吗？
当敌对的两派教育学家互不买账进行攻击和诋毁的时候，就将教育的主导权逐步交给了科学家。大家争论互不买账，并不是谁对谁错，而很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找到真正原始的变量。很早人们就提出了默会知识这个概念，但直到1940年代葡萄牙生理学家发现切除一部分大脑能够治疗癫痫，再有一个叫做亨利的病人被切除更多的大脑被发现失去了部分重要的功能，再到坎贝尔的神经突触和长期记忆区及其机制的发现，原来很多我们认为是情怀的东西，事实上是器质性问题。从直觉上讲，女生的创造力不如男生，但是越来越多的集中在短期记忆力的考试系统的发明却将男生挡在了顶尖高等学府之外，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于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仅仅用情怀是不足以搞清楚变量的。很少见到有教育家做长时间细致和量化的进一步研究，社会学家一谈研究就访谈而教育家们一谈教育就高尚，据我偷偷观察，一个充满了高尚感的专家一般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罗素在20世纪巨大的多学科的贡献也给我们很多启示，在我们不断用数理化、主课副课等概念去培养标准化的学生的时候，却总是培养不出罗素这样的顶尖人才。为什么罗素能够在那么多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甚至发现没有被发现的天才呢？用简单的神经网络输入输出来通俗地分析，可能是我们原本以为学习物理学、化学、数学、哲学、教育学以及文学，需要一些结构化的知识积累，这些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掌握了一些结构化的方法，可以解决一些学科问题。然而这些解决，都是浅层面的，所清洗掉的隐含变量，有可能恰恰是创新所需要的关键变量。而罗素，由于在不同学科都有很多隐含的知识，一些问题到了他那里，经过大脑神经的深层次判断，与一般不具备隐含知识的人结果完全不一样，饱受争议，但总被历史证明。
脑的判断和决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显性知识、二是隐性知识，创造力的学习与隐性知识更加相关。从外界信号的输入量进入人脑，大脑皮层开始进行分层判断，这个时候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会并行和多层进行处理，并形成了人类的智慧。为什么一些先进的西方国家没有管理学、新闻学、医学的本科呢？脑科学的研究逐渐揭示失去很多隐含变量，深度的知识就无法得出准确的判断。深度学习理论的发现和一再证实，却总也不能拉回来中国自以为是的教育规划者南辕北辙的强大气场。
从万花筒到3D影院，为什么身临其境的学习总能印象深刻？多巴胺的发现也是诺贝尔的成果，人们靠纯记忆恐怕抵抗不了生物体内在的规律。而看多少爱情小说和色情电影，能够顶的上让年轻人真正谈一场恋爱呢？我在第一本《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革命》书中所提到的“越来越少的课堂、越来越多的实验室”，不仅仅和杜威理论相符，更和生命信息的最新成果暗合。
生命信息给人的启示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杨振宁的闹与李政道的道、比如如何再造一个西蒙、比如人生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的味道、比如大数悖论、比如知识地图心中宇宙。如果计算机和生命科学的成果仅仅被人工智能采用，而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还沿用反人类的教育制度，那么机器超过人，是我们教育者自己在自杀。
数据科学与教育变革
数据科学带来了怎样的教育变革？为什么在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用户主权代替顶层设计、影响制代替选拔制、碎片化代替结构化？为什么被技术解放的教育后台越复杂、前台越简单？为什么全量会代替抽样、微创新会代替长远设计、社交化代替组织化？为什么大数据教育看得见代替想明白、主驾驶代替副驾驶、从学科教室又发展到创客空间？什么是STAEM教育，在STEAM教育中，数据科学、数据技术、数据工程、数据艺术的教育如何让数学，变成数据。
从数字到数据，人们懂得了做决策不仅要看结果，更要看结果背后的各种变量。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数量巨大，更重要的是全量数据和非因果性的个性化判断。正因为此，大数据只是数据科学中的一部分，从数字走向大数据，再从大数据走向数据科学，教育者们随着人们对于数学和统计学的深刻理解和实践，也走向深化。用户主权代替顶层设计、影响制代替选拔制、碎片化代替结构化、数据消费融合数据生产、全量代替抽样、每个人代替没类人、微创新代替长远设计、社交化代替组织化、从看得见代替想明白、相关性代替因果性。以上这些大数据时代的分析特点，与其说是大数据的特点，不如说是人类到今天遇到了或者技术提供了机会，使得我们重新再反思我们过去用简单的结论来分析和控制复杂人类社会及其总是头破血流的真正原因，人们开始放弃寻找专家代理来解决问题，因为人们自己也定义不了问题，大数据给了人们足够的数据和工具。
技术的意义在于解放，大数据解放了真正的需求者和问题寻找者，大数据也给了每个人个性化的看待世界的可能，大数据更能充分地分析和解释历史教育出现的问题和难以解释的现象和趋势。如果我们把眼中所见、皮肤所亲、耳朵所听的一切一切可以感受得到的，以及最近生命信息所揭示的甚至感受不到但对人生命题起作用的变量的状态、过程都当作大数据的话，无疑为我们的教育展开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古代我们培养有知识的人，狗狗也时代我们培养标准的人，今后我们培养创造性的人，我们的培养方式在环境建设上就充满了大数据的证据：从孔子的田间课堂、到柏拉图的自由的庙堂、到古罗马的斗兽场、到苏联的工位课堂、再到杜威的学科教师、今天的通整课堂，信息是唯一的答案。人类的教育，从原始到专业的分化，再由专业的分化到达今天围绕创造的通整，绝对不是回到原点。上一次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在科学、技术、艺术、工程、数学方面展示的天才，不仅是结果，也是原因。文艺复兴400年后，人类在数据科学的基础上，将迎来教育复兴时代，工业化的结束并不是科学的灾难，而是春天，被解放的人性将围绕创造，在STEAM
的框架为起始点，迎来一个床在时代。
也许，正如彼得蒂尔所说，新一轮工程化，将带领人类文明新阶段。
从教育设计到设计教育
什么是教育设计、什么又是设计教育？继新东方模式和模式后，教育如何进化到体验阶段？知识走向怎样的云端的教育、技术走向怎样的现实学习、体验又怎样成为被技术解放的真趣美？
为什么传统的教育不灵了？老师们上课如同上坟；教课就像念经；燃烧了自己，烧毁了别人；经过解刨的都是死麻雀；逆向淘汰；面向过去的管理?
原因在于，我们要想培养的是具有创造力的下一代，而我们却在标准化的教育模式下，根本不能容忍教师的个性和创造性。
传统的教育，以机器时代的游标卡尺似的标准来规划教育、规划学校、规划师生：Evaluation
评估教育、 Software
develop软件开发、Job
orientation
就业导向、Standard
标准化教室、decoration
装修设计、Product
购买产品、 Asset
固定资产，这些以项目管理和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管理方式，多快好省地为以经济效率为唯一指征的工业时代贡献了大量标准化的劳动力，也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的宝贵的财富、可能和血的教训。未来的教育将从教育设计，走向设计教育，走向针对于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学校的不同的基于数据科学的变革之路：激发师生
Motivation、教育咨询
consultant、创造导向
orientation、模式语言
language、一体化设计
Integration
design、私人定制
develop、即插即用
互联网+使得学习和教育发生重大的分离，新东方模式和蓝翔模式不是不需要，而是和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开始分离。哪种以标准化考试分数为唯一指向、以题库和考试技巧为重要导向、以短期超强度训练为特点、学习以浅阅读或纯记忆为重要指征、以记忆的准确性为唯一前提不考虑理解和逻辑、以短期的高价格低体验对冲长期低效的学习的新东方模式，将会被更加高效的社会机构取代而离开校园。
而那种集中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会过时的技能、封闭式培训一种简单但又入门较高的技能、工业化的思维监狱式的模式不容置疑的气氛、标准化地制造符合机器人特征的劳动工人、等级制地培养守纪律不思考标准化的螺丝钉、使用集权制的等级诱惑诱导唯一正确顶尖人才和范例、以人的肌肉机械记忆力重复训练为唯一标准的蓝翔模式，也将归入岗前培训而推出教育舞台。教育将回归人的培养的教育原义，着眼于30年以后的社会责任和人才生态，不会再有学校以应试为荣、以成绩为尺。
今后的校园，也不再排斥本应拥抱的最新的科技，给予学生们树立最好的改变世界的模板，在最好的年华给予最美的体验。
知识：走向云端的教育
传统的教育，兴盛与工业化时代，学校模式映射了工业化集中物流和经济批量模式，铃声、班级、教案、教材和按照时间编排的流水线场景。这种教育，在工业化时代标准化地制造了大量配套工业化的结构化人才：以数理为基础、以标准化为诉求、以等级秩序和结构稳定为必然条件、以牺牲小我实现系统目标为导向。
技能：回到社会的学习
被技术解放的时空，将彻底改变实验室冷冰冰的形象，学生本应在实验室长大而不应在教室端坐，大量基于虚拟、远程、物联、门禁、开放、智能、聚合、协作的技术手段，实现实验室的24小时开发、预约、排课、创新，学生从被监控和管理的对象，逐渐走向实验室的主人。
体验：被技术解放的真、趣、美
随着技术的发展，从学习知识来说，新东方模式将取代学校学习；从技能训练来讲，蓝翔技校将取代职业学校，而仅剩的体验功能，又将如何让学校凤凰涅槃呢？
被技术解放的场景，将使传统的课堂发生静悄悄地革命：支架走向网络、信息走向聚合；传统走向现代、配置走向集约；师生走向互动，虚实走向结合；记录走向电子，实训走向真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学校就是一所增强版的“恋爱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不仅体会出实体的青春萌动，更重要的是附加上象牙塔之外不容易存在的“爱情的诗歌、音乐”等增强版的虚拟因素，使得“爱情”这种感觉由于升华而更加真实。实体的和虚拟增强的因素，构成了“影子系统”，为学生打下“改造世界的信息模板”，为学生打造“高于现实的教育之真”。
大数据时代的带来使“阅读、搜索和辨别真伪”成为人们学习的主要任务。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将根本改变人类的学习方式，而教师与学校将被重新定位。未来的教师，将不仅教授过去的知识，更应教授自己不会的东西。
技术的进步，使得学校学习的学生能够充分体会信息体验与环境之美、七维感受与可视之美、尊重生命与人性之美，通过个性化与人性化的美丽体验，为每一个孩子留下二十年心灵的归宿，少为社会带来一个带裂痕的基石。
信息化的本质是解决排队问题。为什么不同程度的孩子都要在大课上排着队、睡着觉去听学校教师的“专家门诊”？课堂和学校的本质是一个物流系统，那么信息化如何解放被捆住手脚的物流园区呢？
&本文为江苏教育报约稿，传统媒体不得转载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您的位置： &
隐性知识显性化策略
优质期刊推荐隐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显现可能
&&&&&&&&&&&&&&&&&&&&&&&&&&&&
隐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显现可能&&&&&&&&&&&&&&&&&&&&&&&&&&&&&&&&&&&&&&&&&&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孜孜不倦地探求知识，同时也一直在探究知识的本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杜威和罗素，一代代哲人都没有停止过他们对知识本质和形态的研究。毛泽东也曾经将知识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1958年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提出了“显性知识”（明确知识）和“隐性知识”（缄默知识）的知识形态分类之后，隐性知识的存在和意义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中，肯定了这两种形态的存在，肯定了人类拥有的知识既包括已经编码的显性知识，也包括那些可以意会但难以言说的隐性知识。由此，人们对隐性知识的研究，也扩展到人类的各个活动领域，深入到研究人类各个领域中隐性知识的价值和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可能。
一、隐性知识的特性
出生于布达佩斯的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M.
Polanyi，）是率先系统研究隐性知识的学者。据波兰尼本人介绍，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隐性知识问题，此后锲而不舍20年，以哲学的方法研究这个认识论问题（Polanyi,1983:ix）。直到50年代末，这位治学严谨的科学家、哲学家才出版了《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58）和《人的研究》(Stuty of
Man，1959),公开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理论，以后他又发表了《隐性的细变》（Tacit
Dimension，1983）、《隐性影响的逻辑》（The Logic of Tacit
Inference，1966）等重要作品。波兰尼关于隐性知识的理论体系宏大。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选辑出其最重要的、与本文关系最密切的内容。
（一）隐性知识的存在
“人类的知识有两种’、“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implicit
knowledge）。波兰尼认为，所谓“显性知识”是指用“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表述了的知识”(Polanyi,1959:12）。就知识的可接触性而言，用文字和其他形式表述了的知识是“显性”的，同时也是“明确的”。就这些知识外显的方式而言，显性知识通常是通过言语、图表等人为方式，通过表述来实现的，所以显性知识又称为“言明的知识”(articulate
knowledge，又译“明确知识”）。而作为与显性知识相辅相成的一类，隐性知识的所谓“隐性”,是指尚未被言语或者其他形式表述的知识，譬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拥有的知识”(Polanyi,1959:12）。就这类知识的内隐形态而言，隐性知识是“尚未言明的”、“难以言传的”、尚处于“缄默”状态的知识。因此，隐性知识又被称为“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或被译“默会知识”和“默然知识”）。波兰尼用他的经典比喻证明了隐性知识的存在。他说，我们能够从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张脸中认出某一个人的脸。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却说不出我们是怎样认出这张脸的。他认为，“这类知识的大部分都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这就是波兰尼（Polanyi,1983:4）的著名命题：“我们知晓的比我们能够说出的多”("We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换句话说，人们知道或者感受到的，但却又说不出的知识，要比我们已经说出的知识多。需要强调的是，隐性的存在方式，并不意味着这类知识就没有价值、就可以被忽视。
（二）隐性知识优先于显性知识
波兰尼不仅肯定隐性知识的存在，而且强调隐性知识的优先地位。波兰尼是从三个层面上来阐述隐性知识的优先地位的。
第一个层面是，作为个体的人，婴儿在学会语言，并能够用语言来表述其思想、获得知识以前，就已经能够非语言地（默然地）表达其思想和非语言地（默然地）接受知识。
第二个层面是，人类在学会使用语言后，人类的思维得到巨大的发展，这是人类祖先创造语言的功绩。但是，人类的隐性知识仍然具有优先性。因为，人类任何通过语言和其他表述形式呈现的明确知识，都依赖于隐性知识的存在，都必须有隐性知识的支撑，人类的认知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个默然的认识过程”。波兰尼提出的著名论据是，“没有人会信服一个他所不能理解的（数学）证明”，一个我们不理解的数学证明不能增加我们的数学知识，只有当我们信服了这个数学证明，我们才能掌握这个用语言或者公式“言明”的数学知识。可以说，在许多情境中，隐性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内核和内容，而显性知识只是在内核上赋予了可以表述和转达的外形。因此，波兰尼强调：“我们全部的言明装备都仅仅是一个工具箱”，尽管语言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工具”(Polanyi,1958:25）。相反，作为内容，隐性知识却可以不依赖语言和其他表述方式而存在，因为“隐性知识是自足的。……所有的知识不是隐性知识就是根植于隐性知识”。
第三个层面是，自从人类通过有意学习的方法获得显性知识以后，显性知识就获得了崇高的科学地位。但是在科学家和学者们身上，也常常发生难以说明的问题，他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也有重要的隐性知识。譬如，许多科学家难以表述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某些研究对象、方法和技术，而不选择其他。而他们的这些说不清缘由的选择对他们的发现、发明和创造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人只能把他们的这些隐性知识称为“直觉”灵感“智慧”或者“经验”。再如，隐性知识的传授和继承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顾世界，各国至今还都要通过“师徒相传”的方式，让研究生和青年研究人员在年复一年“追随导师”和“当助手”的过程中，学习治学和研究的方法，而不能只靠开设“方法论”的课程来传授治学和科研的方法。我们相信“言传”的作用，但我们也十分重视“身教”的意义。我们相信，通过这种日积月累、“润物细无声”的方法，科学家和学者们才能将他们隐性的治学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
（三）隐性知识的个体性
波兰尼认为，由于显性知识是已经用言语或者其他方式表达的知识，它们容易被保存和传播。但人们由此产生了一种误解，即误以为知识总是“公众的”、“公共的”(public）。其实，知识的公共性是语言符号的功绩，语言符号使许多知识有可能在公众间流传和分享。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知识的根源或者说知识的产生过程常常是“个人的”和“默然的”，因为所有公共的知识首先都是由个人发现的。而且，在个人发现的知识中，只有那部分被言语表达的知识才被公众分享，而未能被言语表达的知识只能存留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鉴于这样的发现，波兰尼认为隐性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波兰尼把他第一部系统阐述其隐性知识学说的专著定名为《个人知识》。
为了防止人们的误解，波兰尼强调，个人隐性知识的发现，并不是主观的臆想或者先验规则的一种呈现，而是作为认识者的个体以高度的责任心、从普遍的意图出发、在接触外部实在的过程中、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实践活动过程中获得的认识成果（郁振华，2002:9）。
在波兰尼之后，众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加入了研究隐性知识的队伍，其中包括乔姆斯基（N.Chomsky,1972）·瑞尔（G.Ryle,1984)和斯腾伯格（R.Sternberg，1999）。他们都为人类加深对隐性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里必须提到耶鲁学者斯腾伯格。他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他发现了隐性知识的三大特点。他在其《成功智力》中提出，隐性知识的三个特点是：(1）隐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去行动（know to
do）的知识，在本质上隐性知识是程序性知识；(2）对于工作的成功而言，隐性知识常常与学业性知识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3）这类知识的获得一般很少需要别人的帮助（R.sternberg,）。因为，隐性知识具有实践性的特点，尤其是具有在特定场景中解决问题的特点。
第二，隐性知识是可以触及，“可以有效地加以测量”的（R.Stemberg,）。他和他的同事曾经就管理人员的隐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与工作成就的相关性进行了测量。
第三，发现隐性知识大量存在于管理、销售、政治、军事、教学和法律等专业领域中（R. Stemberg，1998）。
二、隐性知识生成的依据
如果说波兰尼主要通过哲学思辨，在认识论的范畴中阐述了隐性知识（缄默知识）的存在，那么心理学家则通过他们心理学的实验和分析，实证了隐性知识生成的依据。
（一）认知无意识与隐性知识
作为认知心理学家，A．瑞博（Reber,1993:5）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专注于人类概念的形成和知识的习得问题。为了研究这些问题，瑞博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个被称之为“人工语法学习”(artificial
grams learning）的实验。他们用这种“语法”组成一些字符串（strings of
word）。他们让参加实验的被试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组员学习受此人工语法限定的串词，另一组为控制组，组员学习随机排列的字母串（letter
strings）。两组的指导语都是要求所有被试都机械地记忆这些字母。结果发现，实验组的被试随着练习的增加，更加善于加工和记忆“串词”，而控制组的被试则没有表现出这种改进。而后，在要求所有被试对新的含语法和不含语法的字母串进行分类时，实验组被试的成绩也明显优于控制组。瑞博在分析这个实验结果时提出，实验组的优秀表现是因为他们所学习的刺激材料中隐含的规则即人工语法已经被他们掌握了。瑞博发现，实验组的被试或者没有注意到这些规则的存在，或者难以用语言准确地表述这些人工语法规则。据此，瑞博（Reber,1993:5）提出，这种现象是“无意识”学习的现象，他把“无意识”地学习称为“内隐学习”(implicit
leaning）瑞博在发现“内隐学习”现象后，继续研究“内隐学习”的特点。正是在研究“内隐学习”特点的过程中，瑞博提出了隐性知识与内隐学习的联系，为隐性知识的存在找到了认知心理学的依据。他提出，内隐学习有多个特点，其中有两点与隐性知识的存在有密切关系：(l）内隐学习过程是自我生成的，无须有意安排，也无须显性的操作规则；(2）内隐学习的本质具有无意识性，因此获得的知识也难以用语言来表述。这就是说，隐性知识的存在是因为内隐学习的存在、是人类“认知的无意识”（cognitive
unconsciousness）现象的存在(Reber,1995:8）。因此，瑞博将他在此方面的成果编成一部专著，书名就定为《内隐学习与隐性知识——对认知无意识的论述》。如果我们用瑞博的心理学理论来讨论波兰尼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能够从成千上万个人中认出某人，但是又讲不出其中的道理——问题就简单了。原来我们在初次认识某人时，我们只想认识他（结果），而没有“有意识”地去分析、记忆这个人的脸部特征、体态姿势，这个人出现的时间、地点和与认识者的关系。认识过程的无意识，使我们只认识其人，而无法说出“我是如何认识某人的”。
（二）社会结构与隐性知识
如果说，瑞博等心理学家主要从认知的“无意识”和“内隐学习”的角度表证了隐性知识生成的认知心理方面的依据，那么班玛德（Rmmard,P.,1999）等人则从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角度，考察了隐性知识存在的另外一些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有些隐性知识的存在并非由于人们认知心理方面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因为难以用言语表述，而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受到自己所处社会结构的限制。社会心理学家、组织行为学家班玛德（Banmnard,1999:85）在其著作中援引了心理学家罗迪科克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罗迪科克说："（人们）在用集体的办法相互欺骗的时候，没有人会对说出或者证明大家都想维持的假象和虚假的信仰感兴趣。”握乔普强调：“由于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对集体意愿的抗拒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被排挤出局的威胁’，这就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影响了当事人在现实中表逾隐性知识）。”
班玛德认为，事实上，许多人都是迫于社会压力，或者受到从众心理的驱使，而极力阻止自己去表达个人已经感受到的经验、想法和知识。最经典的实例是，我们都常常会说：“酒后吐真言”。我们还会说：“孩子讲实话”。清醒着的人和世故的人不愿意说出其他人不愿听到的事实、经验和知识。甚至有学者说：“我们默默地鼓励着人们彼此通过不成文的社会规则撒谎，这些规则使我们只能看到要我们看到的东西……”(Banmnard,1999:85）。
人类不仅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笔者发现，在知识生产和创造的领域中，人类的社会角色和劳动分工也会成为不利于实践者发现和表述知识的社会结构。由于不同于科研人员的任务和角色，实践工作者常常处于一种知识运用者的地位。这种地位很容易使许多实践工作者不再以发现和表述知识为使命，使许多实践工作者放弃对发现知识的“专业方法”的学习研究，进而使许多实践工作者不习惯“科学的”知识显现和表述的话语，最后使许多实践工作者失去表述个人知识、显现隐性知识的勇气和自信。
（三）惧怕权威与隐性知识
与社会结构压抑相连的是惧怕权威和他人的品头论足。这也导致了隐性知识得不到表述。我们可以推想，当人们迫于权威，不说真话、只说假话的时候，人们也就无法将个人的真实经验、感悟和知识用话语表述出来了（Banmnard,1999:85）。“皇帝的新装”就是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在与一些经验丰富的校长、教师接触和交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实践工作者也常常因为惧怕权威或者他人的批评，宁愿让他们的个体的知识停滞在隐性知识的状态。这里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实践工作者缺乏对知识发现的信心。他们害怕自己表述的只是他们个人感到有价值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会被权威和他人嘲笑为“幼稚”、“早有人发现了”或者“早过时了”，等等。
第二，实践工作者由于不熟悉权威、学者陈述知识的话语，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只能用日常的话语表达他们的思想和经验，而不能用所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的言语来表达经验和知识。所以，学校教师和许多其他行业的实践者就是在表述他们的真知灼见时，也常常要“谦虚地”或者“无奈地”声明，自己所说的意见“不登大雅之堂”。
第三，实践工作者有时甚至在已经发现了有用经验和实践知识，亦找到了很好的陈述方式的时候，也会出于人际关系方面的考虑，屈服于学者专家的权威，而决定放弃表述的权利。
三、隐性知识的显现可能
如果人类对隐性知识无能为力，如果人类既没有办法用语言将个人掌握的知识表述出来，也没有办法通过显性的教学方法去传授隐性知识，那么人类对隐性知识的讨论就落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潭，那么人类对隐性知识的研究本身也将失去意义。这是包括波兰尼本人在内的广大学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为了防止这种消极的倾向，波兰尼特地声明，“断言我拥有隐性知识不是要否定我可以言说它，而只是否定我能充分地言说它”(Polanyi,1958:91）。不要把隐性知识理解为神秘经验，隐性知识只是难以用语言充分表达而已，而不是说对这类知识我们绝对无法言说。
日本著名知识管理专家野中郁次郎教授（Nonaka,1991）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他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研究成果。野中郁次郎深信隐性知识是能够显性化的。他指出：“将隐性知识显性化”，仅仅“意味着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一）知识学习模式与隐性知识显性化
为了寻找显现的方式，野中郁次郎教授研究了人类四种基本的学习和传播知识的模式。它们分别是：“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和“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前三种知识传授和学习的模式是我们熟悉的。譬如，个人与个人的、拜师学艺式的学习和传授主要表征“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模式；教师通过课堂讲授学科知识和学生通过听讲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主要反映“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过程；汽车驾驶员先学规则和操作技术，数年后车会开了却难讲清规则和技术的时候则经历了“知识内化”或者说“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过程。但“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学习和传播模式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为了说明这种模式的存在，也为了证明隐性知识的显现可能，野中郁次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案例：松下公司的田中郁子工程师改进松下烤面包机的过程。1985年松下公司遇到一个难题，即如何让面包机揉好面、多风味？他们甚至比较了机器揉面和手工揉面的X射线，也不得要领，机器总是做不过面包师，烤制的面包总是单调而缺少特色。于是，公司派出一位细心的软件工程师田中郁子去研究这个难题。田中郁子和同事们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办法：跑遍东京大阪的面包房、西餐馆，走访研究面包大师们如何做面包。他们仔细记录面包师们的制作过程，分析他们讲述的诀窍和心得，终于弄清了面包师们自己都讲不出、道不明的过程和技巧，编制出若干套各有特色的程序，并且把这些程序配置在几个不同型号的面包机上，松下的面包机终于能够烤出风味各异、美味可口的面包了，新型面包机创下了松下的销售新记录。
野中郁次郎认为，田中郁子没有采用师徒相传式的、“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学习方式，但是她还是获得了面包师傅们的隐性知识技能。然后，田中郁子将面包师傅们原先的隐性知识技能记录下来，明示和显现给了她的同事和公司；田中郁子还和同事们一起用软件将这些原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和技能固定在面包机的程序中，再用文字写在产品开发文件中和给用户的说明书中。这个案例清楚地表征了“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可能性，实现了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二）显现隐性知识的步骤
在野中郁次郎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了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的研究。德裔学者科若赫（Von
Krogh,2000）出版了题为《使知识创造成为可能：如何揭开隐性知识之谜与释放创新的力量》（Enabling Knowledge
Creation. How to Unlock the Mystery of Tacit Knowledge and Release
the Power of
Innovation）一书。在这部专著中，科若赫在大量的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否能够认识隐性知识的价值，提出显现和运用隐性知识的办法，是知识创新机构最关键的挑战。他强调，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知识创新的过程（Von
Krogh ，）。不仅如此，科若赫还研究了隐性知识显性化和这类知识创新的策略和程序。
科若赫提出，促使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策略主要有五项。它们分别是：“分享隐性知识”创造新的概念”验证提出的概念’丫建立基本模型”和“显现和传播知识”。与这五个策略相对应，专著还以大量的篇幅讲述了如何在社会组织、单位企业、学校机关中促使个人的隐性知识转化为组织的显性知识的五个步骤。
第一步，形成知识愿景。科若赫（）认为在知识爆炸和知识经济的时代．社会组织和企业负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够勾画出这个组织或公司未来最需要的知识”,“尽管未来难以预料”。他们提出，一个好的“知识愿景”至少应该满足以下要求：(1)“方向一致的义务感”，即从组织的顶层领导到全体员工都有为增加知识的使命感；(2)“知识的生成性”，即能够使员工们涌现出新的思想、主意、话语和行动；(3)“特别的风格”，即需要提出与众不同、富于创造精神、保持知识生成和坚定目标的口号、期望、特色；(4)“聚焦重构当前的知识系统”，即包括勇于对机构的历史和战略赋予新的意义，寻找新的知识创新机制、新的知识成长点、新的知识和产品发展方向；(5)“聚焦重构当前的任务系统”，即为了促进隐性知识的显现和新知识的运用，提出新的任务、采用新的方法。
&&&&第二步，安排知识谈话。管理人员80％的工作时间都在说话，包括讲演和谈话（Von
Krogh,1）。要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促进员工的知识创新，管理人员与员工的谈话要遵循四大原则：(1)“积极鼓励参与知识发现”、（2)“建立谈话规则和氛围”;（3)“适当记录、编辑谈话”；（4)“强化创新性的话语”其中，善于在谈话中发现和强化某些表述准确、易于汲取的新鲜话语尤其值得注意，它们也许就是隐性知识的显现方式和载体。第三步，刺激知识活动。知识创新活动多种多样，层次有高有低。但组织有效的知识活动都应该具有“催化知识创造”的特点。在大中型组织机构中必须有“知识创新活动的协调人”，他们犹如“具有远见的中间商”，保证活动得以在组织内的各个层次、所有成员中都顺利展开。
第四步，创造适合的环境。科若赫认为，“新知识的创造都源于个人的隐性知识，它们又常常难以传达给其他人”(Von
Krogh,）。所以，在社会组织中培育适合隐性知识表达和传播的环境非常关键。根据他的观察，适合隐性知识显现和传播的环境需要强化同事合作和有效集体活动的组织结构。具体地说，要营造有四种交流互动的“知识分享空间”，即“个体的面对面的互动空间’丫个体的视觉交流的互动空间”集体的谈话互动空间”和“集体的演示互动空间”。为了形成这四种类型的互动空间，企业、机关、学校和其他机构要建构适宜的机制。例如，在新建机构中设立跨部门的小组和员工交流小组以分享和显现员工个体的隐性知识；在已有的组织中设立专题工作组来归纳隐性知识，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并将显现了的“新”知识变成为企业的产品和财富。
第五步，个人（本单位、本土）知识全球化。使个人、本单位或者本地知识的全球化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重要关键，这个过程对人类知识的积累增长和创新也具有巨大的作用。在这段历程中，科若赫认为最重要的环节包括：
(1)“刺激”(trigger）全球化的动机与需要。
没有动机和需要，隐性知识就会停滞在“个人的”和“默会”的状态。而促进个人事业成功、专业发展、组织壮大、公司赢利、增加产值等等因素都是显现默会知识的重要契机。
(2)“包装”(packaging）与“传播”(dispatching）零星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显现常常是从日常口语式的讲述开始的。它们往往会表现出“零星”和缺乏“系统”及“规范”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对已经被注意和发现的隐性知识与其他隐性知识或者已有的显性知识整合和包装起来，让人们易于接受和认同。已经整合包装就应该以充分的勇气，在同事、组织和同行中迅速地派送和传播新的显性知识，让同行们分享和完善知识，使知识在传播中完善并实现公共化。
(3）知识的“再创造”(re-creation）。一个人、一个组织和一个地方的知识要为其他人、其他组织、其他地方运用，常常会因为环境、条件方面的原因而受阻。因此，不要指望一种个人的隐性知识能够原封不动地扩散和运用于全世界。对于运用和借鉴某一个体知识、某组织知识的机构和个人来说，他们的吸收和运用应该是一个知识再创造、发现新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过程。社会心理学家班玛德（Banlnard,1999:85）、瑞典学者斯滕马克(D.stenmark,2000）也就“使隐性知识可以触知”(Turning
Tacit Knowledge
Tangible）问题、隐性知识的测量问题和隐性知识的显现路径问题提出了他们的主张。隐性知识显性化问题的研究者们都认同，一种隐性知识在显现后被人知晓的程度越高、被分享的范围越广、被人传播得越远，它的有效性和真理性也往往越强；发现、显现和传播这条隐性知识的人也越容易产生巨大的专业和社会影响。
四、隐性知识显性化在教育领域中的意义
著名的耶鲁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在1998年与人合编了《隐性的专业知识》一书。在这部专著中，斯腾伯格列出了六个隐性知识大量存在的专业领域。这六个领域是：管理、销售、政治、法律、教育和军事。笔者在初次读到这六大领域时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些领域中存在大量的隐性知识？''
（一）教育领域的特性与隐性知识
笔者的回答是，这些领域都是人的复杂的社会活动领域，这些领域又是难以用以“复现”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实证”知识、“说明”规律的领域，这些领域还是人类的研究比较幼稚和远未充分，还常常被人认为是“前科学的领域”(OECD,2002:10）。再加上人们在社会生活、认识自身、表述经验和情感方面的种种限制，处于“个体意识而尚未获得社会认同”状态、处于“难以言传而只能意会”状态、处于“保持缄默”而“不便明言”状态的隐性知识，自然就非常丰富、引人注目了。
作为一个人类活动和研究的领域，笔者认为，教育有其特殊性。首先，人们普遍地认为，人的生长有共同的规律，因此人类应该可以接受共同的教育。所以，人们能够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教室，学习内容相同的课程。这也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价值和可能性。否则，教育研究就会失去它的许多功能和意义。其次，每个人，包括每位教师和学生，又都是独特的。就像我们常用的一个比喻，“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个人的智慧结构、能力性向、认知风格、成长节奏、学习习惯、愿意接受的教育方式又都是不尽相同的。再次，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学习条件和遇见的教师，每位教师遇见的学生也都是不同的。这三个方面的众多因素构成了无数的、不可控制的变量。因此，教育领域的知识无法仅仅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某种或某几种研究方法来获取，也无法仅仅依靠象牙塔中的少数教育专家来揭示、归纳、推演、表述和传播。
因此，如果说，教育是一片广裹无垠的海洋，那么专家们已经发现和表述了的显性知识就只是已经露出海面的冰山之一角，而沉浸在千百万教师实践中、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隐性知识就像仍然隐没在海平面之下的庞大的冰山之体、冰山之基。用沪上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的话来说，大量教育学知识就像宝藏和金矿一样，还沉睡在教育实践的大地下、大山中。
（二）显现教育领域隐性知识的价值
在教育领域中，意识到隐性知识的大量存在，也许需要我们有一个转变观念的过程。对于教育的专家学者来说，需要建立一种观念。这就是，我们不仅要认识自己“发现教育知识”的使命，并决心为此而不懈奋斗；而且要真心实意地相信，学校教师——广大的教育实践者，不仅是教育知识的运用者，而且是教育知识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对于广大的教育实践者来说，也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这就是，教师不仅是各个学科知识的传授者，学生人格和才能的塑造者、培养者，而且也完全能够是教育学知识、教师专业知识和才能的发现者、表述者和传播者。
在教育领域中，认识和显现隐性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则是相对容易的事。笔者认为，认识和显现隐性知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认识和显现隐性知识有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掀起了“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专业化”的热潮，这对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显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但是，教师专业发展什么？教师如何实现专业发展？这些具体但必须回答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笔者认为，教师专业发展不仅仅意味着“学历达标”、“完成240（小时）、540（小时）的在职进修”，也不仅仅是“晋升职称”、“评选名师”。这些只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标志，而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应该是教育知识的增长和教育才能的提高，这些才是提高专业实践水平的关键。认识、发现和显现每个教师自己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的隐性知识才能，交流和分享同事们在教育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感受，实在是教师专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和丰富有效的营养。
第二，显现和表述隐性知识是普通教师成长为学者型、专家型教师的关键。长期的劳动分工使学校教师产生了一种“消极的”职业定势（就发现知识而言），这就是只管教书育人、不管发现真知，继承“述而不著”的遗风。但是，学者型、专家型的教师，就不仅要教好本班、本校的学生，而且肩负着将成功的教育教学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本地的和各地各国的教师，使更多的教师能够教好更多的学生。这就需要所有有志于成为学者型、专家型教师的同行，细心地体会他们的成功、反思他们的困惑、验证他们的经验、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提炼故事中的条件与内涵、记录他们对那些条件——内涵的认识、归纳、分类和诠释。在这样的发现和显现隐性知识的过程中，一个普通教师就开始了他的知识发现和创新的历程，一个普通的教师就有可能完成向专家型教师的过渡。因为，所有的专家型教师都不应该只是教育知识的运用者，而更应该是教育知识的发现者和创造者。
第三，认识和显现隐性知识是建构教育学知识大厦的重要途径。由于教育领域三大特性的存在，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少数专家，也难以仅仅依赖某一种或者几种研究方法。这就决定了教育学知识的大厦必须通过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必须通过所有可能的途径，必须运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将广大学校教师在实践中产生的灵感、在解决教育问题时获得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或兴奋或尴尬的教育场景中迸发出的智慧、在一代代师徒相传中积淀下来的行为和判断，或多或少地记录下来、显现出来、表述出来，我们教育学的知识大厦一定会更高、更实、更具指导意义。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