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如何加杠杆，帮助企业降杠杆？|杠杆|企业|居民_新浪财经_新浪网
　　6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上，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银行交易商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债务率分析及对策，并答记者问。
　　针对中国债务问题，国务首次给出综合应对思路，其中一条就是根据我国债务杠杆分布情况，可优化债务在政府、居民和企业之间的配置，政府和居民部门可适度加杠杆，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
　　居民可适度加杠杆，加上房贷不良率低、当前房地产去库存等现实，曾在今年2月末引发热烈讨论，外界多解读为政府在支持鼓励居民买房。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秘书长助理包香明表示，杠杆在不同部门间转移，是目前很受人们关注的话题。政府部门加杠杆，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上升，带动企业经济好转，进而降低企业杠杆，这是间接置换的过程。还可以直接置换，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如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救助汽车公司，政府直接置换企业杠杆。
　　包香明表示，居民加杠杆的手段也很多。比如，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企业可发行股票，将股权结构进一步向职工、个人、管理层分散；金融机构可将资产执行票据、收益连接票据等，将企业部门未来可以形成稳定现金流的部分转让给居民部门——这样来实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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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退欧公投最终的结果是英国留在欧盟，因为英国统治集团会有大量的方法来绕开规则，造成投票结果正式或实质上利于英国留在欧盟。
中国金融体系仍由国有金融机构主导。在国有机构占主导的环境下进行利率市场化是前所未有的。在任何情况下，数量众多而且多元化的参与者群体都将促进价格发现。这意味着中国有必要加速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
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作为分析师的祖师爷，诸葛亮正在杀死A股。各种赤裸裸的诱惑面前，分析师人人都想当诸葛亮，削尖脑袋都要炮制各种概念，信誉、操守都成了抹布，长此以往，A股独立信誉何存？
发生在万科与华润、宝能系之间的这嘲股权之争”，完全得不偿失，其结果可能是“三败俱伤”。与其过于纠结于谁做第一大股东，倒不如三方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谈合作事宜，一起共谋发展大计，而不是相互设防，谁“吃”掉谁。“降杠杆”背后的真正逻辑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最大教训是一味扩张需求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中国需要以“降低结构失衡，提高要素效率”为核心目标，通过供给创新，有效降低杠杆。　　IMF数据显示，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杠杆率由139.3%升至176.3%，近两年又继续升至约210%。　　中国资产负债表风险来自于周期性因素，更来自于供给侧变化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再平衡逐步改变了全球货币循环。全球货币经济循环依赖于两个途径：一是贸易赤字国向贸易盈余国进行贸易货款的支付，带来经常账户的资金流动；二是贸易盈余国将积累的外汇资产重新投资于贸易赤字国的金融资产上，带来金融账户的资本流动。两者形成一个完整的货币经济循环，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失衡越严重，衍生出的流动性就越多。　　过去5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已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峰值的10%降至2013年的2.1%和2014年的2.0%。中国今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出现约800亿美元逆差，创历史新高且大幅超出去年四季度约300亿美元的水平。企业部门的自身造血功能开始下滑，为了提高净资产收益率，企业部门被迫采取加杠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兴经济体普遍出现经常项目账户恶化赤字和制造业部门杠杆率自2008年开始加速上升。　　另一方面，资本利用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投资效率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数值越高表示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 年期间，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3.9左右，与处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阶段的ICOR数值明显偏高。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下滑，资金周转大幅度放缓增加了融资需求，但现金流创造能力却大幅度下降，这势必带来投资效益的下滑和实体部门偿债能力的下降。　　从国际经验来看，除了和之外，大部分国家降杠杆都没有成功，出现了“越降杠杆越高”的局面，中国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去杠杆？去杠杆化本质是减少负债、提高资本的过程，美国的做法：一是杠杆转移。私人部门杠杆公共化，公共部门杠杆国际化，特别是通过三轮量化宽松政策转移了杠杆；二是资产债务腾挪，特别是利用资本市场的Q效应。　　笔者认为，如果从需求端管理转向供给端管理，从负债端转向资产端，中国资产负债表风险可能会大大降低：　　首先，将逆周期投资转换为顺周期投资。当前大部分公共投资属于逆周期投资，逆周期投资相对于顺周期投资边际收益率较低，必须以大力提高中国资本形成效率为中心，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对企业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哪些领域不可进入），对政府实施正面清单制度（哪些领域可以进入），降低公共部门的低效投资。　　其次，将债权融资转换为股权融资，将贷款性融资转换为资本性融资，将短期融资转换为长期融资。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使企业恢复到健康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通过市场化方式（留存利润、权益融资、基金、股权转让等）补充企业资本金，特别是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最后，保持杠杆率稳定。保持杠杆率稳定取决债务利率、债务增长率、债务违约率以及经济增长率。降低债务负担和利率成本是关键。比如建立政策“缓冲带”，可考虑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和75%的存贷比例限制，改以银行资本金再融资管理和流动性指标管理来约束其信贷扩张速度。此外，创新金融工具和手段，针对战略性、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实施定向宽松和结构性信贷政策。（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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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降杠杆，不是简单收回贷款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引起市场各方热议。如何在债转股的过程中贯彻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如何看待新一轮债转股？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如何参与降杠杆？本报记者采访了专家和业内人士。
降杠杆根本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企改革
“降杠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企业的高杠杆率不是孤立的问题，是与实体经济发展高度关联的。”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目前说到企业杠杆率水平高，是对应着企业过剩产能和库存而言的，正是因为企业产能过剩，才认为目前企业的融资水平可能过高了，加之产品销路不畅，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收入来偿还债务，企业过高的杠杆率难以维持。
“企业杠杆率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场环境、企业预算软约束和产业过度投入等，因此降杠杆不是简单地收回贷款，而是需要一系列整体解决方案。如果产能没有下降，产业结构调整不能顺利完成，降杠杆也就不能顺利推进。因此《意见》实际上是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系列改革方案，其根本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曾刚说。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金融室主任王元认为，《意见》提出降杠杆的七条主要途径，有些能较好地促进中短期企业缩小债务规模、降低杠杆率，有些侧重于建立起长效约束机制，抑制企业杠杆率过快、过度上升，也有些兼具中短期和长期效应。不同类型、不同状态的企业通过自主选择适当的途径，实现杠杆率的降低。政府则通过制定引导政策、完善监管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环境，来促进企业降杠杆。
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树立企业“将本求利”的理念
债转股作为债务重组方式之一在降杠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化、法治化是此次债转股的核心。
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认为，《意见》强调，降杠杆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在此过程中，“市场化、法治化”不仅是指由市场主体协商确定债转股对象企业和定价标准，更重要的是，一方面解决目前部分企业杠杆率过高的现实困难，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另一方面更着眼于督促企业建立长期的、合理的负债约束机制，对企业负债行为形成清晰、有力的约束，这是治本之策、长久之策。
此前对实体企业的负债水平没有严格要求，此次《意见》要求，避免过度授信，防止企业杠杆率超出合理水平。杨凯生说，据此可以让企业管理者、投资人和债权人都知道企业杠杆率是有界限的，树立“将本求利”――“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的理念。否则企业负债率周而复始不断攀升，财务负担日益加重，就会为日后经营埋下隐患。
“《意见》明确了债转股市场化的目标取向和操作方法，为商业银行实现业务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建设银行[0.39% 资金 研报]副行长庞秀生说，市场化债转股若操作不当，会导致风险从企业传递给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通过扎实稳妥开展试点，不断总结经验，为市场化债转股工作的全面铺开和持续开展夯实基础。
庞秀生认为，应选准、选好转股目标企业，要做到不保护过剩和落后产能，不为“僵尸企业”死而复生提供机会或助长借机逃废债之风，不影响去产能、去库存的各项措施纵深推进。另一方面要对关键性企业，通过债转股支持其转型升级、兼并重组，在去掉无效产能的同时增加有效供给，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此次债转股是银行风险处置的补充手段
“与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性债转股不同，此次债转股是银行风险处置的补充手段，更重要的是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企改革涉及原有贷款的处置，通过债转股能完成债务重组，否则无法推进兼并重组。”曾刚说。
曾刚说，上一轮债转股是作为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风险的主要手段，那时银行资不抵债，依靠自身能力不能消化不良贷款，需要政策性债转股剥离坏账，为银行之后发展创造条件。而现在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75%，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可控，远低于当年不良率水平，而且银行风险抵补能力稳定，银行靠自身能力完全可以覆盖已经出现的不良贷款。
王元认为，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体制条件、法治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部分银行、企业已成为股权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已较为完善，意味着不能再采取上一轮债转股由政府制定政策并直接选定企业范围、确定定价和转股方式的全面主导模式。
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参与此次债转股？中国华[0.00%]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说，在当前实施债转股的过程中，中国华融可以通过发起设立产业并购重组基金，直接参与债转股操作，还能通过以基金为主体吸引市场资金参与，充分发挥不良资产管理经验和不良资产收购、经营和处置能力，为债转股企业配套提供一系列救助性金融服务。
关于推进落实市场化债转股的配套政策方面，赖小民建议，对债转股企业辅业剥离和员工安置等方面予以相应政策支持，允许相关各方提前做好符合市场原则的股权退出计划和安排，及时盘活金融资产，允许对实施债转股的企业继续银行后续信贷支持。
　　中国经济如何实施“债转股”？
　　导读：黎轲、刘杰：“债转股”作为刚性债权到软性股权的转变，决定其成败的要素，是经济复苏与企业价值提升。
　　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债转股大幕已正式拉开。本轮债转股最主要的政策诉求在于降低企业杠杆率。这是因为，在当前中国债务风险中，企业债务最为严峻，其负债速度在2009年之后急剧飙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统计，目前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31％。
　　债转股的成功要素
　　通常而言，债转股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模式，即商业银行主导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前者由商业银行主导，将对企业的债权转变为对企业的股权，这种模式更符合市场化规则，波兰、捷克、日本等国家曾采用过这一模式。后者通常在集中式不良资产处理模式下被采用，商业银行将不良贷款剥离至政府设立的实施机构中，通过实施机构转换为股权。政府主导型债转股多发生在历次经济衰退或经济转轨中，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历史上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均曾实践过此模式。
　　银行主导型债转股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和不足，一方面，银行主导模式下，由于银行需要对股东负责，则银行对转股企业的选取会较多地考量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竞争实力、以及生产效率等企业价值因素，这有助于企业在债转股之后可以更快地恢复竞争力。不仅如此，银行主导模式也增加了银行自行处置不良资产的力度和灵活性，银行得到了企业的管理权和最终剩余资产的处置权，此外银行凭借在信息生产和监控等方面的优势，能更加有效地改善转股企业的经营和治理水平。
　　另一方面，如果制度设计不当也会引发一些风险，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能触及监管底线，银行与企业的混业经营风险，银行盈利的不确定性，以及信贷资源的“预算软约束”等。同时，银行模式下，部分暂时处于经营困境，但对地方政治、经济、金融、民生等影响较大的潜力企业很难获得银行青睐，容易造成相关负面影响。
　　政府主导型债转股也是优缺点并存：一方面，政府主导型债转股将银行不良资产转移至第三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隔离银行和企业之间的混业经营风险，还可以利用资产管理公司的综合金融平台支持企业发展，使之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政府主导型债转股能较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对经济的管控优势，并可以在实施过程中按照政府的规划引导市场实现诸如深化改革、促发展、调结构等政策目标。最后，政府主导模式下，一些暂时处于经营困境，但对由于社会、经济、民生等影响较大的企业将得到支持。比如，对于一些处于产能严重过剩、连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市场化债转股方式下，理性的资金选择它们的可能性不大。相反的，政府却可能由于非市场化考量因素而将其纳入救助名单。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不良资产剥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难以有效甄别债转股目标企业的市场价值，容易造成市场的逆向选择。同时，它也难以防范商业银行、转股企业产生道德风险。
　　综合来看，两类债转股模式的各有利弊，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实践中，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着力防范和控制债转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成本，为微观主体赢得经济复苏的时间。债转股作为刚性债权到软性股权的转变，主要在于为有经营潜力企业主体消减短期债务冲击，提振企业经营活力，等待经济复苏。因此，从历史经验来看，主导债转股成败的要素是，经济复苏与企业价值提升。政府部门或者银行均可以作为债转股的主导者，或不良资产处置的执行者，这取决于所在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法律规定。
　　上一轮中国债转股成功的成因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为处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帮助国有企业渡过当时困难时期。中国政府相继设立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分别对口建行、中行、农行和工行四大国有银行，通过债转股等方式处置四大行的1.4万亿坏账。
　　彼时的中国经济状况较当下更为严峻，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坏帐高企。在当时，债转股被不少经济学家们称为最后的晚餐，寄希望通过债转股为最终解决国有企业问题赢得时间。在债转股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工作，大量企业破产、工人下岗，给国家经济运行带来较大的压力。然而2000年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应运而生，它们迅速地引领中国经济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并消化吸收了大量的社会富余劳动力，帮助中国经济迅速走出困境。具体而言，经济复苏周期中，企业生产得到恢复，企业利润得到改善，企业价值得到提升。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揭开了中国出口高速发展的序幕。凭借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生产资料丰富等资源优势，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占国家经济规模比重由2001年的2.1%，迅速增长至2007年的8.69%。基于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有了显著的增长，恢复了上行动力。在此背景下，大量企业的市场经营得到显著提升，利润率增加，企业运营得到恢复，企业资产负债表得以修复，股价上扬。这就使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相关资产价值提升。
　　不仅如此，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大量企业凭借手中的土地获得了可观的溢价，这使得企业权益得到较大增长，对于企业偿还负债，以及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受益于加入WTO和房地产市场化，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上行周期。而经济周期和企业的盈利周期是几乎同步的，相关数据显示，1999年后企业盈利的改善是伴随经济周期的上行而兴起的，这表明周期因素是企业后期利润改善的重要原因。
　　本轮债转股的思考
　　与上一轮的债转股背景不同，当下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叠加长期债务周期下的增长乏力，中国经济面临潜在增速逐渐放慢的境况，实施债转股比上一轮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这就意味着，政府在进行本轮债转股实践时，提升企业价值应成为核心考量。
　　通常而言，企业实施债转股之后企业价值能够得到提升。一方面，债转股能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另一方面，债转股能降低企业负债率，缓解还本付息压力，提升企业融资能力，有利于企业经营改善。这就要求在债转股过程中，避免选取那些效率较低、技术不发达、处于行业结构调整的企业，从而规避出现逆向选择，造成社会配置功能紊乱，市场淘汰机制失效。
　　然而，在上一轮债转股进程中，转股企业的选取倾向于选取经营规模较大、行业或地区影响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如东北特刚、宝钢、武钢等企业。转股之后，这类企业竞争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在本次经济下行中，企业仍然出现了经营不善的情况。
　　借鉴了上轮的有益经验，本次《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本次债转股的实践原则遵循市场化与法治化，通过明确适用企业、实施机构、股东权利落实等内容，最大程度地对潜在道德风险和制度成本实行了控制。以适用企业为例，本次债转股明确提出了“三个鼓励”和“四个禁止”，确立了债转股的政策边界，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搞拉郎配。
　　然而与其他改革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相似，各级政府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或将导致实践效用的弱化。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对长期经济发展更为关注，而与之相对的是，地方政府对于短期经济增长更为敏感，“GDP崇拜”盛行。因此，虽然政策明确诸如僵尸企业等将不能参与本轮债转股，但放任这类企业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违约、破产，将对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冲击。因此，所在地方政府具有一定动力使其参与债转股实践。同时客观上，甄别僵尸企业与暂时陷入经营困难的优质企业有一定的难度，究其原因，二者在很多经营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预计，这类企业或将对政策实践形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如何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减小政府行政干预，将考验政府的智慧与勇气。FT中文 黎轲 刘杰（注：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作者供职于中债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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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小故事，有趣又有料梁红：紧货币是否可以降杠杆
[摘要]如果货币政策首要任务是稳物价和保增长，那么央行应该“微调”其偏紧的货币政策，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短期内，央行需要放松货币条件、降低融资成本，以避免经济增速偏离潜在增速，以及由此带来的通缩及就业的压力。从中长期看，货币政策不能解决而只会放大结构性问题的弊端。给定中国的储蓄率短期内不会明显下降的结构特征，只有有效打通股本融资渠道，才能真正降低杠杆率，同时保持增长、通胀、就业和国际收支在合理的区间内。对于今年以来经济放缓和通货紧缩的苗头，分析师们给出了许多不同的分析和理由，包括惜贷、反腐抑制高端、以及外需不振等等。在全球其它主要经济体增长复苏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疲软应当主要是由内需不足带来的。而在内需中，投资需求（包括存货投资）的疲软是主因，这也同生产资料价格的环比大幅下降相一致。短期内投资需求如此大的波动很难用长期结构性的因素来解释，而企业普遍反映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在数据上相对应的是货币供应增速处于历史低位，且真实利率位于历史高位。如果中国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稳物价和保增长，那么近期的宏观数据所显示的增长疲弱和通缩的苗头应当会促使央行“微调”其偏紧的货币政策，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但很多人担心这样的放松是否会使中国经济的杠杆率上升，增大风险。有意思的是，过去二十年的宏观数据显示，中国的杠杆率的增速与经济增速是负相关的：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时候，杠杆率的增速是加快的。即中国二十年来的实际经验是不支持那些提出靠把经济增速降下来从而降杠杆的提议的。道理很简单，在有效的股权融资渠道缺失的情况下，经济下行的时候，企业自身靠盈利补充资本金的能力下降，中国的高储蓄率自然表现为债权融资在整个融资的比重上升。也就是说，如果要直接用紧货币来降杠杆，常常会适得其反。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过于疲弱的经济活动最终还是会引发国有部门追加投资、承担更多债务，各级政府将会做更多大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债务和资产的累积中出现“国进民退”。因此，如果从既要保增长又要减少金融风险的角度讲，只有提升中国金融系统配臵资源的效率的改革措施才是治本之举，尤其是修复股权市场的投融资功能是当务之急。作者：梁红，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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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企业风险&&助推结构改革
降杠杆&多部委推出七大妙招（热点聚焦）
本报记者&&邹雅婷
日00:00&&来源：
　　10月10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专家指出，这是我国防范和化解企业债务风险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当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部长助理戴柏华、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孟建民、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介绍和解读《意见》，并回答记者提问。　　　　市场化方式降杠杆　　据悉，《意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会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起草制定，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发布实施。《意见》明确了降低企业杠杆的总体思路、工作原则、具体途径以及政策环境与配套措施。　　《意见》指出，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为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夯实基础。在推进降杠杆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有序开展和统筹协调等原则。　　《意见》提出了降低企业杠杆率的主要途径：一是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资源整合与使用效率；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自我约束，形成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长效机制；三是多措并举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在做好存量资产清理、整合工作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予以盘活；四是多方式优化企业债务结构，降低企业财务负担；五是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帮助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渡过难关；六是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产，因企制宜实施企业破产清算、重整与和解；七是积极发展股权融资，形成合理的融资结构。　　其中，市场化债转股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本轮政策备受关注的一个方面。为细化和明确其具体的实施方式和政策措施，作为附件，此次同时制定出台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　　四类企业严禁债转股　　“市场化债转股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举措，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的重要结合点。”在发布会上，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如是说。具体而言，债转股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企业债务风险；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增强竞争力；有利于推动企业股权多元化，促进企业改组改制；同时，还有利于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　　连维良指出，这次债转股与上世纪90年代末推行的债转股有着很大差别，市场化、法治化是这次债转股的主要特点，也是与上次政策性债转股最大的不同。哪些企业可以债转股，哪些企业不能债转股，这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此次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此，《指导意见》明确了企业债转股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文件鼓励面向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包括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　　为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不影响市场出清，文件还提出了“四个禁止”：扭亏无望、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有可能助长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都被列入严禁参与债转股的范畴。　　连维良强调，政府不干预市场化债转股的具体事务，不搞“拉郎配”，债转股由各相关市场主体自主决策，风险自担，收益自享，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同时，还将强化监管、强化信用约束、强化追责，避免债转股成为“免费的午餐”。　　各项政策配套支持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助理戴柏华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分别介绍了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为降低企业杠杆率提供的配套支持。　　戴柏华表示，财政部制定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降杠杆、债转股所涉及的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配套政策。现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政策允许债权银行打包转让不良债权，而新的政策进一步允许以债转股为目的转让单笔债权，提高债权转让的便捷度，促进通过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　　二是研究出台了比较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在降杠杆和债转股过程中，涉及到交易的各个环节，如企业重组、破产注销、企业资产证券化、银行呆账等方面，都设计了相应的税收优惠。　　三是深入推进收费和基金的管理改革。在收费方面，将对小微企业免征的18项行政事业收费，进一步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在政府性基金方面，对相关基金进行了清理规范，有的基金直接停征，有的扩大减免范围，还有的降低征收率。此外，还将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防止乱收费反弹，确保减费政策真正能够落地。　　范一飞指出，为了实现积极稳妥降杠杆，货币政策应该做到松紧适度。如果过度宽松，会造成全社会的债务规模在高位继续攀升，降杠杆很难实现。如果过紧又可能使经济增长滑出合理区间，同样不利于降杠杆。　　“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调控货币和信贷供应总量时，会充分考虑降杠杆的需要及其影响，既要为降杠杆创造必要的货币政策空间，又要用还原方法和可比视角来计量货币信贷变化，更加精准地把握货币信贷调控力度和节奏。”范一飞强调说。
(责编：崔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