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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原创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19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
　　4 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探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传播问题，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版本考证问题，更是在思想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为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最佳路径。
　　作为一种诞生于欧洲的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成长为参天大树，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非常值得学术界进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推动这一研究，“马克思主义月刊”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系列连载”专版。在连续刊发的12版次中，按历史线索发表各类相关学术文章40余篇。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杰出人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的传播”、“毛泽东经典著作的编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些理论文章的发表，使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有了清晰的了解，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经过近百年不平凡的历程，特别是中央编译局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各4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列宁专题文集》5卷；《斯大林全集》13卷以及《马列主义文库》中文版21种等。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历史进行梳理，总结其经验，必将有助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典文本考证和解读、重要理论问题的分析、研究方法等，但是并不注意作为中译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编译和传播史的研究，这大大制约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正因为如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传播史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正如衣俊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所指出的，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忘记一项基础性工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首先要求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如果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障碍，这种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就显得更加重要。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我们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不但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所表达的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能够有效防止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保证理论立场的坚定和理论基础的牢固；二是推动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全面；三是有助于理论传播和宣传教育的广泛深入。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我们会发现，它内在地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编译史紧密相关。正是在经典文本的编译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由此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不竭思想资源。这当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恐怕要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一系列鸿篇巨制的编译出版了。按照学者们的研究，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编译就经历了长达30年的时间，50卷320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出齐，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并且也是目前在世界上能够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相媲美的版本。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全集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使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凝结着人类智慧的珍贵文献变成了中国人民可以直接享用的精神财富。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文本的译介问题，但深层地，表征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理解，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怎么翻译，这不仅需要语言的知识，还需要译者深入到外文文本的语境中，深入到文本诞生的思想史背景中，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翻译的“信达雅”，才能帮助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是由于这些经典文本的译介，我们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诸如“革命”、“阶级”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常用来表达思想的重要概念。由于基于文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人们对历史规律和实证科学的认识日益深化，这也直接推动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系列经典文本的译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思想研究才有了可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才有了可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才能早日实现。
　　不同于整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单行本的编译出版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这既包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也包括《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仅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关联。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传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最先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共产党宣言》。 “五四”之前，《共产党宣言》已经有了零星的、片段的译文，但直到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经李汉俊校阅、陈独秀审定的“红色中华第一书”——《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才在上海出版。而且，这一全译本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草成。《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自觉地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译介透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翻译什么，出版什么，以什么方式出版，产生了何种影响力，直接和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大革命失败后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的编译，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李白玲在《延河之滨的希望之光——延安时代马列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中以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的编译为例给予了详细说明。1937年之后，延安成为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最前沿。在这一时期，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机构的成立、一批编译专家成长起来、一批理论研究的著作出版等，都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1938年，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并下设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这个部门汇集了一大批熟练掌握英、俄、德、法、日等语种的人才，编辑部的目标是集中主要力量翻译出10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20卷《列宁选集》。到1942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10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同时，延安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译著，如《列宁选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以及《剩余价值学术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一些单行本和专题文集。这些著作的编译出版，为延安的群众和干部提供了思想的资源和继续革命的精神动力。同时，伴随着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的发行，延安兴起了一股阅读、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带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在延安窑洞中撰写了大量传世之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对抗日战争时局做出科学判断的《论持久战》等，这些著作都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由此可见，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探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版本考证问题，更是在思想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去总结历史经验，为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最佳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百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实际上就是回顾前辈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历程，回到文本编译的思想史和现实语境中，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责任编辑：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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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
图文：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话语体系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讨论辑要
&&&&湖北日报讯&图为：石云霞&&&&图为：梅荣政&&&&图为：颜鹏飞&&&&图为：张金海&&&&图为：李维武&&&&图为：丁俊萍&&&&图为：左亚文&&&&图为：宋俭&&&&图为：袁银传&&&&图为：夏建国&&&&图为：佘双好编者按&&&&在我省社科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讨论正在走向深入。21日，武汉大学召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讨论座谈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管理、新闻传播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深入探讨了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话语体系的方向和路径。这里刊发的是他们的发言要点。&&&&事关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梅荣政&&&&对于话语体系及其话语权，我们绝不可轻视，它关系中国实践能否得到科学解读，关系到我们能否抵制错误思想，筑牢思想防线，关系到“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错误的纠正，关系到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做学问、研究问题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做学问、研究问题，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还是立足于西方的理论？对中国丰富独特发展实践的解释，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还是简单套用西方的范畴、理念和结论？当然，我们要选择的是前者。&&&&现在提出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话语体系，不是要对业已建立的理论研究学术话语体系全部废弃，从头开始，也不是要把各学科领域的专业术语统统去掉，都写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如果这样，我们就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泥潭。我们要进一步解决的主要是话语权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各学科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基础理论地位的问题。其中，大量的任务是要对业已形成的理论学术话语体系进行改造、加工、提升和创新，使之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直面我国文化发展新特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石云霞&&&&当前，我国文化发展具有新特点。一是文化交流交融成效显著但交锋更趋激烈，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与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交流交融成效更加显著，中国正在走向“文化强国”时代，但是，西方大国对我文化扩张日益呈现出手段的现代性、方式的隐蔽性、渠道的多样性的特点。二是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营造了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新环境、新氛围，信息网络和新媒体的正能量显而易见，但同时对我国国民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话语系统的表达权和表达方式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新问题，舆论引导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三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大力推进但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四是中华文化借鉴世界文明成绩显著但国际影响力亟待进一步增强。&&&&因此，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植根中国实践、直面我国文化发展新特点。&&&&从“小文章”到“大文章”&&&&哲学学院教授&李维武&&&&陶德麟先生的文章《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引发了理论界对理论自信问题的深入探讨。一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二是这个理论为何值得我们信赖？三是如何运用好、践行好这个理论？&&&&首先，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需要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问题，在思想空间日益开放的今天，只能通过百家争鸣、学术研讨的方式加以解决。其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阐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指导思想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的相互激荡、相互推动中，积极参与、促成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已成为了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有机内容，融入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之中，解决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需要通过认真开展学术研究体现出来，特别需要在这一工作中诞生一大批精品力作。陶德麟先生的一篇“小文章”，引出了一篇“大文章”。认真做好这篇“大文章”，增强学术研究中的理论自信，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为现代化建设清扫思想障碍&&&&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左亚文&&&&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更为强调的是理论对于现实的批判和革命的作用，而坚决反对那种对于现实所持的实证主义以及犬儒主义的态度。&&&&哲学是“批判的武器”，新哲学的本质特征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哲学变革世界的方式就是通过反映“时代精神”和把握“时代问题”，为“改变世界”开辟思想的道路。当前中国正处在重要的改革发展时期，重温马克思关于哲学理论对现实世界态度的思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其一，理论要面向现实，为现实服务。不能沉迷于抽象思辨，更不能无病呻吟。但如何发挥理论在改革实践中的作用呢？这就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的批判精神，让理论成为改革的思想先导、思想解放的先锋。其二，在当今中国，马克思所说的“实证主义”理论倾向主要表现为守旧的模式，反对变革和创新。其三，哲学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态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态度之上，而不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哲学批判的任务是抓住时代的根本问题，把握时代的客观逻辑，反映改革的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清扫思想障碍、破除观念禁锢、昭示历史方向、开辟前进通途。&&&&已经具有现实基础和发展可能&&&&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金海&&&&中国社会在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有了30多年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积累和经验积累。30多年的发展使我们整体的经济社会水平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把理论创新和理论自信提到相当高的程度来思考，具有了现实的可能。&&&&以前中国缺乏学术自信，其实不是中国学术理论者的智力问题，也不是理论研究水平问题，而是中国社会整体发展所处的阶段问题，因为中国学者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要远远落后于西方。但是现在不同，我们在很多领域与西方、与世界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比如在媒介领域，所有国家都面临数字传播问题，甚至我们国家在互联网运用和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能与西方的学术理论进行交流碰撞，构建理论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近几年，中国学者在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只不过因为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话语权。但是，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过程。当我们已经具有现实的基础和发展的可能时，建构中国学术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也就不是一个愿望，而是切切实实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树立“自觉、自信、自为”&&&&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颜鹏飞&&&&建立理论研究话语体系非常必要。我感到，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现在基本上每一篇经济学论文中，GDP、总供给、总需求等西方经济学的术语占到70%。这样的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不仅渗入到学术界、实业界，而且反映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树立“自觉、自信、自为”，以民生本位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去区分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本位、市场本位的话语体系。&&&&英国“伊丽莎白二世之问”发人深思。她在2008年11月视察伦敦经济学院的质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经济危机？使英国经济学界不得不发表致女王的公开致歉信。这说明，当前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上也是有缺陷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倡导“尊新必威、守旧必亡”的民族，应该着力创建具有中国元素的经济学体系，与所谓的西方经济学“接轨”、“拿来”、“被别人表述”相区别。&&&&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俊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理念。在“三个自信”中，理论自信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使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建立在理性选择和行动自觉的基础之上。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创新进程，因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基本职责，是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必然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主动“走出去”，加强国际交流，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要敢于用中国语言阐明中国道理，发出中国声音，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影响国际社会；另一方面要能够“沉下去”，深入到群众之中，用形象生动通俗的语言讲清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使我们的话语体系所表达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凝聚中国力量，从而把人民群众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共筑伟大的“中国梦”。&&&&学术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袁银传&&&&实践是学术创新的源头活水，学术研究的特点就是把现实中矛盾上升为理论上的矛盾，变成“学术问题”，迫使学术研究者加以解决。&&&&学术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我们更需要理论创新即提供新范式、新的解释框架的创新，而非提供新材料新证据、资料的重新排列组合、文字话语的重新表达等方面的创新。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话语体系，就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而不是说“德国话”、“苏联话”或者“美国话”，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辩证结合和双向互动，让中国人民解决中国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说“新话”、“实话”而不是说“旧话”、“老话”、“假话”、“大话”、“空话”，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规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而不是说人民群众“不想听”、“不愿听”、“听不懂”的话，就是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立于“中国立场”善于“世界表达”&&&&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俭&&&&今天，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必须扎根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还是一个新的学科，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学科，但目前还没有形成自己学科的学术规范。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如何构建？第一个基本点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和中国实践，构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到：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样，才能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二个基本点是要注重与世界话语体系的对接，既要立于“中国立场”，又要善于“世界表达”。我们既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的学术话语，也不能完全不去研究西方话语体系，自说自话。而是要在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一切进步的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形成具有“世界表达”能力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遵循科学理论&规范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夏建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现实途径，是亿万中国人民自觉而合理的实践活动。在此之上，应当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实现科学理论与合理实践的统一？特别是如何通过科学理论规范社会实践，从而使社会实践实现规范化？&&&&第一，人们的实践行为是需要规范的。第二，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需要实践规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科学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是最根本的实践规范，即通过遵循科学理论，使社会实践具有可控性，以实现社会实践的规范化即标准化、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合理化和实践效益最大化。第三，实现科学理论与合理实践的统一。新的认识成果即有待检验的理论，必须经过适当形式的检验，证明其真理性，才能获得推广实行的价值。科学理论是实现合理实践的实践规范，也是检验实践是否合理的标准。科学理论与合理实践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因此，合理实践必须遵循科学理论。通过科学理论，规范社会实践，达到合理实践的目的。这是实现“中国梦”最深厚的现实基础。&&&&回应马克思主义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佘双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界线，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任务。&&&&当前，在有的学术领域，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面前，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有时处于失语状态，导致中国的理论研究缺乏解释力、说服力，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话语体系显得非常迫切。武汉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全国相同领域前列，被称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示范辐射地和教学改革的“首推单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排名居于全国第一位。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与学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来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与发展，这是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只有从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高度透视学生普遍关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学生思想深层次的问题；同时，也只有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来抓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才可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实效性。这需要马克思主义学者直面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最大关切，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以更好地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本版文字整理：记者&李琼&通讯员&罗永宽&王黎黎图片摄影：记者&孙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报告》编撰研讨会”召开
　来源：　
　　作者：张胜
　　近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报告》编撰研讨会”在京召开。
　　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海良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报告》编写工作的相关原则、思路框架等作出说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翔海就会议筹备相关情况做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牛晋芳就编写体例提出要求。会议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国主持，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京内外高校学者参加会议并研讨。
　　围绕编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报告》的相关原则、内容框架、组织架构、编写体例等问题，与会学者展开讨论，初步确定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15所高校的知名学者组成各二级学科专家领衔。据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报告》是对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进展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发展的研究报告，包括当年中央及相关部委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相关文件，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发展报告和当年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综合情况等三方面内容。报告将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写、国内多家知名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参与完成。[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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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些矛盾和问题多、攻坚难度大的改革，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挂帅，顾全大局，握指成拳，合力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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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二期）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社领域的指导地位
　　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会议由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以及上海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刊登论坛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精彩发言　　哲学社会科学新发展要把握好主要特点　　顾海良　　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真正为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贡献智慧和力量的必然选择。新形势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更要注重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为指导，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提炼和总结出来自于新的实践的规律性学术成果，不断开拓21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境界。　　指导思想上的这一要求，集中体现于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主要特点上。　　一是继承性和民族性特点。要善于融通哲学社会科学新发展的三种主要方面的资源：其一，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文化和学术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这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资源。其二，要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其中蕴含的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资源弘扬起来，赋予其21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形式和新内涵。其三，要把握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使之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对于国外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资源，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作出鉴别。　　二是原创性和时代性特点。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才能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形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特别要注重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问题意识”中，特别需要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以及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在这些“问题意识”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提炼出具有原创性学术思想和具有时代特征的学术体系。　　三是系统性和专业性特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重要的是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高度重视教材体系建设，以教材体系建设的新成果来体现、支撑和彰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发展。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特别要提升教材体系建设中彰显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信念和信心，形成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在提升国家教育和文化力量、体现国家综合实力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为何要不懈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沈壮海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关注文化的繁荣发展，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一系列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深刻回答了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问题，清晰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逻辑，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引。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自觉与坚定，来自于我们对文化意义的深刻把握。对于文化发展问题，习近平同志总是强调，要以“宽广的视角”，将之“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文化的兴衰，也总是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文化的力量，始终是中华民族克服艰难、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我们从世界和我国发展的大历史、大势中认识文化的意义提供了典范。以高度的自觉推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世界和我国发展的大历史所给予的启示，是我们前行所必须遵循的大逻辑。　　以高度的自觉推进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我们所致力建设的社会主义，内在地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比翼双飞；文化的兴盛，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建设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建设目标必有的精神条件和智力支撑。在当今中国，我们所面对的主要社会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矛盾内在地决定了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包括文化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站在民族复兴新的起点上，我们繁荣文化的物质基础与精神资源更趋丰厚，同时也客观面对着人们文化需求的井喷式发展，面对着经济发展对文化反哺作用的更多需要，面对着迎战各类发展难题与风险考验对智慧、勇气与毅力的更大渴求，这些无疑都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更多、更高也更为紧迫的要求。　　以高度的自觉推进文化的繁荣发展，还是当今世界发展与国力竞争的“大势”所凸显的时代性课题。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竞争更趋激烈，文化日益成为国力角逐的关键内容与重要场域。文化之强，不仅愈益成为国之所强的重要标志，而且越来越直系国之所以强；一国在国际上的文化优势，不仅标示着其文化影响力的强弱，而且越来越与其国家形象、发展环境、国际地位等关联为一体。在激烈展开的国际文化竞争中，我国的文化实力虽然不断提升，但总体而言，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仍未改变。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这里所要求的，即中国文化实力的强劲崛起，即文化中国的光彩在当今世界的鲜亮彰显。　　“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习近平同志反复讲过的这段高度精炼而又掷地有声的话语，有着极其丰富的内蕴，表达了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自信之所来、自信之所指。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对此，中华民族有充足的自信，也正行进在奋力开拓的道路上。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强国的关键要素及其建设研究——以当代中国为中心”首席专家）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须确立三大理念　　陈锡喜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一级学科建设，已经历了10年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首要任务，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与此同时，他指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如“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些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某些领域被边缘化的“内因”，即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存在“空泛化、标签化、教条主义、实用主义”而导致的高水平成果不多。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精神，蕴涵了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骨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新要求，确定了该学科建设新起点，即不仅应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量的拓展，更应着眼于质的提升。而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水平，不仅应总结10年成功经验，也应正视并辩证历史地看待客观存在的薄弱环节：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相对独立的建设，而相对忽视了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功能；二是强调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且对应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二级学科），而相对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三是比较重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注释，而在研究中相对缺乏问题意识。　　因此，在新起点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须确立三大理念：　　一、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关系及其作为“骨干”学科的定位。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骨干，以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为支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等，以相关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为拓展，例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文学、史学等学科研究所组成的学科体系。确立这一理念，有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中的骨干责任，更好凝聚学科方向；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视野和研究空间，加强其他学科不太重视而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其他学科中青年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激励其投入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宏观问题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咨政育人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咨政”，是指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提供理论支持，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学理支撑，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提供学术基础，为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为解决重大问题和制定重大政策提供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等等。所谓“育人”，是指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效思路和政策建议，为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理论难点提供研究成果，为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提供研究平台等。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发现，须围绕“四大矛盾”，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和协调性的矛盾、理论内部的矛盾、理论之间的矛盾。问题的筛选，须聚焦“四点交集”，即教学重点、社会热点、理论难点、思想疑点。问题的研究须避免“四种现象”，即脱离问题空谈主义的空泛化，玩文字游戏或数字游戏的标签化，一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找根据的教条主义，以及脱离主义谈问题的实用主义。问题的解决须实现“四个结合”，即对“主义”阐释和对“问题”研究的结合、评价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结合、对社会矛盾批判和对道路制度辩护的结合、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文化自觉的结合。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顾锋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他指出了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问题。这让以培养人为己任的高等院校，尤其是直接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重要使命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倍感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原生动力。　　如今，对宏大叙事消解乃至否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使一些人的思维模式由“结构”转向“解构”。如今学者个人独立研究的专题性论著愈发以题目小、内容具体为特点，从“上帝已死”、“作者已死”、“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到“理论已死”，眼下的全球化时代一方面缺乏理论激情、理论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明显地需要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真正发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作用，就更应该走出“平面化、浅表化、碎片化”的格局，我们不能脱离时代，也不能落后于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绝不仅仅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情”。我们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研究的立足点也应该是基于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站在中国立场独立思考中国的问题，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　　第二，坚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习总书记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有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力点，才能得到科学、客观的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基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不能做空谈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要从人民群众广泛而丰富的实践中研究问题，汲取养分，提出真知灼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创造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优秀学术精品。　　第三，坚持科学性与意识形态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固然自身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最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更加符合全球化背景下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要通过借鉴与应用国际学术方法和规范，融入全球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要通过与经典著作、与当代理论、与时代状况或时代课题的积极对话，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性和实践性。　　对一名共产党员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更是科学，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科学学说。因此，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要遵循科学的精神，扎根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的实践，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建设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要遵循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需要在学术队伍建设、学术方向凝练、学术成果、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能力和水平等方面下大功夫。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伟大实践呼唤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　　方松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提供了举世罕见的广阔天地和时代场域。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认与对中国发展的整体担当，而无可置疑地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旗帜和灵魂。　　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　　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十余种学术思潮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并在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三个方面重大挑战：一是来自于教条主义和前苏联模式的挑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挑战；二是来自于西学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回应并破解了“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三是来自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现代新儒家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创新与发展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来回应现代新儒家的挑战，建构起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引领现代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学说，也迫切需要深入的历史与逻辑的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文化的主潮、引领20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从学术论战的角度而言，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思潮的比较与论战的结果。从“问题与主义讨论”、“唯物辩证法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直到绵延近一个世纪的“东西文化论战”，在与各种思潮的相争与相融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学术上逐渐成为主流，所以，成就当代中国复兴伟业的既不是西学思潮，也不是现代新儒学，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　　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　　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成功。它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基本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套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从“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式阐发，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形式，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潮。因此，发掘和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是我们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开启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　　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呼唤中国学术的自主创新，这实质上要求去揭示和切入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亟待总结；另一方面，中国问题、中国发展需要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对此，首先要做的是开启思想。其次，告别模仿的时代，呼唤中国学术原创时代的到来。中国当代伟大的实践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历史之门，使我们在成就自己的时候也同时在创造着历史。这是当代中国学术原创时代的根基所在。最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的重大使命，还基于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开创一种新型的文明和社会类型的可能性。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观点集萃　　理论创新要有目标指向和学理支撑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章忠民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关乎党在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关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关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一是必须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实际指导作用，以便将指导地位落实到现实有效的操作层面；　二是必须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揭示其理论整体性与时间整体性、空间整体性、实践整体性原则，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伟力教授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必须深刻认识它与理论创新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之所以要坚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具有科学性，能够回应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践处于永恒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理论只有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把握其脉络和规律，提出有针对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略，方能发挥它对实践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内含着对理论创新的要求，而不是固步自封。任何理论创新都有其目标指向和学理支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基本遵循，由此出发去思考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根本之道。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导致学术混乱。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回应时代呼唤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凯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必须认真聆听人民大众的声音，主动回应时代的呼唤，勇于探索我国社会发展及人类社会进步的大课题、大趋势、大逻辑。唯有立时代之潮头、忧时代之所需、解时代之所困，方能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且享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诸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学者无一不是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呼唤，并积极地回应了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其每一次创新发展同样与时代的深刻变革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入解析绝非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学术兴趣或好奇之心，而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和时代课题的重大理论飞跃。因此，紧扣时代主题、回应时代呼唤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汪斌锋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以及信息网络社会的全面普及，呈现给世人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愈发复杂多变。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需要进一步发挥其穿透“历史—现实”的巨大威力来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在工作中要着眼现实、摸清真情况、收集真想法、发现真问题，要“号准脉、找准症、施对药”——作出具有针对性的精准决策。发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核心在于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最终价值指向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要正确理解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家林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的现代社会变革，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和特殊重要性，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对中国文化进行整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发展要求的当代中国文化新结构。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就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在中国生长的土壤，失去生命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不再能够成为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但在思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切不可忘记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与传统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不同。对于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还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胡涵锦教授认为，理论、思想的产生，固然需要，但对理论、思想产生以后的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甚为重要。“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这一番重要论述，充满诗意并富于激情。但是，这不仅仅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征程中，人们对新理论、新思想产生的期待，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不断涌现、与时俱进的新理论、新思想产生以后，更需要下大力气、下苦功夫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邱仁富认为，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建构要弄清楚其前提性问题，即我们是基于何种意义上建设话语体系。当前，我们面临着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叙述好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及其巨大成就的时代任务，以及如何应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强势话语介入等各种挑战。建构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石，注重话语内容建设，重视话语的表达形式，而且须直面话语的价值问题。建构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主要路径包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发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的积极作用，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全面审视和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不断增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