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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专家演讲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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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所属栏目：励志成长 & 编者按 & 演讲稿 & 副作用
编者按：2009年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获得了2009年度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主办方邀请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进行演讲。作为论坛的学术媒体支持单位，《当代财经》将部分学者的发言稿作为特稿刊发，与广大读者共享这次盛会的成果。从当前中国信贷问题看货币流量分析的局限性　厉以宁第一个问题，对当前中国信贷量的分析。自从进入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就有一种议论，认为2009年前两个季度的信贷量偏多了，货币流通量偏大了，货币政策应当及时调整并转向从紧。这种分析是从总量角度作出的，其实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经济运行在第一季度已经触底了，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是连续回升的，这是事实。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目前回升的基础还不巩固，主要反映在以下三点。1　经济回升主要依靠投资带动，消费在经济回升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而出口所起的作用更小。我们知道，投资造成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和出口造成的需求才是最终需求。2　在以投资为主带动的经济回升中，主要依靠的是政府投资，并且政府投资到现在还没有起到以此为杠杆启动民间投资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如有些地方政府对民间投资设置障碍进行排斥，这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回升基础不巩固的重要证据。3　以政府投资来说，政府投资的主要去向是基础设施建设。当然，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大量投资，这对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增加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但是，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必须扩大就业，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大量投资并不能增加很多的就业机会。目前要增加中国的就业，必须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扶植和帮助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加快发展服务业；而仅仅依靠政府投资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此，增加就业主要不是靠政府投资，而是靠政府投资杠杆带动民间投资。中国的经济回升基础并不巩固，所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不宜改变。那么究竟怎样看待信贷量偏多这一事实呢?结构分析可能比总量分析更有用。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在银行放出的信贷资金中，有多少真正进入了实体经济领域?又有多少停留在虚拟经济领域?如果本来应当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但却进入了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占信贷资金一定比例的话，那就应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让它们及早转入实体经济领域，否则只会使股市、楼市产生泡沫。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对货币政策总量进行调控，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其次，银行放出的信贷资金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给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小企业?有资料显示，银行资金中有一部分按规定是贷给了中小企业，即2009年贷给中小企业的资金已经完成任务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最近在辽宁和广东做了调查，因为那里的中小企业涵盖面广，即99％以上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有多大呢?三千人以下就是中小企业，甚至可以少到几个人。我们在地方调查时了解到，有一部分资金是贷给了中小企业，但都是中等偏上企业；中等偏下企业很少拿到，小企业根本没有。那么，小企业的流动资金从哪儿来?一是靠互助互帮；二是靠高利贷。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就可以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并没有解决。银行放出的信贷资金中，即使有较大部分进入了实体经济领域，也要进行结构分析。要弄清楚有多少信贷资金进入了产能过剩或者产能即将过剩的行业，又有多少资金进入了短板行业或者急需信贷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如果说短板行业或急需信贷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得不到贷款，而已经产生过剩或者即将过剩的行业得到的信贷资金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紧缩信贷资金是没有用的。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货币政策的转向是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其副作用是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而预期的改变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有时是难以预料的。我们知道，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换言之，经济预期是会改变经济现状的。所以，我们要警惕通货膨胀，但绝不要说通货膨胀就要来了，因为通货膨胀来不来还需观察一段时间。我们心里要有警觉，要注意这个问题，但并不等于就要来了；如果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地说通货膨胀要来了、物价要涨了，那么物价就真的要涨了。货币政策无论是总量调控还是结构性调控，贵在掌握时机、当断即断，不要总是议而不决。议而不决对经济是有害的，它会改变预期，使人们预期紊乱，从而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第二个问题。对当前中国信贷量偏大应该采取的结构性调控措施的分析。根据以上分析，中国的信贷量偏大主要是信贷资金结构不合理问题。应该怎么办?应该采取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我们知道，传统的货币政策都采取总量调控，如存款准备金率变动是总量调控，存款利率、贷款利率调整是总量调控，信贷规模控制更是总量调控。总量调控有用，但局限性大，因此要结构性调控。比如刚才所说的，假定信贷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停留在虚拟经济领域炒资产，产生了泡沫，总量调控就没有用了，必须采取结构性调控。中小企业的贷款同样也应该这样，不是单靠指标，而是要真正解决问题。比如银行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目前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问题的根源是中小银行太少了。如果中小银行多一点，比如说可以成立地方性、区域性、股份制的商业银行，把地下金融引到地面加以引导，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结构性的调整，总量调控是没有用的。前面还说到，若产能过剩的行业继续得到贷款，而急需发展的短板行业难以得到贷款，这就需要专门的结构性调整措施。结构性调整措施需要严格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属于过剩行业就不能继续得到贷款，要把好这个关。这一条是很有效的。第三个问题，对流动性偏大还是偏小问题的分析。流动性大小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如何判断流动性是太大了或太小了，经济学界是有争论的。至于流动性太大或流动性太小，究竟会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1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可以看出，流动性偏大和流动性不足是并存的，而且是迅速转化的。2008年第三季度我们在沿海做了一次调查，当时刚刚提到流动性偏大问题，但很快就变成了流动性不足。怎么会变得那么快?仔细调查发现，因为真正决定现金流够不够的，不是信贷总量问题，也不是货币流通量的问题，而是由货币流通量和货币流动速度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现在货币流动速度变慢了，是因为经济开始紧张，资金链都断裂了。对银行来说，货币投入市场，而真正的市场流动货币又不多，导致货币流动速度变慢。根据流动性资金采取紧缩的做法，不仅没有效，反而是有害的。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待。2　我们必须考虑到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与企业信贷成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是，名义利率是中央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也就是中央银行信贷规模之内的企业贷款所支付的利率。相对于通货膨胀率而言，名义利率是比较低的。哪家企业按照名义利率得到贷款，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这家企业都是合算的。但问题恰恰在于，有多少企业能够在信贷规模内，按照名义利率支付贷款?实际利率是指借贷双方通过协商而议定的贷款利率，也就是市场决定的贷款利率。双方以这种利率进行的借贷，不在银行信贷规模之内，实际利率高出名义利率若干个百分点是常见的。所以，由于企业资金紧张，信贷规模又有限，所以只好接受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增加了借贷成本。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信贷规模扩大了，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企业的借贷成本就会降低；如果信贷规模缩小了，名义利率就会升高，实际利率则升高得更快，这对企业来讲就增加了成本负担。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能只看货币流量的大小，还要看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别有多大，要根据实际利率的情况决定信贷规模的控制。3　对通货膨胀来讲，货币流量分析的作用是有限的。根据凯恩斯理论，要调整总需求的话，当然要看货币流量的分析，以决定是不是要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利率，以及是不是要控制信贷规模等。但这只是对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效果。从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多的通货膨胀，但它们都不是单纯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很可能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上涨，而要素价格的上涨靠紧缩是没有用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发生过滞胀，即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带来了经济的停滞，凯恩斯政策就没有用了。这就出现了其他的各种学说，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对于结构型的通货膨胀，凯恩斯政策也没有用，因为结构型的通货膨胀，是某几种关键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带动其他价格的上升；还有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其问题的根源不在国内，而在国外的输入。所以说，我们在警惕通货膨胀来临时。要分析将来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是什么类型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还是成本推进型的?是结构型的还是输入型的?货币流量分析曾经起过作用，但是一定要看出它的局限性。中国的高投资问题　李　扬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说不能只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要靠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我们在研究上也是统一的。但是我们得了解，高投资在中国是如何形成的，高投资对中国当前以及今后很长时间内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如何从高投资到高消费?就这个问题我谈两点：(1)高投资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2)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力量一直呈上升的态势，很多经济学家对它持批评态度，批评的观点集中在四个方面：(1)它和消费的关系；(2)它和通货膨胀的关系；(3)它和产能过剩的关系；(4)它和经济结构的关系。认识到这样一些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所谓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拉动。经济的实际运行给了答案，并不支持上述观点。尽管理论界一直在批评高投资，几乎每年的宏观调控政策都会把抑制投资作为重点之一，但投资在中国是越来越高。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对于高投资的批评，我们感觉并没有得到非常有力的支持。比如说消费问题，对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老一辈经济学家是非常警惕的，因为在前30年里，大跃进的时候，我们曾经为了增加投资而勒紧裤带。但是如今的情况肯定不是这样，在刺激消费方面。政府采取的措施几乎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消费总是上不去。所以，目前的高投资不是靠牺牲消费而实现的，这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第二，通货膨胀。应当说中国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没有过像样的通货膨胀。本世纪以来，每一次物价上涨后，总有人说中国进入通货膨胀的周期，话音未落，物价水平也应声下落。第三，产能过剩。虽然谈得特别多，但大家没有仔细分辨产能过剩的类型、原因以及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意义。产能过剩至少可以分成三类：一类就是市场经济的正常情况，市场经济就其本来的运行特征而言就是过剩，在相当程度上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作为对比，计划经济就是产能不足，就是供应不足，计划分配。第二种类型是周期性的，随着经济从高涨到衰退，供应状况有变化，经济衰退的时候产能会过剩。第三类才是真过剩。所以，对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分析。第四，经济结构扭曲。这个论证是循环论证，投资占比过高就是经济结构扭曲，用它论证投资增长率高不高，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对于高投资问题，我们需要从别的角度来研究，不止是这样的推演。其中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需求结构，从增长的角度来说，中国的需求结构中，投资究竟发挥多大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7年，中国消费、投资与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中，消费占比是下降的，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它的下降所流出的空间是由出口填充的。投资相对是稳定的，从需求结构来看，所谓高投资应当说是不高的，还要看资本、储蓄以及形成的关系。储蓄不能够被投资有效吸收就必须出口，与中国高投资和高出口并存的是高储蓄的现象。储蓄率高于资本形成率已经有十余年了，用最保守的一种估计，从储蓄率和投资率来看，1991年开始，中国已经是储蓄大于投资，高出口、高储蓄、高增长同时并存。这是由储蓄决定的，储蓄是实体经济现象。救助措施使争论暂告平息。1998年下半年采取措施之前，我们看到的当时最严厉的措施是要控制投资，但是危机使得这个措施暂缓，并且使争论暂告平息。短期内很难依赖消费促进增长，依靠出口更难，所以只能依赖投资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回升。但有些经济学家批评用投资救助经济危机的措施，说得非常严厉，所以对高投资的问题仍然需要研究。探讨中国“三高”，或者说是“五高”的原因，应当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人手。这个发展阶段中有三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而且这三个现象有可能过了这一段就不存在了，一是人口红利；二是工业化；三是城市化。这几个现象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百年难遇的机会，中国现在正在这样的机遇期，所以出现了中国经济之谜。目前，我们从政策层面来看，特别需要做的是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优化投资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指在承认高投资在相当长时间为中国经济发展之必须的前提下，讨论如何使投资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改变经济结构，使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觉得有如下九个问题特别重要：1　投资应当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很多人对于投资的批评是集中在投资只注意GDP而不注意广泛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就业效益。我们觉得，通过增加投资启动经济增长，必须将促进就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上。2008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政府的宏观管理部门已经把就业放在比过去更重要的位置上，但是还没有达到就业优先。2　投资需要进行区域梯度转移。投资不能像过去一样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应当向中部老工业区以及西部地区转移，这种转移已经发生。原先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主要地区的增长率已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区以及一些西部地区都普遍地高于这样的水平，这表明我们的投资自主性已经在进行梯度转移，从政策层面上应当鼓励、引导这种梯度转型。3　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在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特别重要。投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样一个调整已经发生，把国内主要行业的投资增长率和行业平均投资增长率做比较，有一些行业是在衰退的，如制造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采矿业等。有一些行业在兴起，增长最快的就是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等。总之，这样一种投资结构反映出中国还是两个特征同时并存，一是在完成工业化；二是在向后工业化过渡。投资产业和区域结构优化正在发生，月，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比较快；从区域上来说，西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低。这表明中国投资无论是在产业上还是在区域上，已经开始向优化方面发展。4　当我们要用投资促进增长时就发现，金融结构很有问题，中国储蓄率很高，以至于全世界都在攻击中国。正因为高储蓄，我们需要吸收它，才有高投资，是这样的逻辑关系。中国大量的储蓄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存在，银行存款如果用来支持投资，只能形成负债，提高全社会的负债率。这次危机中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叫“提高杠杆率”，这样的资金并不适应支撑这么高的投资，要支撑就要降低标准，降低标准会重蹈次贷之覆辙。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是要发展直接融资，还是要使得资金在银行之外有一个迅速有效的筹集机制。下一步还要发展职业融资。眼睛不能盯着正规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恐怕要多方面考虑，比如说发展PE。以前把PE当做机构看待，PE本身是直接融资，就是资本市场的一部分。PE这两年发展极快，如果说在危机中是现金为王，在投资领域中是股权投资为王。在中国，必须要解决商业银行进入直接投资领域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通过金融创新解决失衡问题。5　投资的主体结构。迄今为止，经济回升主要依赖政府和大型国企固定资产拉动，拉动已经到了有一点过分的程度。对中国经济来说必须是民营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在投资领域必须是民营企业投资为主导。但是，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政府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是33，5％、50.7％和27.2％。我们可以看到，非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国有，而且低于平均水平，反而下降了1.3个百分点，所以问题是很突出的。民间投资难以跟进，直接原因是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但是金融体系的束缚、非竞争性市场准入条件的限制、基础产业和基础部门的国有垄断都是非常重要的体制原因。这些年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些现象应当说是令人担忧的。要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必须让民间资本主导投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民间资本主导投资就是银行的资金主导投资。6　提高投资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如果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须考虑投资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要让投资投下去之后，能够收息，能够生利，还能够还本，否则的话就是不良资产，这也是当前大家对高投资所担心的内容。对于投资在领域中的转移，转到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通常是不能赚钱的，不能赚钱的重要原因，是定价机制、收费机制或者被政府垄断；或者说这个机制是不能够让你赚钱的，没有商业可持续性。所以，我们必须改革这些领域中的定价机制和收费机制，否则大量的投资会飘在上空不落下去。这次危机暴露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危机之前对于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想法是有误的，当时我们已经几乎确立了一个方向，就是把政策银行都变成商业银行或者是用商业原则经营。危机告诉我们，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大量的社会领域投资，可以在商业上不让它有可持续性，但是可以在财力上予以补贴，当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商业性资金和非商业性资金一结合就是政策性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政策性金融也是我们下一步改革很重要的领域。7　放松准入管制。目前市场的准入格局在全社会八十多个行业里允许外资进入有六十几个，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四十一个。也就是说民营资本进入，在中国是最受限制的。在回报率较高的垄断行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中，民营资本基本上是难以涉足的。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前面所说的所有问题都会存在。8　投资应当以促进城市化为导向。30年来，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是“两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两化”同时并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两化”是相互覆盖的。由于相互覆盖，我们没有认真琢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还是城市化带工业化，这次危机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新的思索，也就是中国从总体上来说，工业化快要完成了，但是我们还有这么高的储蓄。应当明确地提出，城市化是带动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投资的重点是基础设施、房地产、第三产业。因此我们必须理顺这几个领域中的制度条件、收费条件、资金运行条件、税收条件等，使得资金能够进得去、出得来，能够顺畅运行。而在这方面，目前我们有相当大的欠缺。9　用投资引领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在这次救市中，中国政府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智慧，也就是推出四万亿救市方案，之后紧接着是十个产业的调整，紧接着十六个科技专项全面启动，不久又推出创业板，从金融上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前不久温总理又提出来五大创新产业，体现出中国政府对于这次危机以及长期发展坚定不移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对这次危机的认识应该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上一轮科技进步潜力已经耗尽，全世界都在寻找新的科技基础，等待着新的科技基础创造新的产业、新的亮点。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了寻找科技基础的目标，投资在这里大有作为。因为任何所谓科技，要想成为经济活动，必须经过一个投资阶段。所以高新科技产业化应当成为今后投资的重点，以这样的重点来落实科技引领可持续发展这一国家战略。以进为退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背景　刘元春对于宏观经济到底何去何从，目前世界各国已经有很多争论。对于中国的政策如何进行选择，则争论得更为激烈。对于中国经济政策到底怎么进行调整，大家存在很多的争论。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种现象，即很多人谈到的一种观点，叫“非阶段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已经是微循环，言下之意，中国已经超越传统周期性调整的模式，完全可以从衰退直接到高涨的阶段。如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已经有接近9％的速度，第四季度同比增长会超过10％，甚至达到11％。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就可以重现年的状态。从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学界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整个世界经济由于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所出现的大缓和趋势，以及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导致很多人抛出一个理论就是超越周期。当这个理论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们永远逃不掉的就是经济周期。在讨论这次危机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又犯了同样的老毛病，即认为中国能够超越危机调整的四个阶段，因而一种乐观的情绪就弥漫开来。特别是第三季度数据出来之后，这里面有几个标志性的数据：第一个就是美国GDP近年环比增速达到3.5％，第二个是黄金价格超越1000美元，第三个是道琼斯指数重返1万点，第四个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保8”没有任何的悬念。因此，这样一种乐观情绪在世界蔓延开来。事实上，回顾任何一次经济危机调整的态势，我们都会发现，如果假设我们所面临的这一次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那么它就逃不过危机调整的几个阶段。因此，从历史上来看，1929年、1933年大危机，罗斯福上台，新政实施之后，1935年经济出现缓和，1936年的经济很好了。经济政策一调整，1937年马上又跌回低谷。很多史学家谈论1929年、1933年大危机时，到底是罗斯福新政挽救了大危机还是二战挽救了大危机，政策调控的持续性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另外，大家所关注的就是1979年、1980年美国的经济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所带来的美国经济衰退，当时也是在1980年，经济出现反弹，大家有乐观的情绪。但是，在经济政策进行微调之后，1981年美国经济又出现第二次探底。第三个例子就是1998年。日本经济也是在1998年之后，曾经出现过一些复苏的迹象。1999年进行大调整，实际上所带来的是后十年的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当然，对于中国来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0年时的调整，导致2001年再次探底。这几次历史证明，如果要承认目前我们面临的世界性危机，那么超越阶段是不可能的，微循环是很表面的一个论调。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种现象，即我们老是把自己与美国进行比较。中美比较是一种学术偏好。比如，有人就谈到美国退出的时点决定中国退出的时点，特别是利率政策。然而，中美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虽然是在全球化时代所发生的，但是，他们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即美国是从金融到实体，中国是从外需到房地产内部的调整，是外部冲击加上内部周期性力量以及政策性力量三重力量叠加所产生的2008年这一次探底。由于逻辑完全不一样，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治理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但事实上，布莱克的宽松政策可以形象地说用“直升飞机来撒钱”，而我们采取的是巨额的信贷政策进行刺激，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后果和后遗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在治理方式退出的时点选择上，它们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在美国的刺激方案里，8000多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中所提出的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新能源、新产业、新技术，而走出危机所提出的口号就是新技术复苏和绿色复苏。因此，现在中国有很多学者大力倡导这种观点，但是，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我们并不深刻。很多学者认为，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是由新产业、新技术带动来走出危机的，这是一个谬论。如果回顾历史，则我们同样会看到，任何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技术革命挽救了它，而是技术革命之后的后遗症的一种反映。1929年和1933年，世界是否发生了一次技术革命呢?没有。而是在1929年、1933年之前，发生了技术性的革命。另外，我们会看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石油危机很严重，但是不是这次危机就带来了能源技术的革命呢?也没有。所以，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总是用自己的一种良好愿望，去引导一种目标的选择，去引导一种政策方式的选择。所以，我们经常会谈到，如上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论坛上也谈到的一种观点，中国加强技术革命和加强新能源建设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要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实施新能源战略、绿色复苏的战略，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陷阱。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中后期，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警觉。对于这些背景材料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中国政策到底应怎么样选择。所以，我们就提出以进为退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这里就不详细地进行阐述了。社会责任：企业外部性问题解决的中国之道　何志毅我讲演的题目是社会责任：企业外部性问题解决的中国之道。有三点：一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与社会的博弈，二是企业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思路，三是中国环境中企业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市场经济推动社会极大的进步，但也引发了非常多的问题，解决这种问题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革命的办法，一是市场的办法。革命的办法以马列主义为首。20世纪苏联建国以后产生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产生15个社会主义国家，占全世界人口和土地面积比例差不多都是三分之一。市场的办法就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改良和改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以及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政治主体的多元化，引发了企业主体地位的变化，表现为企业的社会化发展、企业的自主权和影响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得到不断的强化，企业在与社会的博弈中逐渐处于强势地位。1932年有一本书叫《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里面谈到经济领域中的权力集中类似于中世纪教会宗教权力的集中以及国家政治权利的集中，现代公司的出现导致了经济权力集中，这种经济权力可以与现代国家的权力相提并论。在未来也许能看到，现今以公司为代表的经济组织，不仅可以与国家平起平坐，甚至可能会取代国家，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1932年的观点。我也联想到，司马迁列举中国一系列的大商人以及从事的行业、甚至组织富裕的程度。春秋时代就出现了巨大的商业组织和巨富的商人，企业富可敌省、敌县。2008年沃尔玛总销售收入3511亿美元，大于GDP3380亿美元的阿根廷。2008年中国的中石化销售收入是1.23万亿元，可以排在第九名的四川省1.25万亿元之后；利润最大的企业是中石油，其1144亿元的利润，仅次于1295亿元财政收入的黑龙江，黑龙江排在第16名。民营企业500强总销售收入35512亿元，平均每户70亿元，资产总额2538亿元，每户平均50亿元，纳税是1350亿元，每户平均是2.58亿元。现在的企业富可敌国、富可敌省、富可敌市，在和社会的博弈中具有很强大的地位。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引发哪些外部性问题?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家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学者来看，自由经济和灵活的市场价格机制能解决资源配置和优化问题，只要追求自利个人和企业遵循价格信号的引导，就能使各种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照供求关系进行合理配置，达到优化，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这种优化状态的重要标志是企业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也就是说，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与收益实现内联，不存在所谓的成本外溢或者收益外溢等外部性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企业资源在不断积累，规模和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企业可能不再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相当程度上开始影响支配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社会群体相对企业地位而言不具备谈判力，因此，企业逐渐打破成本与收益内联的理论构图，突破主流经济学家一再强调企业在逐利过程中遵守的社会、经济、法律、秩序要求，由此产生收益归企业、成本归社会所谓负外部性问题。企业产生的外部性问题有：一是商业诚信问题。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如中国的三聚氰胺事件，1958年美国发生毒流感事件，2000年日本血印牛奶的问题，基本上花了两百年的时间，才基本解决。二是劳工问题。这一问题从市场经济诞生起就很严重，后来美国在1936年通过劳工关系法，英国是在1970年通过平等工资法，才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三是贫富悬殊的问题。这一问题有很多的解决办法，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通过社会公益和福利、慈善解决。1889年卡耐基写了《财富福音》这本书，提倡做一些公益的事业，今天的比尔?盖茨和美国巨富的公益行为正是遵循了卡耐基当时提出的理念和方法。第四是环境问题。英国的1848年发生烟雾事件，在一16000人的小镇引发5911个人生病，17个人死亡。后面还有环境、资源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里，解决外部性社会问题的方案主要有三种，一是福利经济学派的法律解决之道，二是产权理论学者的制度解决之道，三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道德解决之道。各有各的解决办法，另外各有各的不足之处。在中国现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一样碰到企业外部性问题，收益归自己，成本归社会，尤其是我们在前30年鼓励经济发展时，国家给了企业很宽松的环境和政策，比如土地、税收、外汇红利、劳动力等输送很多的红利，外部性的问题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而且是很严重。解决外部问题可以参照西方社会解决的办法三管齐下，即以税收为代表的法律制度，以界定产权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的办法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办法。在中国前两个办法固然很重要，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尤为重要。有以下几个观点：第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30年的历史，我们取得了西方国家两百年取得的成就，也积累西方两百年发展中所积累的各种问题。在30年中把两百年来的问题全部堆在一起，所以很难解决。况且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牢固，如果我们过度运用法律的手段和制度的手段，很可能会扼杀中国的经济活力，甚至导致向原来计划经济和公有制道路的回归。第二，中国是有两千五百年儒家传统和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理想的国家。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制度安排，更多体现了一种理想和理念，核心是追求终极的社会公平。如果说中国或者中国人还坚持这种社会主义理想的话，应该在社会各层面更加自觉地追求社会公平，企业家也不例外。第三，企业的自律更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第四，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人才向企业聚集。华尔街精英站在自己行业的立场和自己企业的立场上对付整个社会，尽量放大杠杆率，搞了一套衍生工具，不要说一般人看不懂，很多经济学家也看不懂，监管部门看不懂，经济学家偏一点金融的也看不懂，导致了社会很大的灾难。因此，聚集更多优秀人才的企业必须富有社会责任。第五，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企业从道德层面做的，需要媒体、政府和NGO一起推动。中国外部性的问题为什么解决得这么好，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不能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政府，媒体、NGO都要一起行动，包括商学院在内，中国是有条件做的，不仅仅靠企业自律。最后，中国国际形象的需要。一开国际会议中国就是受批判的对象。尽管他们内心深深受到触动，中国需要良好的国际形象，需要企业家自己努力改善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商学院的教育有缺失，全球都一样，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过分教枝节学科和知识点，不是企业管理的综合解决之道。第二，过多教了工具和技巧，缺乏了伦理道德和责任的教育，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商学院的教育的思考。中国商学院教育首先要加大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教育。责任编校：魏　琳　一　诺　周全林　沐　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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