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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按现代汉语的解释是：尊敬钦佩的意思。尊敬钦佩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活动，是不受任何外力的影响的。崇拜的前提条件应该是对他人思想、感情、智慧、言行、能力、品格等的认同、佩服、尊敬。形成个人崇拜的核心因素就是个人魅力。既然如此，崇拜应是不可以制造的，不可以人为的。只能是发自内心的。
　　崇拜与效忠完全是两码事，古代臣子对皇帝的效忠决不是崇拜，而是一种由依附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定势。
　　当然，由于对某事物的恐惧或人生依附关系，万众相同的服从会造成一种个人崇拜的假象，譬如对古代皇帝的崇拜就大抵是如此。这种假崇拜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当那个威胁他的事物或与他形成人生依附关系的事物消失的时候，所谓的对该事物的个人崇拜也就会烟消云散。皇帝驾崩后老百姓淡望他就是最好的说明。
　　对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崇拜与以上这些情况都是完全不同的， 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非凡的人格魅力、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无不让人对他发自内心的崇拜。
　　毛泽东一生都反对个人崇拜，解放后，有人要把北京市改为毛泽东市，毛泽东拒绝了，按说，这在国外都有先例，如华盛顿、列宁格勒，但毛泽东拒绝了。有人要称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也拒绝了，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源，自己的思想是流，有人要在人民币上印上毛泽东的像，按说这也很自然，现在的百元币不就是毛主席的像吗？但毛主席也拒绝了。
　　对毛泽东同志的崇拜，绝对不存在半点的人为因素，是从这片毛泽东同志深爱的热土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是真诚地发自人民群众内心的深处的。看看纪录片我们就知道，“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是解放后，而是解放前人民群众自发地喊出来的。 “东方红，太阳升”歌曲不是什么音乐家创作出来的，而是一个名叫李有源的农民发自内心喊出来的，他是黄土地上地地道道的农民，至今他的儿孙们都还在那片黄土地上当农民。
　　这是真正的大地的呼声，这是代表几亿中国人发自肺腑的声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多么通俗易懂，多么朴无华，多么感人至深，世界上再伟大的歌唱家面对这首歌也要感到惭愧，也要由衷地佩服！
　　农村有句土话：金菩萨越洗越光。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40年了，其间经历过非毛化思潮的影响，各种政治喧嚣也曾试图给毛泽东思想蒙上灰尘，然而，时间的阻碍，政治的影响并没有丝毫影响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人民怀着朴素的感情怀念他，一如既往地崇拜他老人家。
　　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刮起一股反个人崇拜的风，其矛头对准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可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崇拜你能够反吗？你反了有用吗？往金菩萨脸上涂黑，只是证明自己是个坏东西而已，难道能够对金菩萨本身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是假崇拜倒是一反就灵，而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拜是不可能反的，反了就是站在人民的反面。
　　出于别有用心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有人编造了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是愚民行为的谎言，企图以此让人们不再崇拜毛泽东。然而，这只是对广大人民的一种污辱而已。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日战争洗礼的中国人民，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中国人们，敌友分明，是非清楚，立场坚定，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些别有用心者嘴里的愚民了呢？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美帝国主义（而有些人现在对美国敬若神明，言必称美国吗？简直好象成了美国的干儿子），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愚民了呢？其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事过二十多年，人民对当时那些借口反对个人崇拜来反毛泽东思想、反工人农民的人的丑恶嘴脸不是看得很清楚吗？毛主席的政权是工农联盟，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对少数人专政，可是后来，工人下岗，农民的税收加重，少数人疯抢国家财产，国营、集体被虐待得喘不过气来，还要被加之以没有效率、活该的罪名。一小部分人通过打诈抢富起来了，对多数人实行剥削压迫。这不正是对工人农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吗？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习近平同志到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务必，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人民群众深深感到，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又将重新沐浴大地，他们期盼毛泽东思想的春天重新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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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个人专断——学习《准则》的几点认识
《关子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经党的五中全会的讨论和通过后,已正式公布并在全党执行了。这是我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故斗力,特别是使党的建设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轨道胜利前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准则》中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的问题,谈几点认识。一、集体领导是党的一项光荣传统 坚特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是我们党政治生活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重要总结,也是花费了巨大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应该承认,在我党的历史上,从陈独秀的家长制作执到王J明的“一言堂”,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十年动乱,确实在长时间内存在过那种个人专断的现象。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按党的历史上也存在着坚持集体领导的光荣传统。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的:“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这是历史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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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兰大报告严肃地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终于导致十年内甜,,在肯定现在的党中央“在一切工作中都能遵循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的同时,又提醒“许多组织中,不民主现象、家长制作风还没有清除,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现象也比较严重”,“必须坚决克服这些不良现象”。卜为此,在理论上对“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问题作些研究,对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呱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都是有益处的。 一、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颠倒了领袖 与群众的关系 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根本违背唯物史观,集中表现在它颠倒了人民群众和领袖之间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本来早已作出正确的论述:“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马恩选集》第4卷第“6页)。“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起来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匀页),这个结论是人人都知道的,特别是在斯大林同志晚年出现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的错误之后,我们党曾专门总结这个经验教Ull,在“八大’)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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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在《理论探讨》1996年第6期针对部分党委在对重大问题决策中存在的“一言堂”现象，提出了建立“决策表决累计来IJ度”的设想。作者认为，第一，在党委会讨论重大问题时要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壬、实把每人对每项决策的意见和建议记录在案；第二，年度、届中、届满时对该集体的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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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狂腌把一个个腐败分子掀下权力的宝座,押上了审判台。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绝大多数同个人专断有关.邓小平同志在35年前就揭示了专断导致腐败的规律:“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对这个问题.当前并未引起普遍重视。总结失败者的教训,深刻认识个人专断导致腐败的规律,防范悲剧的发生,无疑意义是深远的. 剖析中纪委监察部通报的及党报、党刊曝光的主要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大案要案,就会豁然发现,他们几乎都染有“作风霸道、个人专断”的瘤疾,正是这种专断病,成为腐败毒菌在他们身上滋生的温床。专横跋启,使他们手中的权力超越其职权畸形膨胀,把他们自己变成了不受监督的孤家寡人,为他们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提供了种种便利.专断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还受“贿随权集”规律的支配.权之所在,糖弹攻之。谁手中有权,谁就成为糖弹攻击之的,香饵诱钓之鱼。一个个领导干部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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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恶性发展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极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个人崇拜现象最终达到了恶性发展的高潮。首先是给毛泽东加上了许多滋美之词。一是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二是三忠于:水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三是四无限: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祟拜、无限忠诚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林彪、康生等还提出诸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学习马列著作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许多别有用心的提法。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不久，就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1吸汤年1月，林彪又吹捧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泉玉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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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 50、60年代党内的个人专断作风时 ,邓小平曾指出 :“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反对过 ,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当然 ,在那个条件下 ,真实的情况是难以反对。”1这段耐人寻味的话昭示了两点 :其一 ,面对党内的个人专断作风 ,中央领导成员并没有以理性的态度 ,去主动反对 ;其二 ,对于党内的个人专断作风 ,即使反对 ,也难以收到应有的成效。那么 ,是何种因素造成党内如此状况呢 ?笔者试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人。一、人格化权力结构的作用人格化的权力结构是相对于体制化的权力结构而言的 ,它是政治过程中由政治角色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政治权力结构 ,其权力来源以及合法性与体制化的权力结构相比 ,具有明显的不同。体制化权力结构中的政治权力一般来源于法定的职位 ,政治角色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合法职务的高低。人格化权力结构中的政治权力并不取决于政治机构中的法定职务 ,则主要受制于政治体系中的人际关系。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以及政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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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2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言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
「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全场骚动）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同志在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察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察官受理。
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察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做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愿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年党员，1937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苏中心」和「集团」。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
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骚动）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厂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柯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
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做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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