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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上的“大分流”：西方何时开始超越中国？〔转〕
作者：林夏为什麽中国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西欧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转变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以及人类的。那麽，为什麽工业革命能够发生于西欧？西欧有怎样的优势？换句话说，曾一度领先世界文明的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西方学者曾将这一系列问题归因于中国历史的长期停滞。然而关于中国江南的诸多研究却表明，在前工业时代，的增长率要明显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中国的农业经济也保持与人口的同步增长。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化和，商品生产已融入民众的经济生活中。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江南的经济高度发达，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外历史学者大多数都同意，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或者如所说的“内卷化”，使它无法在质上有重大突破，从而自主进入近代工业社会。明人所绘《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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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及“大分流辩论”打破上述观点的讨论始于（Kenneth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出版，以及这十年来围绕“大分流”问题展开的激烈的学术辩论。《大分流》中文版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其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奖和学会年度奖。在这本书中，彭慕兰对比西欧（主要是英格兰地区）和中国江南，认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西方就此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而造成东西方历史分岔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西欧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摆脱本土的生态困境，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易于开采和运输，由此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东西方历史这一分道扬镳的过程，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美国的中国学界以及中国史学界围绕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白银资本》一书作者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上评论说，《大分流》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重要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然而多数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却并不认同其结论。
2002年5月，黄宗智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书评阐述自己的观点，彭慕兰亦发表回应文章。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从中西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从人口史方面做出的讨论。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参与这次会议的张家炎先生撰有会议综述文章《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会议围绕18世纪中（江南）西（英格兰）是“内卷”还是发展的分歧展开，会上双方争论的实际有两个议题：一是18世纪英格兰与江南两个经济体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二是中（江南）西（欧洲）人口行为的差别。在这场争论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尤其引人注目。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书评《发展还是内卷？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他认为彭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可以简称为“五大变化”（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的证实。黄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述五大趋势以及它们和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巧合交叉，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江南和英国在多方面的差异是极大的，并不能将二者等量齐观。另外，在与中国有关的实证上，彭书则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经验研究错误。譬如，他在估算一匹棉布生产过程中农妇的收入时忽略了具体的生产状况，对纺织工序的时间安排理解错误。国外经济史研究偏重时髦理论和书面数字，却容易轻视关于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而黄的研究则特别关注农场大小、劳动投入、作物组合、肥料使用、技术、产量这些涉及实际生产的内容。黄宗智
针对黄的批评，撰文《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18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回应。在这篇文章中，彭认为自己纺织工序中时间安排的误解并不影响其总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江南棉布消费与英格兰相似，而且江南一般人吃得比一般人要好。他认为，是煤与的结合诞生了新世纪。煤在英国缓解了燃料危机，而江南仍靠植物燃料。他坚信18世纪后期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能把中国、欧洲完全分开，放在对立的。对此，再撰文《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进行回应。与同样对观点持否定态度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等人，他们则从不同角度对《大分流》一书观点进行驳论。十九世纪末期一景。这里是国际贸易中心，距只不过是两三公里。
至于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于《大分流》一书的结论，不少学者持否定态度，并撰文发表看法。日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文章《看如何为中国历史“整容”》，认为彭书中把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相比，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并以《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为例，并不认同彭书中采用消费等指数而非GDP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批评彭慕兰没有重视传统中国制度因素。此文刊发不久，《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即刊发赵思渊文《不识“整容真面目”》，对梁文中的几点驳论提出质疑，并指出“《大分流》不是明清停滞论的最早挑战者，今日的中西史学界也绝不会再将明清视作停滞的帝国。《大分流》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从资源禀赋与资源配置的角度，解释18世纪的进程”。赵认为，对的方法与结论提出最有力挑战的是，而黄背后的理论资源，则是斯科特等人的小农研究。二者根本的分歧在于，18世纪江南小农所表现出的高度的商品化经营，是积极地投入市场化，成为中计算利润的经营主体，还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被迫地卷入商品经济，成为市场中无力控制自身成本收益的随波逐流者。
上述只是关于“大分流”的新近讨论，在此之前，、等学者都曾就《大分流》撰文表达过各自的看法。王家在其文章中带点玩笑似的批评是“半截子革命家”，认为彭慕兰在比较江南和英格兰时，并没有放弃用欧洲史的眼光来看待江南的思维习惯，并指出彭慕兰为了自身逻辑论述的完整性，把中国江南经济用“19世纪”一刀横切成长短两截时，破坏了中国江南自身发展延续性的内在脉络。看重的则是“大分流”史观为江南研究提供的一种新的视野。他曾在文中说，“大分流”史观的主要贡献，在于这种史观揭示了一个事实：在19世纪以前的世界（主要是欧亚大陆）上，有一些地区在经济表现方面具有一些至关重要的特征，而余下的地区则否。这些特征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与“斯密-模式”无关。从这个观点出发，江南经济史研究得以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束缚，可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以前江南经济的变化，并可以看到以往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的。这些年，围绕“大分流”的讨论持续进行，受“大分流”史观影响，学者们也对中国江南经济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
《大分流》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大分流”辩论十余年来，争论双方始终坚持各自的论点，这场争论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何启示？笔者采访了思勉高等研究院教授以及邱澎生教授。教授以为《大分流》从不同视角看东、西方历史分流问题有很大意义。从观点上来讲，它有很大争议，做中国经济史的大多数学者不太同意他的结论，认为彭对江南和英格兰的比较在一些地方存在史实把握上的疏漏。刘教授个人也不是很赞同《大分流》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刘教授说，他认识的国内的学者多数是对此书观点是持不同意的态度，在西方做中国研究的学者认同这个观点的也不多。说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但实际上东西方的分流发生得更早，至少在1500年、1600年就已经发生了。“1800年以前的和英格兰地区，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英格兰是一个独立国家，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从经济结构方面来说这个差别都不是一点半点，将这二者等量齐观，实际是不太可取的。如果要比较，就要从政治结构、人口压力、生产方式、土地制度等多方面，进行充分的考虑。”不过，这并不等于否定这场讨论的意义。刘教授认为《大分流》跳脱“西欧中心论”，启发学者从中国本身的视角来讨论这些问题。1840年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但是到19世纪中期它仍是小渔港，停靠在岸边的都是桅杆木船。
就《大分流》一书结论而言，邱澎生教授并未直接给予肯定或者否定，他以为，如果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18世纪的英国，到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所得、消费水准是完全能够跟英国相提并论？还是说中国就是一种落后的、不发达的经济？似乎还不是时候。他更强调的是这场争论以及《大分流》一书的方法论意义。如果我们愿意不将它看作是一个定论，而将其视作是一个需要从方方面面去讨论的命题，那麽，“大分流”则为这个讨论打开了一扇窗子，透过这扇窗子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经济史充满互动，而不是由一个超越的中心凌驾于落后的边陲。从16世纪到18、19世纪的史是很值得关注的，我们不能用西欧的独特经验作为衡量其他地区的标准。我们应该看到一种可能性：在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中，的互动越来越多，各地区的人民，不止是中国，都曾经贡献过心血，不是只有西方的影响力才值得重视。怎麽看这三四百年来的经济史，这是一个视角的调整。西欧在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的经验很重要，但并非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经验。简单地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西欧的经验地方化。过去我们讨论经济发展，太执着于要有西方经济发展的标准——要有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经济革命，不符合这些，但同样重要的东西在历史研究中就不见了。比如说，西方有银行，中国是没有与西方一模一样的银行，那麽，中国有没有金融组织？怎麽看待中国的钱庄、票号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做这方面的研究可能缺少比较好的资料或者资料比较少，但并不是说它没什麽重要性。重估中国的经济，不是为了要说它有多好，而是尊重我们不知道的事实。同时，邱教授指出，《大分流》其实是一个加长版的研究讨论，不是实证研究的学术作品，是将很多二手研究放在他设计的框架下进行讨论。这本书的英文版也不在“中国史”系列中，基本上，这是一部全球史。他认为《大分流》是一部结构很有趣的书，作者所看重的不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如何不同，而是通过不断地反复对照，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在不断变动，这是加州学派的方法。谈及“加州学派”，不少人以为“加州学派”就是与持相似观点的学者群体，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并非停滞，其实是很好的。邱教授则指出，从方法论上，加州学派的特点是强调互惠的比较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比如，《大分流》就强调了美洲的发现对西方历史的重要性。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4期；李伯重：《“大分流”史观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2 期。（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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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上的“大分流”：西方何时开始超越中国？
来源：互联网 更新时间： 7:17:19 责任编辑：王亮字体：
为什么中国没能发生工业革命？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西欧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转变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能够发生于西欧？西欧有怎样的优势？换句话说，曾一度领先世界文明的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西方学者曾将这一系列问题归因于中国历史的长期停滞，然而关于中国江南的诸多研究却表明，在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要明显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中国的农业经济也保持与人口的同步增长。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最发达经济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化和市场扩张，商品生产已融入民众的经济生活中。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江南的经济高度发达，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外历史学者大多数都同意，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或者如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使它无法在质上有重大突破，从而自主进入近代工业社会。学网
明人所绘《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大分流》及“大分流辩论” 打破上述观点的讨论始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出版，以及这十年来围绕“大分流”问题展开的激烈的学术辩论。彭慕兰《大分流》中文版 彭慕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其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在这本书中，彭慕兰对比西欧（主要是英格兰地区）和中国江南，认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西方就此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而造成东西方历史分岔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西欧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摆脱本土的生态困境，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易于开采和运输，由此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东西方历史这一分道扬镳的过程，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美国的中国学界以及中国史学界围绕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白银资本》一书作者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上评论说，《大分流》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重要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然而多数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却并不认同其结论。彭慕兰 2002 年5月，黄宗智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书评阐述自己的观点，彭慕兰亦发表回应文章。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从中西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从人口史方面做出的讨论。 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 、王丰、康文林等。参与这次会议的张家炎先生撰有会议综述文章《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会议围绕18世纪中（江南）西（英格兰）是“内卷”还是发展的分歧展开，会上双方争论的实际有两个议题：一是18 世纪英格兰与江南两个经济体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二是中（江南）西（欧洲）人口行为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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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1 京公网安备02号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超越西方|中国经济|超级大国|胡鞍钢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超越西方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胡鞍钢
　　中国本身的现代化开始超越西方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不仅协调经济内部的一些重大关系，也开始协调不同类型的方面的现代化。从而推进我们进入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一个时代。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超越西方
　　我们更重要的去看领导人如何认识现代化的，1949年之后，现代化成为我们的时代的主题，确实有一个领导人如何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宏观目标或者说宏伟目标。
　　他们是怎么来认识的，我的结论是他们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还是多次的不断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回到毛泽东所提到的认识论了，至少长达60多年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我今天不是讲哲学，但是这些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化的进程。
　　1953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国家规划目标，国家工业化。
　　而张培刚先生所讨论的当时有三种模式，1949年就提出来了，一种是国家工业化目标，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私人工业化，私人发动，基本上是英、美的模式，第三种是混合模式，政府发动和私人发动是混合的。
　　是德国和日本，它的历史经验基本上是概括了从1750年到1950年这样一个过程，分了三种形式。很可惜，张培刚的探索和毛泽东的探索进行知识的沟通，非常可惜。
　　去年我去纪念张培刚先生诞辰100周年我就讲了这一段历程。毛泽东也在探索，同时我们中国的学者，张培刚是我们学校送出去的哈佛的留美留学生。
　　从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中国的仁人志士百年来都在探索这个道路。可以说张先生做出重要贡献。
　　我在当时30年前读他这本书我就感慨万千，很显然我们走上了国家规划工业化，并不是说国家工业化就是一成不变的。
　　因此在党的八大，特别是1956年的党章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不过那时候的四个现代化是讲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它把工业放在前头了。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因为我们正好刚打完抗美援朝战争了，因此这个是共产党当时所确定的纲领。也是党的八大路线。
　　1964年底，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这个大家比较清楚，但是本质还是经济现代化。1975年，四届人大又重申了四个现代化，1977年，党的十一大，再次将四个现代化写入党章。
　　到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邓小平到美国、日本、新加坡访问以后，他讲了一句话，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
　　实际上邓小平参与国1956年、1964年包括1975年提出现代化，其实1975年那个报告是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因为周恩来当时生病。那么重新认识现代化才提出小康之家，小康水平，小康社会。
　　因此在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两步走，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三步走的设想。已经开始具有中国特色了，包括中国文化特色的设想了。
　　但是它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以中等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以基本实业现代化为核心目标。而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包括十六大等等，又进一步阐述了现代化。
　　此时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就比以往丰富多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五位一体。实际上还是六位一体，因为包括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因为我们自己在2012年9月份那本书讲的是六位一体，但是作为党的十八大还是强调的是五位一体。但是它在第九节的标题是加速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研究，去对比过去十年，科学技术方面和美国的差距非常之大，但是迅速缩小，而我们在国防建设方面有所缩小，差距仍然很大。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因此能不能这么讲，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又开始深化。因此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刚刚在9月份出的这本书《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回答它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基本形成，但是它不是一次性形成，而是经过至少60多年的不断探索才逐步形成逐步深化，可能更加全面。
　　所以说在几十年之后，比如2050年，比如2060年在回述，看看这个布局它会有深远的影响。就像今天去回述1987年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的战略设想。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本身的现代化开始超越西方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不仅协调经济内部的一些重大关系，也开始协调不同类型的方面的现代化。从而推进我们进入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一个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及面貌。同时因为它作为世界最大的国家，将影响并改变世界21世纪现代化的进程。
　　我自己非常有体会，因为从2007年开始在我们学院给老外的学生讲课，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从非洲来的。其实他们也在问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当然我们只是介绍我们的经验，我们并不主张输出我们的模式。
　　(本文根据胡鞍钢在长安讲坛上的发言整理)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共十八大代表，国情研究领军人物。) 　　本文为作者独家授权新浪财经使用，请勿转载。所发表言论不代表本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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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共十八大代表，国情研究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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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二维码（24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材料一】晚明时，中国政治上已明显比西方落后。（清朝）康乾历称“盛世”，但生产力并无根本性进步，乾隆晚期，国运已现衰象。几百年欧洲每个世纪都有创造。中西发展趋势上差异，已十分昭然。——陈乐民《欧洲与中国》【材料二】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英国出现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在政策和增长上经历了以1978年为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中国慢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增长。1978年后效率提高和生产率显著改善。——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材料四】杉原薰（日本）提出了如下观点：1945年，伴随着北大西洋的胜利，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劳动生产力的世界诞生成长起来。其后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未发生在西方，而是发生在东亚，除日本、韩国、港台地区外，包括中国沿海地区正在紧随其后。——新浪财经《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以谁为中心》（1）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试对中西社会从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不同发展趋势加以比较。（12分）（2）结合材料三，说明“第一阶段中国慢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增长”的政策因素。（4分）（3）材料四对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评论中，明显忽视了西方的作用。请结合史实，说明西方国家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8分） - 跟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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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咨询下载客户端关注微信公众号&&&分类：（24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材料一】晚明时，中国政治上已明显比西方落后。（清朝）康乾历称“盛世”，但生产力并无根本性进步，乾隆晚期，国运已现衰象。几百年欧洲每个世纪都有创造。中西发展趋势上差异，已十分昭然。——陈乐民《欧洲与中国》【材料二】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英国出现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在政策和增长上经历了以1978年为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中国慢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增长。1978年后效率提高和生产率显著改善。——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材料四】杉原薰（日本）提出了如下观点：1945年，伴随着北大西洋的胜利，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劳动生产力的世界诞生成长起来。其后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未发生在西方，而是发生在东亚，除日本、韩国、港台地区外，包括中国沿海地区正在紧随其后。——新浪财经《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以谁为中心》（1）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试对中西社会从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不同发展趋势加以比较。（12分）（2）结合材料三，说明“第一阶段中国慢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增长”的政策因素。（4分）（3）材料四对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评论中，明显忽视了西方的作用。请结合史实，说明西方国家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8分）（24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材料一】晚明时，中国政治上已明显比西方落后。（清朝）康乾历称“盛世”，但生产力并无根本性进步，乾隆晚期，国运已现衰象。几百年欧洲每个世纪都有创造。中西发展趋势上差异，已十分昭然。——陈乐民《欧洲与中国》【材料二】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英国出现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在政策和增长上经历了以1978年为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中国慢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增长。1978年后效率提高和生产率显著改善。——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材料四】杉原薰（日本）提出了如下观点：1945年，伴随着北大西洋的胜利，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劳动生产力的世界诞生成长起来。其后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未发生在西方，而是发生在东亚，除日本、韩国、港台地区外，包括中国沿海地区正在紧随其后。——新浪财经《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以谁为中心》（1）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试对中西社会从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不同发展趋势加以比较。（12分）（2）结合材料三，说明“第一阶段中国慢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增长”的政策因素。（4分）（3）材料四对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评论中，明显忽视了西方的作用。请结合史实，说明西方国家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8分）科目:难易度:教材: 高中历史综合库最佳答案（1）①中国明清两朝在政治上加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2分），而西方政治上逐渐确立近代资产阶级代议制（2分）；②中国在经济上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仍以自然经济为主，实行“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 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2分）西方则进行了工业革命，经济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并继续殖民扩张的道路（2分）；③中国在明末清初产生了批判继承儒家的思想，但影响并不广泛，明清中国社会的思想主流仍以理学为主体（2分）；西方17 世纪末以来产生了启蒙思想，并影响广泛（2分）。（2）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被隔在世界经济之外（2分）；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先后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造成经济建设的巨大破坏与曲折（2分）。（3）兴起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颁布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形成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使世界经济沿着制度化、体系化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建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推动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进程；90 年代以后，知识经济出现；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每点2分，其中的任意4 点即可，其他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总分不超过8分。）解析试题分析：（1）题目要求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进行比较，时间是从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材料只是提供了中西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距，中方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所以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中西方的不同发展趋势需要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只要基础知识熟练，不难作答。（2）根据材料三可以知道，第一阶段是指1978年之前，“中国慢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增长”的政策因素主要考虑中国建国之后到1978年做出改革开放决策之前的政策，所以这需要结合所学知识来回答，建国以来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主要有经济方面的经济体制的选择和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决策以及“文革”的发生等。（3）根据材料四的说法，可以推断出题目中的“西方国家”应该是一个地域概念，指的是欧美国家，所以题目就等于是在问欧美国家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结合所学知识不难想到：战后兴起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颁布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形成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使世界经济沿着制度化、体系化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建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推动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进程；90 年代以后，知识经济出现；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等等。其他言之成理亦可。考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oo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o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古代中国的经济o资本主义萌芽与“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o资本主义萌芽与“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o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o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o工业革命o工业革命的影响；欧美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o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o欧美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的作用；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o启蒙运动o启蒙运动的影响；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o “文化大革命”o“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o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o错误的经济决策；现代科学技术o现代信息技术o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o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o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罗斯福新政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o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本主义的新变化o知识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o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o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与全球化。知识点:&&&&&&&&基础试题拔高试题热门知识点最新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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