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分享的企鹅
揭秘湖广填四川：冒籍和改姓是个特殊现象(图)
大家都在看
四川姓氏文化专家陈世松接受华西都市报()专访：陈世松，汉族客家人，祖籍福建。1940年生于四川省三台县()。1958年至1963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1963年考取该校中国古代史元史专业研究生。1978年11月调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要学术代表作有《余玠传》《蒙古定蜀史稿》《宋元战争史》《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通史》《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等，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自 2014 年 4 月 5日以来，华西都市报“四川百家姓”栏目已经连续刊发了4个月。栏目获得读者的广泛关注，许多读者向栏目提出了珍贵的意见。四川知名姓氏文化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研究员，也是华西都市报“四川百家姓”栏目的忠实读者之一，并长期关注和指导这个栏目。本期“四川百家姓”推出特别报道，华西都市报专访陈世松先生，与读者畅谈姓氏文化。四川人十分喜欢姓氏文化华西都市报：华西都市报今年重点打造的栏目“四川百家姓”，是讲述四川姓氏来源、迁徙和姓氏人物故事的系列报道的版面。您是如何理解姓氏文化的？陈世松：姓氏文化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事物，如果我们把姓氏文化看作一项工程的话，这就是一项文化惠民工程。华西都市报的报道，为传播姓氏文化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平台。我认为，这个栏目办得很好。在我看来，四川的老百姓是十分喜欢姓氏文化的。我是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做一般的学术研究，老百姓一般都不感兴趣，去找他们聊天，他们对你的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但提到姓氏，就不一样了。你只要一谈填四川，一谈姓氏，一谈族谱，他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我现在在做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是收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故事。四川目前的很多姓氏都与这些故事有关，这些故事都是来源于民间的，这样的工程全靠老百姓的兴趣支撑。所以，做与文化相关的报道，最主要的就是能让老百姓感兴趣。“四川百家姓”，就符合这样的选题标准。谈姓氏，是对精神的慰藉华西都市报：近些年来，姓氏文化在四川兴起的速度非常快，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文化现象？陈世松：我认为，在我们民族基因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这就是慎终追远、不忘祖先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可谓根深蒂固。姓氏文化，是一种关于生命起源的启蒙意识。在不同的时代，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平民老百姓，都要追问“我从哪里来”。慎终追远的思想只会暂时被隐藏，但不会被遗忘。只是有时会因一些社会因素影响，暂时潜伏起来。“仓廪实，知礼节。”当物质生活改善、生活水准大大提高时，精神层面的需求自然提上议事日程。无论是追求自己生命的起源，还是听音乐、看书，都是寻找精神需求的表现。就像现在华西都市报的“四川百家姓”栏目，如果放在战乱年代，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和阅读。当大家都有钱、有余力、有时间时，才有姓氏文化的火热。当今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工作节奏不断加快的世界，处在竞争中的人们，不时面对各种纷扰，自然要想去寻找一方宁静的乐土。中国人最重土地和乡情，最直接的精神避风港就是故乡和家园。一谈起故乡，一谈起姓氏，对精神就是一种慰藉。麻城孝感乡已成一个符号华西都市报：您谈谈四川的姓氏吧。陈世松：要谈四川姓氏，70%-80%的人都会提到填四川和麻城孝感乡。在中国移民史上，麻城孝感乡是一个内涵相当深厚的地理概念，是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坝等齐名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麻城孝感乡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非单一，它既是元末明初移民迁川的中心，后来又成为清初以来以湖广籍移民公认的“共同祖籍”。想要解释四川的姓氏文化历史，就必须把麻城这个文化现象解释清楚。华西都市报：麻城孝感乡是如何由一个地名演变为一个符号的？陈世松：元末明初，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的居多。元末红巾军起义首领邹普胜是麻城人，所以，麻城成为当时湖广农民起义的中心。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不少麻城人纷纷逃往四川，成就了麻城的历史地位。但是，后来其他地方的湖广移民不可能都来自麻城，但他们为什么也会冒充麻城孝感乡之籍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古人非常重视同乡之谊，很有可能是“冒其籍求荫以自庇”，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移民的生活圈。研究族谱的时候，我就发现，迁入四川的移民，只要在四川定居后，90%都不会再使用移民前的字辈。移民者形成的是一个全新的地域和籍贯概念，麻城成为新的地域文化圈中，让大家凝聚齐心的概念。这样，就逐渐淡化了移民者本来的祖籍。移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为了面对来自自然和人文环境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他们出于效仿和依靠麻城孝感乡移民老前辈的需要，完全可以采取冒籍、隐籍和改姓的策略。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姓氏文化的现象都可能发生。冒籍和改姓是个特殊现象华西都市报：因移民而改姓，您能给我们讲讲具体的故事吗？陈世松：华西都市报曾经在“四川百家姓”中报道过这样一则故事：湖广填四川中，一批移民从湖北黄州府麻城县迁入四川达州()渠县土溪镇，其中有向、左、李、温、周五姓，一同改姓了雷。报道中说，渠县当地的《雷氏家谱》记载，清顺治年间，早先移民到渠县雷巨坪的李君佑回到湖北老家探亲，与左邻右舍谈及移民的好处，并约了4位老人向朝忠、左先、温让、周连山，从湖北麻城孝感乡出发，来到像玉带环绕一般的雷巨坪鸡公寨下桥坝定居。这段时间，李君佑经常提起自己被本地姓氏欺负的事情。向朝忠提议，向、左、李、温、周5个姓氏都改成同一个姓——雷姓，以壮声势。自此后，至今300多年，传承20代，总人口超过8000人。渠县雷氏的宗祠中，曾提及过“五姓改雷”的事件。而且，在雷姓家谱中，不同姓氏先祖的雷姓也使用不同的字辈，以区别祖先。除了冒籍、改姓这样的事例外，田野调查中还发现，有的家族还存在隔代轮流换姓的情况，这也是在大移民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现象。移民让四川成了姓氏水库华西都市报：除了填四川，四川的姓氏来源还有哪些？陈世松：这个问题也是我被问过最多的问题之一。从整个国内的情况看，四川的姓氏分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巴蜀姓氏源远流长，来源广泛，它像一座水库一样，吸纳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姓氏，由此形成了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辐射广远的巴蜀姓氏文化。巴蜀姓氏文化的形成，与以下3个因素有很大关系：第一，与巴蜀姓氏文化底色有关。秦灭巴蜀前，蜀人有“氏”而无姓。战国晚期，巴蜀“姓”开始兴起。秦入巴蜀后，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原有之“氏”纷纷向“姓”过渡，又新产生了一些“氏”和“姓”，大量的外来移民也带进了许多“姓”。三者异流同归，推动了巴蜀“姓”的发展，从而使得秦汉时期，成为巴蜀民族由“氏”向“姓”发展的高峰时段。秦汉以来，不仅成都平原普遍使用汉姓，连川西许多兄弟民族也采用汉姓，使得巴蜀地区的姓氏大大丰富起来。第二，与中古巴蜀姓氏文化积淀有关。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文明的演进，巴蜀旧有的大姓在长期的政治动乱中衰落下去，但是又有一批新的外来移民迁徙进来，他们的子孙后裔大多落户当地，互相融合为当时的土著。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一书，就汇列了这一时期蜀中各地的大姓。唐末、五代乱世，许多中原人士出于避乱或游宦而入蜀定居，从而促进了巴蜀姓氏的发展。《岁华纪丽谱·氏族谱》中，记录下截至宋代的成都地区的土著大族姓氏，计有45个。由《华阳国志·蜀志》《岁华记丽谱·氏族谱》，可见巴蜀姓氏文化的深厚积淀。第三，与元明清大移民运动有关。经过元明以来湖广地区持续向四川移民，又有许多新的姓氏迁入蜀中。如以井研县为例，在明代先后从湖北、湖南移民，计有丁、卫、毛、文、方、左、龙、卢、廖、李、吕、汪、闵、张、钟、范、周、相、陈、郭、荣、姜、胡、谈、夏、袁、梅、殷、黄、熊、龚、游、彭、税、鲁、韩、雷、魏等40姓；山东漆姓、河南庾姓来县落户。随着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兴起，在巴蜀地区又迁入许多移民家族姓氏。如以彭州()为例，有从湖北迁入的罗、黄、张、萧、廖、谭、徐等姓；从湖南迁入的唐、汤、周、刘等姓；从陕西迁入的弓、喇、陈等姓；从福建迁入的庄、简、林、游、魏、雷、陈等姓；从广东迁入的蓝、陈、廖、严等姓；从江西迁入的罗、曹、汤、牟等姓；从贵州迁入的白、胡、樊、舒等姓；从河南迁入的王姓等。井研、彭州二地清初移民迁入的情形，可说是全川各地人口构成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明清移民运动对丰富巴蜀姓氏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附会祖先从古到今就存在华西都市报：在家谱中附会祖先，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对此，您怎么看？陈世松：所谓附会，按照词义解释，是指把不相关的事说成有关；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说成有某种意义。所谓附会祖先，是指把与自己无关的祖先说成有关；把与自己关系意义不大的祖先，说成关系很大。在编修族谱中，常常会遇到“断头谱”的问题，即在追溯年代久远的祖先（远世祖）的来历时，往往找不到与之相连接的先祖。特别是从外省迁来四川的一些家族，由于他们一般是以入川始祖作为开基祖，对于开基祖以下的世系（近世祖），容易查清；但要追寻到开基祖以远的祖先时，就显得十分困难了：要么找不到开基祖已远的祖先的具体住地，要么找不到与他们相连接的世系。由于远世祖距离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久远，近世祖已远的祖先，不是依靠回忆就能查清的。这样，将远代祖与近世祖系谱之间连接起来，就只有通过编修者来编造。根据广东地区族谱的研究成果表明，这项任务，主要是通过士大夫、文化人之手，以所谓的“考据订正”手段，重新进行“附会”嫁接来完成。“祖先附会”，就是指通过“考据订正”手段，重新将已经查清的近始祖，与难以查清的远世祖连接起来的嫁接编造过程。追寻祖先应该遵循的原则华西都市报：想要探寻自己准确的祖先，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陈世松：为了准确地追寻自己的祖先，首先，应尽可能将近世祖的情况查清楚，以便积累更多资料，为追寻远世祖提供更多详尽可靠的信息。其次，需要将查证的远世祖的问题（如住地、世系、身份等），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从相关的历史背景、地区中寻找线索。再次，在考证远世祖问题的过程中，应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切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一时查不清的问题，不要武断作结论，可以存疑，留给后人来解决。第四，采取恰当的体例，以族谱序跋的形式，记录修谱者在连接近世祖与远世祖上的做法，切忌将尚待考证的来源，勉强坐实到自己世系中去，以免“认错祖宗”。以上讲的是基于世系血缘连接的祖先追寻，至于出于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对于各姓氏的人文始祖追寻，如对于夏商周三代以远的受姓始祖的追寻，以及对于以古代帝王、郡望堂号为姓氏始祖的追寻，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可一概而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阅读：
相关搜索：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责任编辑：tianqili]
热门搜索：
Copyright & 1998 - 2016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两次湖广填四川的背景及移民来源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两次湖广填四川的背景及移民来源
上传于||文档简介
&&从​历​史​记​载​和​姓​氏​构​成​看​两​次​湖​广​填​四​川​的​背​景​和​移​民​来​源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0下载券
想免费下载更多文档？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
还剩2页未读，继续阅读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　　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周 勇　　6月以来，重庆日报、重庆晨报组织了“君从何处来—重走"湖广填四川移民路"大型采访活动”，在重庆和湖北屡掀热潮，影响全国。这是今年以来，两报最接地气、最受平民百姓认可的新闻策划和采访报道之一，是重庆新闻工作者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新作，是献给3200万父老乡亲和重庆直辖17周年的大礼。　　“湖广填四川”起于元末与明初的洪武大移民；到了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达到高潮，迄今已经600多年。这是一次先由政府主导，后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到19世纪20年代，魏源作《湖广水利论》引用“湖广填四川”民谣，使这一运动进入全国民众的视野。　　这一时期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甘肃、江苏、浙江、贵州和云南等十余个省，尤以湖北、湖南为多，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称。从明洪武年开始，政府就以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为湖广移民入川的主要集散地，因此四川、重庆居民大都以“湖北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对于今天的川人、渝人而言，“湖北麻城孝感乡”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重庆和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词。　　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重庆有着极为特殊的地缘位置—重庆是“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促成了川渝人口的迅速增长、土地的大规模开垦、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发展、大小城镇的繁荣、民族与文化的交流融合。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复兴，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对后来川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导致了川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促成了自成一隅的四川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川渝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促进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　　对于重庆而言，随着清代巴渝地区的开发，农业快速恢复，手工业开始兴盛，交通运输业不断兴起，区域吸引和辐射能力不断扩大，为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清末，由于西方势力的刺激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重庆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20世纪后，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重庆从一座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特大城市。　　回眸历史，笑问“君从何处来”？梦里湖广，麻城孝感。展望锦绣前程，耕耘八万里巴渝，众手梦圆当今重庆。　　影响：湖广填川 重建千万人大省　　填四川与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移民潮”　　如何入川专家简介　　王雨，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作协荣誉副主席，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市二届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附二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水龙》、《飞越太平洋》等6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以及影视剧本。最新著作《填四川》，已被改编拍摄成32集电视连续剧，由秦岚等知名影星主演，有望不久后与观众见面。　　从明末天启元年（1621）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之乱开始，截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藩之乱”被平定，前后60年，四川境内的兵灾战乱一直持续不断。在长期战争、灾荒、瘟疫的交相摧残下，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到了清初，已成为全国遭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　　经过这次浩劫之后，清初统计人口，情况严重到令人吃惊，全川仅有五六十万人，甚至有的县仅有两三百个人。　　康熙年间发布了《招民填川诏》，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一个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后一个与大量移民持诏书入川的历史相吻合。　　作为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结束标志的年头，则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距离清廷启动外省移民填川大闸的康熙十年（1671年），足足有105个年头。这次移民大潮，重建了一个拥有1000万居民的人口大省。　　优惠政策让人看到希望　　康熙三十三年颁发的《招民填川诏》，政策非常优惠。比如，凡有入川开垦者，任其通往，都可以插占填土置业发家；移民垦荒六年后才征税，滋生人口永不加税；对招民入川有功的官员，给予升迁、奖励等。　　由于有了优惠政策，让人们看到希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移民大军”。　　王雨说，当时的填川移民，有因“填川诏”诱惑去四川的；有因天灾或是瘟疫逃难去四川的；有因家仇或是避祸去四川的；有因寻祖投亲去四川的；也有当年外逃出来返回四川的。这些成千上万携家带口的移民，背包挑担、赶牲口、拉车，向西行进。　　很多人是数千公里跋涉，吃干粮、舔咸蛋、住岩洞，穿过崇山峻岭，走蚕丛鸟道，非常艰辛。也有带种子、“行程图”、“族谱”、跷脚土地菩萨像等向西迁徙的。　　移民选择“仁地”落户　　王雨在《填四川》中，专门有一段写到了水路的险恶，就是现在彭水、酉阳一带。　　乌江是天险，只通木船。有两种船，一种是头高尾歪肚大的“歪屁股船”，船行驶缓慢却安全，那些贩运盐巴、煤炭、杂货的“盐船帮”、“乌金帮”、“杂货帮”，多用这种船载货。而船身细长的“蛇船”，行驶轻快但风险很大，一进入乌江，恶浪就会撕咬船板，撕咬船中移民，一旦翻船，极少人能生还。　　而福大命大，能闯过路途的艰辛、水路的天险的移民，就在四川择地安家落户。　　“当时移民如何择地落户？也是有讲究的。”王雨说，移民入川选址要选“仁地”，所谓“仁地”，就是莫居闹市，但也别离得太远，以便以后贡粮、纳税、考试方便。一个县城里，平时见不到几个人，到了赶场天才稍微闹热些。　　五方杂处造就包容性格　　早期落户的移民，土地多的甚至上千亩，根本顾及不过来，开荒也开不完，土地成了非常廉价的东西。大足县龙水有一户姓杨的族谱中，就曾经提到，先祖只用了三件麻布，就换回了范围相当大的下坝田地。　　远离家乡，移民的创业非常艰辛。有的幸运占了大量土地，有的又因入川时间迟，不仅错过了“插占”土地的时机，也错过了廉价购买的机会，只能替人佣工佃种，是很多移民没想到的。　　王雨说，有了这样“五方杂处、融合归一”的过程，造就了包容性强的重庆人性格。　　麻城是填四川的移民大县　　明清两代都有入川移民，由于元末明初的资料散失较多，史称的“湖广填四川”，主要指清代的入川大移民。查阅相关资料，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共十多个省份的民众都在移民之列。　　重庆晨报“寻根之旅”所走的麻城，由于毗邻四川，是当时湖北移民入川的大县，是中国古代“八大移民发源地”之一。而且，也是其它省水、陆路入川的重要中转站、集散地。　　专家称，以现重庆市所辖的荣昌县为例，是当时移民从重庆去成都的通衢大道，城墙上挂有招民旗，留下不少移民落户安家置业。该县的盘龙镇、万灵镇都有不少客家移民，现盘龙镇60%的客家移民后代会讲客家话。　　填四川与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移民潮”。其他几次都是自发移民，只有填四川是皇帝下诏，制定有政策的移民。专家简介　　陈世松，四川三台人。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四川史、移民史与客家文研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四川客家》、《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等20余部著作，论文200余篇。　　移民三个方向入川 亲朋乡邻结伴而行　　四川省社科院专家陈世松介绍，清代不同时段的外省移民入川活动，大体分为三个方向：　　一是自北向南入，主要指原籍为川省以北的陕西、甘肃、山东、河南等省的移民迁移；　　二是从东向西入，主要指原籍为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以及江浙等省的移民迁移；　　三是自南而北入，主要指原籍为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移民迁徒。　　清代迁川移民的主体，主要是通过后两个方向迁入，而且后两者路线有时又有重复交叉。归纳起来，南方各省移民迁川路线，可以分为水路、陆路两种：水路以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至夔门；陆路由闽粤入江西，取道湖南、湖北入川，或取道湖南、贵州入川。　　第一时段，以长江为枢纽的峡路，所谓“峡路”，就是水路。是元末明初两湖移民的主要入川通道，清初以来两湖移民及部分江西人入川，多走这条路，但不是清初闽粤客家人的主要入川路。根据历史记载，在清前期两湖移民入川之前，两湖地区曾经在元末明初发生过一次规模巨大的向四川迁徒的浪潮。移民大多出自湖北，尤其是鄂东北的黄州府和麻城县一带。　　第二时段，以湖南为始发地和中转地的移民，都从湖南西进，一路水路陆路，抵达四川。要穿过武陵山、雪峰山。　　第三时段，以贵州为中转地，包括部分湖南、江西入川的移民，以及来自广东、福建的客家移民。　　水路艰辛　　费时费钱，过险滩生还少　　清初以来，两湖移民，包括部分江西移民，入川时多取传统的水路。“楚人入蜀者，必由二水（指长江、汉江）溯流而上。”主要就是指居住在长江中游的两湖人，就近取水路，渡汉水或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经三峡以达四川。　　但是，这条水道系溯江而上，逆水行舟，既费时又费钱，一般不会选择水道。走水路有三大困难，一是耗费时间过长，重庆至宜昌658公里，乘木船经三峡入川，一般需要两个月到半年之久；二是乘船会加大开支，入川船只中大多为官运、贡运等，民间的商船极少；三是逆水行舟危险大，三峡到处是险滩恶浪，溯江而上、逆水行舟，乘客往往有生命危险。　　陈世松就讲了一个故事，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原籍广东长乐县黄浦村张衍祯一家人，在途中加入移民入川的大队伍，约有两三百人，徒步向四川行进。谁知同伴们放弃陆路，改为搭船入川。张衍祯一家盘缠不多，只有继续步行。到了巴县之后，才知道船在过险滩的时候，全部翻船落水，生还者“百无二三”。没有上船的张氏一家，因此免遭灭顶之灾，后来得以在荣昌县落户。　　迁川方式　　亲朋乡邻“结伴而行”　　有民间传言，清代湖广填四川政策后期，地方官员为了得赏银，将移民捆绑来川。陈世松说，其实这只是一种附会传说，由于清初四川已经没什么人，而且长途押运移民花费更是不少，所以捆绑押运入川基本不可能实现。这只是人们将元末明初强制移民的事，“移植”到了清初。　　因此清代的湖广填四川的基本迁移方式，并不是“绳索捆绑”，而是“结伴而行”。一同上路的，有家人、亲戚、邻居和朋友，主要是有血缘关系的同宗，以及同一地域的同乡，还有往来贸易、在川耕种的人员。只有少数贬谪、流刑、战俘等人员，可能有强制行为。　　我们说上厕所，也叫“解手”“解手”这个词义早在元代就有了。明代以后，四川又发生过一次湖广填四川运动，民间误将发生在前一次移民中的强制移民背景，移植到了清代湖广填四川运动中，这出现了与全国“解手”来历的不同理解。　　陈世松说，据《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搜集的177份族谱，记载都是清初外省移民因避乱入川、奉旨入川、随军入川、避兵入川等实例，但却没有一例是“捆绑起来入川”的。　　吃住行用　　移民行囊里的“三件宝”　　清代移民如何解决途中行路、吃饭、住宿等问题？　　清代的湖南人严如熤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有这样的描述：“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遇有乡贯，便寄住。”　　陈世松说，这就是说，移民不走大路，专走小路；不住客栈，只住在祠庙、岩屋或密林里面；饮食也很简单，只是捡几块石头当灶，支起锅子，拾几根干柴就做饭。　　首先来说吃饭。当年移民的行囊中，究竟准备了什么？　　璧山《郑氏家谱》记载的歌谣，描述了先祖迁川的情景，其中有一句“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说的就是入川途中“三件宝”：盐、干粮、糠。　　再就是住宿。可以用风餐露宿来形容，屋檐下、石墩上、墙边下，都是移民途中暂时栖身之所，只有极少数移民临时暂住客店。　　三是行路问题，最理想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当然是乘车骑马。当然更多的移民是靠徒步，肩挑背驮、怀抱幼儿，每个人肩挑几十斤或近百斤赶路，非常艰辛。　　记者 蒋艳　　建筑：巴渝建筑 深烙着移民文化　　“湖广填四川”奠定了巴渝建筑的根基，让渝派建筑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因地制宜、灵活多变涪陵区大顺乡瞿九酬客家土楼，具有防御性和私密性。组图/何智亚 摄　　江津塘河镇孙家祠堂，坐落于青山苍翠之间，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这段历史，都融入进巴渝建筑中。位于渝中区下半城的齐安公所，带有典型湖广移民风格的风火山墙。专家简介　　何智亚，历史文化学者、乡土建筑研究专家、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有《重庆老巷子》、《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重庆老城》、《重庆古镇》等多部著作，很多都与移民文化有关。预计本月还将出版《重庆民居》，对移民建筑将有更多浓墨重彩的描述。　　我市现存的移民建筑，如会馆、公所、祠堂和民居，带有浓重的移民文化烙印。　　“湖广填四川”给巴渝建筑带来怎样的特征？何智亚用了16个字来归纳：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因地制宜、灵活多变。何智亚说，其实，重庆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也可以用16个字来形容，即耿直热情、坚韧顽强、胸襟开阔、吃苦耐劳。　　巴渝建筑形成有三大原因　　有人觉得吊脚楼才是“巴渝建筑”，其实不尽然。何智亚介绍，重庆建筑风格的形成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自然的地形、地貌。重庆多山多水，地势崎岖，而且气候潮湿。因此，重庆的建筑就要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比如，重庆传统建筑形式有退坡、筑台、靠崖、出挑、出檐、吊脚、风雨廊等多种形式。乡土建筑大“出檐”的形式仍然比较多，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村民端个小板凳，坐在屋檐底下做农活、编竹篓。“风雨廊”也比较多，如江津中山古镇三合场、涪陵大顺场，两边房子檐口把路遮住，剩下“一线天”，可挡烈日也能避雨，既是居民公共活动空间，赶场天又成为熙熙攘攘的市场。　　二是外来移民带来的建筑风格。巴渝本土建筑较为简单、朴质、随意，明清两代的两次大移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几百年的交流融合，奠定了重庆建筑风格的根基。　　三是舶来文化。西方文化对重庆的建筑风格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1890年重庆开埠后，外国外交官、传教士、银行家、商人等在重庆修建了大量西式建筑。民间一些西式建筑结合巴渝本地气候、地形、材料和建筑风格，成为中西合璧“折中主义”建筑。比如，近的有南滨路法国水师兵营等，远的有万州罗田镇金黄甲大院等。　　移民奠定巴渝建筑的根基　　“巴渝建筑风格”特征的奠定，主要出自于明清两次大移民时期。丰富多彩、灵活多变的巴渝建筑，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流派和分支。　　在乡村僻静之地，青山苍翠之间，我们还能够找到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很多地方建筑风格的影子，包括一些客家土楼。　　客家文化非常独特，语言也独树一帜。客家人秉承中原遗风，吸纳南方灵秀，创造了独特的客家建筑文化。规模宏大，凝内御外的土楼就是代表。一座土楼就是一个村庄、一个宗族、一个社会。人们聚群而居，婚嫁丧葬、岁时喜庆、邻里相处、自成习俗和章法。　　随着移民大迁徙，客家文化也深入巴渝，荣昌、涪陵等地就有客家移民村落，一些客家土楼和客家“方言岛”还保存至今，涪陵大顺乡瞿九酬客家土楼就是其中的代表。　　会馆帮助移民安家和立足　　现存重庆的移民建筑中，有会馆、公所、祠堂、普通民居等形式。其中，会馆是客居外乡的官吏、商人或迁徙的移民群体，为共同利益、以地域同乡为纽带而建立的，是清代重要的民间组织形式，有同乡会馆、科举会馆、商业会馆、行业会馆等。　　会馆一般都设有客房，有点像如今的招待所，为本籍来的官绅、候差的官吏、赶考的试子和过往客商安排食宿，提供方便。　　会馆建筑多为同乡中的绅粮士商集资修建，并推选同籍中有威信、有实力、做事公道的头面人物做会首或董事。会馆既作为同乡在外埠寄居的客房，也作为举办娱乐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场所。定期举办联谊活动，如庙会、团拜会、戏剧演出等；维护同乡利益、抵御外人侵扰；参加地方事务，如修路、救灾等；调解同乡经济及家务纠纷，办理同乡丧葬事宜等。　　移民过程中，会馆成为部分移民的歇脚点和联络处，为协助移民解决安家立足等起到积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重庆曾做过一次文物普查，粗略统计全市约有300多所会馆。“其实，清代重庆的会馆远远不止这个数，一些乡、镇、场的水码头或重要驿道的乡镇，往往也会建设几个会馆。”何智亚说，据此推算，重庆在清代拥有至少数千个移民会馆。　　主城区曾有九大会馆，涉及12个省，分别为湖广会馆（主要是湖南、湖北）、广东公所、江苏会馆、陕西会馆、山西会馆、浙江会馆、福建会馆、江南会馆（江苏、安徽）、云贵公所（云南、贵州）。　　何智亚说，很多会馆因年久失修，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和遗址，仅有少量会馆主体建筑基本完好。主城区保存较好的是位于下半城的湖广会馆建筑群，包括了禹王宫、广东公所和齐安公所。　　移民以行业为纽带建公所　　清代中后期，除以地域为纽带的会馆组织外，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由商业行帮为纽带的各种公所也多起来。如盐帮公所、纸帮公所、绸帮公所、书帮公所、药材公所、扣帮公所等。　　简而言之，会馆是以“地缘”为纽带，将各省同乡联系起来；公所就是以“业缘”为纽带，行业不同，公所的名字也不同。　　而祠堂则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单位形成的精神凝聚中心。　　何智亚说，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遍及巴渝乡镇村庄的宗族祠堂已所剩无几，风格典型的乡土民居绝大部分已经消失。“这些传统建筑是民族文化、移民文化的瑰宝，也是历史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应该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更要注重保护。”　　典型建筑　　江津塘河镇孙家祠堂　　述说着移民印迹　　在江津塘河镇，有一座掩映在青山苍翠之间的建筑，显得与众不同。这里就是孙家祠堂，也叫庭重祠。孙家祠堂用不同的建筑形式，述说着从“江西填湖广”，到“湖广填四川”的印迹。　　祠堂以家族血缘为纽带，以地方姓氏为单位，传承着一个家族的伦理道德、宗族文化和行为规范。祠堂延续着家乡、地域的文化传统，成为同姓同宗家族的精神依托。何智亚介绍，宗祠文化对维系地方社会稳定，规范伦理道德，教育儿孙成才，保证家族兴旺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南方乡村和偏远地区，这种影响和作用更加明显。　　孙家祠堂位于塘河镇五燕村，距江津城区43公里，距塘河镇3.5公里。祠堂建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是江西孙氏移民家族修建的宗族祠堂。　　在这座祠堂里，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建筑虽吸纳了川东民居风格，却有两种风格迥异的风火山墙。风火山墙既有防止火灾蔓延的功能，又有重要的装饰效果。孙家祠堂两种风火山墙：一种是平脊、重檐马头墙，有四重檐；另一种是马鞍形，俗称“观音兜”、“猫拱背”，在湖北一带称为“拱龙脊”的弧形山墙。　　原来，孙氏先祖原籍江西省吉安府太和县，明初由江西迁湖北麻城；在清初至清中叶，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孙氏先祖举家迁往四川重庆府，后定居江津塘河。平脊、重檐马头墙，正是江西一带的风格，而“观音兜”式风火山墙正是湖广一带流行的。　　孙氏家族在江西、湖广、四川三地都留下了足迹，因此后辈在建祠堂时，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融入到建筑中。　　涪陵瞿九酬客家土楼　　既能居住也有防御功能　　涪陵南部山区，土楼和碉楼数量很多，建造形式较为独特，引起了研究客家文化专家的关注。　　涪陵大顺乡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已有人类居住，近代因何大顺兴场而得名。这个具有典型移民文化的村落，是移民建筑文化博物馆，体现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建筑文明的融合与交会。　　说到大顺的古建筑，最有名的莫过于瞿九酬客家土楼。位于大顺乡明家社区四组，建于清末民初，为当地士绅瞿九酬所建，是瞿家大院中的一座既作居住又有很强防御功能的建筑。瞿家先祖为客家移民，土楼平面呈四方形，外墙坚固牢实。　　瞿家大院原为一处占地近3000平方米的四合院，由于房屋分不同时期建造，因此不像一般四合院那样规则对称。　　根据当地村民的回忆，完整的瞿家四合院大致由八字形大朝门、大院坝、正房、东面穿斗房、西面土楼和土楼背面的4间土坯房组成。上世纪90年代，朝门和耳房被拆除。土楼内部房屋为木结构，两楼一底。土楼改为粮仓后，二层楼板被拆，一层二层连通，形成高4.8米的大空间。正中有一座天井，是采光和集中排水处。　　为增加墙体强度和房屋之间的连接性，土墙夯筑时埋入不少松树棒。土楼四角建有4座碉楼，与土楼墙体融为一体，有两个面向外突出，与土楼大致形成一个“器”字形。朝土楼内部方向开有小门，每层设方形射击孔，一共23个射击孔用木制小窗开关。　　生活：麻婆豆腐 是移民们带来的　　湖广填四川为重庆带来了新事物；“宝器”原意不是指“傻儿”，说的是来自宝庆府的人　　11日，湖广会馆，管理处主任、民俗专家刘有洲说自从晨报刊登了“君从何处来”的连续报道后，许多市民都到这里来查家谱寻根，了解自己祖先的这段历史。 记者杨新宇四川遗志。11日，湖广会馆，游客在齐安公所门口用手机拍照，了解湖广填四川这段难忘的历史。　　专家简介&　　湖广会馆特聘研究员、重庆市移民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重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重庆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岳精柱　　在湖广会馆的展厅里，有这样一块字牌，上面写明“刘秀标，男，祖籍广东省潮州府兴宁县水洋保窖上村，清乾三十九年（1774年）生。十四岁时，循母命，由水路入川，至重庆府江津县油溪镇，以牧牛为生，历经磨难。　　三十岁时，向同乡筹借八千文钱开办酒坊，辛勤劳作，生意兴隆，终在巴蜀的土地上繁衍出一个大家庭，创造了一个移民创业的传奇。”　　这段文字，或许不少重庆人的家谱里都会有相似的记录。　　湖广填四川，带来了回锅肉、辣椒、火锅，土地上种植了玉米、洋芋和甘薯，语言上“堂客”也是出自于湖南，甚至于现在的“棒棒”也在那一期间带到了重庆。　　湖广会馆特聘研究员、重庆市移民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岳精柱说，为了让更多的人“填四川”，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大量人口的外迁，让广东省也坐不住了。“广东省就在前往湖南、江西、福建的一些通道上派官员劝阻，称移民回去可分土地还有安家费，但这些人都不愿意回去。”岳精柱说。　　见有官员劝阻，移民们也纷纷贴出告示回应。湖广会馆里就有一张雍正十一年九月初九写的《往川人民告贴》。　　《告贴》写明，往川去的移民不再愿意回去，“因为一是朝庭有政策，鼓励大家移民到四川；二是移民到四川去是做良民不是做刁民；三是有些移民前期在四川已经有了产业；四是移民们已经走出广东，官员们也不再是他们的父母官。”岳精柱解释称。　　有统计显示，清初时，重庆府人口约2万-3万人。康熙六十一年，重庆府人口已达约56万人。到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人口已经达到230余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已经超过70人，成为四川重要的人口密集区。　　“湖广填四川”中移民的到来，使得当地在农作物种植、饮食结构、语言等方面都有了改变。　　至今，这些饮食等都还依然存在。　　语言　　“宝器”原指来自宝庆府的人　　清初四川的移民是“五方杂处”，“各异乡音”，每个地方的移民说的话都不一样，也产生了一些“误会”。　　像“宝器”一词就由误会而生。岳精柱介绍说，“宝器开始源自湖南宝庆府，其时宝庆府当地人因发音疑问，常将宝庆读作"宝器"；所以开始的"宝器"，特指来自宝庆府的人。”而“堂客”实际上是湖南的叫法。　　此外，重庆现在很多方言，如路边小铺为“幺店子”、连襟为“老挑”也是湖广一带方言传来的。我们常说的“崽儿”、“老革革”、“抄手”等也都是湖广方言。　　我市各区县方言相差大、言子多，岳精柱称，这也是湖广填四川形成的。“移民在重庆各地扎根后，带来各当地言，而且与重庆其时的本当地言相结合，形成了新的言子。”比方：在重庆，有人将“姥姥”、“姥爷”称为“外公、外婆”，有人则称其为“家公、家母”。　　岳精柱说，现在的四川话，是在湖南、湖北方言的基础上产生的。　　美食　　麻婆豆腐、火锅都与移民有关　　有研究表明，唐宋时期的四川饮食风味以麻和甜为主。至于辣椒，在明代末年才传入中国，从美洲传过来的辣椒，最早是做观赏植物和药物，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都没有种植和食用辣椒的记载。随着湖南、湖北的移民进入，辣椒才来到了四川。　　今天川菜麻辣香鲜的风味也是在“湖广填四川”的基础上形成的。湖广籍移民长于“红烧”和北方移民长于“火爆”的烹饪方式传入四川，才有了红烧肉、宫保鸡丁等菜肴。　　现代川菜中的麻婆豆腐、水煮牛肉、回锅肉等主要都出现在清代中后期，这主要是各省移民进入后将各地烹饪方式融为一体的结果。而最著名的重庆火锅，也与移民涌入有关。　　“那时候移民入川时，沿途条件有限，吃饭就将所有的食材放在一锅里煮，这就形成了最原始的火锅。”岳精柱称。　　也有人说，回锅肉就是清初时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们发明的。清初之际，湖广填四川而来的背井离乡之民，每逢年节要煮大块肉祭祖。祭过了，东西不能浪费，煮肉汤里下点萝卜白菜，肉块切片回锅快炒，就成了一道美食。　　虽然“回锅肉”的诞生是不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们带来的已经无从可考，但另一道巴蜀人都非常熟悉的调料—郫县豆瓣，它的诞生就与移民们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王雨介绍，清初时，有一位福建省汀州永定县的陈氏小伙子，在入蜀途中，他赖以充饥的胡豆因进川后受到盆地潮气的侵蚀，发霉腐烂，不能食用。如果把生了霉的胡豆扔了，长途跋涉的途中将断绝口粮。陈氏便把生了霉的胡豆置于田埂晾晒，又以鲜海椒拌而食之，竟无意间发现它色鲜味美。后来陈氏家族最终落户于郫县。而郫县及周边地区盛产胡豆和海椒。陈氏家族便年年如法炮制，于是有了郫县豆瓣，也为回锅肉提供了鲜美的调料。　　王雨说，川菜自古有之，但真正被重新振兴直至发扬光大，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农作物　　带来甘蔗烟草玉米洋芋甘薯　　移民涌入，不但带来了劳动力，还带来了甘蔗、烟草、玉米、洋芋和甘薯等新品种，并推广。　　康熙九年即1670年，福建汀州府商人曾达一从家乡来巴蜀贩卖珠宝，发现巴蜀没有甘蔗。1671年，当他再次前来的时候，不仅带上了珠宝，还带来了甘蔗种子，并将种子播种到四川内江龙门镇，三年后，成片的甘蔗出现在龙门镇。这种新兴作物因为对土地的要求不高，就连山地都能播种，而且还能熬制出蔗糖，远近的地主闻讯后，以高价购买种子，最终将甘蔗种遍了巴蜀大地。　　继甘蔗之后，雍正七年（1729年），从江西瑞金迁到巴蜀的傅仕和，从家乡带来了烟草种子和种植的方法。随着烟草种植成功，傅仕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随后，烟草种植在巴蜀普及，经过长期栽培种植，成为了当地重要的产业。除了甘蔗、烟草之外，玉米、洋芋和甘薯也被移民们带入了巴蜀。　　成书于乾隆十一年（1746）的《云阳县志》，没有这3种作物的记载。说明它们在这个时期尚未推广，或未成为当地重要食物，才未引起作者注意。因为在乾隆初期，有大量的山区河谷土地可拿来开垦种植水稻。玉米、洋芋、甘薯的推广并成为一些人的主食，应是在山区河谷地带垦辟几尽，人们不得不向坡脊地开展时，而这个时期，应始于乾隆中期，盛于乾隆末期和嘉庆年间。　　职业　　移民谋生诞生了109个行帮　　除了依靠土地谋生之外，对许多初迁巴蜀的移民而言，做小商贩或经营小手工业也成为谋生手段之一。究竟这些从事商贩的移民们有多厉害？《清代巴县档案》里记录的“行业清单”，让我们看到了移民们的商业头脑。　　江西移民涉足40行，尤以药材、山货为最；湖广人长于棉花，次为山货、药材；福建人擅长山货和烟行；广东人涉足纱缎和山货；山西人多做毛货，也搞山货；浙江人最擅长的是瓷器。　　修脚业被移民们做成了名为“罗祖会”的行帮、下力为业的移民们也拥有了自己的“力帮”，这些移民们最终让重庆在清代时形成了包括毛货、棉花、药材等在内的109个行帮。　　力哥这个与重庆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职业，其实早在清代就已经兴起。当时来自湖广茶陵州、永州、攸县、陕西的移民，在重庆开始经营以“脚力”为生的职业，经过祖孙相沿三四代，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形成既具有家族特征、又具有地域特征的“力帮”。　　“力帮”这一行当在清代有多兴旺？一个“力帮”里，不仅细分为了“内帮”、“外帮”，还有“西帮”、“南帮”、“索帮”、“杠帮”等。　　每个行帮不仅有自己的地盘、帮规，就连能背送什么货物，都被划分得清清楚楚。移民们让重庆在清代时形成了包括毛货、棉花、药材等在内的109个行帮。　　本版文/重庆晨报记者 罗薛梅　　性情：性格融合 他乡快速成故乡　　来自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的移民在这里碰撞融合，使重庆人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600多位市民聚集在市文化宫，或快板说书，或载歌载舞，上到80岁的老人，下到25岁的年轻人，无一不笑得欢快。(资料图片)市民在啤酒节上开怀畅饮。(资料图片)参加特殊奥运会的选手比赛前互相鼓劲。(资料图片)　　专家简介　　李禹阶，男，1953年5月生，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省部级突出贡献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区域历史研究。　　现兼任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社会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学会理事等。　　在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李禹阶看来，“彪悍强劲”是重庆本土人自古的性格特征。　　如今，很多人对重庆人性格的印象是耿直、豪爽、热情、包容。　　不少研究重庆移民史的专家认为，重庆人这些性格的形成与经历多次移民有关。　　尤其是“湖广填四川”这一次移民高潮。来自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移民迁移至重庆。不同地域的人的不同性格，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使重庆人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　　耿直　　土著重庆人的耿直带野性　　重庆共经历了8次移民，6次移民高潮。“湖广填四川”是重庆经历的第3次移民高潮。　　李禹阶研究发现，重庆人自古就很“耿直”。因为，重庆本土有大山、大江，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峡江文化，深刻影响着重庆人的性格。　　“当时，重庆人的"耿直"带着一些粗野和蛮劲。”李禹阶说，由于当时的自然环境恶劣，人们必须与自然环境对抗才能生存，所以逐渐形成了带着野性的“耿直”性格，并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湖广填四川”时，重庆人依然保持着“耿直”的性格。因此，移民刚到重庆时与重庆土著发生了不少冲突。　　“那时候的冲突主要依靠官府调节。”李禹阶说，随着移民及其后裔增加，出现了“客强土弱”现象。再加上政府对移民的政策优惠，土客冲突渐“被消失”。　　在这个过程中，重庆人“耿直”性格中的粗野部分也逐渐减弱，变成了“粗中带细”，逐渐形成现在重庆人的耿直性格。　　豪爽　　重庆人与武汉人一样很豪爽　　“湖广填四川”的初期，移民主要以湖广、闽、粤、赣为主。　　湖广地区（主要指湖北、湖南二省）紧邻巴蜀，有地理之便。加上元末明初及明代大量移民存留，有人和之势。所以在清初，大量湖广人移民到重庆。他们的性格也开始影响重庆本地人的性格。　　李禹阶解释说，当时，湖广地区是我国粮仓。自明末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也正因如此，导致当地人口繁衍快，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当时那些地方的赋税很高，一些贫民难以承受。”李禹阶说，部分湖广人姓氏宗谱上都记载了：“因田税年年巨征难完，只得弃楚入川。”　　豪爽是湖广人的性格特点。而分析研究重庆历史不难发现，重庆人自古崇尚勇武，也有着一股“豪气”。巴蔓子将军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钟维克认为，湖广人到了重庆，他们的豪爽与重庆本地人的“豪气”“不谋而合”，渐渐形成了现在的豪爽性格。　　热情　　老重庆人其实很保守　　“重庆人以前其实很保守。”李禹阶很肯定地说，如今的重庆人性格热情，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有着很大关系。　　李禹阶说，由于地理生态环境的艰险，在明清以前，重庆与外界相通的渠道一直备受限制。无论是出川还是入川，都是一件艰难的事。　　也正因如此，重庆与外界少有交流，重庆人渐渐养成了保守的个性。　　“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大量的移民带着自己当地的文化、习俗进入重庆。加上各地会馆文化在重庆聚集，文化的大融合让重庆人保守的个性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每一次移民高潮都会带来跨越式的开放发展。”李禹阶认为，尤其是受闽、粤沿海地区进步思想的影响，重庆人从以前片面的物质追求，发展到对物质和文化的多重追求。对社会的变迁也从过去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融合。　　李禹阶说，这个过程更新了人的性格。原本保守的重庆人因此逐渐变得热情开放。　　包容　　移民与土著结亲化解冲突　　重庆人包容的性格与移民引起的文化发展有关。事实上，重庆本土文化原本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大足石刻中，儒、道、佛三教造像俱全，就是文化包容的典型代表。　　在“湖广填四川”的现实环境下，解决移民与土著矛盾冲突，民间用得最多的方法是“结亲”，用婚亲关系化解冲突。而这个过程，也促使移民与土著养成了共同的包容性格。　　李禹阶说，“湖广填四川”初期，主要还是以移民之间互婚、特别是同源地移民之间互婚为主。到了中后期，才渐渐有了移民与土著结婚，而且移民往往先与同族姓的土著结亲。通过结亲，促进了族群认同和族群融合，也是移民强大和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时期，移民与土著还合建硐寨，共同抵抗土匪等外敌。李禹阶说，硐寨是巴渝地区的一种很突出的建筑形式和聚居单位。不同族群合建硐寨，也进一步促进了包容性格的养成。　　姓 氏　　黄、胡、曾、陈、林、郭、魏、唐、熊、卢……　　如果你是这些姓 你的祖辈很可能是移民　　你知道你的姓氏源自哪里吗？李禹阶等专家研究重庆移民史发现，近代以前，重庆地区的姓氏构成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是元明以前迁入的，被称为土著；后部分是清初“湖广填四川”由湖广、江西、福建等地迁入的。　　前后两部分的姓氏合起来与全国姓氏的构成大体一致。而重庆人的姓氏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后部分的“湖广填四川”。　　真正重庆土著姓只有12个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管维良是专门研究重庆本土历史的专家。他认为，重庆本地人的姓氏最早来源于巴人，因为所崇拜的图腾不同，巴人分为白虎巴人和龙蛇巴人。　　从武落钟离山走出来的白虎巴人是巴族最具有生命力的一支。他们沿着清江征服了盐水神女部落，随后出清江，溯长江而上，以枳邑（今重庆涪陵市）为都城向东向西扩张，攻占大片领土。并在今重庆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依山建都城，曰“江州”。　　极盛之时，巴国领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再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　　龙蛇巴人则是以龙蛇为图腾的巴人分支，是东夷苗蛮交流融合的结果。　　管维良说，白虎巴人有五姓：巴、向、覃、樊、郑。　　龙蛇巴人有七姓：罗、朴、咎、鄂、庹、夕、龚。这12个姓的族人，是真正的重庆“土著”。　　移民入川使重庆姓氏增多　　翻查《巴渝移民档案》，在总数144家姓氏中，有75家是兄弟同行或全家搬迁，甚至是族众同往。其比例占移民的52%。　　李禹阶说，在重庆人的家谱中，有举家迁川记录的，不胜枚举。随着各地移民大举入川，重庆当地的姓氏也随之增多。　　以忠县为例，当地的移民姓氏及人口数，与其土著姓氏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史料，忠县自汉代以来的土著姓氏主要有严、甘、文、杨、杜五姓，五姓的人口数比移民姓氏人口少。　　据1982年人口统计，严姓人口仅有1729人、甘姓991人、文姓2185人、杨姓（包括后来迁入的）6525人等。　　新版《云阳县志》第三十一篇《社会风土》载明朝洪武年间，由湖北麻城、孝感迁来者多住长江北岸：定居治城有金、郑、韩、陈、赖、闵、左、石、熊、卢等姓；定居云安场有陶、柳、裴、胡、曾、陈、林、郭、魏、唐等姓。　　另据重庆江夏文化研究会的统计，湖北江夏黄氏迁移到重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湖广填四川”时达到顶峰。目前，在重庆地区已有近百万的“黄姓”人口，排名重庆百家姓榜第八位。　　姓刘的老实，姓张的仗义……　　你的性格可能与姓氏有关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从这点来看，你姓什么，与你的性格没有必然联系。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性格却与姓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移民姓氏，关系尤为明显。”李禹阶说，“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很多姓氏家族都是举家迁徙，人数少则几十，多则上百。　　“像这样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家风、家规，这些东西被传承后，直接影响着人的性格养成。”李禹阶解释说，不同家族的家风、家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姓氏人的性格。　　“比如说，有人认为姓刘的人比较老实，姓张的人比较仗义，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李禹阶说，虽然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发展，人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但是如果一个家族有严谨的家风、家规，那么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就很容易有相似之处。　　族群：土楼仍在 客家遗风已难寻　　涪陵客家村中，客家人已不会说客家话，仅有土楼是他们仅存的唯一载体　　涪陵大顺乡街头的瞿九畴客家土楼，如今的主人胡长江夫妇，并不是原客家楼主瞿氏的嫡系后裔。 记者 鞠芝勤 胡杰儒实习生 苏思 摄涪陵大顺乡街头的瞿九畴客家土楼，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客家土楼。瞿九畴客家土楼用于瞭望和防范侵略的武器孔。瞿九畴客家土楼一角。　　出涪陵城，向西南方向沿弯弯山路疾驰一个小时，进入大顺乡时犹如进入客家建筑博物馆：道路两旁各式各样的土黄色的客家土楼不断出现在眼前。　　“大顺乡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客家土楼聚集地。也就是客家村。”涪陵区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吴朝弟说。他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客家土楼的建筑研究专家。　　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客家土楼聚集地，涪陵客家是否依然保有当年的盛况呢？涪陵客家是否依然保有其独特的遗风呢？　　一宅四碉 依原乡居住模式修建而成　　大顺乡街头的末端，一座土黄色硕大的土楼被包围在周边林立的高楼中，格外另类。　　土楼系富豪瞿九畴所建，边长25米，夯土墙高10米，厚1米，楼高3层，总面积达1400平方米，土楼四周，各有一个碉楼，是典型的一宅四碉式结构。　　踩着厚厚的木楼梯进入土楼，可见中轴线、天井、内廊、对称房间数间，内部木构架，三层楼房每一层都设有10个左右的枪眼、炮孔。　　“涪陵客家土楼、碉楼，是遵循着原乡基本营造精神。枪眼和炮孔多，主要是做防御之用。”吴朝弟说，客家土楼是“湖广填四川”客家人初来巴蜀大地时，共恋乡情，照搬原乡居住模式修建而成。　　客居涪陵 客家人均已不会说客家话　　如此豪华的土楼，瞿九畴并没住多久，解放后被作为粮库使用。　　如今，居住在这里的是七旬的胡长江夫妇。他们并不是瞿氏后裔。瞿九畴在大顺乡当地唯一的嫡系后裔瞿伯建，已是住在敬老院内的孤寡老人。　　78岁的瞿伯建说，家谱明确记载其祖上是自江西宁江府新与县石鸡窝竹杆村移民至四川，到他已是第十一代。　　移民后裔瞿伯建身上已无客家人的特征，甚至连生活习俗都与当地人别无二致，“都这么多代人了，没人会说客家话，我小时候也没听到长辈说过客家话。”瞿伯建说，他们听客家人的历史，犹如听着别人的故事，现在已没人能说出自身与客家人的关联。　　融入本地 土楼现成客家人唯一载体　　客家的土楼和碉楼建筑，不仅仅存在于村野，在清朝时就迈向了城镇，唯一改变的是由独家设防变为集体设防。　　距离瞿九畴土楼十余公里外的大顺村，是原大顺场所在地。曾有“巴蜀第一场”美誉的大顺场，如今只剩下半边街。　　“农商主导下的客家文化，通过快速地融入本地文化，势必要和本地的语言、行为等相一致。我多年的田野调查发现，基本上没有人会说客家话，土楼是唯一能够确认客家人的载体。”吴朝弟说，现在涪陵全区共有108座客家土楼风格的建筑，都急需得到保护。　　重庆晨报特派记者郎清湘 范永松　　族谱：守根认祖 麻城有群修谱人　　在麻城沈家庄，72岁的熊宗枝（右二）经常带着族谱介绍新寻找到的熊氏后人。 记者 鞠芝勤 胡杰儒 实习生苏思熊宗枝已自掏腰包编印了300多本族谱，送给熊氏后人。每完成一本新的族谱，熊宗枝总是将族谱带到祖坟前仔细翻阅。为了寻根，熊宗枝像邮递员一样，背着族谱走遍乡村。　　拿起锄头能种地，放下锄头能修谱。在湖北麻城，许多上了岁数的老人除了偶尔种地、带孙子、打纸牌，另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修家谱，以备全国各地前来寻根的同族人比对认亲。　　72岁的熊宗枝家住麻城市鼓楼街道沈家庄村，他每天除了种地，闲暇之余就是一个民间修谱人，为全村绝大多数的熊家人修谱。　　当地虽然名为沈家庄，但实际上全村没有一个沈姓村民，最多的姓是熊姓。熊宗枝解释，这与元末明初的江南首富沈万三有关。　　传说麻城沈家庄得名是因为沈家的幺姑娘嫁给麻城七里岗的熊朝武，沈家于是买下这里作了嫁妆，命名为沈家庄。至今麻城还留下形容沈家幺姑娘娇气的歇后语，如：“沈家庄的幺姑娘—过个天井晒起了泡”。　　据统计，熊氏是麻城市名列前十名的望族大姓，总人口超过5万人。熊宗枝因为辈分和年龄，被推选为熊氏家族的族长。　　虽然眼睛不好，但他还得不时在妻子的帮助下抄写家谱资料。因为年事已高，去全国各地“出差”查找联络族人的任务就落到副族长熊光海身上。“你们重庆我已经去了多次，现在巫山奉节涪陵一带的熊氏家族都来麻城认了亲，双方正在续谱。”　　每年，熊宗枝都要接待七八拨来自全国各地的熊氏家族寻根人群，“我们不但帮忙核对家谱，而且还把远道而来寻根的人请到家里，包吃包住包接送。”　　就算村里来了不是熊姓的寻根人，老熊和村民们同样会热情相待，请吃便饭，并免费用摩托车接送，帮忙联系相关部门寻亲。　　每每找到可能有价值的寻根线索，老族长都会高兴几天，就如同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而当新的分支族谱续上以后，他会选择天气晴好的时候，来到当地熊氏祖坟前，焚香祭祖，将家族中寻找到的新分支大声朗诵，告诉祖先的在天之灵。　　“每一本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在麻城，全市共有220个姓氏，每个家族都有一群热心修谱的老人，全市的修谱人总数多达数千人。他们，除了在延续和记录家族的变迁，也是在丰富和延续国家的历史。　　重庆晨报特派记者 范永松 郎清湘来源华龙网—重庆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