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转的「反转世界」，真的存在？ - 探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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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主要内容：
自人类出现以来，人们便开始了对月球无止境的探索。关于月球形成的原因，分裂说、俘获说、迷你地球说等各种学说众说纷纭。威廉·哈特曼根据神话故事提出撞击说，但是未被广泛接受。圣杯探测器环绕月球飞行或为撞击说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特殊传感器也呈现了月球地表的景象。敬请收看。
（《探索发现》
宇宙探秘（二）：月球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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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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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简介：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栏目是电视史上第一个大型与类的纪录片栏目，于日开播。“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是《探索·发现》的栏目宗旨和始终如一的追求。栏目以纪录片的手法，讲述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地理、文化的故事，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挖掘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和人物命运，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恢弘，是“中国的地理探索，中国的历史发现，中国的文化大观”。&简介　　　　栏目名称:　探索·发现《探索·发现》　　首播频道:　　　　　播出时间:　首播：周一至周日21：25&　　重播：次日10：3515：45　　主 持 人：　任志宏　　官网地址:　　　栏目电话：　　　栏目邮箱：　　　《探索·发现》倡导“娱乐化”的理念，采用讲述精彩故事，设置引人入胜的悬念，运用生动的电视声画手段，向呈现出一部部既有较高文化品位、知识内涵，又有很强观赏性和娱乐性的电视节目。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是《探索·发现》的栏目宗旨和始终如一的追求。　　《探索·发现》开播四年多以来，制作和播出了1000多集的节目，其中有一大批节目，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如大型系列节目《考古中国》（45集）、《世界之档案》（30集）、《秘境追踪》（38集）、《极地跨越》（148集）、《走进》（102集）、《丧钟为谁而鸣》（7集）、《历史不容忘却》（53集）等；　　两台大型直播节目：《古文明 新发现—埃及金字塔考古行动》和《嘿！火星》；　　常规节目形成了以《滇缅公路》、《》、《解放战争》为代表的“战争调查”系列；以《三星堆：消失与再生》、《濮阳星图之谜》、《发现虞弘墓》为代表的“考古发现”系列；以《照片背后的故事》、《发现大熊猫》、《东方红卫星传奇》为代表的“历史揭秘”系列；以《红柳的故事》、《寻找滇金丝猴》、《“”遗址揭秘》为代表的“自然探奇”系列。　　《探索·发现》开播以来，有三部作品荣获国际电视节目奖：《红柳的故事》获2002年“科技与社会奖”；《寻找滇》获2002年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TVE”大奖；获2002年“评委会大奖”。　　扩版后的《探索·发现》栏目，将在保持原有的品质基础之上，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在选题的时效性和贴近观众的兴趣点上下工夫，使节目更具观赏性。主创人员　制片人　王新建　　&王新建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曾先后在总编室节目组、社教中心地方组、社教中心纪录片部任、。1989年，创办中央电视台第一个长篇纪录片栏目《地方台50分钟》（后改名《地方台30分钟》），并任制片人，其间制作的纪录片《归还者之路》、《大地的呼唤》，曾获“”二等奖和全国社教节目一等奖，1998年任编导之一的《改革开放20年》，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频道开播后，创办《探索·发现》栏目，并任制片人。 　　主编　盛振华 　　盛振华&　　出生年月：1971年10月出生 毕业院校：、　&　　曾任职务：主编 　　&　　现任职务：《探索·发现》主编，《古文明·新发现：金字塔考古行动》联合总导演 　　&　　代表作：大型纪录片《似水流年》、《顾维钧1919》、《改革开放二十年人物志：地平线》 　　大型直播节目《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九·一八”七十年祭》 　　曾多次荣获和 　　&主编　王林　　王林&　　出生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92年起，在中央电视台总装备部记者站从事纪录片创作。1994年—1999年先后参与中央电视台《》、《热血丰碑》、《新中国》、《中国军队》、《太空英雄》等大型纪录片的摄制。 其中《新中国》获全国“”、全国优秀电视片评选特等奖；《孙子兵法》和《热血丰碑》获全国优秀电视片评选一等奖。 2002年－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任编导。主要作品有两集纪录片《东方红卫星传奇》、五集纪录片《北洋水师》；系列片《世界文化遗产之中国档案》之《敦煌》、《云岗石窟》、《天坛》；中央电视台与合作拍摄的大型系列片《中国邻邦大扫描》导演之一；系列片《秘境追踪Ⅱ》之《登月谜局》、《机械人类》；2005年起，任《探索·发现》栏目主编。&主持人　任志宏　&主持人 任志宏　　任志宏 　男 祖籍 山西 “演播艺术家”称号获得者 职称：主任播音员 中国广播电视主持人节目委员会理事。 现为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栏目主持人、纪录片栏目《探索发现》专职解说、文学栏目朗读人之一。 1992年，朗诵作品获首届全国广播朗诵大赛专业组一等奖。 1995年，获第二届全国广播电视主持人“金话筒”评选金奖。 1998年，在中央电视台担任解说的12集系列片《春节的故事》、纪录片《国交》（上、下部）、《十一世班禅》等，先后获得“中国彩虹奖”一等奖。 1999年，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之际，担任解说的央视重点献礼片——16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新中国》，先后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央电视台1999年优秀节目一等奖、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评选一等奖、全国社教类系列片特别奖。 2000年，《新中国》解说，获第六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长片最佳解说奖”单项奖。 2001年，担任解说的纪录片《祖屋》，获第34届美国国际电影电视节银屏奖银奖；同年，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之际，担任解说的央视重点献礼片——8集大型文献纪录片《使命》、20集文献系列片《歌声飘过80年》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特别奖；同年，担任解说的3集大型电视专题片《伟大的创造》，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2002年，担任解说的4集大型系列片《军旅先锋》，获第十届全军优秀节目系列专题一等奖；同年，担任解说10集电视纪实片《人在单位》；同年，为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担任解说的央视重点献礼片——10集大型理论电视专题片《走进新时代》、5集大型文献片《世纪宣言》等，均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2003年，担任解说的央视6集文献纪录片《宋庆龄》获全国电视“金鹰奖一等奖”；担任解说的央视10集文化纪录片《江南》获全国“星光奖一等奖”；同年，担任解说的央视20集大型电视艺术专题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2004年，参与《名家朗诵——聆听经典：“叶圣陶散文”、“欧阳修诗词”作品欣赏》cd的出版演播；担任解说电影纪录片《百年毓秀》、《千秋三峡》；10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先念》、6集《陈嘉庚》等。 从业宗旨：只求品位，不求轰动。探索发现之《发现黄帝城》　　第一集&& 古城传说&　　在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的台地上，有一座古城遗址残存的城墙，从城外看，仍然有十几米高，城墙上整齐地排列着夯筑城墙时固定夹板的插孔，城墙底部宽约十多米，顶部宽约三米，古城呈正方形，城墙间长宽约500多米，当地人称它为。　　古城内早已被开垦成了农田，几十年来，让当地百姓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他们在耕地时经常发现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这些石头　　　《发现黄帝城》明显带有人工加工的痕迹，有的像铲子，有的像板斧，这些石头是干什么用的呢？还有那些残陶碎瓦，更成了当地农民耕作的障碍。所以，每年播种的季节，他们都要用耙子先将这些石头砖块清理一番。多少年过去了，好像总也清理不干净，同时，当地人都盛传古城里有宝物，这种传说是源于五堡村村民李增怀的祖上，解放前在古城里发掘出几麻袋银锭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解放前，李增怀的祖上，在古城里有一块自耕地，有一年春天，他家里雇用的长工在耕地时，翻出了块生锈变黑的铁块，长工觉得很奇怪，地里怎么会长出铁块呢？收工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块回去，准备向东家问个究竟。傍晚，长工回到村里，李增怀的祖上见到了长工，拿着这块铁块，端详了半天，把铁块往墙角里一扔，说：“一块黑石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然后对长工说：“那块地既然不好耕，就先歇几天，乡里正在赶庙会，你也去看两场戏吧。”长工听了这话，喜出望外，向主人道了谢，便于当晚回家去了。等长工走了以后，李增怀的祖上，连夜带着两个儿子，到长工发现黑石头的地方，挖了起来。经过一夜的挖掘，李增怀的祖上挖到了几麻袋银锭。从此以后，李增怀的祖上一夜暴富，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大户人家。虽然，李家发财的故事早已成为往事，但从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减少了它对村民们渴望一夜暴富的幻想。所以，在古城挖宝，村民们一直抱着浓厚的兴趣，就连小孩也经常三五成群地到这里来寻寻觅觅，希望有意外的惊喜出现，这一情况，在1957年10月，引起了河北省文物部门的注意，于是，他们派出考古调查队，前来考察，考古队的来临更增加了这座古城的神秘气氛，当地人盛传挖宝的人来了，几乎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十里八村，乡亲们得这一消息，都从四面八方赶来看个究竟，考古队经过勘察，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确定了几个点，开始挖探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发掘，从古城里发现了许多古代人使用的生产和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有石镰、石磨棒、陶纺轮等；而属于生活用具的有：陶豆、陶罐等。同时在城内中部的塌陷处还发现了板筑墙，板筑墙的厚度约20公分左右，在城内北部还发现了许多砖瓦碎片。　　根据这些发现，考古队于日在上发表了一条消息，这在中国和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篇消息的标题就是《在黄帝城遗址里发现的》。专家们根据古城里出土的文物初步判断，这座城也许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古代涿鹿城。也就是当地百姓传说的黄帝城。　　涿鹿城，这是一座怎样的城池呢？相传它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的都城，如果这座城真的是黄帝的都城，那么，史学界苦苦找寻的华夏文明的根就有了源头。据记载，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大地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各个氏族部落之间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连年相互征战，祸害百姓，而当时的统治者神农氏炎帝对此却无能为力。这时，黄帝部族在这场兼并争霸战中迅速崛起，许多诸侯都归顺了黄帝，但炎帝不服，因此，黄帝和炎帝两大部落在一个叫阪泉的地方展开争霸战，经过三次大战，黄帝战胜了炎帝，炎帝被迫与黄帝结盟。此外，还有一个实力更加强大的部落集团——东夷集团。东夷集团的首领叫，蚩尤在历史上传说是个骁勇善战的战神，炎帝部落在东迁的过程中，与蚩尤部落发生了冲突，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炎帝无力与蚩尤对抗，一路向北逃亡，蚩尤紧追不舍，追赶到涿鹿一带，无奈，只得向求救，于是，黄炎部落联合，与蚩尤率领的士卒在涿鹿之野展开了决战，经过长时间激烈地较量，黄帝战胜了蚩尤，并将蚩尤擒杀于冀中之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随后，黄帝与各路诸侯会盟釜山，统一了符契，诸侯们拥戴轩辕氏为天子，并尊称他为黄帝。　　黄帝在脚下建起了都城。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涿鹿城仅见于史书记载，而涿鹿城的地望几千年来，众说纷纭，始终是一个谜。甚至连和，是否真的发生过都成了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原国防大学学者房立中教授说：“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两次非常重要的战争，这两场战争规模很大，这两场战争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氏族林立的这么一个局面，开始了走向民族融合，所谓上下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就是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拉开序幕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房立中为了写作他的代表作，就曾多次到涿鹿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多年研究，他坚信，黄帝是信史，帝都在涿鹿。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毫无疑问地发生过，而且影响久远。房立中说：“涿鹿大战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战例，我们在编军事史的时候，就把这个战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战，像咱们这到处都是彩陶，夹沙彩陶就是六、七千年以前的，有些甚至上万年的，随便找个东西就是三千年五千年的，咱们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黄帝就是在这呆着，没到别处去，咱们也不能那么狭隘，这个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都是当时黄帝统领的土地。所以，这个黄帝可能活动在好多地方，活动在很大一个范围，但是这一定是黄帝打仗的一个地方，这个司马迁绝不会说错的”。　　据司马迁记载：“当时黄帝的势力范围东面达到东海，西面达到甘肃一带，南面到达江淮，北面到达内蒙古大草原。而涿鹿是他统治的中心，所以，历史上一直把涿鹿这个地方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中提到的黄帝首都，会盟的釜山，甚至涿鹿、阪泉，这些显赫一时的地方又在哪里呢？今天的涿鹿县，就是《史记》中记载的涿鹿吗？　　王北辰，原是的教授，为了揭开黄帝、炎帝、蚩尤的历史之谜，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就曾多次到涿鹿县考察。他根据史料记载，在涿鹿大地上寻访黄、炎、蚩时代的历史遗迹。如今，他虽然已经去世了，但他留下的这篇《涿鹿 阪泉 釜山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王北辰教授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典籍发现，记载：“全国只有一个涿鹿县，位于上谷郡内”。上谷郡就是今天河北省宣化县，宣化县距离涿鹿县仅有40公里，当时上谷郡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张家口市。查上谷郡由来已久，战国时属于燕国的管辖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仍然设上谷郡，到了汉代，同样沿袭了秦的旧制。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育大说：“著名学者北大的博士生导师王北辰教授认为：既然在汉代以前全国只有一个涿鹿县，那么，作为汉代的史官司马迁考察的就应该是上谷郡的涿鹿县，而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五帝本纪》，还曾经北过涿鹿，专门对涿鹿进行了考察，这个在《史记》上都有明确的记载。”　　赵育大，原是涿鹿县局长，王北辰教授几次到涿鹿县考察就是由他陪同的。十几年来，赵育大对黄帝、炎帝、蚩尤的历史之谜，作了深入的研究，对王北辰教授的学术观点，他是认同和赞赏的。他说：“王北辰教授根据汉代上谷郡所管辖的几个县的分析，他认为汉代的涿鹿县就位于今天的涿鹿县的东南方向30公里（处）的矾山镇的三堡村，也就是当地人称为古城的地方。而今天的涿鹿县在汉代称为下洛县，但是，这两个县在当时都归上谷郡管辖”。特别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他在总结了历代的史书典籍之后，根据山川水道的位置，对黄帝的各处史迹记载得更加准确完整。在第十三卷漯水篇的涿水条下记载，涿水出自涿鹿山，东北流向，经涿鹿县故城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并在涿鹿山下建起了都城，涿水向东流又与阪泉水合，然后折向东北汇入漯水。漯水，就是今天的桑干河。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北辰教授对的这一记载，曾多次到涿鹿县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中他了解到尽管过去的一些地名有所变化，但当地的水系、山川基本未变。因此，他在五万分之一的现代地形图上标画出了当地的水系与古迹图。赵育大说：“王北辰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证，实地考察，根据山川水道的位置，确认位于涿鹿县的矾山镇三褒村这座古城，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涿鹿古城，也就是黄帝城”。　　但是，也有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涿鹿古城，从黄帝以后到了春秋时期，在长达2000多年时间里，不见史书记载，直到公元前320年，才在《竹书纪年》里提到。据《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320年间，燕国攻打赵国，围攻浊（涿）鹿，赵武灵王亲率大军前往浊（涿）鹿救援，这里说的浊鹿，就是汉代上谷郡的涿鹿县。这也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第一次出现浊（涿）鹿这个地名。而司马迁撰写《史记·五帝本纪》是在公元前91年，也就是说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距离黄帝时代将近3000年，在这近3000年的历史长河里，涿鹿这个地名是怎么被传承下来的？又如何确定这座古城就是黄帝城呢？要回答这些疑问，只有一种科学手段，那就是借助考古发掘，做进一步的探索。　　1997年3月，文物局根据31名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要求，委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涿鹿古城再一次进行考古发掘，李珺受命担任这次考古发掘队的队长。李君说：“当时，我带了十几个人，进驻现场以后，首先在当地做了一些走访和调查，当地的老百姓对于这座古城是非常崇敬的，他们都说这就是黄帝城，还有不少人就从这座古城里边捡到了一些瓦片、瓦罐，还有石斧、石铲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后却发现，那大多数是战国和秦汉时候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看到以后，我就感觉到压力非常大。”史书记载和百姓传说，都认为涿鹿古城就是黄帝城，1957年的考古发掘报告也这么认为，但是，李珺担心这次发掘，如果找不到黄帝时代的遗物，该怎么办呢？李珺说：“我搞了这么多年考古，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任务这么明确，这几乎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这就使我感觉到责任重大”。李君肩负着这样一个重大使命，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将十几个人分成几个小组，一部分人在外围进行调查，一部分人在城内逐片逐段地对古城进行全面地会诊，甚至对古成的每一个角落也不放过。经过几天的勘察，他们发现古城内外由于村民们开垦种植了庄稼，古城遗址损毁严重，许多有价值的考古信息也遭到了破坏。尽管如此，考古队在十几天的调查中，仍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李珺说：“我们来了以后，分成了几个组，分别对古城内外的古文化遗存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查采样，力求对这个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我们在这个古城东面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文物，但是，在古城南下七旗村附近，也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候晚期的陶片和细石器。”&&　　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据此，李珺初步推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战国，涿鹿古城附近都有人类生活和居住，这在当地一些民间人士搜集到的文物中也可窥见一斑。特别是涿鹿县炎黄文化研究会提供的一件文物，它的完美程度让考古队着实感到惊讶。赵育大说：“1996年，我在黄帝城周围做文物普查，走到一个村，这个村叫下沙河，在黄帝城南的30公里的地方，到这个村去访问，老乡告诉我，一个姓李的家里有一块石头，我就去看，我一看这东西，非常惊讶，非常精美的石器，我后然就用1000元钱，把这个东西收回来了。”这件文物经鉴定，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叫石钺，距今约5000年左右。钺，在古代是王权的象征，但是，像这个钺似乎很特别，它的一端是龙的头，而另一端则是鸮的脑袋，按照赵育大的分析，这也许就是黄帝时代的权柄。赵育大说：“鸮呢，是东夷集团的图腾的一部分，这龙头是黄帝的图腾，这个东西，大约在5000年左右。那就是说，黄帝统一了天下以后，合符釜山，各路部落首领尊黄帝为天子，这个以后出现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什么：融合的文化，是统一的文化。”考古队根据十几天来调查摸底了解到的情况，经过综合分析认为，要弄清涿鹿古城的起始年代，也许只有通过考古发掘，才能还原它的历史面貌。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在城内的东北部选择地层保存比较好，土层堆积比较厚的地方布置探测点，分别在具有代表性的八个区域挖八条探沟，探沟面积根据土层结构而定，大小不一，从6平方米到20平方米不等。通过钻探及发掘，根据地层所反应出来的情况，古城隐藏了几千年的秘密，渐次地呈现出来。他们通过地层的切面分析，最上面的是耕土层，厚10——30厘米，在耕土层下面是战国时期的文化层，及灰土层，这是当时人们生活留下的最直接的证据，灰土层厚达60多厘米。河北省文物局研究员李珺说“我们根据这个探坑剖面的地层和它里面所包含的陶片可以看出来，这些陶片大多数有绳纹、压印纹和弦纹等，而且这里边包含的遗物种类密集程度都十分丰富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测这个城址的延续时间是比较长的，当时的人口也是比较密集的，目前，在北方地区，像这么大规模的古城还是不多见。”特别是在第八探坑里，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这一发现使考古队喜出望外。这座墓的墓葬形制是土坑竖穴墓，墓坑长约2.5米，宽约1.5米，深2米左右。墓里的随葬器物略显简单，但墓里随葬的三件陶器却引起了考古队的重视。因为，在这三件陶器中，有一件陶鼎。李珺说“鼎，在商周时候作为一种礼器，规格是很高的，只有帝王或者是贵族才能够随葬鼎，这也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是在这两座比较小的墓葬里出现了鼎，确实让我们感到费解。”李珺根据墓葬里出土的一鼎二豆的器形、材质和纹理图案判断，这座墓应该是时期的墓葬，墓主人是男性，死亡年龄大约在30——35岁之间。他究竟是王，还是贵族呢？　　李珺经过查阅历史典籍发现，在战国时期，涿鹿归赵国管辖。里记载公元前320年，起兵攻打，首先攻打的，就是赵国的北方重镇涿鹿。赵武灵王得报以后，亲率大军从邯郸出发，长途奔袭500多公里，前往涿鹿抗击燕军，燕军被迫撤退到了勺梁。从赵武灵王对涿鹿的重视程度看，涿鹿，对于赵国来讲是极其重要的，不然，赵武灵王不会亲自带兵，从首都邯郸出征救援。那么，当时镇守这座城池的将领，又是谁呢？李珺说“我查阅了许多史书，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这里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开放时期，这个时期呢，西周时候，许多严格的礼仪制度已经被扬弃。”因此，李珺判断，这个墓里出土的陶鼎，很可能就是一种象征，或者是代表一种希望，希望死者来生称王显贵。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考古队获取了大量的出土文物，李珺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物的研究和分析，确定这些文物大部分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因此，他初步判断，这座城在战国和秦汉时期也许就是它的兴盛时期，但是，它究竟建于何时，从这些出土文物里却无法找到答案，要寻找这座城起始年代的证据，就得到它的关键部位，城墙里去寻找。几天来，李珺围绕着城墙进行自己的观察，有一段西城墙已被当地村民挖去了半边墙体，在城墙裸露的剖面上，李珺发现了夯筑城墙时留下来的穿柱孔，夯层一层一层的十分明显。同时，还发现了许多镶嵌其中的陶片、动物骨渣和料浆石等遗物。因此李珺分析，当年夯筑城墙上的填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就地挖掘的生黄土，另一个则是前人生活遗留下来的灰土。但是，仅凭这些信息和目前所掌握的情况，仍然难以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因此，考古队在总结了前一个月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地思考，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解剖城墙。通过解剖城墙，揭开这座古城隐藏了几千年的历史真相。　　第二集&&& 圣地重现　　涿鹿古城，位于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的台地上，当地人称它为黄帝城，为了弄清楚这座城究竟是不是黄帝城？1997年3月，河北省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队，对涿鹿古城进行发掘考古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和发掘，出土了一些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陶器。但是，对于这座城的其始年代仍然没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因此，考古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解剖城墙，通过解剖城墙，揭开这座古城隐藏了几千年的历史真相。涿鹿古城成正方形，长、宽约500多米，城墙底部宽约10米，顶部宽约3米。但是。由于历史久远，风蚀雨淋，杂草丛生，如不仔细辨认，一般人很难看出这曾经是保护一方安宁的高墙壁垒，加之人类的破坏，四面的城墙都遭到不同的损毁。为了彻底弄清楚这座古城，究竟是不是黄帝城，考古队决定在保存比较完好的西城墙南段开一个探方，希望通过这次发掘，揭开史学界几十年来对这座古城的种种猜测和疑惑。河北省文物局研究员李君说：“我们准备对这个城墙的横切面做一个解剖，通过它的横切面，了解城墙的构造和它的建筑方法以及建筑城墙时可能留下的能够断代的相关证据。”考古队经过20多天的风吹日晒，发掘了一个长3米宽2米的探方，探方掘进深度已达3米多深，同时，考古队还开辟了一条50多米宽的探沟。这时，越往下挖城墙越显得坚硬，李珺从这个夯土层的坚硬程度判断，这座城墙的建筑工艺采用的应该是夹板夯筑法。夹板夯筑法，也就是在城墙的两边用木版遮挡，用绳索或者是木棒将两边的木版连接加固，然后在木版围成的箱子里填土夯筑。在后来的挖掘过程中完全证明了李君的判断，每个夯层都有穿绳孔和穿柱孔，穿绳孔直径约5厘米，穿柱孔直径约18厘米，就在考古队从上而下发掘的过程中，在每一层的夯土层里都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从夯土的土质结构看均为黄土层，但是，& 黄土层里面却夹杂有灰陶片、红陶片、陶纺轮，甚至还有兽骨之类的东西。李珺说：“我们在往下挖的每一层都发现了一些陶盘、陶纺轮、绳纹板和简挖碎片这种遗物，此外，还有蚌壳或者是兽骨等，我们从这些残存的陶片观察，它们的烧制工艺与我们在古城里捡到的和在探抗里发掘到的陶片均有所不同。这些陶片里面，它多数夹杂着云母或者是这个贝壳的粉末，我们看这些陶片要早于战国。”既然这些陶片早于战国，那么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当时建这座城的人故意放进去的呢？还是把前人生活的垃圾土运到了这里作为城墙填土的呢？这些疑问使李君百思不得其解。李珺说：“所以说，这些残碎的陶片不但没有给我们以启示，反而更加让我们糊涂了。”经过十多天的发掘，考古队在20平方米的探方中，发掘深度达7米，由此可以看出这座城墙的高度在7米以上。但是，7米高的城墙却有43个夯层，每个夯层的厚度在20厘米左右，从这个夯层的密集程度看，当时的人们确实希望把这座城建得牢不可破，因为夯层越薄、越密集，城墙就越坚固。但是，这些特点只能说明城墙的建筑技术高明，仍然不能为其断代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李珺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对这次发掘几乎要失望了的时候，奇迹又出现了。”&　　说来也巧，那天考古队员们收拾完工具准备离开，可是，李珺仍然觉得不甘心，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吸引着他。李珺拿着一个小铲子不停的在探抗的墙壁上敲击，当他敲到最底下一层的时候，忽然，听到了“空空”的声音，那声音告诉他，里面可能是空洞，面对这一惊人的发现，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又都振奋了起来。眼前这一重大发现，考古队员们都欣喜万分，一个多月来的疲惫情绪顿时一扫而光，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坚硬的墙壁一点点地抠了下来，生怕把墙壁里的器物打碎。李珺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是一件掺和着云母的夹沙红陶。釜，就是古代人用来煮饭的钵。经过清理，考古队发现陶釜内装有猪、狗的下颚（颔）骨，还有动物肢骨、牛肋骨和鹿角等。其中，牛肋骨还经过了磨制，四边整齐，已折为三段，另外还有精心打磨的玉石片，显得光亮如新。观察釜的底部，并没有烟熏火烧的痕迹，说明这个釜做好之后，就被放到了城墙里了，没有作为实际生活炊具使用过。从釜内的遗物及其组成的情况来看，李珺分析，这可能是建造城墙时，专门用于祭祀的。李珺说：“在古代，人们在大兴土木时，都要进行宰牲祭祀的活动，就像现在人们建楼盖房奠基剪彩一样，这个釜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了它，我们就可以给这座古城断代了，这个斧，从它的形制特点、烧制工艺上来看，它是一个典型的战国时期的器皿，它埋藏在这个城墙的最底层，说明建这座城墙的时候，就把它放了进去。”既然这座城是战国时期的都城，历代史书为什么要把它作为黄帝城一直记载下来呢？它们之间有无联系？是历代史学家的讹传呢？还是涿鹿古城就是黄帝都城的真正素地呢？李珺说：“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在肯定了现存的涿鹿古城为战国所筑的同时，那些夹杂在城墙里的陶片，却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从陶片的陶胚来看，像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的，但是，由于陶片过于破碎，它的图案、器型，都无法明确地辨认出来，所以，我们一时也难以下这个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它一定要早于战国。”　　为了寻找与之相似的文化现象，连续几天，李珺围绕着城墙仔细地勘察，果然，他在古城东北角的墙基下，发现了一个20多厘米厚的浅灰色文化层，李珺判断，这很可能是古代人留下的灰抗，在这个灰坑的断面处，他惊奇的发现了一些彩陶片，这些陶片对于李珺来说，是十分熟悉的，从它的烧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李君一眼便认出了这是仰韶时期的陶片，一个多月来的苦苦找寻和思考，此时此刻对于李珺来说犹如拨云见日，这些陶片与城墙里发现的那些碎陶片应当属于同一个时代，也就是仰韶时期，这一发现让李珺惊喜过望，近两个月来的焦虑和困惑顿然消失。同时，他开始相信，当地百姓们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并非空穴来风。仰韶文化是上个世纪20年代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期古代人的历史遗迹，距今约为7000年至5000年，依照考古学上的惯例，这处古人类遗址就以仰韶村命名为仰韶文化，从此以后，凡是发现同样类型文化遗迹，都被视为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仰韶时期的陶器，表面绘制有图案，是它重要的标志之一，陶器类型多是这种红底黑彩的罐、盆和小口尖底瓶，而在涿鹿古城里发现的这些陶片与仰韶时期的陶片完全一致，说明在5000多年前，具有仰韶文化特征的这个族群就已经到达了涿鹿一带。因此，李君判断，涿鹿古城很可能是在仰韶时期人类活动的遗址上重新建造起来的，所以，长期困惑考古学家们的一个问题似乎有了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为什么考古队几次在涿鹿古城调查发掘却难于发现仰韶文化的踪影，从仰韶时期到战国时代延续了2700多年，在这2700多年当中，由于当时的人们筑城、建房，不断从前人生活的基础上取土，使得仰韶文化时代的文化层，遭到了破坏，根据这些情况李君分析，涿鹿古城目前存在的城垣始建于战国，那么，它又是什么时候被毁的呢？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撰写《水经注》时，已经称古代涿鹿县为涿鹿故城了。说明古代涿鹿县在北魏以前就已经被废。因此，李珺推测，古代涿鹿城从战国时期兴建到秦代设置县，经历了汉、三国、东晋、西晋和南北朝时期，历时长达约700多年。大约在北魏时期被废，降格为一般城镇，在此后的1500多年里，涿鹿作为一个县，从中国的历史中消失，而以黄帝城的名义被历代史书所记载。直到1914年，将原来的保安县也就是汉代的下洛县改名为涿鹿县一直沿用至今。当涿鹿古城的兴衰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那就是，即使仰韶时期涿鹿古城有人类居住和生活过，也不能说明它就是黄帝城，那么，涿鹿古城，究竟是不是黄帝城呢？要证明这一点，还需要专家在涿鹿大地甚至桑干河流域继续寻找更多的相关证据。　　这里存放的这些文物是20多年前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和张家口博物馆共同组成的张家口考古队在蔚县壶流河流域发掘出土的一部分。这些文物历史久远、内容丰富，每一件碎陶片都是一个民族迈向文明社会的印记，每一种文化类型都隐藏着一个民族传奇的故事。这位老人叫孔哲生，他原是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些文物就是由他带队于1979年至1984年在河北省蔚县发掘的新石器时期的文物。孔哲生说：“这里头的东西，这个内容非常丰富。这些大量的文物里，大体上分三个时期，有相当于仰韶时期的，有相当于龙山时期的，还有夏商时期的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仰韶时期的文物，这个就相当于龙山时期的文物，这边就是夏商时期的东西。”这些文物发掘出来的时候，全是一些陶器碎片，经过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多年来的整理、拼对、粘合，才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它们的真实面貌。这些在普通人眼里看似雷同的坛坛罐罐，究竟隐藏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它们与黄帝、炎帝、蚩尤所代表的三大部落集团有什么样的关系？专家们又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蔚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南部，背靠长城，面临太行山脉，东与涿鹿县接壤，北与阳原、宣化为邻，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1976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曾在桑干河与壶流河流域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蔚县的筛子绫罗、三关和庄窠，以及涿鹿县的龙王塘等地，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文化遗迹。在这些地方的表土层和台地的断面上，散落着大量的陶器碎片。这些文化遗迹和遗物，到底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留下来的呢？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孔哲生说：“这个当然是在发掘过程中间认识的，在发掘以前不可能认识，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得通过发掘，把这些东西挖出来了，而且通过初步整理了，那么，就逐步地认识了这些特点。”当时，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文化层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为了了解蔚县壶流河流域史前文明的足迹，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84年对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长达6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孔哲生说：“我们在那个蔚县壶流河流域发掘了这个庄窠、筛子绫罗、四十里坡和三关等遗址，总的发掘面积是50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地下文物。”三关遗址，位于河北省蔚县西合营镇三关村，遗址处在三关河两岸的台地上，面积约有2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达5米左右，1979年，张家口考古队就是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地发掘。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发掘的现场已经回填，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了6座房屋遗址和20多座墓葬以及大量的陶器和骨制品。发掘出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一般在40平方米左右，它们之间的距离不等，最近的距离只有4米。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4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考古队在这6个房屋的遗址上，发掘出了许多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石磨棒、石斧、矢镞和石纺轮等，而陶器多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大都是一些泥陶和夹沙陶，器型有罐、钵、甑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这种小口尖底瓶。考古学家们经过认真观察发现，这些陶器的形制和图案特点与仰韶时期庙底沟类型的陶器特点十分相似。孔哲生说：“在三关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它和那个庙底沟遗址发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很明确地说，这就是庙底沟的东西，庙底沟类型的文化。”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在陕西临潼的半坡和河南陕县的庙底沟又发掘了两个仰韶时期的大型遗址。这两个地方出土的典型器物，就是这种小口尖底瓶和彩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是葫芦口型，而庙底沟类型的小口尖底瓶则是双唇型。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半坡类型是以鱼形图案为主，而庙底沟类型则是以玫瑰花图案为主。因为这一文化发源于陕西的华山脚下，所以，有人认为，这就是华夏族称谓的由来，玫瑰花也许就是华夏族崇拜的图腾。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仰韶文化的器形特点、发展脉络和它们所处的年代，认为仰韶文化就是传说中神农氏时期的文化遗存，也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源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神农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它包括了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那么，炎黄时代大概是从7000年前开始到5000年前结束，前后延续了大约2000年。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炎黄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走向了父系氏族社会，这一记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大体是对应的。”因此，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就是传说中的炎帝部落的文化遗存，而仰韶时期的庙底沟类型是传说中的黄帝部族的文化遗存。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这两大部族同时来到张家口境内的壶流河流域，就耐人寻味了。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孔哲生说：“庙底沟类型，它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东西，它是从西边过来的。庙底沟文化，它是从庙底沟那里过来的，过来以后它又走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考虑，这和蔚县特殊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蔚县正好处于东西南北的交叉口，那么就是说，它从东边来的东西，或者西边来的东西，南边来的东西，北边来的东西，它有时候可能就在这里停留一下，表现出来的，它就是来去匆匆嘛。”一种文化的出现，应当有它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而在这里，考古学家门却看不出仰韶文化的演变过程，它们突然地出现，又神秘地消失了。是什么人把它们带到了这里呢？这个族群为什么而来？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呢？这种文化的突变性，说明在那一段历史当中，在这一地区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突发事件，才导致这个文化群体蜂拥而至，又匆匆忙忙地消失了。而留下的这些文化的碎片，让今天的人们去努力地猜想。那么，在距今5000多年前，在桑干河流域，或者是在涿鹿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事件？专家们决心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揭开这个历史的谜团。　　第三集&& 追根溯源　　近年来，河北省文物部门，在桑干河流域发现的一系列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引发了考古界与史学界寻根的热情，有的专家认为，仰韶文化就是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两个部族创造的文化，他们在东迁的古过程中，把仰韶文化带到了桑干河流域。但是，考古学家们却看不出它们的传播途径和演变的过程，它们突然地出现又神秘的消失了。那么， 它们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呢？　　王震中，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炎黄文化的研究为了弄清楚黄帝、炎帝的历史之谜，他先从寻找仰韶文化的源头着手，通过查阅大量的考古资料，他发现西安半坡和河南庙底沟这两处仰韶时期的文化遗迹，是通过一个文化母体演变而来的，那么，这个文化母体又来自哪里呢？他说：“要追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这两个文化群体的根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大约距今7000多年前生活在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一带的先民们，是他们创造的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里面有非常典型的一种器物，叫做小口尖底瓶，也被称作为葫芦型尖底瓶，这种尖底瓶里边，半坡类型尖底瓶，它的沿是直口型的，庙底沟类型的口沿被称为重唇型，也就是双重型的，所谓双重型呢，就是在口沿上又叠压了一层口沿，这两种口沿的尖底瓶在陕西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都有大量的发现”。与此相关的鱼鸟图像，花卉图案的产生时间也都在陕西省北首岭得到证实。这就是说，在距今5500多年以前，仰韶文化是统一的，从距今5500年起，统一的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发生了文化的裂变，才产生了半坡和庙底沟这两种类型。那么，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与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这两大族群有什么关系呢？王震中说：“战国时的《国语·晋语》是这样记载的：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少典的人娶了有蟜氏为妻，生了黄帝和炎帝，黄帝生活在姬水一带，炎帝生活在姜水一带，他们成年以后，都有了各自的领地，黄帝建立了姬姓部落，炎帝建立了姜姓部落。由此可见，他们二者是由同一个族群分化而来的”。根据一些专家考证，姬水就是源于今天陕西麟游的漆水，而姜水是陕西省宝鸡市渭水上游的清姜河，后来以炎帝为代表的姜姓部落顺着渭河、黄河南岸逐渐向东扩展，到达河南及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以黄帝为代表的姬姓部落沿北洛水南下，到达大荔、朝邑，然后又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朝东北迁徙，经过千里跋涉来到了燕山西北部桑干河流域定居了下来，根据考古发现如果半坡类型就是炎帝部落的文化遗存，庙底沟类型就是黄帝部落的文化遗存，那么。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就是与炎帝和黄帝两个部族的活动范围恰好吻合。他们发源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华山脚下，分布范围西至渭水上游，东过陇海铁路，北到河套和燕山以北地区，南到江汉，因此，在张家口市涿鹿、蔚县一带发现了仰韶文化，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皇帝和炎帝两个部落曾经到达了这一地区。因此，一些专家认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不是传说，而是信史。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和炎帝在一个名叫阪泉的地方发生了冲突，经过三次大战黄帝战胜了炎帝，炎帝被迫臣服了黄帝，并与之结为同盟。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黄帝和炎帝既然同出于一个母系氏族部落，那为什么他们还兵戎相见呢？　　王震中说：“黄帝和炎帝虽然出自同一个亲属部落，但是，后按理他们离开了这个发祥地，又沿着不同的路线向东扩展和迁徙，到阪泉之战的时候已经是相当遥远了。而且当时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是神农氏衰落，诸侯之间相互征战，给百姓带来了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黄帝作为一个强盛的部落，他起兵征服这些作乱者，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炎帝的权威就受到了挑战，因此，他不甘心，与黄帝在阪泉这个地方展开了较量”。黄帝和炎帝虽然在阪泉进行了三次较量，但是，却没有残酷杀戳的记忆，并且通过相争而归于相亲，结为同盟。为后来战胜蚩尤，统一各个部落奠定了基础。因此，王震中认为，这恰好说明了他们在血缘和文化传统上有一定的渊源，那么，阪泉之战的发生地究竟在哪里呢？1981年夏天，涿鹿县矾山镇四堡村有一位农民叫李仲祥，他家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一个古代的墓葬，在这个墓葬里他们发现了随葬的石人、石兽等。许多稀罕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是一块板瓦地券，这引起了当地学者的注意。张家口市文联作家曲辰说：“我去了以后找到了这个李仲祥，当时他家里还保留了一个三足的彩陶香炉，一个绿色的陶碗，有一块长37厘米，宽25厘米的板瓦，上面是用朱砂笔书写的一个地券，从这个地券记录上看幕主人叫郭荣，死于金大定二年，也就是公元1162年”。这块地券现存放在涿鹿县文物管理所，地券上记载矾山镇阪水弥勒禅寺主持林泉老人，感念郭荣对寺庙的善举，特给他划出这块地，作为郭荣的坟茔，这里面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当时这个地方就叫阪水村，那么，这个阪水村和史书上记载的黄帝战炎帝的阪泉有无联系呢？曲辰根据板瓦地券上提供的这一线索，开始查阅了大量的史书典籍，发现东汉末年有一位学者叫文颖，他在《汉书·刑法志》涿鹿之野词条下作注解时说，涿鹿在上谷郡，今见有阪泉地、黄帝祠。曲辰说：“文颖的这个注释，很有历史价值，他明确指出，当时在这个上谷郡的涿鹿县，有阪泉地，有黄帝祠，这离现在的涿鹿城只有30公里”。唐朝初期成书的《括地志》对这一记载更加明确，阪泉到了唐朝，就叫黄帝泉了，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南56里，唐朝时的妫州怀戎县，就是今天涿鹿县的保岱乡，泉水出五里到涿鹿东北与涿水汇合，涿鹿古城也在妫州怀戎东南五十里，那里原来是黄帝的都城，这些记载说明阪泉和涿鹿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涿鹿县矾山镇。这些历史遗迹是历史留在大地上的烙印，它们是靠史书记载和当地群众一代代传说、记忆而流传下来的。一位导游小姐介绍说：“我们站的这个位置是涿鹿县的矾山镇，这个就是黄帝泉，这个水它冬不结冰，夏不生腐，久旱不干枯，天涝不外溢，它的水温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2.5到13.4度之间。在我们当地流传着这样一段谚语，‘用它浇地庄稼旺，用它饮马马儿壮，用它做饭饭菜香，用它洗脸脸蛋光’”。黄帝泉位于涿鹿古城东南约500多米，水池为圆形，周长近百米，池面约3000多平方米，水深三米多，水质清澈见底，水量充沛，每天水流量近5000立方米，据国家地矿部和卫生部的有关科研部门测定，这个泉水含多种矿物质，是优质 的天然矿泉水。　　几千年来，它随着黄帝的史迹之谜被载入史册代代相传，并以它优质、甘甜纯洁的泉水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当地一万多人口靠黄帝泉哺育，一万多亩良田靠黄帝泉灌溉。　　为了揭开炎黄文化的历史之谜，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间人士对涿鹿大地上的一些文化遗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通过几十年来锲而不舍的研究，才逐渐的逼近了历史的真相。　　这座山叫釜山，因为它像一口倒扣的锅而得名，当地人传说这就是黄帝召集各路诸侯会盟的地方。从这座山的形制来看，明显有过人工修筑，整个山体从上而下修筑了三层环行平台，很像是一个塔型的祭坛，山顶上还有一块巨大的方石，方石有雕刻的痕迹，一个十字指向四个方位，由于年长日久风化严重，变得模糊不清。当地人称之为合符石。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任昌华说：“我这有一块石器，这块石器应该叫兵符，我是1994年的10月份在这个地方发现的。当时，就在这放着，下边有土，老百姓在这开地的时候我发现的，那么这块兵符，上面刻有明显的符号，所以这一块兵符，在这个合符坛的合符台下面发现，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涿鹿之战黄帝打败蚩尤以后，又驱逐了北方的荤粥部落，在釜山统一了各部族的符契，各地诸侯和部落首领拥戴轩辕氏为黄帝。这标志着国家走向一统的开端，历来被史学家所重视。那么，史书上记载的釜山，就是涿鹿县保岱村这个釜山吗？原国防大学学者房立中说：“根据唐朝的《括地志》记载，釜山就应该在妫州的某个地方，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唐朝的《括地志》记载，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这是一条考证釜山所在的重要依据。那么，妫州怀戎县又是现在的哪里呢？原北京大学教授王北辰先生对此曾经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和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现在涿鹿县保岱乡西边这座废弃的古城，就是唐朝妫州城的遗址。因此，他认为现在涿鹿县保岱乡窑子头村的这座山就应该是史书中记载的釜山，这和当地百姓们的传说恰巧吻合。在釜山的表面及其周围的田埂上，到处都散落着砖头瓦块，似乎表明这里曾经有过规模不小的建筑群。涿鹿县委宣传部陈文* 说：“你看，是这个，还有带图文的，有时也能发现。当初民族有三座大的寺院，一个叫尧庙，一个叫舜庙，还有一个叫瞽叟祠，也就是舜的父亲，瞎老头子。但是，特别德高望重，在这个上面，建有大规模的寺院，一直祭祀着，这个地方挨着桑干河，水草丰盛，土地肥沃。因为尧、舜、禹的庙都在这儿。”由此可见，这里曾经是一个历史文化十分悠久的圣地。但是，也有专家认为，黄帝与各路诸侯会盟釜山，统一符契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符契是古代帝王授权臣属带兵征战或是办理公务的一种凭证，最初用石器，后来逐渐用金、铜、玉制作，一分为二，一半由帝王掌握，另一半交与办差的人持有，当差的人办完差事，把符契交回与帝王所持的另一半相合，这便是合符。黄帝合符釜山，是平定了天下的暴乱之后，与各路诸侯会盟釜山庆功祭告天地，登上帝位，定都涿鹿的一次盛典，这么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黄帝为什么要选在这么个高山之巅来进行呢？因此，有的专家也提出不同的观点。曲辰说：“我认为这个釜山就是现在的矾山，釜山合符，他她是统一全国以后搜集符契，就是发兵的这么一个地方，相当于这个后世的开国大典，那个阅兵式，所以，他不可能带上千军万马，到60里以外一个山头上去，所以，釜山，就是烧制量器簠的地方，就是现在的矾山”。 簠，是古代最早出现的一种计量器皿，很像一个陶罐，一簠为六斗四升。曲辰认为，这里说的釜山实际上是一个地名而不是山名，山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语，堆得像山一样。他认为釜山，实际就是今天涿鹿县矾山镇，这里当初可能是用来烧制簠，这种计量器皿的地方，因为簠这种器皿堆积如山，久而久之成为这里的地名。《周礼》中记载的“簠”到了汉代被“釜”所替代，不再使用，所以，唐代成书的《括地志》将“簠”山一名以音著，误记为“釜”山了。　　在涿鹿县温泉屯乡，李虎沟村南有一座山，在这座山的主峰上奇怪地形成一个天然的窟窿，凌空看去恰似一座桥梁，当地人称之为陵寝山，在中国古代，帝王的葬身之地，才称之为陵寝地，那么，当地百姓为什么称这座山为陵寝山呢？曲辰说：“80年代初，我们去搞文物普查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都说那个（山）就是黄帝的葬地，叫陵寝地，它中间是水冲刷了一个沟，一面叫东陵寝，一面叫西陵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死后，埋葬在桥山，那么，桥山和这个陵寝山有什么联系呢？老百姓说的这个陵寝山就是司马迁记载的桥山吗？曲辰带着这些疑问，首先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寻找答案。司马迁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资料和信息来源有两条，一条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记载，另一条就是他自己到涿鹿考察时从民间搜集到的传说，但是，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记载了黄帝崩，葬桥山，却没有指出桥山的确切地理位置，这给后来的史学家和华夏儿女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曲辰说：“在先秦诸子里头没有这个黄帝崩葬桥山这么个记载，但是，里面有记载，《山海经》在海外西经里面记载，灵山的北面是轩辕之国，轩辕之国的北面是穹山，这个灵山就是涿鹿和北京市现在的界山，那么， 北面的轩辕之国实际上就是黄帝城，黄帝城北面是穹山，这正好是当地人叫的这个陵寝地，就是这个穹山。所以，我认为这是司马迁随汉武帝祭桥山的时候，根据当时他的观察，山上有个石桥，记成了黄帝崩，葬桥山了。”&　　司马迁为什么要把穹山记成了桥山呢？曲辰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在战国以前，是没有桥梁建设记载的。也没有桥这个名称。那个时候人们把桥称之为梁，至到寝末汉初，石桥，木桥开始出现之时，仍然称之为飞梁，因此，曲辰认为，黄帝时代距离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将近3000年，即便黄帝葬身之地有桥，也不可能称之为桥山。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呢？曲辰说：“《山海经》记载的是穹山，这个汉代以前也没有桥字，因为没有桥的建筑，过去搭过浮桥，就是周文王迎亲的时候，搭过浮桥，那叫梁，飞梁。到了汉代以后战争多了，桥建筑物多了，才有了这个桥字，所以司马迁随同汉武帝祭祀黄帝的时候，看见那个山上有个拱形石桥，按当地的口音，这个穹山、桥山就记成了黄帝崩，葬桥山了。”司马迁的这一改变，后世的史学家们可能也发现了它的玄机。所以，《水经注》里引用三国时期的《魏书土地记》，对桥山的记载就更加明确了。《魏书土地记》记载：“下洛城东南40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与浦上，石池吐泉，汤汤（读shang）其下”。今天的涿鹿县就是三国时期的下洛城所在地，东南40里正是现在的温泉屯乡。但是，温泉上的祭堂不见了，而桥山仍然屹立在涿鹿大地上。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任昌华说：“1994年的10月份，我到小矾山这个地方调查的时候，这个村里边有一个老农叫范仲元，当时已经80多岁了，他告诉我，他在20岁的时候，就在小矾山的前边，有条沟壑里边有一眼井，这一眼井深13丈，这个口径直径是4尺，大概也就是一米左右，那么，后来我去实地考察，当时我还看到了塌陷的半个井筒，证明这个老农说的情况是真实的。”　　黄帝庙遗址在桥山南簏的一道土梁上，现在遗址被开垦成了农田，面积有一百多亩，遗址上至今散落着夹沙红陶、灰陶碎片，还有大量的砖瓦和磨制的石器。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究会会长任昌华说“涿鹿桥山的黄帝庙究竟始建于什么年代，到现在专家也没有考证。但是，据汉朝和唐朝的史书，当时，桥山脚下的温泉屯就已经建有寺庙和祭堂了。那么，根据辽金时期的史书记载，就是公元995年的时候，还大修过一次涿鹿桥山的黄帝庙。可是，到了元朝的至顺四年，也就是公元1333年2月份，涿鹿地区发生了一次大的地震，当时涿鹿这个地方地面上的建筑可以说夷为平地，所以，涿鹿桥山的黄帝庙也无法逃脱（厄运）。”使桥山黄帝庙成为千古之谜的还不仅如此，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有学者认为，在汉代以前桥山的记载是清楚的，就是河北省涿鹿县境内的桥山，当时全国仅此一地。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冬天，汉武帝到北方巡视，统兵十余万，还到涿鹿祭奠过黄帝冢桥山。到了北魏时期，由于拓拔鲜卑家族认为，他们就是黄帝的后代，所以，从公元415年开始，在其后的50年里，有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三人四次到涿鹿桥山黄帝庙祭奠黄帝。隋唐以后把黄帝、炎帝等人文始祖的牌位请到帝都的明堂中供奉并祭奠。但是到了五代时期，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夺取后唐的政权，在太原起兵反叛，向契丹请求援兵，耶律德光随即统兵五万前往，帮助石敬瑭夺取了后唐的政权，建立了后晋。石敬瑭称帝后，为了答谢契丹的援助，把、、等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由于这一次政治军事阴谋使张家口地区脱离了王朝。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无法到这一地区祭奠黄帝，为了不辱黄帝子孙的名份，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到处指鹿为马，附会与其他地方为黄帝的埋葬之地，致使今天全国出现了多处桥山，以至于难辨真假。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从他登上历史舞台，就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用武力平定了诸侯间的混战，将一个星罗棋布、四分五裂的部落社会推向了一统的国家社会。他不仅促进了氏族间的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雏形，也使得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发明有了划时代的跨越，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从蒙昧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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