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伪翻译学反思的反思&&&&&——&江枫答谢天振先
对一种伪翻译学反思的反思
江枫答谢天振先生的“恭维” &
&这是谢天振“对两句翻译“妙论”的反思”所引起的“反思”。谢天振反思是查江枫的档案，江枫反思是认真拜读谢天振谈论“翻译学”的两篇文章。本文实际上是谢氏翻译宏论阅读报告。谢氏宏论证实了我的判断：“近年来图书翻译的质量屡遭世人诟病，在促成质量下降的多种因素中，一种病态翻译理论的病态繁荣，是尤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翻译》所推崇的“优秀论文”，居然宣扬翻译学可以不问译，翻译理论家可以不懂译。本文在对谢天振自以为“谈得头头是道的翻译理论”荒谬论点逐一批驳的同时，也揭开了中国翻译学术界黑幕的一角，以期引起我国翻译教学界和高教当局的关注。
&驳斥谬论，义不容辞
多亏朋友们的关心，我才得知，有一位谢天振先生在《文汇读书》（）“对两句翻译“妙论”的反思”一文中“恭维”我。既然，有那么多人读出是在恭维我，由我来做出稍许的反应就算不得自作多情“无端”对号了。何况，驳斥谬论，义不容辞！
近年来《中国翻译》不断发文鼓吹“文本的意义不确定”、“翻译不必追求忠实”之类的谬论，而相反的意见却遭遇到有系统的压制，特别是见到王东风先生在公然鼓吹“解构忠实”之后被聘为中山大学翻译学博导和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两名翻译学博士生和一名翻译学硕士生在《文学翻译报》上发文，全都信奉“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一致赞扬误读、误译，而不能不为中国翻译事业前途忧，而不得不在各种场合加以揭露和驳斥。
我不止一次说过：“近年来图书翻译的质量屡遭世人诟病，在促成质量下降的多种因素中，一种病态翻译理论的病态繁荣，是尤为重要的因素。这种理论的特点是脱离中国翻译实际，鼓吹一种病态的审美观，声称翻译可以脱离原作，误译、误读，甚至更有利于传播与接受，从而在客观上助长，甚至是教唆：质量的下降。”
显然，是我的这一类言论，以及有关于“缺乏翻译实践经历就不适于读翻译学学位，更不适宜充任翻译学学位导师”的主张，触痛了这位对翻译实践几乎一无所知，而一定要把他从西方搬运来的，涉及“翻译研究”的形形色色论说，一概当作“翻译学”推销给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学教授，以至气得他勃然而起，愤怒“反思”。
据这位谢先生说，“日前在本市一个国际翻译研讨会上，听到一位代表发言时援引的国内一位著名翻译家的两句与翻译有关的“妙论”。一句是：“现在国内翻译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但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水平却越来越低。”(大意)
另一句是：“现在写翻译理论文章的人的本事，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写得复杂化，写得让人家看不懂。”(大意)”
“大意”如第一句的话，我确实说过，至于“大意”如第二句的话，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定要挂在我的名下，本人不持异议，只是未免掠美。
据谢先生说，“我听了这两句“妙论”后感到非常惊讶。而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位代表援引了那两句“妙论”后居然还博得了不少热烈的掌声。由此可见，上述观点在国内翻译界、乃至外语教学界还有一定的市场。”
倘若他果然从此认真反思，对他本人、他的学生和我国的翻译教学，都会是一起值得庆贺的幸事。这种“倘若”未必是梦，中国学术界从善如流的学者确实不多，然而还是有的：北京就有这样一位翻译学教授，身为博导、颇有名气，由于在《中国翻译》上传播“文本的意义不确定”之类的言论而受到我的批评，去年，听到我在大连一次会议上再次批评后，托人介绍找到我，表示“诚恳接受”：这种诚恳心口如一，证明是：他后来还邀请我到他任教的那所著名的大学去，在他的课堂讲台上，讲他先前未必赞同的观点和主张。
但是，谢天振的思路不循正途：既不是行如所言反躬自省，也不是搜寻“翻译质量越来越高”或“并未下降”的事实为证，或是以某种说词加以反驳，而是秉承文革遗风“查档案”！
据他得意地供称：“回家后我赶紧打开《中国翻译家辞典》，想看看这位翻译家是否念过什么翻译学的硕士、博士甚或博士后什么的，然而发觉他跟翻译学的学位训练从来就没有沾过边。”然后便以正派文人不屑的手法，把这一“发现”当作“阴私”加以揭发。以为对论敌如此“羞辱”一番，“妙论”便不攻自破，但是他错了，蒙羞的只能是他自己，而我，还可以告诉他，我连“翻译学”也不曾“念过”，甚至一般外文系课程都不曾“念完”。
我的英语基本上是中学英语，语文也是中学语文，但是，在大学那短短几年，从盛澄华学过法语、从曹靖华学过俄语，从罗念生读过希腊悲剧，从邓以蛰读过哲学概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从金岳霖学过逻辑，他们，未必全都有博士或硕士学衔，却个个都是确有真才实学不容他人在自己头脑里跑马的学者。就凭着这样一点训练，我勤恳而诚实地做了此生力所能及的工作。
然而我手头一份清华大学毕业证书倒也并非伪造，那是中国共产党还记得我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曾经追随革命去打天下，而走出课堂、奔赴战场，献出了一个人只有一度的美好青春，而在我并不需要那样一张证书时发给我的纪念品。但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外语系之聘我为兼职教授就不是一种虚荣的馈赠了，那是在我有幸成了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外译中惟一得主之后。
但是，据谢天振声称，“这位翻译家不懂翻译学”。这就不仅仅是信口雌黄，而且涉嫌诽谤。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一笔象征性的特殊津贴给“这位翻译家”，从理论上说，就是为了褒奖他“对社会科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这种所谓“贡献”，就他而论，也就只能是在翻译工作领域内的一点尝试和探索：用言辞，也用实践，论证了“译诗，必须力求形神皆似”，以至“形似而后神似”。这样的理论付诸实践，屡试不爽！
他又说，“然而他在评价当下的翻译水平越来越低时(是否真的如此，姑且不论)，却把这个“罪名”算到了他并不了解的“翻译学”的头上，这就很荒唐了”。是够荒唐的！如果连一个“颇有成就”的“著名翻译家”都不了解的“翻译学”，会是怎样一种“翻译学”！
他认为，旨在促进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联系实际的翻译研究，只是“职业技能的训练，”，而“翻译学不是职业技能的训练，按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其目标是培养研究型人才。”一个中国大学教授，连中国话都不会说！逻辑、语法都成问题！请问，世界上真有“是”或“不是”“职业技能的训练”，或是“其目标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的翻译学？请问，国内是怎样一种情况，以致有此“目标”？
&二 &实用主义是翻译学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大学校园里，颇有这样一批“研究型人才”，以为只有西方才是“世界”，“迅速跟上”世界“发展趋势，并及时把国外的主要翻译理论介绍进来”才是当务之急。
无疑，“国外的主要翻译理论”，即使是次要的，都可能会有价值，然而再好也只能是借鉴价值，借“他山之石”，不是迎请《圣经》；而且，在当作“翻译理论”引进之前，也该验明正身，不要错把萝卜当人参。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凡是”，凡西方学者之所行就是方向，凡西方学者之所言均“深刻地揭示了”某种事物的“规律”或“本质”。
此说不可无例，例如，谢天振的“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 (下称《误区》)就有这样一种表现，他说
：“沃尔特·本雅明还在1923年就已经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原作通过翻译已经起了变化”。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既然翻译是自成一体的文学样式，那么译者的工作就应该被看作诗人工作的一个独立的、不同的部分。”好像没有本雅明这两个指出，谢天振就不知道这样的事实，而谢天振就能认为这两个指出，本雅明“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并给了文学翻译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位。”
—— 不假思索的称赞，几乎成了条件反射。
何谓本质，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翻译，是通过语言的转换传递信息，文学翻译，还要通过具有造型功能的语言形式，在传递认知信息的同时传递审美信息！载体的转换和信息传递，是翻译活动的本质内容，本雅明之所言，显然，与此毫不相干。因为译文之不同于原文，翻译之不同于其他文学活动，是不言自明的现象，而不是译文和翻译的本质！本雅明本人一定不会接受谢天振这样一种恭维。
谢天振辈对他们自己之所推介，有多少是经过了消化，又有多只是生吞活剥，除了复述和赞美，还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创见？为了行文方便，我称这一类只知紧跟海外而不知也不管在跟什么的学者为“海派”。他们究竟引进了一些什么？在“反思”中，谢天振只是提到：“譬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世界上果真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行之有效，而且自成体系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据说，这种理论“对原文和原作者的‘解构’，却是从理论上肯定了译作和译者的作用和地位，其意义与我国学界一直简单地把译者视作‘媒婆’、(原作的)‘仆人’等观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自有翻译活动以来，译作相对于原作、译者相对于作者的作用和地位，由于客观存在的实际状况，从来都明白而且确定，不曾也不会由于某种理论的出现而改变，但是从谢天振的下文可以理解，由于解构主义“理论上的肯定”，译者，从此，不再是媒婆和仆人，而成了产妇和主人，就可以不理会原作和作者、就无所谓误读误译，就可以大行“创造性叛逆”之道了。
他的断言，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
“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却不区分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的翻译研究，而在“求全”和“翻译学不是职业技能的训练”的掩护下把人们引向“翻译学不研究翻译”的真正误区。
而说到“第二个误区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就公然反对理论联系实际，而声称“以为凡是理论，就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所谓“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全都是“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然而，翻译学原本是一种实用学科，实用主义是这一学科题中应有之义，在一定程度上，翻译学可以说是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交叉性应用学科，实用主义永远不会也不应该成为翻译学的罪名！
&“第三个误区”，据说是
“片面强调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自成体系”，忽视了中外翻译理论的共通性”，却不动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和翻译直接相关的首先是语言文字，而拼音文字翻译的“共同性”是永远跳不过也代替不了，表意汉字影响下形成的，文学翻译独特个性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 等等，印欧语系语言文字之间翻译的共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汉语汉字与非汉语言文字之间的翻译。
旨在促进翻译实践与研究的翻译学“核心刊物”《中国翻译》编者，居然刊发这样一种显然会败坏翻译事业和翻译理论健康发展的文章，已是怪事，编者还给它以头条的位置并以“优秀论文”之类的按语加以推荐，就不能不承认是一起丑闻了。更值得关注的是，不久又刊出了一系列大肆鼓吹、热烈提倡，以考察翻译文本的方法取代旨在改进和提高翻译实践质量，联系翻译实践、服务翻译实践的研究，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谢天振的另一篇文章“论译学观念现代化”(下称《现代化》)。
谢天振在此文摘要中说，“人类翻译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口语翻译阶段、文字翻译阶段和文化翻译阶段，目前我们已经处于文化翻译阶段。鉴于翻译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变化，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译学观念的现代化”。——“口语翻译”，“文字翻译”，全都不难理解，至于什么是和什么不是“文化翻译”却是谢先生和所有海派学者全都未能界说清楚的一个“能指”；而他说“翻译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变化”，很可能也说不清楚自己这句话的“所指”。
但是，从《误区》和《现代化》这两篇并不十分长的文章一字不差地引述了同一位西方学者的同一段话，就可以理解这位海外理论二传手信奉什么、传播什么，并且，发出了什么样的呼嚎！
《误区》，从“正如当代西方学者谢莉·西蒙所指出的：”开始，《现代化》则由“当代西方学者谢莉·西蒙说：”说起，接下去的引文完全相同：“8O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
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
既然‘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还是“一直困扰”着“翻译理论家的问题”，翻译学岂可“不问”？谢天振却把这种主张当作“翻译理论”和现代化的方向介绍给中国翻译界！
他说：“当前西方学界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考察翻译，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
对于翻译成果的某一方面研究也许可以“变为一种文化研究”，对于包括机器翻译在内的“怎样译”的研究也“变为文化研究”了，会产生什么后果，能解决什么问题？
他还说，“对翻译研究来说，这种文化转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当代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层面，而且还对主宰中外翻译界几千年的一些译学观念，诸如“忠于原文”的翻译观，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等等，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从而为国际译学界、也为中国译学界展示出相当广阔的研究前景。”请问，由于“忠于原文的翻译观”受到冲击而得以广阔发展的“译学”影响所及，“外国文学翻译水平”能不“越来越低”！
他还宣扬，“翻译研究不是价值判断，不是用作指导实践。”“现在的研究者，要做的是描述性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是“描述、解释、理解翻译家所做的事，而不是去规定翻译家该怎么做。”
可见，他所说的现代化，就是紧跟西方“学界”，也不弄清楚是什么学界，只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我们就应该紧跟，就应该“迅速跟上”学着说，学着做。人家是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拟定的方法和方向，谢天振却要研究对象和宗旨全都不同的翻译学者，也跟着去描述、去研究‘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而不再过问How
should we translate，what is a correct translation?
如果轻信，就会以为谢天振是在阐释他的引文，但是，只要和引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不是他幼稚到未能读懂他一而再引用的引文，就是心术不正故意歪曲，欺骗中国读者和他的学生。几乎是引文的每一句全都阐释和发挥过了，惟独跳过了
“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谢天振确实是歪曲了西蒙。这位西方学者明明是说“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也就是“增添了一个侧面”、“一个视角”，对于无论是比较文学的还是翻译学的translation
studies，全都无可非议，但是把“一个维度”内可行的方法，夸大成为全面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强加给翻译学，便造出了一种不研究翻译、只作文化考察的谢氏翻译学，一种十足的伪翻译学！
他也说文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当代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层面，”但是，当他在这句话前面加个“不仅”而轻轻带过，就为一个他所强调的“而且”开辟了空间，他的“而且”是“还对主宰中外翻译界几千年的一些译学观念，诸如“忠于原文”的翻译观”“形成冲击”，等等，这就突破了西蒙所说的“维度”，也超出了他自己所说的“层面”，也就歪曲了引文，而是在按照他自己的需要，用文化转向改造翻译学。由于有这一轻轻带过，说明他是明知故犯的歪曲。
他还说他主张建构的“翻译学”是一种“纯理论”翻译学 ——
谢天振和他在文章里提到的仅有的一名大陆学者王东风，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全都在口头上崇拜他们未必真正读懂的德里达，而在理论活动中又全都违背德里达，而且全都不遵守逻辑规则。他们又全都认定了“解构”就是摧毁，就是破坏，而不论处在什么样上下文之中。
但是“任何一个词只有在确定的语境中才有确定的意义，否则，所谓‘解构’，就‘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其实德里达说的也只是任何会说话的人都自然而然应该会有的常识：
他说，“解构”这个词在法语中以前很少使用，人们基本上不知道有这个词。……我现在准备给出确切说明的就是它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它的原始意义或词源学，也就是避开或外在于某种语境策略的词源学。（《德里达中国演讲录》，p231
“像所有词语的价值一样，“解构”这个词的价值只能从它铭刻在可能替代它的一串事物中、从铭刻在一种被惬意地称为“语境”的东西中获得。对我来说，对我一直尝试写的东西来说，“解构”只能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之中才有价值，在那个确定的语境中，它代替并让它自己由以下这类词所确定，这类词如‘文字’(ecriture)、‘印迹’(trace)、‘差延’(differance)‘替代’(supplement)、‘处女膜’(hymen)、‘药’(pharmakon)、‘边缘’
(marge)、‘切片’(entame)、‘附饰’(parergon)等等。……这个名单也是很不充分的。实际上，我应该引述若干句子和句子的连结，在我的一些文本里，它们反过来确定了这些名字。”（
同上，p234 ）
但是，谢天振的“翻译学”，像王东风“解构忠实”的“忠实”，从一开始就偷换概念。王东风的文章说：“本文对忠实的解构便从这‘忠实’的源头说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忠实最初都是一个伦理概念。”
找到“源头”了吧，又立刻对源头的本义加以歪曲，或者用他们的“术语”，施加“暴力”，说：“忠实并不像一般汉语词典上所解释的那样”，这些海派二传手对待本国文化就是霸道，汉语汉字竟不许用“汉语词典”的释义，却要我们相信：“而是一个预设了男／夫／父权暴力的伦理教条，预设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和忠诚
王东风在读过几本德里达著作法文文本的英译文本及其中文转译本的文本之后，便根据他对这些文本的意义的理解说，德里达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但是德里达显然相信文本意义确定，否则，他就不会针对某些人的文本批判，写出自己一本又一本文本立论！他在回答说他的文本难读的问题时说，要理解他，不但要读他的文本，“还应该阅读我在我的文本里阅读的文本”，而有些人“因为认定一个文本应该马上能够理解，而无需阅读我所阅读文本的劳苦，所以很快就失去了灵感。”而且，德里达本人并不也未必同意“解构忠实”，他说，“我只用法语写作，只用那又古老又生机勃勃的法语写作，我力图承担我的一切使用法语人的责任，那就是用积极的、肯定的、改革的、不忠实的忠实方式(像我一贯所谓：凭借忠实的不忠实)
继承。”显然，德里达并不解构忠实，“不忠实的忠实”和“忠实的不忠实”全都是德里达所看重的忠实，是现实生活中所能达到的忠实。
三 & 彼翻译研究，非此翻译研究
谢天振则是从一开始就把翻译学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偷换成了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如果不是故意偷换，那就更糟，就是对二者的区别根本混淆不清；为了论证他主张建构的“纯理论翻译学”可以脱离翻译实践、不必以指导翻译实践为宗旨，也采取类似于王东风的手法，不过不是不承认汉语辞书释义，而是加以曲解，他说，因为“辞海中“理论”词条在“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前面还有这么一段话：“(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这就点出了理论的认识功能”。谢天振这里所说的认识，似乎，是一种为认识而认识的认识，无所为而为的认识，仅供茶余饭后充作谈资的认识。
而且，也像王东风，有时语无伦次。为了举例“证明”理论不必联系和指导实践，先是荒谬地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成是缺乏实践经历的作者所写而具有重大认识功能的“纯理论”文章，为免断章之嫌，相关的一段全文如下：
“这里也许还可举一个译学研究以外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那篇文章在我国译界的某些人看来，恐怕也难逃“空头理论文章”的“恶谥”，因为那篇文章的作者既没有管理过一个企业、乡镇、城市，也没有管理过国家的经历，更遑论有何“业绩”(谢教授，这最后七个字用四个就够了！)。套用到翻译界来的话，也即此人既没有翻译的实践，翻译水平也乏善可陈。但众所周知，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具体阐述如何管理厂矿企业，如何治理城市国家，但正是这篇文章改变了我们对向来深信不疑的“两个凡是”的盲从，从而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理论的认识作用及其巨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全民动员的文化大革命实践，谁能置身事外，十年动乱的水深火热，谁无切肤之痛！文章的作者自然不会例外，但是，他是谁，你谢天振调查过吗，怎么能够为了要“套用到翻译界”一个对翻译一无所知的翻译学教授身上而把他说成是“既没有管理过一个企业、乡镇、城市，也没有管理过国家的经历，更遑论有何“业绩””，应该知道，这篇文章投给《光明日报》以后，还经过了报社编辑和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的改动。
退一步，姑不论作者如何，请问，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却写出一大篇“具体阐述如何管理厂矿企业，如何治理城市国家”的文章来，你会认为及格吗？
谢天振居然敢用一篇真正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对于我国革命与生产实践的拨乱反正起过重大指导性作用的文章，来为他反对“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所谓“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的谬论辩护，真可谓荒唐透顶。尽管他口口声声强调理论的“认识功能”，由于未能养成联系实际结合实践的良好学风，因而竟未能从此文对于“两个凡是”的批判汲取丝毫教益，以克服他自己迷信西方的两个“凡是”。
为了“证明”翻译学不必和翻译实践相联系，讲授翻译学不必懂得翻译，被他作为“论据”提出来的设想，一个比一个荒唐。
第一，“试想：在文学艺术界会不会有哪位作家对着文艺学家宣称“你的文学理论对我的创作完全无用”?会不会有哪位歌唱家去质问音乐理论家：“为什么读完了你的《音乐原理》，我的演唱技巧仍然毫无长进?”
这是一种无知的设想。事实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和贺拉斯的《诗艺》问世以来，还不曾也不可能出现谢天振所谓“不是价值判断，不是用作指导实践”的“纯理论”文艺理论，稍有文学创作体验、稍有文学理论涉猎，稍有文学史常识，就应该知道文艺理论思潮和文艺创作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就应该知道有一篇序言曾经开创了一整个文学时代，也应该知道曾有一些流派的理论把相关的文艺活动引上了衰退没落的绝路。是个作家，就不会认为文学理论对创作无用，甚至，是个文学翻译家，就会懂得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
王东风在“反思‘通顺’”(《中国翻译》，6/2005)一文中惊喜地发现，好像是新发现：“本雅明(Benjamin)在论及“译者的任务”时也说过，文学之所以能成其为文学，并不是因为它说了什么，传达了什么信息，那只是‘非本质的东西’；文学翻译如果只传达了信息，那是‘劣质翻译的标志’(2004：75)。”而这样的话早有一个中国人说过，而且说的更明确、更完整，也更正确，他说，“诗之成其为诗，并不在于它说了些什么，而在于是怎样说的，所以，译诗就不仅要译它说了些什么，更要译出是怎样说的。”此人在华南师大讲学时还当着王东风的面说过这些话，此人姓江。
应该知道，没有一个文论作者可以不懂文学，没有一篇文论不是为了指导或影响文学实践。译论，也一样。谢天振应该知道，主张纯理论，指出误区和方向，全都是有所为的指手画脚，并不是在对着镜子作秀，而是企图影响别人、改造世界。
歌唱家也不会向音乐理论家提出谢天振所设想的那种质问，除非，是疯了。
第二， “更难设想会有人质疑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对我们计算国民经济的总值有什么帮助”！我几乎怀疑说话人神经是否正常。
谢天振像就谈论翻译一样谈论他不懂的数学问题，当然要闹笑话。哥德巴赫猜想是,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陈景润的研究工作，就是设法证明这一猜想。和计算国民经济的总值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面对一个中国的大学教授竟能闹出这种有违常识的笑话，实在是笑不起来。
第三，同样，稍有常识的人，也不至于设想，谁会“质疑科学史学者研究几亿万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对改善我们今天的空气质量有什么实用价值”，是因为“几亿万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和“改善今天的空气质量”本来就毫不相干。但是，翻译学，是今日的翻译学，不是考古翻译学或翻译考古学，研究对象不是宇宙爆炸时期的翻译，和今日的翻译实践并不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毫不相干。
五 &说话不像话，谁读也难懂
谢天振说“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位翻译家的第二句“妙论”。反映一些翻译理论文章写得让人看不懂。但此事似乎也有必要做些分析。有些是属于作者方面的原因，如作者对所谈理论自己也不甚了了，只会生搬硬套理论术语，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可取。”
此言不差，谢天振的文章大体属于此类。首先，对于第一句“妙论”的“反思”就缺乏说服力，除了揭露发此“妙论”者未经翻译学博士、硕士训练之外，还有点什么学术性的议论，或是足以驳倒“妙论”的证据或论据？在《中国翻译》上刊出的谢先生两篇文章倒足以表明，翻译研究所所长未必懂得翻译，而且思路不清，逻辑混乱：
一、说“人类翻译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口语翻译阶段、文字翻译阶段和文化翻译阶段”，既有违事实，也不合逻辑。口语翻译用口语，文字翻译用文字，以方式和媒介区分犹可说也，何谓文化翻译，难道是“以文化”翻译！
二、说“中西翻译界基本上都停留在传统的译学研究范畴之内，也即主要关心的是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标准(如严复的“信达雅”，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等)、……等问题。但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
……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翻译中的等值问题，等效问题，等等。”但是：等效论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其次，“信”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实质上和“等值”、“等效”没有原则区别，全都追求“忠实”：“信”求内容的忠实，泰特勒要求内容忠实，还要求形式和风格以及语言流畅度的忠实，而“等效”和“等值”，则是分别从“值”和“效”的侧面追求和表述“忠实”。如果谢先生有点翻译实践体验，就不至于有此误会。
三，谢天振要“跳出对忠实的考察”、王东风提倡“解构忠实”，但是，不求忠实还有翻译吗。
四，推行“只描述，不判断”的研究，可以是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却不可能是翻译学研究。
谢天振文章之所以难懂，部分的原因正是“作者对所谈理论自己也不甚了了”。
我第一次见到谢天振的名字，是在网上偶然发现，他的《译介学》曾提到“济慈墓志铭中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
句，闻一多、查良铮、李健吾、赵瑞蕻和周珏良全都译为“写在水上”，只有江枫等译之为“用水写成”，说到这里，对于一名比较文学学者描述如上也就可以了。而范东兴先生的“济慈墓志铭靠考索”旁征博引，用大量的论据论证当译“用水写成”，则是一个翻译学学者之所为和所当为。只有解决怎样译、何谓正确之类的问题，才是翻译学之职责所在。现在谢先生一定要把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之“一维”——对翻译文本如何流传、有何影响之类问题的和研究和描述充作翻译学来推销，就不能不误人子弟而贻害国家了。
他说，“但还有些文章，其中的一些术语却是非用不可的，诸如“能指”、“所指”、“延异”、“播撒”、“主体间性”，等等。”正好证明他所推销的不是翻译学。因为，翻译学完全不必使用这些在他看来是非用不可的“术语”，世界上并不存在“非用”这些术语“不可”的翻译学。至于“用了这些术语，不仅更便于讨论相关问题，而且还可以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明了(其前提当然是你首先得懂这些术语)”却很难说必然。
所谓“术语”是指“专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而这些“非用不可”的“术语”中，除了“延异”一词出于德里达杜撰，其余的所谓术语都译自一般通用词语，都不是非用不可，而且由于不同的语境也可以作不同的解读，而译成不同的汉语词。
当他在搬用“能指”“所指”时，就不曾想一想，索绪尔为西方语言和拼音文字所界定的两者关系，对于表意汉字和受到表意汉字规范性影响的汉语是否同样适用？汉语和汉字的日之指日、月之指月，日月并而为明，以及，“太阳”和“日”可以互为“能指”，全都不是任意！事实上全世界的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并不是拼音化，而是：表意化！表意化以后的拼音文字之能指与所指关系已不再任意，譬如，用“莱塞”来指称“激光”就绝非任意！而是描述一种事物的一个词组的缩写。
而所谓“延异”如果附上原文，并不难理解，但是，难道differance在任何语境下都非译“延异”不可？德里达改变difference一个字母而造出兼有延宕和变异之意的新词，对于西方语言有些特殊，却完全符合汉语汉字的复合构词法，而由于语境不同，既可译“异延”、“差延”、“衍变”，也可以译
“变异”、“流变”，甚至“讹传”，等等。谢先生能否用西方语言和汉语汉字词各举一个实例，以阐明或解释一下何谓“延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播撒”遍全球，“延异”数千年，请问谢先生，能不能具体说明，经过“延异”的文本意义和当年孟老夫子说此话的原意有了多大的不同，或者，哪怕是有了多么微小的不同。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也已经流传200年、传播遍全球，我们理解为“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和雪莱写作当时此句原意有了多大的不同，或者，哪怕是有了多么微小的不同？
其实，Differance不译“延异”，甚至不当一个词用，也不是不可以！我偶然翻阅1992年6期《世界文学》，在陆建德“本来无一物，何谓德里达”一文中，我读到这样的句子：“实力不能通达，思想感情不能由语言文字表达，混沌中只有意义无止境的差异与延宕。”这里的差异与延宕，显然，就是Difference，也是这个词的一种译法，这种译法不也很好么？但是，据谢天振说，他主张的翻译学是不过问这样一种问题的。
如果谢天振真懂得语言学和语言学所谓能指和所指，就应该懂得，没有什么学问是非用某些术语不可的，因为在某一术语的位置上，我还可以用该一术语的定义或是能指或是能指的能指
……如果不可以，就不会有Difference，也不可能有科普读物。
谢天振辈的“术语”几乎全部外来，问题的发生，在于有些二传手的中外文水平都很可疑，不能保证忠实，自然倾向于“创造性的叛逆”，于是就能把violence
text译成“文本暴力”，把有关“译本的界说”，译成“翻译的定义”，等等，不一而足（参见：《上海翻译》，2005/3），中国人不说中国话，，不论什么语境，都把
other一律译作“他者”、otherness译作“他性”，中国人怎么读得懂。有点翻译体会的学者都明白，中国译者译不出中国人听得懂的中文，一定是没有读懂原文。此说，也应有例，如：
初读《论文字学》(上海译文版)中译本，还以为德里达存心扮演先知，写出的文字读上去近乎天书，直到我见到英译本，尤其是发现语言学界耳熟能详的“索绪尔论文字”也被译成诸如“外在于它的声音要素的符号”和“以不可还原的言语要素”以及“表意文字可以自由组合：有些表意文字在丧失原有价值后最终只用来表示孤零零的声音”之类的译文，才意识到，其所以会显得神秘，显然是因为译者还没有读懂。(可参看商务版高名凯译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所以搬用外来术语，最好附上原文，但是，如果外文还不过关，有时候，附加外语也会闹笑话，譬如谢天振先生的“误区”摘要竟把“认识作用”译为
epistemological
function变成了“认识论的作用”，谁懂！当然，谁能想得到，连“食人论”都懂的谢天振会不知道稍有哲学常识就该知道的epistemology，稍有翻译实践的锻炼，也不至于错用epistemological而犯下一个低级翻译错误。
而王东风把“反思‘通顺’”的副标题“从诗学的角度再论‘通顺’”中“诗学的”一词译作poetic ，则是错把poetic
“诗的”、“富有诗意的”和“像诗一样的”理解为“诗学的”。那篇文章到处可见的“诗学”、“诗性”之类的词语，实际上却是“文艺学”、“文艺美学”和“文学性”、“艺术性”的雅称。因为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诗学》已经发展成为广阔而丰富得多的语言艺术美学，作者一定要用人们已经陌生的词语，除了把简单的文章写复杂了，而且也容易混淆“诗学”之一词多义，如“文艺学”，如“诗歌理论”，以至于用poetic去译“诗学的”。
谢天振对“评价当下翻译水平越来越低”这一“妙论”的回答，竟然只限于查档案：“是否真的如此”倒可以“姑且不论”，但是，实事求是，还是应该论一下的。
“认识功能”错译epistemological function ，“诗学的角度”错译poetic perspective
，都不是可以“姑且不论”的翻译质量问题，出在翻译研究所所长和翻译学博导身上，都具有指标性意义。
我们还可以用更多的事实证明这第二句“妙论”。其实，最能说明问题还是谢天振的“反思”为了卖弄而谈论“食人论”的一段多余的话，就为我们生动地演示了如何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的本领：
&据说，“另有一些术语，则要求读者对相应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如“食人论”(cannibalism)
猛然一看，读者也会感到突兀：翻译研究怎么与“食人”扯上了关系?其实此术语与公元374年时一个葡萄牙主教被巴西土著人吃掉的事件有关，并且在巴西文化界、学术界这一事件已演变成巴西学者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一种隐喻。用诸翻译，也就是要求译者主动把握原文，“吞食”原文，为我所用。”世界上真有一种不用“食人论”这样的“术语”就不能成立、难以理解的翻译学？但是在“反思”这样一篇短文里用这么多的字句来说明一个到了也没有说明白的“术语”，只是实实在在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复杂而难懂了。“把握原文，“吞食”原文，为我所用”，用什么比喻不行，为什么非要比得这样恐怖，我们哪天不在吞噬食物而使食物为我所用，而非用
“食人论”不可？
再说，“食人论”是术语么？！语言混乱，也是空头理论家文章难懂的一因。
六 &翻译学理论家，必不可不懂翻译
谢天振为了辩护自己的不懂翻译，甚至找来了袁枚。在说了“我国古代文论家袁枚就说过：“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后有所能；世之无所不能者，世之一无所能者也”之后，居然就能够“由此可见”。见到了什么，据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所特长的话，很可能就会在另一方面有所缺失。譬如，有些人抽象思维比较发达，谈起翻译理论来自然就会“头头是道”，而有些人则形象思维比较发达，于是文学翻译水平就比较高”。然而这只是谢先生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主观臆断。
因为，谢先生，“必有所不能”“而后”未必“有所能”，这里的前后项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袁枚此话并不是真理，不能充当论据，不能由此而见到什么，譬如，阁下之不能翻译、不懂翻译，“而后”，谈翻译未必就能头头是道！夸夸其谈不等于头头是道，头头是道必须是道！
但是，由谢天振之“可见”却也可见，不遵守逻辑规则，就不可能“抽象思维发达”，不懂翻译，就不可能“谈起翻译理论来头头是道”。袁枚之“必有所不能”可以上万，但是必不能不知诗文！同理，以翻译学名义领工资上讲台的任何人之“必有所不能”也可以上万，但是必不能不懂翻译！
谢天振谈到斯坦纳，在涉及《圣经》的一段引文中居然译出
“《圣经》里的‘列维传’”，说明，这位翻译研究所所长连翻译工作的基本规则都不懂得，所以，读者就麻烦了，从无论哪一个版本的《圣经》全都无法查找到那个“列维传”。
王东风主张理论家不必理会实践另有一说，博得了谢天振的认同和共鸣，而成了“现代化”一文整段抄录的惟一一个大陆学者的引文：“21世纪的译学研究呼唤翻译理论家”，“虽然从理论上讲，实践与理论之间的互动始终存在，但从根本上讲，实践和理论是不能互相取代的。说白了就是，实践家不是理所当然的理论家，理论家也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实践家，实践家可以成为理论家，但前提是他必须花费与他的实践几乎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理论。反之亦然。”
然而，此言差矣！要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翻译学理论家，翻译实践的经历和体验是不可或缺的。不管听话人怎么理解，我最初说翻译学博士越来越多，翻译质量却越来越低下，是因为考虑到，难得有些年轻人对翻译有兴趣，却由于当翻译学博士容易成翻译家难，而宁愿读博而不选择从事翻译实践。三年，学位就可以到手，如王东风博士，有些人甚至权不撒手、工资照拿，若不发生意外，如某刊副主编，也就可以轻松带上博士帽，但是，三十年，也未必能译出一部博得一声喝彩的好书。
特别是在读到王东风的“解构忠实”之后，这回又领教了谢天振提倡脱离实际的“现代化论”，我不仅要说“这样的博导多了，中国的翻译事业和翻译学就好不了！”而且，我要郑重提请教育部相关部门考虑一下：花纳税人的钱开办研究机构来研究如何“解构翻译忠实”，来从事不考虑翻译实践的所谓翻译学纯理论活动，是否必要！
以及，认真评估一下把从事翻译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交给不懂翻译、缺乏翻译实践锻炼的“纯理论家”或准“纯理论家”来领导的现实风险和深远恶劣影响！同时，也应该衡量一下，把《中国翻译》这样一个翻译学核心刊物办得几乎像是海派“派报”的可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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