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连江县小沧畲族乡平安创建工作成功之道(图)
打造群众心中的“世外桃源”
　　福建法治报-海峡法治在线9月1日讯 小沧畲族乡（下称“小沧乡”）位于连江县西北部山区，全乡60.4平方公里，5个行政村，总人口4512人，是连江县唯一一个少数民族乡，也是福州第二水源一级保护区所在地。近年来，该乡坚持以平安建设为抓手，连续两年实现无刑事治安案件、无群体性事件、无越级非访或集体上访事件以及无重大安全生产、交通安全、消防事故等“九无”工作目标。平安“三率”均位居全县前列。2014年，小沧乡被评为省平安库区建设先进单位。
　　当地党委、政府如何将一个地广人稀的偏远乡镇，打造成群众备感安全的“世外桃源”？近日，记者走进这个具有浓郁畲族风情的小沧乡，探寻其平安创建工作的成功之处。小沧乡党委书记雷发勇（左一）入户宣传平安建设据深入宣传
　　平安创建家喻户晓
　　“这扇子和墙上的日历都是乡里发的。”雷阿姨在小沧乡小沧村的街上经营着一家食杂店。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和几位街坊邻居在店门口摇着纸扇闲聊，这些印有平安建设标语的小纸扇子正是不久前乡里开展入户走访宣传时发放的。
　　“这些宣传品虽说微不足道，在宣传平安工作中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小沧乡党委书记雷发勇如是说。在小沧乡，乡村干部把“入户走访宣传平安”这项工作做到了极致。“在平安宣传上，尽管如今的电话彩铃、手机短信等方式更为便捷，但在农村山区，这些都抵不过我们勤跑的腿。”采访中，该乡综治副乡长刘文生告诉记者。1000多户村民散居在乡里的各个村落，为了使平安创建做到家喻户晓，乡里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两委干部、包村干部、民警走家入户宣传平安。这样既向群众普及了平安创建知识，同时也进一步亲和了干群关系。此外，小沧乡还通过刷写固定标语、张贴宣传标语等营造宣传氛围，并充分利用有线广播村村响的有利条件，督促各村适时播放综治平安建设有关内容，向群众宣传平安建设的意义、目的和措施，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创建工作。
　　“平安创建宣传也要因地制宜，在我们小沧乡，入户走访、村广播等传统宣传方式之所以能取得实效，持之以恒至为关键。”雷发勇说。
　　狠抓打防
　　为民执法群众满意
　　采访中，当地几位村民高兴地说：“我们这里安全着呢，有时白天甚至晚上外出不关家门，也不担心会被小偷小摸的。”
　　2011年至今，小沧乡一直保持着辖区内刑事案件“零发案”的记录，社会安定祥和，成为群众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这一切得益于该乡对打击违法犯罪和社会治安防控的常抓不懈。近年来，小沧乡适时开展打击盗窃电力设施、“六合彩赌博”等专项整治，全力铲除犯罪滋生的土壤。同时采取入户查访、义务巡逻队巡逻等方式，坚持加强对重点部位的常态防范，既震慑了犯罪，又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去年6月下旬，一伙赌徒意欲在小沧与罗源交界的一处山头聚赌，小沧派出所所长林朝钦获知情况后，当即带着民警和几名协勤人员捣毁了该窝点。
　　打击、防范固然重要，但在林朝钦看来，得一方民心更是保一方平安的基础。作为公安机关，执法中积极服务群众是得民心的关键。去年底，从县里某单位退休的吴大爷要求将户口回迁老家小沧樟后村，但又无法按有关规定出具老家房屋土地证。林朝钦当即决定“特事特办”，亲自上门实地调查、拍照取证，并配合乡党委、政府与上级部门多方协调，最终为吴大爷及当地与吴大爷存在类似情况的80多位村民落了户。
　　老百姓的心里都装着一杆秤。今年小沧乡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两个季度达到100%。
　　竭力调处
　　春风化雨社会和谐
　　和其他地方一样，小沧乡的各类矛盾纠纷也间或有之，小到家庭纠纷，大到项目建设的征地补偿。为把这些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源头，小沧乡积极探索建立“一案一策一团队”的工作机制，化解社会矛盾和信访维稳工作坚持“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协作联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
　　今年2月23日，樟后村的一对余姓叔侄因为家庭琐事发生肢体冲突，年轻气盛的小余打伤叔叔老余后避走江西打工，两家就此结下了怨恨。得知此事，派出所民警和村干部立即介入调解，努力解决两家之间的矛盾。刚开始，气头上的老余铁了心不接受调解，但工作人员没有气馁。“尽管这是他们叔侄的家事，但只有‘小家’的和睦才有‘大家’的和谐。”他们一边耐心上门安慰还在气头上的老余，一边通过电话对身在江西的小余晓之以理。一个星期之后，老余的气慢慢消了，小余也从江西回来专程给叔叔道了歉，并主动到派出所接受治安处罚，一场亲属间的怨恨得到了化解。
　　洋中－笠里500KVIII线路是省重点项目，征地涉及小沧乡境内51户农户。樟后村吴某等5户以补偿款过低为由拒绝签订征地协议，联合到现场阻挠施工，并扬言不达目的就着民族服装赴省上访。乡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包案团队”，分头上门与吴某等农户促膝谈心，深入宣传国家政策法规和支持家乡建设的重大意义。功夫不负有心人，吴某等农户最终认识到了自身错误，不再坚持无理要求，项目建设得以顺利实施。
　　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全乡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3起，调结23起，调解成功率达100%。
　　（本报记者 林珊 通讯员 曾家勇)
本文来源：海峡法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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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独立，自由，创造――从《民国那些人》谈起钱理群内容提要
读了《民国那些人》，重现北大老校长、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再一次触摸、感觉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再一次倾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声音”，以便于我们更清醒、更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和今天北大与中国知识界的现实。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就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民国那些人”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关键词 北大
一、“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
我和严瑞芳老师共同主编的《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全都是北大的历史老人――从京师大学堂时代的李端、张百熙、林纾，到五四那一代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等――他们的后人所写的回忆文章。我在序言里写道：“本书是‘永远的北大人’的一次聚会，一次难得的历史的聚会”。《民国那些人》里，就有不少北大人，打开书，你依次见到了：李赋宁、冯友兰、赵元任、叶企孙、丁文江、傅鹰、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王瑶、金岳霖、陈贻火欣、丁西林、杨晦、吴兴华、曹靖华……，这一个个都是“北大魂”，通过作者的描述，他们已经穿过时间的隧道，来到了我们中间。我们这些北大人聚集在一起，谈这本书，谈民国那些人，谈北大的前辈，在我看来，就是在“寻求真的北大的声音”。
为什么要“寻求”？因为这些“真的北大声音”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了，被许许多多的嘈杂的声音淹没了，慢慢地，就被遗忘了。我读这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就是制定清华大学校训的周诒春老校长，在今天的清华几乎是无人知晓了。在座的同学也不妨自问一下：北大校长中，你可能知道蔡元培、马寅初，但你知道自称“北大‘功狗’”的蒋梦麟校长吗？你如果是西语系学生，你知道“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诗人吴兴华教授吗？你是中文系的学生，你可能从老师那里知道吴组缃、林庚、王瑶的名字，但你知道老师们为什么如此倾倒于这些老先生吗？记得在“我们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就向同学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离感，那么，你不过徒有北大的学籍，你不会有“北大人”的感觉，当然就谈不上是“永远的北大人”了。
二、想起了十年前的纪念
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寻求北大的真声音”的呼吁和努力。1997年，那正是北大百周年校庆的前一年。学校成立了许多新的学生社团，其中也包括“我们社”，它就成立于日。在10月的迎新会上，我也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发言。先后成立的还有“时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这里还保留了一份时事社所办的《时事》杂志1997年11月试刊号，它的编辑部发刊词题目就叫《寻找真北大的声音》。
后来，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编的《走近北大》一书(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在我看来，它应该是北大校史的一个重要文献。因为它传达了90年代中后期北大学生的心声。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文章最后表示，要“以昂扬的风貌维系北大魂”，“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
我们又可以说，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体现在教师、教授身上，并且主要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传递的。因此，“同学们想要了解和继承北大传统，我建议大家不妨从本系本专业入手，调查一下，一个世纪以来，有过那些学术和人格都堪称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着鲜明特色与贡献的教授，他们写有了什么代表性著作或讲义，还可以通过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同学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学术传统和精神传统”。
后来，一部分师生在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就发起了一个以“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与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除了自编、自演话剧《蔡元培》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与研讨会，最后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参与者中，更是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现在，在十年之后，又是北大110周年前一年，读到了这本由当年的在校学生写的《民国那些人》，重现北大老校长、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我确实有许多的感慨。这又是一个历史时机，让我们通过这本书生动、感性地历史叙述，再一次触摸、感觉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传统和精神传统，再一次倾听这些年我们已经很少听到的，被遮蔽了的北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声音”，以便于我们更清醒、更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和今天北大与中国知识界的现实。这大概就是在我看来的《民国那些年》这本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为什么说“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却不能不感到一种无奈与沉重。书的封底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北大人和历史上的北大人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这些老北大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于是，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因此，我想把我们的讨论拉扯开去，说一些“题外话”。我想起了去年北大团校举办了一个“生于80年代”征文比赛。这里说的“生于80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一个自我描述和命名，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80后”。征文小组请我当首席评委，还要我作总结发言，我也真的认真准备了一个“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的演讲稿。但后来却突然通知我，颁奖大会不举行了，我也不必讲了，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就把我原先准备的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讲一讲，也算是一个弥补吧。我首先谈到的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一个数字：从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约有2亿4百万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两亿人左右，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而且他们中间的代表，像姚明、刘翔、郎朗都被世界看作是中国形象的象征了。“80后”这一代已经如此重要，但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很大的争议。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80前”的各代普遍对这一代人评价不高，而“80后”的自我评价却不错，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我在研究这一百年的历史时有一个发现：这样的前一代人对后代人的指责、批评以及后代人对这样的批评的不满和反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的。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五四那一代的刘半农，就曾经写文章大骂30年代的青年，说他们不读书，字写得不好，等等。这和今天一些人对“80后”的批评也差不多。我是在30年代末出生的，大概也属被骂之列。但在今天，30年代、40年代，以至50年代出生的，都被说成非常了不起的几代人。因此，有资格来骂后代人了，包括诸位在内。这就是说，“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你们也一样，听说再过几年，大学生就都是“90后”了，那时候，你们这些“80后”大概也要批评他们了吧。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从表面上看，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传闻：“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盛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三、有承担的一代学人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那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一)“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佑任在挽联中赞誉他“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95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二)“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把它称之为“最迷人的课”。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林先生欣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资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三)“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一点发挥。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人们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腊，就足够了。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罗念生的一生浸泡于其间，他的生命也获得这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
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谛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这里又有一个“建筑史上应该记录的有趣的饭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的。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在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记住这一点。
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四、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
五、“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六、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面对这一代人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形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这就是“民国那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追随这样的北大精神，倾听这样的北大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和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误区，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个历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原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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