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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中共开展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是伴随着党内民主生活的扩大和党内民主观念的提升逐步确立并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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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国共再次合作，徐恩曾在重庆碰到李克农时，神色尴尬地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
把敌特组织&拿过来&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便选定中山东路五号，建立起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为中心的秘密机关，把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营。
三杰&帮&国民党建情报机构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整天在舞场和妓院里鬼混，几乎把什么事都推给&心腹&钱壮飞。调查科迁入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而首先看到这些文件的当然是钱壮飞。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同时有了一个副本。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而且要收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特别是反蒋派和反陈派的情报。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根据特科的指示，&帮助&陈、徐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套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是&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由钱壮飞直接负责;同时在南京设立&民智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后来，胡底被派往天津，在那里成立&长城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社长则由钱壮飞兼任。胡底在天津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均由这个通讯社作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然后经陈赓转给周恩来。从此，钱壮飞便主持了国民党全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主持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胡底则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情报。
钱壮飞奉命调查张学良
徐恩曾对情报的需求同样很迫切。钱壮飞、李克农等人也给这位顶头上司提供了许多&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大多是一些经过整理了的&材料&而已。
1930 年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非常想了解张学良的动向，几次派情报人员出关，均被张学良起用的日本特工搞掉。不得已，只得动用钱壮飞，命他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除派胡底一同前往外，还特派情报科科长陈赓前往协助。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到东北旅行一星期。陈赓利用这次机会，视察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为中央带回许多重要的秘密情报。从东北回来后，李克农和他们一起写了份4万字的报告。钱壮飞将报告交给徐恩曾后，徐仅看了一部分便连连惊叹&了不起&。
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称赞和惊叹绝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钱壮飞这次东北之行，的确获得不少&情况&。首先，由于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帮助，特别是李克农、陈赓等人的具体筹划和组织，该报告提供了东北军的详细情况，其中固然有闭门造车的内容，可也有许多实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东北之行，还在东北建立了一套能够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情报的系统。
李克农只身护送刘伯承
钱壮飞为取信徐恩曾，也的确费了一番工夫。为打消徐恩曾的疑虑，他除采取其他各项活动以投徐恩曾所好外，还特地将夫人和两个儿子接到上海一起生活。徐恩曾不仅对钱壮飞提供的情报确信不疑，而且对钱壮飞的为人也颇有好感。
徐恩曾虽然将钱壮飞视为心腹，但有一件东西，却紧紧抓住，不曾放手，即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东西就像是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时，他总是把这东西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便无法搞到。后来经过精心谋划，钱壮飞利用徐恩曾一次赴宴的机会，终于复制了这个密码本。顾顺章叛变时，正是凭着这个密码本，钱壮飞才得以及时了解全部情况，从而使中共中央免遭灭顶之灾。
像钱壮飞在南京的做法那样，李克农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为掩护，把所得的情报全部送交陈赓。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徐恩曾的情报，凡属于有关我党活动的，大都夸大其词，不着边际。徐恩曾对李克农送去的那些情报，也从不怀疑，一律照转上去。李克农还护送了党的许多干部，并帮助党组织输送许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当时，中共许多重要干部前往南京，皆由他护送。1930年初，刘伯承前往武汉指挥暴动，由李立三当面交待李克农护送他经由南京去武汉。事后，蒋介石及其他特务机构虽然也掌握了刘伯承离沪的情报，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是李克农只身一人将刘伯承送往南京的。
特务头子徐恩曾只得认输
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出色完成了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艰巨任务。过了将近30年后，徐恩曾写回忆录谈到钱壮飞时，还惊骇不已地说：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机构非常严密。我上任后的开头几个月里，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摸索着的瞎子，然而到这一年(1930年)年底情况有点突破，开始摸到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门道&&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三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徐恩曾这一过失，使得他的顶头上司陈立夫十分恼火。直到日，在写给他人的信中，陈立夫还以责备的语气说：&其时双方做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
上世纪40年代国共再次合作，徐恩曾在重庆碰到李克农时，神色尴尬地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
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的微妙关系
戴笠的&五好&中，尤以好色为先。受戴笠蹂躏最多的当数军统特训班的女学生或女特务。叶霞翟、赵霭兰、余淑恒等女学生都是长时间被戴笠霸占当作玩物的著名女特务。
1942 年&四一&大会后，蒋戴关系也发展到顶峰。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还能赋予何应软、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足见他对特工的重视程度。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高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势力。
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10 年以来，干来干去，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简任官的三至四级罢了。给了一个少将的军阶，直到1945 年3 月8 日才由国民政府给予公布，可见蒋在这一点上对特务控制之严。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10 年来蒋、戴合作却相当默契。这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蒋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也是绝顶聪明之人，他知道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的手心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蒋重用。他把掌握蒋的思想、行动，研究蒋的心理、性格，以便察颜观色、揣摩迎合、顺其好恶、见机行事作为军统特工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
戴笠对蒋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周密，其主要渠道是通过蒋身边的警卫人员获得。他注意和这些人保持联络，并从生活上、感情上给以关心。1936 年1 月，蒋的侍从室改组，改组后的侍卫组，由蒋孝先兼任组长，并由戴笠向蒋推荐军统特务陈善周、黎铁汉分任警卫、特务股长。侍从室侍从副官居亦侨与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年纪却比戴笠小六七岁。但戴笠每到侍从室，总要毕恭毕敬地称居亦侨为老哥或老兄，以示尊敬。平时每到年节，更是私下给蒋、宋身边的内侍人员赠送红包或赠礼品。赠送对象，上至秘书、副官，下至女佣、男仆，无一例外，人人皆大欢喜。这样，每到关键时刻，戴笠需了解一点什么情况，送呈一份什么报告，这些人都能一路绿灯，甘心情愿为戴笠帮忙。
戴笠对蒋介石的心理、性格的研究，也可谓精细入微，揣摩至透。比如，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其数量平均每年在10 只公文箱左右，可见其数量之多之滥。其内容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是，对特务工作，蒋又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的，特别是涉及到暗杀进步人士、分化搞垮反蒋派、勾结日伪人员等，蒋更是小心谨慎、不留蛛丝马迹，以免授人口实。戴笠对蒋的这种心理早已揣摩掌握，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也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对蒋只作口头报告，对蒋的指示也只作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局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2 字，究竟奉谁之&谕&，他是不作解释的。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不留痕迹，蒋对此也感到满意。
戴笠素知蒋用人行事，十分注意外表精神。其方法就是对使用对象进行目测，观其仪表是否整洁，外表是否精神，言语是否精练等等。因此，戴笠每次去见蒋，必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不独戴本人如此，凡由戴向蒋引见的人员，事先戴必对其关照一番，以免失蒋欢心。
蒋对部下有两点是最忌讳的;一是援有私人，自成体系。二是贪污。戴笠在这两个方面都掌握得很好。在这之前，他从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即在黄埔系内部，他也是独往独来，不参加或组织小集团，以免招蒋猜忌。在贪污贿赂方面，他经常通过整肃军统小特务中的贪污受贿行动，以沽名钓誉，或则在见蒋时，乘一辆旧车，以区别于当时重庆军政大员竞相乘坐豪华车的奢侈之风。
蒋之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条看是不是浙江人，或者是不是黄埔出身;一条看什么人保荐。戴笠对这两条也是掌握得很准的。在军统的关键岗位上，大都是浙江人或黄埔生在把守，故蒋介石对军统的人事安排向来是放心的。戴笠向蒋保荐人员，也是非浙江人、非黄埔生不保荐的。有时需保荐某个重要而又关键的高级职务，戴笠自知份量不够，要借助他人援手，但戴笠必吃准此人与蒋的关系，决不徒然自讨没趣。
戴笠素知蒋考虑问题，决不肯被人牵着鼻子走，常有令属下防不胜防之处。由此，戴拟定计划，回复问题，必准备两至三套方案，在第二套方案没有准备好之前，第一套方案决不拿出来，因而戴笠每向蒋献计呈策，鲜有不中。
蒋介石个性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是，蒋介石打人有两条原则，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有此原因，蒋一生动手打过的人中，不外乎少数亲信黄埔生和心腹内侍人员。更有一些黄埔军官，以能得到&校长&的耳光而自重，借此炫耀与&校长&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黄埔生挨打仅能赏赐一记耳光，曾任蒋的侍从副官、警卫大队长的黄埔一期生周振强因受过两记重重的耳光，更觉得是一种&殊荣&。然而，蒋打戴笠，常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之时，再拳脚交加，完全是一种毫无顾忌的鞭挞。可见，蒋对戴信任之深，戴亦知蒋的心理，每每挨打之后，不但毫无怨言，反以能体念领袖苦心为荣。
蒋之对人对事，按亲疏远近之分，有一本细帐。戴对这本帐大体是清楚的。每每揣摩迎合的结果，总能大体不差。不但蒋由此而引为心腹，就是戴的挚友胡宗南每遇棘手之事，也要找戴决疑。1941 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住进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闲暇时，蒋来到神禾原南坡上的西寺庙前，似乎为这里绝妙的风景所迷恋，久久地不肯离去，然又不发一言。站在蒋身边的胡宗南见此情景，百思不得其解。事后问计于戴笠，戴笠当即告知胡宗南，校长必是有意想在此处建一所别墅，但以校长之为人，他是绝不会自己说出这种意图的，必得让亲信学生主动领会办理。戴笠一语中的，1 年后，蒋再次来到西安视察，被胡宗南安排住进新建的行宫&常宁宫&，果然十分高兴，并对胡宗南恩宠有加，决定将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戴以揣摩蒋的心理著称，蒋因此而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微妙的问题交戴处理，使戴在蒋心目中日受见重。但蒋也是懂得部下的心理及驾驭的权术，故往往作莫测高深之状，常有出人意料之举，使戴笠难测深浅，也难免有碰钉子的时候。碰的次数多了，戴笠又总结出一大经验，每遇蒋喜怒不定、乖张桀傲的时候，戴笠对蒋的问询往往装做糊涂，不拟意见，而仅以&呈核&
二字听蒋自己裁处。这个时候蒋会独出心裁，仅凭自己的意志处理一切。这就是戴善于用韬晦之计的结果。
戴笠处处用尽心机，就是在对蒋的称呼上，也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也是他多年研究蒋的结果。蒋之称谓属下，或称官衔，或称别号，如称兄道弟等等，因人因时不同，皆有一定之规。比如，蒋对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称辞修、伯陵、文白、蔚文等;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邻兄、岳军兄、启予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则在字后面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白崇禧、刘斐，就直呼其职衔，称白副总长、刘次长;蒋对冯玉祥在一般场合称&焕章兄&，在官场上则又称&冯副委员长&;对胡宗南则称宗南弟。独对戴笠，仅以抗战前戴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的职务呼之，称之为戴科长，且沿习到抗故时期终不改口。这使戴笠听了，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感觉。戴笠由此而体会到在称呼上，也是大有文章做的。经过反复揣摩研究，他对蒋的称谓也注意区别运用。一般来说，对与他同处平行地位的人，他大都呼蒋为&老头子&;对黄埔学生，他则呼蒋为&校长&;对军政大员及杂牌军将领，他呼蒋为&委座&;对国民党党务人员，他呼蒋为&总裁&;对其他人员及在公开场合演说讲话中，他统称蒋为&领袖&。
由此足见戴笠在涉及与蒋的关系上，无不处处掌握分寸，见机行事。
蒋戴关系中最难处理的大概要数一件所谓&冒充领袖亲兄案&。河南许昌双槐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大概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加之他又与蒋长相很像，就从乡下找到城里，由许昌驻军将其送到叶县交给汤恩伯，郑绍发向汤诉说自己是老大，蒋介石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其父死去，其母带着老三嫁给浙江一个商人南去，后来老三改名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之意等等
汤恩伯是一介武夫，素来没有政治头脑。他听了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的祖籍确有在河南之说，又看到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加深思，派人把郑绍发送到重庆，让他到重庆找蒋。这件事使蒋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4 个字。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事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给人以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看着办吧。戴笠也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是够得上杀头之罪的。但是，蒋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责的意思，然又没有交待自己如何处理。
戴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要让他到处乱跑就行了。如果蒋一旦向我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算了，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单独分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老头家寄去200 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16 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蒋把这件十分敏感、微妙的棘手问题交给戴处理，也说明了蒋戴关系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这是蒋的其他亲信难以得到的恩宠和殊荣。
1942 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本意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10 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但是，这次大会却引起了蒋的警戒心理。蒋本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并且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他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纯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行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警察、财政、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达数十万人，加之军统组织之严密，号令之严明，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蒋放心的程度。蒋戴两个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这在外人也许是一时看不出的，但在绝顶聪明的蒋戴之间却是了然在胸的。
蒋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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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子女_李克农的子女_李克农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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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等与会领导同志随后送行，直到李克农子女们在中山公园路边登上汽车，领导们才挥手告别。李克农子女与一些老同志就很担忧，虽然李克农几年前去世，但是康生心狠手辣，善于记仇，能不能放过李克农？才把康生的阴谋粉碎，与李克农共同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减轻了精神压力，李克农子女们也放心了。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子女现在干什么？李克农上将的子女简历现状（图）
　　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子女现在干什么？李克农上将的子女简历现状，得知李克农去世，美中情局放假三天。可见将军的威力！他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他在很难看到硝烟的隐蔽战线上建立功勋，却起到党和军队守护神的特殊作用；总比现在那些唱两首歌就戴将校军衔待遇的人强万倍。
　　李克农的子女
　　李 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出生于1920年（安徽巢湖人，李克农上将次女）
　　李 力——原中央军委三局正师休干。出生于1925年（李克农上将次子）
　　李 治——原中办局级领导（李克农上将长子）
　　李 宁——原中央党校教授，出生于1918年（李克农上将长女）
　　李 伦——原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李克农上将三子）
　　李力自述：
　　大姐李宁给康生写信，是想表示对“文革”中不做调查研究，不顾政策纪律，到处批判斗争，打倒一切的错误做法的不能理解，而且他们夫妇二人年轻时就参加革命，受到组织信任，一直从事党的安全保卫工作，绝对不会是反党反革命。哪知康生看信之后，不但没有帮忙，反而破口骂着说：“李宁是个坏女人，就该批斗！”结果，他们被地方造反派批斗得更加凶狠，还将两人照片登在《百丑图》上四处张贴，遭受了更大痛苦。直至日，康生病故之前，有一天，康生在钓鱼台突然通知二姐李冰去见他。
　　吓得李冰不知又有什么灾难临头。哪知李冰去了之后，康生倒是态度和蔼，躺在病床上简单地问问情况，便微笑着对李冰讲：“李启明、李宁，我看没有什么问题嘛！应该早点解放，出来工作。”李冰没想到康生会发这样的善心，感到十分突然，但这毕竟是好事，便请在场的工作人员，将这些话，通知中央组织部与陕西省有关部门，以便落实。不久，李宁、李启明被“解放”，分配到云南省担任领导工作。
　　“文革”结束后，政治空气不再凝重，社会生活比较宽松，许多老同志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有的老同志撰写回忆录，留给后代一些宝贵教材。不少老同志都说父亲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为党做过许多工作，贡献甚大，而且他很有个性，说话幽默，爱好文艺，给同志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建议我们当子女的好好写点东西，既是纪念老人，也可教育后人。我们听到他们讲的一些故事很感兴趣，也受教益。但是父母亲生前从不向我们介绍他们的工作情况，即便我们问及也不肯说，所以我们凑在一起，想来想去，除了家庭生活琐事外，父母亲事业上的事实在没有办法写。最后，我们五个子女便在日，给杨尚昆老前辈写了一个报告，请求将编写李克农传记纳入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谋部的党史资料征集计划。
　　杨尚昆副主席12月28日批示：“贾春旺同志（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关于李克农同志的生平，应设法组织一些同志，写点东西。现将克农同志子女给我的信转上，安全部是否能负责组织此事，请酌处。”贾春旺部长接到批文后，日，签署意见，转请有关领导组织办理。他写道：“李部长是情报战线的老前辈，领导人，开拓人之一。我部应组织干部照尚昆同志批示，把这件事情抓紧，办好。”与此同时，我们也写了一份报告呈送总参谋部，商调《解放军报》社记者简妮参加编写工作，此信也得到迟浩田总参谋长的批复“同意”。
　　日至9日，在铁狮子胡同招待所，国家安全部与总参谋部共同召开“回忆李克农同志生平事迹座谈会”。除国家安全部、总参谋部外，公安部、外交部等有关领导与老同志也应邀参加会议。贾部长致词时说，李克农几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为党的情报、保卫，统一战线和外交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一生有许多传奇式的经历和可歌可泣的事迹。征集他的革命历史资料，编写有关他的传记和作品，不仅对于教育干部，启迪后人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战线的建设，也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宣布经总参谋部与国家安全部共同研究，计划开展四项活动：一，写一篇纪念李克农的文章，于李克农90周年诞辰时，在《人民日报》发表。二，编印一本李克农生平事迹的纪念册。三，撰写纪念李克农的传记文学。四，拍一部有关李克农事迹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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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上将简历之死真相，李克农之子现在任职老婆子女后人现状
李克农，，又名泽田、峡公、种禾、曼梓、稼轩、天痴、震中，祖籍安徽巢县，出生日期1899，逝世日期1962 ，出生地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炯炀镇中李村。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原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李克农上将日于北京病逝，李克农上将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是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以对党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克农上将子女介绍
李 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出生于1920年(安徽巢湖人，李克农上将次女)。
李 力——原中央军委三局正师休干。出生于1925年(李克农上将次子)。
李 治——原中办局级领导(李克农上将长子)。
李 宁——原中央党校教授，出生于1918年(李克农上将长女)。
李 伦——原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李克农上将三子)。
日，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北京老同志围棋会、北京棋院今天在位于西城区的北京棋院举行了第十八届“八一杯”老同志围棋邀请赛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联谊会。
李克农上将之子解放军中将李伦也来参加了，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说作为一个老抗战军人，今天安倍政府既不道歉也不认罪，反而说中国对他有威胁，这句话听着很气愤，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见了日本国旗心里仍然不是滋味。
李克农子女：怀念父亲李克农
李克农与李克农子女
【史海秘闻 历史秘闻】李克农追悼会礼成之后，大女儿李宁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缓步走出灵堂，李治和李力在两旁护送。周恩来总理等与会领导同志随后送行，直到李克农子女们在中山公园路边登上汽车，领导们才挥手告别。习仲勋、萧华、彭绍辉、刘志坚、吴德峰，及一部分李克农的生前友好，一直将李克农骨灰盒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大家再次鞠躬行礼，才宣告结束。
李克农逝世后，李克农子女们了解到他工作性质特殊，保密要求严格，所以先请他的秘书，把办公室和宿舍中凡是与工作有关的文件资料、记事本、电话号码等不公开的东西，全部清理拿走，送交机关处理。
只有一本从1962年1月开始的生活日记，没有工作方面的内容，留给李克农子女作为纪念。李克农子女们主要清理父母亲留下的衣物、书籍、日用品和像册等属于个人的东西。在整理父母亲的衣物时，李克农子女边清理、边流泪，想不到两位老人这么勤俭节约，许多衣服、袜子都有补丁。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回忆：“母亲在世时，父亲基本不管家务，所有经济开支均由母亲操持。她老人家病故前，将两位老人毕生积蓄的15000元人民币，分给五个子女每家3000元，辅助孙子女们的教育。”李克农子女非常感激，这些钱一直好好保存，从不动用，让子孙后代永远牢记前辈的关怀与深情。丧事结束，李宁、李治两家分别回西安和上海。李冰一家搬回工作单位肿瘤医院，并将外祖母也一同搬去以便照顾。李伦一家搬回总参的宿舍。李治的儿子，随后，回到上海他父亲的身边。米粮库胡同的房子，连同所有家具物品全部交还中央调查部，李克农子女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人搬走了，但李克农的妻子亲手在院子里种的一棵石榴树，枝繁叶茂，还不时隐现在李克农子女们的心目中。
李克农所在单位，机密性强，“文革”中本应受到一定的保护，但是康生亲自插手，以中央“文革”领导的身份，鼓动群众造反，置保密纪律于不顾，乱翻档案，泄露了许多机密，使一些多年建立起来的情报关系遭到破坏，损失令人痛心。运动开始，李克农子女与一些老同志就很担忧，虽然李克农几年前去世，但是康生心狠手辣，善于记仇，能不能放过李克农？这很难说。
果然，运动开始不久，康生就在群众面前鼓动：“李克农死了也可以炮轰，也要批判！”并且喊出：“打倒死人李克农！”的口号。结果机关混乱，人心惶惶。李克农九泉之下，还是遭到许多莫须有的批判。幸而不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知晓后，都明确表态说：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领导成员，包括周恩来同志现在都不会存在了。所以你们不应该反李克农，何况他几年前就已去世了。这样，才把康生的阴谋粉碎，与李克农共同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减轻了精神压力，李克农子女们也放心了。
若干年后，有的老领导开玩笑说，李克农要是活着赶上“文革”，康生、“四人帮”非把他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不可！那可够他受的。李克农子女对于父母亲过早去世，十分悲痛。但想到“文革”的那种情况，依照李克农的个性与身体状况，不是气死也得给活活整死。所以对两位老人于“文革”前去世，避过了这场灾难，也觉得是不幸中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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