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版权,国内简体字出版的正规合法图书,能出口到国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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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9-17 &匿名提问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费用，要具体谈。关键看这本书的畅销程度。通常会采取首付＋根据出版或加印数量提成的方式。首付额以及提成额根据作者的知名度，书的市场状况有所不同。2、占有版权时间也要和作者谈。3、盗版且不谈。要看买下著作权的范围，比如是全世界范围的还是中国范围的独家拥有等等，如果合同约定在某一范围独家拥有有声版的权利，则作者不能在同一范围内转授权他人使用。4、向谁买，取决于作者是否已经把所有权利都转让给出版社或其他什么个人或单位。简单说，就是谁有权利，你就向谁买。5、购买几种语言等等具体情况，都可以具体谈。你可以只买一种，也可以选择几种买。6、不管怎么样，在中国出版文字或有声资料，都需要经过批准，拿到出版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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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家推广中国文化策略，权威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2005年推出了刘心武的《揭密红楼梦系列》图书，2006年又推出了易中天的《品三国》等图书，这些举措都引起了海内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极大热情。出版人士看国内文学类图书版权贸易    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沈瑞认为，目前，国家对版权输出的支持力度已经很大了，文学类图书版权输出困难，主要是国内出版人士不了解海外图书市场，不了解那里读者的口味，不知道什么图书会受当地人欢迎。有些书在国内销售很好，但海外出版商就不感兴趣，像池莉的书，在国内畅销，但版权销售就不好。此外，在版权贸易中还有一些操作上的不便，出版社没有外汇账户，资金往来特别麻烦，例如香港一家出版社要汇外汇过来，我们只能申请一个个人外汇账户，先转到个人账户，再转汇给作者。当然，这种操作很不规范，也很麻烦。我们想以出版社身份单独参加港台地区展会也很麻烦，两边都要政审，手续很繁琐。此外，文学作品翻译难度大，国内外评价标准不同，地域文化差异大，现实题材的文学图书，国外读者阅读起来有一定困难。如今，现代作家自身水平也达不到较高水准，像林语堂的书在海外就很受欢迎，而现代作家能达到他的造诣的就不多，所以文学图书走出去的难度要比其他类别的图书困难大得多。    作家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刘芳认为，文学类版权在引进与输出的过程中，整个出版行业热衷于排行榜和知名度，呈一窝蜂状态，缺少对国内国外出版业和读者阅读的深入分析。解决图书版权贸易窘迫的手段是，出版业要开拓眼界，认真思考、研究出版深层症结，面对市场，把握读者脉象。国内整个图书行业，文学版权书的输出大概达不到2％～3％，管理部门应组织出版界人士交流心得，构建有效平台，因为整个出版业，对文学版权书的输出都缺乏经验，也缺乏一个合适的平台将自己的图书译介出去。政府部门需要重视文学版权书的输出问题，简化手续。如今，国内图书译介出去之后，面对的读者也大多是海外华人。我非常看好文学作品的版权输出，一方面中国经济强国的位置已经日益明显，国外人士对中国有兴趣，作家社就有很多知名作者被推荐到国外出版界，但因为翻译的问题，诸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甚至日语等的翻译都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很难输出到国外。    译林出版社版权部赵薇认为，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差异，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阅读口味不同，所以很难打开市场，比如外国的儿童读物多以图为主，而中国的儿童读物多以认字为主。同时，国内图书版权的输出缺乏总体策划。在图书版权贸易中，如果没有利润，出版只是为文化交流作贡献，而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版权交易，过多出版社则难以承受。解决目前版权困境的手段，最好是与外国出版社的合作，鼓励外国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现在国家虽然对翻译有资助，但支持力度还是有些不够。    上海译文出版社版权部主任江品轩认为，目前有很多个人工作室加入到版权引进领域中，由于工作室对版权业务不熟悉，经常引起价格向上大幅波动，给国外权利人造成错误的心理价位。版权贸易最好的方法是，向国外出版社和权利人详细解释中国出版现状，表明正规出版社的实力和对图书的规划能力，取得对方信任。　　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版权相关人士认为，如果国家能设立文学类图书输出版权基金，为版权输出提供资金支持，则有利于推动我国原创文学作品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外国读者有机会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了解中国。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外国对中国的关注日益增强、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以及各方的不懈努力，相信版权输出会有光明的前景。外国出版商看中国文学　　韩国国家出版协会会长李钟国　　近几年，中韩文化活动正在积极快速地进展，中国很多出版物都被翻译成了韩文作品，一些中国版权书在韩国销售非常好，像中国著名作家巴金的作品，中国古典作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等韩文作品，都深受韩国民众的喜爱。目前，韩国主要读书群体是青少年，如果把中国优秀的青少年文学作品介绍给韩国，应该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日本讲谈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岳　　整体来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的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些中国文学作品被日本出版人引进出版，如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的作品，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代作家莫言的作品，在日本都有很好的销售业绩，当然，不能否认事实，多数中国文学版权书，销售得并不理想。此外，一些中国当代网络小说，也深受日本青年读者喜爱。最近，在中国很畅销的小说《狼图腾》，我们已购买了版权，即将出版日文版本。　　中国文学版权书难以走进日本书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语言障碍，我们社的编辑没有人懂中文，这对了解中国图书，形成了很大的隔阂。另一个原因是文学版权书制作成本较高，在日本，一本版权书单是版税和翻译费就占一本书成本的12%左右，而且中文文学书翻译难度很大。　　讲谈社出版了很多中国方面的图书，主要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图书，这些书除了引进中文书版权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直接约中国学者写作，然后在日本出版，没有引进版权的环节，中文文学图书目前还没有这样操作的作品。　　现在，多数人认为版权贸易流动的形式是：社会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图书版权，流向相对落后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对这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能否受异国他乡的读者欢迎，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与俄罗斯文学书版权贸易　　俄罗斯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九十年前后，两国文学出版贸易十分活跃，一些著名作家和一些经典作品深受中俄读者喜爱。但在随后的岁月里，两国的文学图书贸易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在我们采访的国内主要几家文艺类出版社中，与俄罗斯的文艺书版权贸易都很少，近几年，作家出版社，没有对俄罗斯文学版权书输出，也没有引进他们的文学版权书；译林出版社，引进俄罗斯图书8种，输出却没有;长江文艺出版社，只引进俄1种俄罗斯图书《好的斯达林》。江苏文艺出版社，俄罗斯方面的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则都没有。     据中华版权代理公司主管俄罗斯版权的张洪波介绍，以往俄罗斯引进中国版权图书，多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养生保健、人物传记、现代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曹禺等经典作家的作品，目前我国一些当代文学开始受到俄罗斯出版界的关注。　　俄罗斯出版官员葛里果力耶夫认为，中俄是世界上两个大国，但两国图书贸易却很少，这与两国的文化水平极不相成，两国正在制定规划，努力改变这种现状。这种怪状不能说是东西方不同文化所形成的隔阂，同样是东方文化，日本和韩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就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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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费用，要具体谈。关键看这本书的畅销程度。通常会采取首付＋根据出版或加印数量提成的方式。首付额以及提成额根据作者的知名度，书的市场状况有所不同。2、占有版权时间也要和作者谈。3、盗版且不谈。要看买下著作权的范围，比如是全世界范围的还是中国范围的独家拥有等等，如果合同约定在某一范围独家拥有有声版的权利，则作者不能在同一范围内转授权他人使用。4、向谁买，取决于作者是否已经把所有权利都转让给出版社或其他什么个人或单位。简单说，就是谁有权利，你就向谁买。5、购买几种语言等等具体情况，都可以具体谈。你可以只买一种，也可以选择几种买。6、不管怎么样，在中国出版文字或有声资料，都需要经过批准，拿到出版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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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简 化 字 转 繁 体 字 的 尴 尬游修龄简化汉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始推行，到现在已满五十年了，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当年读小学时，学的还是繁体字，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已普遍学习简化字，越年轻的对繁体字越陌生、直至全不认识。一些古典小说、书籍不得不改用简体字重新排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去说它。重要的是，简化字只限于大陆通行，香港、台湾及海外几千万华侨，以及部分使用汉字的日本、韩国，使用的仍是繁体字，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简体和繁体的接触交流频繁，产生原先意料不到的很多麻烦。人民日报等少数报刊不得不专门对外出版繁体字版，电脑上也有简体和繁体相互可以转换的软件，以便交流。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海外人士和国内人士共处的场合，采用把部分变动较大的简化字，转换成繁体，以利交流。这种权宜之计，带来了方便，也闹出不少尴尬笑话。个人偶然接触到的就有“慈嬉太后”转换成“慈嬉太後”；“星转斗移”转换成“星转閗移”；“莫干山”转换成“莫幹山“；“九亿神州尽舜尧”转换成“九亿神洲尽舜尧”；“万里长征”变成“萬裏长征”。“欲穷千里目”变成“欲穷千裹目”。在《李清照》电视剧中，演员把陆游诗句“五千仞岳上摩天”写成“五千仞狱上摩天”；一位书法家，给河南朱仙镇岳飞庙题字，误以为岳是简化字，特意把它恢复成繁体“嶽飛”；有些年轻的书法家，为了显示使用繁体，常常弄巧成拙，把“谁云”写作“谁雲”，有时又把正确的“白髮”，错写成“白發”。书法家如果没有汉文化的根底，光练简化字，不注意兼谙繁体字，一旦需要简繁转换，临渴掘井，随便找个对应的同音繁体字转换，是一定要陷于尴尬的。遗憾的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行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竟然也有好些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别字，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错为“读万卷书，行万裏路”。偏偏在这套负责编辑人员名单中，列出主编4 名、设计2 名、主摄影2 名、责任编辑1 名、监制 3 名，出版人2名，电脑制作者3名，共计15名（除去重复者）之多，大家都不愿失此流芳百世的好机会，结果却留下了尴尬。 简转繁所引出的这些尴尬，常常成为报刊文章指摘、讽刺的谈资，公正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错写的人，当初制订简化字的专家们，也难辞其咎。汉字的简化本来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起源于民间，而非官方和读书士人。如《三国演义》流行以后，明朝民间手抄本，即把劉備、闗雲長、張飛简化为刘备、関云长、张飞。五十年代第一批简化字即吸收了民间这些现成的简化字（関又进一步简化为关），因为是历史流行的传统，约定俗成，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如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用行政手段颁布推行一批“创造”的简化字，因为未经过历史的实践考验，即使通过学校教育、报刊发行，造成畅行无阻的局面，看来已经成功，实际上埋下了各种矛盾。比如海内外交流的隔阂问题，现代和古代文献的沟通问题，繁体古诗词的简化困难问题，以及简体繁体的转换问题等。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简化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凡是规律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程，所谓欲速则不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推行简化字的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从简趋繁，增加笔划，才能创造大量新生字，以满足日益增长表达的需要；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笔划太少，不可能拼造出很多的字来，所以五划以下的字在全部汉字中，不论简体、繁体都只占极小的比例；反之，笔划在20划以上的繁体字（或简体字）在全部汉字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繁简，都以9—15划之间的字数为最多，这是汉字的特点。现行简化字，着意于简省笔划，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简为“设”（从11划减为6划），孤立地看，简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词组里，“我设法解决”，很容易错看或错排印为“我没法解决”。汉字同音字太多，主要籍字形区别，因简化而把字形混淆，是降低了汉字的优点。又如“里”，专指里程，以里为声符构成的字有理、狸、鲤、锂、俚、埋、裏、裡等，简化字用里代替裏（裡），两者意义不同，一带需要转换，便出现上述“万裏长征”、“欲穷千裹目”的笑话。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机”和“后”，与看“機”和“後”所化的时间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化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于简化后字形相似，无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鉴别一下，以免弄错。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海外人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是这些字。而看“設”和“没”，“倫”和“論”，“鳯”和“風”，“倉”和“侖”，“歴”和“厲”等，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划地写。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试看历史人物遗留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用的都是行书，任何笔划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以上所说，并非主张恢复繁体字，这里只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过快地推行简化字，给予历史的回顾和述评。简体转繁体的麻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为今之计，正如一些专家所倡的，可以考虑“识繁写简”，即在小学课本里、中小学生字典里，在简体字旁附上繁体，老师不教，也不要求学生写，让学生在捎带接触中，有个印象就可。这样一来，以后学生如有机会看到繁体“歴”、“鳯”等字，就自然而然想起它是“历”、“凤”的繁体。载《深圳特区报》 日，第6 版
文化大革命时期改的 因为文盲所占的比重很大 不改的话 文盲数量就没办法消除
简 化 字 转 繁 体 字 的 尴 尬游修龄简化汉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始推行，到现在已满五十年了，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当年读小学时，学的还是繁体字，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已普遍学习简化字，越年轻的对繁体字越陌生、直至全不认识。一些古典小说、书籍不得不改用简体字重新排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去说它。重要的是，简化字只限于大陆通行，香港、台湾及海外几千万华侨，以及部分使用汉字的日本、韩国，使用的仍是繁体字，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简体和繁体的接触交流频繁，产生原先意料不到的很多麻烦。人民日报等少数报刊不得不专门对外出版繁体字版，电脑上也有简体和繁体相互可以转换的软件，以便交流。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海外人士和国内人士共处的场合，采用把部分变动较大的简化字，转换成繁体，以利交流。这种权宜之计，带来了方便，也闹出不少尴尬笑话。个人偶然接触到的就有“慈嬉太后”转换成“慈嬉太後”；“星转斗移”转换成“星转閗移”；“莫干山”转换成“莫幹山“；“九亿神州尽舜尧”转换成“九亿神洲尽舜尧”；“万里长征”变成“萬裏长征”。“欲穷千里目”变成“欲穷千裹目”。在《李清照》电视剧中，演员把陆游诗句“五千仞岳上摩天”写成“五千仞狱上摩天”；一位书法家，给河南朱仙镇岳飞庙题字，误以为岳是简化字，特意把它恢复成繁体“嶽飛”；有些年轻的书法家，为了显示使用繁体，常常弄巧成拙，把“谁云”写作“谁雲”，有时又把正确的“白髮”，错写成“白發”。书法家如果没有汉文化的根底，光练简化字，不注意兼谙繁体字，一旦需要简繁转换，临渴掘井，随便找个对应的同音繁体字转换，是一定要陷于尴尬的。遗憾的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行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竟然也有好些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别字，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错为“读万卷书，行万裏路”。偏偏在这套负责编辑人员名单中，列出主编4 名、设计2 名、主摄影2 名、责任编辑1 名、监制 3 名，出版人2名，电脑制作者3名，共计15名（除去重复者）之多，大家都不愿失此流芳百世的好机会，结果却留下了尴尬。 简转繁所引出的这些尴尬，常常成为报刊文章指摘、讽刺的谈资，公正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错写的人，当初制订简化字的专家们，也难辞其咎。汉字的简化本来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起源于民间，而非官方和读书士人。如《三国演义》流行以后，明朝民间手抄本，即把劉備、闗雲長、張飛简化为刘备、関云长、张飞。五十年代第一批简化字即吸收了民间这些现成的简化字（関又进一步简化为关），因为是历史流行的传统，约定俗成，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如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用行政手段颁布推行一批“创造”的简化字，因为未经过历史的实践考验，即使通过学校教育、报刊发行，造成畅行无阻的局面，看来已经成功，实际上埋下了各种矛盾。比如海内外交流的隔阂问题，现代和古代文献的沟通问题，繁体古诗词的简化困难问题，以及简体繁体的转换问题等。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简化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凡是规律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程，所谓欲速则不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推行简化字的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从简趋繁，增加笔划，才能创造大量新生字，以满足日益增长表达的需要；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笔划太少，不可能拼造出很多的字来，所以五划以下的字在全部汉字中，不论简体、繁体都只占极小的比例；反之，笔划在20划以上的繁体字（或简体字）在全部汉字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繁简，都以9—15划之间的字数为最多，这是汉字的特点。现行简化字，着意于简省笔划，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简为“设”（从11划减为6划），孤立地看，简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词组里，“我设法解决”，很容易错看或错排印为“我没法解决”。汉字同音字太多，主要籍字形区别，因简化而把字形混淆，是降低了汉字的优点。又如“里”，专指里程，以里为声符构成的字有理、狸、鲤、锂、俚、埋、裏、裡等，简化字用里代替裏（裡），两者意义不同，一带需要转换，便出现上述“万裏长征”、“欲穷千裹目”的笑话。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机”和“后”，与看“機”和“後”所化的时间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化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于简化后字形相似，无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鉴别一下，以免弄错。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海外人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是这些字。而看“設”和“没”，“倫”和“論”，“鳯”和“風”，“倉”和“侖”，“歴”和“厲”等，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划地写。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试看历史人物遗留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用的都是行书，任何笔划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以上所说，并非主张恢复繁体字，这里只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过快地推行简化字，给予历史的回顾和述评。简体转繁体的麻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为今之计，正如一些专家所倡的，可以考虑“识繁写简”，即在小学课本里、中小学生字典里，在简体字旁附上繁体，老师不教，也不要求学生写，让学生在捎带接触中，有个印象就可。这样一来，以后学生如有机会看到繁体“歴”、“鳯”等字，就自然而然想起它是“历”、“凤”的繁体。载《深圳特区报》 日，第6 版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很早了，早在50、60年代就有几次，现在使用的简体字，部分是不变的，有的却更简便了，有的不那么简便了。例如如今的“二”字，最初简化是使用“[二戈]”，后来改为“二”，但是正式场合里面还是使用“貳”字。有关转换的一些事情，请看以下文章：简化汉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始推行，到现在已满五十年了，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当年读小学时，学的还是繁体字，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已普遍学习简化字，越年轻的对繁体字越陌生、直至全不认识。一些古典小说、书籍不得不改用简体字重新排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去说它。重要的是，简化字只限于大陆通行，香港、台湾及海外几千万华侨，以及部分使用汉字的日本、韩国，使用的仍是繁体字，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简体和繁体的接触交流频繁，产生原先意料不到的很多麻烦。人民日报等少数报刊不得不专门对外出版繁体字版，电脑上也有简体和繁体相互可以转换的软件，以便交流。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海外人士和国内人士共处的场合，采用把部分变动较大的简化字，转换成繁体，以利交流。这种权宜之计，带来了方便，也闹出不少尴尬笑话。个人偶然接触到的就有“慈嬉太后”转换成“慈嬉太後”；“星转斗移”转换成“星转閗移”；“莫干山”转换成“莫幹山“；“九亿神州尽舜尧”转换成“九亿神洲尽舜尧”；“万里长征”变成“萬裏长征”。“欲穷千里目”变成“欲穷千裹目”。在《李清照》电视剧中，演员把陆游诗句“五千仞岳上摩天”写成“五千仞狱上摩天”；一位书法家，给河南朱仙镇岳飞庙题字，误以为岳是简化字，特意把它恢复成繁体“嶽飛”；有些年轻的书法家，为了显示使用繁体，常常弄巧成拙，把“谁云”写作“谁雲”，有时又把正确的“白髮”，错写成“白發”。书法家如果没有汉文化的根底，光练简化字，不注意兼谙繁体字，一旦需要简繁转换，临渴掘井，随便找个对应的同音繁体字转换，是一定要陷于尴尬的。遗憾的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行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竟然也有好些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别字，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错为“读万卷书，行万裏路”。偏偏在这套负责编辑人员名单中，列出主编4 名、设计2 名、主摄影2 名、责任编辑1 名、监制 3 名，出版人2名，电脑制作者3名，共计15名（除去重复者）之多，大家都不愿失此流芳百世的好机会，结果却留下了尴尬。 简转繁所引出的这些尴尬，常常成为报刊文章指摘、讽刺的谈资，公正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错写的人，当初制订简化字的专家们，也难辞其咎。汉字的简化本来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起源于民间，而非官方和读书士人。如《三国演义》流行以后，明朝民间手抄本，即把劉備、闗雲長、張飛简化为刘备、関云长、张飞。五十年代第一批简化字即吸收了民间这些现成的简化字（関又进一步简化为关），因为是历史流行的传统，约定俗成，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如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用行政手段颁布推行一批“创造”的简化字，因为未经过历史的实践考验，即使通过学校教育、报刊发行，造成畅行无阻的局面，看来已经成功，实际上埋下了各种矛盾。比如海内外交流的隔阂问题，现代和古代文献的沟通问题，繁体古诗词的简化困难问题，以及简体繁体的转换问题等。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简化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凡是规律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程，所谓欲速则不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推行简化字的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从简趋繁，增加笔划，才能创造大量新生字，以满足日益增长表达的需要；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笔划太少，不可能拼造出很多的字来，所以五划以下的字在全部汉字中，不论简体、繁体都只占极小的比例；反之，笔划在20划以上的繁体字（或简体字）在全部汉字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繁简，都以9—15划之间的字数为最多，这是汉字的特点。现行简化字，着意于简省笔划，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简为“设”（从11划减为6划），孤立地看，简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词组里，“我设法解决”，很容易错看或错排印为“我没法解决”。汉字同音字太多，主要籍字形区别，因简化而把字形混淆，是降低了汉字的优点。又如“里”，专指里程，以里为声符构成的字有理、狸、鲤、锂、俚、埋、裏、裡等，简化字用里代替裏（裡），两者意义不同，一带需要转换，便出现上述“万裏长征”、“欲穷千裹目”的笑话。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机”和“后”，与看“機”和“後”所化的时间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化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于简化后字形相似，无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鉴别一下，以免弄错。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海外人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是这些字。而看“設”和“没”，“倫”和“論”，“鳯”和“風”，“倉”和“侖”，“歴”和“厲”等，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划地写。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试看历史人物遗留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用的都是行书，任何笔划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以上所说，并非主张恢复繁体字，这里只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过快地推行简化字，给予历史的回顾和述评。简体转繁体的麻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为今之计，正如一些专家所倡的，可以考虑“识繁写简”，即在小学课本里、中小学生字典里，在简体字旁附上繁体，老师不教，也不要求学生写，让学生在捎带接触中，有个印象就可。这样一来，以后学生如有机会看到繁体“歴”、“鳯”等字，就自然而然想起它是“历”、“凤”的繁体。
因为文盲太多了 不简化不行的
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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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费用，要具体谈。关键看这本书的畅销程度。通常会采取首付＋根据出版或加印数量提成的方式。首付额以及提成额根据作者的知名度，书的市场状况有所不同。2、占有版权时间也要和作者谈。3、盗版且不谈。要看买下著作权的范围，比如是全世界范围的还是中国范围的独家拥有等等，如果合同约定在某一范围独家拥有有声版的权利，则作者不能在同一范围内转授权他人使用。4、向谁买，取决于作者是否已经把所有权利都转让给出版社或其他什么个人或单位。简单说，就是谁有权利，你就向谁买。5、购买几种语言等等具体情况，都可以具体谈。你可以只买一种，也可以选择几种买。6、不管怎么样，在中国出版文字或有声资料，都需要经过批准，拿到出版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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