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说——为什么说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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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道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其内容博大精深，但撮其要，可用四个字来概括:为人为政。用传统的术语讲就是“内圣外王”，即通过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并以此影响和治理天下。前面我们说过，孔孟之道的影响是多方面而长远的，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撮其要言之，大致在榜样和思想这两端。先说榜样的力量。孔子和孟子为我们树立了一系列的圣王和贤人典型，他们或是人伦楷模，或是政治典范，成为中国人永远效法的对象。如舜的父母不慈不仁，但舜都以大孝报之，这令后世不肖的子孙汗颜，也成为他们悔过自新的一面镜子。又如当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而现代的朱自清也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这种为人节操，成为中国人不可征服的永恒精神支柱。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兴水利于天下，自己却住在简陋的房屋；现代的毛泽东、周恩来则简朴一生，终身尽心于国事。尧舜说过“罪在朕一人”的话，自己勇于承担责任；汉武帝、唐玄宗也曾下诏责备过自己，力图自新；甚至连德智中等的崇祯皇帝临死时也留下遗言，说“罪责都在我一人身上，请善待我的臣民。”子产不毁乡校，使民以时；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些都成为后世有为的政治家施政的借鉴和建功立业的动力，如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唐太宗的善纳谏言的精神上看，都可以看出前人映在他们身上的影子。再说思想的作用。“仁义”是孔孟之道的精华，也是中国人人性的标志。以中国外交为例，自古至今，中国人都是只种花，不栽刺；只干好事，不算计别人；只付出，不谋私利。历史上，越南、朝鲜自中国分出成为藩属国后，他们平日里都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中国并不加以干涉。但当他们遇到危难时，中国则会毅然出手舍身相救。清末，中国自身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但仍不忘对身处法国殖民之下的越南施以援手。明朝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危机时刻，是中国派兵救助，才粉碎了日本吞并朝鲜的图谋，事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没提任何要求，也没要任何报酬。因为中国人只图一个“义”字。援助他国试问，欧美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只认“利”，唯利是图。自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的“利”字理论提出后，西方人就把“利”当作了生存的武器，为了谋取私利，他们可以为他国下绊子，造谣言，甚至直接出兵占领。看看今日美国的所作所为就一目瞭然了。只要美国去过的地方、伸手的地方，留下的就是毁灭，就是灾难，就是动乱。不是吗？苏联被肢解了、南斯拉夫不存在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整日生活在恐怖的自杀之中，同时还制造出了一批杀不完的极端分子，而且这些人还威胁到欧洲的生存安全，这都是美国人造的孽，都是“利”字造的孽。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仁义”的宝贵。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继承。在对内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像假冒伪劣产品对人的危害就不是“仁义”的行为，这说明我们还有许多教化工作要做，但当前的关键是要严惩不仁不义的行为。治乱用重典，对不仁不义不讲仁义，才是真正的仁义呀！以上我们谈的两点影响都是就人事而言的，实际上孔孟在人生、政治以外，也对天命、鬼神等话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要求君子“畏天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那么他所说的天，所说的命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过了一百多年后孟子对此给了很好的回答，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没有谁叫他这么做却做了，这就是天意；没有谁叫他来却来了，这就是命运。孟子是孔子的传承人，他的话是可信的。现代大儒、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先生把天命解释为“宇宙中的终极神圣法则”（见《辜鸿铭讲论语》359页）。孔子自己对鬼神是“敬而远之”的，但他又不反对祭祀，从他的人生经历和信仰看，他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用曾子的话说就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重对待父母死亡，追念远代祖先，使人民的道德归向淳厚。可见，孔子是要通过祭祀来提倡孝道，增强人民的归属感。就象基督徒说“爱基督”、穆斯林说“爱安拉”一样，中国人说“爱父母”“爱祖宗。”这样，中国的家庭观念就牢不可破了，我们的民族就绵延不绝了。中国人—确切地说是那些明道的精英们也就不信神而信“人”而信“道”了（这又与老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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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新文章为何以“孔孟之道”代指儒学？
为何以“孔孟之道”代指儒学？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儒学史上有两位不得不提的人物，那就是被尊为“至圣”的孔子和“亚圣”孟子。尽管孔子与孟子相隔百年，然而后世却将二者联系起来，称他们的学说为“孔孟之道”，来代指儒学。
与孔子不同，孟子生活的时代已是战国中期。其时，周天子已彻底失去了权威，诸侯之间连年战争，社会板荡，民不聊生。而思想界却异常活跃，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形成。孟子生活的邹，地接鲁国，自然更易受到儒学的影响。孟子受业于孔子的裔孙子思之门人，接受了儒家思想。他私淑（“私淑”指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并承传其学术而尊之为师）孔子，对孔子十分推崇，曾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将孔子尊为“圣之时者”。其一生以维护和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他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对于当时盛行的“杨墨”之说进行了激烈批判。他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影响深远。纵观孟子一生，他和孔子的生命轨迹有诸多相似之处，早年求学，后周游列国，以求用世，但以失败告终。晚年退而著述，与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其中便有“孟氏之儒”。战国时期，孔子后学出现分化，这种分化乃是儒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质是儒家学说的发展与深化。不过在战国时代，“唯孟子、荀卿守其所习”，成为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但是，中唐以前，孟子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官方也一直以“周孔”或“孔颜”并称来代表儒学正宗。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唐宋之际新儒学兴起，经过韩愈、二程尤其是朱熹的表彰，孟子的地位也愈益提升，《孟子》由子书升格为“经”，孟子也先后被宋元官方追封为“邹国公”，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这便是学者艳称的“孟子升格运动”。随着孟子的升格，“孔孟”合称也代替“周孔”、“孔颜”的说法，成为儒家道统的核心。此时，“孔—曾—思—孟”的儒家道统谱系也得以确立，此后数百年，“孔孟”成为儒家的正统，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孔孟之所以合称，有多种原因和必然性。举其大端，第一，孔孟合称是儒家内部学术转向的产物。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孟子的地位的提升。孟子思想中的思辨性、理论性，切合了唐宋之后儒学应对佛道挑战的需要，自然日益受到重视。经过宋明理学家的不断推崇和诠释，“孔孟之道”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第二，孔子与孟子之间确乎存在着思想的一致性。孔子之学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蕴含着不同的发展路向。孔门后学往往各得一端，但相较而言，孟子更能得孔学要领。孔子的学说包涵仁、礼两大内容，尤以仁学为重。而孟子恰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使孔子学说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思想的理论深度上发展了儒学，由仁学进而提出“仁政”，在人性论上明确擎起“性善论”的大旗。另外，在修养工夫论、人格境界论等方面都对孔学有所推进和延展。
当然，孔孟之间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这突出表现在二者性格气质的巨大反差上。孔子主张“讷于言”，孟子恰恰能言善辩；孔子尊君，孟子则勇于批判君主；孔子行事中庸守礼，孟子则率性而为。因此可以说，孔子博大，孟子精深；孔子温和，孟子激扬；孔子中庸，孟子偏激。正如二程所言：“仲尼，无所不包……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
孔孟之间的之所以出现如此差异，其实很易理解：首先，人的性格与气质，都是先天与后天综合影响而成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止孔孟，其实在孔门之中，孔子的弟子各个性格鲜明。而正是这种“无所不包”的多元格局，成就了儒学的博大精深。其次，二人的气质乃至思想差异更多是时代不同造成的。他们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课题。虽然我们习惯于“春秋战国”的说法，但是其间却有甚大的差别。孔子时代，天子虽然式微，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尊重，诸侯争霸还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到了战国中期，天子已完全丧失权威，诸侯战争更加白热化，利益争夺更为公开、露骨。战国中期的现实，早已不允许孟子循循守礼，企图通过诸侯的“尊王”、“守礼”来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实现仁政。可以试想，假如孔子生活在孟子的时代，他所表现的生命形态也许就不会与孟子有如此大的差异。至于孔子是否会喜欢孟子的问题，似乎稍嫌无聊，可置不论。
尽管孟子与孔子在性格、气质乃至思想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这种气质差别并非本质的，并不妨碍二人在思想上的密切关联。历史地看，就对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言，孔孟当推为魁首。尽管后世孔孟合称，以“孔孟之道”来指称儒学，但是，几乎很少有学者完全无视二者的区别。朱熹就曾直言：“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功夫处教人。”可见连朱夫子也十分正视二者的理论风格之不同。思想家的价值正在于其独创性。如果孟子完全同于孔子，——假设可能的话，——那么孟子存在的价值就失掉了，后世也便不会有什么“孔孟之道”的说法了。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宋立林，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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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中国说——四个字，教你读懂孔孟之道（孔子篇）
中国说——四个字，教你读懂孔孟之道（孔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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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道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其内容博大精深，但撮其要，可用四个字来概括:为人为政。用传统的术语讲就是“内圣外王”，即通过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并以此影响和治理天下。其中，孔子的思想可以用一个“仁”字来概括，体现在做人和为政上就是“仁者”“仁政”。我们先看仁者的表现。首先，孔子认为一个仁者要有孝心。“孝悌”是为人之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他的学生有子则说的更直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这个根基打好了，人生就有了方向，不但个人品德修养有了保障，学识、智慧也会受到滋润，并且会形成仁爱的社会因子，为国家稳定做出贡献。其次，要练好“求诸己”的内功。孔子主张人生在世要立足于自我。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不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忧患的是自己没有能力。又说“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古代学者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学问道德而学习，故而“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君子总是对自己提出要求。对于环境与人的关系，孔子认为自己要时刻把握住主动权。有一次，他的学生子贡问他：“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什么叫自我？身处贫穷，仍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保持内心的快乐；当富贵来临时，也能以礼节制自己，不忘乎所以。这就叫自我，这就叫修身。人不管在哪里，身处何境，始终都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和和独立的人格。宋人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名句，就是对这种人生态度的形象诠释。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好学深思。他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迁怒，不贰过”，可谓好学也。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学思结合，才能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而不致犯人云亦云的错误。二是要多结交品德高尚的朋友。孔子说“友直，友凉，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与正直的人、诚信的人、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对自己是有益的，从而达到“以友辅仁”（曾子语）的目的。第三，要为他人着想，要回报社会。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便不会有所作为，不会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而他要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每时每刻都不离开仁，匆忙之间与仁在一起，颠沛流离也与仁在一起。具体来讲，“仁”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以同理心处理好人际关系，即曾子所说的“忠恕”行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二是要致力于服务社会。孔子认为一个君子修身的最终目的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总之，孔子的为人之道是立足于现实社会，服务于现实社会，将个人价值与民众的需求结合起来。通过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世界大同。在为政方面，同样贯穿了仁德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主张以德治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用道德治理国家，领导者就会象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位置，而其他星辰围绕它来运转。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如果治理国家只用法律来引导人民，以刑罚来约束人民，那么可以使人民一时免于犯罪，但他们不会有羞耻感；如果用道德引导人民，用礼教加以约束，那么人民会有羞耻感，而且会使人心向善。可见孔子是想通过教化，普遍提高人民的道德素养，人人都能自我约束，那么天下就可实现“无为而治”了。第二，强调以身作则。一次，鲁国的一位执政者向孔子请教施政问题。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人的道德就象风，民众的道德就象草。风向那边吹，草向那边倒。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国盗贼横行的局面，是由于统治者的贪婪造成的，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还在其他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笱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一个国家领导人，自己首先要做到认真工作，说话算数，节约费用，爱护官吏，珍惜民力。上述教导，都是深谙政治规律之谈，至今仍有启迪作用。第三，要任用贤才。一次，孔子的学生向他请教政治，孔子回答“举贤才。”孔子认为人才在政治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上古时期政治清明，就是由于用人得当。论语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舜帝有五位贤人佐政，便使天下太平。周武王说，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贤臣。对此孔子评论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同上）人才难得，确实如此。在唐尧虞舜及周武王时期，人才最为兴盛。人才除了其本身的能力外，还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把正直的人提拔到邪恶的人之上，能够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孔子的学生子夏紧跟着举例加以证明，他说，舜登上帝位后，从民众中选拔人才，把皋陶提拔上来，那些品德不好的人就远离了。商汤登上帝位后，把伊尹从众人中提拔上来，品德不佳的人便远离了。第四，要取信于民。政治的基础在民心。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做好三件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粮食充足，兵力充足，人民信任。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两项，就“去兵”“去食”，而人民的信任不可缺乏，“民无信而不立”，如果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政权就不能存在了。而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就要行仁政，主要包括爱民、养民、富民、惠民、教民等方面。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对郑国子产“其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的做法表示肯定，他认为让人民修养生息是一种惠政。并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顺应人民的愿望而为他们谋利，在他们富裕起来以后，再让他们接受教育，“即富矣”再“教之。”（《论语.子路》）这样人民就容易管理了，政治便可“无为而治”了。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孔子的为政理念，实际上这四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和“做人”一样，贯穿于其中的仍是一个“仁”字。“做人”是为了“为政”，而“为政”则体现了人生的价值。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孔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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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道，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来：就个体而言，是弘扬、践行仁、义、礼、智、信等德行；对社会而言，是弘扬中华之德道：即厚生、爱民，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之道。
孔孟之道【 kǒng mèng zhī dào 】
指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理论体系孔：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崇尚“周礼”孟：孟子。指。在政治上主张“仁政”
明·罗贯中《》第六十回：“松闻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专务强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诲，以开发明公耶？”
北宋胡宏(?—1155）《》三：“卷释氏窥见心体，故言为无不周遍。然未知止于其所，故外伦理而妄行，不足与言孔孟之道也。”
孔子（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汉族，东周时期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人，祖上为宋国（今）贵族。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
（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或子居）（按：车，古文；舆，今字。车又音居，是故，子舆、子车、子居，皆孟子之字也）。战国时期邹国人，鲁国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两者思想的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放眼现代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非常重视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的，他对孔孟之道没有做过多的阐述，但是，邓小平非常重视，他赋予了孔孟之道新时代的精神，孔孟之道所提倡的“仁德”、“民为重”，邓小平都在不断地发扬着其中的伟大精神。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将仁义礼智信、仁德、民为重等重要思想理论用到了现代化生产力、现代化市场经济、现代化民营企业、以及现代化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并号召通过诚信、民为重等重要思想来激活中国市场经济和中国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中庸的本质精神，邓小平反对、打击和批判崇洋媚外和盲目移民之类的不良风气，并努力发展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提倡“中国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①，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知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提倡合纵连横之季。，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映着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区别：孔子与孟子同为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激进。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季子享用天子规格听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嫉俗，倾向激进，并强调“格”、“气节”。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嫉俗。孔子也愤世嫉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罔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9月28日，在儒家创始人2556周年之际，全球华人首次联合祭孔活动在世界各地孔庙同时举行。其实，不光是华人，整个亚洲包括韩国、日本、越南，以至于欧洲、美国，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学者都开始关注提倡“仁义”、“天人合一”的中国古老哲学。* 今天重提孔孟之道有特殊意义随着中国入世和，不可避免要与西方价值发生更强烈的冲突。儒学作为一种本土文化，作为企业、品牌生存的文化环境，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如果有，价值何在？* 孔孟之道接轨多元经济在新加坡，商人受着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新加坡经济的腾飞表明，经济的兴衰成败，不能完全依赖于一种哲学思想。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环境里，孔孟之道需要何种自我调整，才能够适应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方向演化，融会贯通西方的现代管理制度、法制体系和契约原则？在对企业、对品牌行为规则树立过程中，是否还能重塑孔孟之道“顺昌逆亡”的强大影响力？
思想渊源：“的传承都讲到中道”[6]，文王的遗嘱《》篇也讲中道[7]。可见，孔孟的中道思想来自于尧舜。“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即得中。”《》将之人锁定[8]，提出包括舜帝在内的“五圣同揆说”和易宗说。五圣所揆为阴阳、三才观。伏羲宗阴阳、道三才；舜帝“测阴阳”、法先圣，重生、尚中；周室尊德、重礼、讲辩证；孔子“道阴阳”、立“三极”，求和谐，谋长久。[8]孔子建立了仁、义，礼、智对举[8]的哲学范畴和博大精深的哲学[8]体系。孟子高举的“义”旗就是对孔子的反制，这也正是孟子大骂墨家“兼爱”（仁无节度）的理论依据；孟子的“性善论”来自于《》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论断；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来自于孔子的“革命理论”（《易传·彖·革》讲：“天地革而四时成。，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孟子对孔子思想也有发展，从出土的《》和郭店简《五行》看，这就是提出的德性论。五行学说比照数术论五行（），开出了德性论五行仁、义、礼、智、圣五个德目。所谓“圣”就是指会通天人的能力。《童子问易》强调：“思孟学派这种将数术引入儒门的努力，高扬‘人道’主义旗帜的表现，是企图把儒家的道德条目加以自然哲学和化的明证。其理论勇气是巨大的，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甚至说其对我国发展进程影响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学真正走上了医国、医人、医病的光辉历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意蕴。由此看来，应是思孟学派开‘’之先河。”[8]孔孟之道的主要来源应该是《易经》。《易经》无愧“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孔孟弘扬的德道，是我们为人之本，也是社会的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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